亥老铁 红卫兵代表上北京

tuffy05

红卫兵代表上北京

刚上初二不到一个月，红卫兵当上了、革命也“闹”起来了。最让人兴奋的是报纸（那时每个班级都有一份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广播以及铺天的油印号外、小报传来了毛主席第三次接见全国红卫兵代表的消息。说不定还有第四次、第五次，也说不定我们学校也派代表去见毛主席！

   天那，那就是要上北京！北京是什么地方？是首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地处南方沿海一带，不要说一个平民百姓，就是当时的县长、县委书记，尽管他们从小参加革命、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从解放到今天又当了十几年的县长、书记也不一定有机会上趟北京，更不要说能见到毛主席了。那是何等的令人向往的地方！

  看官们不要笑，那的确是我们这一代人那个年代心目中的北京、我们心目中的领袖！

   十月初（记不得确实日期了）终于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们学校要选派红卫兵代表上北京！这可是开天辟地以来的大事，全校师生敲锣打鼓，又是庆祝又是表决心地热闹了一翻！

  既然是代表，那就要选。条件很筒单，也极其苛刻，就是平时表现好、阶级觉悟高的红五类子弟。首先从你阿爷的老爸那辈开始已是贫雇农、工人阶级；祖宗五代没人做过坏事、姨妈姑姐不管亲疏不能有人在南洋、香港！
选代表很民主，以排为单位，每人一张纸，各人认为那位同学符合条件的，就写上谁的名字，最多可写五个名字。得票最多几位的送到学校去审查（由谁去审查也不知道）。幸运的是我的名字在上报名单之中！
接下来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等待。

  约么两天后，学校终于贴出了大红喜报，每个学班有3-5人榜上有名，全校共有20多人入选，我是其中幸运的一个。从入选的代表名单中，只有一、二个平时较活跃的学生干部，也很难找到学校自开始“文化大革命”以来写大字报、破旧立新中的的积极分子，全部是平时学习成绩较好、不活跃而又不太出名学生，是一班家庭几代穷得叮当响的贫农骨、或老爸在土改中或土改前就加入共产党、货真价实的红五类。我班有一名同学，他父亲是公社社长，他的入选倒不是因为他爸是社长，而是得益于“苗红根子正”，也得益于当时还没“走资派、党内一小撮”的概念。

回家收拾两件最厚的衣服、藏好母亲给的五元钱就返学校打好背包、带上刚发下来不久的红皮的毛主席语录，就乘船到县里集中了。

  离校那一天，除了全校师生外，公社的干部、工厂的工人、商店的职员、附近生产大队的社员都来了，人们扯着横幅、挥舞着红旗、敲着大锣大鼓，欢送我们这二十多位自盘古开天地以来第一次上京的农家子弟，欢送的队伍足有两里长。

我们的领队是个女的、是县的团委书记。经过简单的培训，每人发了一条红布黑字的代表证、几包饼干，也记不起是乘船还是坐火车到了广州，再转乘16次特快向北开去。

  由于16次特快在广州是始发站，所以一上车每人都有座位，但沿途都有人挤上来，半途上车的都跟我们一样是学生，胸前都别着代表证。还没出湖南，车厢里已再也塞不下一个人了。坐位下躺着人、厕所里也塞着人，不管你挤在那个角落，想挪位只有从人们的头顶上爬了。尽管这样，认识的、不认识的都紧紧地挤在一起，谁也不怨谁。因为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到文化革命的中心北京去取经、到毛主席的身边去、去接受毛主席的捡阅！
不知是因为车厢里大挤还是我们年纪还小，缺少高中生、大学生那种成人的激情，一路北上既无歌声也无人喊口号，只是默默地挤在一起。

好在各个大站都有半小时停车，各站台都有叔叔阿姨提着壶送水，只要你将口盅伸出车外，就有人给你斟满。也可下车去松下筋骨、解决两急后再严严实实地塞回车厢，由于我们先上车的都有座位，停车离开座位上厕所，也不会有人与你争。

   那时，就算你学雷锋给别人让座，除了有病的，别人一般不会坐下，因为在那时在年轻学生心目中，只有自己向老少、残疾、孕妇让座，而不会接受别人向自己让座。所以坐着老是坐着、站着也总是站着，只是原本四人的座位上挤了五六个人。由于不能动弹，坐着和站着一样累，到了北京时，我的双腿胀得紧，肿得老大。

    火车终于到达北京，领队告诉我们这是丰台站。在我的记忆中，到达北京的时的间应该是下午。
下了车集合好队伍，就有一名解放军带着车来接我们，是前后两个车厢、车身是红色那种北京特有的公共汽车。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我，傻呼呼的被招呼上了车。

  农村走出来的学生，在这之前还没到过县城，既没坐过汽车、也没坐过火船、更没坐过火车，初到北京一切是那么陌生而又新鲜。车窗外宽阔的街道行人很少、车也不多，反而经常见到几匹马拉的木头大车在街上跑。
突然，车内骚动起来，一路光只注意路景的我一抬头，先映入眼帘是一排排排列整齐鲜艳的红旗在风中猎猎地飘扬，在宽阔的空间衬托下，给人一种宏伟、庄严而又兴奋的感觉，再一看－－我的天！是天安门！只可惜还来不及细看，天安门就被甩到身后了。

  这是首都北京给我第一印象、也是天安门给我的第一印象；直到那个时刻，我才体会到庄严一词的含义、也才体会到亿万人民向往北京的含义！

  今天再翻开地图，发现丰台车站离我们当年住的玉泉路并不远，而且都在天安门广扬的西面，根本就不用经过天安门。回想起来，那一定是一个组织者的刻意的安排，让外地来的每一位红卫兵代表一进入北京就能见到天安门。

  我们的住处是一片整齐划一的楼房，地板上铺着麦杆、每人一张草席，各人打开带来的背包就可以了。吃的是馒头咸菜小米粥。第二天一早集中开了个会，编排好队伍，下午在一名解放军的指导下开始排练。也不说理由，只叫在两座楼之间的水泥地上一遍遍地练二十几人的横队手挽手地齐步走，一边走一边就着脚步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第二天又练了一个上午，步子是齐了、喊声也齐了，但队列老是走不直。

下午又是重复地练，但还是不见进步，我们的领队正在焦急时，突然来了个通知不用练了，明天毛主席要接见外地到的京红卫兵代表！期待中的消息来得太突然，刚来两天就可见到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日夜想念的伟大领袖，那更是意想不到！

  那是1966年10月18日，一太早吃过馒头小米粥，就上了车，凭感觉车子是向东开，最后在一条公路旁下了车。公路顶多二＋米宽，两边是菜地，地上长着一大片大白菜，有的已被砍下堆在菜地里。公路与菜地之间各有几排参天的白扬树，我们被安排坐在的白扬树下。凭我灵敏的方向感，知道自已是在路的北边。前后共排着十一、二行横队，我在靠中间那一行。整队坐好后，带队的解放军宣布等会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会乘车从这里经过，沿途检阅百万红卫兵代表。并要求车队过来时不准站起来。既没说从那个方向来，又没说毛主席坐的车会开多快。估计那位解放军战士和我们那位第一次上北京的团委书记，也跟我们一样糊涂。

  我们肩挨肩地坐着，左边是望不到头的队伍、右边也是望不到头的队伍。开始，各支队伍都挺热闹，唱了几支歌后，大家就大话不敢一声地坐着伸颈企盼，间中有一辆军用吉普车或摩托车从路上快速驶过，引起人们短暂交头接耳后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己是中午时份，左边远处隐隐传来欢呼声，扭头向东望去，远处原本坐着的队伍已站了起来。欢呼声就从那边传来，而且越来越近，我们知道毛主席要过来了，带我们那位解放军拼命地用手势把我们压在地上不敢起来。当由人演绎的浪潮快扑到我们身边时，终于看到车队，先是十多台坐着解放军的敞蓬吉普车，那应是开路的警卫车。隔开一段距离后又是敞蓬的吉普车，第一台车上站着一个穿着军装、正向我们挥手的老人。“毛主席！”随着一片欢呼声，原先坐着的人哗的一声都站了起来！万岁也忘记喊了，红皮语录也忘记挥动起来了，人们只是一边原地跳着一边喊“毛主席！”三个字。毛主席还没真正看清楚，第二第三辆车就过来了，当我的目光紧紧地追着前面毛主席的车时，其他车辆己从我们面前驶过，车上的人只给我留下了背影。其中一台车上一位双手紧紧抓住前面扶手满头白发的老人，我倒认出那是刘少奇主席。直到车队远远地离去，疯狂的呼喊和蹦跳才慢慢平息下来。

   极度的兴奋使同学们一刻也不能平静下来，三个一群、五个一堆地互询问看清毛主席没有？有的说自己不但看到毛主席，不看到了林彪（那时还没人叫副统帅），有的还有声有色地描述毛主席的样貌、神态，使那些说没看清毛主席的同学羡慕得伸长了脖子直咽口水！直到接我们的车来了，才被带队的解放军叫上车返回住地。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报道说：10月18日毛主席第四次接见来自全国的150万红卫兵代表。从报道中才弄清我们当时所在位置是长安街以东的某个地方。

   我们在北京共住了有半个月时间（大概是火车运力原因），剩下来的时间先到北大、后到清华，然后到中宣部、团中央。有的同学在清华、北大抄下“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挖出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等不少新鲜的词汇，真是满载而归。最令我们吃惊的是在清华大学有几个吊在绳子上的几个大字：“打倒刘少奇！”，每个字用一整张纸写成，刘少奇三个字还用红笔在上面打了个叉叉！
取经活动完了就到卢沟桥、圆明园接受国耻教育，然后到天安门去照相，到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然后是逛颐和园、中山公园、北海、天坛（当时历史博物馆和故宫不开放）。然后是王府井、大栅栏，该去的都去了，可逛的地方都逛了，后来就干脆就自由活动了。最后的一两天我干脆跑去前门前面那条街去看解放军挖街道，那儿的街道被挖出一条又宽又深的大沟，那挖土的机器我可从来没见过，在解放军的操纵下又灵活又利害（后来才知道是修地下铁）。

   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北京最后的一天，我们几个从天安广场一路西行回玉泉路，半路遇到一台解放牌停在路边派发号外，各人要了一张。号外的大标题是《热烈庆祝我国又一颗导弹发射成功！》，好事连连，我们得赶紧回去向同学们报喜。走到中华门前，见拿着枪站岗的两个解放军战±一动也不动、连眼晴都不眨一下，我们几个就起争起来：有的说是真人、有的是假人。争论无结果就停下来看个究竞，直到别人换岗才肯定那两位象雕像般的卫兵是真的解放军战士。有了结果之后我们又往回走，走了一段不长的路，发现被敲锣打鼓的人群阻住去路，我们就钻进人群，想从人丛中穿过回住处。竞被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队伍挤得出不来，两脚不到地地夹在大人中间进了中南海西面那条不宽的胡同，直到了中南海的侧门，才知道他们是来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来了。报喜的人向党中央交了喜报后我的双脚才算着了地。报喜的人还源源不断，来路是走不通了，我们只好七拐八拐地向着西面寻出路，最后从有许多大使馆那条街返回长安街。

  当我们满怀豪情乘着闷罐车回到家乡时，已是11月份了。
注：后来人们将1966年国庆的庆祝活动也算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次数内，把七次接见凑够成八次，把10月18日的检阅式的接见说成是第五次。

转自 凤凰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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