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寒（半床花影）：红卫兵运动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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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运动始末

作者：江寒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序

一、 红卫兵之谜

我国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震惊世界的红卫兵运动，究竟真相如何？对绝大多数世人来说，目前依然是个谜。关于红卫兵运动的描述，目前国内外已经有了不少著作或文章，但是，我认为，这些著作和文章多数与事实真相有一定的差距，相互矛盾和扑朔迷离之处颇多。
中国古时候有个寓言叫《瞎子摸象》，说的是有四个瞎子去摸一头大象，其中一个瞎子刚好摸到了大象的腿，于是说，大象象一根柱子；另一个瞎子刚好摸到了大象的尾巴，于是说，大象象一根绳子；还有一个瞎子摸到了大象的耳朵，于是说，大象象一把扇子；最后一个瞎子摸到了大象的牙齿，于是说，大象象一根大萝卜。目前国内外有关红卫兵运动的文字性论述多数与“瞎子摸象”的情况差不多。
例如，现存的关于红卫兵的回忆文字中，数量最多的是部分知识份子回忆其在文革中如何遭受迫害的文章，在这部分人的记忆中，留存得最多、最刻骨铭心的是这么一种红卫兵形象：臂戴红袖章，手持皮带或各种打人工具，每天凶神恶煞地对他们进行训斥、辱骂乃至殴打；实际上，这部分知识份子中的很多人当时在“牛棚”中受苦，对“牛棚”以外的社会上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一无所知，因此，他们的记忆中只有也只有“暴徒式”红卫兵这么一种形象。又例如，文革中的许多党政干部被“造”了“反”，他们也记得许多来造他们反的人胳膊上都戴着红袖章，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红卫兵＝造反派，因为他们当时都处在被批斗、被隔离的境地，所以，他们并不知道，红卫兵是分不同派别的，除了造反派红卫兵以外，还有“保守派”红卫兵，而且，在红卫兵运动初起时，即1966年8、9、10三个月，“保守派”红卫兵占了绝对优势，当那些造反学生（最初并未形成红卫兵组织）冲击中央各部委和各地方省委、市委时，保守派红卫兵们曾打着“誓死保卫××省委！”（或“××市委”）、“不许狗崽子翻天！”等大标语，为捍卫各级党政组织而战。也许有的人在文革中是一个普通的城市市民，他可能亲眼看到过红卫兵在城市里破四旧、抄家、给人戴高帽子游街，或者亲眼看到过红卫兵在街头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表演文艺节目、张贴大标语，等等，但是，他可能并不知道红卫兵从何而来，又从何而去，在1966年8月份的全国各大城市里，在很多市民眼中，红卫兵仿佛是一夜之间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天将。所以，即使是文革的亲历者，也未必对红卫兵运动有真实的、全面的了解。
目前更多的是并未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们，他们或者是从上述形形色色关于红卫兵的回忆文字中认识红卫兵，或者是从文革时留下来的照片或影视资料中认识红卫兵，而在这些照片或影视资料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毛泽东八次检阅红卫兵时，成百万的红卫兵手举红宝书狂热欢呼的埸面，于是，很多人据此认为，红卫兵是一群具有极度宗教式狂热的青少年，而这种极度宗教式狂热，恰恰可以表明这些青少年愚昧无知，易受某些人的操纵和利用。
以上这些关于红卫兵形象的描述是真实的吗？从具体某个局部来看，都是真实的，这就好比前面故事里讲的四个瞎子，每人摸到的大象的局部以及由此产生的感觉都是真实的，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就是大谬不然了，如果我们说：“大象象一根柱子”、“大象象一把蒲扇”，那肯定是非常荒谬的。现存的很多关于红卫兵运动的论著和文章，往往就是根据作者所得到的某些不全面的资料或所谓亲历者的记述，再加上作者自己的主观推断，然后在此基础上，作出各种似是而非的结论。
现存的绝大多数有关红卫兵的记述文字还有一个缺陷，就是缺乏对红卫兵的行为基础和行为逻辑的分析。很多文章着力强调红卫兵的“暴虐”，也有很多文章强调红卫兵的“狂热”，但是，这种“暴虐”和“狂热”究竟从何而来？红卫兵的种种行为究竟是在何种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的支配下产生的。看了这些文字资料，只能给人这样一种印象：红卫兵的行为是无法理解的，只能用“疯子”这个词语来概括和说明。难怪目前很多年龄较轻的人看了有关文革红卫兵的记述文字后会感慨地说一声：“看不懂”或“不可理解”。似乎在四十多年前的某一段时期，我们国家整整的一代青少年全体都发了疯。实际上，作出相关记述的作者自己，也未必真正了解和理解红卫兵运动。

二、新中国的同龄人

为了更易于了解支配红卫兵在文革中的各种行为的思想基础和行为逻辑，我先对文革开始时的一代青少年作个概要的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10月成立的，而文革开始于1966年的上半年，也就是说，假如有一个孩子正好在1949年10月出生，那末，在文革开始时他（她）的年龄是17周岁不到一点，按照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小学入学年龄普遍为7周岁来推算，这个年龄的孩子在文革开始时大概是上高中一年级或初中三年级。由此可知，文革开始时，我国的中学在校学生（即所谓的“老三届”）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他们都可以被称为新中国的同龄人。至于当时的大专院校在校生，可能要早出生几年，但到他们开始懂事时，也已经生活在新中国了。
在这些新中国的同龄人中，名字叫“建国”、“建华”、“建中”、“成华”、“立华”的特别多，也有不少人的名字叫“抗美”“援朝”、“卫国”，等等；还有一些人的名字叫“南下”、“进沪”、“临杭”之类，能够想见，这些人的父母很可能是当年革命军队里的将领或随军干部，在解放大军南下或者占领上海、杭州等地时刚好生下了他（她）们。这些名字往往表明他（她）们的父母一辈对他（她）们以及对新中国的未来寄托着无限的希望。
那末，这一代与新中国同时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半期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呢？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理解文革中这一代青少年的行为是有帮助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尤其是六十年代前半期，我国的在校学生，除了学习文化知识以外，还普遍受到三个方面的教育：
一是革命英雄主义教育。
与新中国同时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少年，几乎都是听着革命英雄故事长大的。全国刚解放不久，很多经历过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时期的革命英雄都健在。那个时候，各学校的校领导往往可以很方便地约请到某一位英雄来校给学生们讲其亲身经历过的战斗故事，而且，在当时这种做法很时兴，很多机关、团体、厂矿也经常邀请英雄人物去做报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全社会都洋溢着一种崇拜革命英雄的气氛。当时出版的小说、诗歌，上演或上映的戏剧、电影，许多是歌颂革命英雄的，而且很多小说的作者都自己亲身参加过革命战争，小说、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及其行为通常都是有现实中的真人真事为原型的。所以，对那个时代的很多青少年来说，英雄并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就在他们的身边。有不少青少年学生渴望成为英雄，常感叹自己出生太晚，没能赶上革命战争年代，没有了当英雄的机会。因此，当文革出现了可以让这些青少年显示其“英雄主义”的机会时，他们是不肯放过的。
二是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教育。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在党的有关指示下，全国学校加强了对学生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教育。当时的共青团中央多次在全国青少年学生中发起关于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大讨论，讨论的主要题目是：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什么样的青春值得歌颂？等等。由于原来的《少年先锋队队歌》作曲者马思聪出了问题，《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歌已经非正式地成为少先队队歌。作为共产主义人生观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雷锋”运动。雷锋是解放军中的一名普通的因工伤而死亡的战士，与那些在革命战争年代在血与火中走过来的英雄人物相比，他并无什么惊人的事迹。当时之所以要把雷锋放到一个超越以往所有英雄的位置上去宣传，在全国开展规模如此之大、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学雷锋”运动，其目的就是要突出“毫不利已、专门利人”、“把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的雷锋精神，即共产主义精神。因为在1958年中国进行的那次失败的共产主义试验中，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可能是阻碍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最大障碍。因此，即使在文革中，毛泽东仍然将“斗私”放在“批修”的前面，要求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在自己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经常狠斗“私”字一闪念。
三是阶级斗争教育。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党中央在全党和全民中开展了深入持久的“阶级教育”活动，而当时的青少年在校学生是这埸“阶级教育”的重点。当时的全国各城市都举办了阶级斗争教育展览会，每个学校都必须组织学生观看这类展览会。各学校经常组织召开“忆苦会”，邀请旧社会受过苦的老工人、贫下中农给学生讲他们在旧社会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之苦。六十年代上半期涌现了大批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其中，著名的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夺印》、《槐树庄》等，不仅编成话剧、搬上银幕，还被众多地方戏剧所移植。名列八个样板戏之一的京剧《海港》（移植于淮剧《海港的早晨》），也是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当时我国拍摄的电影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种类是“反特影片”，代表作如《羊城暗哨》、《古刹钟声》、《秘密图纸》等。在那个年代，小说、戏剧、电影等文艺作品对青少年思想、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要比现在大得多，而所有描写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主题的文艺作品中出现的阶级敌人形象，都有共同特点：他们隐藏在善良人们的身边，表面看起来道貌岸然或慈眉善目，平时用一些剥削阶级的自私自利的思想观念来拉拢腐蚀干部或青年人，企图以这种方式来达到他们的各种反革命目的。当时某地农村有一位名叫张高谦的少年，是个贫农的儿子，被本地一个蓄意进行阶级报复的地主杀害了，于是，张高谦的事迹被广为报导，绝大多数中学都组织学习张高谦与地主斗争的事迹，张高谦的事迹还被编成话剧和不少地方戏剧上演。当时的所有媒体都在不断地告诫青少年们：阶级敌人就隐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我们必须警钟长鸣，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我国一代青少年，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三、“滥用阶级斗争理论”是文革悲剧的根源

文化大革命是一埸历史悲剧，而造成这埸悲剧的罪魁祸首并不是某一个个人，而是当时我国执政党在思想理论上进入了一个严重误区，这个误区就是“滥用阶级斗争理论”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当时我国阶级斗争形势估计的严重夸大。文革也是一埸失败的革命，因为这埸革命的结果与其发动者的初衷大相径庭，而文革之所以失败，其最主要的原因也在于，“滥用阶级斗争理论”在当时的全党和党的领导人的指导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1． 文革开始前我国是否存在阶级斗争

文革前我国社会是否存在阶级斗争？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首先，当时在巩固新政权与企图复僻旧政权的两大势力之间，仍存在着激烈的较量。国民党政府在撤往台湾时，将大批军、警、宪、特人员转入地下，这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后，为配合国民党反攻大陆的企图，不断地进行破坏、暗杀、窃取情报乃至发动武装暴乱等活动，经过十几年的较量，到六十年上半期，尽管绝大部分国民党特务组织已经被破获，但并不意味着所有残留的敌特份子已经全部肃清。国民党政府撤到台湾后，时时不忘反攻大陆，仅六十年代初趁大陆三年严难经济困难时期，台湾派往大陆的经美国人特殊训练的武装特务即多达47批。在国际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大陆进行全面的军事和经济封锁，美国的第七舰队就在台湾海峡巡弋，与中国处于准战争状态。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公开破裂，社会主义阵营的所谓兄弟国家绝大多数追随苏联，中国不见容于美苏两大阵营，在国际上处于空前孤立地位，新政权的巩固受到严重考验。
其次，建国前后进行的全国农村土地改革，被划为地主或富农成份的人多年乃至多代形成的大量家产一夜之间全部或绝大部分被没收，分配给贫苦农民，本人及其家属更被责令在群众监督下强制劳动改造，这些人能不对新政权恨之入骨？在整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上半期，全国各地农村中，地富份子报复杀人、投毒、破坏生产之类的事件屡屡发生，很多地方发现了地富份子暗藏的“变天账”，详细记载在土改时被贫苦农民分去的田地、房产和其他财产，以备有朝一日国民党政府“光复”大陆时作为反攻倒算的凭据。建国后，虽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采取了“公私合营”的和平方式，大部分资本家虽然是自己敲锣打鼓地把企业献出来的，但他们在内心里真的都是那么心甘情愿？
再次，虽然当时建国时间不长，但干部队伍里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已经开始抬头，引起毛泽东的严重警觉。毛泽东也敏锐地认识到，一些共产党人在登上领导岗位后，有可能不再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而是会设法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某个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从而导致政权性质的改变。尤其是中苏分歧公开化以后，毛泽东从苏联的事例上更加坚定了这一观点。

2．“滥用阶级斗争理论”的表现形式

文革前我国社会仍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这是一回事；但滥用阶级斗争理论，则又是另一回事。后者是一种完全错误并可能产生严重不良社会后果的思维方式。滥用阶级斗争理论，并非文革特有的现象，甚至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如前苏联的斯大林时代发生的对党内进行的大规模清洗等，也是滥用阶级斗争理论的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内，在红军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都曾发生过对党内或革命队伍内的清洗运动；建国后，这类运动发生得更频繁、规模更大，如五十年代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57年的反右斗争、反彭德怀集团的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六十年代前期的社教运动等，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则把滥用阶级斗争理论推到了极致。
滥用阶级斗争理论的表现形式如下：
（1）怀疑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阶级敌人”。毛泽东就曾怀疑自己的身边睡着中国的赫鲁晓夫。文革初期，“怀疑一切”的思潮非常流行，当时有一位位居要职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在接见造反群众代表时称，除了毛主席以外，任何人都可以怀疑和炮轰（这位领导人后来自己在文革中被整死了）。在文革前期，绝大多数有点实权的单位领导人被怀疑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绝大多数稍有点名气的知识份子或工程技术人员被怀疑为“反动学术权威”，绝大多数文艺界人士被怀疑为宣扬封、资、修思想毒素的“黑帮份子”，绝大多数学校的中年以上的教师被怀疑为“牛鬼蛇神”，只是到了文革中后期，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经过严格的审查后，才陆续得到“解放”，而另一些人则在整个文革期间始终没有“解放”。此外，文革初，绝大多数文艺作品被怀疑为“大毒草”，除了八个样板戏以外，几乎所有的文革前的戏剧、电影、小说、诗歌等都被禁止了，直到文革中后期，才陆续有一些文艺作品，如浩然的《艳阳天》等被允许出版，而一些文革前拍的经审查认为是比较好的电影、现代剧，如电影《青松岭》、京剧《六号门》等，则是经过重拍或改编后，才被批准上映、上演。
（2）随意给个人贴“阶级”标签，即试图确定每一个人的阶级属性，凡被确认为属于敌对阶级的人，即被视为“阶级敌人”。而在这样做的时候，标准极其混乱，态度极其草率。确认一个人是否有罪，是否属于新政权的敌人，不是从主观上的是否故意、行为上的是否证据确凿、后果上的是否对社会、国家和他人造成严重危害等方面作全面的考查，而是仅仅根据他（她）的少量言论、行为和所谓历史问题，进行捕风捉影、穿凿附会、扩展引申的所谓分析，通过无限上纲的方式加以罪名。尤其是建国后以言论定罪的做法的盛行，造成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其结果是将大量朋友和自己人，即新政权的顺从者、拥护者，乃至新政权的功臣，都错划成了新政权的“敌人”。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将判定一个人是否右派的权力交给了各单位的基层党组织，因此，一个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很轻易地给一个向其提过意见的人戴上右派帽子；而在文革中，更将判定一个人是否阶级敌人的权力交给了“群众”，致使各种有机会操纵利用群众组织的人执掌了随意入人于罪的权力，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后果。
（3）一旦将一个人判定为“阶级敌人”，即剥夺了他（她）的一切基本的公民权利甚至最起码的人身权利。“阶级敌人”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都可以对这些“阶级敌人”进行任意地殴打、辱骂以及其他侵害行为而不必为之承担法律责任，相反，同情“阶级敌人”不幸遭遇者，倒是有可能被扣上“阶级立埸不稳”的帽子，受到与“阶级敌人”相同的待遇。由此而造成了文革运动中数度出现的较普遍的并且很严重的对所谓“阶级敌人”的人身虐待和人身污辱行为，其中有的人被直接虐杀，有的人因忍受不了虐待和污辱而自杀。实际上，即使是真正的新政权的敌人，只要他（她）已经不再存在对社会、国家和他人的实际危险，也应该给予起码的人道待遇，但在文革中，在“理解群众阶级感情”的名义下，纵容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进行的极不人道的虐待和污辱。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在这儿所说的“滥用阶级斗争理论”，并不是主张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其实，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曾经起过非常重大的正面作用，而且，在对一个社会的各种利益群体斗争的宏观分析中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理论工具，但“滥用阶级斗争理论”就不同了，它是一种把阶级斗争理论简单化、庸俗化的错误思想表现。

3．毛泽东应对“滥用阶级斗争理论”承担首要责任

文革开始前，“滥用阶级斗争理论”实际上已经在中共党内和党外的相当一部分靠近党的群众中（尤其是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对于这一点，作为当时的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应负首要责任。一方面，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开始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存在资本主义复僻的危险性，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后来还被确定为党的基本路线。不管毛泽东当时的这些论述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或出发点，也不管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中存在多少合理的和正确的成份，但实际上对全党进入“滥用阶级斗争理论”思想误区起到了非常重大的推进作用。

4．刘少奇与毛泽东在“滥用阶级斗争理论”问题上的分歧

在“滥用阶级斗争理论”问题上，刘少奇与毛泽东确有分歧，但分歧是否在于刘少奇反对“滥用阶级斗争理论”呢？答曰：否。实际上，刘少奇是一位“滥用阶级斗争理论”的积极份子，在很多情况下，刘少奇往往表现得比毛泽东更激进。例如，在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主持制订的《后十条》与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前十条》相比，在对我国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的基本估计上，后者要比前者更夸大得多。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亲自带队到河北抚宁县卢王宕开展“四清运动”，并总结出“桃园经验”，经当时的中共中央批准，在全国推广，该经验的主要内容是：先搞扎根串连，访贫问苦，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然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搞“四清”；再集中地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对敌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等等，我们不难从中看出，桃园经验实际上是把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当成了敌占区来对待了，从工作队一进村，就将农村基层干部当成了假想敌。在文革初期，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向全国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在学生和青年教师中抓右派，也整了不少学生和青年教师，只是因为工作组在学校的时间短，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总之，在将无辜者整成“阶级敌人”，或者对“阶级敌人”进行残酷斗争时，刘少奇并不手软。
那末，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在哪里呢？分歧在于，毛泽东主张将阶级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他认为，资本主义复僻的危险主要来自党的高层领导者中的“走资派”，而刘少奇则主张将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社会下层的“阶级敌人”，包括“地、富、反、坏、右”、已经被中央定性的“黑帮份子”、农村的“四不清”干部、学校教师中的“牛鬼蛇神”、“右派学生”等。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这一分歧其实在1964年底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上已经出现，而在文革初期至刘失去权力前，这一分歧变得严重了。毛泽东的大字报中指责刘少奇制造“白色恐怖”，就是反对刘少奇的矛头向下。1966年红卫兵运动中的两派对抗，以及两派红卫兵对“造反”的不同理解，分歧就在于，将造反的主要矛头始终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指向社会下层的各种“牛鬼蛇神”，红卫兵运动中的这一分歧，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在“滥用阶级斗争理论”上的分歧是密切相关的。

5．整人者常被整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句话用在滥用阶级斗争理论盛行时代，特别确切。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想打倒他（她），就总能从他（她）的历史和现实言行中找出一些“罪状”来的。即使是美人儿的“冰肌玉肤”，如果拿显微镜去仔细照，也能发现沾着细菌和污物；即使是诗人眼中清泠皎洁的月亮，如果拿高倍望远镜去照，也能发现坑坑洼洼的阴影。文革期间有关中央报刊就曾公开提倡用“毛泽东思想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去分析和发现阶级敌人的蛛丝马迹。一个人一辈子说过无数的话，做过无数的事，哪能连一点点灰尘都找不出来？所以，一旦被盯上，很少有人能幸免。
这就又引出了滥用阶级斗争理论盛行时的另一个现象，就是整人者常被整。因为当一些人在整另一些人时，这些整人的人本身并不干净，也不可能干净，所以，一旦情况有变，别人整起他（她）们来也毫不费力。五七年反右运动时一些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专给别人戴右派帽子，但在文革中，他们又成了挨批斗的走资派；1966年的“红八月”中一些高干子女红卫兵凶残地殴打所谓的“牛鬼蛇神”，而在不久以后，他（她）们的父母成了走资派，他（她）们中的一些人也因对抗中央文革而被抓入狱；一些在运动前期曾积极造反的“老造反派”，在新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因“反三红”的罪名遭到镇压；文革时显赫一时的中央文革，其成员大部分在文革过程中的各次事件中就垮了台，被判了政治死刑，侥幸留下的少数几个，在1976年被作为“四人帮”一灼烩了。如果我们能够把相关的原始文件和资料都找出来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在他（她）们整别人时和别人整他（她）们时，所使用的手法非常相似，甚至他（她）们批判别人时和别人批判他（她）们时所使用的思维逻辑，乃至所使用的词语也非常相似，诸如主观臆断、捕风捉影、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之类也都成为常用的手法。
所以，我赞成对文革作科学的研究，在阐明事实真相的前提下，作实事求是的不带任何偏见的思考，以吸取文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给我们留下的教训和经验。我发现，至少有一些在文革中挨整的人，他（她）们自己在文革中或者文革前（如五七年反右时）也曾经整过别人，正因为如此，在叙述文革经历时，他（她）们总是说一半留一半，不敢把事实真相全部说出来。

第一阶段    文革初起

一、 从批海瑞、三家村黑帮到批校领导、教师

文革最初称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后来才改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埸运动之所以被称为“文化革命”，是因为运动的发起者的初衷是要搞一埸意识形态里的大革命，对新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来一埸大扫除，全面清除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以及一般人的思想领域中残留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观念，以达到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目的。同时，运动的发动者认为，资本主义复僻的危险主要来自共产党内部高层领导人物中的“走资派”，因此，早在文革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就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革中，他继续坚持将此作为运动的重点。
文革运动是从批判各种文艺作品中的“大毒草”开始的。自毛泽东从六十年代初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开始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以后，就不断地有一些影响广泛的文艺作品在报刊上被宣布为“大毒草”，并遭到批判（作者自然也就遭了殃）。这里所谓的“大毒草”，就是指被认为包含有大量“封、资、修”思想的文艺作品，例如，长篇小说《三家巷》、《苦斗》，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
对于文革开始前夕的在校大中学校师生们来说，报刊上三天两头地出现批判某某大毒草的重头文章已经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当然，他们谁也不知道这些文章出台的背景和意图。他们只是知道，很多文艺作品他们以前都看过，而且还看得津津有味，谁也没有看出其中的“反动”之处来，直到将这些作品批判为“大毒草”的文章出来后，才恍然大悟，只能怪自己的觉悟和水平太低，把毒草当成了香花。当一部电影被定为“大毒草”以后，为了推动批判运动，电影院通常要放专埸，各学校都要组织学生集体观看，电影的放映过程中会不断地插入“画外音”，随时对影片中的情节、台词、镜头中的“反动”之处加以批判，看完影片回校后，学校要组织召开批判会，要布置学生人人撰写批判文章，在批判会上发言。对被定为“大毒草”的小说和其他文艺作品的批判活动也大致差不多。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在师生中开展的这类批判活动成为不久将要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战前练兵”，正是在这类批判“大毒草”的活动中，学生们学会了如何写批判文章，如何运用“显微镜和望远镜”去逐字逐句地、吹毛求疵地查找别人作品或言论中的“问题”，再加以穿凿附会的引申和上纲上线，最后给作品和作者判处死刑。学生批判文章中常用的惯用语、套话，大多源自报刊上的那些有背景或来头的重头批判文章，这些惯用语和套话成为以后文革运动中的大字报上的常用语。一部又一部原来受到师生们欢迎的文艺作品都被判定为大毒草的事实，也使学生们体会到了什么叫“阶级斗争的复杂性”，逐步养成了他们以怀疑、审视的眼光去看待人和事的思维习惯。“滥用阶级斗争理论”所特有的思维方式渗透到了大多数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中。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á海瑞罢官ñ》一文。人们后来才知道，这是一篇大有来头的文章，是毛泽东亲自布置的，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讯号。1966年4月，全国报刊又开始大批邓拓的杂文集《燕山夜话》和邓拓、吴晗、廖沫沙合写的《三家村扎记》，来势很猛，邓、吴、廖三人迅速成为全国皆知的“三家村黑帮”，其中，邓拓和吴晗不仅是著名学者，也是政界要人，邓拓当时是北京市委书记，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与此同时，以彭真为首的原“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被撤销，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被改组（当时的一般群众尚不知道《五·一六通知》）。
1966年的上半年，全国各高等、中等学校都接到上级指示：组织学生批判《海瑞罢官》（后来又加上了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扎记》）。当时各学校处于紧张的复习迎考时期，尤其是各中学的高、初中毕业班，更处于升学考试的强大压力下，因此，多数校长内心深处都不情愿让学生牺牲宝贵的复习时间去搞批判，但上级又强调这是严肃的政治任务，校长们不得不敷衍一番，他们往往有意无意地限定参加批判活动的学生的人数和时间，希望走走过埸，摆摆样子；更有些脑袋瓜“聪明”的校领导，试图将“批判”与“学术讨论”结合起来，例如，在批《海瑞罢官》时组织教师和学生讨论“如何看待封建时代的清官?”等问题，这样做，既能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又能增进学生的历史知识和其他方面的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一举两得。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埸“批判”的严重政治背景；他们更不知道，他们那些颇为沾沾自喜的“小聪明”，以后将成为他们在运动初期压制、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罪状（后来在批彭真等搞的《二月提纲》时，也提到彭真等人企图将批《海瑞罢官》引向“学术化讨论”的罪行）。
但是，校领导们限制学生参加运动或将运动引向学术讨论方向的企图落空了，一些学生不顾校领导的软硬兼施的劝说和制止，在校园内贴出了“大字报”。“大字报”这种形式最早出现于五十年代的“整风”和“反右”时期，文革时最早贴出“大字报”的学生是谁？他们怎么想起来贴“大字报”的？这个问题目前无从考证了。可以肯定的是，大字报这种当时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还颇为新鲜的玩艺儿一旦出现在校园，立刻受到群起仿效，很短的时间内，所有学校校园里的大字报都有铺天盖地之势。对此失控局面手足无措的校长们纷纷向上级教育局领导、向各地方省、市委领导紧急请示，但得到的答复大多是对学生们的积极性“不可压制”，要尽可能地“引导”运动走向有序化的方向，同时，也要求“内外有别”、“大字报不得上街”、“注意保密”，等等，其目的是企图防止各学校校园里烧起来的这把火引向社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这些后来都成为校长们、教育局领导们、省市领导们的“罪状”）。
大字报最初的内容仍然是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黑帮”或者某些已被报刊上点名的“黑帮份子”，可是很快地学生们就不满足了，因为批来批去就是哪几个谁也没见过的黑帮份子，以及那一出戏和两本书，肯定会感到厌倦的。于是，不知有谁带头，开始“联系实际”，运用在此前各种批判活动中学到的思想武器，揭批起本学校的“资产阶级白专路线”来了，把矛头开始指向了学校领导乃至部分教师。

二、一埸全国性的打倒校长运动

文革初，已经有内部消息传出，说是毛泽东认为，我国建国后十七年来的教育领域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后来毛泽东的这段话被正式公开：“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既然毛主席都认为教育领域的问题很严重，学生们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本学校的表现，自然也是理直气壮的了。开始的时候大字报的语气还是比较温和的，大多数于给校领导或老师们“提意见”性质，但很快地，随着问题越揭越多，问题的性质越来越“严重”，大字报的语气也就越来越严厉，给校领导和部分老师扣的帽子也就越来越升级了。
这段时期在学生（也包括部分青年教师）大字报上揭出的各学校存在的问题，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方面存在的问题。
例如，一些重点学校的校领导在招生工作中只重考试分数而不重阶级成分，把若干升学考试中成绩优秀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优先招进了学校，自然，相应地就把那些成绩较差的工农子女关在了学校大门外。又例如，大凡当老师的都有个臭毛病，喜欢学习成绩好、举止文明的学生，而不喜欢那些学习成绩差、上课调皮捣蛋、三天两头缺课逃学的学生，所以，在选拔学生会干部或班干部、评三好学生等方面，总是有意无意地偏向前一类学生而排斥后一类学生，还有的老师或校领导公开号召大家向前一类学生学习，而对后一类学生往往经常给予训斥、歧视，个别老师甚至有体罚后一类学生的行为。直到这类事情在文革中被上了大字报，很多老师和校领导才大吃一惊地知道或注意到，原来他们一贯喜欢的那些学生有很多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而他们不喜欢的甚至惩罚过的那些学生，原来有很多是工农家庭出身的。这就被上纲上线到了“阶级感情”的高度，这些校领导和老师们爱什么人？恨什么人？他们要为哪个阶级培养接班人？他们希望哪个阶级的子女学好文化知识以便将来骑在哪个阶级子女的头上？等等。
2．在引导学生走“又红又专”道路还是走“白专道路”方面的问题
例如，大字报揭出大量校领导和老师的言行，证明这些人在教学中只强调学习好而不努力突出政治，树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白专典型”为学生们学习的榜样，在课堂上公开宣扬“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白专思想，以文化学习冲击政治活动，等等。这类问题也被提升到了企图让学生从共产主义接班人变成修正主义接班人的高度。
3．在课堂上宣扬“封、资、修”毒素方面的问题
由于当时学校的中年以上教师基本上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旧知识份子，在讲课时或平时与学生和青年教师的接触中说话不注意，难免说出一些带有封建思想色彩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色彩的言论，这些言论都被大字报揭发了出来。由于个别教师平时说话特别不注意，此类言论特别多，学生们还将大字报所揭露的个别教师的此类言论搜集汇总起来，编辑成“×××反动言论集”，加以公布。也有的教师，如语文课教师或历史课教师，在讲课中称颂了中国古代的某些帝王将相，也被上了大字报，大字报作者曰：皇帝是什么人？皇帝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最大头子！
4．破坏文化大革命方面的问题
即在文革开始批判《海瑞罢官》和《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时，有意限制学生参加批判活动，或有意将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向“学术化讨论”的方向。关于某些党的高级领导人企图将政治批判学术化的问题，当时报纸上已经公开批判了。
5．五七年反右运动中的遗留问题
大字报揭发，某些教师五七年积极参加“神仙会”，发表攻击党的右派言论，但后来，在校领导的多方保护下，才侥幸未被戴上右派帽子。于是，这些被揭发的教师被称为“漏网右派”，而相关校领导也被加上了“包庇右派”的罪责。
6．教师和校领导的“个人历史问题”
文革开始的1966年距1949年全国解放不到17年，因此，除了当时20几岁的青年教师外，35岁以上的教师都属于从旧社会过来的旧知识份子，40岁以上的教师还经历过日本人占领时的年代乃至更早的年代。在那些社会激烈动荡的年代，一方面，一个人要想读书读到大学毕业，其家庭经济条件必然比较富裕，一般的劳动者家庭是不可能供得起一个大学生的；另一方面，由于时局混乱，变幻不定，影响到这些旧知识份子的个人经历也大多数相当复杂，一些人为了谋生而从事过不少职业，迁居过不少地方，而这些复杂经历给他们留下了各种各样的“个人历史问题”。例如，有的人在上学期间参加过“童子军”或“三青团”；有的人当过国民党政府的公务员，并且在当公务员期间为了保住饭碗而集体加入过国民党；有的人在解放前参加过进步学生运动，还加入过共产党的地下党或外围组织，但由于逃难、迁居、家人劝说（当时参加地下党活动是要杀头坐牢的）、党组织被破坏等原因而主动或被动地脱离了组织，主动或被动地停止了参加地下党活动；有的人在解放前当过报刊编辑或记者，而在文革中被学生查出其在解放前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有歌颂“蒋委员长”的语句，或“值此勘乱建国时期”、“共匪”之类字样，等等。
至于文革开始时的各学校的校领导中，有许多在解放前是地下党成员。但由于解放前国统区斗争环境险恶，不少城市的地下党被多次破坏又多次重建，而地下党成员又通常处于秘密的单线联系的状况，这就给不少地下党成员的历史上留下了一些说不清、道不白、无人可以作证的“问题”或“疑点”。由于当时的地下党经常有重要人员被捕牺牲，经常有人叛变，党组织的重要资料经常被遗失或销毁，组织内部人员关系也比较混乱，例如，文革时某重点学校的一位很有名的校长，他自填的履历表上写着他是1949年人党的，还填写了他的入党介绍人的名字，但经学生一调查，他的那位介绍人却是1951年入党的，原来解放军入城后那位校长到党组织进行党员登记时，那位介绍他参加地下党活动的人自己还只是一个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成员。诸如此类的事情不少。
因此，当这类问题一个接一个地被大字报揭露出来时，相关的教师便一个接一个地被扣上了“历史反革命”、“脱党份子”或“逃兵”、“反动文人”、“叛徒嫌疑”、“假党员”等帽子。而当这类被揭发出来的所谓“隐藏在教师队伍里的阶级敌人”越来越多时，人们就越来越感到触目惊心。于是，有人就在大字报上写下了这样的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也有人画出了本校的“百鬼图”。至于教师队伍中何以有这么多的“阶级敌人”，原因被归结为是学校领导“长期招降纳叛”的结果，如果学校领导者本人也有历史的或现实的“问题”，那就结论呼之欲出：该校领导是个混进党内的阶级敌人，长期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企图在学校实行资产阶级统治。
上面所说的那些所谓“问题”，在文革前的各大、中学校里是普遍存在的，几乎没有那个学校在这些“问题”上是干净的、无懈可击的，因此，当批判的矛头指向揭批本校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当每个学校的几百名、几千名学生和部分教师被动员起来，人人都搜索枯肠地、绞尽脑汁地来回忆、调查和揭发学校领导和部分教师的上述问题时，每个学校领导的“罪行”都几乎会罄竹难书，没有一个学校的领导人是可以全身而退的。运动发展到这一步，几乎每个学校都发出了打倒校领导的呼声，演变成了一埸全国性的打倒校长运动。

3．校领导等着抓右派

当学生和部分青年教师把大字报批判的矛头越来越多地指向各大、中学校校领导的时候，当时的校领导们都作何反应呢？许多校领导经验主义地认为：这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重演。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斗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尤其是在党员和已经参加“革命队伍”的人的心目中，把党组织看得非常神圣，不管是什么事情，只要说一声“这是组织的决定”，都会无条件地去执行，甚至为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乃至生命。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党组织就等于党，反对党组织就是反党。1957年的反右运动，更加强化了这一观念，因为在那埸运动里，许多人就是因为给本单位党组织或党组织的负责人提意见而被扣上了“反党”的帽子。
文革初的很多校领导（以及后来的很多党政领导干部）怎么也想不通的是，在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怎么可以容忍那些人肆无忌惮地攻击党的一级基层组织（党委、党总支、党支部），这不是想翻天吗？所以他们坚信，他们所在的党委、党总支、党支部不可能被打倒，要不了多久，那些给校领导、校党组织写大字报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将被定性为右派份子，他们等这一天的来临。
和校领导一样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在文革初起时把这埸运动看作是1957年反右运动重演的，还有许多年纪稍大的教师。1957年至1966年相距不到9年，很多教师对前一次运动记忆犹新。有的教师自认为已经接受了1957年反右运动的深刻教训，下决心在1966年的文革运动中，不管发生何种情况，都坚决站在学校党组织这一边；有的教师甚至还希望自己在新的反右运动中立功，争取能够火线入党之类；也有的教师出于好心，多次跑到学生和青年教师那里，苦口婆心地劝告：你们太年轻了，你们太不懂得厉害了，你们这样做是要吃大亏的。
根据运动后来的大字报揭发，当时某中学的一位教导主任，在看学生大字报时，一边看一边口中不停地念叨：右派，右派，都是右派！同样根据后来的大字报揭发，某些学校的校领导已经悄悄地召集“左派”开会，布置了搜集学生和青年教师“右派言行”的任务，于是，有人借故混到学生和青年教师群中偷听谈话，有人半夜里打着手电筒偷偷抄录学生大字报，等等。
实际上，运动到了这一步，已经开始有了你死我活的味道。如果运动按照校领导们的意愿发展，势必成为1957年反右运动重演，那就有大量的学生和青年教师要遭殃，而且，很可能这一次抓右派的规模和人数要比1957年那次大得多；如果运动朝着部分学生和青年教师认为的方向发展，那就意味着大多数学校的校领导被打倒。在中国社会漫长的历史中，师生关系历来是被视为情同父子关系的，而文革一开始，就使他们站到了这样一个悲剧性的对立位置。

4．北大的一张大字报震动全国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这张大字报，并发表社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中央电台和人民日报的这一举措直接出于毛泽东的指示，在全国产生了强大的震憾力。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点名批判了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京大学党委的三位主要负责人：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彭佩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该大字报列举的三位领导人的“问题”有：（1）认为文革运动“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作的细致”；（2）声称“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领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3）在开展运动的方式上，认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4）“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针对上述“问题”，大字报的作者认为，“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原文详见水陆洲先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连载九）
文革后，有一些资料认为，当初聂元梓等人写这张大字报是有重大背景的，是在中央的某些要人的事先策划、指使下写的，关于这一点，聂元梓本人坚决否认，被指认参与其事的曹轶欧也予以否认，因此，在没有更直接的证据的情况下，我倾向于相信聂元梓和曹轶欧的话。而且，我认为，这张大字报是否出于事先周密策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向全国播发的，只要确认这一点就足够了。因为向全国播发这件事的意义要比这张大字报本身的意义更重大得多。
毛泽东为什么要向全国播发这张大字报？我的看法是，因为这张大字报解决了毛泽东当时心中的一个难题。早在文革前，毛泽东就已经形成了“资本主义复僻的危险主要来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观点，因此，在社教运动中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里就已经提出将运动的重点放在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在文革开始时制定的《五·一六通知》中也已明确了这一意思。但是，怎样来清洗这些走资派呢？这是一个大难题。在通常情况下，最高执政者的各种意图只能通过各级党政系统层层下达，方能得到贯彻执行，而贯彻执行后的信息反馈，也只能通过各级党政系统层层上传，才能到达最高执政者那里。而这些正常的程序，对于清洗“走资派”这件事来说，是完全无效的，因为走资派既然是“当权派”，那就意味着其把持着某一级别、或某一领域、或某一地区、或某一单位的领导大权，清洗“走资派”的意图肯定是不能通过这些“走资派”自己来层层下达和贯彻执行的。而且，毛泽东想得可能更深、更广，即他不仅想要清除大大小小的“走资派”，还想要铲除产生这些“新生资产阶级份子”的土壤。因此，他决定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自下而上地充分发动群众，对各级党政官员来一次全面的鉴别和清查。但是，毛泽东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作为最高执政者，他的行动极不自由，他几乎无法越过各级党政干部而直接与群众接触，唯一能够不经过各级党政班子而将他的意图直接传达到群众中去的就是中央直属的报刊和广播电台之类的媒体，因此，这些媒体在文革中始终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除了最高执政者的政治意图能够直达广大群众的有效途径问题外，还有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动员广大群众起来参加对各级党政干部的鉴别和清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恰好就符合了这一需要，因为这是一张将斗争矛头直指一级党政领导班子负责人的大字报，通过支持这张大字报，即可传达相关的意图和信息。
当然，毛泽东不可能认为各级党政干部统统都是坏人，他心目中的走资派始终只能是“一小撮”，到文革运动的中后期时，他就一再向造反派强调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但在运动刚开始时，首先要解决如何发动群众、如何让群众敢于起来批判党政领导干部这个问题，就不能给群众加框框了。所以，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一播发，全国大多数大、中学校的校领导都立即遭到了炮轰。
对于在文革初期给校领导贴大字报的学生和青年教师来说，聂元梓等的大字报的播发，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们：反对校党委或校党支部的负责人不等于反党。如果在此以前这些学生和青年教师们尚有点不自信、犹豫、惴惴不安的话，现在则完全相信自己在前一阶段的所作所为是对的，从而更加无顾忌地投入对本校领导的揭批斗争中去。而且，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中所批判的北大校领导在文革初期的那些所谓“罪状”，很有普遍性，当时大多数大、中学校的校领导在运动初期都有过类似言行，学生们完全可以将这张大字报上所批判的北大校领导的“罪状”与本校领导的类似言行加以对照，用这张大字报上同样的批判语言和罪名来加诸于本校领导。
对于各学校的校领导们来说，则处于完全的手足无措之中。反对党组织就等于反党，这是他们多年来养成的信念，也是使他们确信运动的最后将以他们的胜利而结束的精神支柱，当这一条被否定后，他们的思想防线就基本处于瓦解状态。所以，在6月1日以后，面对学生和青年教师的又一轮更猛烈的大字报浪潮，他们基本上已无还手之力，各学校的领导班子开始出现瘫痪现象。
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生开始到上级主管部门、市委、省委等反映学校情况，将汇编整理的本校领导的“罪行”材料送呈上级主管部门、市委、省委，强烈要求派工作组到本校来查处本校领导者的“严重问题”。

5．清华附中出了个“红卫兵”

文革初起时，学生和教师们写大字报都是签署真实姓名的，但很快地开始流行起签“笔名”来了，这些“笔名”的含义都是很革命的，如“红旗”、“卫东”、“红心向党”、“千钧棒”、“愚公”，等等。渐渐又地出现了一种“集体笔名”，即几个观点立埸相同的人共用同一个笔名，即当这几个人或单独、或合作发表大字报的时候，都签署同一个笔名，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签署这个笔名的大字报显得很多，给人以实力很强的印象，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容易出名。当然，数人使用同一个笔名的前提是观点立埸相同，并且会经常在一起进行讨论和沟通，但这样的数人往往只是一个松散的个人之间的联盟，不具备最起码的组织形态。我在这里所说的“不具备最起码的组织形态”是指：没有明确的负责人、没有起码的内部制度和组织纪律、加入或退出时不需要履行起码的组织手续。
    “红卫兵”这三个字，最初就是清华附中的高中学生卜大华、骆小海、王铭、张承志等七、八个学生共用的一个集体笔名。据有关资料，这几位学生在1965年9月就曾因高中各班改选班委会时“不贯彻阶级路线”而贴过小字报；在文革初起时，卜大华等人因指责校方不积极引导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和讨论，与校团委书记和校领导发生过冲突，曾一度搞得气氛很紧张。1966年5月29日，这几位学生在圆明园旧址聚会，一致同意在再写大字报或小字报时均以“红卫兵”为签名。6月2日，贴出了以“红卫兵”名义发表的首张大字报。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首张红卫兵大字报的内容空洞无物，除了空喊一顿口号以外，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但也许是当时校园里的那种热烈的气氛所致，也许是“红卫兵”这个名字相当有吸引力，这张大字报吸引了不少读者，也有很多人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表示支持，在这些签名中，还不乏“××中学红卫兵”的字样，但这类签名只能看作是签名者对“红卫兵”这个名称很感兴趣，所以在自己的名字前也冠以“红卫兵”字样，并不能作为当时不少学校也已成立红卫兵组织的证据。

在文革的初起阶段，在全国（农村和少数僻远地区除外）的大多数大专院校和中学里，形成了校领导（包括站在拥护校领导立埸的师生）与反校领导的学生（包括部分青年教师）之间的对抗。
在这一时期末尾出现的“红卫兵”，起初仅仅是北京清华附中几位学生写大字报时所用的一个“集体笔名”，而这几位学生，当时是站在反校领导立埸的。
当时站在反校领导立埸的都是些什么样的学生呢？目前无从考证。但根据我的分析，至少有两类学生不会反校领导，一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即后来所说的“黑五类子女”），在那个大讲特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作为“黑五类子女”，他们自然处处谨言慎行，既不敢更不允许他们去反对当时被视为神圣的学校党委（党支部）；二是那些一心一意死读书、做学问而不关心政治的学生，他们被视为“资产阶级白专路线”的产物，被反校领导的学生当作批判的靶子，自然也不会站到校领导的对立面。那末，反校领导的学生是否都是些不肯好好读书的呢？也不一定。尤其是反校领导学生中的一些骨干分子，很可能也是些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从他们的文章中显示出来的才华至今令我惊叹不已（清华附中的那几位最早的红卫兵中，后来有人成为著名作家），这些学生的特点是：非常关心政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敢于为理想献身的精神，但是，由于从六十年代起，我国所有的学校都把“阶级教育”列为重要的教育任务、教育内容，加上所有报刊媒体的持续宣传，这些学生都已经习惯于“滥用阶级斗争理论”所特有的那种思维方式了。

第二阶段  工作组时期

1．工作组跑步进校

当全国各城市的大、中学校的校党组织及其负责人普遍受到学生大字报的猛烈抨击、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工作秩序大乱时，这些情况自然纷纷被反映到各地的市委、省委以及各中央主管部委处，再进一步被反映到当时处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那里。这些中央和地方的党政领导人普遍表现得十分焦虑、紧张、不安，大多主张尽快向各学校派遣工作组，以控制局面，掌握运动的主动权。
派遣工作组本是文革前处理基层单位领导班子问题时的一种常用方法。当某个基层单位党政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出了严重问题，被认为不宜再担任该基层单位领导工作或被认为需要对其进行调查处理时，该基层单位的上级党组织往往会派出工作组，一方面，暂时接管该基层单位的领导工作；另一方面，对原领导班子成员的问题进行调查，向上级党组织提出处理意见。据笔者了解到的情况，实际上，在文革初期向各学校派出工作组以前，已经有不少学校的反校领导的学生上访教育主管部门、市委、省委或中央部委，提交他们所汇编整理的本学校校领导的“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问题”材料，强烈要求上级党组织派工作组来本校，对本校领导所犯“问题”进行调查处理。
对于当时全国学校中出现的混乱局面，毛泽东是处之坦然的，他认为，“乱就乱它一阵子”，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对于刘少奇等人提出的派遣工作组的急切要求，毛泽东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但是，当后来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派遣工作组的决议并电告毛泽东后，毛泽东还是答复同意了。据此，许多文革史研究者为刘少奇抱屈，指责毛泽东耍阴谋，他们说：派工作组明明是经毛泽东同意的嘛，为什么要归罪于刘少奇？但是，这些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点：派不派工作组其实只是个方法问题，关键在于派工作组到各学校去，究竟是想干什么？达到什么目的？
从社教运动到文革前期，毛泽东的思路实际上已经明晰：最危险的敌人在上面，因此需要放手发动群众，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来清洗党内的“走资派”，当时的情况下，群众（学生）的积极性刚刚起来，远未达到毛泽东希望的程度（即能够解决党内“走资派”的程度），岂可轻易将学生们的积极性打下去？刘少奇则认为阶级敌人主要在下面，坚持通过工作组的形式来实现党组织对运动的领导，当发现有人敢于向工作组以及站在工作组背后的上级党组织挑战，并且这把火有可能烧出校园，烧向各级党政系统时，他认为，这些敢于向党组织挑战的人就是阶级敌人，必须进行无情的打击或镇压。如果说，文革前期存在着所谓“两条路线”的分歧的话，这一分歧即在于此。
所以，即使派遣工作组一事当时确曾得到过毛泽东批准，毛泽东也绝不会同意让工作组到各学校去“灭火”，去抓“右派学生”的，而这些恰恰是刘少奇派工作组的目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派遣工作组是刘少奇在文革中的一项极为重大的失策，也许是他这一辈子的最大失策。
从6月3日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起，至6月底，除极少数以外，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都向各大学和中学派遣了工作组（少数未派工作组的学校则派遣了驻校联络员）。
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通知：全国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以便学生们集中精力参加文化大革命。这一通知精神与工作组“灭火”的使命是相悖的，因为这一通知等于向全国昭告中央绝没有在短时间内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思。如果说，这个通知下发以前，各学校的校园里还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学生躲在某个“阴暗角落”里偷偷复习功课的话，那末，通知下发以后，学生们就对参加高考彻底死心（不仅是高考，所有大学和中学的期末考试统统取消了），全副身心都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来了，而工作组离完成“灭火”任务的使命也就更加遥远了。

2．工作组进校起初被视为反校领导学生的胜利

起初，反校领导的学生们对工作组进校是热烈欢迎的。首先，按照传统惯例，工作组一进学校，便宣布接管学校的党政大权，而原先的校领导事实上就处在了“靠边站”、接受审查的地位，这不能不被视为反校领导的学生们的重大胜利。其次，在中央和地方党政组织向各学校派出工作组的同时，也对少数在前一阶段的“揭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中被证明是“罪行”严重，且“民愤”很大的某些校领导作出了组织处理决定，其中，著名的有原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匡亚明等，被停职反省或撤销一切职务，北京和地方各省、市，都有一些大、中学校的校领导被上级正式下达文件停职或撤职，而这些组织处理决定通常是由进校后的工作组宣布的，这对反校领导的学生们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精神鼓舞。因此，工作组进校后，在全国校园中普遍又掀起一轮新的批判校领导的高潮。
据了解，文革中最早的对学校领导和部分老师进行开大会批斗或戴高帽子游街（当时只限在校园内）的事件发生在工作组进学校之后，这是文革中最早出现的暴力和人身污辱行为。这些行为绝大多数属于少数激进学生的自发行为，主要责任不在工作组。文革期间的工作组一般倾向于恢复和维持学校正常秩序，其中，如6月18日发生于北京大学的对校领导的批斗和游街，北大工作组采取了制止并向立即上级报告的做法；但也有资料说，6月23日发生于师大女附中的对包括卞仲耘（文革中第一个活活被打死的老师）在内的校领导的批斗活动中，工作组则至少是采取了纵容的态度，

3．工作组的矛盾处境

工作组一进校就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十分矛盾尴尬的境地中。这种矛盾处境的根源来自派出工作组的中央各部委和各地方省委（含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以下相同，不另行说明）、市委领导人，归根结蒂来自于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等人。
矛盾首先表现在他们在任何公开的埸合都必须表明自己是热烈地、无条件地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是支持革命师生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但实际上他们的真实使命是来“灭火”的。在决定派出工作组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说：“哪里出了事，就往哪里派工作组，要象消防队员救火那样快。”
当时的各级党政领导人以及受命于各级党政领导人的工作组成员，绝大多数都对这埸运动心中无数，不知道发动这埸运动的意图和运动发展的方向，不知道这埸运动到底该怎么搞，甚至对这埸运动本能地有一种恐慌（当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中提出“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个概念时，这些搞党政工作的人不可能一个个都麻木到无动于衷）。后来在7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大会上，刘少奇就派工作组问题作检讨时，说了句大实话：“怎么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所以，刘少奇等赋予工作组“灭火”的使命是容易理解的。即使不能将全国校园里燃起的这把烧向党政组织的大火灭掉，也至少应将其限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在决定派出工作组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还对运动作出了“八项指示”：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开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上街示威游行；不要串连；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要打人和侮辱人；防止敌人破坏等，但偏偏这些“指示”只是上级口头传达下来，没有任何白纸黑字的文件。
更重要的矛盾表现在对谁是阶级敌人的认定上，究竟是绝大多数校领导，还是那些反校领导的学生和青年教师？从工作组进校后的种种表现上来看，很显然，工作组以及站在工作组背后的各级党政组织领导人选择了后者。6月2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共中南局、西北局的“文革”报告时批示：“当牛鬼蛇神出笼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批示要求，“对大中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对于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
前述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派出的全国第一个工作组是6月3日进驻北京大学的，清华大学工作组的进校时间是6月9日，北京地质学院工作组的进校时间是6月15日，外省市的工作组进校时间应该比北京更晚一点。但是，6月23日，中共中南局、西北局关于抓学生中“牛鬼蛇神”的请示报告就已经送到了刘少奇的办公桌上，刘少奇也当即作出了批示，与工作组进校时间的间隔之短，甚至短到舍不得给“牛鬼蛇神”们哪怕多一点“表演”的时间和机会。仅从这一点就可以说明，在决定派出工作组时，各级党政领导人实际上就已经确定了基本立埸：工作组不是去帮助学生们整校领导的，而主要地是去对付反校领导的学生的。其实这很好理解，没有一个党政负责人希望在自己领导的范围内绝大多数学校的校领导都是坏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这个党政负责人将置于何地？同样，也没有一个党政负责人不企图极力维护党政组织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反对党组织就是反党”这是当时很多党组织成员以及围绕在党组织周围的群众积极份子的共识。
接着也就容易理解工作组进校后的一些反常现象（至少在当时的反校领导的学生中被认为是反常的）：这些上级党组织派来的人，一方面口口声声支持师生参加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却对学校里的揭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各种活动丝毫不感兴趣，多方给学生设置禁令，把运动引向冷冷清清，道理很简单，一揭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势必要联系本校实际，一联系本校实际，就势必会增添校领导们的“罪状”和助长反校领导学生们的气焰；工作组一方面责令原学校的主要负责人检查自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一方面又背地里与原校领导“勾勾搭搭”（学生大字报语），而一些原校领导也从原来的垂头丧气而变得神气起来，对反校领导的学生摆出一副等待“秋后算账”的架势。渐渐地，学生们发现情况越来越不对，工作组开始在师生中“摸底”，对师生进行“左、中、右”排队分类，秘密召集所谓“左派”学生开会，或指派“左派”学生悄悄搜集其他师生的言行材料，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学生们的怀疑和不安。终于在部分学校引发了一埸“驱逐工作组”运动。
文革期间的工作组的形象很丑陋。据后来学生的大字报揭露，不少工作组负责人表里不一，口是心非，甚至有的工作组成员行动鬼鬼祟祟，其实工作组成员的这些表现是由于其“公开说的事不是要做的，要做的事不能公开说”这个矛盾处境所致，与他们的个人品质无关。

4．部分学校发生的反工作组运动

工作组进校后，由于其表面宣称的支持文化大革命与来自上级党政领导的真实使命“灭火”不一致而处于矛盾的境地，不久即引起一些反校领导的学生的不满和怀疑。部分学生不满工作组口头传达而无白纸黑字文件的“八项指示”（包括北大在内的北京部分学校的工作组借口贯彻“八项指示”，还封闭了校门，禁止非本校人员出入），认为这是限制了师生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有人甚至援引宪法，认为学生应该享有言论和成立学生组织的自由，即使上街游行也是合法的。部分学生通过一些反常现象，怀疑工作组与原校领导“穿一条裤子”，怀疑工作组不是来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而是来破坏或压制文化大革命的，
最早喊出“工作组滚出去”的口号的据说是北京邮电学院的学生，时间是6月8日，离该校工作组进驻时间仅相隔4天。接着，其他许多学校也都出现了怀疑或者直接指责工作组的大字报，其中著名的有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于6月16日贴出的大字报《工作组往哪里去？》、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谭厚兰等人于6月20日贴出的大字报《孙有渔把运动引向何方？》、北京师大附中学生陈永康、何芳芳于6月20日贴出的大字报《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等，与此同时，一些学校的学生还刷出了大标语，如“革命不需要保姆！”、“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等。
但是，这些反工作组的学生们并不知道，工作组以及站在工作组背后的上级党政领导人早就张网以待，就等着“右派”学生们自已跳出来了。

5．工作组整“右派教师”和“右派学生”

从1966年的6月上旬起到7月中旬止，从北京到地方各城市的大、中学校中，出现了大量被工作组及派出工作组的上级党委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事件。按照习惯，这些事件通常依据其发生的日期而被命名为“六·×事件”或“七·×事件”。每当一个学校“抓出”这类“反革命事件”时，工作组就会动员全校师生将文革运动的重心转移到对“反革命事件”所牵涉到的教师和学生进行批判、斗争的方向来，所以，随着北京和全国各城市有越来越多的学校被抓出这类“反革命事件”，整个大、中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便转了方向，演变成了一埸工作组全面整“反革命”师生或“右派”师生的运动。
从时间分布上看，这类“反革命事件”出现密度最大的是6月下旬到7月中旬，其原因，一方面，各地工作组进校时间有先后，早则在6月上旬，迟则到6月下旬，从工作组进校到抓出“反革命事件”，总得有个间隔时间，而且，前述刘少奇对中共中南局、西北局请示报告上的关于在大、中学生中揪牛鬼蛇神的批示是在6月23日作出的，这一批示精神的传达，直接放开了工作组整“右派师生”的手脚。这一全国性的工作组整“右派”师生的运动延续到7月中旬便突然终止了，原因很简单，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断然制止了这一整“右派”师生行为的继续漫延和扩大。
从这些“反革命事件”的起因或内容上来看，通常只是因为某个学生贴了一张或几张批评或怀疑工作组的大字报，或者因为某些学生和青年教师搞了一次集会，或者因为某些教师或干部给上级领导写了一封反映情况的信，等等。
这一时期被工作组及其上级党委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事件非常多，普遍发生于全国各地大、中学校，这里只能列举几件：
全国最早被工作组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六·六事件”，被工作组认定的“六·六事件”中为首的“反动学生”是一位名叫李世英的女大学生。从事件发生的时间上看，这几乎是工作组刚进校门就抓了她，这么高的效率是挺吓人的，因为从工作组进校到案发到定罪到迫得案犯自杀的间隔时间总共只有几天功夫。这位李世英遭到工作组的拘禁，并被戴上高帽子和另一些学生一起在校园内游街，工作组发动大批学生写大字报批李世英，骂她是“美女蛇”，6月9日中午，李世英从工作组关押她的房间窗户跳楼自杀，但未遂。
文革中在全国引起反响最大的恐怕是清华大学工作组整蒯大富事件。据蒯大富自己说，该学校与他同时被整的有800多人（见田炳信的《采访蒯大富》），规模很大。清华大学是全国最高学府，当时是刘少奇亲自抓的点，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任该校工作组顾问，亲自坐镇清华。蒯大富被工作组关押18天，他和与他持同样观点的学生多次遭批斗。6月26日，清华园内举行大规模的“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高呼：“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工作组就是反党！”。当时与蒯大富一起挨整的学生中，有一人自杀身亡；蒯大富则宣布向工作组绝食抗议。
由于刘少奇的6月23日批示中表示：对于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因此，前述北京师大附中的两位给工作组写大字报的中学生陈永康和何芳芳也成了“小右派”。这两位“小右派”是刘少奇女儿刘平平的同学，因为刘平平当时就是这所中学的学生，而且有资料表明，刘少奇当时直接通过刘平平关注着这所学校的运动情况。
这里再举一个发生在浙江省杭州市某重点学校的“七·×事件”。7月初的一个傍晚，该校两名青年教师吃完晚饭后，因宿舍里闷热，相约到校园走走（该校宿舍离校园很近），路上遇到几名学生，被告知有一些学生今晚要在某教室集会，出于好奇心，这两位青年教师便跟去听听。其实那次集会的到会学生只有20多人，会议内容也就是几名学生发言，表达了一些对工作组的不满和怀疑情绪，这两位青年教师在会上是否发言，已经是谁也记不清了。但是，不知是与会者中有人告密，还是工作组早就对这些学生们的行为进行了严密监视，反正当晚工作组就知道了这件事，并连夜向市委作了紧急汇报。几天后，工作组就正式宣布，将这次学生集会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将参加这次集会的两名青年教师定性为这次“反革命事件”的策划、操纵者，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这两位青年教师的拘禁和多次大规模批斗，其他与会学生也遭到迫害。
据对北京24所高等院校的不完全统计，文革的工作组时期，有上万名学生和数千名教师被工作组整成“右派”，至于北京各中学被整人数，以及全国各城市的大、中学校的被整人数，现无统计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类工作组以所谓“反革命事件”为借口整“右派”师生的现象普遍发生于全国各学校中。可以说，如果不是毛泽东于7月18日及时回京，这埸工作组整“右派”师生的运动将扩大到什么样的规模是很难估计的，可能会远远超过1957年反右运动所涉及的规模和人数。之所以这样说是有事实根据的：各学校的工作组进校后普遍沿袭“四清运动”中工作队的经验，暗中对所在学校师生全面进行了“左、中、右”的排队，同时还整了大量的“黑材料”。据文革后来阶段造反派红卫兵所获得的部分“黑材料”透露，有不少在工作组时期未挨整的人其实已经上了工作组的“右派”名单和被整了“黑材料”，只是因为工作组尚未找到整这些人的借口或机会而已，也是因为工作组不久即被毛泽东下令撤走，其整右派学生的行动尚未充分展开的缘故。文革后来阶段造反派红卫兵抢得的“黑材料”只占总量中极少的一部分，绝大部分“黑材料”后来都被中央下令销毁了，所以，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人曾经被工作组整了“黑材料”。这里顺便说一句，工作组时期所整的“黑材料”问题，成为影响运动后面阶段的重要问题，在运动后来阶段，各地多次发生的造反学生或造反派红卫兵冲击党政机关、公安机关，乃至军事机关，其起因均与“黑材料”有关。

6．关于文革中工作组整“右派”师生

（1）文革前期各地发生的工作组抓“反革命事件”行为是一埸全国性的有组织、有预谋的镇压“右派”师生的行动。各地的工作组及上级党委对所谓“反革命事件”的反应实在是太快了，往往离这些事件的实际发生时间只有短短几天，上级党委的定性结论就下来了，给人的印象是，工作组及其上级党委在事件发生前早就张网以待，随时在等待着学生们自己跳出来。联系到刘少奇6月23日在中共中南局、西北局报告上的批示，更能使人确信这一点。
（2）工作组给被整师生所定的罪状荒谬而不能自圆其说，罪证苍白无力。
当时在校的大、中学生，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尚未踏上工作岗位，无任何历史问题可抓；当时情况下，凡是敢给工作组贴大字报的学生，家庭出身通常不错（如上述的蒯大富、谭厚兰、陈永康、何芳芳等，出身都很好），工作组在这方面也找不到借口；至于参加文化大革命，那是党中央的号召，贴大字报，在当时是被公认的“四大民主”之一；至于运动前期给校领导贴大字报的行为，只要北大聂元梓等人的那张大字报不被公开否定，反对校领导便无法构成罪名，所以，当时工作组能给被整师生定的唯一罪名只能是“反对工作组（或反对市委、省委）就是反党”，而这一条在当时实际上已经不大站得住脚了，因为全国已经有那么多的政界要人（如彭、罗、陆、杨等）被打倒，工作组就敢自称绝对正确？市委、省委、中央部委的负责人就敢说是绝对正确？从目的和动机方面论，这些学生都是尚未完成学业踏上社会的青少年，要说他们企图“反党夺权”，是很难说得通的。正因为如此，对当时中学发生的所谓“反革命事件”，只要有教师牵涉其中，不管实际真相如何，工作组都尽量将这些教师指认为“反革命事件”的策划和操纵者，因为给教师定罪名总要比给学生定容易些。
要说罪证，除了学生们自己贴出的大字报和大标语算得上“白纸黑字”以外，更多的罪证如学生在某集会上说了什么话，在私底下又跟谁说了什么话等，只能来自所谓“左派”学生的小报告，其中多有不实之辞，很难经得起当面对质。
重要的是，从6月1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以来，《人民日报》及其他中央报刊连续发表了很多社论和重要文章，这些社论和文章的主旨都是鼓励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向资产阶级进攻的，其精神与工作组卖力执行的“八项指示”相悖，而部分学生对工作组的怀疑和不满也往往表现在反对“八项指示”上。所以，反对工作组的学生们对照中央报刊精神，认为自己没有错。
综上所述，工作组在整学生和教师时，在道理上通常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只能利用手中权力对被整的师生实施拘禁、游街、批斗等高压手段，或者运用职权的影响制造虚假多数，动员大批群众对被整师生进行批斗或围攻式的“辩论”。但即使是在这类仗着人数优势而进行的围攻式“辩论”中，工作组及其支持者也往往落于下风，被受围攻的学生驳得无言以对。
（3）可能刘少奇等最初以为，只要通过工作组把带头闹事的学生或青年教师抓出几个，狠狠地整一下，全国校园里燃起的这埸大火就可以压下去，从而把运动纳入“正规”或者干脆结束运动（据有关资料，刘少奇曾在7月6日指示团中央和教育部门：“中学文化革命要在八月份解决三分之一，九月份再完成一半”）。但没想到的是，这一时期校园的情势与1957年反右时是不一样的，工作组的高压手段，并不能把所有的学生都压下去，各地学校都出现了一些宁死不屈的硬骨头。
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抓的那些“右派”，多数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份子，他们这些人的个性往往比较软弱，因此，1957年的“抓右派”时并未听说遇到很激烈的反抗，但文革的工作组时期所抓的“右派学生”就不同了。我在本文的序里讲到过，我国六十年代的青少年在文革前所受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革命英雄主义教育，青少年中普遍洋溢着一种勇于为社会、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他们自幼就渴望成为革命英雄，而决不肯接受自己成为“反革命份子”的现实，如果真要是那样的话，他们宁愿死；另一方面，这些学生认为，参加文化大革命无罪，他们在运动中的言行符合《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宣传的精神，相反，倒是工作组的所作所为与《人民日报》等宣传的中央精神相背离。所以，学生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自己到底错在哪里？自己为什么就变成“反革命”了？事隔许多年以后，有一些文革工作组时期被打成“右派学生”的人，还能回忆起自己当时每天晚上在灯下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反复阅读毛泽东著作和“中央报刊”社论的情景，而阅读和领会“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精神”的结果，总是能给这些学生以信心和力量，相信自己没有错，相信“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由于不知多少遍地反复学习《毛主席语录》和中央报刊社论、重要文章，当时反工作组的学生中有许多人练就了一项独特的硬功夫，可以随时熟练背诵、引用大量“毛主席语录”和中央报刊社论中的话，并且做到一字不差，这使他们在与工作组及其拥护者们的辩论中大占优势，这类辩论常常是围攻式或批斗式的辩论，反工作组的学生往往在人数上处于一对几十、乃至一对上百的绝对劣势，但当他们朗朗地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或者《人民日报》社论中的话来证明自己观点正确或批驳对方的观点时，往往能使对方哑口无言甚至惊慌失措。
有一首歌在这一时期被工作组打成“右派”的学生中广泛流行起来，这是文革前上演并被拍成电影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一首歌——《抬头望见北斗星》，歌词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黑夜里想你照路程¼¼”，不少人当年是流着眼泪唱这首歌的。在我搜集到的资料里，还有一位当年因被工作组打成“右派”而被关押的青年教师写的一首诗：“怒海狂飙呼声急，一洗浮泥见青璧；盼到朝阳从东出，铁崖尽染红旗色。”
这一时期，全国各地不断地有学生和青年教师“赴京告状”，这成为后来红卫兵“大串连”的前奏。

7．毛泽东下令驱遂工作组

当工作组在全国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抓“右派”的时候，当时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是态度鲜明地站在反校领导或反工作组的学生这一边的。中央文革在北京的接待站接待了许多北京的和外省“赴京告状”的学生，中央文革派驻在全国各大城市的联络员也搜集汇报了各地校园里发生的情况。在这一时期，中央文革很少公开表态，但是，他们频频地通过某种特殊渠道将所掌握的情况向身在外省的毛泽东作了汇报。
7月16日，即毛泽东在武汉游泳的那一天，北京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上，以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主要成员为一方，以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人为一方，发生了一埸激烈的争吵。会上首先由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当时，会场的气氛很紧张。刘少奇拍着桌子上的一摞材料说：“我怎么是偏听偏信包庇工作组呢？我收到北大等许多学校的同志来信，反映的情况与工作组汇报的情况是一致的嘛！总不能说打人、戴高帽是革命行动吧？” 康生把茶杯“咚”地往桌上一放，蛮横地顶撞说：“我们也有材料，工作组就是镇压群众运动！”陈毅起来反驳康生，刚说几句，陈伯达就大骂对外文委工作组是全国最坏的一个工作组，外语学院工作组（与对外文委工作组一样，均是陈毅负责的外交部派出的工作组）血腥镇压学生的革命行动等等；邓小平被激怒了，猛然拍案而起：“好，我们都撤，你去搞搞看……”（以上资料来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狂飙——红卫兵童话》）另据《红卫兵档案》（吴过）记述：“就在这天的会议上，江青提着个黑色皮包，悄悄走进会场，在无人注意的记录席上落坐。会议还没结束，她又象来时一样，没有惊动任何一个人，踮着脚，悄然离去……”。
7月18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了北京。毛泽东的回京，使整个运动的形势发生了转折。
7月19日毛泽东会见刘少奇等人时就不客气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
7月21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关锋、王力赴清华大学，看望被工作组关押的蒯大富，表示慰问。
7月22日毛泽东会见各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谈话中说：“要依靠学校内部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得靠本校本单位，不能靠工作组，工作组能否改成联络员？改成顾问权力太大，或者叫观察员。工作组阻碍革命，也有不阻碍革命；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指示在座的人要到北大、广播学院等去看大字报，要到问题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你们看大字报时就说是来学习的，来支持你们闹革命的。去那里点火支持革命师生，不是听反革命右倾的话。” （资料来自该次谈话的内部传达记录稿，油印，个别字句差错在所难免）
7月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正式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说：“工作组，统统驱逐之。”
7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各中央局书和中央文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运动，势必变成反革命。”在次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断言：“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错误。”
7月2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刘少奇被迫就派出工作组问题作检讨。
8月1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在这次会上，再次指责了刘少奇等派工作组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的提名，选举林彪为唯一的副主席，而原来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个副主席职位都被撤销了。刘少奇在中央领导人中从原来的排名第二降至排名第八，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政治权力。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成为当时中共中央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8．关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

8月5日，毛泽东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在这张大字报中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埸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反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
从这张大字报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如下信息：
1．这是毛泽东对文革中工作组时期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的所作所为的评判。这里所说的“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显然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从这张大字报的措辞和语气上来看，显然毛泽东当时已经决心打倒刘少奇了，否则，何至于使用对付敌对阶级的语气？
2．毛泽东在这张大字报中所说的“司令部”，本意是指刘少奇等主持中央一线日常工作的领导人，而把他自己放在超脱于“司令部”的位置上。并非他认为党内存在着两个司令部，否则，炮打司令部就必须说明是炮打哪个司令部。但当这张大字报在群众中广泛传抄以后，造反派们却普遍理解成党中央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文化大革命被理解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誓死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司令”成为造反派的主要口号。这是对大字报原意的曲解。（后来林彪事件出来后，又多了个“以林彪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3．这张大字报上提到了1962年的反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说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早在1962年的反右倾和1964年的社教运动中就存在了，而且他们之间在1962年和1964年的分歧很可能类似于文革中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

9．工作组操纵了文革委或文革筹委会的成立

    还在工作组执掌学校大权的时期，一些学校中就已出现了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文革委”，有的学校也简称“革委会”）、文革小组或类似机构。在工作组时期，这一机构并非权力机构，而只是工作组组织“左派”学生队伍的一种群众组织形式。在大学里，学校和系一级的机构一般称“文化革命委员会”，年级和班级的相应机构称“文化革命小组”，其成员一般由工作组所认为的“左派”学生或运动积极份子担任，也有少数例外，如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开始时也当上了班文革小组的组长。
    在工作组时期，各学校的工作组除了整“右派”师生以外，也注意培养“左派”队伍。据清华附中工作组在7月4日所写的一份汇报材料说：工作组进校之初，左派学生为101人，占学生总数的8%；左派教师2人，占教职工总数1.7%；至写该汇报材料时，左派学生增加了两倍，占全校学生的13.9%（比例数对不上口，原文如此）。在工作组时期还出现一个微妙的现象，即几乎所有学校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子女都成了工作组的“顺民”，即使一些平时桀骜不驯、谁也管不了的高干子女，也尽量克制自己，避免与工作组发生正面冲突，是否这些高干子女的父母提前都向他们作了告诫，那就不得而知了。另一方面，工作组对高干子女也特别客气，这一时期，全国无一例高干子女被整成“右派”学生的案例，而且，在高干子女集中的学校里（北京的这类学校最多，外省市的各省会城市和中心城市的重点大、中学校也集中了一批省、市委和当地军队领导干部的子女），工作组总是有意识地安排让高干子女成为“左派”学生的核心力量，因此，在这类学校的文革委中，尤其是学校一级的文革委成员中，通常是高干子女占了绝大多数，而且，往往是谁的父母官大，谁在文革委中所担任的职务也就高。例如，刘少奇的三个女儿：刘涛、刘平平、刘婷婷，就分别在其就读的清华大学、师大一附中、师大女附中文革委的主要成员，其他如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贺龙的儿子贺鹏飞、陈毅的儿子陈晓鲁、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等，都早在工作组时期就已经成为所在学校文革委的主要成员了。
当毛泽东决定撤走全部工作组时，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工作组撤走后，将领导学校的权力交给谁？或者说，由谁来继续领导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因为在当时的绝大多数学校里，原来的校领导班子都早已瘫痪或在工作组进校后“靠边站”了，当然不可能让原来的校领导来重新掌权。依照毛泽东的意思，应当相信群众，由本学校的师生自己来领导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于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由本校师生组成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小组”便被认为是继工作组以后领导各校文化革命的较好形式。
针对工作组撤走以后可能出现的权力真空情况，部分学校的一些学生提出“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口号，另一些学生却不同意这一口号，一度引发过激烈的争论，而当时中央文革的成员（如康生、陈伯达等）在接见各校学生代表时明确表态支持这一口号。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中，更明确规定：“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同时，《十六条》也指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按照《十六条》的上述规定，工作组时期一些学校通过由工作组直接指定成员的方式成立的文革委统统是不算数的，应该重新组织进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另外，更多的尚未成立文革委的学校也要筹备组织民主选举。但就笔者所了解的范围而言，还没有发现当时那个学校进行了这种“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在已经有工作组时期操纵成立的文革委的学校，工作组往往是将学校的大权（办公室、印章等）向文革委一交代，就匆匆撤走了。在原来没有文革委的学校，工作组连夜召集并指定某些“左派”学生担任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会（简称“文革筹委会”）成员，然后就匆匆走了。自然，在这类文革筹委会成员中，工作组也尽可能地安排高干子女充任。文革筹委会，顾名思义，这只是一个临时性机构，它的主要使命便是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民主选举，一旦正式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经选举产生，它就算完成了使命，应该立即解散。但是，就笔者所知，在文革运动中，没有哪个学校的文革筹委会认真做过选举的筹备工作，在以后的一个阶段里，它们俨然成了掌控学校大权的权力机构，一直到它们被“三司红卫兵”冲垮为止。
至今为止的绝大多数文革史或红卫兵史的研究者都忽视了对“文革委”或“文革筹委会”的研究，认为这一机构在文革中存在的时间很短，影响很小，留存的资料也相当少，常常将其轻易略过。但是，我却发现，这是正确理解红卫兵运动史的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原因就在于：一方面，它们绝大多数是由工作组操纵产生的，其成员基本上是被工作组认定的“左派”学生，在高干子女集中的学校里，高干子女在这类机构中占了绝对优势；另一方面，北京和各地学校的最初的一批红卫兵是由文革委或文革筹委会出面组织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除外，下同），通常情况下，各学校最初的红卫兵的负责人直接就是由文革委或文革筹委会的负责人担任的，例如，前面提到的刘涛、贺鹏飞、陈晓鲁、刘平平、刘婷婷、邓榕、宋彬彬等，既是其所在学校的文革委或文革筹委会的负责人，也是其所在学校的红卫兵的负责人，因此，北京及全国各城市中最早出现的红卫兵组织，实际上是与工作组一脉相承的。

10．工作组时期的清华附中红卫兵

在文革的工作组时期，清华附中与其他大多数学校有点不一样。首先，清华附中的工作组态度比较鲜明地支持学生打倒该校的原校领导，原因很简单，6月初，原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就被中央（应是刘少奇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班子）正式下达文件停职反省了，而清华附中的校长万××则被认为是蒋南翔一条线上的人；其次，清华附中工作组时期没有在学生中抓右派，原因也简单，当时能进这所名校读书的孩子，家里都多少有点背景，与北京师大女附中等学校一样，这也是一所高干子女特别集中的学校。
工作组一开始对王铭、骆小海、卜大华、邝桃生等组成的这个红卫兵群体是很客气的。6月9日晚，工作组在学校操场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工作组在会上旗帜鲜明地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称红卫兵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在前述该校工作组于7月4日所写的汇报材料中，为红卫兵大说好话：“在工作组进校前，17名干部子女自发地组织了红卫兵。他们的主要特点：一是根子正，出身成份好，大部分是革干子女；二是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三是敢于革命，斗争性强。工作组进校前，尽管他们在力量单薄，受到围攻，但他们坚持革命，勇于向学校提意见，敢于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他们不怕开除、不畏失学，坚决顶住了右派的围攻。事实证明，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年轻一代，听党的话，敢于革命，真是可贵得很！可爱得很！……”
工作组于6月下旬组织成立该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由于红卫兵们的坚持，该校文革委的成员几乎全部由红卫兵包揽了，其中，王铭任主任，张晓宾、卜大华任副主任。
但是，可能是工作组一心想将运动纳入“正规化”的轨道，而红卫兵们却不愿意受束缚，处处显示其独立精神，所以工作组与红卫兵之间仍然摩擦不断，而工作组对这些不受驾驭的红卫兵又无可奈何。因此，当时的团中央领导人胡克实在听取工作组的汇报后说要“消化红卫兵”（清华附中的工作组是团中央派出的）。后来使清华附中红卫兵名震一时的三论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报就是他们当时与工作组摩擦的产物。
促使“三论”出台的是一件表面看来很偶然但却潜藏着内在必然性的事：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其中一位偶然在一份报刊上发现了一条“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毛泽东的这句话在当时极少有人知道，而根据当时一般人的思路，在共产党的天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如果谁敢说“造反”，那岂不是大逆不道之极，岂不是罪该万死？但假如大家知道这句话是毛泽东说的，那又另当别论了。出于一种戏弄的或恶作剧的心理，红卫兵们决定在先不说破毛泽东有这条“造反有理”语录的情况下，写一张大谈特谈“造反”的大字报，看看工作组和其他人的反应，于是，一张名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就这样出台了。这张大字报的字句极具火药味，一开头就写道：“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现在不反，更待何时？……”。果然，这张大字报一出来，立刻产生了轰动效应，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看这张大字报，连清华大学的教职员工和大学生也纷纷赶来看附属中学学生的这张“造反”奇文，与此同时，也招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对这张竟敢在共产党天下“造反”的大字报的反对和批驳，当时清华附中工作组看了这张大字报后是何种心理紧张状态，就不得而知了。10天以后，看看已经把戏做足了，卜大华等人才又贴出了第二张大字报《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在这张大字报上，“红卫兵”在开头时抄录了毛泽东的关于“造反有理”的那条语录，一看到“造反”二字竟是最高领袖说的，那些正在气势汹汹地批驳、斥责“造反”的人吓坏了，赶紧偃旗息鼓，溜之大吉，工作组更是楞住了，紧急派人去查证核实，结果自然证明那条语录是真的。20多天以后，清华附中红卫兵又贴出了《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
“三论”出来后，工作组与红卫兵的矛盾加剧。但工作组还是保持了克制的态度，尽力加强与红卫兵的沟通工作，始终未将矛盾公开化。直到7月下旬，毛泽东已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才由红卫兵们率先公开了与工作组的矛盾。7月27日晚，红卫兵贴出了大字报《向清华附中工作组的错误言行猛烈开火》。
在工作组时期，清华附中红卫兵已发展成为该学校的一支重要的运动力量，连该校的工作组以及工作组背后的团中央也不得不予以重视，而且，红卫兵的主要成员已经占据了该校文革委的几乎全部位置。由于“三论”的发表，使红卫兵的名声大噪，其影响力已扩大到清华大学和其他中学。但这时的情华附中红卫兵仍然人数不多，没有明确的负责人，不具有完整的组织形态。这一时期，其它大、中学校出现了很多战斗队之类的学生群众组织，但没有资料表明其他大、中学校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红卫兵组织。

第三阶段  一司与三司的对抗

1． 红卫兵运动兴起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导源于毛泽东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张大字报的支持。
1966年7月28日，中央文革在北京召开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骆小海、邝桃生宣读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这两张大字报。宣读完后，他们将这两篇大字报底稿和一封短信交给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江青，托她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阅读了这两张大字报以后，对其在文章中表现出来的革命造反精神大加赞赏，于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回信。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你们在六月廿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廿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8月3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在北京钓鱼台约见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王铭和卜大华，将毛泽东写给红卫兵的信转达给了他们。“毛主席支持红卫兵”的这一特大喜讯立即被以各种形式传播开来。在当时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论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报和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复信列为会议文件，发到了每一个与会者的手中。
8月18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埸上召开的名为“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检阅了百万革命群众。在天安门上，毛泽东接受了北京师大女附中宋彬彬为其戴上的红卫兵袖章。此次大会实况，当时就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进行了转播；大会以后，全国各大报刊都进行了重点报道，刊登这次大会实况报道的报纸被大量印刷，免费赠发；纪录大会实况的纪录影片在全国城乡免费放映，由各单位组织全体人员观看。在所有的这些报道上，都将“红卫兵”放在了突出的地位，以致使很多人产生了误解，以为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所检阅的百万大军都已经是红卫兵。登在各报刊头版上的巨幅照片上，以及在实况纪录片中出现的大量镜头中，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袖章在天安门上向群众招手的形像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像，短短几天内，“红卫兵”三个字在全国城乡已经达到了几乎无人不晓的程度，并且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直到1966年的7月底，红卫兵实际上还只是清华附中部分学生自发组成的一个类似“战斗队”式的组织。在当时的北京和全国各大、中学校里，这类“战斗队”数量很多，而且，论名气或资历，不少战斗队并不比清华附中红卫兵差，例如毛泽东在上述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中提到的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便是其中一个。并无任何确切的资料可以证明，7月底以前，除清华附中以外的哪一所学校里存在过红卫兵组织。
到了“八·一八”大会，天安门广埸上已经出现了数万名红卫兵（参加该次大会的群众号称百万，很多人误以为这一百万人当时都是红卫兵，但根据有关资料分析，在这次大会上，真正的红卫兵实际只有数万人）。这数万名红卫兵应当是在从8月3日王任重转达毛泽东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信后到“八·一八”大会召开前夕这短短的十几天时间内产生的，例如，在“八·一八”大会上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其所在的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组织是在8月10日成立的。
关于“八·一八”以前的红卫兵组织成立的详细过程，笔者目前手头没有资料。笔者推测，大概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北京部分高干子女内部信息灵通，比一般人提前知道了毛泽东热烈支持红卫兵的消息，于是抢先在一些高干子女集中的学校里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另一种可能，这是“八·一八”大会筹备者精心筹划的结果，毛泽东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接见群众，自然是件大事，需要有关部门事先精心筹划，而在刚刚结束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红卫兵”三个字又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在大会组织机构下达给各学校的参会通知中顺便要求参会学生统一佩戴红卫兵袖章，也是顺利成章之事。
北京和全国绝大多数人是通过各种媒体关于“八·一八”大会的报道才知道红卫兵的。当全国绝大多数人从报刊和银幕上看到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形象时，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全国所有的大、中学校都行动了起来，纷纷成立了自己本校的红卫兵组织，一埸声势浩大的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就此掀起。

文革史研究者们通常认为，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共点了三把火：第一把火是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此启动了文化大革命；第二把火是指示向全国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使文化革命的烈火燃遍了全国大、中学校的校园；第三把火是支持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张大字报，并在天安门城楼上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直导致了震惊世界的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烧出了校园，烧向了全社会。
正如毛泽东支持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这一行动的意义要远远超过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本身的意义一样，毛泽东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这一行动的意义也远远超过了清华附中红卫兵本身的意义。清华附中红卫兵对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所作的贡献有二：一是率先喊出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这一口号；二是提供了“红卫兵”这个当时看起来很响亮的名字。而真正导致红卫兵运动兴起的，是毛泽东本人。

2．红卫兵运动前期的两派对抗

从1966年8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红卫兵运动，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围绕着对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究竟是“反”还是“保”的问题，北京和全国各地普遍形成了“造反派”和“保皇派”的两派对抗，在北京和一些紧跟北京形势的中心城市，这一阶段大致在1967年1月前后结束，两派对抗的结果是保皇派土崩瓦解，形成了造反派的一统天下，但在其他的中小城市和接近农村地区的小城镇，保皇派往往还保留着一定的实力。在后一阶段，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造反派内部又发生分裂，形成了新的派别斗争，这一阶段，由于工人造反组织逐渐成为运动的主力，由于军队的介入，由于部分地区前一阶段留下来的保皇派力量的存在，使各地运动呈现出更为复杂、更为多样化的局面，但不管各地运动存在着多少差异性，各派力量斗争的实质都是围绕“夺权”和成立“革命委员会”这一新的权力机构而产生的权力分配问题。从1968年下半年起，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全国各城市的大、中学校（在农村地区，进驻学校的是“贫宣队”），取代造反派学生掌握了学校的权力，接着就开始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就此结束。至于以后各中小学在招收的新生中建立“红卫兵”、“红小组”组织来代替文革前的“共青团”和“少先队”，则是另一回事了。
在红卫兵运动的前一阶段，在保皇派与造反派两派对抗这一基本主题大致相同的前提下，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运动具体情况也存在着差异性，各省市的保皇派和造反派组织的名称、起源、重大事件、力量消长对比，等等，都有所不同，难以一一尽述。鉴于本人所搜集的资料有限，尤其是本人所走访的许多文革红卫兵运动亲历者基本上来自浙江省杭州市，所以，本人以下对红卫兵运动过程的具体叙述主要以北京和杭州为主。好在文革中杭州的红卫兵运动跟北京跟得非常紧，与北京红卫兵的步调相当一致。
在北京，上述红卫兵运动前一阶段中保皇派与造反派之间的两派对抗，表现为“红一司”和“红三司”的对抗；在杭州，这一阶段也出现了“红一司”与“红三司”的对抗局面，与北京的两派对抗大致相同。所以，我对这一时期红卫兵运动的叙述就以“红一司”和“红三司”的对抗为主线。
顺便说一下，“保皇派”是文革中造反派对死保党内“走资派”的群众组织及其成员的贬称，来源于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后来，由于中央文革的某些成员认为用“保皇派”这个称呼不利于团结“红一司”下层群众，建议改称“保守派”，造反派遵命执行。但“保守派”这个词容易使后人产生误解，一些文革史的研究者望文生义，认为“保守派”的特点是“思想保守”，那就错了。鉴于这个理由，我在本文中还是使用“保皇派”这个名称，目的是为了突出这一派别的政治立埸。

3．“红一司”和“红三司”的由来

所谓“红一司”和“红三司”，顾名思义，是“红卫兵第一司令部”和“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意思，在文革中的口语或大字报、大标语中，常常被进一步简化为“一司”和“三司”；在相互进行口头或文字攻击中，许多三司红卫兵还将红一司称为“黑一司”。红一司在北京的正式组织名称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于8月27日；红三司在北京的正式组织名称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于9月6日。
红一司是在1966年8月份各个学校较早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基础上成立的。而这些较早产生的红卫兵组织通常是由当时各学校的权力机构——文革委或文革筹委会出面组织的，文革委或文革筹委会的负责人通常直接就是本校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因此，这些红卫兵组织在当时具有“半官办”的性质。学生（包括部分青年教师，下同）参加红卫兵组织通常须由本人提出申请，由文革委（文革筹委会）或本校红卫兵领导机构（称“总部”或“司令部”）政治审查合格后，方能批准加入，在许多学校，被正式批准加入红卫兵的学生还要举行宣誓仪式；红卫兵佩戴的红袖章背面盖有学校公章，北京和各地不少城市的红卫兵曾一度依照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通令》严查“假红卫兵”，如发现有人佩戴的红卫兵袖章或袖章上的公章系伪造，则一律严惩不贷。因此，在起初时，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唯一合法的真正红卫兵，并不承认除他们以外还有第二、第三司令部的合法存在。
在本文的前面已经讲过，在文革前期的绝大多数学校里，“文革委”或“文革筹委会”都不是按照《十六条》规定通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产生的，而是在工作组操纵下成立的，其成员基本上都是工作组在校期间认定的“左派”师生。在工作组撤离后，这些“左派”师生掌握了学校大权，不久后又成了各校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所以，在红一司的主要负责人和骨干分子中，工作组时期站在拥护工作组立埸的“左派”师生占了绝大多数，当然也有少数例外，如北大附中的彭小蒙等人曾经是反工作组的，清华附中的王铭、卜大华等人也与工作组有过摩擦，这少数几个例外情况的存在，是因为这些学校的反工作组学生受到中央文革的特别关注和支持的原因，以至在少数学校里，工作组撤走后由反工作组的学生掌了权，这些特例并不代表大多数。
由于工作组时期，工作组在组织左派学生队伍和操纵成立文革委（文革筹委会）时普遍注重提携干部子女，尤其是高级干部子女，因此，在一司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和骨干中，高干子女占据了主导地位，不仅北京这个高干子女特别集中的城市如此，象杭州这样外地省会城市也如此，在这些外地城市的重点学校中，也往往集中着不少省、市领导干部和当地驻军领导干部的子女。
既然在绝大多数学校里工作组时期的“左派”学生掌了文革委（文革筹委会）的大权，又成为新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的头头，那末，那些在工作组时期被整成“右派”的师生在学校里就仍处于被压制、被排斥的处境。这些“右派”师生中的部分教师，在“红八月”里仍然遭到红卫兵批斗，仍然被红卫兵关进了“牛棚”；这些“右派”师生中的学生，绝大多数被剥夺了申请加入红卫兵的权利。其实，早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论“革命造反精神”的三篇文章里就已经写道：“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 （见第二篇《再论……》）
为了对抗文革委（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的压力，在这一时期，各校反工作组的学生纷纷在原来工作组时期已有的“战斗队”式组织的基础上，完善或新建了群众性学生组织，其中，著名的有北京清华大学的井岗山兵团、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公社、北京师范大学的井岗山公社、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战斗队等。这类新建的群众性学生组织，一般都有明确的在本组织学生中有一定威望的核心领导班子和负责人（通常称“勤务组”和“勤务员”），有一定的组织纪律，行动上和对外的观点口径上保持一致性。这些群众性学生组织在当时的学校里处于“在野派”和“少数派”的地位，但由于受到来自校文革委（文革筹委会）和一司红卫兵的强大压力，内部相当团结，战斗力很强。这些群众性的学生组织后来成为红三司的发起者和造反派红卫兵的中坚。
这里再说几个问题：
一是有人可能会问，既然有“红一司”和“红三司”，那末，是否还有一个“红二司”？答案是肯定的。“红二司”在北京的正式名称叫“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总部”，成立于9月5日。红二司成立大会上，江青、刘志坚曾到贺并发表讲话。9月13日，红二司为其一批成员准备出发到全国各地串连而召开大会，周恩来曾出席讲话，讲话中提及该红二司成员有一万多人。但红二司存在的时间很短，留存至今的相关资料很少。据知情人说，红二司的发起人原来都是红一司成员，因不满红一司的所作所为，才决定拉出来成立自己独立的红卫兵组织，主张走一条温和的中间路线，但在当时情况下，中间路线是走不通的，所以，不久以后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基本上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影响。
二是前面所说的“红一司”、“红二司”、“红三司”的正式名称前面都只冠以“首都大专院校”，那末，是否意味着“红一司”和“红三司”的概念只包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而不包括中学红卫兵呢？我就此事曾询问过许多红卫兵运动的亲历者，被问到的人都说不清楚，他们只是肯定地说，“红一司”和“红三司”概念中包括了中学红卫兵，而且在红一司和红三司的许多重大事件中，中学红卫兵起着主要作用。但我除了知道有一个“北京中学界红卫兵代表大会”（系属于一司红卫兵）以外，对这一时期是否存在北京中学红卫兵其他全市性的组织一无所知。暂时存疑，如有知道实际情况者见告，则不胜感激。
三是：据红卫兵运动亲历者介绍，一司红卫兵与三司红卫兵在外表上有一个显著的差别，一司红卫兵袖章上的“红卫兵”三个字是黑颜色的，而三司红卫兵袖章上的字是金黄色的，所以在两派混战中一眼就可以认出对方的所属派别来。而且，据一些亲历者说，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宋彬彬给他戴上的那个红袖章，上面的“红卫兵”三字就是黑色的，但是，我查看了网上刊登的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的照片，上面的字却是金黄色的，这些亲历者坚持认为那些照片是后来加工处理过的，不知是真是假，也存疑。一司红卫兵与三司红卫兵另一个外部特征差别是：由于一司红卫兵在观念上认为只有自己是唯一合法的真正红卫兵，所以，他们认为红卫兵就是红卫兵，各学校的一司红卫兵组织名称通常只在“红卫兵”三字前面冠以学校名称，如“北京××中学红卫兵”；而三司红卫兵因为是在原来的群众性学生组织的基础上成立的，又为了与一司红卫兵相区别，所以通常在“红卫兵”三字前面冠以原学生组织的名称，如井岗山红卫兵、红旗红卫兵等，还有的为了与一司红卫兵相区别，冠以“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等，五花八门。再有，就是加入三司组织者并非一定就是红卫兵，各学校的三司组织成员的红袖章通常分两种，一种是在正中间印上“红卫兵”字样，在左上方或右下方印上学校名称和“井岗山”、“红旗”之类的组织名称，另一种是在正中间印上“井岗山”、“红旗”之类的组织名称，在上方或下方印学校名称，佩戴后一种袖章者属于三司组织的外围成员，尚不够条件被批准加入红卫兵。
4．红一司的组织路线和政治立埸
要谈红一司的组织路线和政治立埸。得先从一副著名的对联谈起。
早在7月底，北京的某些中学里就出现了这么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披是“基本如此”。关于这副对联的“著作权”，据有关资料，最初是出自北大附中彭小蒙等人的“红旗战斗组”的某一名成员之手，一开始时的横披是“代代相传”，后来传播过程中被改成“基本如此”。当时与北大附中红卫兵争这副对联的“著作权”的还有北航附中红卫兵和清华附中红卫兵。
从对联的内容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出自高干子女的手笔，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能够被称为“英雄”的“老子”只能是指为打下红色江山建立过赫赫功勋的革命前辈们，别说那些中间阶层家庭的子女和“黑八类”子女没有胆量敢称自己的“老子”为“英雄”，就算是跻身于“红五类”的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女，他们的“老子”解放前给资本家做工，给地主当长工或佃户，当牛做马，也算不得什么“英雄”。
此副对联一出，群情大哗，那些一下子全体被打入“混蛋”行列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子女所感到的委屈和不平自不必说，那些中间阶层家庭的子女也感到很大的精神压力，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一些中间阶层家庭的成员很容易被混淆到敌对阶级中去，例如，资本家、黑帮（运动初期被打倒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中高层知识分子或工程技术人员）等原来不属于“黑五类”人员，在这一时期都被划到了敌对阶级中，以至“黑五类”的范围不断扩充，各地方出现了“黑六类”、“黑七类”、“黑八类”的名称。而且，当时的很多界限也比较模糊，例如，“小业主”（相当于现在的个体工商户）与“资本家”按什么标准来划分？较有名气的文化人、各单位的技术骨干或业务骨干与“反动学术权威”又如何区别？所以，这副对联使很多出身非“红五类”的学生感到了威胁和危机。即使在“红五类”子女，尤其是在“红五类”中的工农子女中，也有许多人不赞成这副对联，认为这样未免打击面太宽了，而且也不符合党的一贯政策。所以，这副对联贴到哪里，哪里就出现围绕赞成和否定这副对联展开的大辩论。这副对联的反对者和批判者认为，它体现了封建主义的“血统论”思想。
狂热追捧这副对联的是高干子女。尽管高干子女在学生总数中所占比例不大，但由于我前面所说的原因，在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的一些重点学校里，高干子女在这一时期的文革委（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领导机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这副对联在北京和各大城市的学校中迅速传播开来，并且被贴到了很多学校的红卫兵司令部（或总部）的门框上，不仅如此，这副对联还被谱成歌曲，进行传唱，歌曲的结尾部分还伴以呐喊：“要革命，你就站过来！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那些狂热的高干子女们还将这副对联取名曰“鬼见愁”。
当时北京工业大学有一位学生叫谭力夫，时任该校文革筹委会副主任，其父亲是已经故世的高干（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这位谭力夫与该校文革筹委会另一位主要负责人刘京于8月12日合作写了一篇文章，热烈支持上述对联。在8月20日该校的一次辩论大会上，谭力夫又作了长篇讲话。谭力夫此次讲话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支持和论证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二是支持原北京工业大学以杜万荣为首的工作组，他骂对立派“对斗工作组比斗黑帮还带劲。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谭力夫此人相当有才华，他的讲话言辞犀利、激情洋溢、雄辩滔滔，很多高干子女认为说出了他们想说的心里话，所以，该次辩论会后，《谭力夫讲话》的记录稿就被迅速传抄、张贴到北京所有校园，继而向全国校园扩散，而对联所代表的“血统论”组织路线也因此被人们称为“谭力夫路线”。
谭力夫路线或上述对联所代表的“血统论”也就是红一司的组织路线。当时各学校的红一司所属组织在吸收红卫兵时都采用了以家庭出身为标准划线的办法，原则上只吸收“红五类”子女，只有很少数被认为政治表现好的“中间阶层”子女被批准加入了红卫兵，而“黑八类”子女则一律不准加入。事情还不止如此，很快地，一司红卫兵就宣布剥夺“黑八类”子女参加“四大”（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即勒令“黑八类”子女们不得写大字报，不得参加大辩论，以及不得参加学校的其他许多活动。有些学校的红卫兵没收“黑八类”子女的《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理由是这些人学“毛著”会越学越反动），各学校都出现将“黑八类”子女从教室、从校园撵出去的情况，“狗崽子”成为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的流行称呼，而一些红卫兵对“狗崽子”们拳打脚踢也成了家常便饭。
在少数学校（主要是中学）里，对“黑八类”子女的迫害更加严重。如北京朝阳区定福庄中学红卫兵对该校“黑五类”子女下达了五条禁令：（1）不许学毛著和毛主席语录；（2）交出自行车和手表；（3）降低工资到最低水平（12元以下），能活命就行；（4）只许吃窝窝头，不许吃菜；（5）禁闭劳动；又如北农大附中的“8·26事件”，红卫兵将该校100多名“狗崽子”所带的《毛选》和《毛主席语录》全部抢走，并对他们施以皮鞭抽、棍子打、皮鞋踩、剪阴阳头，侮辱女同学等，一边打一边说：“叫你们这些狗崽子尝尝无产阶级的火药味！”；个别学校，将“黑八类”子女象奴隶一样押往郊区农村劳动；个别学校，将“黑八类”子女关入私设的“劳改所”，进行残酷折磨；还有个别学校，甚至发生将出身不好的同学活活殴打致死的事件。
实际上，参加了一司红卫兵的“红五类”子女内部也是有矛盾的。所谓“红五类”，包括了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这五类家庭。但是，前三类家庭出身的子女与后两类家庭出身的子女原来在学校里相处得就不和谐。在文革前的学校里，前三类家庭出身的子女是学生中的贵族，他（她）们往往有自己的小圈子，平时便目空一切，很少与平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往来；而工人和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学生却通常是学校里的贫困一族，在衣着用品、生活习惯、行为举止、思想方式等方面与前三类家庭出身的学生有很大的差别，他们平时倒是与“中间阶层”出身的学生走得比较近。在红一司内部，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处于掌权地位，而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女则往往被前三类家庭的子女看不起，处于被压制和被排挤的地位。在红一司内部，曾经出现过一个叫作“贫下中农协会”的组织，就是因为某些大学的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子女不堪忍受压抑而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也有部分狂热的高干子女红卫兵主张抛开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女而成立更具“革命性”的“红三类”子女红卫兵组织，当时北京曾出现过一个叫作“首都帅将校军人子女红卫兵司令部”的组织，宣称加入该组织的红卫兵其父母的军衔最低必须在少校以上。红一司内部不同家庭出身的成员之间存在的矛盾，终于导致了10月份以后大批工农子女反出红一司。至12月份，红一司组织事实上处于土崩瓦解之势，留在红一司的剩余死硬派高干子女红卫兵这才不得不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这个组织已经完全抛开了工农子女，公开亮出了纯高干子女组织的旗号，在“联动”所发通告后面的署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革命干部子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人大常委革命干部子弟  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  十六省市委部分革命干部子弟  联合行动委员会”，可见，“联动”成员均由父母职务级别很高的高干子女组成。
“鬼见愁”对联所代表的“血统论”不仅体现为红一司的组织路线，也与红一司的政治立埸密切相关。红一司的政治立埸，简单地说，那就是：什么都可以反，就是不能反“老子”。原因很清楚，“老子英雄儿好汉”，“儿子”之所以敢称自己为“好汉”的唯一凭据，是因为其“老子”是“英雄”，如果“老子”被打倒了，依照上述对联的逻辑，“儿子”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混蛋”。正因为这个原因，一司红卫兵也被三司红卫兵讥称为“保爹保妈派”。
一司红卫兵在文革中被红三司的人骂为“保守派”，致使很多后来的文革史研究者望文生义，误以为这派红卫兵的特点是“思想保守”，其实是大错特错的。一司红卫兵中的高干子女，因为能够得到大量一般老百姓无法知晓的来自中央高层的内部信息，因为根深蒂固的“自来红”思想且认为革命接班人非我莫属，因为平时养尊处优、有恃无恐、目空一切，往往敢说许多普通平民子女不敢说的话，敢做许多普通平民子女不敢做的事，所以，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当他们认为这次运动是整别人，压根儿想不到会整到自己父母及自己头上来的时候，他们就表现得特别积极、特别激进。最早喊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口号的是一司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是一司红卫兵的中坚，其重要成员后来也成为“联动”成员），创作《造反歌》并将其传唱到全国的是一司红卫兵，最早高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标语在城市里游行的也是一司红卫兵。一司红卫兵最初的大字报往往充满着火药味，甚至显得杀气腾腾，大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概。他们什么都可以反，可以造“四旧”的反，可以造社会下层的“地、富、反、坏、右”的反，可以造学校里的校领导和教师的反，可以造运动初期被揪出的“黑帮”分子的反（运动初期最早被打倒的“黑帮”分子大多数是一些党内高级知识分子），可以造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的旧知识分子的反，可以造苏联大使馆和英国办事处的反，等等，但唯独在对待中央和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问题上，他们却站在了“保”的立埸。
当造反派学生组织冲击党政领导机构时，各学校的一司红卫兵组织便纷纷站出来发表“严正声明”，认为，有关中央部委或北京市委或各地省市委的主要党政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而且，通常会有大批一司红卫兵赶到现埸，为被冲击的党政机关“护驾”，从而引发两派的激烈冲突。笔者曾在杭州看到过一张文革时留下来的照片，照片上是几个一司的女红卫兵高举一面大横幅，上面写着“誓死保卫省委！”。对于各地造反派学生组织中击党政领导机构的行为，他们认为这是“狗崽子”企图翻天。
10月份以后，这些最早喊出“造反有理”口号的一司红卫兵便绝口不谈“造反”二字，因为这一时期，“造反”二字已经有了明确的含义，那就是“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随着一批党政高级领导干部被运动冲击、被点名批判，一司红卫兵便开始厌恶和憎恨“造反”。以至后来在“联动”纲领中宣称：要“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这一说法无疑是正确的，文革中，造反派红卫兵在冲击各级党政干部的问题上无疑也犯了打击面过宽的错误，但是，一司红卫兵当时力保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行为主要是出于维护高干子女这一特殊群体利益的需要，与他们在对待社会下层“牛鬼蛇神”心毒手狠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文革以后，某些原一司红卫兵吹嘘自己在文革中坚持了维护革命老干部的正确立埸，把自己说成是“反文革”的斗士，某些所谓研究文革史的学者也对其这方面作了肯定的评价，实属无耻，因为他们在文革中对待平民百姓时，完全是另一副面孔。
现在再来说说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待“鬼见愁”对联的态度。
据说在7月26日北展剧埸的一次中央文革成员接见学生文革积极分子（疑当时尚未普遍成立红卫兵组织）的大会上，彭小蒙在演讲中引用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当时在埸的江青随口接了一句“基本如此嘛”，据说，这也是该对联的横披从原来的“代代相传”改为“基本如此”的原因。
另一位中央文革主要成员陈伯达在8月2日接见围绕对联进行辩论的双方代表时指出，这副对联的意思是“不全面”的，认为“老子反动，只要儿子是革命的就要团结他”，陈伯达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  理应如此”。
在8月6日天桥剧埸召开的围绕对联的辩论会上，江青却明确表态反对这副对联，并一再重复强调经陈伯达修改后的对联：“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又气又失望的对联拥护者会后找到了江青，拿出7月26日会上的录音带放给江青听，江青却矢口否认，说：“这不是我的声音。”并没收了录音带。
对于上述资料，我的看法是：
首先，这副对联的精神肯定是与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既定目标和方针背道而驰的。毛泽东早已明确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这副对联中所谓的“老子英雄”，谁都看得出来，是指当时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党政领导干部，狂热支持这副对联的又是一帮高干子女，而且，对联又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出身不好的学生，甚至把中间阶层家庭出身的学生也排斥到革命队伍之外——有人比之于假洋鬼子对阿Q的“不准革命”，与毛泽东充分发动群众的意图相悖，明摆着是干扰斗争大方向。所以，作为文革前期忠实执行毛泽东意图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不可能站在支持对联立埸上的。某些研究文革史的所谓学者认为陈伯达和江青是文革中宣扬“血统论”的罪魁祸首，简直是无稽之谈。
其次，关于7月26日会上，江青在彭小蒙念对联时是否接口说过“基本如此嘛”这句话，现已无证据，但即使这件事确是真的，也只能算是失言，只能说明江青在第一次听到这副对联时，脑子还没有反应过来，尚未意识到支持还是否定对联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一个人在头脑发热时说错话也是常有的。到后来8月6日的辩论会上，此时的江青早已知道自己必须明确站在反对对联的立埸上。至于对自己已经说过的话矢口否认，也只是属于不够光明磊落的问题。
再次，陈伯达改对联这件事，也说明中央文革当时的矛盾处境，因为这副对联的狂热拥护者们当时是中央文革热烈支持的对象。对联的创作者——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彭小蒙等人——由于是反北大工作组的，尤其得到中央文革的青睐，江青甚至称彭小蒙等人为“小太阳”，对联的狂热拥护者中还包括了清华附中红卫兵，而当时正是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的时候，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也提到了彭小蒙和她的红旗战斗小组，其实，支持和扶持这批“小将”，也是毛泽东当时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所以，当时的中央文革既不能表态支持这副对联，又必须要保护这些“小将”们的积极性，不能对其有丝毫伤害。这才由素有“才子”之称的陈伯达委婉地对对联进行修改，以求化解这一矛盾。
但是，对联的狂热拥护者不肯体察陈伯达等人的苦心。就在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学生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不停地高呼“鬼见愁”对联。以后，对联的拥护者在这副对联的基础上，派生出了其他更多的把“血统论”推向更极端化的对联：
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
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
横批：理应如此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
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
横批：专政到底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
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
横批：谁敢翻天？
至此，人们才开始意识到，中央文革企图通过改对联来化解矛盾的做法是行不通的，这副对联并不是少数学生思想认识上偏差的产物，它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某一个青少年群体的特权意识和政治利益，这个青少年群体就是“高干子女”。

5．红八月

1966年的8月，史称“红八月”。
在这个月的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检阅了红卫兵；全国的绝大多数人通过媒体关于“8·18”大会的铺天盖地的报道知道了红卫兵，知道了毛泽东对红卫兵的热烈支持。在“8·18”以后，全国各大、中学校都迅速行动起来，在短短几天内纷纷成立了本校的红卫兵组织。紧接着，在北京红卫兵的率先创导下，各地红卫兵走出校园，走上街头，开始了一系列的“革命”行动。
“8·18”以后的最初几天里，北京及全国各城市都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中。大批红卫兵举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标语在街上游行，一队队的红卫兵或者在街上张贴大字报、大标语，或者在街头进行演讲、表演文艺节目，聚集了一堆又一堆听众或观众。对于这些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市民们大多感到既新鲜又敬畏。红卫兵所到之处，不时爆发出“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口号声。
接下来，红卫兵们便开始了一系列的“革命”行动：破四旧、抄家、押牛鬼蛇神游街、对牛鬼蛇神实施各种“专政”行为等。这一系列的“革命”行为产生了不良社会后果：一是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二是传统文化遗产的严重破坏，三是大量暴虐行为的发生。红卫兵的这些“革命”行动从8月份开始，大约延续到10月初。这些行为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一部分市民群众的惊恐，也引起了相当一部分人的不满，乃至痛恨。
如何认识和评价红八月中发生的红卫兵系列行为，成为影响到对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整体评价的最重要的焦点问题之一。需要在弄清事实真相的前提下，对这系列行为分别进行评述。
在进行分别评述前，首先要明确的是，（1）在全国各城市发生的这些红卫兵系列行为，其策源地是北京，都是由北京红卫兵率先创导，然后由全国各地城市的红卫兵紧跟；（2）在北京，从8月份起至10月初，是红一司的鼎盛时期，在这段时期内发生的破四旧、抄家、押牛鬼蛇神游街、对牛鬼蛇神采取各种“专政”行为等，基本上是一司红卫兵干的。
前文已经说过，各学校最初的红卫兵组织一般具有“半官办”的性质，这些半官办的红卫兵组织构成了一司红卫兵，当时，他们认为自己是唯一合法的真正红卫兵。红八月时，并非所有的学生都可以申请加入红卫兵的。各校的红卫兵组织普遍实行了以家庭出身为标准的组织路线，只有“红五类”子女才能被批准加入红卫兵，而全体“黑八类”子女和绝大多数中间阶层家庭出身的子女则被关在了红卫兵的门外。所以，各学校的一司红卫兵在全校学生总人数中一般都只占少数，即使象清华附中这种高干子女特别集中的学校，在当时该校的1000余名学生中，红卫兵也只有300余人。也有的学校成立了所谓“红外围”组织，允许中间阶层家庭的子女参加，但“红外围”的成员只发胸章，不发红袖章。
在红八月，并非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参加破四旧、抄家、对牛鬼蛇神“专政”等活动的，参加这类活动是红卫兵的特权，而红袖章则成为享有这种特权的标志。在那段日子里，如果一个没有佩戴红袖章的青少年学生模样的人上街，别说是不可能参加破四旧、抄家之类，往往还会被人猜疑其家庭出身不好，随时可能被人喝问“什么成份？”，落个被羞辱或挨打的结果。
至于那些在工作组时期被整成“右派”的学生，他们中部分人的家庭成份也是不错的，也属于响当当的“红五类”，但他们也没有参加红卫兵，没有参加破四旧、抄家等活动，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遭到了工作组时期的“左派”学生的排斥，不准他们加入红卫兵，这些“左派”学生在当时的绝大多数学校的红卫兵中占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段时间他们正忙着“解放自己”：要求工作组回校向他们检讨认错，为他们彻底平反；要求市委、省委交出工作组整他们“黑材料”等。这段时间，这部分学生的主要行为是冲击中央各部委和各地的省、市委。

（1） 破四旧

所谓“四旧”，指的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文革中最早提出“破四旧”的是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这篇社论中提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极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极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十六条》的第一部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中，也提到，资产阶级“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人心，征服群众”，而无产阶级“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可见，在当时关于文革的指导思想中，“破四旧”是被提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这个高度来认识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说明发动者的目的是要进行一埸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从广义来说，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埸“破四旧”运动，文革中所倡导的文艺革命、教育革命、斗私批修等都可以视为旨在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具体行动。
“破四旧”这一提法的本身并无什么错误。在政治和经济制度革命的之前或之后，必然会存在新旧两种思想文化的激烈斗争，近代历史上，欧美各国在推翻封建制度革命的前后，都经历过这种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中国是一个封建制度统治了两千多年的国家，封建的思想文化意识盘根错节，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来自西方国家的以个人利已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思想也对许多中国人产生着严重的影响。要说这些旧思想文化腐蚀人心、征服群众，也非危言耸听。所以，当时提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这些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进行一次大清扫无疑是正确的。倒是文革以后，出现了大规模的四旧回潮：社会上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盛行；许多地方封建迷信重新抬头；出现了法轮功之类邪教组织；色情活动泛滥；奢侈生活方式被标榜为时尚；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所谓搞活经济，不惜提倡“鬼文化”之类腐朽文化；一些影视作品不惜否曲历史大肆美化封建帝王，等等。不彻底扫除“四旧”，中国的社会是不可能真正前进的。破四旧的重任即使在今天仍远未完成。
但是，1966年红八月发生的那埸红卫兵破四旧运动，却是一埸弊大于利、得不偿失的运动，原因就在于：（1）对于这样一埸复杂的思想文化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却让一大批无论在知识水平还是在判断能力方面都很不成熟的青少年来打先锋，本身就是不妥的，而且在破四旧的过程中，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名义下，对这些青少年的行为采取了放任的态度，以至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后果；（2）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只能通过意识形态的方式来进行，而红卫兵破四旧则普遍采取了烧、砸等破坏方式，烧、砸只能破坏旧物品，却不能打倒旧思想文化；（3）破四旧的青少年并不懂得新文化与旧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新文化与旧文化既是对立的，但新文化又是从旧文化里孕育出来的，在人类文化史发展过程中，新文化对旧文化既是取代关系，又是继承和发扬的关系，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倒一切旧文化，就会使新文化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事实上等于是打倒了所有的文化；（4）这埸红卫兵破四旧运动所造成的最大的最不可弥补的损失就是对文物的极大破坏，其他事情做错了可以设法弥补，例如，路名、店名改错了可以改回来，一般书籍和物品被烧了、砸了可以重新印、重新生产，禁止穿港式服装、禁止理花式发型，一旦社会环境变化，可以开禁，等等，唯独文物被毁，却是完全无法恢复或再造的。正因为以上原因，使一埸本来很严肃的破四旧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演变成了一埸闹剧，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一埸浩动。
红卫兵们首先将破四旧的目标对准了各种地名、街名、店名等，发起了一个大改名热潮。各种被红卫兵们认为含有封建色彩或资本主义色彩的名称，或者没有什么政治色彩的中性名称，都被红卫兵改为具有革命涵义的名称，如北京的“东交民巷”被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被改为“反修路”，“东安市埸”被改为“东风市埸”，杭州的“庆春街”被改为“青春街”，“延龄路”被改为“延安路”等等，很多老字号的商铺被改名，那些有数十年或上百年历史的牌匾被砸碎或焚烧。很多红卫兵还发现自己的名字也具有某种封建的或资本主义的色彩，如“金玉”、“盼弟”等，或者嫌自己的名字不够“革命”，于是纷纷贴大字报声明改名，一时之间，青少年学生中叫“卫东”、“永红”、“向阳”之类“革命化”名字的数不胜数。
与“大改名”的同时，红卫兵们纷纷进入各类商店、饭馆、宾馆、照相馆、裁缝铺等服务性单位破四旧。凡红卫兵们所到的商店、饭馆、宾馆等，都受到全体售货员或服务人员的鼓掌欢迎，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往往亲自出面接待，谦虚而诚恳地致辞欢迎小将们前来帮助他们破四旧。各种较大的商店、饭店、宾馆的大厅墙上通常有大幅壁画、油画，其中不少还是名家手笔，红卫兵一到，统统铲除或撕毁；那些造型精美的大吊灯、各类古色古香的摆设、装饰品，大多砸烂；在商店里，红卫兵逐项检查商品，对一些包装或商标上带有“封、资、修”色彩图案的，如带有“福禄寿禧”或“花鸟仕女”之类图案的，一律责令立即拆除包装，对一些所谓为封建士大夫闲情逸致服务的供玩赏或摆设用的商品，以及为资产阶级老爷、太太们服务的化妆品、奢侈品，或者责令不许出售，或者当埸砸烂、撕碎。对红卫兵的命令，商店负责人和店员们无不立即照办，一些思想激进的青年店员还主动协助红卫兵查找四旧物品。对于红卫兵在破四旧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粗暴行为，商店员工一般也只能腹诽，不敢当面表露。在杭州解放街百货商店，一群红卫兵闯入后首先就将迎面墙上挂着的一只价值昂贵的古董大钟砸了个稀烂，当商埸负责人小心奕奕地向小将们“请教”为什么要砸这只钟时，小将们回答说，这个位置应该是挂毛主席像的地方，而这只钟占了毛主席的地方，所以该砸，对此回答，商店负责人也只好连声应是。
餐饮业的破四旧情况，我在这里举杭州“奎元馆”为例，该店是本市的一家历史悠久的专营各类花色面点的名店，尤以其中的“虾爆鳝”面最为著名。传说文革初毛泽东在杭州时曾“微服”到该店化1元钱吃了一碗面（不是该店价格最高的面），当时该店的服务员和顾客都没有认出毛泽东来，事后该店在悬挂于墙上的“顾客意见簿”中发现了这样一条意见：“工人做一天。吃不到一碗面。”（当时的一般普通工人大多数每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元），下面署名是“毛泽东”。这已引起该店领导层很大的惶恐。红卫兵破四旧一开始，该店人员即与红卫兵们一起，将“奎元馆”的店名改为“工农面馆”，宣布该店的宗旨从原来的“为资产阶级有钱人服务”改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不再经营传统的各类特色面点，改为卖1角钱一碗的“阳春面”以及其他廉价面点，该店服务员不再为顾客端碗碟，改为让顾客们买了筹牌后自己排队到小窗口去取面食，原因据说是为顾客服务得太周到会培养顾客的“资产阶级坏习惯”。其他各饭馆、饮食店的情况与“奎元馆”大致差不多。
在书店里，大量书籍被销毁或被勒令不准出售，自然科学类书籍的情况稍好一点；政治类书籍只剩下了马恩列斯著作、毛泽东著作，和“两报一刊”社论、姚文元和张春桥等人的重要文章的单行本；至于文艺类书籍，除了有关“样板戏”的以外，柜台基本是空的。
各裁缝店，或被红卫兵责令，或自己贴出声明，今后拒做各类资产阶级的“奇装异服”或“港式”服装；各理发店，拒绝为顾客理“大卷花”、“飞机式”、“背头”等资产阶级的奇异发型，今后，男的只理“平头”，女的梳辫子或留短发；各照相馆，拒拍各种婚纱照、艺术照，拒拍穿“奇装异服”和留“奇异发型”的照片；至于工艺美术商店、古玩店、古旧书店等“四旧”集中的商业行业，则一概停止营业，关门大吉。
当时社会上有一种窄裤脚管的裤子（有点类似如今的牛仔裤），在一些时髦青年中很是流行，也被红卫兵纳入禁穿的“奇装异服”之列，红卫兵宣布，成年人的裤脚口的宽度不得少于5寸（一种说法是6寸）；高跟鞋、“火箭式”尖头皮鞋也在禁止之列。各条街道上都有三五成群的红卫兵在巡视，手中拿着各种器具，若发现过往行人中穿的裤子的裤管稍窄，即上前喝令站住，由红卫兵用皮尺量一下裤脚口的宽度，如宽度达不到规定的尺寸，则当埸用剪刀将裤管豁开；若发现过往行人中有人穿尖头皮鞋或高跟鞋，则责令将鞋子脱下，当埸用刀斧将皮鞋的尖头、高跟剁下，并责令将皮鞋挂在脖子上，穿袜子或光脚回去；若发现行人中有人留“大背头”、“飞机式”、“大卷花”发型，也是当埸拦截，或押到附近理发店强制改成充许的发型，或干脆用剪刀将其头发剪得乱七八糟。
各种历史文化遗址、遗迹也被纳入了红卫兵的破四旧目标。文革前的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本来就缺乏文物保护意识，许多在今天看来极其珍贵的文化遗迹，当时都处于无人管的状况，任风吹雨打、行人攀爬，甚至任游人在其上用刀刻上“到此一游”之类的字句。红卫兵“破四旧”运动展开后，这些处于无人管状况的珍贵文物首先就遭了殃，全国各地在1966年8、9月间被毁掉的珍贵文物和文化遗址、遗迹究竟有多少，至今无法完全统计，所造成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损失大得无法估量，如杭州西湖边的苏小小墓、西湖区虎跑泉边的石头老虎等，都被砸了；据说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中许多价值连城的佛像都被一夜间砸了头颅。
各地红卫兵还兴起了一股砸寺庙风。杭州曾有一批红卫兵主张砸掉千年古刹灵隐寺中的菩萨，但幸好有另一些红卫兵出来反对，主张砸灵隐寺菩萨的是杭四中等部分中学的红卫兵，反对砸灵隐菩萨的主要是浙江大学和杭州大学的学生。“主砸派”红卫兵人多势众，他们在灵隐寺周围贴满了大字报：《一论砸灵隐寺菩萨有理》、《二论砸灵隐寺菩萨有理》……并且支起大喇叭进行宣传攻势，他们多次组织冲击，想要进入灵隐寺，还一度准备了汽油，企图烧毁灵隐寺。“反砸派”红卫兵则手挽手构成好几道人墙，誓死不退，并夺下了“主砸派”的汽油。“反砸派”配合园林管理处人员，向上级政府部门作了紧急报告，浙江省人民政府和杭州市人民政府都派重要官员传达政府支持保护灵隐寺的立埸，但可能限于当时的内部规定，不敢出动军警干预。双方相持几天几夜后，终于北京传来国务院周总理的意见：明确指示要保护灵隐寺等有利于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物。一埸灵隐寺菩萨的保卫战终告结束。
但是，其他寺庙可没有象灵隐寺那末幸运。文革期间，杭州市被砸掉的寺庙即达600多所，全国被砸掉的庙宇、道观、庵堂、清真寺究竟有多少？无法统计。很多寺庙在佛象被砸光后被改成了仓库、民办学校的教室等。文革后期的某年，某阿拉伯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将要访华，安排的行程中有杭州，杭州市革委会紧急下令查找杭州清真寺的下落，在知情人提供了杭州清真寺的地址以后，市革委会主要领导人亲自驱车前往察看，不料看到的只是几间东倒西歪、年久失修的破房子，房子里传出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原来这儿早就改成了铁匠铺，市革委会领导人当埸下令撵走铁匠们，紧急拨款数十万元重修该清真寺。
红卫兵破四旧运动也造成了中国民间收藏文物的大破坏。这一方面的破坏，是与同时发生的红卫兵“抄家”风分不开的。在红卫兵抄家中，很多人因其家中被抄出四旧物品而获罪，被抄出的古旧图书和各种文物，或当埸被烧毁、砸毁，或被没收上缴，这些四旧物品同时构成收藏者的罪证，其收藏者往往因此而受到戴高帽子游街、挂牌示众、剃阴阳头、遭殴打侮辱等惩罚。当时愈演愈烈的抄家风，在一般城市市民中引起很大的恐慌，除了一些祖孙三代都是血统工人、无任何历史问题者以外，谁也不敢预料会不会在哪一天抄到自己家里来。这就使部分市民产生了一种担心：生怕万一哪天自己的家被抄，万一自己家被抄出的哪件东西“犯忌”，给自己惹来灾祸，于是。一些市民开始主动清理自己家中的四旧物品，举凡旧书、字画、带有花鸟仕女图案和福禄寿喜字样的器皿，古玩摆设、日常用品等，凡略有四旧嫌疑的，都在清除之列。于是，一带十、十带百，很快地，各家各户都行动起来，形成一个家家大扫除、户户破四旧的壮观局面。所有的废品收购站门口排起了长队，大批具有文物价值的铜器、青铜器和其他金属制物品被当作废品转送到了治炼厂（北京、上海等文化发达的城市，每个城市都以成百吨计），大批线装书、字画通过废品收购站被转送到造纸厂做纸浆（每个城市也以成百吨计）。不敢送到废品收购站而自行悄悄毁掉的有价值的物品数量可能更多得多。很多人家偷偷焚烧古籍和字画，很多人家趁深夜偷偷地将金银和其他贵重物品扔到附近的河沟里，乃至公共厕所的粪池里。红卫兵破四旧运动延续的时间并不长，但其所造成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5．红八月（续）　　

（2）抄家风　　

几乎与“破四旧”同时，北京等许多城市刮起了红卫兵抄家风。与“破四旧”一样，这埸抄家风也是由北京一司红卫兵首先行动，全国各城市红卫兵随后紧跟的。抄家风来势很猛，最初几个学校的红卫兵开了头以后，不到几天功夫，北京和各地城市迅即形成了全面开花的局面。在城市的各条街巷，各个居民住宅区，随处可以看到抄家的红卫兵，也随处可以看到被抄家后又被红卫兵押住游街或在自己家门口挂牌示众的“牛鬼蛇神”。　　
北京和地方各城市的红卫兵抄家，均无全市统一的组织和指挥，而是由各校红卫兵自行其是。参与抄家的红卫兵通常自由结合，组成少则数人、多则一、二十人的抄家队，或由本校红卫兵司令部（总部）指定抄家目标，或自行寻找抄家目标。红卫兵实施抄家前不必办理任何报请批准程序，也不须向被抄家者出示任何抄家的法律依据，只凭着臂上戴着的红袖章，即可闯入被抄者的家庭，进行翻箱倒柜的，甚至掘地挖墙式的查抄行动，而被抄者的家庭成员及周围邻居通常无人敢拦阻或质疑。这也使少数不法之徒得以钻空子，伪造红卫兵袖章，假借抄家名义进行入室盗窃、抢劫。　　
在红八月的抄家风中，各城市被抄家庭的数量很大，所涉及的抄家对象范围相当广泛，仅在北京，1966年8、9两个月中，被抄家庭数量即达到11.4万家之多，全国范围内究竟抄了多少家，是无法统计的。　　
被抄家庭数量众多的原因，一是由于参加抄家的红卫兵数量多，尽管如前文所述，当时红卫兵在全体青年学生中只占少数，但一个城市中的所有红卫兵加起来的绝对数量仍相当庞大，当抄家被认为是一种“革命行为”，当这些红卫兵中的绝大多数行动起来参加到抄家行动中去，被抄家者的数量便相应地急剧增加了。各校红卫兵先是抄本校校领导和被认为有问题的老师的家、抄社会上一些运动前期被点名批判的“黑帮分子”、著名文化人和艺人、较大较有名的原资本家的家等，随着越来越多的红卫兵加入了抄家的行列，抄家对象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向社会上的中、小“牛鬼蛇神”扩展，很多学校的红卫兵纷纷与各街区派出所、居民委员会联系，要求他们提供抄家对象名单。　　
二是当时存在着严重的将“阶级敌人”范围扩大化的倾向，无论是红卫兵自己，还是为红卫兵提供抄家名单的派出所、居委会，都有这种倾向。文革前政府明定的阶级敌人有四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被称为“四类分子”，后来，又增加了一类右派分子，与前四类合在一起，在文革中被称为“黑五类”。在文革前，这五类“阶级敌人”的身份，绝大多数是需要经过某级政府或某级党政组织以文件的形式确认的，其中，地主、富农是在全国土改中划分农村阶级成份时确认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或者是在建国初期的清查工作中确认，或者是在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确认，或者是根据人民法院对反革命罪和各种刑事犯罪的判决书确认。尽管文革前历次运动中所定的五类分子中也存在许多冤、假、错案，但毕竟将某个人定性为五类分子还是比较慎重，要由某级政府或某级党政组织通过一定的程序来正式认定的，但文革中却打破了这一“框框”，从而大大扩充了“黑五类”的队伍。各地红卫兵在夸耀自己的“革命功绩”时都宣称自己挖出了多少原来埋藏得很深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特务”、“阶级异已分子”、“假党员”、“叛徒”、“漏网右派”，等等。这些在文革中“新挖出”的“阶级敌人”，均未经过权力机构的认定程序，而是由少数红卫兵说了算，但他们与原来的“黑五类”一样，成为红卫兵抄家以及进行其他各种“专政”活动的对象。　　
在文革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阶级敌人的类别。其一是“黑帮”，包括文革前期首先受到冲击的部分党政领导干部和著名文化人（如彭、罗、陆、杨和“三家村黑帮”等）、各学校的校领导、一些文艺团体的领导等；另一类是“资本家”，文革前，原资本家均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在文革中，红卫兵亦将其列为阶级敌人，而且，红卫兵对抄资本家的家特别有兴趣，因为在资本家的家里通常可以抄出大量金银财物和奢侈品，在实践中，当时的人们对资本家与小业主（即现在所称的“个体工商户”）又总是划分不清，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以至在红卫兵抄家风中，大量原小业主也被当成资本家抄了家；还有一类是“反动学术权威”，文革初期，这一名词常见于报刊上，但“反动学术权威”究竟指的是一些什么人，却始终没有权威机构或者权威人士予以统一解释和界定，在那个年代，我国的中、高级知识份子很稀缺，一位工程师或一位大学讲师，往往就会被周边的人们看作是了不起的大知识分子，在当时严重的将“阶级敌人”范围扩大化倾向的支配下，不少在各单位技术和业务中挑大梁的中、高级知识分子，也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抄了家。在北京和全国各地，“阶级敌人”的概念都程度不同地从原来的“黑五类”扩展到了“黑六类”、“黑七类”，乃至“黑八类”。　　
当时被列入红卫兵抄家名单的还有一部分被认为具有“特务”或者“反革命分子”嫌疑的人，查抄这些人的家，就是为了找出其特务或者反革命分子的证据。其中，如临解放时随国民党政府撤往台湾或逃往香港人员留在大陆的家属、有“海外关系”（尤其是在美国及其他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亲属）的人员、被人举报形迹可疑、收支不符或有偷听“敌台”（如台湾、苏联有关电台对中国大陆播放的特别节目）行为的人员等。诚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反特斗争特别尖锐，要求基层派出所、居委会及一般居民提高反特的警觉性是当时形势的需要，但由于在这方面过度敏感，甚至有人趁机挟嫌报复，举报假情况，导致很多无辜者被伤害，也是客观存在的。　　
红卫兵抄家的内容，一是查找各种“反动”证据，如查找被抄家者是否藏有国民党政府的委任状，是否藏有“变天账”，是否藏有武器等，红卫兵往往特别注意查抄被抄家者的日记和私人对外往来信件，以及其他记载个人思想情感的文字材料，不少人因在这类文字材料中流露了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获罪；二是查抄金银财物和奢侈品。当时距全国解放时间不长，社会上一般群众的生活水平尚很低，穷苦百姓的仇富心理比较严重，而根据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理论，世界上的一切财富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而那些并不从事生产劳动（当时对生产劳动的理解很狭隘）的人，却占有大量财富，过着奢侈生活，本身便是一种罪恶，所以，当红卫兵查抄并没收有钱人的大量财物和奢侈物品时，一般市民通常并不同情被抄家者，反而在围观、惊叹那些见所未见的金银财宝和奢侈品时产生一种愤慨不平或幸灾乐祸的情绪。如在杭州，当红卫兵从著名京剧艺人盖叫天家中抄出大量金银财物后，杭州郊区的农民也自发地砸掉了盖叫天的那座在当时人的眼中极为豪华的生墓。三是查抄“四旧”物品，旧书、古董、旧字画，以及印着被红卫兵认为带有“封、资、修”毒素的图案的日常用品等，或被红卫兵当埸砸烂、烧毁，或被红卫兵没收。　　
抄家仅仅是查找罪证的一种手段，一旦在抄家中被红卫兵抄出重要的“反动”证据，或者被抄出大量金银财物和奢侈品、四旧物品，即成为被抄家者的“罪证”，被抄家者会因此受到各种惩治，惩治的方法多种多样：（1）在现埸召开批斗会；（2）在家门口挂牌示众；（3）剃阴阳头，即将被抄家者（不分男女）皆剪去半边头发，留下另半边头发；（4）戴高帽子游街；（5）毒打；（6）其他各种从肉体上或精神上折磨牛鬼蛇神的方法。被抄家者受到何种惩治，以及受到惩治的程度，主要与具体执行抄家的红卫兵有关。红卫兵组织往往比较松散，除了查抄到的重要“反革命”证据必须向红卫兵总部报告、请示，以及查抄到金银财物和其他贵重物品必须上缴到红卫兵总部以外，其他方面通常由各抄家小分队各行其是。有的执行抄家的红卫兵态度比较温和，对抄家中没收的财物和贵重物品往往还给被抄家者出具清单或收条，在对被抄家者的惩罚方面也往往不为已甚，较少打骂，对那些本身问题不大而在抄家中又未抄出什么重要物品的被抄家者，往往不予惩罚；但也有些红卫兵抄家队，系由某些高干子女或带有流氓习气的学生组成（在自由结合的情况下，往往性格、思想和行为方式、习气相同的学生组合在一起），在抄家过程中，不仅肆意毁坏被抄家庭的财物，而且对被抄家者及其家属极尽侮辱、打骂之能事，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将被抄家者的家属活活打死的情况，也有的被抄家者因为无法忍受所遭受的肉体和精神折磨而自杀。杭州的著名京剧艺人盖叫天即是在被红卫兵抄家后，又被强穿上戏装，放在垃圾车上游街，盖叫天在游街中不堪羞辱，吐血昏倒，后又经多次批斗，不久身亡。　　
抄家风愈刮愈烈引起了市民的普遍惊恐。一方面，当时存在的将阶级敌人范围严重扩大化的倾向使许多属于中间阶层（既非红五类又非黑八类）的市民人人自危，不知道什么时候抄家会抄到自己头上来，因为周围邻居和亲友中不少情况与自己差不多的人家已经被抄了；另一方面，目睹不少被抄家者因为家中被抄出含有“犯忌”内容的日记、信件和其他文字材料，或者被抄出金银财宝、四旧物品而获罪，受到各种惩治，甚至被戴上了黑八类的帽子，所以都萌生了为防万一红卫兵抄到自己家来，预先将家中“犯忌”的文字材料和金银财物、四旧物品清除掉的念头，于是，许多家庭开始“大扫除”，清理各种信件、日记、旧书、旧器物，等等，一带十、十带百，遂出现了一个全城家家“大扫除”、户户“破四旧”的局面。所有的废品收购站门前都排起了长队。自然，一些确实可能“犯忌”的文字性东西是不敢送到废品站的，都是在夜深时候在各家家中偷偷焚烧，不少人家在夜深时将金银、贵重物品、古董等偷偷扔进了附近的小河沟或者公共厕所的化粪池。应该说，抄家风的受害者数量远比实际遭受抄家者的人数多得多。　　
一司红卫兵的大规模抄家风大致在1966年的9月份便渐渐止息了，某些城市延续到10月份。但是，文革中的抄家活动至此并没有完全停止，三司红卫兵虽然没有参加“红八月”的大规模抄家活动，但当三司红卫兵渐渐在政治上取得优势地位后，也进行了一些抄家活动，不过三司红卫兵主要抄的是“走资派”的家，对于社会下层的“牛鬼蛇神”则基本上不抄了。

（3）对牛鬼蛇神的虐待

“红八月”中，一司红卫兵在“专政”的名义下，对所谓“牛鬼蛇神”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虐待，包括各种肉体折磨和精神折磨。在当时，“牛鬼蛇神”被当作阶级敌人的代名词，但由于当时将阶级敌人范围严重扩大化的倾向，大量不应属于阶级敌人的无辜者被一司红卫兵划到了“牛鬼蛇神”的圈子里。再者，对于“牛鬼蛇神”中真正属于阶级敌人者，在其失去破坏和抵抗能力后，对其施以各种非人道的虐待也是错误的。　　
在“红八月”时，各学校红卫兵均将本校被认为是“牛鬼蛇神”的教职员工集合起来，勒令其不准回家，强迫集中住在红卫兵指定的某些破旧房子里，这些“牛鬼蛇神”集中居住的房子因此被名为“牛棚”。住在“牛棚”里的牛鬼蛇神，包括运动前期被打倒的校领导班子成员、在工作组时期被定为“右派”的教师、因各种历史或现行问题被红卫兵认为属于阶级敌人的其他教职员工等。当时一些运动开展较早的文艺团体也建立了类似的“牛棚”。　　
在红卫兵的监管下，“牛鬼蛇神”们每天必须早起晚睡，从事各种体力劳动，如打扫卫生、给操埸除草等，“牛鬼蛇神”们在食堂吃饭时通常只许吃最差最便宜的菜，早晚都有红卫兵对其进行训话。对“牛鬼蛇神”们来说，这些都不难忍受，最难忍受的是经常要遭到部分红卫兵的花样百出的精神侮辱和肉体折磨。　　
在“红八月”中，在北京和各地城市里，都出现了一群经常以打人、虐待人为乐的红卫兵。这些红卫兵绝大多数出身于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党政干部家庭。文革前的高干子女学生大致上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受其家庭良好影响较多，关心政治、思想敏捷、作风干练，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都很强，说话、办事大有其父辈的英风豪气，但这类人往往比较高傲，不大看得起平民子女，甚至连校领导和老师也不太放在眼里，在工作组时期，他们成为工作组扶持“左派”学生的重点对象，工作组撤离后，很多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负责人和红卫兵组织负责人便是由这类高干子女担任，他们实际上构成了一司红卫兵的领导层；另一类高干子女则由于从小养尊处优，养成了衙内式的“恶少”、“恶女”的性格和脾气，这类高干子女中尤以军队高干子女为多（且以中学生为多，可能与解放军高级将领征战半生，多在全国解放前后才娶妻生子有关）。文革前，由于贯彻“阶级路线”，各大、中学校招生均不以考试成绩为主要标准，红五类子女得以优先入学，尤其是高干子女，享有不成文的特权，均被集中安排在各名校或重点学校入学，这种情况在北京最为突出，因为北京是高干子女特别集中的地方；在各地方城市里，省、市领导干部的子女也通常集中于某些重点学校，在这些重点学校的同一年级里，高干子女往往还集中在某几个班级。据当年曾与那些“恶少、恶女”式高干子女同班读书的人介绍，这类高干子女平时的学习成绩并不好，有的甚至很差，是凭着父母的特权才进了重点学校，平时这些学生就存在学习不用功、不遵守校规等情况，校领导和老师都不大敢管，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在文革开始阶段，批“三家村”、批校领导，至工作组时期，这类高干子女都没有什么表现，因为他们大多不喜欢或不善于写文章，不善于搞什么思想斗争，直至一司红卫兵兴起，才使这些人的性格中的“恶”得到了充分表现机会，实际上，“红八月”里以极其残忍的方式打人和侮辱人的，主要是这帮“恶少、恶女”式高干子女，这些人的人数其实并不多，一所学校里也无非就是那末几十个人，但所造成的后果极严重，影响极坏。　　
红卫兵运动兴起后，这些自称“老子英雄儿好汉”的高干子女，自命为当然的革命接班人，并自认为享有以“革命”、“专政”的名义任意殴打、侮辱他人的特权。许多文革回忆文章指出，这些人常用的打人工具是“军用铜头皮带”，这也说明了这批红卫兵的干部子女身份，因为这种皮带是当时一般工农子女置办不起的“奢侈品”，甚至在当时即使有钱也是买不到的。许多“红八月”的亲历者发现，这些高干子女打人或侮辱人，纯粹是一种恶的情绪的发泄，因为他们往往并不关心被打或被侮辱者所犯何罪、所犯“罪行”情节的轻重，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与被打或被侮辱者互不相识，只要认为对方是“牛鬼蛇神”便打骂了再说，他们常常以变着法子折磨“牛鬼蛇神”取乐。　　
目前已经有大量的文革回忆文章讲述“红八月”时红卫兵如何残无人道地虐待“牛鬼蛇神”的情况。据笔者访问的许多文革亲历者证明，这类文章所讲述的情况是真实的，因为笔者所访问的许多文革亲历者都目睹过类似情况，例如，有人曾在在杭州市某重点中学目睹过这样的情景：一些中、老年教师被迫跪在地上向几个手持皮带的女红卫兵（系六六届初三年级学生，讲述者甚至能叫出其中几个人的名字）磕头，口里还要喊这几个女红卫兵为“红奶奶”，这几个女红卫兵可能嫌这几位教师磕头磕得不够响，竟用脚踩在这些教师的头上往水泥地上蹬，把几位教师蹬得头破血流；还有人看到过这样的情景：在校食堂的饭厅里，一司红卫兵规定“牛鬼蛇神”们每次吃饭前都要先唱《牛鬼蛇神嚎歌》，这是一首让“牛鬼蛇神”自己污辱自己的歌，而一些红卫兵还变着花样命令他们合唱、独唱、二重唱等，唱一遍又一遍，略嫌唱得声音不够响亮、感情不够饱满、发音不够准确，上去就用皮带抽。文革的这一阶段，这类事情很多。　　
但是笔者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红八月”中有这种残无人道的虐待行为的人只是极少数，而且，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高干子女。即使在当时某些高干子女集中的重点学校，在一所拥有一千几百名学生的中学里，这批人往往也只有几十人。自然，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中，这批人的暴虐行为受到了纵容，以至于恶性发展。对于究竟谁纵容了这批人的行为，笔者后面再分析。但是，现在某些人企图将这少数学生的行为说成是红卫兵整体的行为，又进一步将其扩大到文革时一代青少年的行为，并且煞有介事地来分析产生一代青少年暴虐行为的社会根源，这是别有用心的，其目的是想借此否定整个毛泽东时代。　　
据笔者所了解到的情况，即使是当时的红一司上层成员，也对这批专以虐待他人为乐的人感到很头疼，认为他们不讲政策、到处惹事，但对这批人却拿不出有效的约束办法，甚至因为大家处于同一阵营，而有意无意地纵容了这批人的行为。当这批红卫兵在大庭广众下过分毒打“牛鬼蛇神”时，其周围目睹的人并非个个都是无动于衷的，通常会有学生报告文革委或红卫兵总部，而文革委或红卫兵总部负责人也通常会赶到现埸进行制止或劝阻，也有些具有正义感的学生会当埸站出来表示强烈抗议，或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笔者所走访的人员中即有多次在这类埸合表示抗议者）。但是，这些打人的高干子女红卫兵往往等抗议的学生和劝阻的文革委负责人离去后，又将“牛鬼蛇神”拉到偏僻无人处继续毒打。后来，为了排除这类抗议或劝阻的“干扰”，这些打人成性的高干子女红卫兵常常将被打者拉到某个偏僻的房间里关起门来打，或者改为夜间行动，趁黑夜将“牛鬼蛇神”提到某个偏僻处进行毒打。“红八月”中许多学校出现的打死人事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在北京和各地的打人行为达到高潮时，一些打人打红了眼的高干子女红卫兵甚至喊出了“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　　
笔者常常与一些文革亲历者讨论分析“这批高干子女红卫兵在文革中为何会有如此无人性的暴虐行为”这个问题，参与讨论者，包括曾任这些高干子女的班主任的老师和同班同学，都觉得很难有圆满的解释。有人说，这些高干子女从小养尊处优，养成了视普通平民为草菅、视他人生命如草菅的心理习惯；有人说，因为这些高干子女的父母是大官，不管出什么事情都能摆得平，所以从小养成了有持无恐、无论什么出格的事情都敢做的性格；有人说，在“红八月”那个特殊的时期，很多特殊的社会因素导致了某些人性中的恶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也有人说，文革前，一些高干子女经常可以看到反映“二战”的内部影片，这些影片中的法西斯分子虐杀俘虏和平民的情节给他们很坏的影响，等等。　　
由于极少数高干子女的行为，“红八月”在世人眼里具有了血腥的色彩。

6．关于“红八月”中的死人事件　　

文革期间的死人事件，一般有两类情况：一是在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中彼此打死、打伤对方人员；一是在对所谓“阶级敌人”进行“专政”行为时，通过各种肉体和精神折磨，或将人活活打死，或导致“专政”对象因无法忍受所受到的折磨而自杀，或因加重“专政”对象原有的病情而导致死亡。前一类行为以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最多；后一类情况又集中发生在两个时期：其一是从史称“红八月”的1966年8月至9月、10月这段时期，在北京及一些中心城市，这段时期是红一司最鼎盛的时期；其二是1968年下半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时期，这一时期发生于“工宣队”进驻全国城市各学校之后，在这一时期，原有的老三届学生的红卫兵组织已基本退出政治舞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开始，代替老三届学生红卫兵的是由新招入学校的69届以后新生组成的红卫兵。　　
如前所述，1966年8月时成立的第一批红卫兵组织（如北京的红一司）具有“半官办”的性质，其领导层成员多为工作组时期由工作组扶持起来的所谓“左派”学生，其中，高干子女占着主导地位，1966年8月至10月这段期间发生的破四旧、抄家、对社会下层的“牛鬼蛇神”进行各种形式的暴力“专政”等一系列行为，就是这批红卫兵干的，其中，对所谓“牛鬼蛇神”进行无人道的折磨，以致将人打死、打伤、打残，或者导致被折磨者自杀的，只是这批红卫兵中的少数具有“恶少”、“恶女”习气的衙内式高干子女。　　
这就出现了一种使不明真相者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文革结束后曾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过大规模的对“三种人”的清查，对文革期间有过“打、砸、抢”行为的造反派成员都进行了各种惩治，但偏偏就是对“红八月”中打死人的血案从来没有人进行过深入追查。北京和各地方城市中，“红八月”中打死人的血案很多，据有关资料，仅仅在北京一地，1966年8月至10月被打死的人即达1700多人，其中，有名有姓、有大量现埸目击者的为数不少，这些死者的家属至今健在，大量现埸目击者也大多数至今健在，而且现埸目击者中不乏打人凶手的同学、老师，连这些打人凶手的名字也是叫得出的，按理说，至少有部分血案只要认真查一查是完全可以水落石出的。　　
有位名叫本杰明·哈里斯的天真的美国律师，自以为可以凭着他二十年的研究谋杀案的经验及西方人特有的认真和执着，可以探寻出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殴打至死事件的来龙去脉，追查这位谋杀四个孩子的母亲的元凶。哈里斯为此专门开了一个博客，写了许多文章，希望这一血案的知情者为其提供资料，但一年多来毫无所得。哈里斯实在想不通，如果说，这一血案的知情者尚在言论管制严格的中国，还情有可原，但其中有些重要知情者已经身在言论自由的美国，而且，查清血案的来龙去脉，并不会涉及到要求任何人为此承担刑责，这还有什么可以顾虑的呢？即使为了起码的人道和良知，也该出来说明事件的真相，让沉冤四十余年的冤魂得到慰藉吧？哈里斯在一篇文章中急切地呼吁几位重要知情人：“刘婷、宋彬彬、刘锦（音）以及所有的红卫兵们，别太沉缅于舒适的晚景。我们决不会忘记！”。但回答他的仍是一片沉寂。　　
奥秘何在呢？奥秘就在于“红八月”中打死人的都是些高干子女，而文革结束后，这些高干子女的父母又重新官复了原职，重新成为权势显赫者，而这些官复原职的高干们在文革后极力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文革说成是一埸迫害老干部的运动，把他们及他们的子女说成是在文革中受尽委曲的被迫害者，为了他们及他们的子女在文革中受到的“委曲”，他们向国家要求“补偿”，因此，文革后，他们的子女中走上仕途的，一个个飞黄腾达；下海经富的，一个个家财亿万；更有许多这类共产党人的后代，当年自称红色江山的当然接班人者，跑到资本主义国家定居去了。对于“红八月”中制造“红色恐怖”、破四旧、抄家、打死打伤打残人的这不光彩的、血腥的一页，这些高干子女们是极力想要掩饰，想要从知情人的记忆中抹去的。　　
“红八月”中血腥的一页成为很多人主张彻底否定文革的重要口实，至今出版或发表的无数相关的公开出版物和网上文章，无论是官方的还是个人的，都重在渲染那些血腥的事实和埸面，但对于制造那些血案的凶手，绝大多数出版物和网上文章都只是笼统说成“红卫兵”，极少有人指名道姓，极少有人主张追查具体的行凶者，尽管行凶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难追查。将那些血案的凶犯笼统说成“红卫兵”，对文革否定派来说是有好处的，因为众所周知，毛泽东热烈支持了红卫兵运动，而所有的红卫兵组织又都发表过“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为保卫毛主席，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等之类的宣言，所以，文革否定派们就可以很顺利成章地将破四旧、抄家、制造“红色恐怖”等一系列行为说成是毛泽东教唆的。将少数高干子女的残无人道的行为笼统说成是“红卫兵”的行为，甚至说成是整整一代青少年的行为，还可以据此煞有介事地分析产生这一代青少年残暴行为的“社会根源”，从而可以将整个毛泽东时代说成是培养一代青年少暴虐行为的温床。　　
尽管绝大多数相关的公开出版物和网上文章提到文革“红八月”中那些血案的制造者时都只笼统地说成是“红卫兵”，但也有少数例外，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上面提到的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殴打致死的血案，因为该血案死者的家属牢牢地记住了一个名字，即宋彬彬。宋彬彬是个倒霉蛋，因为她曾在天安门上给毛泽东戴过红袖章，成了全世界都知道的名人，所以就被死者家属盯牢不放，所以如今的宋彬彬就不得不在全世界拼命地为自己辩护，辩称自己在那天并未参与打人，她的几个朋友也出来为她作证，证明她不但没有打人，还劝阻过打人者。但问题并不在这里，人们可以相信宋彬彬没有动手打人，但她既然是当时工作组认定的“左派”学生头头，工作组撤离后该校实际领导班子的成员，引发打死人事件的该校8月5日批判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何况还有人说她在现埸“劝阻”过打人者，那末，她最低限度与该血案的行凶者照过面，而且，作为血案发生后该校的实际掌权人之一（据有关资料，该校文革委和红卫兵成立于8月10日，宋彬彬是主要负责人之一），有责任查清该血案的来龙去脉及涉嫌行凶者的名字。但至今宋彬彬除了一味洗清自己外，什么也不说。北师大女附中的血案还涉及到了该校的另外两位高干子女，一位是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另一位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此二人跟宋彬彬一样是工作组认定的左派学生头头，以及后来该校文革委和红卫兵组织的头头。网上有贴子说，在血案发生的现埸，曾有人看到刘婷婷也在卞校长的头上踩了一脚。血案发生后，死者的家属找校方交涉，主要是邓榕出面处理的，所以这个名字也被死者家属记住了，邓榕当时就拒绝了死者家属关于追查凶手的要求。　　
美国佬哈里斯天真地认为这样一桩案子不难被查个水落石出，但他并不知道，这桩案子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涉及到重大政治集团的利益，如果这桩案子被查清了，会对“红八月”中发生的其他一系列血案起连锁反应，大量当年的行凶者及他们背后的真正教唆者、纵容者都会被揭露出来，那末，至今官方对文革所定的调子恐怕就要重写，文革否定派们对文革描述和结论，就会出现很大的破绽。所以宋彬彬们必须守口如瓶。　　
文革中最早出来批判红一司破四旧、抄家、制造“红色恐怖”等系列行为的是它的对立派——红三司。红三司成立于9月份，在10月份以后得到了发展壮大。红三司认为，红一司成立后执行了一条“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与文革前期工作组执行的路线一脉相承的，红一司搞的抄家、制造“红色恐怖”等系列行为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按照红三司的说法，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命造反派必须牢牢掌握这一斗争大方向，而党内走资派在文革开始后预感到“末日将临”，千方百计企图“转移斗争大方向”，而红一司所进行的破四旧、抄家、制造“红色恐怖”等，就是企图“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具体表现。自然，由于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红三司在批判高干子女红卫兵的暴虐行为并指出被他们折磨致死、致残的人中有许多属于无辜群众时，并未否定对真正的“阶级敌人”使用暴力的正当性。　　
文革中最早出来为部分“红八月”中被打死者申冤的也是造反派红卫兵。那是在1967年的1月份，联动被中央文革判为“反革命组织”，其主要成员100多人被抓捕。于是，首都三司及各城市造反派红卫兵掀起了一埸批判联动“反动罪行”的热潮，因为联动成员均来自原红一司领导层和骨干分子，所以，“红八月”中与红一司有关的许多血案都被翻了出来，北京和不少城市，造反派红卫兵还举办了“联动罪行展览会”。例如，目前网上流行很广的一份关于打死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血案的证据材料，是一份印有多张卞仲耘惨死后尸体照片的传单，而在这份传单上署名的印发者的名称是“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该组织是当时著名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是首都三司成立时的16家发起单位之一。这张传单上还印有“打倒联动！砸烂联动！”字样，说明是在1967年1月或以后批判联动热潮时印发的。又例如，“红八月”时发生于西安第37中学的“王冷事件”，此事件中，该校语文教师王冷被毒打致死，同时被打死的还有该校退休语文教师王伯恭，该校校长被打断肋骨，9名教师被严重打伤，1名教师被打得精神失常，而制造这一血案的主凶基本上都是当时中共西北局重要高干的子女。关于该事件，留存至今的主要证据是一本名叫《王冷同志之死——看西北局、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向阳区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血腥暴行》的小册子，该小册子中不仅讲述了王冷事件的详细经过，还收录了王冷的丈夫、女儿、姐姐的控诉文章、多名现埸目击证人的证词、有关学校的证明文件等，这本小册子编印的时间是1967年3月，当时正处于各城市造反派红卫兵“揭批联动罪行”时期。还有一个例子，浙江省杭州市在1967年1月发生了一件惊动中央的大事，即该市的造反派冲击了浙江省军区，占领了军区的作战大楼和政治部大楼，而此事件的起因是：在一次“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有人控诉了杭州四中的一批一司红卫兵在“红八月”中将该校一位教师的两名家属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活活打死的详细经过，而这批一司红卫兵的为首者正是时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的儿子，于是，数万愤怒的造反派和群众齐集浙江省军区大门，要求其司令员交出其“杀人凶手”的儿子，该司令员予以拒绝，双方相持达数日，中央派南京军区政委杜平前来调解，终因无法满足造反派的关于“交出杀人凶手”的要求而致判破裂，酿成造反派冲击军区的严重后果。

7．学生冲击党政领导机关

1966年8、9月间，正当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们轰轰烈烈地破四旧、抄家，以及对社会上的各种“牛鬼蛇神”实行“专政”时，另有一批学生从另一方向发起了行动：冲击党政领导机关。中央和国务院所属部委、各大区的中央局、各省的省委、各自治区的自治区党委、各直辖市和其他重要城市的市委，普遍遭到了冲击。
在这一系列冲击党政机关事件中，影响较大的有：
陕西西安交大等部分院校学生在中共西北局机关门口绝食静坐的“八·一六”事件；
湖南长沙湖南大学等部分学生冲击长沙市委的“八·一九”事件；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学生冲击地质部的“八·二三”事件和“九·五”事件；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学生冲击国防科委的“八·二五”事件；
云南昆明的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等部分学生冲击云南省委和中共西南局的“八·二三”风暴；
山东青岛的青岛医学院等三所院校的部分学生冲击青岛市委的“八·二五”事件；
天津劳动局第二技校和北京红旗学校的部分学生冲击天津市委的“八·二六”事件；
安徽合肥的“八·二七”事件，以及来自北京、陕西的串连学生和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工学院等本地院校部分学生冲击安徽省委的“九·一”事件；
福建厦门大学、华侨大学部分学生围攻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八·二九”事件；
广西桂林的“九·八”事件，以及与此相关的南宁的“九·九”事件；
北京到上海串连的部分学生和上海部分学校的学生冲击上海市委的“八·三一”事件和“九·四”事件；
北京到新疆串连的部分学生和本地一些大专院校的部分学生冲击自治区机关的“九·三”事件；
北京到湖北武汉串连的部分学生和本地学校部分学生冲击湖北省委的“九·二——九·四”事件；
此外，浙江杭州、内蒙古包头、黑龙江哈尔滨、四川重庆、贵州贵阳等地在这段时间也发生了学生冲击省委、市委的事件。或地方党政机关与学生严重冲突的事件。
这一时期发生的学生冲击党政领导机关事件，一部分是由本地学生首先发动的，其冲击党政机关的基本动因是部分本地学生为他们在工作组时期受到的迫害“讨说法”。因为全国绝大多数学校的工作组在撤离学校前都没有给前一阶段被他们整成“右派”的师生公开平反，并且，工作组普遍把管理学校的大权交给了在前一阶段“抓右派”斗争中培养起来的“左派”队伍，而这些接掌学校大权的“左派”们,在工作组走后，继续坚持了对“右派”的斗争。他们对被工作组打成“右派”的教师普遍进行了变本加厉的残酷的肉体虐待和人格污辱，对所谓的“右派”学生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排挤、打击，其中包括不准这些“右派”学生加入红卫兵。在当时，“不准加入红卫兵”，也就等于剥夺了这部分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权利。
据当年一司红卫兵重要成员在网上发的回忆文章《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兴衰始末》，1966年8月27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的成立大会上，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曾率100多人冲击会埸，强行要求参加红卫兵，被当时担任大会保卫工作的的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几句话镇住，“怏怏带领人马撤走”。从这段记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即使在当时已经受到中央文革明确表态支持并且家庭出身不错的蒯大富也进不了红卫兵组织，其他的“右派”学生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也是这些学生不得不起来为自己讨个说法的重要理由。
这些“右派”学生冲击党政机关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黑材料”问题，这个问题较复杂，说来话长，我们放到下面专节叙述。
西安“八·一六”事件的起因就是为在西安交通大学工作组制造的“六·六反革命事件”中遭受迫害的学生讨说法。据说，这次事件中，聚集在和平路金家巷中共西北局大门口绝食静坐请愿的各校学生多达50000余人，占据了和平路一条街，有一些中青年教师也加入了学生的行列。这次绝食静坐请愿坚持了三天，直到8月18日晚，中共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在北京周恩来总理的命令下出来接见学生并讲话后，大部分学生方才撤走。8月19日，李世英等学生领导小组成员又被兰州军区用飞机送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江青的接见。
在北京，8月23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1000多人一路高呼口号来到地质部，在地质部大门外席地而坐，要求邹家尤（原地质学院工作组组长、地质部副部长）回地质学院向学生作检查，并以宣布绝食作要胁。东方红公社此举惊动了中央上层，中央文革出面支持东方红公社学生的要求，地质局党委不得不同意邹家尤第二天前往地质学院，听取学生意见。但是，邹家尤来到地质学院，并未解决东方红公社学生要求解决的问题——“公开平反”和“交出黑材料”问题，因此，未达到目的的东方红公社于9月5日再次冲击地质部，要求见邹家尤，而这一次，邹家尤却躲到了地质学院（当时的地质学院，仍是“左派”学生占优势）。二次冲击地质部的东方红公社成员，除了在地质部大门口静坐抗议和贴大字报以外，还强行冲进了机关档案室，“翻阅并取走部分档案资料”。这次行动延续到9月7日，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出动，要求东方红公社撤离，双方由对峙、辩论发展到拳脚相加，酿成了著名的“九·七”武斗事件。以后，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还分别于10月8日、10月27日两次冲击了地质部。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冲击国防科委则发生在8月25日，那天，北航红旗200余人在国防科委门口席地而坐（当时的国防科委大门同时也是国防部的西大门，在此静坐，社会影响很大），要求交出原北京航空学院工作组组长赵如璋（国防科委某局局长）。国防科委负责人和赵如璋本人以怕受到学生们的人身伤害为名，迟迟不肯答应学生们的要求，使这埸请愿活动整整持续了28个昼夜。在此期间，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人员也赶到现埸，与北航红旗的学生进行对峙，后者中的一些人甚至动手打人，扬言要“砸烂北航红旗”，但双方未发生全面武斗。在此期间，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曾多次向林彪请示，中央文革小组则将此事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支持北航学生的行动，林彪也表了态：“赵如璋如果不出去，派一排人把他押出去”。直到9月22日夜，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陈伯达亲笔给罗舜初、赵如璋等人写下了保证书，让他们“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同北航学生聚谈或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如果被学生杀死或打伤，陈伯达情愿抵偿”，问题这才得到解决。9月23日，国防科委交出赵如璋，北航红旗撤离。
在广西桂林，广西师范学院的工作组于8月5日撤离该校时，反对工作组的某些学生在校园内贴了一副对联：“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这副对联引起了反对和支持工作组的两派学生的激烈争执，导致了打伤反工作组学生10余人的“八·七”事件；此后，已经掌握了学校权力的“左派”学生还多次追查和批斗这副对联的支持者。9月8日，广西师范学院2000多人在桂林市委门前绝食静坐，并派25人到南宁向自治区党委请愿，要求进一步处理“八·七”事件；9月9日，赴南宁请愿的学生在自治区党委门前遭到持保自治区党委立埸的“赤卫队”和“盾牌”红卫兵的围攻，南宁各大中学校学生2000多人赶来支援请愿学生。遂成为当时轰动广西的“九·九”事件。
当部分地区的学生为在工作组时期被整成“右派”而向省委（自治区党委、市委）请愿、讨说法时，另一些地区的学生则表现得更激进，走得更远，他们直接把   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省委（自治区党委、市委），他们认为，工作组整“右派”师生的每一重大行动，都是由他们的上级领导机构——省委（市委）部署和批准的，因此，他们喊出了“揪出工作组的黑后台”的口号。当时，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已经流入了社会。一些学生认为，这张大字报中所说的：“在五十多天的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埸，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这段话，与本地区前一阶段的情况完全相符，他们据此认为：本地区的党政领导在前一阶段的文革运动中执行了一条镇压学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甚至怀疑本地区的党政主要领导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湖南长沙，8月14日，就有长沙十二中的胡宜民等5位学生在市委大楼的院墙上贴出了名为《坚决打倒“三相信”》的大字报，“三相信”是指“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这张大字报在全市和全省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明显具有向地方党政组织的权威公开挑战的性质。这也成为几天后的长沙“八·一九”事件的前奏。
8月26日，安徽工业大学无线电系的学生在合肥市百货大楼的玻璃窗上贴出了《炮轰安徽省委司令部——造李葆华的反》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成为合肥“八·二七”事件的导火索。
其他如云南昆明的“八·二三”风暴、天津的“八·二六”事件等，学生都提出了“炮轰”、“火烧”本地党政组织的口号。
在另一些省、市或自治区，冲击党政机关事件不是由本地学生，而是由来自北京和其他地方的串连学生首先发动的，如上海、湖北武汉、新疆乌鲁木齐、四川重庆、贵州贵阳等。在这些地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一般都比较强，而那些原来反工作组的“右派”学生则力量较弱。因此，尽管当时各学校工作组已经奉命撤回，但地方党政领导仍然依靠各学校、各机关、各厂矿的“左派”队伍，牢牢掌控着各单位的运动局面，掌握着所在地区的运动领导权和主动权。这些地区在起初时，社会还是相对比较平静的，但是，大批北京串连学生一到，一切都乱了套。
1966年的8月下旬起，与全国各地红卫兵纷纷奔向北京“朝圣”的同时，北京的学生也纷纷到全国各地串连。起初时，各地的党政机关对这些“来自毛主席身边的红卫兵小将”均是礼敬有加，各地大多设立了专门的接待机构，负责串连学生的食宿安排并为他们提供各种方便，例如在贵阳，贵州省委甚至安排北京串连学生住高级宾馆；又如在新疆，自治区党委于9月2日召开大会，对北京等地来疆串连的学生表示热烈欢迎，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在欢迎大会上讲了话。
但是，接下来的情况就出乎这些地方党政领导人的意料了。这批北京来的学生往往一到某地，就指责该地的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宣称该地的阶级斗争盖子尚未揭开，怀疑该地的党政领导“搞阴谋”、“捂盖子”；他们四处煽风点火，号召群众起来造反，很快就跟本地的在前一阶段反工作组的学生取得了联系，共同把矛头指向了当地党政领导机关。
在上海，8月29日，上海市委门口出现了名为《给上海市委一记响亮的耳光》的大字报。署名是“清华大学送瘟神战斗队”，这张大字报成为8月31日至9月4日“北京红卫兵”与上海市委发生严重冲突事件的前奏。在新疆，9月3日，北京串连学生和乌鲁木齐市部分本地学生1000余人冲击自治区党委机关，借口王恩茂在前一日欢迎串连学生大会上所作的讲话原稿中没有“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要派”这句话，要求自治区党委交出王恩茂讲话原稿，供他们批判，并于9月4日宣布绝食静坐，这就是当时轰动新疆的“九·三事件”。在湖北武汉，当2000多名北京串连学生和本地学生要求当时实际主持湖北省委工作的张体学接见时，张体学声言他“只接见左派，不接见右派”，此言一出，学生们群情激愤，遂引发学生们在省委门前静坐绝食抗议的“九二——九四”事件。
对于这些所谓的“首都红卫兵”，各地党政领导人经历了从欢迎，到怀疑，到反对的过程。例如，上海市长曹荻秋就曾交代市委、市政府工作人员去查查这些“首都红卫兵”的底，即使查明这些学生确是红卫兵，也要把他们在上海的所作所为告诉北京市委，言下之意，已经怀疑这批学生有可能是“假红卫兵”。当时社会上也盛传“这批红卫兵是假的”。八月底，当上海市委接到来自镇江车站的报告：“北京市委派来红卫兵”时，非常高兴，认为自己的猜测是对的，因为新来的这批红卫兵被证实属于“正宗”的首都红卫兵，且所持观点和立埸与此前到上海的“首都红卫兵”完全相反。于是上海《解放日报》立刻发出“首都红卫兵来沪受到热烈欢迎”的报道，而上海各院校也纷纷贴出“欢迎首都来的真红卫兵！假红卫兵滚蛋！”的大标语。9月11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到达上海，上海市府派出摩托车队为其开道，一路风光地将这批“真红卫兵”迎到了位于人民广埸一侧的上海市体育馆，将该体育馆作为这批“真红卫兵”安营扎寨之地。
在湖北武汉，当来到武汉的首都“真红卫兵”代表人物宋彬彬等发表了关于武汉目前运动局势的声明，认为湖北省委基本上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以后，湖北省长张体学等即认定此前来到武汉并与本地“右派学生”搞在一起制造“九二——九四”事件的所谓首都红卫兵是“假红卫兵”，于是提出了“大抓南下一小撮”的口号，并表示要代表湖北3200万人民控诉为首的南下学生赵桂林、傅军胜。
此外，云南昆明、贵州贵阳、四川成都等地，都发生了“大抓南下一小撮”或类似的围攻北京南下学生事件，有些地方还发生了先后到达的立埸相反的两派北京学生之间的激烈冲突。
针对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发生学生冲击党政领导机关的情况，8月21日，中央军委发出《绝对不许动用军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指示；8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文件《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因此，面对一波又一波学生的冲击，各地党政领导机关都不敢动用军警来为自己保驾护航，但是，他们的手中仍然有可动用的力量。在许多地方，受到冲击的党政机关领导人往往授意下属工作人员联络本地各工厂，发动各厂干部、党团员、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靠拢党组织的积极分子、老工人等，号召他们在党的领导机关受到坏人攻击的关键时刻，站出来保卫省委（或自治区党委、市委）、保卫党。当时各个学校的红卫兵，基本上都由“左派”学生掌控，所以，当“右派”学生和外地串连学生向党政机关发起冲击的时候，最早闻讯赶来的就是“左派”学生红卫兵，他们举着“誓死保卫省委！”、或“誓死保卫市委”的大标语，与冲击党政机关的学生展开了对峙，有些地方还发生了两派学生的激烈冲突。有不少地方的机关工作人员甚至还发动大批郊区农民进城，来围攻冲击党政机关的学生。例如，长沙的“八·一九”事件，那一天，湖南大学土木系的200多个学生，为工作组时期的遗留问题来到长沙市委大院，要求某位市委领导接见（这位领导与派驻湖南大学的工作组直接有关），结果是被市委工作人员召来的数千名工人用拳打脚踢的方式轰出了市委大院。
正当冲击党政机关的学生遭到人数占绝对优势的“左派”红卫兵、机关工作人员、工人、农民等围攻时，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这篇社论不仅肯定了学生冲击党政机关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是合法的行动”，社论中还写道：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荒谬地把自己本单位的领导，同党中央，同整个党等同起来。他们利用广大工农兵群众对党的热爱，利用一些群众不明真相，提出什么保卫本地区、本部门的党委的口号，如有革命学生批评他们，起来造他们的反，就被说成是什么“反党”，“反党中央”，说成是什么“反革命”。有的地方，有少数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受了蒙蔽和欺骗，参加了对革命学生的斗争。
　　用这种口号煽动一些工人农民去斗争革命学生的做法，是极端反动的，是完全违背党的路线的”。
9月7日，毛泽东就“青岛事件”作出批示，再次对某些地方党政机关调动工人、农民斗学生表态：“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请您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谭启龙时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这里提到的副市长指时任青岛市副市长的王效禹）
上述人民日报社论和毛泽东“九·七批示”一下子扭转了形势。就在人民日报“八·二三”社论发表的当天，长沙市大批学生走上街头欢呼、游行，不久，湖南省委作出决定，撤销原长沙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职务。其他各地情况与长沙相类似，冲击党政机关的学生，本来均处于少数派绝对弱势地位，但由于不断得到来自“中央声音”（如“两报一刊”社论、中央文革成员的讲话等）的支持，而在與论上转化为强势地位。

8．围绕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各方的政治立埸和态度

对于当时在全国各地普遍发生的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是坚决支持的，因为这类事件的发生恰好符合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战略构想。毛泽东的态度也就决定了他身边的那些了解并忠实执行其意图的中央领导人的态度，这些中央领导人包括周恩来、陶铸、康生、陈伯达、江青以及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他们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冲击党政机关的学生这一边。
当时刚刚开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在这次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件《十六条》。此时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构想已基本完成：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包括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全面革命，而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在哪里？他们隐藏在各级党政组织中。怎样才能把这些隐藏的走资派清除掉？毛泽东的设想是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对各级党政组织来一次全面的冲击和检验，希望通过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来清洗党和政府的肌体，来挖出潜藏在党和政府肌体中的害虫。毛泽东甚至希望通过这次运动建立起这样一种机制：将来一旦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要能够起来造反；一旦党和政府组织中出了修正主义，人民群众要能够起来造反。而在这埸文革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首要的工作就是放手发动群众，鼓励群众敢于起来批评各级党政组织及其领导人，其中，重要的是要破除将某一级党政组织等同于党的观念，也就是要破除将反对某一级党政组织视同于“反党”的观念。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意图，当毛泽东看到清华附中红卫兵“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时才会大加赞赏、热情支持。但是，包括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内的“老红卫兵”在不久后却站在了死保各级党政组织的立埸，而作为他们对立面的另一派红卫兵却高举起了向各级党政组织造反的大旗，这就是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逐渐转向支持后一派红卫兵的根本原因。
自然，作为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并不希望自己领导下的党政干部全部或大部分在这次运动中被冲跨，如果这些党政干部大部分跨了台，他领导的这个执政党岂非成了空架子？其实，《十六条》中早已对此定了基调：要“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95%以上的干部，团结95%以上的群众”之目的。《十六条》还将各级党组织分了四种情况，其中，真正“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的只能是少数；《十六条》中将干部也分了四类，其中，只有第四类干部，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才被定性为敌人，而且前面专门加了“少量的”这个定语。但是，在运动初期，毛泽东还是主张放手让各级党政组织都接受群众冲击，因为走资派就隐藏在各级党政组织中，不普遍冲击一下挖不出来。另外，尽管毛泽东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但他可能认为，让这些干部经受一下群众的冲击也是有好处的，一方面能端正这些干部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在群众的批评帮助下改正某些错误和缺点。（据毛泽东在该年10月份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毛说：“我看冲一下有好处，多少年没有想，一冲就想了。无非是犯错误，什么路线错误，犯了就改嘛。谁想打倒你们？我是不想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想打倒你们。”）
在这段时间内，周恩来、陶铸、康生、陈伯达、江青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频繁地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代表，这些学生代表中有很多是因为工作组时期的遗留问题来赴京告状的，也有不少是因为各地学生冲击党政机关引发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来上访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这些学生无不表示热情鼓励，对学生冲击党政机关的行为一律旗帜鲜明地进行支持。
笔者在这里想提一下陶铸这个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陶铸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他当时有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顾问等一连串显赫的头衔，在1966年8、9月份时频繁接见各地学生代表的中央领导人中，绝对是个重量级人物。又因为陶铸不久后被打倒，成为党内第三号走资派，在文革中被整死，文革后得到平反，所以，很多文革史研究者都把他当成是文革中的“反毛派”来评价，什么“刚正不阿”呀，什么“苦撑危局”呀，什么“极力保护老干部和党外人士”呀，似乎他从一开始就不赞成造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反。但是，笔者在研究1966年8、9月间陶铸接见各地学生代表的一些讲话时却发现，在学生冲击党政机关这个问题上，他比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还要激进。就拿“怀疑一切”这个口号来说，当时即使在参与冲击党政机关的学生中也有很大的意见分歧，大多数造反的学生也不赞成这个口号，要是什么都可以毫无根据地怀疑，那不是乱了套了吗？当两派学生争执不下时，有些赴京学生就趁中央首长接见时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当时的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都没有对此表态，而陶铸却表了态：他认为，除了毛主席不能怀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不能怀疑，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怀疑外，其他的都可以怀疑。陶铸的这个讲话和其他一些激进言论一度在造反派中广泛传播，对后来造反派中出现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接见各地赴京学生代表并讲话的次数也很多，并且他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亲自处理过不少各地党政机关与学生冲突的事件。在所有这些公开埸合，周恩来都对冲击党政机关的学生表现得亲切、热情，也对这些学生的行为作了肯定的评价和鼓励，说明周恩来是完全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的。但是，这段时间里，周恩来也做了一件事，即他支持了“首都红卫兵南下、北上、西进兵团”，从这件事里透露出，周恩来当时对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的态度是矛盾的。
1966年8月时，北京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都具有“半官办”的性质，成立于8月27日的“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司令部”是当时北京唯一“正规”的全市性红卫兵组织，他们并不承认除他们以外的任何其他红卫兵组织的合法存在。在对待部分学生冲击党政机关这个问题上，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各级党政组织的领导人绝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而那些冲击各级党政机关的学生，都是仇视红色政权的右派“狗崽子”，应予坚决镇压。当他们听说有一些北京学生盗用“首都红卫兵”的名义，在全国许多城市煽动群众、制造冲击党政机关事件时，非常气愤，立即组织了首都红卫兵南下、北上、西征等兵团，赶赴全国各地，其任务是明确的，就是严厉打击那些借“首都红卫兵”之名闹事的学生，稳定各地局势。其中，以南下兵团规模最大，仅赴上海一地的人数，即达2000多人。资料表明，周恩来当时是大力支持首都红卫兵南下、北上、西进兵团的，有些当年的一司红卫兵甚至回忆说，这些兵团直接就是为了完成周恩来交派的任务而成立的。在南下兵团出发前，周恩来曾与他们的代表举行了座谈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首都红卫兵南下、北上、西进串连兵团誓师大会上，周恩来还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可见，当时的周恩来，在肯定和保护冲击党政机关的学生的同时，也希望借首都一司红卫兵的力量来帮助受到学生冲击的各地党政领导人稳定局面。
1966年8、9月间先后到全国各地串连的北京红卫兵是先后两批，两批红卫兵大不相同。前一批都是些散兵游勇，没有统一组织，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来头至今仍然是个谜，因为他们与当时北京唯一的全市性红卫兵组织“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所持的立埸是完全相反的，而当时以清华井岗山、地质东方红、北航红旗等为代表北京学生造反派还没有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但这些学生在各地又借着“首都红卫兵”的名义活动。应该说，这批学生的政治嗅觉是很灵的，在8月份，当大多数人对局势尚看不清楚时，他们可能已经从中央文革领导人接见各地赴京学生讲话中或者其他小道消息中得出结论：只要是造党政机关的反，一概都会获得“中央”的支持。所以，这些学生到各地以后，都以先知先觉自居，他们往往不对本地运动情况作任何调查研究，直接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当地的党政机关，为了达到煽风点火的目的，他们往往借故生事，小题大做。所以，这些学生的行事作风常常惹起负责接待的政府工作人员和一般市民的很大反感。例如，在浙江杭州，一位来自北京的大学生刚一出火车站，就把挂在车站附近大街上的一幅写着“人民万岁！”的红布横幅大标语扯了下来，当过路的杭州市民把他围起来责问他为何要扯这幅标语时，他的回答是：在“八·一八”大会上，人民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答以“人民万岁！”，而这幅大标语，闭口不提“毛主席万岁！”而只提“人民万岁！”，这是杭州市委反对毛主席的大阴谋。这批北京学生中的很多人的行事作风大致与此类同。尽管如此，当时不少省市的造党政机关领导人之反的第一把火，确实是由他们首先烧起来的。
后一批到达各地的首都红卫兵是有统一组织的，即前面所说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组织的南下、北上、西进兵团。他们以正宗首都红卫兵的身份，前来打击、驱赶那些借首都红卫兵名义闹事的“假红卫兵”，支持当地党政组织，稳定当地运动局势。他们也通过一些与当地工厂工人举行座谈会之类的活动，来与本地群众联络感情、塑造形象。在协助地方党政组织把闹事学生压下去的同时，他们还介绍了首都红卫兵抄家、破四旧、斗牛鬼蛇神等方面的经验，进一步推动了各地抄家、破四旧、斗牛鬼蛇神之风。
从各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这方面看，他们中的许多人起初对待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态度是很积极的，他们认为，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中，作为一个地方的党政主要负责人，站在运动前列，领导本地区广大群众把这埸运动搞好，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文革运动一开始，各地都普遍成立了在省委（或自治区党委、市委）直接领导下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建立了强有力的办事机构，定期编发文革简报，通报本地区及全国文革运动进展的最新情况。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后，各地党政组织都及时召开规模浩大的群众大会，由党政主要负责人亲自向群众传达会议精神。各党政主要负责人频繁召开碰头会议，交换意见和信息。他们也经常出席各种“左派”群众的集会和重要活动，听取“左派”群众对各单位运动情况的汇报。这些党政负责人都是资历很深的领导者，有着丰富的领导群众运动的经验，在他们的经验中，所有的群众运动都有一个共同规律，即各级党组织在运动中的基本任务都是：发展和依靠左派队伍，争取和团结中间派，孤立和打击一小撮右派，其实，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即《十六条》）里，也是这样提法的。关于“左派”和“右派”的概念产生，由来已久，可能要追溯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里我们不谈，但是，“凡有人群，必要划分左、中、右”这个观念，在当时的各级党政负责人的头脑里却是根深蒂固的。那末，“左派”和“右派”以什么标准来衡量或划分呢？当时的各级党政负责人普遍存在和采用的一个划分左派和右派的标准就是：是否反对党组织。“党组织即等同于党”这个观念在当时的各级党政负责人头脑里同样是根深蒂固的，是由来已久的。这一观念是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而且，对革命战争年代来说，这也是非常必要的。在那个年代，各个地区之间常常处于音讯隔绝状态，一个地区的党组织，就是党在这一地区的具体存在，党员们对于党的忠诚就必须体现为对某一党组织的忠诚。所以，在革命战争年代，只要说一声“这是组织的决定”，党员就必须无条件服从，只要说一声“这是组织交给你的任务”，党员就是豁出命去也要完成。在文革初起时，绝大多数地方党政领导人就是按照这一标准去划分“左派”和“右派”，他们几乎出于本能地认定那些胆敢反对工作组的人、那些胆敢炮轰省委市委的人都是“右派”，都是坏人，而且他们从内心深处相信：别看这些“右派”现在闹得欢，将来迟早是要“拉清单”的。
对于当时来自北京的“首都红卫兵”，开始时各地方党政组织都是欢迎的，因为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并亲自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但是，令他们想不到也想不通的是，这些“首都红卫兵”竟然一到地方就跟那些反对党组织的“右派”学生搅在了一起，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向党组织的冲击。于是，他们开始怀疑这些“首都红卫兵”是假的。当“正宗”的首都红卫兵南下、北上、西进兵团到来时，这些地方党政领导人喜出望外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这种喜悦其实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中央报刊不断发表的社论、不断传来的中央文革成员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接见学生时的讲话、一份又一份以中央名义下发的文件，无不清清楚楚地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支持学生们对各级党组织的冲击（“造反”），“某级党组织即等于党”的观念将遭到一次又一次的致命打击，这些地方党政组织的领导人终于傻眼了。
在当时各地党政组织主要负责人中，也有少数人思想弯子转得比较快，早早地理解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放弃了上述那些对一般党政负责人来说是根深蒂固的观念。其中，一位是当时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他在8月16日主持省委书记处会议，发出“八·一六”通知，支持群众就“省委是不是革命的”这一问题进行大辩论，并在学生红卫兵大会上讲话公开表示支持造反学生。另一位是当时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8月中旬，郑州大学因反校党委被整的三名学生到北京找中央反映情况，受到当时刚参加完八届十一中全会尚留在北京的刘建勋的接见，刘建勋当即表态：“回到河南后，要在郑州召开一、二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号召大家炮打省委司令部，首先炮轰我这个司令官”，并与三位学生一起离京返郑。8月19日，又在郑州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由纪登奎宣读了刘建勋的《我的一张大字报》，明确支持当时尚处于少数派地位的造反派。刘建勋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后来得到毛泽东的表扬，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上说：“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在刘建勋的这张大字报的影响下，河南省、市、地、县的各级领导干部中有不少人出来表态支持本地造反派，这些干部在运动中都争取到了主动，后来大多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被选进了革命委员会。


（待续）

tuffy05

不知哪位朋友可以搞到后续部分？

szybyzm

读了这篇文章。其中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一段：
“这就出现了一种使不明真相者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文革结束后曾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过大规模的对“三种人”的清查，对文革期间有过“打、砸、抢”行为的造反派成员都进行了各种惩治，但偏偏就是对“红八月”中打死人的血案从来没有人进行过深入追查。北京和各地方城市中，---------”
“有位名叫本杰明·哈里斯的天真的美国律师，自以为可以凭着他二十年的研究谋杀案的经验及西方人特有的认真和执着，可以探寻出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殴打至死事件的来龙去脉，追查这位谋杀四个孩子的母亲的元凶。---------”

非御用文人可以写得出来，非常震撼。

文革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对中国的影响之深不可估量。现在的官方对文革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为了维护某些人的利益，而找替罪羊。
除了个别观点还需要探讨外，本文写得非常好，希望能读到下半部

szybyzm

感谢楼主的转载 ，原文是在乌有之乡里的吗，估计被和谐了吧

yangharrylg

9．黑材料问题
现在再来谈谈“黑材料”问题。
强烈要求党政机关交出工作组时期所整的“黑材料”，这是导致1966年8、9月间北京和全国各地部分学生发起一系列冲击党政机关事件的重大动因之一。在8月至该年年底这段时间里，造反学生和党政机关之间的冲突中始终贯穿着逼交和拒交“黑材料”的斗争。那末，所谓的“黑材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工作组时期，每一个工作组进驻相关单位以后，首先要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摸底、排队”，这是沿袭了四清运动工作队的普遍做法。所谓“排队”，就是根据“摸底”的结果，将相关范围的每一个人都分别列入不同类别的统计名单。例如，工作组普遍将所在学校的干部和教师划分为四类：一类是“好的”；二类是“比较好的”（也即犯有一定错误但不严重的）；三类是“有严重错误的”；四类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种分类的标准在当时是全国统一并得到中央认可的，甚至在工作组撤走后，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中，仍然沿袭了干部划分的这种类别和标准。
在上述将干部和教师划分为四类的基础上，第一类和第二类自然分别是依靠和团结的对象，第三类人员如果认错态度好，最终也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如果认错态度不好，也有可能被改划入四类。至于第四类人员，则属于阶级敌人，敌我矛盾。按照政策，划为四类的人员只能是极少数，最多不能超过总人数的5%，但也不能一个没有，如果工作组在某个单位连一个“阶级敌人”也没有挖出来，这个工作组的成绩何以体现？甚至要考虑这个工作组的组长是否有“阶级斗争熄灭论”之嫌了。当时北京女师大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和另一位姓胡的副校长就是这样被工作组划为四类人员的，这也成为她在8月5日被该校学生活活打死的起因（那位姓胡的副校长也于该日被打成重伤）。
照理说，“摸底、排队”只应限于干部和教师范围，但是，据很多文革亲历者回忆，在许多学校中，“摸底、排队”的对象也包括了学生，其中包括了大学里的全体学生和中学里的至少高年级学生，否则，文革中这些学生们不会拼了性命地去抢“黑材料”。这很可能与前述6月23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南局、西北局报告上批示同意在学生中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关。
工作组“摸底、排队”的结果，自然要制成名单和统计表格上报给上级党组织。这类统计表格往往是所在地的省委（或自治区党委、市委）统一印发的，例如，文革中大字报揭露，当时四川省文革组长周颐就曾布置省委办公厅印刷分类排队统计表格，分发至各学校工作组，四川省各学校工作组对这项工作都抓得很紧，大致上要根据运动中“左、中、右”队伍的变化，每5天重新排一次队。
凡被划入四类或三类的人员，当然不仅仅是上报名单和统计表格这样简单，不能红口白牙地说谁是坏人就是坏人了，得有“事实”和“证据”，还得上级党组织审查、批准，方能定性。工作组的工作，就是负责将相关的“事实”和“证据”整理成文字材料，一同上报。这类文字资料包括：个人“右派”言行的记述、政治疑点、大字报或日记摘抄、会议发言记录、旁人举报材料、证人证言、当事人向工作组写出的检讨书、工作组的鉴定结论或运动后期处理参考意见，等等。
上述与“摸底、排队”相关的名单、统计表格、文字材料等，就是文革中造反学生所说的“黑材料”。学生所说的“黑材料”的范围可能还要更广一些，如当时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市委）办公厅印发的文革简报、学校工作组和公安部门搜集的对“赴京告状”师生的调查材料、外地来本地串连学生的调查材料等，凡涉及具体人名，记述该具体人“右派”言行的，都被学生们归入“黑材料”之列。对于工作组来说，他们搞的这些材料都是重要机密材料，所以，在工作组撤走时，谁也无权擅自处理，统一交到了上级党组织的有关档案部门，
按照四清运动的习惯做法，工作组的“摸底、排队”是一项背着当事人进行的秘密工作，由此产生的统计名单和相关人员的文字材料也被列为党组织的机密资料，对当事人和其他人是严格保密的。所以，当工作组曾搞过“排队”这件事情传到学生中后，凡是在工作组时期曾经有过对抗工作组行为的师生，人人自危，他们每个人都拼命地想要弄清楚：究竟自己是否上了工作组的“黑名单”？究竟自己是否被工作组整了“黑材料”？
最使学生们担心的是，工作组整的这些文字材料将来有可能会被装入个人档案。在建国后直至文革结束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个人档案可是个不得了的东西。过来人都知道，在那个时期，一个人如果遇到入党、参军、上大学、招工、进党政机关或各类保密单位工作等，甚至与党员、军人、党政机关人员、保密单位的重要工作人员谈恋爱、结婚，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而政治审查的最基本方式就是调阅个人档案。假如一个人的个人档案袋里被塞进了当事人在某次重大政治运动中的不良言行材料，那末，也许这薄薄的几张纸就可能极大地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命运。更可怕的是在这个人的一生中，不管调到哪儿工作，只要还在中国境内，这份带有不良记录的档案都会跟着他，持续地影响他的命运，而且，由于这类材料是工作组代表一级党政组织正式作出的，即使以后新的工作单位的领导人同情当事人，面对当事人档案里的“历史问题”也是爱莫能助。另外，如果今后再遇上类似的政治运动，当事人档案里的“历史问题”还会不断地被翻出来，成为他（她）在新的运动中挨整的依据。这种后果，即使想想，也会不寒而慄，何况这是些尚未踏入社会，对未来有着无限憬憧的在校学生。还有一个问题，上述文字材料都是在对当事人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搞出来的，假如这些材料里是一些捕风捉影的陈述或诬陷不实之词又怎么办呢？由于当事人完全不知道材料里究竟写了些什么，辩解、澄清、申冤也就统统无从谈起。
这就是文革中许多学生发誓要将“黑材料”问题搞个水落石出、发誓要逼有关党政负责人交出“黑材料”的原因。但另一方面，从党政机关负责人的角度来说，这些工作组和其他相关部门搞的文字材料，一旦进了档案部门，那就成了党组织的机密文件，任何个人都是无权决定把它们交给造反学生的，而且一旦这些材料被学生们公之于众，将产生何种社会混乱，这是谁都估计不来的，这种责任没有人负得起，所以，只能采取誓死不交的态度。当1966年下半年，全国各地造反学生抢“黑材料”的事件频频发生时，很多地方的党政机关领导人为了保证这些材料的安全，纷纷将其转移到公安机关或军事机关（军区、军分区、武装部）存放，这又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多起造反派冲击公安机关、军事机关的事件。在绝大多数这类事件中，造反派抢夺“黑材料”的意图都没有得逞，所以，在文革中，真正被造反派抢出的“黑材料”占整体数量的比重微乎其微。
萧喜东所写的《文革中的迫害与反迫害（续）：围绕黑材料的斗争》一文中，曾引用了1966年12月22日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小礼堂的讲话，周恩来对地质学院的多数派说：“邹家尤搞了些档案，说‘东方红’是反革命，搞了些材料，这不对嘛！两个月了，他们就是不交，直到正式文件有了，他还不交。最後，‘东方红’把五位副部长都拖去，找到了几个箱子，都是‘东方红’的档案……”。
文革中，各地赴京上访的造反派红卫兵中许多人都向接见他们的中央领导人提出过“黑材料”问题，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人都对这个问题明确表过态。这些中央领导人的意见都差不多，一方面是承认我国现行的个人档案制度不合理，是从前苏联学来的，有很大的弊病，将一个人平时的一言一行搜集起来放到档案袋里，本身是一种很不妥当的做法；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同意把“黑材料”交给造反派学生，因为其中有很多群众之间相互举报的材料，一旦公之于众，必将引起群众之间普遍的报复行为，引发新的严重的群众斗群众。所以，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一致主张将这些材料“一火了之”。
1966年10月5日，中央军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简称《紧急指示》）。这份文件中规定：“凡是运动初期被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所谓‘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并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10月6日，红卫兵首都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发起“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宣读了《紧急指示》以及有关中央领导人对该文件的批示，宣布这一《紧急指示》同样适用于所有的大中学校和其他单位。
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简称《补充规定》）。该文件对10月5日中央批转的上述《紧急指示》补充规定如下：
“（一）责成原工作组、学校党委或者其它有关组织，必须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的各种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包括整理过的或者没有整理的材料，除在这一规定宣布以前，确实已经焚毁的外，全部集中，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否则，就将加深错误，并将受到党的严厉处分。
（二）除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外，其它所有的材料，集中清点之后，在上级领导机关和本校学生代表的监督之下，当众焚毁。
（三）以上规定，完全适用于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等组织，也完全适用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军事机关和院校。所有这些单位，对于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因为给领导上或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 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革命群众，都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并按以上规定处理材料问题。
（四）在处理材料问题的过程中，各方发生争执的时候，应该严格遵守《十六条》 的精神，根据上述规定，采取共同协商的方法解决，只许文斗，不许武斗。　　


　　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对待犯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一般应该遵循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为了让他们改正错误，继续工作，不要连续地在长时间内去斗，不要勉强留下他们，也不要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应当主动地、认真地、虚心地向群众进行检讨，不要同群众形成对立的状态”。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对“黑材料”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由于“黑材料”在文革中被全面焚毁，至今极少还有留存的原件，这就为后来的许多研究者忽略或故意抹杀文革中这一“黑材料”问题，歪曲文革中的许多事实提供了方便，例如，某些关于文革史的出版物，不提文革中多起造反学生冲进党政机关机要部门的目的是为了抢夺“黑材料”，而将其含糊地说成是抢夺国家“机密档案”；又例如，某些出版物，故意不提文革中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多起造反派冲击公安机关、军事机关的实际起因是由于当地党政机关将“黑材料”转移、隐藏到了公安机关或军事机关，却将造反派此类行为的动机说成是为了制造社会混乱或为了揪军内走资派。更有甚者，当年为抢“黑材料”参与冲击党政机关机要部门、公安机关、军事机关的造反派成员，在文革以后，有不少人被以“打、砸、抢”、“抢夺国家机密资料”的罪名受到追究，有的甚至被判了刑。
10．大辩论
1966年8、9月份北京和全国许多城市发生的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在这些城市引发了一埸全民规模的大辩论。上至七十多岁的老头老太，下至十几岁的孩子，城市的大多数人都卷入了这埸大辩论。
六十年代中期，距1949年建国的时间并不远，当时共产党政权在一般群众中的威信相当高，尤其是工人、农民和其他下层群众，对共产党充满了感激之情，所以，当他们乍一听说有一帮青年学生竟敢跑到共产党的党政机关闹事的消息时，无不愤怒万分，而某些学生提出“打倒三相信”（三相信是指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的口号，某些学生喊出“炮轰省委（或市委、自治区党委）”的口号，直呼其名地要打倒党政机关负责人，更被认为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之举。所以，在最初时，社会與论差不多是一边倒的，造反学生到处受到围攻。但当时的一般群众都比较遵守《十六条》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很少动手打人，也允许被围攻者申述自己的观点，这类围攻实际上变成了辩论。当然，在这类辩论中，持造反观点的学生通常一、二个人要面对数十人、上百人的辩论对手，而且往往是辩完一拨又来一拨，一辩就是七、八个小时，没有时间喝水吃东西，没有时间上厕所，直辩得双目红肿，喉咙嘶哑得说不出话来。一位当年参加过这类辩论的亲历者告诉笔者，有一次，他在某广埸与最后一拨人辩论完时，已经是深夜二、三点钟，当人群陆续散尽时，他已经累得实在没有力气回家了，就趴在广埸的水泥地上睡到天亮。
这类辩论持续的时间一长，部分市民渐渐地觉得造反学生所说的也颇有几分道理，不知不觉地将同情转到造反学生这一边来。而当时的党中央机关报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所不断传达的“中央精神”，却是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学生的。尤其是《人民日报》8月23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更是明确肯定学生冲击党政机关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是合法的行动”，同时指出，某些人提出“保卫本地区、本部门党委”的口号煸动工人农民去斗争革命学生的做法“是极端反动的，是完全违背党的路线的”。在当时，每当中央报刊的这类社论和重要文章一发表，造反学生即如饥似渴地认真研读，许多人能将社论和重要文章中的许多段落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以用作辩论中最有力的论据。在这种情况下，支持造反学生的市民渐渐地多了起来，同时，在对党政机关“反”与“保”两派对立观点之间，还出现了不少“中间派”或“温和派”的观点。随着被卷进这埸大辩论的人越来越多，辩论的规模和范围也越来越扩大，从最初的党政机关大门前，扩散到城市的各个广埸和其他重要公共埸所，进一步延伸到各厂矿、机关、社会团体等，更渗透到了千千万万个家庭。
据杭州市的部分文革亲历者回忆，当时杭州的主要群众性大辩论埸所有这么几处：省府大楼门前广埸、市委市政府门口（一直延伸到解放路、延安路口）、工人文化宫门前广埸、少年宫（前昭庆寺）门前广埸等。白天，因为大多数市民要上班，所以在这些埸所的人数还比较少；一到夜间6、7点钟以后，一般市民吃完了晚饭，这些地方的人就越聚越多，有水泄不通之感。政府有关部门为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在这些埸所竖起了一排排专供贴大字报的木栏，并拉上了电灯。这些地方成为当时全城的文革信息中心，各种披露最新事实或最新观点的大字报、最新的小道消息、最新的中央首长讲话等，都是最先在这里张贴；挤在大字报栏前的密密麻麻的人群中，不少人手中拿着笔和小本子，一边看大字报，一边往小本子上摘抄。学生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编印的各种各样的红卫兵小报或油印传单，也主要到这些埸所散发。
广埸的其他空旷处，则成为大辩论的埸所，到处是一圈一圈的人群，圈子中间是持对立观点的双方辩手展开唇枪舌剑的辩论，四周围观的人群则不时地进行帮腔，表示支持或反对其中一方的观点，其中很多人都经历了从围观者到帮腔者、到某一方观点的主辩手的过程。这种情景通常要持续到后半夜一、二点钟，人们才渐渐散去。
随着大辩论的深入，各机关、厂矿、社会团体、商店等单位的干部和职工也分成了几派观点，激烈的大辩论也在各单位内部发生，持不同观点的各单位群众，从最初时单纯的意见分歧逐渐发展到情绪上的对立，很多平时相处得不错的同事，因观点、立埸的不同而反目成仇，成为后来各单位群众分化为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开端。
大辩论同时被带入到了无数个家庭。不少家庭，往往一家几口人分成好几派观点，相互一见面就辩论，甚至在吃饭桌上也辩个不休。各家庭成员因观点立埸的不同而产生的情绪上对立，常常闹到不在一个桌上吃饭，不在一张床上睡觉的地步。据说有一对小夫妻，每天下班后吃完晚饭，把孩子往家里一锁，就往辩论埸所跑，经常弄到深更半夜才回家。偏偏夫妻俩又不是一个观点，丈夫倾向保皇派，妻子则是坚定的造反派观点，俩人一见面就辩，妻子不给丈夫做饭，还不许丈夫同床睡觉，闹得家不象个家的样子。最后，丈夫实在受不了了，向妻子求饶，提出双方都放弃各自的观点，哪派也不支持，两口子从此好好过日子，但妻子坚决不同意，一定要丈夫“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丈夫急了，以上吊自杀为要胁，谁知吊上去却下不来了，拼命挣扎，幸亏隔壁邻居听得动静不对，赶来救下，方未丧命。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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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黑材料问题

现在再来谈谈“黑材料”问题。
强烈要求党政机关交出工作组时期所整的“黑材料”，这是导致1966年8、9月间北京和全国各地部分学生发起一系列冲击党政机关事件的重大动因之一。在8月至1967年年初这段时间里，造反学生和党政机关之间的冲突中始终贯穿着逼交和拒交“黑材料”的斗争。那末，所谓的“黑材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工作组时期，每一个工作组进驻相关单位以后，首先要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摸底、排队”，这是沿袭了四清运动工作队的普遍做法。所谓“排队”，就是根据“摸底”的结果，将相关范围的每一个人都分别列入不同类别的统计名单。例如，工作组普遍将所在学校的干部和教师划分为四类：一类是“好的”（即“革命左派”）；二类是“比较好的”（即犯有一定错误但不严重的）；三类是“有严重错误的”；四类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种分类的标准在当时是全国统一并得到中央认可的，甚至在工作组撤走后，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中，仍然沿袭了干部划分的这种类别和标准。
在上述将干部和教师划分为四类的基础上，第一类和第二类自然分别是依靠和团结的对象，第三类人员如果认错态度好，最终也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如果认错态度不好，也有可能被改划入四类。至于第四类人员，则属于阶级敌人，敌我矛盾。按照政策，划为四类的人员只能是极少数，最多不能超过总人数的5%，但也不能一个没有，如果工作组在某个单位连一个“阶级敌人”也没有挖出来，这个工作组的成绩何以体现？甚至要考虑这个工作组的组长是否有“阶级斗争熄灭论”之嫌了。当时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和另一位姓胡的副校长就是这样被工作组划为四类人员的，这也成为她在8月5日被该校学生活活打死的起因（那位姓胡的副校长也于该日被打成重伤）。
照理说，“摸底、排队”只应限于干部和教师范围，但是，据很多文革亲历者回忆，在许多学校中，“摸底、排队”的对象也包括了学生，其中包括了大学里的全体学生和中学里的至少高年级学生，否则，文革中这些学生们不会拼了性命地去抢“黑材料”。这很可能与前述6月23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南局、西北局报告上批示同意在学生中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关。
工作组“摸底、排队”的结果，自然要制成名单和统计表格上报给上级党组织。这类统计表格往往是所在地的省委（或自治区党委、市委）统一印发的，例如，文革中大字报揭露，当时四川省文革组长周颐就曾布置省委办公厅印刷分类排队统计表格，分发至各学校工作组，四川省各学校工作组对这项工作都抓得很紧，大致上要根据运动中“左、中、右”队伍的变化，每5天重新排一次队。
凡被划入四类或三类的人员，当然不仅仅是上报名单和统计表格这样简单，不能红口白牙地说谁是坏人就是坏人了，得有“事实”和“证据”，还得上级党组织审查、批准，方能定性。工作组的工作，就是负责将相关的“事实”和“证据”整理成文字材料，一同上报。这类文字资料包括：个人“右派”言行的记述、政治疑点、大字报或日记摘抄、会议发言记录、旁人举报材料、证人证言、当事人向工作组写出的检讨书、工作组的鉴定结论或运动后期处理参考意见，等等。
上述与“摸底、排队”相关的名单、统计表格、文字材料等，就是文革中造反学生所说的“黑材料”。学生所说的“黑材料”的范围可能还要更广一些，如当时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市委）办公厅印发的文革简报、学校工作组和公安部门搜集的对“赴京告状”师生的调查材料、外地来本地串连学生的调查材料等，凡涉及具体人名，记述该具体人“右派”言行的，都被学生们归入“黑材料”之列。对于工作组来说，他们搞的这些材料都是人事方面的重要机密材料，所以，在工作组撤走时，谁也无权擅自处理，统一交到了上级党组织的有关档案部门，
按照四清运动的习惯做法，工作组的“摸底、排队”是一项背着当事人进行的秘密工作，由此产生的统计名单和相关人员的文字材料也被列为党组织的机密资料，对当事人和其他人是严格保密的。所以，当工作组曾搞过“排队”这件事情传到学生中后，凡是在工作组时期曾经有过对抗工作组行为的师生，人人自危，他们每个人都拼命地想要弄清楚：究竟自己是否上了工作组的“黑名单”？究竟自己是否被工作组整了“黑材料”？
最使学生们担心的是，工作组整的这些文字材料将来有可能会被装入个人档案。在建国后直至文革结束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个人档案可是个不得了的东西。过来人都知道，在那个时期，一个人如果遇到入党、参军、上大学、招工、进党政机关或各类保密单位工作等，甚至与党员、军人、党政机关人员、保密单位的重要工作人员谈恋爱、结婚，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而政治审查的最基本方式就是调阅个人档案。假如一个人的个人档案袋里被塞进了当事人在某次重大政治运动中的不良言行材料，那末，也许这薄薄的几张纸就可能极大地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命运。更可怕的是在这个人的一生中，不管调到哪儿工作，只要还在中国境内，这份带有不良记录的档案都会跟着他，持续地影响他的命运，而且，由于这类材料是工作组代表一级党政组织正式作出的，即使以后新的工作单位的领导人同情当事人，面对当事人档案里的“历史问题”也是爱莫能助。另外，如果今后再遇上类似的政治运动，当事人档案里的“历史问题”还会不断地被翻出来，成为他（她）在新的运动中挨整的依据。这种后果，即使想想，也会不寒而慄，何况这是些尚未踏入社会，对未来有着无限憬憧的在校学生。还有一个问题，上述文字材料都是在对当事人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搞出来的，假如这些材料里是一些捕风捉影的陈述或诬陷不实之词又怎么办呢？由于当事人完全不知道材料里究竟写了些什么，辩解、澄清、申冤也就统统无从谈起。
这就是文革中许多学生发誓要将“黑材料”问题搞个水落石出、发誓要逼有关党政负责人交出“黑材料”的原因。但另一方面，从党政机关负责人的角度来说，这些工作组和其他相关部门搞的文字材料，一旦进了档案部门，那就成了党组织的机密文件，任何个人都是无权决定把它们交给造反学生的，而且一旦这些材料被学生们公之于众，将产生何种社会混乱，这是谁都估计不来的，这种责任没有人负得起，所以，只能采取誓死不交的态度。当1966年下半年，全国各地造反学生抢“黑材料”的事件频频发生时，很多地方的党政机关领导人为了保证这些材料的安全，纷纷将其转移到公安机关或军事机关（军区、军分区、武装部）存放，这又引发了全国范围内许多起造反派冲击公安机关、军事机关的事件。在绝大多数这类事件中，造反派抢夺“黑材料”的意图都没有得逞，所以，在文革中，真正被造反派抢出的“黑材料”占整体数量的比重微乎其微。
萧喜东所写的《文革中的迫害与反迫害（续）：围绕黑材料的斗争》一文中，曾引用了1966年12月22日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小礼堂的讲话，周恩来对地质学院的学生造反派说：“邹家尤搞了些档案，说‘东方红’是反革命，搞了些材料，这不对嘛！两个月了，他们就是不交，直到正式文件有了，他还不交。最後，‘东方红’把五位副部长都拖去，找到了几个箱子，都是‘东方红’的档案……”。
文革中，各地赴京上访的造反派红卫兵中许多人都向接见他们的中央领导人提出过“黑材料”问题，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人都对这个问题明确表过态。这些中央领导人的意见都差不多，一方面是承认我国现行的个人档案制度不合理，是从前苏联学来的，有很大的弊病，将一个人平时的一言一行搜集起来放到档案袋里，本身是一种很不妥当的做法；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同意把“黑材料”交给造反派学生，因为其中有很多群众之间相互举报的材料，一旦公之于众，必将引起群众之间普遍的报复行为，引发新的严重的群众斗群众。所以，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一致主张将这些材料“一火了之”。
1966年10月5日，中央军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以下简称《紧急指示》）。这份文件中规定：“凡是运动初期被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所谓‘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并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10月6日，红卫兵首都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发起“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宣读了《紧急指示》以及有关中央领导人对该文件的批示，宣布这一《紧急指示》同样适用于所有的大中学校和其他单位。
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该文件对10月5日中央批转的上述《紧急指示》补充规定如下：
“（一）责成原工作组、学校党委或者其它有关组织，必须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的各种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包括整理过的或者没有整理的材料，除在这一规定宣布以前，确实已经焚毁的外，全部集中，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否则，就将加深错误，并将受到党的严厉处分。
（二）除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外，其它所有的材料，集中清点之后，在上级领导机关和本校学生代表的监督之下，当众焚毁。
（三）以上规定，完全适用于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等组织，也完全适用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军事机关和院校。所有这些单位，对于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因为给领导上或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 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革命群众，都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并按以上规定处理材料问题。
（四）在处理材料问题的过程中，各方发生争执的时候，应该严格遵守《十六条》 的精神，根据上述规定，采取共同协商的方法解决，只许文斗，不许武斗。　　

　　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对待犯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一般应该遵循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为了让他们改正错误，继续工作，不要连续地在长时间内去斗，不要勉强留下他们，也不要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应当主动地、认真地、虚心地向群众进行检讨，不要同群众形成对立的状态”。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对“黑材料”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由于“黑材料”在文革中被全面焚毁，至今极少还有留存的原件，这就为后来的许多研究者忽略或故意抹杀文革中这一“黑材料”问题，歪曲文革中的许多事实提供了方便，例如，某些关于文革史的出版物，不提文革中多起造反学生冲进党政机关机要部门的目的是为了抢夺“黑材料”，而将其含糊地说成是“抢夺国家机密档案”；又例如，某些出版物，故意不提文革中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多起造反派冲击公安机关、军事机关的实际起因是由于当地党政机关将“黑材料”转移、隐藏到了公安机关或军事机关，却将造反派此类行为的动机说成是为了制造社会混乱或为了揪军内走资派。更有甚者，当年为抢“黑材料”参与冲击党政机关机要部门、公安机关、军事机关的造反派成员，在文革以后，有不少人被以“打、砸、抢”、“抢夺国家机密资料”的罪名受到追究，有的甚至被判了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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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大辩论

1966年8、9月份北京和全国许多城市发生的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在这些城市引发了一埸全民规模的大辩论。上至七十多岁的老头老太，下至十几岁的孩子，城市的大多数人都卷入了这埸大辩论。

六 十年代中期，距1949年建国的时间并不远，当时共产党政权在一般群众中的威信相当高，尤其是工人、农民和其他下层群众，对共产党充满了感激之情，所以， 当他们乍一听说有一帮青年学生竟敢跑到共产党的党政机关闹事的消息时，无不愤怒万分，而某些学生提出“打倒三相信”（三相信是指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 工作组）的口号，某些学生喊出“炮轰省委（或市委、自治区党委）”的口号，直呼其名地要打倒党政机关负责人，更被认为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之举。所以，在 最初时，社会與论差不多是一边倒的，造反学生到处受到围攻。但当时的一般群众都比较遵守《十六条》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很少动手打人，也允 许被围攻者申述自己的观点，这类围攻实际上变成了辩论。当然，在这类辩论中，持造反观点的学生通常一、二个人要面对数十人、上百人的辩论对手，而且往往是 辩完一拨又来一拨，一辩就是七、八个小时，没有时间喝水吃东西，没有时间上厕所，直辩得双目红肿，喉咙嘶哑得说不出话来。一位当年参加过这类辩论的亲历者 告诉笔者，有一次，他在某广埸与最后一拨人辩论完时，已经是深夜二、三点钟，当人群陆续散尽时，他已经累得实在没有力气回家了，就趴在广埸的水泥地上睡到 天亮。

这类辩论持续的时间一长，部分市民渐渐地觉得造反学生所说的也颇有几分道理，不知不觉地将同情转到造反学生这一边来。而当时的党中 央机关报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所不断传达的“中央精神”，却是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学生的。尤其是《人民日报》8月23日社论 《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更是明确肯定学生冲击党政机关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是合法的行动”，同时指出，某些人提出“保卫本地区、本部门党委”的 口号煸动工人农民去斗争革命学生的做法“是极端反动的，是完全违背党的路线的”。在当时，每当中央报刊的这类社论和重要文章一发表，造反学生即如饥似渴地 认真研读，许多人能将社论和重要文章中的许多段落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以用作辩论中最有力的论据。在这种情况下，支持造反学生的市民渐渐地多了起来，同 时，在对党政机关“反”与“保”两派对立观点之间，还出现了不少“中间派”或“温和派”的观点。随着被卷进这埸大辩论的人越来越多，辩论的规模和范围也越 来越扩大，从最初的党政机关大门前，扩散到城市的各个广埸和其他重要公共埸所，进一步延伸到各厂矿、机关、社会团体等，更渗透到了千千万万个家庭。

据 杭州市的部分文革亲历者回忆，当时杭州的主要群众性大辩论埸所有这么几处：省府大楼门前广埸、市委市政府门口（一直延伸到解放路、延安路口）、工人文化宫 门前广埸、少年宫（前昭庆寺）门前广埸等。白天，因为大多数市民要上班，所以在这些埸所的人数还比较少；一到夜间6、7点钟以后，一般市民吃完了晚饭，这 些地方的人就越聚越多，有水泄不通之感。政府有关部门为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在这些埸所竖起了一排排专供贴大字报的木栏，并拉上了电灯。这些地方成为当时 全城的文革信息中心，各种披露最新事实或最新观点的大字报、最新的小道消息、最新的中央首长讲话等，都是最先在这里张贴；挤在大字报栏前的密密麻麻的人群 中，不少人手中拿着笔和小本子，一边看大字报，一边往小本子上摘抄。学生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编印的各种各样的红卫兵小报或油印传单，也主要到这些埸所散 发。

广埸的其他空旷处，则成为大辩论的埸所，到处是一圈一圈的人群，圈子中间是持对立观点的双方辩手展开唇枪舌剑的辩论，四周围观的人群 则不时地进行帮腔，表示支持或反对其中一方的观点，其中很多人都经历了从围观者到帮腔者、到某一方观点的主辩手的过程。这种情景通常要持续到后半夜一、二 点钟，人们才渐渐散去。

随着大辩论的深入，各机关、厂矿、社会团体、商店等单位的干部和职工也分成了几派观点，激烈的大辩论也在各单位内 部发生，持不同观点的各单位群众，从最初时单纯的意见分歧逐渐发展到情绪上的对立，很多平时相处得不错的同事，因观点、立埸的不同而反目成仇，成为后来各 单位群众分化为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开端。

大辩论同时被带入到了无数个家庭。不少家庭，往往一家几口人分成好几派观点，相互一见面就辩论，甚 至在吃饭桌上也辩个不休。各家庭成员因观点立埸的不同而产生的情绪上对立，常常闹到不在一个桌上吃饭，不在一张床上睡觉的地步。据说有一对小夫妻，每天下 班后吃完晚饭，把孩子往家里一锁，就往辩论埸所跑，经常弄到深更半夜才回家。偏偏夫妻俩又不是一个观点，丈夫倾向保皇派，妻子则是坚定的造反派观点，俩人 一见面就辩，妻子不给丈夫做饭，还不许丈夫同床睡觉，闹得家不象个家的样子。最后，丈夫实在受不了了，向妻子求饶，提出双方都放弃各自的观点，哪派也不支 持，两口子从此好好过日子，但妻子坚决不同意，一定要丈夫“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丈夫急了，以上吊自杀为要胁，谁知吊上去却下不来了，拼 命挣扎，幸亏隔壁邻居听得动静不对，赶来救下，方未丧命。

11．大串连

文革运动中的大串连最初起因于工作组时 期部分遭受迫害的学生和青年教师赴京上访。在工作组时期，很多被工作组（或学校领导人）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坚信自己的行为没有 错，是完全符合《人民日所》、《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所传达的“中央精神”的，但是，他们不能向当地的党政机关去要求伸冤、平反，因为工作组本来就是 地方党政机关派出的，而且工作组将他们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定性材料也是经地方党政机关批准的，所以，其中部分学生和青年教师就自己筹集路费赴 京上访。这些上访人员在北京受到了国务院和中央文革接待站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他们中的有些人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人，如陶铸、康生、陈伯达、 江青等的亲自接见，而且，这些接见他们的领导人通常对他们的反工作组（学校领导）的行为给予了肯定和支持。8月18日，毛泽东接见首都百万红卫兵和革命群 众，当时在京的各省市上访学生和青年教师也都被安排参加了这次接见，新华社的相关报道中也提到了“外地赴京革命师生”参加被毛泽东接见的事实。

当 时的有关媒体在报道“八·一八”大会的同时还透露了这样的信息：类似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这样的盛典今后还要举行多次。这就使人相信：如果下一次毛泽东接见红 卫兵时，自己刚好能在北京，即可享受到“见毛主席”的殊荣。实际上，在五、六十年代，在许多群众的心目中，能见到毛主席，是这一辈子最大的幸福和光荣，所 以，如果发现能有这样的机会，除了那些“黑五类”子女不敢梦想这种好事以外，哪个青少年学生肯轻易放弃这样的机会？

于是，全国各地各学校 的红卫兵组织就纷纷行动起来。开始时，是在学校文革委（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组织的领导下，通过或民主或不民主的办法，推选出本校首批赴京“见毛主席”的 红卫兵代表（其余暂时去不了的红卫兵往往被许诺以后可以陆续轮到），从学校经费中出钱为这些代表统一买好火车票，统一出发。

但是，这一消 息被那些当时处于在野地位的反工作组、反地方党政领导的造反派学生们知道了，我在前面的贴子里说过，这些学生当时被排斥在红卫兵组织之外，受到文革委（文 革筹委会）的歧视和压制，在正常情况下，这样的好事是轮不到这些学生身上的，而这些学生又不肯被剥夺“见毛主席”的机会和荣誉，于是，决定采取“革命行 动”。

在杭州，各校首批红卫兵赴京代表在火车站集合出发的那天上午，就有大批造反派学生反复高呼“我们要到北京去！我们要见毛主席！”的 口号，不顾车站工作人员的拦阻，冲进车站，有的登上去北京的列车，死活不肯下来，有的坐或躺到了列车前行的轨道上，声称不让去北京就不让列车开走。面临这 种局面的车站领导只好向上级领导紧急报告和请示，一级一级紧急请示的结果（可能请示到了铁道部），最后下来的答复是，让这些学生免票上车放行。在其他各 地，都有类似事件发生。

此例一开，就一发不可收拾，之后，对所有声称要上北京去的青少年学生，车站工作人员都一律免票放行。不久，传来中 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声音：欢迎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到北京来串联，同时，也鼓励北京的革命师生到外地串连，交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传播文化大革命的火种。一埸 红卫兵大串联热潮就这样在全国展开了。

刚开始时，大串联似乎还只是红卫兵的特权，不久以后，当各地造反派红卫兵纷纷成立，当除了少数货真价实的黑五类子女以外，大多数青少年学生都有机会戴上红袖章以后，大串联就成了那个时期绝大多数青少年的权利。

在 大串联期间，所有的青少年学生都可以免费乘坐除飞机以外的火车、轮船、汽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有关铁路、公路运输部门为了使大串联不影响正常的客运，将专供 串联学生乘坐的“红卫兵专列”、“红卫兵专门班车”，与供普通出差、探亲等旅客乘坐的列车、汽车班车分开，对后者实行原来的售票乘坐办法，前者则供串联学 生免费乘坐。据亲历者回忆当年乘坐“红卫兵专列”的埸景：当“红卫兵专列”进站时，还未等火车停稳，无数候在站台上的青少年学生就一拥而上，拼命往上挤， 不少人从车门挤不上去，就从车窗从里爬，车上的人把车窗关上了，车下的人就砸碎窗玻璃往里爬。所有的车厢都挤得不能再挤，行李架上躺满了人，坐椅靠背上都 坐着人；座位中间的过道上，没占上座的人一个贴一个地站着或坐着，不管男的女的，前面的人往往坐在后面的人怀里；上厕所根本不可能，何况厕所里也挤满了 人，不少男生女生尿在了裤子里。乘坐红卫兵汽车班车的情况比较好一点，需要乘坐汽车班车的串联学生需事先到红卫兵接待站指定的登记点进行登记预约，按登记 点的布告通知领取免费车票，凭票到指定站点上车，可能是怕出交通事故，这类红卫兵汽车班车虽然也常常超载，但超载的人数有比较严格的限制。

在 红卫兵大串联期间，凡串联学生所可能到达的城市、城镇、乃至靠近铁路站点或公路边的村庄都被广泛动员起来，搞串联学生接待工作。各地都设立了红卫兵接待 站，负责串联学生的登记和安排住宿、交通等事宜。部分旅馆、已停课的小学校教室，以及区域内一切闲置的空房都被安排用于串联学生住宿，在小镇和乡村，则往 往安排串联学生住到当地居民的各家各户。

大串联开始时，时值八、九月份，天气还比较热，到了十月、十一月以后，各地天气渐渐转冷，串联学 生中就普遍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不少学生出来串联时所带的衣服少而单薄，难抗风寒，恐受冻生病；二是不少学生出来串联几个月，身上带的钱渐渐用完，有的学 生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了（当时全国只有北京对来串联的学生免费供应伙食，其他地方则伙食由串联学生自理）。经各地红卫兵接待站请示上级以后，普遍采取了给串 联学生借钱的办法。视串联学生的困难情况，给予少则50元，多则100元、200元的借款（须知，当时工人二级工的月工资收入普遍只有三、四十元，200 元算是“大额”了），有的红卫兵接待站还给红卫兵借布票。那时候没有身份证制度，每个串联学生的姓名、家庭所在地、所在学校等资料，在接待站登记时全凭学 生自报，而串联学生借钱时只能打白条。据说，陈毅元帅在文革中曾收到四川某地红卫兵接待站的一份公函，上写：“陈毅同志：今有您的儿子陈小虎，某月某日在 我处借人民币200元整，望尽快归还。”信的末尾盖有大红公章。陈毅看了后大怒，说：“啥子陈小虎？我家根本没有陈小虎嘛！二百元？二分钱我也不给他！” （陈毅的儿子真名叫陈晓鲁，文革时被人讹传为陈小虎）。实际上，当时许多借款白条上署的名字接待站的人根本弄不清是真是假。所借出去的钱，除了部分个人道 德品质好的青少年学生回家后如数寄去归还外，其余的大多数无法收回，很可能最后由财政部门核销了账。

大串联对文革运动的影响：一是如我前 面的贴子所述，不少地方冲击当地党政机关的第一把火，是由北京和其他地方到该地串联的学生点起来的；二是方便了各地被工作组、党政组织打成“右派”的教师 和学生赴京上访；三是各地红卫兵云集北京，大批学生接受了毛泽东的八次红卫兵检阅；四是有部分造反派红卫兵到各地厂矿和其他单位进行串联，鼓动工人和单位 工作人员起来造反，点燃了很多厂矿、单位的造反之火；五是各地学生广泛接触，交流经验，加快了一些边远落后地区的运动发展进程。

其实，对 当时大多数青少年学生来说，大串联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免费畅游全国的好机会，除了外地学生必有一项上北京去“见毛主席”的旅程安排以外，其余的时间想去哪儿 就去哪儿。所有的风景旅游名胜地区都充斥着趁机游山逛水的“红卫兵小将”；那些青少年学生向往的革命圣地，如毛泽东的故居韶山、井岗山革命根据地、广州起 义旧址、嘉兴南湖（党的一大旧址）、延安、西柏坡等，每天都有大批青少年学生前往参观、瞻仰；连作为当时工业和农业方面标杆的大庆和大寨，每天也要接待大 批前来参观的青少年学生。有一位大串连亲历者如今讲起这件事来，还直骂自己当年太傻：他们几个学生一起结伙到北京串联，其他几个人逛遍了北京的名胜古迹， 连长城也去了，唯独他，天天跑各个学校去看大字报，天天跟北京的造反派学生交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回家的时候，别人轻轻松松，他却背着两大捆北京造反 派战友给的传单和红卫兵小报，后来这些东西都让他妈用作生炉子的引火材料了。

1966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红卫兵不怕远征 难》的社论，社论里盛赞大连海运学院15名学生组成“大连——北京长征红卫队”，步行跋涉二千余里，到北京串联，社论说：“大连海运学院的革命学生，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联，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我们衷心祝愿这些革命学生长征演习的胜利，并且希望各地的革命学生，在自愿可能的条件下，也 这样做”。于是，各地学生中又掀起了一股徒步串联之风。有些青少年学生组织“红卫兵长征队”，声称要继承老红军、老八路的革命传统，在徒步串联时还沿途为 群众表演文艺节目，帮农民干活，拜访革命前辈，宣传文化大革命等。

在红卫兵大串联中，还出现了一位英雄人物。1967年1月15日下午5 时许，北京某部队建筑工地失火，60米长、13米宽的施工现埸陷于一片火海，部队战士和过路群众纷纷冲入火海抢救国家物资。当时有一名小伙子奋力攀上已经 被火烧得摇摇欲坠的11米高的棚架，与另一名解放军的副排长合力掀掉已经着火的三号蓬布，以切断火源，阻止火势漫延。火源被切断了，但棚架倒了下来，这位 小伙子摔下坠地时被一根墙基钢筋剌入了心脏部位，经送医院抢救无效身亡。后来查明，这位小伙子名叫郭嘉宏，是江苏省镇江市蚕桑工区的一名生产队长，后调到 工区附属的耕读学校协助工作。文革初被镇江市委工作组和蚕桑工区的领导打成“个人野心家”，曾被关押四个多月。1966年10月份他曾只身逃离镇江，来到 北京告状，不仅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和鼓励，还有幸参加了毛泽东第八次检阅红卫兵的盛典。1967年1月，他第二次来北京，而这一次，是作为当时镇江市 12个造反派组织的代表，来京向中央领导汇报镇江市文化大革命情况的。解放军某部建筑工地失火的这天他正好路过该地，遂因救火牺牲。郭嘉宏的事迹经人民日 报报道以后，曾在文革中被传颂一时。

1967年“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号召学生“复课闹革命”，3月19日，中央下达通知，宣布停止大串联，要求在外串联青少年学生返回本地学校，大串联渐渐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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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红三司建设·一司与三司全部对抗

1966年9月6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以下简称“红三司”）建设。

红 三司是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朱成昭、周永璋等人串联了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北京财金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北京林学院、清华大学等大学的16 个少数派造反学生组织结合建设的。据说，清华大学最早加入红三司的大众组织并非后来暄赫一时的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岗山兵团，而是另一个以唐伟为负责人的“清 华大学毛泽东思路红卫兵”（蒯大富的井岗山兵团和井岗山红卫兵是红三司建设今后才建设的）；当时已经很有名气的聂元梓领导的“新北大公社”也不在这倡议建 设红三司的16个造反派学生组织之列；而当时造反学生组织中另一支比较有名气的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则是加入了红二司，也不属于红三司。

加入红三司倡议建设的16个造反组织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是由工作组期间的反工作组学生构成，他们当时在本校都处于被压抑、排挤、冲击的少数派地位。

从 组织布局来看，红三司很象是这16个造反学生组织构成的一个联盟。红三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各造反组织负责人会议，而“地质东方红”的负责人通常担当会议召 集人和播音员的角色，颇有点盟主的味道。红三司的常设领导机构由各造反学生组织派出的代表构成，而派出的代表不必定是本造反组织中地位最高的人，这类常设 机构有政治部、参谋部、后勤部、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首都红卫兵报》编辑部等。而各造反组织的负责人通常很少到红三司司令部去，重要精神放在领导本 校造反组织的活动上。

对于红三司的内情，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文革后，通常的大众知之甚少，他们往往把凡是持反各级党政领导并戴红底黄字袖 章的造反派红卫兵，包含蒯大富的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等等，一概误认为是红三司成员，乃至还误传蒯大富是红 三司的“蒯司令”。所以，我们可以把当时北京的持与红三司同一立埸见解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称为“广义的红三司”，我在本文后面所提到的红三司，通常就是指 的这种广义的红三司。

北京的红三司建设后，其他很多城市中的少数派持造反见解的学生也纷纷自觉建设了雷同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此中，有不少城市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也称为“红三司”。

红 三司的建设，标志着红卫兵运动正式进入了造反派红卫兵与保守派红卫兵两派对抗的期间，从此，北京和很多城市都呈现了戴着红底黄字袖章和戴着红底黑字袖章的 两种持对立立埸的红卫兵，从文的和武的各个方面开展了激烈的争斗。在文的方面，两派红卫兵的成员在各类大众性大辩解埸所进行唇枪舌剑的交锋，并经过大字 报、大标语、油印小发布、红卫兵小报、高音喇叭等进行彼此攻击；在武的方面，两派红卫兵彼此袭击对方的红卫兵总部或领导部，彼此冲击对方召开的大众性集* 会，武斗的情况时有呈现，武斗的特性有所进级，在一些城市里，两派红卫兵中都呈现了专门的武斗组织。

红三司与红一司（造反派红卫兵与保守 派红卫兵）不合的核心问题表如今对中央和处所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是“反”还是“保”的问题。红三司的反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立埸，还包含着为自我在工作组期间被 打成“右派”、“反革命”一事进行平反，并逼交工作组所整“黑材质”的要求在内；红一司则认为各级党政组织领导绝大大半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而红三司反各级 党政领导，是一些“右派”学生的狗崽子想翻无产阶层专政的天。

首都红三司最初建设时，16个倡议单位的成员一共才只有3000多人，比起 一司红卫兵来说，在人数上少得不可比例，因为一司红卫兵是由每一所大学或中学的文革委（文革筹委会）出面组织建设的半官办的“正规军”，而北京又有那么多 的大学和中学。但是，因为蒙受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三司红卫兵的内部凝集力极强，活动能量极大，更重要的是，红三司的呈现，作为一支公然向中央与处所的各 级党政机关倡议挑衅的红卫兵力量，一同始就引起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关注，一步步地将支持的重心挪动到红三司方面来。所以，在与一司红卫兵的争斗中，三司 丝绝不落下风。

据那年加入过红三司的亲历者说，那年，红一司人数虽多，但在“文斗”范畴却远不是红三司的敌手，因为红三司的人个个精研 “中央首长发言”和“两报一刊”社论精神，已经把握了一套完备的造反理论。这里所说的“中央首长发言”是指国务院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当时接见北京和国内 各地赴京师生时的各次发言记载稿，这些领导人在发言中都是旌旗光鲜地支持和鼓励学生向各级党政机关造反；而“人民日报”、“红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 也无不贯串戴支持和鼓励学生向党政机关造反的精神。所以，红三司的成员在大辩解中开口的底气越来越足，理论按照越来越充分，也越来越能博得旁听者的同情， 而红一司在这方面则相形见黜；在写大字报方面，红三司的人数虽少，却拥有不少写手，在重要大众活动埸所的大字报专栏中，常常会有红三司方面的见解新奇、言 词犀利、分量很重的大字报呈现，而红一司方面的高干儿女，打人行，写文章不可，往往拿不出有点分量的大字报来。

在两派对抗中，造與论、造 阵容的一大利器是大标语。这也是红三司成员的特长好戏。据亲历者回想，他冒蛋店贴大标语都是夜间举措，白日先做好各类筹办工作，比方接收贴大标语的纸、墨 汁，熬好贴大标语需用的浆糊等。熬浆糊所用的原料是凭红卫兵组织开出的介绍信，到当地粮站购买的粮站人员扫货仓扫出来的土面，或者是已经霉变不能食用的面 粉。因为常常熬浆糊，一些三司成员变成此道好手，熬出来的浆糊稀稠适中、没有粉块、粘性大。到了晚上8点今后，各个贴大标语的小组就纷纷出发了。通常是每 个小组3私家，一辆三轮平板车（没有三轮车的小组用人拉的架子车），车上放一令大纸（400张）、一桶浆糊、一小桶墨汁，还有其他需用的工具。来到分配给 本小组的地段今后，3私家就起始在各类建筑物墙上找适合贴大标语的处所，找到处所后，“这儿给它来上一条”，就起始动手。因为老干这个，3私家的分工和协 同都很默契，第一私家一手提浆糊桶，一手拿大板刷，不断地往墙上刷浆糊；第二私家紧跟着把一张张的大纸往刷了浆糊的墙上按；第三个是写手，一手提墨汁桶， 一手拿排笔或小刷，往贴在墙上的空白纸上写标语，不到三分钟，一条大标语就完成了。把东西放回车上，再寻找下一个目标处，直到把车上的400张大纸全部用 完为止。然后就收拾东西回校园睡觉。假若一晚上出动十来个如此的小组，象杭州如此不太大的城市，第二天早上市民们出门时就会发现，全城乃至所有的重要街道 上的明显位置，处处是这派红卫兵组织贴出的大标语。

大标语的内容通常由本组织的“勤务组”拟定，抄在一张张纸上，分送到各个举措组，常常 性的内容有“果断打倒XXX”、“XXX对抗文化大革命决无好下埸”、“用鲜血和生命保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倒保皇派”，等等，还有一些内容是举措 小组的人自我编的，如“黑一司，臭哄哄”这一类。大标语的一个长处是，它不需求象大字报那样长篇大论，简短、高效、炫目，隔了老远就能一眼看清；全城处处 是某一学生组织的大标语，可以使这个组织的名称深深印在通常市民的脑海里，使这个组织变得很有名。大标语的内容也对通常观者有移情用处，据亲历者恶作剧地 说，老贴大标语，久而久之，连弄堂里的小孩子也会说：“黑一司，臭哄哄”了。

谈到彼此袭击对方派除此之外司令部或领导部，一些加入过红三 司的亲历者承认，在杭州，最先动手的是红三司，大概在该年9月下旬的某日（介绍者记不清精确日期了），杭州红三司的一帮人，忽然袭击了红一司设在杭州青年 会的司令部，抢了一些东西，也砸了一些东西。实际上，当时所谓的红卫兵司令部，陈列十分简单，能抢的东西主如果诸如油印机这一类的用于印小发布的器材，以 及扩音器这一类的广播器材，其他的就只有一些旧桌椅板凳了。不过，被抢、砸今后，现埸一片散乱的模样倒是颇有可观，所以，在今后的三天里，杭州红一司方面 大力宣传，邀请宽广市民大众前来观看被抢砸现埸，“控告三司的暴行”。

彼此冲击对方大型集*会的会埸，这种情况在这段期间内曾多次产生， 此中，既有三司采纳积极的，也有一司采纳积极的。就我所了解到的三司冲一司集*会的几个案例来看，冲击的方法往往是，在一司集*会半途，三司方面的一批人 忽然冲进会埸，直冲上大会主席台，采纳抢话筒、扯断电线或通信线等方法，使对方的会议无法继续开下去。有几次，三司方面冲上主席台的某私家忽然钻入讲坛的 桌子底下，然后再往起一站一掀，将桌子掀翻，桌子上的话筒和扩音灌音设备等也就摔得稀里哗啦，一司的大会也就开不可了。但是，从这几个案例也可以看出，当 时一司红卫兵中的绝大大半人都还是严格遵守了《十六条》关于“要文半，不要武斗”的规范，因为一司方面召开的上万人的会议，三司方面往往只出动一、二百人 就将其冲毁了，阐明一司方面参会的绝大大半人都持禁止立场，没有动手，不然，三司方面的人岂能全身而退？在这几个案例中，一司方面也有少数人是动了手的， 将三司方面的人拉到自我这面的人圈里，然后很多人围上去拳打脚踢，也有将三司方面的人打得头破血流的，然后将被打者拖出会埸，摔到大门外，不过，被打者的 伤势通常都不太重。

这一期间的武斗方法有所进级。8月份和9月初产生的武斗，如“地质东方红”冲击地质部时或“北航红旗”冲击国防科委 时，均与红一司西城纠察队产生过冲突，通常情况下，冲突的两边都是赤手空拳，武斗限于“拳打脚踢”级别；大概到了9月下旬，因为冲突反复产生并渐趋激烈， 起始有人（好象是红一司方面的人先如此做的）在10个手指上套上带剌的钢环或工场里找来的六角螺帽，外面戴上薄手套掩盖，武斗时，一拳打在对方脸上，能令 对方登时头破血流；进入10月下旬今后，形势一步步变得对红一司没有好处，一司方面的有些高干儿女起始携带匕首、三角刮刀这一类的凶器，伤人景象时有产 生。

冲突渐趋激烈今后，两派红卫兵中呈现了专门的武斗组织。在杭州，红一司中呈现了一个名为“飞虎队”的专门武斗组织，为了禁止“飞虎 队”，红三司方面也建设卫个武斗组织，叫“伏虎兵团”。在通常市民的传闻中，都将这两个武斗组织形容得相当可怕，据说是为了彼此震慑，这两个组织成员佩带 的红袖章存心制做得格外宽（宽度达一尺多，挡住了大半个袖子，“飞虎队”的红袖章上有一只长着翅膀的老虎，而“伏虎兵团”的红袖章上有一个呲牙咧嘴的虎头 （我不了解，什么原因以“伏虎”为名，反倒要以虎头做标志）；还传闻“飞虎队”的副队长是浙江功夫名家海灯法师的弟子，武功了得。但当我问起这两个武斗组 织之间在此期间产生过哪几次规模较大的武斗时，被问者彷佛都想不起来这段期间内有过什么与这两个组织相干的流血事件。

13．“文革中两条路线”说法的提出

1966 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即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层文化大革掷中的两条路线》的发言。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的这篇发言稿作为中央工作会议的文件印发到每一位参会者；11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几经批改后的陈伯达的这篇发言稿下发 到县团级以上的各级党政干部。毛泽东在这个发言稿上作的批示是：

即送陈伯达同志。 　　

　　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出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处所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刊发，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二本。　　　　　　　　　　　　　
　　 毛　泽　东
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三时

陈 伯达的这篇发言，正式提出了“在文化大革掷中始终存在着两条彼此对立的路线”的说法，这两条彼此对立的路线，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层革命路 线”，另一条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层反动路线”。在陈伯达的这篇发言中，已经点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名。但是，如上所述，这篇发言的原文是在 11月份才正式转告到县团级以上党政干部，至于转告到宽广大众中，那是更今后的事件，所以，刘、邓在大众中被大字报公然点名批判起始于同年的12月初。不 过，陈伯达的这篇发言的重要精神，则在10月份即已经过各类小道在北京和各地造反派学生中得到广泛传播了。

在陈伯达的这篇发言以前，造反派学生的大字报或大标语上也常常呈现“保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XX执行了资产阶层不对路线”或“资产阶层的不同意革命的路线”等词语，但对绝大大半造 反派学生而言，“路线”毕竟是个啥东西？还是不清不楚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资产阶层不对路线”毕竟各自包含着哪些内容？这二者之间的不合又是什 么？绝大大半人都说不上来。陈伯达的发言一出，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明确的解释。

经过总结陈伯达的发言精神，造反派学生认为，“毛主席的革命 路线”与“资产阶层反动路线”（在同年12月初刘、邓被公然点名批判后，在“资产阶层反动路线”的名称前面被加上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这几个字，在更多 的埸合，造反派学生干脆将其简称为“刘邓路线”）这两条路线的不合之处有二：一是对待大众运动的立场问题，是相信、依靠大众、放手发动大众加入文革运动， 还是站在大众运动的对立面，害怕大众、压制和冲击大众运动？二是“矛头向上”还是“矛头向下”？即是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还是指向社会基层的 “牛鬼蛇神”，乃至伤及无辜大众？据此，造反学生将两条路线的内容分别表述为：

毛主席的无产阶层革命路线：相信大众，依靠大众，放手发动大众，尊敬大众的初创精神，紧紧把握运动风雅向，始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本钱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资产阶层反动路线：站在大众运动的对立面，制造白色可怕，残酷压制大众运动，千方百计地挑动大众斗大众，尝试挪动运动风雅向，保护党内一小撮走本钱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蒙混过关。

按照以上的熟识，造反派学生认为，从文化大革命运动起始，就存在着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抗的资产阶层反动路线，具体表现如下：

（1）文革初以彭真为首的原中央文革领导五人小组泡制的《二月提纲》，其重要罪名是：尝试将文化大革命如此一埸严厉的阶层斗争引向“学术化商讨”的目标；

（2）文革初期不少校园的校领导阻碍学生加入运动，尝试把那些给校领导贴大字报的学生和教师打成“右派分子”的举止，其罪名是压抑、冲击大众运动；

（3）工作组期间，工作组在各学生将很多反工作组的学生和青年教师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等的举止，其罪名是制造白色可怕，残酷压制大众运动；

（4） 该年8、9月份，工作组利用建设的文革委或文革筹委会、保守派红卫兵经过“春联”鼓吹血统论，在破四旧和抄家中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社会基层的“牛鬼蛇神”， 伤及大量无辜大众，提出“赤色可怕万岁”标语，在造反学生冲击各级党政机关时站在保党政领导人的立埸，等等，其罪名是尝试挪动运动风雅向，保护党内走资 派；

（5）大量党政组织领导人，在运动中害怕大众，站在大众对立面，面对造反学生冲击党政机关的举止，他们挑动不明原形的工人、农夫和保 守派红卫兵围攻造反学生，不答应给被打成“右派”的学平生反，拒不交出整学生的黑材质等，其罪名是对抗大众运动、挑动大众斗大众，尝试保走资派蒙混过关。

14．工农儿女反出红一司

陈 伯达的发言出来今后，造反派学生中掀起了大规模的“揭批资产级反动路线”高潮，全部检举和清理工作组、保守派红卫兵、部分党政机关领导人执行“资产阶层反 动路线”的问题。此中，一司红卫兵在“红八月”中“冲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任意扩大冲击面，将很多通常教师、通常干部、无辜大众列为专政对象，进行残 酷的肉体和精神虐待的实际被一一检举出来，一司红卫兵中的高干儿女变成被大众控告和检举的对象，红一司在大众中的名声大臭。

不容讳言，在 红三司检举一司红卫兵里高干儿女暴行的过程中，某些三司红卫兵张贴、散发的大字报、油印小发布、红卫兵小报中，也常常有任意浮夸乃至假造实际之处，比方， 传闻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后，变成有名的钢鞭司令，在某教堂（疑为“教室”）与几个女一司红卫兵比赛杀人，连续气打死七、八私家的事，据有的文革亲历者说，在 那年的大概10月间就传闻过，好象还在什么油印小发布上发现过，但当时就感觉有点怪诞不经，未加理会。因为这位亲历者当时属于红三司成员，与小发布的泡制 站在同一立埸，天然不会想到去更改此类谣言。据亲历者说，在运动中，两派喜好于彼此攻击，此类怪诞不经的谣言多得很，象前面的贴子里提到的关于“西纠”的 各种传闻也属此类。文革中的这类红卫兵小报、油印小发布大量被外国人汇集，被其他国家有关机构和人士保存下来，作为研究文革的第一手资料，这类资料里所包 含的某些不真实之处，应留意辨认。

一司红卫兵中某些高干儿女在“红八月”中的暴虐举止，在当时就已经引起了宽广市民大众的广泛不满或反 感，但在“红卫兵”三个字的名声如日中天的时候，大量人只是敢怒不敢言；如今，既然有另一帮红卫兵按照“中央精神”，指认这是“资产阶层反动路线”的具体 表现，天然群起支持三司的见解，不同意一司，三司在大众中的支持坦白线上升而“黑一司”则颇有点“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味道。

从9月中 下旬起，一司红卫兵就明显地受到了中央文革的冷遇。对中央文革成员每次接见造反派红卫兵时的那种热情洋溢的鼓励和支持比较，不仅接见一司红卫兵代表的次数 越来越少，并且在接见中常常对一司红卫兵作严格的批驳。我的上一个贴子里写到，9月中旬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在周恩来的告诫下，“西纠”代表曾要求 向毛泽东献红袖章，也遭到了不答应。

在陈伯达的上述发言中，有多处处所批驳了高干儿女。他说：“八月八日，中央经过了关于无产阶层文化大 革命的决定，不过十二天的光景，有一个大学的什么"文革筹委会委员"（笔者按：指谭力夫） 就跳出来，发表了同中央决定十六条相对抗的一篇发言，印发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拟定的中央决定，没有一点爱好，但是，对那一篇同中央决定相对抗的 发言，却视为至宝，为之翻印，为之广播，忙得不亦乐乎。还有一位所谓高干儿女竟然在称赞的时候，直截了当地号称：那个发言‘格外适合我们的情况，对我们有利。’‘我们高干子弟要掌权’。　　高干儿女有大量是好的、比较好的，在大众的大风大浪里练习，或许变成无产阶层革命事业的接棒人，也有一些是不大好的， 或者很欠佳，乃至要走批改主义的道路。不做阶层分析，不把事物一分为二，只醉心‘高干子弟要掌权’，这是完全离开了无产阶层轨道，完全同毛泽东思路背道而 驰。我们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培养无产阶层革命事业的接棒人。什么原起因于是高干儿女，就必定要掌权？难道因为他们的血统高贵吗？”

因 为陈伯达发言中还提到了大量校园的“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文革会”系违背巴黎公社原则，由少数人暗中利用产生，据此，三司红卫兵各组织纷纷发出 告示，迫令各校的伪“文革委”或“文革筹委会”立即解散，交出校园管理大权，在此情势下，各校园的“文革筹委会”或“文革委”都纷纷被三司红卫兵冲毁，从 此在文革运动中消失。

与此并且，中央文革成员在接见三司红卫兵代表时一再强调，一司红卫兵成员绝大大半的素养是好的，他们犯不对是因为受 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蒙蔽，要求三司红卫兵留意连合红一司宽广成员。鉴于三司红卫兵一向将一司红卫兵称为“保皇派”，中央文革成员认为这没有好处于连合一司 宽广大众，要求改称为“保守派”。红三司由此对一司成员倡议了强大的宣传攻势，针对一司成员，提出了“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标语。一司的阵营起始 产生摆荡。

在红一司中，尽管高干儿女在上层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基层大大半成员是工人和撇饴中农儿女，工农儿女尽管在“红五类”中只占两 类，但在绝对人数上毕竟远远超出其他三类。我在前面的贴子里已经说过，在文革前，高干儿女就是学生中的贵族，到了文革中的“红八月”，某些高干儿女更是气 势跋扈；但工人和撇饴中农儿女却大多是校园里的贫苦一族，在平时的吃穿用度上，在思维方法和举止方法上，都与高干儿女相距甚远。平时就很难走到一同去。红 卫兵运动初起时，他们天然不肯摒弃“红五类”的政治声誉，积极报名加入了红卫兵，他们中的绝大大半也积极加入了破四旧、抄家等活动，但工农儿女毕竟出生于 社会基层，比较有同情心，在斗争所谓“牛鬼蛇神”时，往往动嘴的多，动手的少。当运动形势变得对红一司没有好处的时候，当红三司动用各类與论工具指认红一 司执行了“资产阶层反动路线”时，当上至中央文革，下至普通市民大众都对红一司侧目而视时，红一司中的工农儿女，尤其是一些原就对高干儿女所作所为看不惯 的人，就产生了摆荡。

从10月下旬起始，就陆陆续续有人发布退出红一司；进入11月份，退出红一司的人越来越多。退出的方法大概有这么几 种：有的人公然贴大字报发布与一司决裂，并且要求加入红三司或本校造反学生组织，有的人还贴大字报检举一司的盅?不对，对于这类人，三司方面则往往用张贴 大标语、广播等情势作出反响：“迎接XXX同学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更多的人是暗暗退出一司或者不再加入一司的活动，并且向三司或本校造反学生 组织申请加入；还有一部分人则分开一司，决定从此今后哪派学生组织也不加入，当起了“逍遥派”。也有个体原一司成员，为了暗示对一司的憎恶，竟将一司的红 卫兵袖章丢进了粪坑里。

到了11月底，人们发现，乃至所有的工农儿女都退出了红一司，不仅如此，就是部分高干儿女，包含原“文革委”或“文革筹委会”中暄赫一时的一些人物，也不再在校园露面。只剩下了少数高干儿女死硬派，还在死撑着叫喊“红一司大旗不倒”。

15．工人造反派登上文革舞台

文 化大革命运动起初是在学校和部分文艺单位先搞起来的，而工人运动的兴起则相对迟于学生运动。实际上，在1966年上半年文革开始时，许多厂矿的“四清运 动”尚未结束。例如，8月份红卫兵大串联开始时，北京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到上海串联的学生就惊讶地发现，当时上海的许多工厂里，四清工作队尚未撤走，这些工 厂的生产和日常工作，尚由四清工作队在主持。

文革初期，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首先把重点放在支持和鼓励学生参加运动，为此，甚至宣布推迟（实 际上是取消）了六六届高初中毕业生的升学考试以及大中学校的所有期末考试；而对厂矿，则无类似举措，还是以稳定和保证正常生产为主。但是，报刊媒体对文化 大革命的大力宣传，以及学校和部分文艺单位越来越激烈的运动状况，仍然对厂矿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早在1966年6月，就有少数工厂出现了将矛头直指本厂厂 领导或四清工作队的大字报。

1966年6月12日，上海国棉十七厂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大字报批判该厂党委不抓阶级 斗争、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把群众意见当耳旁风等问题，大字报的署名者是以该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为首的七个人。这是文革中全国最早出现的政治分量很重的工人 造反派大字报。以后几个月里，该厂出现了以王洪文为首的少数派与站在维护厂党委的多数派之间的对峙。7月20日，上海市委向该厂派出了以市总工会副主席施 惠珍为首的人数多达一百余人的工作队。这个施惠珍是位资历很深的老地下党员，历史清白，政策水平高，到该厂主持工作后，处处以“稳定”、“团结”、“工人 应在搞好生产的前提下参加文化大革命”为工作重心，使王洪文对其无懈可击，始终处于下风。8月中下旬，红卫兵大串联开始后，多批北京到上海串联的学生试图 进入国棉十七厂搞串联、煽风点火，当时，该厂大门口贴上了一副对联：“大串联需要介绍信，斗批改全靠本单位”，该厂门卫和工人即以此为理由，将来厂串联的 学生悉数挡在工厂大门外。

8月31日至9月4日，北京串联学生与上海市委发生严重冲突事件，国棉十七厂曾按市委干部的通知，抽调数百名工 人组成纠察队到市委机关保驾；国棉十七厂的一些老工人还贴出了《我们老工人要说话》的大字报，斥责北京学生，肯定和维护上海市委。而王洪文等上海的工人造 反派却与北京串联学生取得了联系，支持北京学生冲击上海党政机关的行为。

造反学生对党政机关的冲击，以及由此引起的群众性大辩论，将越来 越多的城市居民卷入了文革运动，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工厂、商业服务业单位都出现了持造反观点的人。1966年10月中旬，陈伯达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发表后，形势急剧地转向对造反派有利，不少单位的持造反观点的人纷纷开始酝酿成立自己的造反派组织，而一些工厂里较早造反的人员 则相互串联，酝酿成立全市性造反组织。

1966年11月初“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成立，以及随后出现的“安亭事件”，是标志工人造反派正式登上文革舞台的重大事件。事件大致经过如下：

11 月6日，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为首）、国棉三十厂（王秀珍为首）、国棉三十一厂（黄金海为首）、上海良工阀门厂（陈阿大为首）、上海玻璃机械厂（潘国平 为首）、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叶昌明为首）等十七家工厂造反派开会，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总司”，并预定于9日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接 着，工总司的代表到上海市委要求主持市委工作的市长曹荻秋接见，并提出“三项要求”：

（一）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二）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下午大会，接受批判；

（三）提供宣传、交通工具。

曹 荻秋马上向当时中央重要领导人之一的陶铸电话请示。陶铸明确答复：不得成立全国、全市性的工人组织，并说明这是中央的意见。曹荻秋遂决定对工总司的成立采 取 “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方针。9日下午，上万人参加了工总司的成立大会。由于得不到市委领导的参加、承认和支持，几千造反队员从文化广场走到市委大 楼前请愿。后来由于下雨的原因，请愿的人聚集到了友谊电影院继续与市委代表谈判，仍然得不到结果。此时有辆宣传车广播：“周总理来电话说：曹荻秋不接见你 们上海工人造反派，我接见！”。造反派因此决定到北京国务院上访。

造反派队员分别上了两辆火车，国务院要求铁路局设法将列车停在附近车 站，就地解决问题，因此列车在安亭小站停下。造反派队员因此采取卧轨拦车行动。上海市委在向中央文革告急后，张春桥以陈伯达和他的名义发给华东局书记韩哲 一一份电报，要求他立即往见工人同志，同他们好好商量，希望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岗位，有问题可以就地解决。韩哲一和上海副市长李干成到达安亭，同意选派代 表上京，造反派队员准备回沪。此时，收到了陈伯达的给造反派的电报，陈批评工人造反派不顾国家大局大道理，不搞好生产，损害了伟大祖国的威望。但是他告诉 造反派工人，中央文革已经派张春桥回上海会见他们。11月12日，张春桥在安亭车站和工总司代表谈判后，明确表示：“第一，我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第 二，我和你们一起干革命；第三，不解决问题，我不回北京”。同时，工总司做出决定，把队伍撤回上海。

13日，部份撤回上海的造反派工人继续聚集在文化广场不肯回厂，张春桥知道后赶到那里，与工总司进行谈判。此前，上海市委书记处已召开紧急会议，重申“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三不”方针，并开始调查工总司头头的背景。

张春桥与工总司的谈判中，工总司方面提出了五项要求：

（1）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2）承认“一一·九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

（3）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全部责任；

（4）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5）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 春桥看了这五项要求后说：“其它几条都可以，就是关于‘这次到安亭去是被迫的革命行动’这一条，我建议后面加上一句，‘今后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派少数代 表上北京，’你们看如何？”，工总司代表马上同意，张春桥就在上面签了字。经张春桥签字后的“五项要求”立即被印成传单，在全市散发。

中 央文革小组、毛泽东获悉消息后迅速同意了张春桥的处理意见。16日，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从此以后，文革前期中央关于 “不能组织跨行业的地区性工人群众组织”的禁令事实上取消。全国各地的各党政机关、各事业单位、各厂矿、各商业服务业单位，乃至农村地区，造反派组织风起 云涌，全市、全省性造反组织纷纷成立。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工人造反派逐渐成为造反大军的主体，而造反派学生则相应退居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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