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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大中:我的文革记实(江苏泰县)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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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0-21 09:26:0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三十一、数百人集体游街示众

   砸了保守组织“主力军”和黑字红卫兵之后没有过几天,战姜兵团和红铁军又联合导演了一出数百人集体游街示众的大戏。这天上午,姜堰中学的大操场上集中了全县城各单位的当权派,以及被砸掉的保守组织的头头。数百人。约九时半,从姜堰中学操场出发,这数百人集体游街示众开始。走在游街示众队伍最前面的是县委分工抓文革的副书记徐锦宽。集体游街示众的组织者在此以前将缴获的“主力军”的袖章剪断成为一块块印着“主力军”字样的长方形的布,再以这些长方形的布为原料制作了四件长袍。徐锦宽和紧跟在后面的三个示众者每人一件长袍。数百人集体游街示众,每人一顶纸糊的高帽子。有的当权派迟到了,于是中途插入示众的队伍。高帽子不够,有的就用一只新买的畚箕临时套在头上。
   由于被游街示众的人数太多,一条长龙,浩浩荡荡,所以几乎每一个人都并不感到耻辱。示众的队伍中许多人嘻嘻哈哈,但是谁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数百人集体游街示众而竟然无人反抗,并且这一事实是发生在几乎无人看押的情形之下。对此,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觉得不可思议。之所以难理解,是因为不了解当时的客观形势。由于有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造反派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对于保守派占了绝对优势。“兵败如山倒”,就是对保守势力所处劣境的写照。所以,实质上,这几百个人不是屈服于某几个“造反派”,而是屈服于当时的大形势。
   组织数百人集体游街示众这样的大事也同砸保守组织一样,事先并没有同八一红卫兵商量。八一红卫兵广大战士的愤怒日益强烈。造反派队伍之分裂成两大派已经在所难免了。



三十二、姜堰中学八一红卫兵的自我大检阅

   在战姜兵团和红铁军忙于砸保守组织和筹划大规模集体游街示众的那些日子里,我却整天都在忙一些小事:接待来访群众,或者应邀到校外某个单位去支持该单位的造反派。本来,八一红卫兵总部安排了足够的接待来访的接待员,但是,几乎每一个来访者都一定要直接找到纪大中,其他任何人接待都不行。我认为,这是对我的信任,我没有理由回避。而且,这也是我了解各单位情况和发动群众的极好机会。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立了一个规矩:凡是找我的,一定由我接待,任何人不得阻挡。当然,我的接待总是十分简短和简洁:没有一句废话包括客套话。见面后总是我第一个问话。并且我的第一句话总是相同的:“你是哪个单位的?找我什么事?”对于来访者所提出的问题作简要答复之后没有一句送别的客套话,马上换下一位来访者。所以,不少人都认为我待人接物不近人情。我的答复一般分两个部分:一、对来访者的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二、宣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叮嘱要触及灵魂不要触及皮肉,不要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文革记实(连载)
  三十二、八一红卫兵的自我检阅
  在战姜兵团和红铁军忙于砸保守组织和筹划大规模集体游街示众的那些日子里,我却整天都在忙一些小事:接待来访群众,或者应邀到校外某些单位去支持该单位的造反派。本来,八一红卫兵总部安排了足够的接待来访的接待员,但是,几乎每一个来访者都一定要直接找到纪大中,其他任何人接待都不行。我认为,这是对我的信任,我没有理由回避。而且,这也是我了解各单位情况和发动群众的极好机会。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立了一个规矩:凡是找我的,一定由我接待,任何人不得阻挡。当然,我的接待总是十分简短和简洁:没有一句废话包括客套话。见面后总是我第一个问话。并且我的第一句话总是相同的:“你是哪个单位的?找我什么事?”对于来访者所提出的问题作简要答复之后没有一句送别的客套话,马上换下一位来访者。所以,不少人都认为我待人接物不近人情。我的答复一般分两个部分:一、对来访者的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二、宣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叮嘱不要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这期间,战姜兵团和红铁军协助一些工厂的工人组织联合成立了泰县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造”。除战姜兵团外,另有一些家居姜堰市的在校大学生回姜堰造反,成立了“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驻姜联络站”。他们也对战姜兵团唯我独革、包办代替的做法很不满,他们也认为姜堰市的文革应当相信、依靠姜堰市广大人民群众,所以将自己组织的名称定为“联络站”,以示与包办代替性质的“战姜”不同。
  这期间,校外的群众组织不说,仅姜堰中学的群众组织就达到50多个,诸如“八一八红卫兵”、“五四红卫兵”、“红卫兵造反兵团”、“姜中八二七”,等等。小的组织只有几个人,甚至只有一个人。照样一颗大印、一杆红旗。这其中,多数与八一红卫兵观点相同。这些组织中的多数,不多久就感到组织太小没有意思,找我商谈合并组织的问题。初步议定各组织包括八一红卫兵倒旗大合并。新组织的名称为“六一六公社”,以纪念1966年6月16日我贴出的姜堰中学第一张大学报。但在合并前夕,高二(3)一个八一红卫兵对我说:“八一红卫兵的大旗不能倒。如果倒了,肯定有人乘机造谣,说:‘八一红卫兵犯了错误,混不下去了,这不,连牌字都不敢挂了。’”我一想,也有道理,于是取消了倒旗合并的念头。
  八一红卫兵大旗不倒,原打算与八一红卫兵倒旗合并的组织也就纷纷解散,加入了八一红卫兵。在此新的形势下,八一红卫兵总部改组。总部由5人组成,原高三(1)班有三人进入总部,我为总勤务员,另两人一个负责组织,一个负责宣传。此外,进入总部还有一个教师、一个高二(2)班的学生。这个来自高二(2)班的总部勤务员,兼“八一红卫兵”报编辑,加入八一红卫兵前为红卫兵造反兵团负责人。尽管在此以前他不是“八一红卫兵”报的编辑,并且一段时间以后他离开这一岗位而将工作移交给其他人,但是,这一段时间的实践无疑大大锻炼了他的实际工作才干。文革后,他进入新华日报社,成了党报的一名合格的编辑。
  战姜兵团和红铁军策动大规模集体游街示众后不几天,姜堰中学八一红卫兵在姜堰中学大操场检阅了自己的阵容。近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威武雄壮。当时,姜堰中学八一红卫兵总部下辖七个兵团,除教师外,按年级划分。教师:反修兵团;高三:反到底兵团;高二:鲁迅兵团;高一:东方红兵团;初三:“九一二”兵团(1966年9月12日为八一红卫兵成立日);初二,小老虎兵团;初一,欧阳海兵团。因初二和初一的八一红卫兵年龄太小,总部分别派一名高二和一名高一的八一红卫兵担任其负责人。七个兵团七面大旗带队,每面旗子上各自绣有本兵团的名称。队伍最前面带路的是绣着“八一红卫兵”五个字的大旗,约15个平方。由于旗子面积太大,不好装旗杆,只好几个人抬着前进。
  这面特大的“八一红卫兵”大旗和八一红卫兵所辖七个兵团的大旗,我都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这些旗子是谁批准制作的,以及这些旗子后来哪里去了,我一无所知。我虽然是八一红卫兵的总勤务员,但很多事情我都是不知道的。
  姜堰中学八一红卫兵的自我检阅过程很简单,全体成员集中以后,在军旗的指引下,列队绕跑道一圈后解散。
  同时,八一红卫兵借姜堰民中(文革以后为姜堰二中)的教室举办八一红卫兵军史展览,并配备了解说员。对社会开放。大量实物揭露了县委对八一红卫兵的压制,以及八一红卫兵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过程。办军史展览的目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八一红卫兵从成立初期的20人左右,发展为姜堰中学八一红卫兵近千人、泰县八一红卫兵20万人,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失败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这一过程,是文革中全国造反派力量成长壮大过程的缩影。
  应当说明,八一红卫兵内部,民主有余,集中不足。许多原来是黑字红卫兵的学生,观点并没有改变,参加八一红卫兵后自立了若干山头。看上去是八一红卫兵,实际上是戴着八一红卫兵袖章的黑字红卫兵。我明知如此,却并不戳穿。我认为,人的思想的转变是不容易的。应当求同存异,允许在八一红卫兵内存在不同观点。
  这期间,战姜兵团和红铁军协助一些工厂的工人组织联合成立了泰县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造”。除战姜兵团外,另有一些家居姜堰市的在校大学生回姜堰造反,成立了“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驻姜联络站”。他们也对战姜兵团唯我独革、包办代替的做法很不满,他们也认为姜堰市的文革应当相信、依靠姜堰市广大人民群众,所以将自己组织的名称定为“联络站”,以示与包办代替性质的“战姜”不同。
  这期间,校外的群众组织不说,仅姜堰中学的群众组织就达到50多个,诸如“八一八红卫兵”、“五四红卫兵”、“红卫兵造反兵团”、“姜中八二七”,等等。小的组织只有几个人,甚至只有一个人。照样一颗大印、一杆红旗。这其中,多数与八一红卫兵观点相同。这些组织中的多数,不多久就感到组织太小没有意思,找我商谈合并组织的问题。初步议定各组织包括八一红卫兵倒旗大合并。新组织的名称为“六一六公社”,以纪念1966年6月16日我贴出的姜堰中学第一张大学报。但在合并前夕,高二(3)一个八一红卫兵对我说:“八一红卫兵的大旗不能倒。如果倒了,肯定有人乘机造谣,说:‘八一红卫兵犯了错误,混不下去了,这不,连牌字都不敢挂了。’”我一想,也有道理,于是取消了倒旗合并的念头。
  八一红卫兵大旗不倒,原打算与八一红卫兵倒旗合并的组织也就纷纷解散,加入了八一红卫兵。在此新的形势下,八一红卫兵总部改组。总部由5人组成,原高三(1)班有三人进入总部,我为总勤务员,另两人一个负责组织,一个负责宣传。此外,进入总部还有一个教师、一个高二(2)班的学生。这个来自高二(2)班的总部勤务员,兼“八一红卫兵”报编辑,加入八一红卫兵前为红卫兵造反兵团负责人。尽管在此以前他不是“八一红卫兵”报的编辑,并且一段时间以后他离开这一岗位而将工作移交给其他人,但是,这一段时间的实践无疑大大锻炼了他的实际工作才干。文革后,他进入新华日报社,成了党报的一名合格的编辑。
  战姜兵团和红铁军策动大规模集体游街示众后不几天,姜堰中学八一红卫兵在姜堰中学大操场检阅了自己的阵容。近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威武雄壮。当时,姜堰中学八一红卫兵总部下辖七个兵团,除教师外,按年级划分。教师:反修兵团;高三:反到底兵团;高二:鲁迅兵团;高一:东方红兵团;初三:“九一二”兵团(1966年9月12日为八一红卫兵成立日);初二,小老虎兵团;初一,欧阳海兵团。因初二和初一的八一红卫兵年龄太小,总部分别派一名高二和一名高一的八一红卫兵担任其负责人。七个兵团七面大旗带队,每面旗子上各自绣有本兵团的名称。队伍最前面带路的是绣着“八一红卫兵”五个字的大旗,约15个平方。由于旗子面积太大,不好装旗杆,只好几个人抬着前进。
  这面特大的“八一红卫兵”大旗和八一红卫兵所辖七个兵团的大旗,我都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这些旗子是谁批准制作的,以及这些旗子后来哪里去了,我一无所知。我虽然是八一红卫兵的总勤务员,但很多事情我都是不知道的。
  姜堰中学八一红卫兵的自我检阅过程很简单,全体成员集中以后,在军旗的指引下,列队绕跑道一圈后解散。
  同时,八一红卫兵借姜堰民中(文革以后为姜堰二中)的教室举办八一红卫兵军史展览,并配备了解说员。对社会开放。大量实物揭露了县委对八一红卫兵的压制,以及八一红卫兵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过程。办军史展览的目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八一红卫兵从成立初期的20人左右,发展为姜堰中学八一红卫兵近千人、泰县八一红卫兵20万人,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失败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这一过程,是文革中全国造反派力量成长壮大过程的缩影。
  应当说明,八一红卫兵内部,民主有余,集中不足。许多原来是黑字红卫兵的学生,观点并没有改变,参加八一红卫兵后自立了若干山头。看上去是八一红卫兵,实际上是戴着八一红卫兵袖章的黑字红卫兵。我明知如此,却并不戳穿。我认为,人的思想的转变是不容易的。应当求同存异,允许在八一红卫兵内存在不同观点。




三十二、八一红卫兵的自我检阅

   在战姜兵团和红铁军忙于砸保守组织和筹划大规模集体游街示众的那些日子里,我却整天都在忙一些小事:接待来访群众,或者应邀到校外某个单位去支持该单位的造反派。本来,八一红卫兵总部安排了足够的接待来访的接待员,但是,几乎每一个来访者都一定要直接找到纪大中,其他任何人接待都不行。我认为,这是对我的信任,我没有理由回避。而且,这也是我了解各单位情况和发动群众的极好机会。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立了一个规矩:凡是找我的,一定由我接待,任何人不得阻挡。当然,我的接待总是十分简短和简洁:没有一句废话包括客套话。见面后总是我第一个问话。并且我的第一句话总是相同的:“你是哪个单位的?找我什么事?”对于来访者所提出的问题作简要答复之后没有一句送别的客套话,马上换下一位来访者。所以,不少人都认为我待人接物不近人情。我的答复一般分两个部分:一、对来访者的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二、宣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叮嘱不要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这期间,战姜兵团和红铁军协助一些工厂的工人组织联合成立了泰县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造”。除战姜兵团外,另有一些家居姜堰市的在校大学生回姜堰造反,成立了“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驻姜联络站”。他们也对战姜兵团唯我独革、包办代替的做法很不满,他们也认为姜堰市的文革应当相信、依靠姜堰市广大人民群众,所以将自己组织的名称定为“联络站”,以示与包办代替性质的“战姜”不同。
   这期间,校外的群众组织不说,仅姜堰中学的群众组织就达到50多个,诸如“八一八红卫兵”、“五四红卫兵”、“红卫兵造反兵团”、“姜中八二七”,等等。小的组织只有几个人,甚至只有一个人。照样一颗大印、一杆红旗。这其中,多数与八一红卫兵观点相同。这些组织中的多数,不多久就感到组织太小没有意思,找我商谈合并组织的问题。初步议定各组织包括八一红卫兵倒旗大合并。新组织的名称为“六一六公社”,以纪念1966年6月16日我贴出的姜堰中学第一张大学报。但在合并前夕,高二(3)一个八一红卫兵对我说:“八一红卫兵的大旗不能倒。如果倒了,肯定有人乘机造谣,说:‘八一红卫兵犯了错误,混不下去了,这不,连牌字都不敢挂了。’”我一想,也有道理,于是取消了倒旗合并的念头。
   八一红卫兵大旗不倒,原打算与八一红卫兵倒旗合并的组织也就纷纷解散,加入了八一红卫兵。在此新的形势下,八一红卫兵总部改组。总部由5人组成,原高三(1)班有三人进入总部,我为总勤务员,另两人一个负责组织,一个负责宣传。此外,进入总部还有一个教师、一个高二(2)班的学生。这个来自高二(2)班的总部勤务员,兼“八一红卫兵”报编辑,加入八一红卫兵前为红卫兵造反兵团负责人。尽管在此以前他不是“八一红卫兵”报的编辑,并且一段时间以后他离开这一岗位而将工作移交给其他人,但是,这一段时间的实践无疑大大锻炼了他的实际工作才干。文革后,他进入新华日报社,成了党报的一名合格的编辑。
   战姜兵团和红铁军策动大规模集体游街示众后不几天,姜堰中学八一红卫兵在姜堰中学大操场检阅了自己的阵容。近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威武雄壮。当时,姜堰中学八一红卫兵总部下辖七个兵团,除教师外,按年级划分。教师:反修兵团;高三:反到底兵团;高二:鲁迅兵团;高一:东方红兵团;初三:“九一二”兵团(1966年9月12日为八一红卫兵成立日);初二,小老虎兵团;初一,欧阳海兵团。因初二和初一的八一红卫兵年龄太小,总部分别派一名高二和一名高一的八一红卫兵担任其负责人。七个兵团七面大旗带队,每面旗子上各自绣有本兵团的名称。队伍最前面带路的是绣着“八一红卫兵”五个字的大旗,约15个平方。由于旗子面积太大,不好装旗杆,只好几个人抬着前进。
   这面特大的“八一红卫兵”大旗和八一红卫兵所辖七个兵团的大旗,我都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这些旗子是谁批准制作的,以及这些旗子后来哪里去了,我一无所知。我虽然是八一红卫兵的总勤务员,但很多事情我都是不知道的。
   姜堰中学八一红卫兵的自我检阅过程很简单,全体成员集中以后,在军旗的指引下,列队绕跑道一圈后解散。
   同时,八一红卫兵借姜堰民中(文革以后为姜堰二中)的教室举办八一红卫兵军史展览,并配备了解说员。对社会开放。大量实物揭露了县委对八一红卫兵的压制,以及八一红卫兵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过程。办军史展览的目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八一红卫兵从成立初期的20人左右,发展为姜堰中学八一红卫兵近千人、泰县八一红卫兵20万人,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失败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这一过程,是文革中全国造反派力量成长壮大过程的缩影。
   应当说明,八一红卫兵内部,民主有余,集中不足。许多原来是黑字红卫兵的学生,观点并没有改变,参加八一红卫兵后自立了若干山头。看上去是八一红卫兵,实际上是戴着八一红卫兵袖章的黑字红卫兵。我明知如此,却并不戳穿。我认为,人的思想的转变是不容易的。应当求同存异,允许在八一红卫兵内存在不同观点。




三十三、《公安六条》的颁发

   姜堰中学黑字红卫兵被砸以后,五十多个群众组织并存的诸侯林立局面只存在了很短时间,经过兼并或合并,全校很快只剩下三个组织:八一红卫兵、红铁军和姜中“八二七”。八一红卫兵人数最多,九百多人;红铁军次之,二、三百人。姜中“八二七”人数最少,只有几个初中的学生,在文革全过程中几乎没有干过什么事,所以一直默默无闻。当时,南京大学有南大“八二七”,南京市有南京“八二七”。姜中“八二七”与南大“八二七”和南京“八二七”之间有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不得而知。除了这三个群众组织以外,姜堰中学还有一些为数不多的师生加上学校领导,没有参加任何组织。
   八一红卫兵、红铁军和姜中“八二七”,以及姜堰中学校园内没有参加任何组织的师生,在整个文革全过程中,谁都没有召开过一次批判学校领导的大会。学校领导在文革初期(大串联以前)被学生贴了几张因不了解内幕情况而不疼不痒的大字报,此后也就被当成“死老虎”搁置在一边,没有人问了。他们回到家里享天伦之乐。做家务事,打拍克。既不作触及灵魂的检查,更无触及皮肉之忧。离开了喧嚣的环境,没有了工作的压力。有丝竹之悦耳,无案牍之劳形。但工资是照拿的。————这种状况,一直继续到1968年春夏革委会成立之时被光荣地“解放”、参加“三结合”,成为新生红色政权的中坚。
   姜堰中学学校领导在文革全过程中的经历,代表了全国绝大多数干部包括象邓小平这样的高级干部的经历。象刘少奇这样被迫害致死的干部,只占干部队伍的极小部分。我的估计,不到1%。干部在文革初期受到的冲击,与造反派因造反遭报复在文革中、后期所受到的残酷政治迫害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这是铁的事实!
   毛泽东的语录和像章开始盛行。个人崇拜和形式主义日益泛滥成灾。毛泽东的语录不止一个版本,后面的比前面的内容更为丰富。毛泽东语录的版面为64开,与成年人一个手掌的大小差不多,所以便于携带。其内容,多是从《毛泽东选集》(简称《毛选》)中挑选的。除《毛选》和语录以外,还有《毛主席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毛选》在新中国建国之初就有了四卷,毛泽东逝世后出版了第五卷。“老三篇”即《毛选》四卷中的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早请示”和“晚回报”是指:一天当中,早上起身后的第一件事和晚上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都是背诵一条或几条毛泽东的语录。不仅如此,一日三餐,每餐之前,也得背诵一条毛泽东的语录,叫作“中对照”。至于集体学习和开会包括万人大会之前之必须齐声高诵毛泽东的语录,更不待说。“最高指示”是毛泽东语录的别称。集体背诵毛泽东语录的时候,一个人起头,背诵这一条毛泽东语录的开头一句或前半句,然后大喊:“最高指示!”于是大家包括起头者便齐声背诵,轻则震耳欲聋,重则响彻云霄。少则一条语录,多则连续背诵几条。集会时,大会主持人在开会前一般还得领唱或请人领唱一首或几首革命歌曲其中包括毛泽东语录歌。
   我在插队的时候,不少老农民由于不识字,加上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尽了最大努力也还是记不住毛泽东的语录,“老三篇”更是记住了下一句忘了上一句。没有办法,在每天列队出工时和晚上集体学习前,只好动嘴巴不出声音,滥竽充数。
1967年初,中央颁发了《公安六条》,凡反对毛泽东者,一律被列为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公安六条》的颁发,也与文革中其他中央文件一样,采用了四处张贴小字报的形式。当时,连毛泽东的画像破了或石膏像碎了怎样处理,都成了谁也解决不了的难题。有的人甚至因实施《公安六条》而丢了性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说得很清楚,除毛泽东在休假期外,凡未经毛泽东批准而以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一律无效。所以,《公安六条》虽然不象中央其他文件一样有毛泽东的“已圈阅”之类的批示,但可以肯定这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毛泽东后来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他认为在一段时间内有必要对他搞一点个人崇拜。据此,我认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使许多人受到伤害,有的人甚至因此被杀害,根源全在毛泽东本人。不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公开批判,彻底肃清封建专制性质的个人崇拜的余毒,社会就会裹足不前,停留在原地,甚至会倒退到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去。当然,同时,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应当作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三十四、“主席像章人人爱,哪个抢到哪个戴”

   姜昆的相声《照相》,是对文革中造反派的污蔑,只能证明姜昆本人在文革中属于保守派或逍遥派而已。从文革中过来的人都知道,《照相》对文革中的形式主义现象过分夸张,内容严重失实。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更有甚者,有人在电视上说,他在文革中看到一个人把毛泽东的像章别在自己的皮肤上。我不相信。由于毛泽东对于个人崇拜的提倡和放纵,导致全国上下形式主义盛行,但是,如果全国人民都相信《照相》和把像章别在皮肤上之类的鬼话,无疑是民族的悲哀。
   刚开始,毛泽东的像章并不大,也不多。以后,由于攀比,像章越做越大,品种和数量也越来越多。以致毛泽东写“还我飞机”,才刹住了这一股铺张浪费、形左实右的风。当然,毛泽东写这四个字只是小道消息。但是,我相信,在当时的形势下,除了毛泽东,其他任何人都是不敢刹、也刹不住这股风的。
   毛泽东的像章刚开始在社会上出现的时候,我有幸通过同学关系从部队获得了一枚。我认为这在世界上是最珍贵的,喜爱极了,整天端端正正地别在自己的胸前。唯恐别歪了,总要反复校正。走起路来胸脯笔直,很精神。这是一枚只有二分硬币大小的像章,毛泽东的头像是侧面像,背景为红色。与以后各种毛泽东像章包括“毛主席去安源”的像章比较,我认为这是最好的一种。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佩戴这枚像章才几天,我在姜堰中学“五四堂”前面的路上向北走,迎面来了我所在的高三(1)班的班主任。不由分说,他突然出手,一把拿住了我胸前的像章。说时迟,那时快。我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他已经解下了像章的别针,并且把像章别到了自己的胸前。我楞住了。他却“嘻嘻”笑着,说:“主席像章人人爱,哪个抢到哪个戴”。我回过神来,气急败坏而又哭笑不得,急忙伸出手去,想要抢回像章。他却已经转过头去,跑了。
   早在读高二的时候,我的这位高三(1)班的班主任就曾经到我的家乡叶甸,专程到我家中走访。当时,他并不是我的班主任,而且姜堰距叶甸30多里水路,交通不便。他的家访令我受宠若惊,感动不已。到高三(1)班以后,他十分关心我的成长。文革前,我被评为学校级“三好生”(全校每班一人),与他的大力举荐是分不开的。
   他关心我的学习成绩和体育锻炼,更关心我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从高二起,我业余学习《毛选》四卷,心得几十万字,得到他的指导。他安排我每天写一条毛泽东语录到一块小黑板上,然后让我将这块专用于写语录的小黑板放到高三(1)班教室门外,让高三(1)班学生和全校师生都看到。高三(1)班教室是进学校东大门后大道北侧面朝大道的第二个教室,全校师生进出东大门的必经之地。我由于每天要独立地从《毛选》四卷中选择适当而且不同于上一天的毛泽东的语录,所以熟读了《毛选》四卷的全部内容。当时,毛泽东语录的小本本还没有出来。应当说,对于我确认毛泽东思想为客观真理、决心为毛泽东思想献身,对于我弄通毛泽东思想、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高三(1)班班主任都起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这位班主任在生活上也关心我。文革前,我就吃过他给我买的“甲菜”。整个文革全过程中,我吃过两个人的饭菜。一个是后来的泰县县委书记周洛,插队后上姜堰时我在他家不止一次吃过饭,随茶便饭;再一个就是这位班主任,虽然只有一两次而已,但给我的印象没齿难忘。所谓“甲菜”,是学校小食堂为老师们烧的小灶,一般要两毛钱才能买到一碗,“乙菜”则一般为一毛五一碗。“甲菜”和“乙菜”都是荤菜。我那时生活条件差,经常整月吃不到一次荤菜。所以,“甲菜”是我的天堂。点滴之恩,当涌泉以报。
   然而,文革初期,县委工作队撤出前夕,我写了高三(1)班班主任一份长篇大字报,全校轰动。《十六条》颁发,明确“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才赶紧调转了矛头。但是,我与这位班主任的隔阂,却因为这份大字报而暗中存在,无法消除。见面也不打招呼,格格不入。奇怪的是,经过这一次抢像章之后,我和这位班主任的关系竟然一下了融洽了。如好如初。我想,正是由于有了“主席像章人人爱”作为基础,才使得我那份大字报造成的裂痕得以修复。
   高三(1)班班主任,不因为我贴了他的大字报而对我怀恨在心、站到我的对立派那边去。这种宽广胸怀,令我深为感动。一般说来,老师都喜欢成绩好的学生。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加之尊敬老师,所以从小学一年级以来,几乎所有老师都对我印象很好。但是,用我的一位同班同学的话说,这位高三(1)班的班主任,“有着一种特殊的魅力”。在我和所有老师的关系中,我和他的关系是最密切的。
  这位老师,堪称全国一流,他的著作《我怎样做教师》等,值得全国教师一读。他,就是全国特级教师陈凯。
   陈凯老师六十岁生日时,我曾写了两首小诗送给他。原诗及注释如下:

   七律二首 1989年12月24日晚
   陈凯老师六十岁生日纪念*

   其一

   弹指挥还六十年, 茫茫沧海变桑田。
   红旗卷走漫长夜, 赤县迎来明朗天。
   抗美援朝赴战火, 保家卫国染硝烟。
   忠诚教育能开拓, 特级教师永向前。

   其二

   鄄城*美酒出家乡,暂借二招*聚一堂。
   师母欢欣盈笑意, 学生祝贺叙衷肠。
   风云变化求真理, 波浪翻滚靠导航。
   名遂功成当满足, 延龄益寿保安康。

   注:陈凯老师是我读姜堰中学高三时的班主任,全国特级教师。鄄城,山东省鄄城,陈凯老师的家乡。二招,姜堰市政府第二招待所。




三十五、二分钱青菜汤度过了大年初一

1967年春节前夕,我为八一红卫兵总部起草并在文革场贴出了大字报,通告全县人民群众,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大字报内容有七、八条,诸如不准搞迷信活动、不允许恭喜发财、不得铺张浪费,等等。令我心中暗暗吃惊的是,这份大字报竟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字报提倡的,都实现了;大字报反对和禁止的现象,都没有发现。简直象是公安局发布公告,令行禁止。大年初一我到文革场转了一趟,遇到的熟人和陌生人不少。大家热情地相互问好,但是没有听到一声往年春节拜年说得最多的话:“恭喜发财”。不仅大年初一,整个春节,包括财神日正月初五,“恭喜发财”一直没有听到。也不曾听到爆竹声。听得最多的祝贺是:“你好!”“你好、你好!”
   大年初一中午,我买了二分钱青菜汤。这就是午餐的全部小菜。我在1967年春节期间乃至整个农历正月的生活水平,都与这个“二分钱青菜汤”大抵相当。之所以如此节约,并不是因为主观上要磨炼自己的意志,也不是因为要有意培养自己节约的品德,而只是因为贫穷,买不起荤菜。
   今天的年轻人,不但不了解文革,而且不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物质生活。我在文革中的经历,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文革中的经历的缩影;我在文革中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当年物质生活状况的缩影。
   我的父亲解放以前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上世纪三十年代初,1930年,他还在泰州中学读书时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当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却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被判处5年徒刑。一个青年学生被判如此重刑,广大人民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此案震动了当时的泰州城。我的父亲在刑满出狱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解放后,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是国家干部,月工资七十多元。那时,地委批准,决定我父亲担任六合县卫生院副院长。此批复我父亲已经知道。但是,六合县政府一个秘书为了安插其亲信,竟扣下了地委的这一批复。此时我母亲怀孕了我的大弟弟。我父亲送我母亲回乡间生养,因故超过了假期。因为这一段时间没有参加组织生活,按党的纪律应当作自动脱党处理。泰州地委又安排我的父亲到泰县卫生院(今姜堰市人民医院)为住院医生,并让该卫生院出具一份他的工作情况证明,然后恢复其党籍。不幸的是,我父亲遇到的该卫生院院长不但不是共产党员,而且是一个暗藏的地主阶级分子(后被查出)。我父亲为人正派,性格豪爽,为维护正义多次向这个地主阶级分子进行坚决斗争。于是,这个地主为了抱复,死活不肯为我的父亲出具工作情况证明,使得党籍不能恢复。以后,我的父亲又被调出搞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多年。为避免荒废医疗专业,我父亲自恃医术高明,错误地选择了退职。从此,我的父亲离开了国家干部的队伍,成了一名社会医生,全家也就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收入。文革中,1968年,我对父亲冲击以后,全家失去了生活来源,靠变卖家具度日。
   不久前,我去探望父亲当年的战友、也是在卫生部门工作过的老干部陈怀玉、范钦兰夫妇。陈怀玉对我说:“我是正处级,你的父亲也是正处级。”他不知道,我的父亲不仅早已是离群的大雁,而且已经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了。不亦悲乎!范钦兰问我:“我在1967年春节的时候,托人捎给你五元钱。你收到没有?”“没有。”
   虽然没有收到这五元钱。但我仍然感激陈怀玉、范钦兰夫妇的雪中送炭之情。如果收到这五元钱,我在1967年春节的生活状况就可以大为改观了。须知,当年的五元钱可不是今天的五元钱。那时候,烧饼三分钱一个,今天一元五角:大米每斤一角一分二厘,今天一元多。当时,姜堰中学学生的伙食费标准:每天二角二分。月大,31天,每月6元8角2分;月小,30天,每月6元6角。
   尽管这是一个只花二分钱一碗青菜汤就打发了的大年初一,但是,我仍然觉得,在我的一生中,1967年春节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十分充实的节日。




三十六、空中夺钥匙

1967年一月,中央支持上海市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夺权,这就是有名的“一月风暴”。《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一月风暴”于是席卷全国各地,造反派队伍的大分裂随之产生。姜堰市也不例外。
   在姜堰市,夺权的急先锋并不是八一红卫兵。作为八一红卫兵的总勤务员,我并非不知道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夺权比什么都重要,不夺权是叫花子主义。我也并非不知道中央正在号召造反派夺权,夺权是大方向,不敢夺权是右倾机会主义。但我更加清醒地看到,如果不搞好各个造反派组织的联合而只是单方面夺权,那么,什么时候夺权,造反派队伍就会在什么时候分裂,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当桃子熟了的时候,嗅觉特别灵敏、首先活跃起来、以最快速度抢桃子吃的,往往并不是为桃树挑过水的农夫,而是没有为桃树挑过水的猴子。
   就在我致力于造反派组织的大联合,为夺权准备必要条件的时候,姜堰市发生了两件事:
   一、接管汽车站。战姜兵团和红铁军一起,神不知鬼不觉地一举夺了泰县汽车站的大权。八一红卫兵被蒙在鼓里,事先一点也不知道。这是战姜兵团和红铁军在“一月风暴”中单方面夺权的成功演习。八一红卫兵顾全大局,没有计较。
   二、接管广播站。泰县汽车站被夺权后没有几天的一个中午,一个红铁军找我,通知:“赶快集中人,上广播站去。”等我急忙喊了几个八一红卫兵匆匆赶到泰县广播站时,不少红铁军已经早就到了。原来他们未经八一红卫兵知道,事先已经策划好了,是来夺权的。由于正在播音,播音室大门紧闭,打不开来,只好在门外等待。
   中午播音结束后,播音员沈珍从播音室出来,看到这许多人,大为吃惊。问明来意后,沈珍从人群中发现了我,向我走来,同时,掏出播音室的钥匙,交给我。我于是伸出右手,掌心朝上,接钥匙。突然,人群中,从我背后伸过来一只右手的手臂,在钥匙已经离开沈珍的手,即将落入我的手心的一霎那间,以闪电般的速度,抢走了钥匙。好险啦!慢0、01秒,这把钥匙就落入了我的手心。姜堰市文革的历史,也许就是另一种写法了。我扭头一看,这位“武林高手”是个熟人:原高三(1)班“纪大中九人小组”中唯独没有从红铁军内分化出来的那一位。
   我向他笑了笑,什么也没有说。既如此,又何必“通知”八一红卫兵到广播站来呢?
   我可以忍耐,但是八一红卫兵的不少战士终于再也忍耐不住了。
1967年2月3日,姜堰体育场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万人誓师大会。大会结束前,几个八一红卫兵冲上主席台,大串联时跳进茶庵桥下冰冷河水冲破县委封锁线的那位八一红卫兵抢过话筒,高呼“打倒政治、经济扒手”的口号。从此,姜堰市的造反派公开分裂成两大派组织,文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即两派打内战的阶段。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八一红卫兵冲上大会主席台抢话筒呼口号,这一切我事先并不知情。我不由自主,被拖进了两派内战的漩涡。




三十七、对姜堰市八派和铁派的评价。

   “两大派组织”的说法,在姜堰市范围内其实是不准确的。实际情况,不是两大派,而是一大派和一小派:以八一红卫兵为代表的八派是一大派,以红铁军为代表的铁派是一小派。
   文革中,姜堰中学出现了一份红卫兵小报《红心报》,特殊之处有三:一、独人报。办这份报纸的,从编辑、记者到通讯员,从写文章、刻钢板、油印到散发,加起来只有一人,是高三(2)班的一个学生。二、不介入两派。对两派的观点,不说好不说坏,不表态。也从不报道两派的任何具体事情。生活在世外桃园。三、为姜堰市两派命名:一派以八一红卫兵为主,称“八派”;一派以红铁军为主,称“铁派”。这就是姜堰市八、铁两派名称的由来。
   八派在人数上比铁派占了绝对的优势。姜堰镇十一个居委会,八派占到十个半居委会,铁派只占半个。所有机关干部,除水利局有几个铁派外,都是八派。1968年8月5日,泰县革委会第三次全委会在里华公社东方红大队(今姜堰市华港镇葛庄村)闭幕的时候,泰县革委会主任周洛对姜堰市八、铁两派作了如下评价:“在文革当中,八派犯的错误少;铁派犯的错误多。八派里面混进的坏人多;铁派里面混进的坏人少。八派里面之所以坏人多,是因为八派的组织庞大。如果以坏人在整个组织中所占的比例作比较,那么,铁派中坏人占的比例要比八派中坏人占的比例大得多”。
   对于这一评价,参加县革会第三次全委会的人员包括所有八、铁两派的群众代表,都没有异议。
   与全国各地一样,围绕着对单方面夺权的不同看法,在“一月风暴”期间,南京及江苏各地的造反派先后分裂成两派。围绕“一、二六”夺权,南京造反派分成了好派和屁派。认为“一、二六”夺权“好得很”的,是好派;认为“一、二六”夺权“好个屁”的,是屁派。同样,在扬州市,围绕对“一、二八”夺权的看法,也分成了认为这一夺权“好得很”的好派和认为这一夺权“好个屁”的屁派。姜堰市的八派认为夺权的必要条件是响应中央号召实行造反派的联合,所以,倾向于南京屁派和扬州屁派的观点,但是,与南京屁派和扬州屁派都没有组织上的联系,更不存在隶属关系。姜堰市的八派不了解南京和扬州文革的具体情况,所以只能说是在总体观点上有倾向性,对其具体事情没有发言权,也没有发言。




三十八、不速之客造访

   两派公开分裂以后,铁派的“战姜兵团”和八派的“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驻姜联络站”这两个由家住姜堰的在校大学生成立的组织,都很快消失了。原因不详。以后,南京大学和扬州师范学院都有个别家住姜堰市的在校学生偶尔来找过我,但他们既不能、也不想左右我的行动,同时,在姜堰也没有建独立组织。他们不过是以回家叙天伦之乐为主要任务的大专院校的逍遥派,游兵散勇而已。
   红铁军内顺应反动血统论成立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在公开场合反动血统论已经烟消云散,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就没有了生存的理由。铁派的主要力量,除学生组织红铁军外,就是社会上的泰县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工造。两派分裂之初,八派在社会上还没有成立统一的群众组织。1967年2月23日以后,八派为了组织对我的大营救成立了泰县红色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由社会上所有八派群众组织各派出一名联络员组成。简称红联。这是八派在社会上采取统一行动的联络机构,而不是领导机构。该机构设在姜堰北街上的交通局大楼。为体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原则,我于1967年3月31日出狱后为八一红卫兵总勤务员兼红联总站的副总联络员。但是,我在文革全过程中的社会影响,不但红联总站,而且姜堰全市,都是无人能及的。
   两派分裂之初,铁派虽然人数远不及八派,但是,除了掌握着泰县汽车站的大权外,因为抢走了沈珍交给我的播音室钥匙从而握有泰县广播站的大权。对于文革而言,汽车站的大权不足挂齿,广播站的大权却小看不得。1967年2月3日两派分裂以后,铁派立即把泰县广播站改造成了打派战的宣传台,竭尽全力利用运动初期县委整我的黑材料对我大肆攻击。目的在于搞垮八派。八派因为不掌握全县范围的宣传工具而还手无力,干着急。
   听了铁派的宣传后,社会上不少八派包括农村的八派群众到姜堰中学找我,查询铁派广播内容是否属实,并要求夺回广播站。我告诉他们:“我说过,‘毛主席有可能违反毛泽东思想。如果毛主席违反毛泽东思想,我们也应当同他作斗争’。不过我认为这句话并没有错。”
   这期间,1967年2月8日左右的一天下午,一位解放军到姜堰中学来找我。我感到很奇怪。这是我第一次与解放军面对面交谈。
   “我是人武部的。是周洛同志派我来的,”在八一红卫兵总部办公室,这位解放军见到我的面以后第一句话就自我介绍:“周洛是泰县人武部政委,是我们人武部的‘总勤务员’。”
   周洛这个名字我是第一次听到。
   “周洛派你来干什么?”我问。
   “现在,红铁军在广播里向全县宣传。”这位解放军说:“周政委要我向你了解一下,广播里宣传的你说过那些话,是真的吗?”
   广播里向全县宣传的具体内容,我并不清楚,因为姜堰中学没有装有线广播,我没有直接听到过铁派通过广播作的宣传。但是,依据那几天社会上八派要我作出解释时所说的情况,我已经大体知道了广播的内容。于是,我说:“我说过一句话,即:‘毛主席有可能违反毛泽东思想。如果毛主席违反毛泽东思想,我们也应当同他作斗争’。但是我认为这句话没有错。”
   我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违心地“承认”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是错误的,我宁死不干。
   这位解放军什么也没说,走了。全部见面时间,不到十分钟。这位解放军,三十岁左右,中等身材,胖瘦适中。文革以后转业到姜堰市食品公司担任党支部书记兼总经理。
   这次见面后隔了相当长时间,我才知道,这位解放军的姓名是:钱祥文。



三十九、唯一称我为“小纪”的人

   我是在人武部政委周洛派钱祥文找我调查情况后隔了很长时间,起码半年以后才第一次见到周洛的。开始时并不熟悉。泰县革委会建立后,他是主任,我是委员,开了几次全委会,接触的机会才多了起来。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许世友无中生有,在江苏大抓“五、一六”,周洛紧跟其后。到批林批孔时,我带头批判深挖“五、一六”所执行的林彪路线,与周洛的接触更加频繁。
   文革期间,人武部座落在姜堰镇的北后街。这是一条在姜堰东大街以北,与东大街相隔30米左右而与东大街平行的小街道。人武部的南大门朝着北后街,占地面积五亩左右。大院里住着人武部的所有干部和家属。从大门进去一直向北走,路尽头就是周洛的家。当时,人武部政委周洛、部长张孝峰,都是中校军衔,副政委徐孟斌、副部长刘焕宝,都是少校军衔。钱祥文是人武部的一个科长。我在文革中进出人武部大门的次数,已经多得记不清了。门卫对我很熟,从来没有阻拦过一次。我每次进人武部,都是直接找周洛。插队以后,我每次因事到姜堰,因为穷,不敢进饭店,都是老而实之,到周洛家中随茶便饭。即使周洛不在家,“常驻大使”、周洛的夫人汪恩兰对我也是十分热情的。我承认,在大问题上,我坚持原则。对于周洛“深挖五、一六”所犯的路线错误的批判,我毫不留情。但是,在私人交往方面,我和周洛的感情,不但是真诚的,而且是深厚的。
   周洛是安徽人,原来是江苏省军区的干部,中等身材,微胖。俗话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周洛就是一个小事糊涂的人。有一次,他填干部履历表格,竟然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不知道是41岁、42岁,还是其他岁数。县革会成员有一次下乡检查工作,在小轮船上,我和他下了一局棋。我下棋的水平本来并不高,但还是赢了。他输的原因是,只注意战略进攻,防守极其薄弱。明明我就要吃他的棋子,他也看不到;吃了他的车和马,他也全不在乎,还是一味进攻,直至落败。
1971年初,深挖“五、一六”前夕,我参加了县革会在泰县兽医站举办的学习班。一个学员家住泰州,因事请假,学习班的小头目不批准,争执起来。我拖着这个学员说:“走,找周洛去!”周洛准了假。学习班的小头目不服气:“这种情况太多,大家都请假,怎么办?”周洛的回答十分干脆:“凡是这种情况,都批准!”
   兽医站学习班以后,周洛大办深挖“五、一六”专题学习班,不但任何情况都不准假,而且长期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彼周洛非此周洛矣。
   仍是在深挖“五、一六”以前,我曾陪同一个朋友为这位朋友的事到人武部找周洛上访。了解情况后,周洛立即打电话找有关领导前来解决问题。我奇怪他的办事效率为什么这样高。周洛说:“现在年纪大了,容易忘记。记在本子上都不行。必须立即办掉!”这种雷厉风行作风,是很少见的。
   我插队以后,周洛对我的评价是四个字:“能吃,能干。”
   调离泰县以前,周洛亲自找到我的家中,对我说:“你早已具备了一个合格共产党员的条件。但现在是特殊时期,我不好发展你入党。我同化肥厂的领导说,让他们以后解决你的党籍问题。”此后不久,我所在企业泰县化肥厂的四班党支部将我列为第一批建党对象,并已明确了我的入党介绍人。泰县化肥厂党委书记仇永龙向我表示:“解决你的入党问题,看我的表现。”
   毛泽东逝世后,我被打成“泰县资产阶级帮派体系黑头目”关进了专题学习班,接着坐牢。能否入党,可想而知矣。
   我出生于1948年1月2日,是姜堰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的时候,才18岁。奇怪的是,大家对我的称呼,多用“老纪”、“纪委员”、“纪科长”。我插队期间,泰县县委常委兼县革会常委、县委和县革会分工抓生产的老干部马炳兴在里华公社东方红大队的全体社员大会上,一不小心称我“小纪”,竟当场立即主动公开认错、改口,称:“老纪”。
   但是,泰县有一个亲切地称我为“小纪”,并且自始至终从未改过口的人,这个人就是周洛。
   据说周洛已经在几年前病逝于镇江的省军区干休所。我希望传言不实。如果传言非虚,我祈祷:
   安息吧,周政委。




四十、夺广播站之战

1967年2月10日晚上,姜堰中学教学楼一楼,楼梯西边第一个教室,灯火通明。我主持召开泰县八一红卫兵各分部头头会议,决定第二天夺取泰县广播站。那时候,全校就只有这一幢教学楼,面对操场。楼上楼下各四个教室。到会的人挤满了一教室。与会者义愤填膺,一致意见,把广播站的大权夺回来,因为广播站已经完全沦为铁派打派战的工具,不仅一天到晚广播,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严重影响到人们的休息和睡眠,而且停了天气预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和生产。
   第二天上午,姜堰街上到处是八一红卫兵。广播站被围得水泄不通。八一红卫兵总人数不下二十万,其中多数是来自姜堰郊区的农民。
   正当八一红卫兵准备向泰县广播站发起总攻的关键时刻,解放军意外地出现了。原来,在姜堰北后街,泰县人武部的一双眼睛,一直密切注视着全县文化大革命的动向,注视着人们在文革中的一举一动。
   这位解放军,我已经认得,正是几天前奉周洛命令找我谈话的钱祥文。当然,钱祥文这名字我当时仍然并不知道,是以后很久才听别人说的。
   钱祥文找到我和铁派的头头,把我们集中到一起,并动员我撤退包围广播站的八一红卫兵。想不到这时铁派竟同意撤出广播站。钱祥文却没头没脑地对铁派头头严肃交代:“广播站继续由你们掌握。有功劳是你们的;出了问题,你们负全部责任!”
   无功而返,我当然不乐意。但是,也许因为从小受到拥军教育的缘故,正如魏巍一篇文章的题目那样,我认为解放军是最可爱的人。我对人民解放军有着一种特殊的不可动摇的深厚而亲切的感情。我知道,钱祥文的调解决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人武部。当时,对于解放军的话,我认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应当执行。
   我无条件地立即、全部撤退了包围泰县广播站的八一红卫兵。
   八一红卫兵在文革全过程中是坚定不移的拥军派。1967年2月11日在实力居绝对优势的情形下听解放军的话主动撤出了夺广播站的战斗,是对八一红卫兵是不是拥军派的第一次考验。同时,二十万人涌进姜堰,也是对八一红卫兵雄厚实力的大检阅。
   接着听到的消息是:黄虎山被公安局捉起来了,原因是他在广播站内部实施了破坏。这个消息令我大吃一惊。黄虎山为原泰县广播站工作人员,铁派夺广播站大权时是得力的内应。
   令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铁派夺取广播站大权以后,广播站内部已经清一色铁派。泰县人武部是如何掌握黄虎山罪证的呢?
   人民解放军真是火眼金睛,洞察秋毫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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