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万国：林彪之垮台——重探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与国家主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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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五三三）

林彪之垮台——重探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与国家主席问题

孙万国（澳大利亚　Ｍｏｎａｓｈ大学）

　　在毛泽东时代所有中共高层政争中，林彪事件迄今仍然是最为扑朔迷离的一椿。然而，若与九一三之夜和林彪折戟沉沙等枝节问题相比，更为关键的则是林彪在文革中的角色与当时中共高层政治如何运作等重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笔者曾在与泰伟斯合撰《林彪的文革悲剧》（Ｔｈ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Ｌｉｎ　Ｂｉａｏ：　Ｒ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ｉｇ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９６６－１９７１，Ｈｕｒｓｔ，　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９６）一书中试加探讨，其结论颇与时下学界流行的解释大相径庭。简要说来，中西学界的官方或主流观点大致可归纳如下：

　　１．林彪是野心勃勃的政客，为了强化他对人民解放军的统制，又为了巩固其接班人的地位，不择手段地从事政治阴谋与派系斗争，以恣其欲。这包括他在１９７０年为了出任国家主席，夺权强班，却惨遭滑铁卢的企图。

　　２．林彪是高唱文化大革命的中坚人物。特别是在１９６６至１９６８的文革高潮期间，他跳得最高，嘴上最左，积极鼓吹和支持一系列破坏国民经济的举措。他不惜打乱军队，只有在危及自身“山头”的时候，才稍稍见其节制。

　　３．尽管初时毛林结盟，但自文革进入“整建”阶段时，亦即九大前后，两人关系便已开始恶化。林彪自感接班人的地位不保，发动了一场阴狠无情的权力斗争。１９７０年夏天的庐山会议风暴，便是明证。

　　４．除了毛泽东，林彪的主要政敌为周恩来。周组成了一个反林同盟；而林彪则与先前的“中央文革小组”（“四人帮”的前身）相互勾结。

　　５．九大后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在于林彪企图把持武人当权的绝对优势。毛泽东与周恩来则力图恢复文官政府。

　　６．为了固守权力，林彪推出了一套政策性的方针。即在国防上大喊备战；在外交上力主强硬；在经济上则近乎当年的“大跃进”。其用意不外乎迎合军方与大工业部门（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的共同利益。无奈这一套方针斗不过力主温和政策的文职干部与地方军头的联手抵制。

　　笔者掂量了各种证据之后，认为上述诸条都带有严重的漏洞。对比之际，笔者关于林彪事件的评析，概可撮要如下：

　　１．林彪算不上权力薰心之辈。其实他甚惬意于位尊却不管事的荣誉性虚职。他之步上权力舞台的前沿，原本出于毛的旨令。赵孟能贵之，赵孟能贱之，后来终于遭毛遗弃。其垮台的原因实与他是否包藏野心，关系不大。

　　２．林彪既为钦定接班人，在公开场合上，出于职责，自当拥护毛所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其间他大约也不免藉机打压其他山头。然就其个人行径与私下言谈观之，林彪实则未必认同文革，反倒是倾向于经济之发展与情势之稳定，尤其是军队之稳定。

　　３．林彪从未在政治上反毛。反之，他严守“主席划圈我划圈”这条毛记宫廷政治里的金科玉律。奈何“主席的意愿”未必容易理解。即便在庐山会议后情势急转直下期间，他的基本态度仍然是当年赠予陶铸的忠告：“被动、被动、再被动”。至于所谓的反革命军事政变和暗杀毛主席的阴谋，从现有的证据看，林彪未必知情。

　　４．林彪与周恩来之间并无根本性的利害冲突。一者周安然臣服于林的长官地位；二者，林从不干预周总理的国务院活动。其实，真正的矛盾倒是存在于林彪一伙与江青集团之间。其冲突的根源，在于竞相争取毛泽东的恩宠。但也因为毛泽东的既定方针不容置疑，双方之较劲，只能纠缠于鸡毛蒜皮之表面事务，而少涉及重大政策上之分歧。彼此又深恐对方权力之膨胀，故矛盾愈演愈烈。

　　５．文职干部与枪杆子之间，诚然因为职权上的摩擦，在党内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紧张关系，然而并无迹象显示林彪一伙企图建立起拿破仑式武人执政的格局（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ｉｓｍ）。

　　６．基于自身利害，林彪有必要呵护军队在国家体制中所能摊得的利益。军方组织在文革中奉命监管经济时，也确实扮演过关键的角色。但硬要说林彪形成一套讨好“军工体系”（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的经济方案，则恐怕是查无实据的臆说。其实在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１年的整段期间，林彪不管经济，根本谈不上有何经济政策。

　　以下本文，摘自笔者与泰伟斯的《林彪的文革悲剧》英文版一书中有关九届二中全会及国家主席问题的部分篇章。盖此二题，在整个林彪事件的推演中，至关重要。笔者试从当时的历史脉络，考察这一引发毛林失和并导致林彪垮台的重大事故。

　　不论是中共官方，或者是西方学界，都把１９７０年８、９月间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形容为林彪文革生涯的转折点。在庐山上，由于“国家主席”和“称天才”两椿问题，使得毛林关系出现了决定性的恶化。这一描述，固然不错，然而学者们在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诠释时，则不免沾染某种政治意味，盖其诠释大抵植根于毛泽东本人对此事件的论断，认为林彪自感处境不稳，必须在政府机构中取得一个高踞于周恩来之上的职务，才好巩固其接班人的地位，因此觊觎国家主席。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还认为林彪所以自忖前途未卜的理由有二：一是，毛询问林的健康状态时，曾透露出可能让张春桥接班的考虑。二是，江青的势力逐渐坐大（西方学者则爱说周恩来的势力膨胀，对林彪构成了威胁。）总之是说林彪有心猎取国家主席一职。既然身为老二，只能请老大先当，但心里则盘算一旦毛主席不干，这一职位自然落其手中。岂料毛虽然自家不干，也不欲他人觊觎，乃责令废除国家主席一职。无奈林彪利欲熏心，一意坚持，这就招来毛的忌讳。毛泽东从此怀疑亲密战友的忠诚，一系列对付和铲除林彪的步骤于是展开。〔１〕

　　然而，历史的真相果然如此么？

　　关于争论国家主席的经过，除了若干关键细节外，大抵历历可察。〔２〕原来中央认为文革既已进入整建阶段，１９７０年底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国家宪法之举遂提上了讨论日程。国家主席的问题也就不可回避。１９７０年３月初，毛在考虑国家新体制时，首先提出废除国家主席一职。翌日政治局就此开会通过。按说毛一锤定音，事即可了。林彪随后却于４月间重提此事，并建议毛担任国家主席。毛再度表明无意出任（按毛泽东后来声称在庐山会议之前一共说了六次不当国家主席。）〔３〕七、八月间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上，林彪的支持者与几位极左文人则为此事争执激烈。到了庐山二中全会揭幕时，林彪换以转弯抹角的方式，把国家主席问题，再度端了出来。林系人马则由陈伯达带头上阵，在会上着重大谈天才问题。二中全会的议程，遂为之改变。此后两天半的大区分组会议中，群情愤激，纷纷批判不承认毛是天才的观点。国家主席的问题也随之再次登场。然而毛也迅即出面干预，严厉指斥林彪一伙，并揭开一场整肃陈伯达的运动。至于对待林彪的态度，毛则较为暧昧，没有立即处置这位国防部长。关于这一点，西方学者分析道：林彪拥有军队的支持，毛当时并无把握一定能斗垮林彪。〔４〕

　　上头这一描述，若就事状的进程来说，大抵不差。但若就事情的真相来说，则犹如一位国内军中史家所见，这类流行的官方说法，颇成问题。说到头，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林彪是否有心猎取国家主席一职。根据许多证据研判，他其实并非如官方所宣称的那样。一向以审慎著称的大陆学者王年一教授就已经指出：“林彪是否对担任国家主席很感兴趣？叶群的阴谋活动是否出于林彪的授意？”这些都是吾人“无法断言”也“不得而知”的。只可惜他在著作中只是一笔带过，未再深入。而林办的一位工作人员则直截了当地认为，整个国家主席的问题都是出自叶群的馊主意。〔５〕有几位党史专家接受笔者访谈时进一步表示他们不认为林彪有意于主席一职。理由很简单：国家主席总要抛头露面，迎来送往的公务太多，全然不适宜林彪怕光怕风的健康状态，也不符合他闭门不出的遁世性格。尤其是接待外宾，最令林氏头疼。（６）再说，林彪在１９７０年４月提议毛任国家主席时，就曾昭然明确地表示：“国家副主席可设可不设，关系不大”；他“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７〕（按，换言之，林彪连副主席一职，都无兴趣。）最后还须指出，官方对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的指控，主要的证据，就是吴法宪招供的叶群所说的一句话：“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吴法宪多年后已经承认其供词中不乏杜撰之辞。何况，即便叶群说过此话，亦不足以证明林彪本人有此心思。则其非铁证，彰彰明矣！〔８〕

　　既然林彪无意为国家主席，何以他在毛泽东三令五申之后仍然坚持当设国家主席一职呢？笔者访谈过怀疑官方之说的某些学者。他们提出的解释是：林之推举毛当国家主席，只不过是履行“第二把手”应尽的义务，也切合他迎合毛的一贯倾向。〔９〕同样的，陈伯达之同声崇毛，也可解释为一位失宠的政客，为博回毛的信赖，所表现出的百分之两百的忠诚。学者们还认为当时的上层领导，姑不论是林彪一伙、其他政治局成员，还是各部首长，乃至毛身边的人物，或迟或早，皆相信毛泽东尽管嘴上说不，心里却是想的——至少是会欢喜臣民屡屡劝进的那种荣耀。还有一说，则认为这一切全是毛泽东设下的圈套，故意误导林彪，伺机诱林入罪。对此一说，笔者不敢苟同。较为可信的说法，当是王年一教授之见：当时谁也吃不准。毛说不干国家主席，谁知究竟是真是假？底下的人只能自行判断如何应对才不出错。这一情况或者又如另一资深史家所言：毛惯于隐藏真实意图。林彪诸人只能自行揣度，心想给毛主席的头上再加一层光环，总不至犯大错误。〔１０〕在此，读者不妨回顾一下周恩来在九大时候的表现。尽管毛泽东已明白批示不准其夫人进政治局，周恩来依然提拔江青为政治局委员，结果毛夫人还是进了政治局。此外周也曾不顾毛刚下过的禁令，照样使用了“天才地，创造性地”等副词形容毛的伟大。这么看来，林彪之坚设国家主席，请毛荣任，也就不是什么咄咄怪事了。何况后来在庐山上发生的戏剧，恐怕叶群才是真正的导演。林彪的角色充其量只是沾边罢了。此一戏剧性之“冲突”者，未必就是设与不设国家主席的矛盾。真正的冲突大约还在于叶群与江青一伙的矛盾。这些问题，读者当可在下文中看得更加明白一些。

　　１９７０年３月至５月间，在国家主席问题上，虽说毛林意见相左，但党内情况并无明显异样。最多只出现过一点苗头，可嗅出某种冲突意味。先是毛的警卫司令兼中办主任汪东兴于３月８日自武汉来京，向政治局传达毛主席关于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和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的意见随即得到与会者的同意。政治局并在３月１６日就修宪中某些原则性问题向毛请示，毛也批阅了这一请示。不料在翌日召开的、历时四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为修宪问题，还是出现了争议。林彪并未出席会议。但周恩来则报告说，会上意见分歧很大，争论很激烈。毛泽东知悉后，重申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１１〕数周后，即４月１１日，林彪从苏州住处发电报给时在长沙的毛泽东，正式提议毛兼任国家主席，以满足“人民的共同愿望，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这显然是林彪亲自出面建议设立国家主席的唯一动作。也就是在此时，他表明了笔者上头所引的“设不设副主席，关系不大；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立场。当时林的意见也传达至政治局，获得绝大多数政治局成员的支持。〔１２〕对此，据闻毛泽东报之一笑，谓“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就让董老当吧（按指董必武）！”毛泽东并于１２日另作文字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这一不足为奇的训令，显然并不足以打消人们继续拥毛的议论。稍后汪东兴的中共中央办公室还印发出两份不同的修宪方案，一份列有国家主席一章，一份则否。总之，到了４月下旬，毛第三次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时至５月中旬，则据说林彪私下指示了宪法工作小组成员的吴法宪与李作鹏写上“国家主席”一章。〔１３〕

　　以上诸事，如单就毛林关系而论，并不存在任何紧张迹象。然而到了炎夏时节，风云渐变。七、八月间，叶群在幕后数度与钓鱼台的头面人物龃龉，冲突明显升温。关于这段时间里的变化，史书所载，大多语焉不详。学者王年一曾经指出：“（这时）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矛盾……是一个重要背景。”可惜他没有进一步交待两个“集团”里的具体都是哪些人赤膊上阵（比方说，包不包括周恩来？周又扮演什么角色？）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偏在此时出现了尖锐分歧？除了两个集团间的矛盾外，王年一还指出林彪与叶群之间也有矛盾，因此吾人无法断言林彪是否知悉或支持叶群的活动。〔１４〕总之这段时间里，叶群与钓鱼台间的嫌隙转深。据张云生回忆：“七月的一天”，叶群趾高气昂地回到毛家湾，告诉秘书们说：“政治局开会讨论四届人大问题，争论可激烈啦！我站在多数一边，那个少数孤立了。”秘书们从蛛丝马迹中推断，所谓多数，包括了黄、吴、李、邱四大将与陈伯达。“那个少数”则指以江青为后台的康生、张春桥与姚文元等人。争论的焦点则是毛出任国家主席一事。〔１５〕从张文的字里行间，笔者还可推断江青并未出席此会。果真如此，则毛的真实意向，更教人难以捉摸。此外，周恩来的立场也值得推敲玩味。毛、林既然缺席，政治局会议当然由周主持。然而迄今未见有官方史料记载他在会上的态度。也许恰恰由于这一回避不提，使笔者有理由相信周恩来也在叶群所说的“多数”之内。姑不论如何，到了七月中旬，周恩来向毛汇报修宪小组里“有人”主张设立国家主席之时，毛泽东第五度明言废除。〔１６〕

　　一个月后，情况更加恶化。根据官方记载，叶群于８月１１日告知吴法宪：林彪仍然主张设立国家主席。吴法宪是否虚拟事状？叶群是否如实反映了林的意见，吾人碍难断言。但在此后数日的修宪争议中，并未触及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的人马反而是把争论的焦点转向其他修宪中的问题，即毛泽东尚未“明朗”表态的问题。如８月１３日的宪法起草小组会上，吴法宪提议在宪法条款中加入“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句。此外，吴还要求加上三个（评价毛泽东的）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云云）”。按，前头的一条本是陈腔老调。后头的一条，鉴于先前九大时候的争议，则显得比较大胆。为此，张春桥、康生二人与吴法宪争吵起来。陈伯达亦加入战圈，支持吴法宪。从吴法宪在会上说起“‘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来反对毛泽东思想”云云，可以揣见这一冲突非同小可。但这一纠纷为何而起？笔者无从知晓。一说只有张春桥与康生知悉毛在九大前从党章中剔除过这三个副词。此亦似是而非之论，因为毛泽东曾经公开反对过使用这三个副词。不论起因如何，这场争端搅得叶群上串下跳，纠合同道，还让陈伯达与黄永胜编选“称天才”的语录；黄永胜也电召李作鹏前来开会，以壮声势。说来奇怪，次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与康生出乎意料地默不作声。结果吴法宪的提议“一读”就通过了。总的看来，这段时间里，对垒的双方虽未正面触及国家主席之争，剑拔弩张的暗流毕竟已经酿成，在不到十天后的庐山会议上，即可一见分晓。〔１７〕

　　关于庐山上的风云，如今已不乏各色材料问世，说得非常仔细。可惜仍有若干关键性的空白，有待史家填补；也有许多推断，人言言异，莫衷一是。〔１８〕按，庐山会议当从８月２２日下午举行的政治局常委会说起，但史家对于这次会议的记载就有很大的出入。据中共中央党校于楠教授之说：对于“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已经有所察觉，故上山伊始，就呼吁开成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不要开成分裂的和失败的会议。但是林彪与陈伯达偏偏不听警告，重提国家主席问题。毛泽东为此激怒，愤然说道：“谁想当国家主席就让他当吧！反正我不当。”并随即“严厉批评”了林彪。〔１９〕但此一叙述，在与笔者晤谈的某位文革专家看来，完全不足采信。他认为林彪对毛一向紧跟，倘若已遭毛严厉训斥，岂会有次日会上的大发议论？从细节上来看，于楠之说也有时序错植之嫌。按林彪涉及国家主席之讲话，事在８月２３日，其后两日群情唱合。然则２２日时林彪尚未讲话，如何会招来毛之批评呢？在这点上，还是汪东兴的回忆比较准确。汪是与会者，也是当事人。他回忆上述毛的愤激之语，作于８月２５日，也正是毛决意刹车，终止大会讨论国家主席问题的时候。〔２０〕

　　九届二中全会在８月　２３日下午正式召开。据官方之说，事前并未安排林彪讲话。但在会前的常委碰头会上，当毛询问谁先发言时，林彪突然毛遂自荐。结果他在开幕会上讲了一个半小时。讲话中他并未单刀直入地涉及“国家主席”一词，而是强调新宪法有必要突出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最高统帅和“国家元首”的地位。按理来说，林的这一号召并不违背毛的指示。因为抽象的“国家元首”未必就指需要承担繁文缛节的“国家主席”这一实职。讲话中林彪还颂扬毛的著作和思想，又明言他仍然坚持“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并委婉地批评了不同意见。所有这些，诚如汪东兴二十年后说的，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当时在听众中却引起热烈的回应。根据一些出席者回顾，林彪开始讲话时，毛泽东还有点笑容；愈往下说，毛就显得有些木然，甚至面有愠色。汪东兴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总之，通俗之见都说林彪的讲话事先未经毛之批准；而待他讲完之后，毛已是满脸不悦之色。〔２１〕

　　叶群之说则不然。她在当时就宣称林的发言预先征得了毛的同意。陈伯达多年后亦说，林彪当天散会后，同他谈过主席心里明白他（林）要说什么。好几位党史学者亦认为，林在事前让毛看过讲话大纲。〔２２〕

　　后一说法显然较为可信。它不但符合林彪的崇毛风格，也符合当时党内上下领导之间的纪律常规——虽说事前再小心，也难保毛事后不翻脸。〔２３〕至于所谓毛之明显不满林彪讲话，大约也是夸大不实之词。汪东兴要是真的觉察出主子的不悦神色，何以会热烈唱和林的讲话呢？此外，龙颜明显不悦之说，亦难解释此后两日数百中央委员在大会上讨论林氏讲话之热烈现象。这包括吴法宪提议改变全会议程（按原订议程为讨论国民经济年度计划，国防战备及修改宪法），加上“首先听取林彪讲话录音”一项。这一建议显然获得全体一致通过。据汪东兴事后说，到会的人都附和吴的动议。周恩来也听从大家的意见。更妙的是毛泽东自己的反应。当次日上午有人建议印发林的讲话稿时，周恩来派汪东兴向毛请示，毛则答曰：“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２４〕

　　正如整个林彪“传奇”中屡见不鲜的现象那样，叶群的介入与搅和，使得情势益发错综复杂起来。林立果于事发后就向林办秘书张云生私下吐露：“叶群在庐山“煽风点火”，惹了一场大乱子”；而林彪则“事前不知情。”据官史所载，８月２３日晚，叶群串连布置，给大将们下指示，出点子。这些点子，可看出叶的胆识。她说：设国家主席问题不要再提了〔２５〕；要强调“三个副词”和“天才”问题；要在“毛泽东思想是全国工作的指导方针”上做文章；不要点名，不要讲康生反对“四个伟大”的提法；更不准有半个字涉及江青，否则就要碰壁。总之，靶子要对准张春桥；否则，打击面太宽了，毛主席那里通不过。显然，叶群的点子多少带有宗派之争的意味。三位大将正是领会了这个意思来到８月２４日下午至晚间举行的大区分组会议。〔２６〕

　　在分组讨论中，林彪的讲话无疑得到所有各组的赞同（妙得很，还包括了张春桥的上海代理人王洪文所在的华东组。）〔２７〕不过最为戏剧化的场面却在华北组。陈伯达以事先准备好的“天才”问题材料，在华北组上慷慨激昂，大放厥辞。虽说他的福建方言难懂，但他想说的要害观点，大家全听得明白。他说：毛主席是天才，可是竟有人胆敢反对使用“三个副词”！还反对“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这一提法。与会者对陈伯达讲话的反应，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全体无异议，一致赞同；二是赞同者不分山头——内中最重要的人物当数汪东兴。汪是御林军总管，“一位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同志”，但又与毛家湾关系密切。他对陈伯达讲话的全力捧场，显然对其他与会者的感染甚大。大伙儿自然会联想到，其中必有毛的首肯——汪可是主席身边的人哪！总之陈伯达与汪东兴联袂发言之后，群情顿时鼓噪，誓死要把反对毛主席的人物揪出来“千刀万剐”。陈伯达在追问之下，才透露出指的是张春桥。据官史说，当“张春桥否认毛主席是天才”的消息传至华东组时，只见张氏立即挨批，面目苍白，如坐针毡。

　　回头再说华北组。分配到该组的陈毅也发言表态说：要是毛主席愿意改变初衷的话，他完全赞成毛当国家主席。按陈毅上山之初，便得到汪东兴的暗示：全会准备批判“某人”（稍后才知“某人”就是张春桥）。〔２８〕陈毅还列举大量历史事实，说明毛主席是天才……如今竟有人否认毛主席的天才，肯定是居心叵测。会上陈伯达也插话说：“有的反革命份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手舞足蹈。”话音未落，全场愤慨；激动之余，便有人提议在我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并“热烈希望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随后华北组印发了一份措辞激昂的简报，表达上述强烈的愿望，并要求揪出党内的坏蛋，斗倒批臭。在此前后，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联名上书毛泽东与林彪，拥戴毛出任国家主席。华北组简报出笼后，更多的中央委员纷纷给政治局写信，激烈声讨张春桥。事态至此，姑不论叶群与陈伯达（甚至林彪）等人的初衷如何，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论又成了焦热的议题。〔２９〕

　　关于国家主席问题之重上议程，有几条值得强调。一者，从现有证据来看，笔者实在看不出改动全会议程，就一定是为林彪出任国家主席铺路。迄今并无可信证据，表明林彪集团的任何成员为此目而活动。〔３０〕史家王年一就曾明白指出：九届二中全会上，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人提议林彪当国家主席。唯一的反证，就是于楠的文章提到某小组会议上有“个别人”说过：“如果毛主席实在不愿当，可以让林彪当”。但有此一说，也不足以证明林氏本人有罪。何况此“个别人”者，显非林系人马！二者，在整个争议过程中，只要涉及“如何对待毛主席”的情感问题，几乎全体到会者都责无旁贷地热烈拥戴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试看华北组里叫得甚响的，就是科学家的钱学森。而作家郭沫若在此亦不遑多让。当然汪东兴的态度更具代表性。汪毫不含糊地呼吁恢复国家主席一职，并声明这不单是他的个人意愿，也是中央办公厅机关和８３４１部队的全体愿望：“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以汪东兴这样与毛贴近、侍奉了数十年、而又以敏察及秉承主子意旨为第一天职的人物，居然如此，这就教人益加深信：即便是常伴左右的人，也拿不准毛泽东三番五次的推辞就必然是最后的定论。对此汪东兴后来辩解说：当听到陈伯达言及有人因听到毛不当国家主席而手舞足蹈时，他过于气愤，一时激动就把毛的指示忘得一干二净。〔３１〕其实，这一说辞只能愈加表明：在当时，连汪东兴也不大相信毛的推辞必真。毛在上山之前的五回指示，回回都是由汪亲自传达或亲睹批示。要说出于一时激动就忘光了圣上的五回指示，真可谓匪夷所思的出格奇事。显然，在庐山上出现的闹剧里，亦自有马屁无罪，拍者其罪的一面。在这点上，汪东兴与林彪等人并无二致。

　　鉴于国家主席问题的再度出笼，以及群情汹汹准备揪人的形势，江青便在８月２５日上午带着张春桥、姚文元来见毛泽东。此刻紧张的局面，用毛的话来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而这次的聚会也就成了庐山会议的转折点。然而会上有多少人出席，到底谈了些什么，吾人都无从得知。唯一可知的，就是江青向毛叫屈：“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啦！”总之，毛当即决定给夫人撑腰。当天下午，他就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指斥陈伯达等人违反九大方针；下令停止讨论林彪讲话；并收回华北组的六号简报，不准散发。此后两日，毛又责成周恩来、康生分头找吴法宪、李作鹏与邱会作谈话，批判他们的错误。毛本人也召来各路诸侯训话（包括找林彪谈话）。〔３２〕毛泽东何以断然采取这一系列处置？个中原因，论者不一。大抵说来不外以下诸项：一，毛对于武人坐大之势，并不放心。二，有人胆敢违反毛会前指示团结的号召，又居然打乱全会议程。三，叶群一伙从事地下串连活动，违反组织纪律。四，有人居然不听使唤，纠缠国家主席问题，强加于毛。五，当然，还有毛与江青的夫妻关系。总之，在自家老婆与钦定接班人之间的庐山对垒中，由于毛泽东的出面干预与一打一扶，中国政治权力的天平，从此就倾滑向激进文人的一端了！

　　可惜以上诸条解释，并不足充分阐明毛泽东强烈的情绪变化，也没有触及到庐山会议的实质。庐山会议初期，叶群反对张春桥的动作，或可视为宗派主义的延伸，但迅即发展成一出曲折隐晦、大吐文革苦水的戏剧。会场上所爆出的“炸平庐山”之情绪，正是文革以来造成中共政治菁英分裂的各种不平之气的冲撞。这只消留意一下陈毅在庐山上的角色，便可测知。陈毅原是三年前抵制文革的“二月逆流”事件中的勇健人物，如今他又出场唱和陈伯达的发言，难道纯然为了热情歌颂毛泽东的天才么？难道只是为求政治上的自保吗？在笔者看来，陈毅之所以热切支持陈伯达，恰恰是由于后者所打击的具体对象正是先前“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激进成员张春桥。然而呼之欲出的更大对象则是文革本身。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当然容不得人们指手画脚。饱受文革之苦的老干部唯有拿文革运动的干将出气。对此，毛泽东显然嗅出了其中气味，这才决意在会议失控之前亲自出马，断然处置并保护张春桥与江青。与其说毛泽东要维护江青与张春桥，不如说是为了维护他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正如“二月逆流”之际，他看待任何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攻击就是对他本人的攻击，如今谁反对张春桥，就是反对毛泽东。〔３３〕职是之故，康生在毛的态度明朗之后，就气势汹汹地宣告：庐山上的这场斗争是“二月逆流与八月红流之合流”（笔者按，“红流”者，疑是“洪流”之误；又一说“八月黑风”）；是“二陈合流”（按指陈毅与陈伯达）。试想，庐山之争若非涉及了多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单单只为了一个事不关己的修宪条款，庐山上的老干部们会触发起那样的激切之情么？〔３４〕

　　毛既已行动，全会上公开点名的批判，便集中在晦气的陈伯达身上。８月３１日毛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分别从理论和人品方面指斥陈伯达：批驳陈的“天才”观点；也指控陈在早在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时便“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毛的短文打响了此后大半年“批陈整风”运动的第一炮。至于这位“马克思主义的骗子”，随即就遭隔离审查，其数十年的政治生命戛然而止。九届二中全会也于９　月６日在毛泽东号召干部多读马列、多讲团结的讲话声中落幕。

注释：

笔者按，本文原撰于１９９７年，应香港城市大学罗金义教授之请而作。罗先生本欲主编一册有关中共文革高层政治的书，不悉何故，终无下文。近日翻检旧册，无意间触得此手稿。１２年后重读此篇，除个别细节有些出入外，主体观点并未过时。不妨刊之于此，就教于读者。２００９年４月附记。

〔１〕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页３４６—５０；于楠：“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一场风波”，载《党的文献》，第三期（１９９２），页８３—８６；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ＭａｃＦａｒｑｕｈａｒ，“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Ｍａ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Ｍａｏｉｓｍ，”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剑桥中国史，以下简称ＣＨＯＣ），　Ｖｏｌ．１５，ｐｐ３１３－２０；ａｎｄ　Ｊｕｒｇｅｎ　Ｄｏｍ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Ｃ　Ｈｕｒｓｔ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７６）　ｃｈ。５；毛泽东对庐山事件的定性，见之于他在１９７１年八、九月间的南巡讲话。另见Ｍｉｃｈａｅｌ　Ｙ．Ｍ　Ｋａｎ　（ｅｄ．），Ｔｈｅ　Ｌｉｎ　Ｐｉａｏ　Ａｆｆａｉ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ｕｐ　（Ｗｈｉｔｅ　Ｐｌａｉ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５）　ｐｐ５９—６２。
〔２〕　对于九届二中全会的简明概述可参上引ＭａｃＦａｒｑｕｈａｒ文　ＣＨＯＣ，　Ｖｏｌ．１５，　ｐｐ３１３—２０。
〔３〕见王年一：《１９４９—１９８９年的中国：大动乱的年代》（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第３９３—４，３９６页；和汪东兴：“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当代中国史研究》，第３期（１９９４），页１６—１７。
〔４〕见ＭａｃＦａｒｑｕｈａｒ文，ＣＨＯＣ，Ｖｏｌ．１５，　ｐｐ３１９—２０。
〔５〕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３９４，３９６；及焦烨：《叶群之谜：一个秘书眼中的叶群与林彪》（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９３），页３４０。
〔６〕此据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１９８８），页３２９。张谓林彪讨厌与洋人打交道，进而声称他在林办工作的四年间，林彪只接待过两次外宾。此说恐怕有点夸张，笔者检索当时中共官方的报刊，并有照片为证，显示在１９６７年５月至１９７０年９月期间林彪至少在１９次不同的场合陪毛接待外宾。
〔７〕叶永烈：《陈伯达》（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９０年），页４７８；于楠，《党的文献》，第３期（１９９２年），页８３。
〔８〕根据笔者访谈的材料，叶群并未说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的话。识者以为这话其实是吴法宪于九一三事件后在专案组逼供下编造出来的。不过笔者也查到毛泽东在１９７１年夏南巡时就已有此说。毛言：“根据最新揭发的材料来看，叶群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动员一些人设国家主席，说这次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放在什么地方啊！”，“１９６８—１９７１年中共领袖言论集”，油印件，现藏海德尔堡大学汉学研究所，页７１。李志绥在《毛主席的私生活：毛的私人医生回忆录》（伦敦，１９９４，第５２９页）一书中也记载叶群说过类似的话。李声称汪东兴在事后透露叶群还在上庐山之前，就同汪打了招呼：要设国家主席，否则就没有林的位置了。无论如何，就算叶群说过，也不过反映了她本人想当“国家主席夫人”的意愿，未必就是林彪的意思。
〔９〕参看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３９３—４。
〔１０〕笔者不妨把这一问题分开两个部分看待：即“设不设国家主席？”与“谁来当国家主席？”林彪之主张设国家主席，乃是基于中国传统与国际惯例之故虑，用他自己的话说：“国家总要有个头。”因此未必是他故意强迫毛出任，更未必是他本人有意占取。其实，在当时这一“位尊权寡”的职务最适合权力核心圈外的人，譬如董必武。果其不然，毛在当年４月间就提议过由董出任。林彪坠机后，董必武也实际上肩负起国家主席之职务。
〔１１〕据姜华宣编《中国共产党会议概要》之说（沈阳：沈阳出版社，１９９１年），页５５４，林彪出席了这次会议，但其他有关这一时期的史录，包括汪东兴的文字（见《当代中国史研究》，第３期，１９９４，第１６页），都没有提到林的出席。此外，据张云生说，此时林在苏州养病，并不在京；见《毛家湾》，第３７５页。此处所述大体采自汪东兴之说，页１６。其与官方所称当时出席者“绝大多数”支持毛的意见一说，显然有别。

〔１２〕对此，所有文字材料都明言“大多数”人支持林彪的意见，但笔者所晤谈的某位专家则谓：在这次由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林彪的建议得到“全体一致的”支持。
〔１３〕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３９２—９４；于楠，《党的文献》第３期（１９９２年），页８３；汪东兴，《当代中国史研究》，第３期（１９９４年），页　１６；张云生，《毛家湾》，页３８４；和ＭａｃＦａｒｑｕｈａｒ，　ＣＨＯＣ，　Ｖｏｌ．１５，　ｐｐ３１３—１４。
〔１４〕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３９５—９６。
〔１５〕张云生，《毛家湾》，页３８４－８５。
〔１６〕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３８４页；及汪东兴在《当代中国史研究》，第３期（１９９４年）第１６页。
〔１７〕于楠，《党的文献》第３期（１９９２年），８３—８４页；和肖思科：《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２卷；济南：济南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卷１，第１９６页。
（１８）关于二中全会的情况，严谨学者于楠先生的文章（见《党的文献》第三期，（１９９２年））为读者提供了极其详尽的记载，只可惜严守官方的解释观点。而关键人物汪东兴则以见证人的身份也提供了一个详细记录，其观点虽亦严守官方立场，但在具体细节上与于楠之文有所不同；本节中与官方谬反的某些见解则采自口述资料。
〔１９〕于楠，《党的文献》第３期（１９９２年），第８４页。于楠误将这次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置于２２日晚；实则此会召开于下午二时。晚间８时之会则为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常委排名低于毛、林的周恩来主持。
〔２０〕汪东兴，《当代中国史研究》，第３期（１９９４年），第１１页。
〔２１〕汪东兴，《当代中国史研究》，第３期（１９９４年），第１２—１３页；及于楠，《党的文献》第３期（１９９２年），第８４页；汪、于二文如在细节记载上相抵触者，笔者采汪之说。
〔２２〕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３９７；叶永烈：《陈伯达》，页４８６；及口述资料。
〔２３〕关于毛泽东事后翻脸不认账一事，最突出的事例，当属１９６２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报告。刘的报告本是毛鼓励他做的，随之又以大纲形式获毛批准。但毛在后来“炮打司令部”时，反而指责刘少奇“１９６２年的右倾”。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页４０４。
〔２４〕于楠，《党的文献》第３期（１９９２年），第８４页；汪东兴，《当代中国史研究》，第３期（１９９４年），第１３页。
〔２５〕叶群是否有此一说，尚难断言，尤其是此说源自吴法宪的话。但有一点可肯定者：庐山会议伊始，国家主席问题就给重新端了出来，说明了这一问题在与会者的心思中远未了结。
〔２６〕张云生，《毛家湾》，页３９７－９８；叶永烈：《陈伯达》，第４８８页；谭宗极编，《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８８页。又按，吴法宪在地区分组会议中，分在西南组，叶群和李作鹏参加中南组，邱会作则在西北组，而黄永胜则要在一周后才奉命上山。关于分组状况，各家之说有异，此处依据汪东兴之说，见《当代中国史研究》，第３期（１９９４年），第１５页。
〔２７〕　《人民日报》，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８日；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４号，第Ｅ１１页。按，王洪文在会上也跟着起哄，热烈拥护林彪讲话。
〔２８〕据接近陈毅元帅的人物告知：陈毅上山甫后，曾找汪东兴询问是否该在会上做点自我检讨。但汪回答说：“轮不到你，这回批别人。”这一插曲意味着汪与林彪集团间的某种唱和关系——即合力批判张春桥。这一联手，也是出于鄙视张春桥的军队将领和其他文人秀才们的共同心理。至少在汪东兴看来，打击张春桥这样的“党的野心家”是会符合毛之心意的。李志绥则认为汪东兴由于痛恨江青，故与林彪集团联手，李还强调在汪东兴的思路里，“跟林彪合作，也等于为毛主席做事。”二者之间并不冲突。见《毛主席的私人生活》页５１１，５１９，５２２。
〔２９〕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３９８—９９；于楠，《党的文献》第３期（１９９２年），第８４—８５页；《陈毅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第６１７—１８页；汪东兴，《当代中国史研究》，第３期（１９９４年），第１４－１７页；谭宗极：《十年后的评说》，第８９页。据于楠文章８４页所述，叶群曾布置吴法宪等将领在２４日晨的分组会议上表态支持设立国家主席。
〔３０〕不管是李作鹏或是邱会作，他们在大区分组会议上的发言，都把“反对毛主席”与“反对林彪”连系起来看待。见汪东兴，《当代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３期，页１５。
〔３１〕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３９９；于楠，《党的文献》１９９２年第３期，页８５；汪东兴，《当代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３期，页１６—１７；李志绥，《毛泽东的私生活》页５１９，５２９—３０，及口述材料。关于汪毛二人关系，可参看李志绥书，特别是页９，４９，１２６，１８４—８６。
〔３２〕于楠，《党的文献》１９９２年第３期，页８５；汪东兴，《当代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３期，页１７—１８；及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４０２－－０３；毛泽东也与黄永胜谈过话。黄是稍后在８月３１日抵达庐山的，上山前据说烧毁了原先准备拥护林彪讲话的稿子。毛找之谈话时，劝他“好好学习”。
〔３３〕此一看法亦可证之于一年后毛南巡期间与华国锋的谈话中，　见“１９６８—７１年间中共领袖人物讲话录”，油印件，现藏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页７１。
〔３４〕《陈毅传》，页６１６—１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