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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戎马生涯的特殊革命经历，使他的政治行为体现出较显著的“幸存者”心理情结。本文根据丰富的史料，对毛泽东晚年的政治举措进行了尝试性梳理，并通过对常常被研究者所忽略的常识性信息的再阐释，勾勒出了隐藏在历史运动表象背后的领袖意志之潜意识动机。这种对毛泽东晚年思想所做的心理史学和政治心理学分析，在我国同类专题的研究中，具有开拓性意义。
引言
曾子墨：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中共中央新闻网最近刚刚公布了最新版的《毛泽东传》，这本书对于毛泽东临终前的心理活动也有很多的介绍，书中特别提到说对于死亡，毛泽东相当地坦然，而且早有预感。其实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毛泽东曾经多次地和死神擦肩而过，但是对于死亡这个话题，他却从来都没有避讳过。那么，对于死亡，毛泽东到底有着怎样的看法？他的死亡意识在晚年又曾经怎样地影响过他的政治决策？有关这些话题，今天的《世纪大讲堂》，我们也非常荣幸地再一次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萧延中先生。
欢迎萧延中先生。欢迎您再一次来到我们《大讲堂》。我记得上次您在这里演讲的时候，给我们分析了毛泽东性格的成因，而今天我们要谈到毛泽东对于死亡的看法。我们也知道他一直都不害怕死亡，没有畏惧，这和他的性格成因之间，和他的个性有什么关系呢？
萧延中：在心理学角度上，这些问题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说，他对于死亡的看法，实际上是他人格结构的一部分。我们知道，每个人有不同的生长的经历，这个经历塑造了他的人格。在深层的心理层面，必然关联到他对于死亡的看法。
曾子墨：毛泽东他本人对死亡不惧怕，他个人对于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理解呢？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还处于“文革”当中，当时大家就常常会说“毛主席万岁”这样的话，我不知道这和他对于生命的理解或者期盼有什么关系吗？
萧延中：这种联系在心理学上叫做“预期”。毛主席对于他将来迟早有一天“要去见马克思”，这是他常说的话，有很清醒的认识。他曾经多次说过：“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1975年10月1号，他老人家静静地在那坐着。据现在的回忆看，他那天没有读任何的书。我们知道，毛泽东是个手不释卷的人，不读书他受不了。但那一天他没有读书，而是坐在那静静地想，自言自语地说：“这可能是我过的最后的一个国庆节了吧？！”见此情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他说，毛主席你不要这样想，我们都盼你身体好，能够万寿无疆。这样毛主席才说了上面的那样一段话。[2]也就是说，他对于个体生命的极限，是认识得很清楚的。
曾子墨：谢谢！那毛泽东在他生前喜欢听“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样的口号吗？
萧延中：我觉得他喜欢听。
曾子墨：是每个人都喜欢听吗？
萧延中：从正常的心理的角度来说，谁都愿意多听好话，是吧。你可以容忍人家批评你，但在你心理的底层则是不高兴的。从正常人的心理推测，他肯定希望别人说“毛主席万岁”。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怀疑他自己希望别人说“毛主席万岁”。只不过或许毛泽东想得更多，更深。他要鉴别，你说的那些“万岁”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说我万岁？所以，当有的人，像林彪，把“毛主席万岁”说到了极端的时候，反而引起毛泽东的高度的警觉，这是因为事情已经过头了，反而就不正常了。
曾子墨：您为什么要选择政治心理学这样的一个视角研究毛泽东呢？
萧延中：这可能是我个人对于政治学研究进路的一种体会和理解吧。一般来说，我们会把政治学研究的重点放到政治制度、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的方面去，而注意到政治心理学角度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尤其在西方现在他们的政治制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以后，基本趋于稳定，有一套完备的机制，因此政治家在里面活动的余地很小，也就是说领袖的那种个人因素，在政治运作过程中给他们留的空间很小。按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无论是谁上台，他都得按照这个规矩走。但是中国政治的状态与此不大一样。可以说，从中国古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在国家事务中，政治家本身的素质和他们的特点，对于政治的发展起着比西方社会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在研究中国政治的时候，能不能不要仅仅老跟着西方的政治思路去走？要不要正视中国的政治现实是什么？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像毛泽东这样的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政治人物，对于中国政治的影响是异常巨大的。既然要研究政治领袖的作用，那么心理分析就不能不成为一个视角。对于毛泽东这样的特殊政治领袖，就更是如此了。
曾子墨：就您所知，在国内外同行中曾有过同样类型的研究吗？还是这是您的独创？
萧延中：当然有，我可没那么大本事“独创”。有一段时间，大约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中后期，政治心理学在国外很流行，或说很时髦。主要动因可能与二战中出现了德国法西斯及其领袖希特勒有关。人们要问：一个以理性而享誉世界的日耳曼民族，产出过那么多严谨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和大文学家的民族，为什么会成为那个样子？进入70年代以后，虽然政治心理学不再那样时髦了，也可以积极地说是更谨慎了，原因可能跟这些研究中的某些作品的主观臆断性太强有关系，这在精神分析学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但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从认知路径的政治心理研究，不仅从未中断，反而更加深入了。在一本用精神分析方法研究毛泽东的较有影响的著作中，作者的第一句话就是“警告”，明确地告诉读者这只是一家之言。我想，我没有忘记这样的警告，也就是说，我认为政治心理学只是诸多的研究路径之一，而且它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探索没有意义。
曾子墨：萧延中先生这些年来关注到毛泽东的死亡意识，同时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那他取得了什么样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毛泽东的这种死亡意识与他晚年所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当中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接下来，我想萧延中先生会在演讲当中告诉我们，我们掌声欢迎。
一位时时与死神对话的天才
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个不同寻常的话题，就是“探索毛泽东晚年的生命焦虑”。
目前学术界对于毛泽东为什么在他的晚年，或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频频地发动政治运动，尤其是1959年“大跃进”失败以后，他发动政治运动的频率是越来越高，而且从向党外转到向党内，一直持续到他逝世。如何解释毛泽东晚年这些做法的动因？他为什么要如此而为？现在学术界大概有四种基本看法。
第一种观点是，毛泽东晚年骄傲了，违背了自己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就是毛泽东为了防止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变质，因此他采取了一种不适当的调整的措施。也就是说，他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其客观效果是不好的，这就是第二种说法。
第三种说法，毛泽东晚年专横跋扈，独断专行，他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打击报复自己的对立面。
第四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狂妄自大，工于权术，因此他的政治行为已离开了政治道德的基本准则。
现在这个四种说法，我们可以分成两类，前两类是比较正面的，后两类是比较负面的。对于这样的一些看法，我觉得不同的研究方式及由此做出的某种解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对此我们不多做评说。这里，我们只把研究的关注点聚焦到“领袖意志”背后的那个潜意识的动机上去。
毛泽东和其他人的生命经历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首先我们看，毛泽东这一辈子，他的生命历险的次数，是和常人比较起来是非常地多，所以他比常人有更多的机会去体验一种死亡的感觉。我拿的这本书，叫做《毛泽东的三十历险》，是一本通俗性的小册子，但是史料的基础是有的。现在我们看到，毛泽东的经历可以叫做死里逃生，是吧，马上就快不行了，但是一转眼又没事了。这样的事情在他的生命经历中出现了至少三十次以上，这是我们一般人都是很难经历到的。比如1935年5月26号，这一天，红军长征，刚刚渡过大渡河，在行军的过程中间遭遇到飞机的轰炸。当时很突然，飞机就来轰炸了。毛主席的警卫员一看很紧张，一下就把毛泽东推倒了，扑在他的身上。炸弹炸了以后，毛泽东的卫士长，叫做胡昌宝，当场牺牲。毛泽东后来回忆，1965年1月9号对斯诺讲，“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我准备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打到我。……好多次。在长征路上也有一次，过了大渡河，遇上飞机轰炸，把我的卫士长炸死，这次血倒没有溅到我身上。”[3]另外，像1948年4月，当时胡宗南进攻延安，毛泽东紧急转移，转移的时候开着汽车。走到今天我们说的圣地也是五台山，那个地方路很滑，下边就是山涧。车开到那，在拐弯的时候，司机发现这个车刹失灵了。当时非常危险，司机快急死啦！最后左弄右弄，最后终于把车刹住了。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毛主席赶快下车！”毛泽东下车后大概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拍拍司机的肩膀，这人叫周希林，说“希林你救了我一命”，然后扭头就走。周希林下车一看，他的那个车轱辘，前车轱辘的一个轱辘已经有半个轱辘悬在山崖边上了。[4]
其次，毛泽东还有一个生命经历和别人不一样，就是在革命生涯的数十年间，毛泽东至少有六位亲属，先后遇难。这些亲属是，毛泽东的两个同胞兄弟毛泽民（47岁）和毛泽覃（30岁）、毛泽东的结发妻子杨开慧（29岁）、毛泽东的嫡长子毛岸英（28岁）以及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24岁）和毛泽东的侄子毛楚雄（19岁）。六位亲属，先后遇难。对于一个有血肉之躯的个体和具体的家庭来说，我们用“家破人亡”来描述这种焦虑，把这称之为“灾难”，我想是应当能被人们接受的。我们知道，像毛泽东的大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上，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年仅19岁就牺牲了。所以我们说，他的这样一种生命经历和别人也不大一样。
最后，我们也注意到，毛泽东的著作多次涉及到死亡的主题。例如，毛泽东著名的政治散文，就是那时人们常说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散文，叫做深沉酣扬，激荡心扉。为什么会写成这样的文章呢？原则上，这样的文章都是为了祭祀而做的。《为人民服务》是由于张思德烧炭那个煤炭窑塌了牺牲，毛泽东所做的悼词。这一天毛泽东交代，一定要把张思德的尸体拉回来，因为他烧炭的那个地方离延安还有很长距离，冬天的时候把那个尸体再拉过来要费很大的劲，所以当时有人建议就地掩埋。毛泽东说：张思德是四川人，他没有死在家乡，难道今天我们就让他死在乡野吗？要把他拉回来，要换新衣服，我要亲自讲话。这样，拉回来以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亲自讲话。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没拿稿子，《为人民服务》就是当时站在那的一个即兴发言。[5]其中引用了司马迁《史记》上那句著名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泽东发挥说：“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6]《纪念白求恩》也是如此。至于《愚公移山》，则是中共七大的闭幕词。在致闭幕词之前刚刚举行一个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烈士们致哀的仪式，这个仪式结束以后毛泽东紧跟着致了大会闭幕词。我们这代人可能都还记得，他引用了愚公本人“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样的话。[7]这里透露出了毛泽东观念中“死亡”与“不朽”之间的相互关系。
所以我们说，从上面这三个方面看，实际上毛泽东和死亡的问题是直接相关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位时时与死神对话，但又同时是一位时时挑战死亡焦虑的天才。在这里我之所以使用“天才”这样的字眼，就是要在修辞上强化毛泽东经历的特殊性。
“幸存者”情结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毛泽东的这种经历对他本人晚年政治行为的影响呢？或者说，这种经历对毛泽东频频发动政治运动，尤其发动党内的政治运动，有什么直接的相关性吗？我们这样提出问题，这样去探讨问题，会不会是一个荒唐的伪问题呢？所以在研究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凭借于直觉去讨论，要有一定的研究理路和框架的支持。
在这里，我介绍美国著名的病理心理学家和政治心理学家，叫罗伯特·利夫顿（RobertJayLifton）。他最成名的一本著作，书名叫《虽死犹生》。[8]在这本著作中,利夫顿教授创立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概念，这个概念叫做“幸存者”（Survivor）。它的基本意思是说:参与和经历诸如革命、战争、突发事变等等非常规事态的人，往往会表现出与非常规事态相一致的非常规的心态。这种非常规的心态，有两方面的基本内容：
第一方面，“幸存者”会产生某种对死者强烈的歉疚感，这种劫后余生的复杂感情，同时就会释放出很多的能量。这种能量，一是使幸存者敢于直面死亡的焦虑，彻底摆脱死亡的恐惧这样一种控制。既然我的战友已经牺牲了，那么明天我也可能面临着死，所以当自己作为一个“幸存者”的时候，他对于自己的战友的去世有一种强烈的歉疚感，“为什么死的是他而不是我？”因此在第二次再面临战争的时候，他会一往无前地直面死亡。他在研究中间看到了这一方面。
第二方面，“幸存者”也会通过一种“转移”，我们或者叫做“升华”，把个体不可避免的死亡，转变成为某种精神不朽的象征。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总是不免一死，谁也超越不了这个限制，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种象征的形式，使我们的这种有限的生命得到延续。这种象征的形式，包括语言、思想、精神、气质等等。所以毛泽东晚年跟他的工作人员说过，“人们常说，‘虎死留皮，人死留名’。我这个人啊，只要为人民留点文就行了。”[9]也就是说，他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他的思想的影响力是无限的。这样的话，他就会通过一种自己的宏伟大业持续不断这样的一种意象，这样的一种预期，使自己有限的生命，在另外的一个角度上，在另外的一个层次上得到延续。
弗洛伊德晚年曾深刻地指出，在本质上，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作为一个旁观死亡的人而活着的人”，但大多数人则对此忌讳甚深。因此只有少数真正懂得“死亡”的人，才能最深切地体味出“生命”意义的升华价值。用弗洛伊德的原话说，叫做“你想和平，就得备战（Sivispacem,parabellum）；你想长生，就需知死（Sivisvitam,paramoortem）。”[10]作为一位典型“幸存者”，毛泽东的人格特质中将必然潜含着某种“彻底性”或者叫做“绝对化”的精神基因。仅就“牺牲”一词的庄严性、崇高性和纯粹性而言，不进入某种宗教情结的肃穆祭坛，则不足以表达其甚为深刻的精神震撼力。代价是需要偿还的，丧失生命的灾难必须得到超越生命的事业予以补偿。由此，所谓“死得其所”就绝不可能是一走了之，“所”其何也？用毛泽东的话语体系表达就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11]他不仅要“干净、彻底、全面地歼灭敌人”，而且还要“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无疑，在此一表达中包含着“拼命”、“持续”、“忍耐”甚至“复仇”等复杂含义。在利夫顿的“心理眼睛”看来，“在压迫比死亡更坏的预设背后，是一种典型的毛主义的超然音调（toneoftranscendence），它似乎是启示革命者，对他来说并不真正存在什么死亡，他绝对没有什么可害怕。”这时，具体的“死”（Death）就已经转化成为抽象的“道”（Word）自身了。[12]
当然我们不必要完全赞同利夫顿教授的观点，但是我们也不否认他的这种视角是一个可供参照的、有意义的分析工具。
“领袖意志”背后的潜意识焦虑
这里我想举几件大事，几件很有名的政治事件。在这个几件政治事件中，我总观察，在它的背后，其实毛泽东都有他的忧虑，他的死亡的焦虑在后面做支撑。
第一件事，我们叫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了。三年以后，1956年苏共召开了二十大。在这个二十大上，赫鲁晓夫--苏共的继承人发表了著名的“秘密报告”。这个“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对于党内不同意见的同僚们的一种残酷的肉体消灭。当时虽然是“秘密报告”，但是西方世界马上就知道了，引起了大哗。那么这个“秘密报告”到了中国以后，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警觉。1956年3月17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议题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报告。毛泽东发言的主调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所谓“揭了盖子”，是讲苏共、斯大林并不再是一切正确的化身了；所谓“捅了娄子”，就说讲，这个秘密报告可能会给共产党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13]高兴，忧虑。毛泽东对于“秘密报告”的反应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中。1956年9月13号，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紧跟着就提出了一个中央设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一个总书记的建议，这个建议最早实际上涉及到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当天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14]所以在1956年提出中央政治结构的改革，就其动机而言，这样的一种政治举措实际上是毛泽东对于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的所作所为的一种反应。[15]1961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会见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以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的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乎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拉缰绳，不乱才怪。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歌功颂德；死了，不能讲话了，他做秘密报告，把斯大林说的一塌糊涂，帮助帝国主义掀起十二级台风，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16]在毛泽东的心理中，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可谓“念念不忘”。
值得注意的是，史料显示，毛泽东在“大跃进”从亢奋到消沉的时期，1958年2月、1962年7月、1963年3月、1963年7月，曾4次阅读邹容的名著《革命军》。并在此书邹容的肖像旁抄录了章太炎狱中赠邹容诗。因邹容只比毛泽东大8岁，故将原诗第一句“小弟”改为“小友”。诗曰：“邹容吾小友，被发下灜洲。快刀剪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当掺手，乾坤只两头。”[17]
解读此诗，寓意深厚。或许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带有强烈毛式思维印迹的“思想事件”，因为通过邹容形象的记忆和夸张，“死亡”实际上已成为了“突破”和“超越”的重要表征。所以，“大跃进”运动的发动，除了意识层面上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以外，在潜意识里则明显隐藏着关于“死亡”的主题。青年英雄邹容死了，如何死？为何死？死之意义是什么？如何使贫弱的中国在邹容之死中获得永生？……这难道与即将来临一场政治大冒险没有任何可能的关联吗？
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除了1958年5月17号和5月20号，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两个长篇讲话中谈到死人的话题外，同年12月9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更为明确地谈到了这些问题，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总是要灭亡的，活不到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死。……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他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们好去报告马克思。几位老同志不怕死。我是不愿意死的，争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就拉倒”。虽然这个讲话目前并未公开发表，但毛泽东的“讲话提纲”则已清除地反映出了这个问题。[18]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做这个话讲的时候，时间正是大跃进处于高潮之中。为什么在一个大跃进的高潮之中，在一个他把亿万人民群众都动员起来而形成的一个集体亢奋的过程中，他突然谈到死呢？这个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
第二件事，我们说1959年7月，著名的庐山会议，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虽然这个会议的前半截毛泽东也不高兴，但是他并没有想立即做出反右倾机会主义，打倒彭德怀这样的一种决定。我现在看到的材料，他在这个会议开了一半以后，就觉得不满意嘛，他就想走，就说提前下山，你们自己再去吵吧，我先走了。他把自己的书什么的都收拾好了，准备走。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彭德怀上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所以在1959年7月23号，这个毛泽东这个会议上发表了一个现在非常有名的即席讲话。毛泽东说自己前一天晚上一连吃了三次安眠药但仍不能入睡。在会场上他抑制不住激烈的情绪，说了很多在党的会议上其实不应该说的话：“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按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19]会议当事人、李锐先生回忆说：“7月23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发言中，讲到‘始作俑者’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情，……老帅劝说彭德怀作检讨时，这样说道：主席在时，你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20]会议的另一位当事人黄克诚大将在《自述》也说：“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21]1959年8月1日在庐山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当面对彭德怀说：“我66岁，你61岁，我会死在你前头。许多同志对付你有此顾虑，怕难于团结你。”[22]由此可见，在复杂纷繁的政治事件背后，毛泽东对自己身后之事的重重顾虑，是影响这个政治结构以及政治进程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进入了60年代以后，毛泽东言谈之中涉及死亡词汇的频率逐渐地增加，某种担忧似乎深深地压抑在他的心头。
1959年刘思齐在毛岸英牺牲10周年的时候到朝鲜为亲人扫墓，回国后就大病一场，持续了一年之久。1960年1月15日，她突然收到了毛泽东写来的一封亲笔家书。在信中毛泽东说：“思齐儿：不知你的情形如何？身体有更大的起色没有，极为挂念。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要争一口气，为死者，为父亲，为人民，也为那些轻视仇视的人们争这一口气。我好，只是念你。祝你平安。父字一月十五日。”[23]显然，上述信中的若干段落，话说得很重。我个人理解，其语义已远远超出了“家书”的限度。
1961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再次接见蒙哥马利元帅。在24日的交谈中，他第一次正面地谈到了自己的死亡问题。毛泽东说：元帅是特别人物，相信能活到一百岁再去见上帝。我不能。我现在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七十三岁去见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他也许要找我。蒙格马利则说：马克思可以等一等，这里更需要你。这样毛泽东就说了那句话：中国有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蒙哥马利说：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很需要你。你现在不能离开这条船不管。毛泽东说：暂时不离，将来学邱吉尔的办法，随时准备灭亡。紧跟着毛泽东谈了预测自己死亡的五种死法：第一被敌人开枪打死，第二坐飞机摔死，第三坐火车翻车被压死，第四游泳时被淹死，第五生病被细菌杀死。毛泽东说，这五条“我都已准备了”。[24]
第三件事，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我们说的中国开了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大会，在这个大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例如，1月18日，当会议讨论到“大跃进”谁应当负责任时，彭真提出：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第二天，1月19日，陈伯达就针对彭真以上言论发难，说：我们不要做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胡说八道过，要检查。我们还要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办事。……要根据主席的指导思想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在听到此话后，彭真感觉问题严重了，他紧跟着解释说：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面对彭、陈关于毛主席该不该负责的争论，会议主持者刘少奇则说：主席历来提倡多谋善断，……但是有些人把话传得太宽。随即宣布当天的会议散会。1月30日下午，毛泽东讲话，公开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虽然自1959年初以来，毛泽东曾多次谈及自己应负重要责任的话，但像此次会议这样首先由别人直接涉及毛泽东的个人责任问题，然后再由他自己本人做出自我批评，可能自中共“七大”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所以我们似乎有理由推测，对于敏感的毛泽东来说，听到这样的一种信息，面对这样一种局面，很可能会萌生出另外的想法。敏感的学者注意到，1962年2月7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闭幕，第二天2月8日晚，毛泽东即坐专列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了。显然是对这个会议有所不满。
据长期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邓力群先生回忆，“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给人民带来那么大的损失，我这是第一次总结！总结一次还不行，以后每年都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他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那么这个话说出来以后，我们可以想象，即使说者无意，我们也不能排除听者有心。1962年3月，刘少奇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的教训，对公安部长谢富治等人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的话。事后他也觉得不妥，坚决不同意印发这个讲话，因为他觉得‘将来会出毛病’”。无疑，这已触及到了毛泽东的敏感之处，留下了深深的政治隐患。
事隔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就曾说：“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30]毛泽东在这里使用了“推翻我们”这样非常危险的词汇，显然是夸大其词了。因为他明确地知道，刘少奇既没有这样的意图，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推翻他的领导。当然这样的一种预期，只限制在毛泽东还活着的时候，一旦毛泽东本人去见马克思了，那么事情就很难说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忧虑，不是忧虑于他活着的时候会怎么样，他真正担心的是他不在了以后政治会怎么样。
第四件事，我们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著名的“四清”。1963年至1966年，我们说发动了一个“四清”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第二年，1964年是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人，在对于运动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和用什么方法去实施这次运动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想法，甚至严重的分歧。1964年的6月16号，毛泽东在北京的十三陵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请大家注意这个地点，很偶然，是“十三陵”。在这个会议上正式地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他说：“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我想的不完全，今晚你们开会研究一下，……不要认为世界上只有自己行，别人都不行，如果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党也没有了，自己死了无办法了。死了张屠夫，就吃活毛猪？！什么人死了也不怕。说什么死了一个人是很大损失，我就不相信。你看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死了吗？死有各种死法的。敌人打死，飞机摔死，游水淹死，枪打死，包括原子弹炸死，细菌钻死，不钻也老死。要准备随时离开自己的岗位，随时准备接班人”。[31]在1964年7月中旬，毛泽东在修改著名的“九评”这篇文章的时候，在上边增添了一大段非常引人注目的内容。他说：“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能不能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32]在这里，毛泽东连续用了四个，“就是”、“就是”、“就是”、“也就是”的这种强势的语调，突出地说明，在他的心目中，他的革命事业能否持续的焦虑已经达到了一种顶点。
而正是毛泽东在做了这个批示的三个月后，1964年的10月16号，赫鲁晓夫正式下台。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两个人一直在争论，激烈地辩论。赫鲁晓夫下台，苏联认为是一个转机，中国也认为是一个转机。这个时候，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的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47周年的庆祝活动。在11月7号晚上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酒会上，苏联的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公然对贺龙元帅说，我们现在已成功地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应该效法我们，把毛泽东搞掉，这样我们就能和好。[33]我们可以想象，毛泽东听到了这种消息以后会有什么感觉。
1965年1月19号，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两个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其中的主题之一仍然是死亡。毛泽东说：“……也许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也许你们有希望。按照辩证法，生命总是有限的”。斯诺说：“我看主席的身体很健康。……”斯诺问到：“客观条件使革命变成不可避免的，现在没有这种条件了。现在中国条件不同了，下一代将怎样?”毛泽东回答：“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一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同国内百分之几的反革命站在一起，这就叫反革命。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由将来的人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如同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比封建时代的人要聪明、要好一样。美国没有封建主义，可是欧洲是有的”。[34]斯诺回忆，这次谈话结束以后，毛泽东表现出了一种非常凄苍的情绪。斯诺写到：“毛泽东声音低下去了，他半合上眼睛。他说，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越来越快了。从现在起一千年以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35]随着年纪的增大，毛泽东对自己身后的事情是越来越不放心，应该说叫“疑心重重”。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36]1965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把他的话“传达下去。传达到县，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各省委要顶住修正主义中央。”[37]在1965年9月18日至10月20日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明确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10月12日，毛泽东又在这个会议上又说，“中国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就要造反，不造反，犯错误”。这天，当彭真在会上讲话时，毛泽东插话说了几句很重的话：“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38]晚年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过：“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39]
1966年5月18号，林彪在中央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518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永远传下去。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敢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应该说，这样的讲话是为毛泽东好的，是向毛泽东表态的，但在实际的心理效果上，很可能会产生副作用，就是说，它可能会使听者联想到一些自己本身非常不愿意联想的问题。所以，6月10号，毛泽东接见胡志明，两个人谈了很多的问题，其中毛泽东再一次谈到了死亡。他说：“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在这里，毛泽东说了一句后来我们后来经常引的话，叫做“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40]针对林彪的这个讲话，毛泽东在同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也说了一句话：“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41]以往学术界研究此信，从未谈及毛泽东“感觉不安”的因素中应包括林彪谈到他死后事情的这一情结。[42]现在看来，对此信的含义似乎应当更深入地予以解读。
我们看到，1966年，毛泽东72岁，而按中国传统习惯的虚岁则是73岁。正是在第一年，或许毛泽东认为他自己已经闯过了这一生命“难关”，这时，“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如火如荼地燃遍了整个中国。[43]
没有结束的结语
最后我想说一点，在一个心态史学的特殊层面上，政治“幸存者”情结，可能是致使毛泽东在政治上敢于冒天下之大险，而誓死不回头的这样的一种不容忽略的心理要素之一，以至于在1976年6月，他因心肌梗死而休克，当被抢救过来以后，他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我个人认为，这段话是毛泽东的政治遗嘱。毛泽东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了几个海岛上去，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疑义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岛屿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会‘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44]
毛泽东晚年，他想到死亡的时候，说了很多的话。比如刚才说，1975年的10月1号，毛泽东心里很不安，是吧。毛泽东在他晚年，曾反复吟咏唐代刘禹锡的词，叫做“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也就是说，这个船要沉了，那个破船在那儿放着，但是别的船照样走；老树死了，新树还会出来。所以他对死亡是不惧怕的。他是信奉新陈代谢之自然法则的，但他放心不下，无法超越那个渴望神圣的不朽。所以我说，伟大的毛泽东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他确确实实地也输给了一个无比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他认为那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自我”。
今天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
提问与回答
曾子墨：感谢萧延中先生从一种全新的角度，给我们来讲述毛泽东他对于死亡的看法，特别是还涉及到了他对死亡的这种焦虑心情和他晚年的一些政治运动之间的关系。我们还有一些网友的问题，有一个网友的名字叫做北国风光，他就想请问您说，在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当中，才可以把他这种个人的一种心理上的因素，从整个体制的政治决策过程当中排除掉？其实这也是我想问的，在当时有没有其他的力量来制衡他，那么如何才能避免只因某个领导人的心理因素就会可能给国家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萧延中：这问题提得非常关键。孟德斯鸠有一句名言，他说“社会诞生的时候，是共和国首领创设制度，那么，在此以后就变成由共和国的制度来塑造它的首领了”。[45]那么今天我们说，当一个社会处于转型期的时候，处于一种巨大的变迁的过程中的时候，政治首领在里边起的作用往往都是很大的，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个事变、或者在这种革命运动取得成功以后，紧跟着就设计一套比较完好的政治制度，其实就会使人为的因素逐渐下降，但是这在一般的历史的结果上，我们看，至少要耗掉一代人。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英雄式的人物，他的消失，对于他的制约，存在着一种惯性的过程。这种转变在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最著名的就是华盛顿自己的让权，这是非常著名的。因为他那个国家是一个移民国家，没有历史传统，他的历史传统是英国的新教传统，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这个国家几千年来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体制。当革命了以后，政治领袖在里边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在革命成功以后政治权力就会集中到像毛泽东这样的领袖那里去。当然，在这么几十年的过程中间，也提出过对于权力的制约问题，提出过，但是都没有成功。
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正是今天我们所要关注的理论焦点之一。生活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应该、也不可以把我们的政治期望，把我们的政治赌注，压在几个英明领袖的身上。因为人性所固有的局限性告诉我们，我们无法假设，也无法保证可以完全排除好心办坏事这样一种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制度建设，一种刚性的、程序化的、理性化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治发展中不能舍弃的，应当特别予以重视。当然，政治家本身的那种政治智慧和政治魅力也是很重要的。
观众：萧教授，你好，我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毛泽东无疑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符号。在听您的讲座呢，我总觉得您总在围绕精神符号这样的意识问题来对毛泽东的人生进行论证。我想问您的是，这个精神符号是不是知识分子对于当下消费社会的一种挽歌呢？谢谢。
萧延中：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问题，消费社会实际上是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现象，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的成分给人类带来的好处是大大地表现出来了，但是在这样的一种发展的过程中，人类同时也付出了一种代价，这个代价就是道德的代价。在某种长久的意义上，这种代价不可谓不昂贵。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这个道德的代价和这个发展获取之间的相关性是十分值得深入研究的，需要平衡。但我认为，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可能想象，今天的中国再回到毛泽东时代去，我们再一家四五口住十二平米的房子，冬天怕自来水管子冻了而用棉被把它包上的那样的一种生活。你提的问题是，这种寻求道德价值的渴望是不是知识界对当下消费社会的一个挽歌？我觉得似乎还谈不上。如果换一种说法，我们能不能说，人们目前对消费社会的反思和忧虑所内涵着的意思是：中华民族在将来的历史发展中间，需要再重新寻找，或在不断地建构出一种新的、适合自己民族的一种整体的民族精神。这个问题当然是我们当下社会意识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观众：萧教授你好。您一直在研究毛泽东，对他一直非常有兴趣。我想了解就是，您认为毛泽东和历史中的哪一位人物是比较相近的？还有，如果您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五百年以后，那时的人们再看毛泽东，他会是怎么一个看法？谢谢。
萧延中：如果做比较的话，其实毛泽东比较喜欢的几个历史人物，可以当作和他比较像的人。第一，刘邦。他几次谈到刘邦，汉高祖刘邦，虽然其文化程度并不高，但是他的《大风歌》则写得非常有气魄，毛泽东提过这事儿。此外就是朱元璋，明太祖朱元璋。对于朱元璋，毛泽东曾提过很多次，他是明显地喜欢朱元璋的。还有，他对秦始皇也比较欣赏，主张给秦始皇“平反”，甚至说：“我也是秦始皇”。比如，1973年8月5日，毛泽东给江青念了他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一首诗，诗曰：“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同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更为明确地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是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46]
至于有人说，毛泽东是一位中国的现代皇帝，这种说法不仅是外国人这么说，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么说的。如果说政治制度对一个人的行为完全失灵了，产生不了任何约束作用了，在这样的意义上说，我觉得这种评论是可以成立的。我们看多了以后就会知道，帝王的生活其实是非常地“累”的，用毛主席的话说叫做“高处不胜寒”！你以为那个位置好当的呀，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要全面理解“现代皇帝”这么一种说法。我的意思是说，在学术的意义上，“皇帝”是一个制度化术语，而不是一个伦理性指标。当我们提到英国女王，日本天皇时，只是在谈一个制度角色的事实而已。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是有这么一派的意见，这派的意见也是有根有据的，也是有理有道的。有一本外国的书，现在我们翻过来，叫做《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实际原来的题目叫《人民的皇帝毛泽东》，把“皇帝”翻译成“领袖”，这可能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习惯。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用语中，是不是一说某个人像皇帝，好像就是有一种对他不恭敬的意思？其实按照严格的学术理路来说，我觉得使用“皇帝”这样的词汇还谈不上不恭敬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作为一种讨论问题的方式，我个人觉得还是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讨论的。我认为，检验对于一个人是否被尊重，似乎不在于是能否用某种名词来称呼一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政治领袖，而在于我们是否正在认真地去分析他的包括正、负两方面的行为和思想。已故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魏菲德（FredericWakeman,Jr.）教授在评价毛泽东时曾经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如果制度被准则所取代，那么社会便是由意志所确定的了。这就是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全部著作会在毛泽东的革命中引起如此强烈的意识形态共鸣的原因。”[47]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毛泽东的“意志”同时也就是他的“准则”，在一定时期中，他的个人意志甚至已演变成了整个社会的准则，二者形成了本质上的同一性，而把二者连接在一起的则是“态度”和“觉悟”这样一些即可明确感知，但又无法清晰定义的模糊区域。我觉得这才真是值得深入关注的研究难点。
曾子墨：好，谢谢。非常感谢萧延中先生今天再一次来到我们《世纪大讲堂》给我们进行演讲。他从死亡意识，从对死亡的焦虑来看毛泽东晚年所发动的这些政治运动，是一种全新的角度。从毛泽东所做的一些言论，从他晚年的这些政治决策当中，正像萧延中先生告诉我们的这样，他对精神永生的追求，他对肉体死亡的这种不畏惧，的确有着很大的影响。我们从这些决策当中，都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子。我想任何一个政治人物，任何一个政治家，在参与公共政策的决策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个性可能都不可避免地会多多少少地产生一些影响，但是我们也衷心地希望，在未来中国所走的道路上，这样一些个人性的因素，或者说一些偶然性的因素会变得越来越少，也但愿中国以后所有的决策都能够经过一个更加科学、更加民主，能够让大家全部都参与进来的理性的决策。
好，再一次感谢萧延中先生，也感谢我们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下周同一时间《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
[1]本文是作者2007年3月31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纪大讲堂》所作的演讲稿。这里根据演讲速记稿对史实和口误做了更正和补充，但仍保持原演讲的口语风格。关于毛泽东在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以后对于自己身后之事的看法，此稿一概省略，将来待补。
[2]参阅：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岁月》，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页。此书实际上是毛泽东晚年身边工作人员孟锦云的回忆录，由郭金荣组织成书。
[3]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页。
[4]陈湖、文源编《毛泽东的三十险难》，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115页。
[5]陈晨：《毛主席〈为人民服务〉发表的前前后后》，《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09月07日第八版。
[6]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7]毛泽东：《愚公移山》，《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2页。
[8]See,RobertJayLifton,DeathinLife：SurvivorsofHiroshima,NewYork：RandomHouse,1968.
[9]张仙朋：《为了人民……》，《当代》杂志，1979年，第2期。
[10]弗洛伊德：《对战争和死亡的看法》，载《论创造力与无意识》，孙恺祥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231页。
[11]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5页。
[12]RobertJayLifton,RevolutionaryImmortality:MaoTse-tungandtheChineseCulturalRevolution.NewYork:RandomHouse,1968.p.69
[13]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0页。
[14]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党的文献》，2006年1期，第6页。
[15]毛泽东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情结甚至一直影响到“文革”运动的发动。据王力回忆，在“四清”运动中，面对刘少奇支持并陪同王光美到各省作“桃源经验”报告的事情，“江青到毛泽东那里哭，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了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参见：《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2年版，第573页。另见：刘武生《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16]转引自：张家康《毛泽东眼中的斯大林》，《党史文苑》2004年第1期。
[17]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1-383页。
[18]参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36-642页。
[19]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35、141-142页。
[20]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6页。
[21]黄克诚：《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6页。
[22]同上，第311页。
[23]思齐：《泪中的怀念》，2000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
[24]陈湖、文源编《毛泽东的三十险难》，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25]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111页。
[26]转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页。
[27]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6页。
[28]《1994年7月1日访邓力群纪录》，《话说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44-345页。
[29]《刘少奇年谱》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1、52页。
[30]转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页。经张素华研究员搜索，在毛泽东“七千人大会”上的所有文献中，甚至包括会议以后的毛泽东讲话，均未发现有这样的一篇讲话。毛泽东在此为何如此而说，则需要进一步查证。
[3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0页。
[32]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33]《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四)——中联部八年（1958．10--1966．12）》，载《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
[34]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401页。
[35]《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97页。
[36]《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
[37]参见：陈明显《晚年毛泽东》，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6—427页。陈文并未給出文献的具体出处，经向作者本人请教，陈明显教授答复他曾看到过该文献的档案资料。
[38]均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5-1396页。
[39]《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9－1390页。
[40]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41]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42]参阅：何云峰《<众说纷纭解玄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研究评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43]对于是否在1966年发动“文革”，撤消刘少奇，看来毛泽东当时并不是没有踌躇的。据1984年2月18日“廖汉生访谈录”载：“周总理说：毛主席下来决心，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晚上把我叫去，交给我，让我向大会传达，后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张大字报》交给我。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要改组政治局常委。”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9页。另见：刘武生《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44]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1－1782页。中央文献版《毛泽东传》没有给出此段重要史料的具体时间，涉及毛泽东的谈话对象时也只是说：“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而且这段引文虽然使用了另体字，但却未加引号。《毛泽东传》的作者拥有直接查阅原始档案的便利，其它重要引文也都直接采取档案注释方式。但毛泽东此段如此重要的自我评价，《毛泽东传》标示的出处却是“参见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7年3月22日。”这样的注释方式与该书中其它引文形成鲜明反差，实在与常规不符。我们不知作者这样处理文稿的具体用意？是否可以推断其中暗示着某种难言之隐？我们对此只能存疑。
[45]转引自：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4页。
[46]参阅：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5页。
[47]魏菲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李君如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来源:《史林》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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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0-10 00:0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