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 西藏“文革”疑案之二：1968年拉薩“六·七大昭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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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文革”疑案之二：1968年拉薩“六·七大昭寺事件”

唯色


1968年夏天，在拉薩發生了西藏文革史上最震驚的血案之一：“六·七大昭寺事件”。因為這一事件乃是軍隊策劃並實施，被認為是軍隊“支一派壓一派”的標志，西藏軍區曾就此事件進行過調查並有詳盡的報告，披露了令人震驚的內幕。

關於這一事件，概括而言，即被“造總”占為據點的大昭寺，其三樓一側臨街的屋子被設為廣播站，有數十名“造總”成員（多為居委會和工廠中屬於“造總”一派的居民紅衛兵、工人紅衛兵和積極分子，也有拉薩中學的紅衛兵）在此駐守。擔任播音員的是拉薩中學學生赤列曲吉和旦增。據說這個廣播站的宣傳攻勢很厲害，因而遭到攻擊，死傷多人。

1995年出版的《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上對此的記載只是簡單的一句：“6·7 拉薩警備區部隊進駐群眾組織控制的財經大院（位於達賴喇嘛家族的府邸——‘堯西達孜’的對面，現自治區計經委大院，當時‘造總’的主要活動點）和大昭寺 警備區部隊司令部進駐大昭寺時，受到阻撓，發生衝突，造成傷亡。”

事實卻不堪回首。

當年拉薩中學學生、“造總”成員次仁旺秋的回憶是：“六月份，一部分‘造總’的人正在占領大昭寺的時候，當時陰法唐（1980年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西藏軍區政委）是西藏軍區政治部主任，拉薩警備區的司令員叫什麼，名字一下子記不起來，是他帶著部隊進入大昭寺。當時在大昭寺裡有旦增、赤列曲吉和東方紅居委會的一些群眾在裡面。我不在大昭寺裡。事後聽他們講，那天在大昭寺的‘白瑪曲乃’，就是那個燒香的地方，大概有造反派的三十來個人在開會，突然一群軍人從後門衝進來開槍，但我聽說當時沒有直接向人開槍，大都是往天上和別處開槍的，但是也有很多人被擊中了，好像有八個人當場打死了，但在場的大部份人受傷了。我們拉中的同學赤列曲吉，因為她愛唱歌，嗓音很高，我們叫她‘高音’，肚子被打中後，腸子都流出來了，就用一個鐵碗堵著腸子，嘴裡還高喊‘下定決心，不怕犧牲…… ’。部隊占領大昭寺之後，‘大聯指’的人進來把沒打死的人七腳八手地亂揍，大部份受傷的人是被‘大聯指’的人打傷的。當時‘大聯指’的總部在交際處（現“迎賓館”），所以把這些‘造總’的人邊打邊罵地從大昭寺帶到交際處。當時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摘自“美國之音”藏語部對次仁旺秋的採訪）

事實上，在這一突發事件中，被打死在大昭寺裡的有十人，另外還有兩人打死在附近的大街上，平均年齡二十多歲，都是東城區辦事處下屬的河壩林、八廊學等居委會的紅衛兵。在批鬥“牛鬼蛇神”中很活躍的積極分子次仁旺姆（後任河壩林居委會的黨支部書記，現退居副主任），據說當時也在場，被解放軍的子彈打傷脖子。東城區辦事處主任扎西的臂膀給打中，骨頭都露出來了。還有一個女孩在呼喊口號時，舌頭被子彈打掉半個。曾經耳聞當時激烈槍聲的人，形容那槍打得“噠噠噠，噠噠噠”的。還聽見廣播裡聲嘶力竭地高喊“我們‘造總’被槍擊了”。戰事很快就結束了，那些死傷的人都被亂七八糟地堆放在馬車上，推到藏醫院的大門口，引來拉薩城裡風聞而至的人們團團圍住。

2002年6月，我在拉薩採訪了在這一事件中身受重傷的“造總”廣播員旦增的丈夫（旦增於1990年因車禍離世）。他回顧道：
[blockquote]“那天大昭寺先是被‘大聯指’包圍，主要是住在索康大院裡的秦劇團的演員和拉薩市歌舞團的演員。後來軍隊進去，在裡面打死了十個群眾，打傷的有我的愛人和‘高音’，其實‘高音’的名字叫赤列曲吉。她倆都是‘造總’的廣播員，是拉中高68級的學生。我愛人，那時候是我的未婚妻，差一點被打死了，子彈穿過她戴的軍帽，從她的頭部擦過，腿被手榴彈炸斷了骨頭。當時‘支左’的解放軍先開的槍，他們是支持‘大聯指’的。我聽說這個消息時，正是傍晚，我嚇壞了，以為我愛人被打死了，就去找她的屍體。我親眼看到那些屍體被弄到藏醫院的門口堆放著，很慘，缺胳膊少腿的，被打得很爛。全是居委會的群眾，有些是被槍打死的，有些是被手榴彈炸死的。我翻來覆去找，沒見著她，後來聽說她被打成重傷了，在人民醫院。那個時候，人民醫院是‘造總’最重要的據點，所以我未婚妻及時得到了治療，不致於被截肢。如果不是這個醫院，她肯定被截肢了。在人民醫院住了很長時間，後來又轉送到軍區總醫院，要在那裡取鋼針。記得我最初在醫院看到她時，她已經面目全非了，全身包扎，腳被吊起來，還打了麻藥，整個人像死人一樣。幸虧她那時年輕，20歲，所以挺過來了。以後我就把她當時戴的軍帽和剪下來的頭髮都保存下來了，一直保存到今天，作為紀念。她的腿一條是粉碎性骨折，一條沒這麼嚴重，做了兩次大手術才好了。因為她受傷了，所以就沒有去下鄉安家落戶，分到群藝館當會計。當時，赤列曲吉的腸子被打出來了，用一個搪瓷缸子堵住才幸存下來。她以後在《拉薩晚報》藏文編輯部工作，現在已經退休，經常轉經。後來我才知道，當時她倆在大昭寺樓上廣播，解放軍衝進來以後，聽見還在廣播，很氣憤，就衝廣播室開了槍，還扔了手榴彈，幸虧她倆沒被打死，後來她倆被認為是‘造總’的‘保沃’（英雄）。解放軍占領大昭寺以後，‘大聯指’的人也衝進去毆打‘造總’的人，主要是秦劇團的演員們。”[/blockquote]旦增的丈夫至今還保存的有旦增當時戴著的軍帽，全是血跡斑斑。他從箱子裡取出這頂有著特殊意義的軍帽，還有當時報道這一事件的《紅色造反報》（藏文版），以及“造總”為紀念這一事件而專門製作的毛主席像章等。其餘的物品，他均讓我拍了照片，但是染血的軍帽他沒有同意拍，這我理解，因為是其亡妻的遺物。

在大昭寺發生的這場血案令拉薩嘩然，甚至震動北京，兩派特派專人趕赴北京彙報，毛澤東和林彪均對此作出批示，批評軍隊，軍隊的“支左”人員因此向“造總”道歉，西藏軍方的一些人遭到處罰。“造總”在《紅色造反報》上予以詳細報道，並為此專門制作印有毛澤東批示的毛澤東像章，還舉行了大型的遊行活動。在這一事件中喪生的十二人，後來埋葬在拉薩西郊烈士陵園之內一個專門修建的小陵園中，西藏軍區和西藏革委會還為死難者立碑。

如今，烈士陵園的一角尚還保留著這片特殊的墓地。看得出來，最初頗受重視，有高大的牆，十二座圍成圓圈的墳墓簇擁著一個小小的水泥廣場，廣場的中央設置的有花台和路燈，而且，每一座墓都工整、小巧，墓碑上還鑲嵌的有死者的照片。但如今，墓地裡長滿了萋萋荒草，破裂的廣場堆積著牲畜的飼料，墓體已經裂縫，碑文模糊不清，竭力辨認才依稀可見——第一行是“一九六八年《六 ·七》大召寺事件死難烈士”；其次是死難者的名字，籍貫和年齡，如果是女性有特別注明；然後是“西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 西藏軍區 一九六八年八月立”。

這十二個年輕人全無例外都是藏人而且大多是拉薩人，可是這麼多年來，據說從未有任何人來這裡憑吊他們。是他們沒有親人，還是連他們的家人都想要忘記他們？儘管西藏人沒有上墳祭奠的習俗，可這裡未免也太冷清了。就像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從不見於任何公開文本，才短短的三十多年，似乎無人可以說得清楚，又似乎是有意只字不提，以至於事件本身幾近湮沒，這是為什麼呢？據說起先他們被認為是烈士，但一年後卻被說成是死有餘辜，被挖開棺木，暴屍野外。旦增的丈夫曾親眼目睹此狀，回憶說：“當時我去看的時候，已經有五六個棺木被挖開了，屍體已經腐爛了，成了骨頭，生了蛆，蒼蠅在上面亂飛，又噁心又慘不忍睹。有幾個屍體後來被他們的家庭認領拿走了，其他的，又重新埋回去了，其實已經空無一物。本來藏族沒有這樣埋葬的習慣，但是當時非得要這麼做不可，因為說他們是烈士，可是竟然又弄成那樣一個慘狀，當時我們看了以後，那心裡簡直是……”他語調哽塞，再也說不下去了。

這十二個年輕人的名字、籍貫和年齡及性別分別是：普布次仁：日喀則人，22歲；卓嘎：女，拉薩人，28歲；平措堅增：日喀則人，18歲；索朗次仁：拉薩人，26歲；赤列旺傑：拉薩人，26歲；扎西：查雅人，28歲；巴蘇：那曲人，26歲；蒼姆：女，拉薩人，19歲；索朗卓嘎：女，拉薩人，17歲；格桑群培：墨竹工卡人，27歲；江白：墨竹工卡人，36歲；頓珠多吉：拉薩人，20歲。

對於這一事件，2001年夏天，我在拉薩採訪了當年“造總”的司令員陶長松，他至今忿忿不平，憤慨地說：

“……把‘六·七大昭寺事件’拿來（跟1969年的‘再叛’）對照，看看你軍隊到底有沒有派性，你在大昭寺隨隨便便打死十個人，另外在財經大院和原來的‘造總’總部之間還打死兩個人，總共十二個人，也就是今天‘烈士陵園’那個‘園中園’裡面的人。你占大昭寺的一個廣播站幹什麼？你占領就占領嘛，管制就管制嘛，為什麼開槍呢？所以從這個事件就可以看出來你軍隊的派性有多嚴重！我是在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組反映情況時這麼說的。當然我們現在說軍隊多了不太好，會影響我長城的形象，甚至於弄得不好還毀我長城。其實後來毛澤東講的很清楚，他是68年11月14日作的批示：‘軍隊領導不袒護部隊所作壞事，替受害人伸冤，這種態度，是國家興旺的表現。’他為什麼要寫這樣的話這不是很清楚嗎？……林彪也在四天以後，11月18日作了批示：‘主席批示極為重要，對部隊是最大的愛護。各級領導今後更應嚴格要求自己，嚴防發生此類事情。’這不就說明部隊幹了壞事嘛。

“他們（指軍隊）是直接去攻大昭寺的。當然他們說的是要接管，後來卻說槍走火了，是這麼給我們解釋的。可槍走火，怎麼可能打死那麼多人？那不是開玩笑嘛。所以起先軍區寫了一個檢查，但我們通不過，你這是編造，後來才搞了一個像樣子的，當然是曾雍雅（時任西藏軍區司令員，不久任西藏革委會主任，支持‘造總’）他們起了作用，做了調查，結論是部隊‘支一派壓一派’導致的必然惡果。這個（檢查）我們勉勉強強地通過了，但有一點遺憾，因為他把這個事件的代表人物說成是陰法唐，結果把陰法唐給拋出來了。陰法唐當時是軍區政治部主任，他有那麼大的權力嗎？但這個問題商談的結果，我們也做了讓步。實際上誰都知道當時的這個代表人物只有任榮（時任西藏軍區副政委，1968年9月任西藏軍區政委，代理自治區革委會主任、黨的核心小組組長，後來擔任西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支持‘大聯指’）才有資格當。”

那位“造總”負責人還說當時他正在北京學習，當天從拉薩的電話中得知大昭寺被解放軍圍攻的情況，趕緊再三叮囑“造總”成員不得向解放軍還擊，因為只要一向解放軍開槍性質就會變的，所以無論如何不得還擊。這一事件發生之後，由於驚動了偉大領袖，“大聯指”失勢，“造總”以十二個年輕藏人的生命暫時又占上風，實乃是“城頭變幻大王旗”。9月5日，西藏自治區革委會成立，群眾組織的代表陶長松和劉紹民（“大聯指”總指揮）均被納入“三結合”的領導班子，授予副主任的職務，相當於副省級，陶排名在劉之前。11月9日，“大聯指”宣布撤消總部並同時停刊《風雷激戰報》。11月13日，西藏軍區在拉薩人民體育場為“拉薩革命造反總部”等群眾組織召開了平反大會。第二年3月25日，“拉薩革命造反總部”、“拉薩革命造反公社”、“西藏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決定撤消總部、各分部和司令部，結束工作。但隨後在1969年，便發生了以“尼木事件”和“邊壩事件”為典型事件的波及整個西藏的所謂“再叛”。

圖1~圖3：拉薩紅衛兵墓地。

圖4：這就是專門為紀念“六•七大昭寺事件”而製作的毛澤東像章。像章的背面刻著毛就此事件於1968年11月14日做的批示：“軍隊領導不袒護部隊所做壞事，替受害人民伸冤，這是國家興旺的表現。”

圖5：當時登載這一事件的“造總”報紙《紅色造反報》（藏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