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1970年庐山会议事件再考察

tuffy05

萧象：今识庐山真面目——1970年庐山会议事件再考察

  大凡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之初，由于诸种原因，往往云遮雾障，如雨中庐峰，世人观之，隐隐约约，不得其真，不解其详。多少年之后，情过境迁，云消雾散，水落石出，历史之真才会逐渐显现本目。一九七○年的庐山会议事件便是如此。

　　一九七○年的庐山会议是发生在文革中期的一件重大事件，它不仅直接导致了当时中共第四号人物陈伯达的倒台，埋下了一年后引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林彪事件的引线，也喻示着中共核心领导层出现了裂痕的危机。对这次会议，人们只从中央传达的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以及其后南巡讲话的要点，得知陈伯达与林彪一伙勾结，以“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为纲领，“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反党活动。至于会议其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反党活动，陈伯达是如何的反党，人们雾里观花，不得所以。

　　近些年来，一些回忆和研究文章的出现，尤其是几位重要当事人和与会知情人的回忆录的刊发，使庐山会议的真相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有趣的是，这些当事人与知情人或是属于当时事件中的失败者，或是属于当时的胜利者而后来又复归于失败的一边，其回忆角度和论说观点大不相同，但也正是因此，为我们今天从不同视角审视历史提供了契机，为我们逼近历史真实提供了可能，从而为我们真实把握、客观而公正地评判历史提供了凭据。

　　一会议事件概况

　　庐山会议事件之后，毛泽东南巡中谈到陈伯达与林彪等人时说道：“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共两天半”，点出了事件发生的主要时间，那么，这两天半里究竟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

　　根据有关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让我们将这几天会议期间的有关情形整理记述如下：

　　（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于一九七零年八月十九日至二十日陆续抵达庐山。二十一日周恩来就全会议程等问题书面报毛泽东、林彪，全会议程定为修改宪法、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和备战工作三项。）

　　八月二十二日：

　　下午，在庐山三所毛泽东办公室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商定九届二中全会的会期、议程、分组等。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它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陈伯达讲后，林彪也附和。【1】

　　八月二十三日：

　　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在毛泽东主持下开幕，周恩来宣布会议三项议程后，林彪作长篇发言，内容有二，一是宪法修改草案问题；一是天才说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林彪指出：“现在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好像天才论不对。这如果是下面个别人这样说还情有可原，但如果是中央的人讲的，就会影响到全国，会引起混乱。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提出来很多年了，这个问题是不能动摇的。”【2】林彪讲话后，康生也做了发言。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代表按大区编成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组。毛、林按惯例未参会。编组之后，吴法宪提出：“是不是可以先讨论一下林副主席的讲话？”这一提议获得陈锡联、汪东兴、许世友、曾思玉等的赞同。汪东兴则建议要重听林的讲话录音。周表示：“这个意见好，就按你们的意见办，我负责向毛主席报告。”又说：“为了便于讨论，明天上午在礼堂再放两边录音，后天再讨论，这样一共是两天。”【3】于是，会议原定的三项议程就改变为先讨论林的讲话，

　　八月二十四日：

　　上午，全会听林彪讲话录音两遍，尔后分组讨论。各组发言者大都表示拥护林的讲话，也提出了要追查是谁在反对天才论。其中陈伯达、汪东兴参加的华北组讨论气氛最热。而汪调门最高，坚持设国家主席，拥护毛当国家主席，提出将反毛的人“揪出来”。陈在汪发言时插话，引用吴法宪的话说：“要警惕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陈毅发言，说完全拥护林彪讲话，世上有天才，毛主席就是天才，谁反对天才就反对谁。其后，发言升温，发言者要求将反毛的“野心家、阴谋家”“斗倒斗臭”“千刀万剐”。

　　吴法宪参加西南组讨论，发言拥护林讲话，提出有人反对天才说，利用毛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思想。休息时，不少人打听是谁，吴悄告张国华、梁兴初、李先念是张春桥，李说：“噢，是这个家伙，我还蒙在鼓里。”【4】

　　华东组，徐景贤与王洪文等几位在林讲话后尚未与张春桥单独接触，不解林讲话所指何人，背景如何，故第一次讨论未曾发言。张春桥参加该组讨论，只是静坐观听，没有发言。当晚，华东组讨论一半时，江青至，见不少人要求设国家主席，便插话说：“不设国家主席，可以减少国家机构的层次。关于这个问题，主席已经做过多次指示，你们也都听过传达。大家还是尊重主席的意见吧！”又向众人交底：“要知道，设了一个国家主席的位置，就会有人伸手的。主席都考虑到了。至于主席自己，他是坚决不当国家主席的，他说过‘不要黄袍加身’…”【5】

　　是日，陈伯达将所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交汪东兴打印五份分发常委，汪想常委阅后会发至政治局委员，乃打印二十份。

　　晚十一点多，华北组组长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将参加整理的华北组简报拿来送审，解学恭看后改动几字，吴德没参与会议讨论，对李说：“印发简报你们签字就行了，我就不签字了。”李说：“简报是本着有文必录的原则整理的，签字付印是例行工作，你就签个字吧。”吴遂签上“吴”字。签字后简报送中央办公厅付印。是为华北组第二号，也即全会第六号简报。【6】

　　八月二十五日：

　　徐景贤早餐时收到六号简报，看完后径奔王洪文处，叫醒还在睡梦中的王，然后电话张春桥。张尚未起床，秘书接的电话，徐问看到华北组简报否，答曰没有，徐乃告知简报主要内容，让其叫醒张，请示下步如何办。片刻过后，秘书即来取走简报。不久，徐、王见张匆匆走出住所，同时姚也走出其别墅房门，两人见面，不说一语，径直坐进早已停在门口的轿车，朝江青驻地驶去。【7】

　　上午，吴法宪接汪东兴电话，见告江、张、姚未经联系径闯毛泽东处，毛未见江，单独见了张、姚，张、姚向毛哭诉各组在“揪人”，毛如何指示，尚不清楚。汪已将此事告知叶群，叶要汪电话告吴。【8】

　　上午，吴法宪所在西南组，一致通过设国家主席意见。上海小组中委集中王洪文处，翻看六号简报，讨论后均表态：坚决拥护毛为天才的观点，国家主席设不设的问题应听从毛的指示，以不设为准，至于对吴、汪的发言，因不了解情况，暂不表态。徐景贤据此起草《我们的态度》发言稿，供王洪文下午在华东组发言。【9】

　　中午，毛泽东问汪东兴：“看到六号简报了吗？”汪答刚看到，毛说：“他们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毛接着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汪说：“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欢喜得跳起来，我很气愤。”毛说：“那就让他们去高兴吧！”【10】

　　下午，张春桥再次参加华东组讨论，许世友主持讨论，发言者都称毛泽东是天才，痛斥反毛的“野心家”“阴谋家”。会上出现这样一幕：一中委慷慨激昂发言，说：“不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决不收兵。”此时陈励耘侧身面对身边的张春桥，大声地说：“自己站出来嘛！”全场为之震惊。四时许，组长许世友被工作人员叫走，张春桥也随后离开。过了五十来分钟，许世友返回会场，宣布散会，说刚才毛主席召集会议，是毛主席的决定。【11】

　　原来下午三时，毛泽东召开常委和大组组长参加的扩大会议，做出三点指示：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的讲话；二，收回六号简报；三，不要分裂，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等人的发言违反了“九大”方针。会前，毛泽东单独会晤林彪，说对张春桥、姚文元可以烧一烧，但不要烧焦，现在要降温了，压缩一下空气。

　　傍晚，吴法宪上林彪处，叶群说林已去毛处开会。不久林回，说：“毛主席的态度变了，不高兴了。他批评了陈伯达，说陈伯达在华北组跳出来，起哄要揪人了。还说国家主席与‘天才论’的事都不要提了。”【12】

　　此后，会议形势急转直下，陈伯达、吴法宪等挨批评，作检讨。

　　经过数日深思熟虑，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陈伯达所编《语录》上写出《我的一点意见》，愤言陈伯达与其“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地配合。”指斥陈在是次会议上“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言一出，陈之政治生命就此终结。其后结果世人皆知。

　　二事起于林彪讲话

　　据上可知，庐山会议酿为事件肇端于林彪讲话。由于会议原定议程没有安排林彪讲话的内容，因此，这一讲话在后来引起极大争议，焦点在于此番讲话内容是否事先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也就是是否具有“程序的正义”或者取得了“合法权”。同为大会的亲历者，给出的却是大不相同的回忆：

　　汪东兴：“开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礼堂的小会议室集合。毛主席问周总理和康生：‘你们谁先讲啊？’毛主席刚说完这句话，林彪突然说：‘我要讲点意见。’”【13】

　　徐景贤：“在全会的开幕会上，原定由宪法修改小组负责人康生就修改宪法做说明，但是林彪却突然改变议程，他对毛泽东说，我要讲点意见，便径自在话筒前讲起话来。”毛泽东“显然对林彪的讲话内容事先并不知道，他有些意外地朝旁边的林彪看了一眼，便侧耳听他究竟说些什么……”【14】

　　陈伯达：“二中全会正式开幕前，林彪单独和毛泽东在一间房里谈话，周总理和我，还有其他人，在另一个房间等待，等的时间不短。他们谈话出来后，大会开了。原定的议程是康生报告宪法草案的问题，并没有林彪讲话的安排，但林彪突然抢先讲话，记得是关于宪草里写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和关于天才的问题。……散会后，我去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事先同毛主席谈过。林彪说，他的讲话毛主席是知道的。”【15】

　　吴法宪：“周恩来宣布完会议议程，康生便开始做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康生讲完后，我以为这天的会议便结束了，没想到主持会议的毛泽东突然宣布：‘请林彪同志讲话。’”【16】

　　四人都用了“突然”一说，说明林的讲话出乎众人意料之外。但汪东兴之说，暗示讲话似乎未经毛的同意，徐景贤则明言未经同意,为“突然袭击”，擅自发言。而陈伯达感觉“突然”，是因为议程原来没有林彪讲话的安排，会后问林，方得知讲话毛是知道的。也就是说，林是与毛单独在房间时，将要讲话及讲话内容告诉了毛。讲话征得了毛的同意，吴法宪的回忆提供了细节的佐证：由于会前叶群曾明确告诉过吴法宪林彪不准备会上讲话，所以，毛宣布“请林彪同志讲话”时，在吴看来自觉“突然”。会后，吴见到叶群，“问起林彪讲话的事。从叶群那里知道，在会前常委们休息时，毛泽东说由他主持会议，要周恩来宣布会议的议程，康生做修改宪法的报告。接着，他又问林彪讲不讲话。林彪说：‘想讲几句，主席看可以不可以。’”便把八月十三日吴法宪与张春桥因修改宪法内容而争吵情况讲了一遍，并提到张反对提天才。此时周恩来点头表示知道此事，毛表示：“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又问准备怎么讲，林说：“想讲两点，一是关于宪法修改草案，感到这个不错。第二是讲一讲天才问题。”【17】

　　尽管陈伯达、吴法宪的回忆有所出入，吴关于林彪讲话在康生之后更是记忆之误，但讲话事前经毛泽东同意则可以判定。陈、吴作为政治上的失败者，经过了长期非人的牢狱之灾，人生已是跌落到底，在生命的垂暮阶段，不再存有荣辱之念，也就不必需要任何的遮掩与讳饰。汪东兴所说：“林彪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18】等于间接承认了这一点，多数常委不知道，意味五名常委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不知道，毛泽东是知道的。毛后来在南巡讲话中所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当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有意抹黑。

　　三原由于“天才论”说

　　“天才论”被认定为“反革命纲领”，毛泽东口诛笔伐，称“陈伯达的谣言与诡辩”，“欺骗了不少同志”，盖因陈伯达在会上编辑了《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人们在发言中又转述引用，此为陈伯达被打到的一大主要罪状。

　　综合陈伯达、吴法宪、汪东兴三人的回忆，可以得知，八月十三日吴法宪与张春桥争论事件（见下）之后，叶群曾电话陈伯达，要其准备“天才”问题的语录。在林彪讲话之后，叶群再次要吴法宪找陈伯达要关于天才的“语录”，以从理论上说明问题。吴法宪来到陈的住处，却发现陈对叶的要求并未上心，于是催促陈帮忙搞上几条。当晚，陈便通过电话将所辑语录一条一条传给吴。由于山上书籍有限和临时仓促，没有辑到马克思的语录。翌日，陈将这些语录汇集一起，嘱汪东兴打印五份分发常委，汪思忖常委阅后会发政治局委员，乃打印了二十份。

　　从陈伯达编辑《语录》的过程来看，陈是受叶群、吴法宪所托，以革命领袖的“语录”说明“天才”的存在，为林彪的讲话提供理论的依据。然而，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却隠藏着一道外人无以知晓的党内斗争的复杂背景，和一层意涵微妙的人际关系。

　　经过数年的大动荡、大分裂、大改组，毛泽东利用江青文革派和林彪军队派这一左臂右膀的鼎力支持，将刘邓“走资派”掀于马下，打翻在地，毛泽东的权威得到空前加强，中央权力重新洗牌，在1969年召开的“九大”会上，两派权力秋色平分，党内达到一种表面的团结。然而，也就在此前后，由于对文革的认识出现思想上的差异，文革派与军队派之间原本存在却一时掩盖的矛盾又悄然浮出水面。陈伯达虽名为文革小组组长，但常常受斥、受气于副组长的江青，时以汉时“刘盆子”自嘲，意喻不过是为人操纵的傀儡。对依靠大树而颐指气使的江青，陈伯达以惹不起躲得起为对策。张春桥、姚文元的异军突起，陈伯达已感觉某种隐约的威胁，而为“九大”起草的政治报告陈版的被弃与张姚版的被用，以及因此而被毛的怒斥，对其更是一记沉重打击。此前陈在文革碰头会上遭江青批判而处于困境时，林彪曾施以援手【19】，在政治报告上关于发展经济的设想，林陈二人持有相同的看法。因此，陈伯达这位所谓的文革派人物，在两派之间接近于林彪也就是一种情理的自然。

　　庐山会议之前军队派与文革派发生了一次“异常激烈”的冲突，可谓庐山会议事件的前奏。一九七0年八月十三日，宪法修改小组讨论会上，吴法宪与张春桥就有关毛泽东思想的一些提法问题——亦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问题出现激烈争吵。由于

　　《<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说，为天下熟知，都以为出自林彪之口，因此，当张春桥说道：“到处堆积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时，吴法宪毫无迟疑地认为是在讽刺林彪而予以坚决反击【20】。争吵“声震屋瓦”，以致正上卫生间的陈伯达都能听见【21】，可见程度的激烈。吴、张之争，陈伯达自然是站在吴法宪的一边。

　　此前不久，陈伯达也与张春桥因“咬文嚼字”而发生过争执。在政治局讨论“两报一刊”的“八一”社论时，陈主张把“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句中的“毛主席和”四个字删掉，理由是自文革以来宣传中的标准提法是“伟大领袖毛丰席亲自缔造领导、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提法将会引起外界不必要的议论。张则毫不退让，非维持送审稿中的提法不变。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难以定夺，经询查发现，新的说法一年前就已出现在报上，遂觉兹事体大，乃请示毛泽东。一番周折之后，毛很不情愿地同意改回原说，却一直耿耿于怀，一年后南巡时还愤然说道：难道缔造和领导的就不能指挥吗？【22】原来在陈与张这文人之间“文字”之争的背后，潜伏着最高权力对林彪军权削减意欲的政治图谋。只不过陈伯达、也包括周恩来都被蒙在鼓里，而张春桥却是心中有数，所以才那样底气十足。

　　两次的争论反映出两派的矛盾日趋激化。然而，第二天继续的宪草讨论会上，康生、张春桥却出人意外地选择了退避，宪草得以顺利通过，没再出现新的争论。不过林彪认为，此事没完，“庐山会议上还会有问题，还会提出意见来。”

　　果不其然，会议上出了问题。不过提出问题的是林彪自己。林彪讲话重点涉指天才问题，矛头直指张春桥。林彪意欲伐张，除了“三个副词”引发的义愤，多少也含有一层难以明言的忌怨。“九大”之后，毛泽东一次曾就接班一事当着张春桥的面询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弄得林彪尴尬万分。【23】林彪自是要借机予以打压。而陈伯达编辑《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除了为林彪提供理论的帮助，亦自有“跟张顶一顶牛，讥诮一番、煞一煞张的气焰”的意味。【24】

　　这里有必要对“三个副词”的发明权做点说明。吴、张争吵发生的当晚，吴法宪将事件情况电话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告诉吴法宪：“三个副词不是林彪提出的，而是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邓小平总书记想出来的。我认为邓小平提出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三个副词是很英明的。”【25】后来周再次告诉吴，“三个副词”不是林彪提出，而是“八大”由邓小平提出。

　　四有关于“设国家主席”

　　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叶群对吴法宪讲：“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以此作为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证明。对这一说法的真实性，有学者曾提出过质疑，怀疑是吴法宪在高压之下被迫接受的违心之说。事实确实如此。吴法宪后来站出来声明，这是一桩冤案。实际上这一说法他是从程世清处听到，为汪东兴所传：“八月二十日，我约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程世清是东道主，我管飞机。我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说起，前一天他陪毛主席上山，汪东兴对他说：‘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吴法宪解释说，“九一三”之后，他遭受审查，专案组诱其将此话栽于叶群头上，压力之下，他被迫接受，但在其所写材料上被逼迫的这一假话之处作了记号。【26】

　　林彪集团坚持主张设国家主席，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在是否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毛泽东确实曾经多次指示，不主张设置这一职位。但党内对此有不同的意见，前后出现过反复。到了庐山，除毛泽东仍坚持己见外，核心领导层其他人员倒是形成同一看法。八月二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常委会，涉及设国家主席问题时，除毛外，林、周、陈、康四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会议之前，周恩来曾电话陈伯达，以有些人还要设国家主席的名义，要陈准备一个有关的条文，以观毛意，备而不用。【27】这一点在康生身上表现得似乎更为明显。或许是顾及到毛泽东的感受，或许在开幕前与毛泽东在谈话中达致妥协，林彪讲话涉及宪法草案时比较谨慎，没有使用“国家主席”一词，而是另用“国家元首”替而代之。倒是康生在林彪讲话之后的发言中说道，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所有意见是一致的”，并明确提出“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和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要设了。”【28】

　　不惟如此，会议期间甚至“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林彪，表态支持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可以看出，要求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泽东当主席是绝大多数的与会代表的愿望与主张，其中包括政治局大多数成员和常委中除毛泽东以外的全部其他四位成员。而会上为此发言最积极、态度最明确、影响最大的并非陈伯达，而是汪东兴。作为毛泽东的身边人，汪的发言在众多人看来自然反映了毛泽东的意思，他在华北组发言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29】

　　在毛泽东多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也不当国家主席的情况下，中央核心领导层其他人员在这一问题上却罕见地坚持与毛泽东“唱反调”，个中缘由，一方面是他们认为设立国家主席并由毛泽东担任这一职务是正确的意见，因为一国岂能无元首！毛泽东在1954年一届人大当选为国家主席，1958年主动提出下届人大不再连任，次年的二届人大上刘少奇被选为国家主席。然而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之后，国家主席职位一直阙如。如今拥戴毛泽东重新担任国家主席既合法律又符情理。另一方面或许是更主要的方面，当是他们一直在揣摩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如前所述，临近开会之前周恩来还要陈伯达准备条文，以观毛意），以为毛不同意担任国家主席只是一种谦让的表示。如“九大”开幕式上，毛泽东提议林彪为大会主席团主席，但周恩来与林彪都提出毛为主席，毛坚持林为主席，自己为副主席，林彪只好站起来，提议毛为主席，并举手高呼“毛主席万岁”，号召“赞成的举手”，以这种方式“逼”得毛泽东放弃原意，同意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30】，便是现例。

　　不过，毛泽东这一次却不是虚假的谦让表示，而是发乎内心的抵制与抗拒。坚持不设并不当国家主席，其意图并不是简单地如流行所说为了阻止林彪“抢班夺权”、觊觎国家主席职务的图谋。诚然，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出现了裂痕，毛也确实不愿意林当国家主席，但，以毛泽东当时日悬中天之权威，提名任何其他一人担任此位而解决此道，自是轻而易举的一句话，王洪文从工厂的保卫科长一跃成为中央委员、再而登上中央副主席的宝座不就是如此！此间深意，恐为毛泽东不愿看到再次出现一国之内“两主”并立的局面，尽管“国家主席”之于“党主席”只是象征性的有职无权的虚职。而设若毛泽东自己一肩两任，又如周恩来所设想，由主席授权副主席主持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纵如此，虽可免除主席的繁文缛节之累，却难以避免为外界推测发动文革、打到刘少奇乃为夺回失去的主席职位之虞。

　　出于这样的远谋深虑，毛泽东抗拒众议，自己不当也不愿他人当，甚至干脆打破国家体制，连国家主席这一职位也要废弃，这一现象发生在君尊臣卑、主席一言而天下从的极权的文革时代虽不奇怪，但发人深省。在这一意义上考察这一问题，林彪是否真的想当国家主席，倒是显得了无关宏旨。

　　五会议事件的实质

　　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和以林彪为首的军队派，在文革之初为打到刘邓走资派、夺取权力互为支援倚重，结为统一联盟，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双方由于利益的摩擦，更重要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尤其是对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认识出现了理解上的偏差，产生了矛盾。而江青飞扬跋扈的霸道作风与插手军队的权力欲望，以及张春桥日益为毛泽东所偏重的情势不仅使林彪等人深感厌恶并保持警觉，也使得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深化与激化。吴法宪与张春桥由“三个副词”引发的争吵将矛盾推向爆发的边缘。

　　林彪一直在寻找机会给予文革派以打击与警告，以稳固和维护自身已有的地位，或许是以为时机尚不成熟，或许是只想让宪法草案在会上顺利通过而不另生枝节，所以没有在即将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讲话的要求，大会也就没做出相应的安排。然而，是毛泽东在常委的预备会上论及开幕式上要增加谈论形势的讲话触发了林彪的灵感，使其认为有了发言的契合点？或者还是其他别的的缘故？我们如今已不得而知，但历史呈现给我们的事相却是，在开幕式之前，林彪向毛泽东突然提出了想法，要在大会上讲点意见，欲给文革派施以颜色。

　　毛泽东对文革与军队两派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明察秋毫，了如指掌。作为深谙中国传统帝王统治术的绝代天骄，毛泽东十分清楚地知道将相之间矛盾存在的必然与重要，他所需要、所想看到的就是治下左右将相两派的相互牵制、相互掣肘，使权力的保持相对平衡，以维护自己无以撼动的绝对领导。因此，当林彪提出讲话并点出张春桥的问题时，毛泽东表示了认可，同意“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并进而说道：“这个张春桥的后台一定是江青，一定是她搞的。”此时的毛泽东或许认为，文革派锋芒太露，需要压一压。

　　尽管没有点名，但讲话意蕴所在、矛头所指，那些久经党内斗争考验、经验丰富的将军、老帅们岂能不悟！受尽文革冲击、遭遇不同程度批斗的他们对文革早就牢骚满腹，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派的权势熏天、胡作非为更令其心怀不满而为之侧目。只是平时没有表达的适宜场合与机会。林彪的讲话及各小组的发言很大程度上说出了他们郁积已久的心声，他们的热烈响应和积极表态，是他们对文革不满的集体发泄，对文革人物的愤怒声讨。一时间会上出现了一种群情激奋、昂扬的态势，这态势颇有几分六年后打倒“四人帮”时那种“大快人心事”的意味。

　　这样的意味就完全超出了毛泽东的意想，是毛泽东所极不愿意看到的。原本想不点名的批评一下文革派，以安抚、平衡军队的心，却不料招致一片不满，四处怨声，哪里像在批评，分明是要“揪人”。文革派和军队派为毛泽东同时所倚重，但两派之间，真正理解、吃准并忠实贯彻执行毛泽东思想与意图的无疑是文革派。两派之间发生冲突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坚定不移地站在了文革派一边。在毛泽东心中，文化大革命是他平生所建两大传世伟业之一，尽管他清楚，对文革反对的多，赞同的少，但任何人休想在他眼前说一不字。文革派代表张春桥的被围攻，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毛泽东岂能坐视不顾，无动于衷！

　　毛泽东同时没想到的是，林彪的影响竟如此之大，不仅讲话反应热烈，陈毅、叶剑英、陈锡联、许世友等将帅们上前握手、纷纷称好【31】，还连放两遍录音，各组进行讨论，改变了会议议程，大有一呼百应的威望。这就触及了毛泽东另一根敏感的神经。这是毛泽东决不允许、绝不容忍的。

　　于是，就有了《我的一点意见》的“龙颜大怒”。毛泽东拿陈伯达开刀，用的是杀鸡儆猴、敲山震虎、迂回进攻的战术，取的是柿子专挑软的捏的方法。对于林彪，这位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毛泽东还是想等一等，看一看，陈伯达就不一样了，在党内军内，既无根基又无实权，一位摇笔杆子的“老夫子”而已。毛泽东对于陈伯达念念不忘于经济的发展尤为反感，早就有意将这块“绊脚石”踢开一边。陈伯达编辑关于“天才论”的《语录》，正好给了毛泽东“顺手牵羊”的机会，于是，毫不客气地将“天才论”作为一条反党的罪证，绝无情面地举出批陈的祭旗。陈伯达这只“替罪羊”自然是“无处逃而待烹”矣。

　　其实，天才的有无，天才的是否，诚如毛泽东所言是“历史家和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实在就是个学术问题。毛自己多少年来一直在被称为伟大的“天才”而安之若泰，未见有甚异议的表示，其所以骤然间将一桩一般的学术问题上升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而大加讨伐，无非是在借题发挥，借“天才论”之题目，做打到陈伯达之文章。在君尊臣卑、山呼万岁的时代，毛泽东言出为旨，一言九鼎，毛主席的话是天条，是真理，说啥是啥，即使无理也是有理。

　　明乎此，对同是倾向于林彪一边、在会上发言比陈伯达表现更为积极突出的汪东兴，会议之后不仅未受影响反而受到更大的重用，也就不足以为奇了。毛泽东留用汪东兴，因为“汪东兴不懂政治，对他来说，不需要懂得太多的政治，他只要懂得执行纪律，听我的话就行了。”【32】

　　庐山会议事件是中共党内军队派和文革派之间由长期矛盾冲突引发的政治斗争。就“天才论”批判而言，斗争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权力之争，不过此权非职权，而是话语权，是毛泽东思想的话语解释权。在当时的年代，谁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话语解释权，谁就是代表了真理，代表了革命。而授予或裁决这种解释权的权力就是这一思想主体的毛泽东本人。因此，毛泽东就是真理，就是革命，握有革命的最高权力。一切的是非曲直，荣辱进退，都由这最高的权力一锤定音。不幸的是，最高权力长期处于一种随心所欲的自由状态，因此，其运行方向的行无定所则可想而知。看两次的庐山会议事件，无论是已有定论的一九五九年彭德怀等真理在握的极少数，还是存在争议的一九七零年“设国家主席”主张的大多数，最终都慑于最高权力的无比威严，或听任其滥发淫威而莫可奈何，或匍匐其脚下而随声应和。其结果，一为全国的噤若寒蝉由此开始，一为党内分裂的悲剧随后发生。

　　2008-10-20

　　注释

　　【1】《周恩来年谱》（电子版）1970年8月22日条目

　　【2】《吴法宪回忆录》第792页

　　【3】《吴法宪回忆录》第794页

　　【4】《吴法宪回忆录》第794页；

　　【5】徐景贤《十年一梦》第208—209页

　　【6】《吴德口述---十年风雨记事》（电子版）第七章“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

　　【7】徐景贤《十年一梦》第211—212页

　　【8】《吴法宪回忆录》第800页

　　【9】徐景贤《十年一梦》第212页

　　【10】《汪东兴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电子版）

　　【11】徐景贤《十年一梦》第214--215页

　　【12】《吴法宪回忆录》第801--802页

　　【13】《汪东兴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电子版）

　　【14】徐景贤《十年一梦》第202--203页

　　【15】《陈伯达最后回忆口述》

　　【16】《吴法宪回忆录》第791页

　　【17】《吴法宪回忆录》第793页

　　【18】《汪东兴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19】《吴法宪回忆录》第735页

　　【20】《吴法宪回忆录》第781页（吴法宪回忆事发在八月十四日，《周恩来年谱》为八月十三日，此处从《周恩来年谱》）

　　【21】《陈伯达最后回忆口述》第373页

　　【22】《晚年周恩来》（pdf）第162页

　　【23】《晚年周恩来》（pdf）第157页

　　【24】《陈伯达最后回忆口述》第392页

　　【25】《吴法宪回忆录》第783页

　　【26】《吴法宪回忆录》第788页

　　【27】《陈伯达最后回忆口述》第373页

　　【28】《周恩来年谱》（电子版）1970年8月23日条目

　　【29】《汪东兴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电子版）

　　【30】《晚年周恩来》（pdf）第160页

　　【31】《吴法宪回忆录》第792页

　　【32】师东兵《汪东兴传》


http://ne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009292046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