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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者：杨帆，丁东，王东成，张祥平，印红标，王小东，李盛平，高粱，黎鸣
主持者: 杨帆
杨帆：
我们的讨论正在创造新的经验，应该不断总结和提高。第一，必须降低成本，提高讨论效率。特别是提前准备，重点发言，围绕重点，关键是利用网络，大家坐在一起讨论的成本毕竟是太高了。应该充分利用会前会后的网上讨论。这需要大家充分配合，及时参与。目前经济学极右派大多数获得了国内外企业和基金的支持，实际上可以利用经济力量垄断学术讨论。多亏有网络，可以降低成本，打破他们的垄断，网络真是革命性的。
第二，讨论中反对以资格压人，反对话语霸权。大家不是一个学科的，讨论问题唯一的规则，就是形式逻辑。不要以为都是大知识分子，就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找一个裁判，自己不发言，专门挑毛病。说话必须符合形式逻辑，一是概念同一，大家讨论的必须是同一个问题，不能够转移概念，搞诡辩，有些人在讨论不利于自己的时候就偷换概念，有意搅局，上海话叫“捣糨糊”；二是论据必须真实；三是论证必须符合逻辑。
第三，讨论的目的是澄清问题，这比吵架更有力。大家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不可能说服谁改变立场，也不能以势压人，关键是澄清观点，你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争论点在哪里？有没有真正的分歧？大家都认为整合思想有必要，整合不是谁压倒谁，面对面澄清问题。因为各说各话，互不见面，在写文章时往往避开自己不利之处，专门攻击别人的弱点。我看过许多争论文章，许多是自成体系，但是互相之间似乎不是针对同一个问题，这就是不见面的害处。有些人摆出一付学阀的架子，似乎他总是很忙，开会先说话，说完就走，从来不听别人的，或者不理会别人的质询。我有几次抓住不放，以形式逻辑澄清问题，他们很狼狈，因为一澄清他们就暴露出问题，特别是以学术为某些利益辩护的时候是这样。所以有些人对我进行“妖魔化”，说我说话不好听，领导接受不了。其实他们那里也没有什么领导，主要是退休的领导。这说明澄清和质询的办法很有用，可以澄清混乱的逻辑和观点，也澄清背后的
不同利益和假设前提。
今天讨论文化革命。大家都先看了三篇文章。一是王力雄的《毛泽东主义和人间天堂》，他认为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是如何在逻辑和历史上走向荒谬的，比附目前的市场经济也可能如此，最后又回到计划经济。二是李宪源的，他是应王小东之约，专门从美国写文章参加网上讨论，文章非常之长，下了大工夫；三是崔之元。
丁东：
希望讨论马上能够抓住关键问题，我同情李宪源文章的前半部分。看到五七年右派和文化革命造反派的联系是有道理的。文革初期，刘少奇主持工作，就有重演反右的味道。后来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级党委被夺权，群众组织林立，尽管他们的旗号都是拥护毛主席，反对刘少奇，但利益诉求是有具体内容的。比如临时工、合同工造反，是要求改变低人一等的待遇；新疆的老知青造反，是要求回城；一些干部造反，是因为在以前的政治运动中挨过整，想翻身；一些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人造反，是因为不满官僚的特权，想让社会更平等。这和五七年右派鸣放的实际诉注有相似的一面，但旗号不一样。八十年代对文化革命的否定是由文化中下台的老干部主导的，目的首先是否定毛泽东对于自己的冲击，他们要恢复文革以前的政治秩序自己的正统地位，当时有一种呼声就是要回到八大。这是以重建官僚政治秩序否定文革的礼崩乐坏，而不是用民主自由取代个人专权。当时的领导人让人大开会取消文革期间宪法强调的“四大”。文革中的“四大”并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你写大字报，批评文革的领导人，照样不受法律保护。文革中几乎所有贴了有影响的大字报的人，都付出过代价。有的甚至为写大字报坐了牢，丢了脑袋。所以“四大”不是真正的民主。“大民主”不是理想的民主格局。但现在的情况是，“四大”取消了，老百姓连个说话的机会也没有了。现在一些地方竟然贴出“上访可耻”的标语，告状都找不到门。文革初期一度失控，人们可以随便办报纸，一个人也可以办一张报。现在怎么可能？当时干部害怕运动七八年又来一次，有恐惧心理，以权谋私有一定顾忌，现在官员对下面基本上是有恃无恐。工人农民这些社会弱势群体没有发言权，也没有代言人，受欺侮、受剥夺无法宣泻。他们没见过真正的新闻自由，于是怀念文革，怀念毛泽东搞运动整干部，觉得自己当时相对的社会地位还高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不应当责备他们，嘲笑他们。
崔之元提出，为什么官方和自由知识分子在否定文化革命上高度一致？这个问题没法回答，因为这首先不符合事实。官方八十年代彻底否定文革是什么出发点？什么作法？当时对造派“三种人”处分很重，而那些红八月带头动武的高干子弟，却当作文革受害者保下来，有的发大财，有的当高官。可见他们否定文革是从本身集团利益出发的。没有一个更高更有人类普遍性的价值尽度。九十年官方就不提否定文革了，而是对反思文革重重设卡，不让开会讨论，限制出书，许多研究专著都出不来。自由知识分子反思文革是把它当作那个体制登峰造极的标本。这种反思官方历来是防范的。对造反派因积极参与文革而挨整，让不该承担文革罪责的小人物来承担文革罪责的现象，我知道许多自由知识分子并不认同。他们对历史真相很清楚，就是缺少表达机会。
我不能同意李宪源文章的后一半。文化革命的确是非常血腥的，人人自危。现在看哪个知识分子不顺眼，给他穿个小鞋，措施还是比较文雅的，那时说抓就抓，还有群众专政，法西斯色彩很浓，人身安全毫无保障。这不是妖魔化，是事实。现在司法腐败很严重，社会弱势群体很难靠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法治不好，还是人治好。人治的苦头我们已经吃够了。民主宪政下的法治的甜头虽然我们还没有尝到，但在别的国家毕竟已经成为现实。
王小东：
李宪源的文章是问，责任在谁？
丁东：
开始动武的是老红卫兵，后来又是他们彻底否定文化革命。
王东成：
官方否定文化革命是因为打击了老干部，如果继续反对右派，他绝对不否定文化革命。我是文化革命的造反派。我认为，从右派到文化革命有民主因素，但是他们不敢互相认同。造反派不敢让右派加入。
文化革命只有两年，后来只是党内斗争，权力再分配，和老百姓没说明关系了。前两年带有某种民主的东西，有群众对于走资派私有制的反抗，我同意毛泽东对于特权阶层的批判。直到上大学前两年都没有坚决否定文化革命。现在我坚决反对文化革命，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的。
当时我是造反派头，当时没有摆脱毛泽东的框框，也不想摆脱毛泽东。蒯大富是根红苗壮的，我是造反派，一直与红卫兵是对立的。
黎明：
我是江西上大学的，1966年大学毕业，22岁参加文化革命。当时我写了大字报造反，第二天全校有1000张大字报批判我，后来是毛泽东解放了我，否则我就成为真正的右派了。1978年我考上研究生，开始反思文化革命。我所有后来著作都是从反思文化革命开始的。
王东成：
崔永元主持的一个节目，文化革命一个小孩子听到老师说：林彪也是一个小爬虫，就揭发了。小孩说的是真话，但让老师挨了斗争。是谁造成的结果，节目没有点出来，但是这个节目就不让重播了。许多人看了之后要求重播。
张祥平：
你们从个人角度，个人体验意义不大。我从历史角度。历史定位的现实意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王莽“革汉立新”与毛泽东“破旧立新”的路径相似,认识到这一点,可以把这两次造神运动与两次更大的历史过程关联起来,见图一:
1.汉武帝┎>+谶纬+井田乌托邦─>王莽
独尊儒术─>西域来朝─┚─>义军蜂起────>刘秀复汉,唐宋明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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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正教--彼得一世--1905年革命---------\┎>毛泽东┨
||:|┃┃
2.英国政治┎>+德国哲学+法国乌托邦-->马克思列宁┚----┃
经济(学)─>跨洋帝国─┚─>世界大战───>美国复英┖俄
图一:科举竞争(1)与市场竞争(2)的兴起、歧出与复归(虚线为俄国引进西欧)
(兴起之前的相似过程见张祥平著《美好的中国人》第331~35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
5年;两个过程的对等性参见《从一阶均衡到二阶均衡----经济分析框架的扩展和若干结
论》第90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8年夏季卷)
从图一中可以看到:这两次造神运动都是重大制度创新之后的歧出,第一次是科举竞争制度在中国诞生,第二次是市场竞争制度在英国诞生.这两次制度创新都扩展到原有的疆域之外,成为前所末有的相对稳定的大一统社会.另一方面,这两种制度各有缺点,使得“歧出者”试图既保存其优点,又克服其缺点.
从图一中还可以看到:“歧出”的特点都是“理论建构”----一方面保存原有制度的主流管理思想,即汉代的儒学与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加入人为建构出来的乌托邦,以及超越的合法性,即王莽时期的谶纬和马列毛时期的唯物辩证法.
图一中还显示:“歧出”在东西方都引发了重大事变,促使科举竞争和市场竞争的制度创新演变为更加成熟的形态,即东汉之后的科举竞争和美国的市场竞争.
图一中的虚线显示俄国与中国的区别,尽管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号,但是对俄国来说,列宁是一个连续过程的中间一环,而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不是一个连续过程的中间一环,而是引进西方文明的一个极端的歧出,是一剂“猛药”.这正如首创现代木乃依的斯大林不同于华国锋----斯大林从政治操作出发,必须向东正教回归:东正教比基督教更少“赎罪感”,更多“体认感”,如注重圣事中象征性的基督的血,注重复活节,强调三一论和基督论等等.斯大林保留列宁的尸体,是用一个新的“体认感”替换旧的“体认感”.苏联英雄卓娅(也称丹娘)和保尔,也带有殉教者光环.斯大林以高薪笼络知识分子,却不尊重知识分子,正如罗马皇帝与基督教共存,也如中世纪封建领主与教会共存,皇帝和封建主们主管经济覆盖和生理武力覆盖,基督教和教会主管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覆盖,如生死婚丧.东正教与马克思主义都是“单极崇拜”,东正教崇拜“神”,马克思主义崇拜“物”,所以东正教的仪式中有象征性的“基督的血”,斯大林主义的仪式中有实存的“尸体”.
图一的最后,预测俄国的发展模式将以市场竞争为主,而中国的发展模式将以科举竞争为主----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如果不进行历史定位,就会“不识文革真面目,只缘身在文革中”----“独裁侧看像民主,大小神仙各不同”:崔之元先生《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一文述及的“得”,其实是“虚”的,是乌托邦*,而“失”却是“实”的,是社会动乱和非人道的自相残害,所谓的“现代性重建”,是小修小改的乌托邦;与此类似,李宪源先生《从造反派与五七年右派的共通点审视文革----兼论谁该忏悔?忏悔什么?》一文述及的“共通点”,其实都是把西方当成心中的理想,甚至把美化了的西方当成奋斗目标,无论哪一种,对于中国来说都是乌托邦,无论胜者和败者,都该忏悔!即使败者上台,同样不能避免悲剧----有许多右派,在40年代是左派,在50年代初“整”过40年代的右派;在文革中,“胜者革命败被革”的周期缩短了:初期的工作组压造反派,后来的造反派斗工作组,再后来军宣队和工宣队“整”造反派中的失利者.....(*崔文述及的“大民主”、“鞍钢宪法”、“经济大民主”、“用‘解放’来超越‘规律’和‘理性’”、文革中两派形成的“社会主义两党制”等等,都是乌托邦,不可持续.)整个时代都该忏悔,忏悔历史的“歧出”,忏悔乌托邦对人心的诱惑,忏悔愚蠢的理想为那些大大小小的“神仙”提供了下蛆的缝隙.
二.两次造神运动的路径简介
西元8年,中国长安城内,上演了一出历史大剧:“让”皇位.西亚的耶稣已经长到了8岁,把皇位“让”出去的那个东亚皇帝只有三岁,史称“孺子婴”.他姓刘,遗传基因中有一部分来自刘邦.然而,这个“让”,要带上引号:那个小皇帝刚刚学会说出“让”这个语音,不了解含义.所谓的“让”,只是王莽一手导演的闹剧,一场史无前例的“造神运动”的高潮.
西元1966年,中国北京城内,上演了一出历史大剧:“炮打司令部”.被“打”的司令是刘少奇,也姓刘.这个“打”,也要带上引号:那个司令其实是被“批判”,所谓的“打”,只是毛泽东一手导演的闹剧,一场史有(!)前例的“造神运动”的开始.
毛泽东与王莽的共同点是:毛泽东为了突破政治局集体决策的西式体制,不得不通过“造神”运动来“破旧立新”;正如王莽,为了突破“非刘姓不封王”的政治体制,不得不通过“造神”运动来“革汉而立新”(王先谦:<班固>汉书补注百卷,上海文瑞楼据长沙王氏校刊本印,第99卷中,第页4正).
两次“立新”,都摆出一副“为人民服务”的架势----王莽恢复井田,“理论根据”是防止兼并,减少贫富分化,顺“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同上引,第5页正);毛泽东提倡一大二公,也是减少贫富分化,,顺应历史潮流,“反修防修”.
为了抬高自己,王莽鼓励“敢击大臣”的人(同上,第13页正),正如毛泽东鼓励“造反有理”,“打倒走资派”.
有了好事,就说是王政君太皇太后(王莽的姑姑)和王莽领导的伟大胜利,尤其是剪灭董贤(汉哀帝的男妾)的“光荣历史”,一定要“天天讲,反复讲”,歌功颂德;正如文革中吃碗饭也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对于“阶级斗争”天天讲,反复讲.
事实不够的时候,就“掺水”,搞浮夸:王莽派人用金钱布匹去笼络(现代术语是“援助”)匈奴,对方表示感谢,就成了外交上的伟大胜利,正如毛泽东时代“支援世界革命”.
这些事情还算“有影儿”,等到王莽派出亲信到各地“调查研究”一番之后,就判断不出“有影儿”还是“顾影自怜”了----
把王莽当成大救星的民歌出来了,人民的生活都变成天堂一样了:禾苗长得一丈多长,一株粟能抽三只穗,用不着种就能接茬儿长,不用养蚕就能收茧,天上下甘露,地下冒甘泉(同上引,99卷上,第47页反)......
这一类宣传,在毛泽东时代,从大跃进时期就开始了.文革中变本加利.
王莽和毛泽东“神”了!他们可以不受原体制的政治常规约束,造神者们可以直接接受大神的任命!
“符命大臣”(同上引,99卷中,第5~6页)比科班出身的官员还气派:就像一千多年之后靠着摇笔造神而受任的“文革旗手”、“副统帅”、“文革小组组长”、“文革小组副组长”、“文革小组成员”.
王莽的政治对手要“下放”,原住长安的刘家人要迁庙;在外的刘家人也限制:当官的停职----“待除于家”;毛泽东的政治对手也要“下放”,迁老干部出京,也要限制老干部上岗,不够“忠”的都“挂起来”,也是“待除于家”.
王莽为了转移国内视线,对匈奴开战(同上引,第8页正);毛泽东为了转移国内视线,在珍宝岛对苏作战.
实践检验的结果同样不妙:
王莽凭着主观意愿消灭差别,不顾及东亚严酷的环境资源条件,无视管理知识,不可能维护群体延续:有效的管理,一定有级差;人为取消差别,必然管理无度----有效生产量下降,无效消耗量上升:“农商失业(不能正常地安居乐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抵罪者不可胜数.”(同上引)
毛泽东凭着主观意愿消灭差别,同样导致管理无度,所谓的革命委员会,只会“抓革命”,不会“促生产”,到了文革末期,社会的有效供给几乎成了坐吃山空的状态,所以敢抓管理的邓小平受到热烈拥护.
王莽与毛泽东的结局也十分相似:
“神”,变得“不神”了:一个“狂(?)”女子在长安大街上公开为刘家正名.王莽大怒,不但“收捕杀之”,而且把掌寇大夫(相当于公安局长)免了职(同上,第7页正).正如张志新,也是女子,“文革”中为刘少奇鸣不平,被捕后仍无“悔改表现”,被割破喉咙后拉赴刑场枪决,约40岁.1980年前后“平反”(见于报刊广播,当时许多诗文以此为题材).
于是,造神者内部分化:甄丰父子“作符命.....复(再)作符命.....”.王莽大怒,下令追捕,甄丰自杀,儿子逃入华山,一年多之后被捕(同上引,第9页正).
林彪父子正是毛泽东时代的甄丰父子----“打着红旗反红旗”,下场也大致相同.
“依靠对象”出了问题,王莽只好拉拢中间力量,封侯许愿.地图还没画好,土地就封出去了.受“封”的一家大小还得在京城靠着每月数千钱度日(同上引,第11页正).正如文革后期的那些“民主”人士与“三结合”干部,不长工资.普通百姓不知详请,王莽继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在地名上大作文章.有的地方变了五次地名,最后又变回来(同上,第14页正).正如文革中,把“府右街”改成“韶山路”,“长安街”改成“红卫兵大街”之类.
人心散乱,谣言四起(同上,第14页反).查不出来源就大开杀戒:犯法的人过去要等到秋冬问斩,王莽“革汉而立新”:“毋须(不必)时(等到时节),尽岁止(到了年尾歇一歇),于是春夏斩人都市,百姓震惧,道路以目(走在路上也怀疑有人盯梢).”(同上,卷下,第20页正)
这些情景,与1976年的四五事件前后何其相似!
民不聊生,天下大乱,人心丧尽,“神”不起来了:对王莽来说,是内攻外侵,一场史无前例的造神运动寿终正寝;对毛泽东来说,惩罚落在四人邦的头上,同样埋葬了造神运动.
三.文化革命的历史定位:史有前例
在文革期间,人们常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仿佛“史无前例”很值得夸耀.
其实,“史无前例”就是生物学上的“新基因突变”.只有那些适应环境的“突变”才值得夸耀,否则一定会被淘汰,落下历史笑柄.
如果“史无前例”本是“史有前例”,而且那个“前例”的下场不妙,那么就不是“新基因突变”,而是“返祖型基因突变”,是一个大大的笑柄.
王莽就是这么一个下场不妙的“前例”;毛泽东不过是“返祖型基因突变”,是一个大大的笑柄----像王莽时代一样,毛泽东时代的特点是:一.有了野心家,二.社会制度限制了野心,三.现行制度有漏洞.野心家利用这些漏洞,淡化现行体制的法定约束,最后取消约束.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同样重要,次序可以随意调换.
王莽极力淡化的法定约束是“非刘姓不封王”.(《史记·卷8》)
毛泽东极力淡化的法定约束是“政治局集体决策”.
野心家要成功,就要把自己变为“神”,就要“造神”,然后才能够为所欲为;为了自己“神”,就要指出旧体制的不合理之处,还要调动“紧跟”人员的积极性,帮助他们以最小耗能走向高层.
“神”确有“神”的合理性.
不合理性在于:用乌托邦去填补旧体制的漏洞,与环境资源条件不适应----要想适应环境,只能一点一滴地把制度创新积累起来.
“神”没有耐心,等不了那么久,所以就宣称自己掌握了“真理”,其实是“理想”.他(她)的信徒们相信这个“理想”能够实现.有了信徒,“理想”就好像得到了“实践验”:很多人在努力,正象很多人在爬山,既然爬到了山腰,说明有一个山顶(理想境界).
其实,一个从未实现过的理想,和一个山顶不一样:如果从未有人爬上过珠穆朗玛峰,登山队员就不敢说自己能上去;如果从未有人爬上过任何一个山顶,人们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山顶;正如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前,多数人不承认地球是圆的.
“神”的理想无例外地想要“消灭差别”:减少分工分层,“一神在上,万众一心”,或是“一神在上,一团儿在中,万众在下”.
凡是“神”化组织,一旦大神死去,就如鸟兽散.最残酷的情况是,死的神把“万众”带走:70年代在圭亚那森林里,“人民圣殿教”的几百个教徒就跟着教主“走”了,其中有的自愿,是自杀,有的不自愿,是他杀.1994年10月,在瑞士发生了“太阳神殿教”集体死亡事件,也是有自杀,有他杀,他杀者被反捆双手.1997年美国的“天堂之门教”集体死亡事件,没有发现他杀,但其残酷性却更骇人:有些男教徒曾经被阉割.
“造神运动”造悲剧,乌托邦理想“乌(无)有托”,都从反面肯定了“公正差别”这是历史显示出来的合理性----旧大陆中纬度地带的组织管理一定要升级,层次要增加,规则要增加,相互约束也要增加;从群内调济的部落社会,到同域分层的封建城堡社会,再到异域整合的大一统社会.想要“超越”规则和理性,“彻底解放全人类”的诉求,都是乌托邦!只会为那些大大小小的“神仙”提供下蛆的缝隙.但愿世上的“大神”全都是昨夜星辰,今后不再.
四.寻找可测实事系列定位案例
图一是“寻找可测实事系列定位案例”研究方法的一个应用.在中华文化圈,常用四个字来表达:“实事求是”(《汉书·河间献王传》),即“务得事实,每求真是”(唐·颜师古注).
“寻找可测实事系列定位案例”与“寻找基本因子建立模型”的区别,正如经济学中广义交易与狭义交易的区别,前者注重较长时段的较复杂现象,后者通用于较短时段中的相对简单现象;或用于把复杂现象加以简化之后的理想状况.
一旦“身在简单模型中”,就会“不识复杂真面目”.为了在研究过程中不远离复杂现象的真面目,研究的第一步是筛选出重要的复杂现象,按照时间顺序排成系列,寻找相似的过程,用耗散结构及浑沌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事件进程围绕着“奇怪吸引子”呈现“自相似”的路径,像许多花瓣围着共同的花心(即“奇怪吸引子”),花瓣互不重复,但是可以根据一朵花瓣的全形和新一轮事件(花瓣只有部分轮廓)的当前位置预测事件的趋势(将完成的轮廓).中医生理中的子午流注,病理中的用药流程;股市波状起伏,宏观经济周期;以及社会行为中的复杂演化过程,都存在着自相似现象(详见张祥平:《确认--承认--兼认----科学研究的基础与研究方法的发展》,载《北京农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定位了案例之后,还是可以应用“寻找基本因子建立模型”的方法.定位案例之后建立起来的模型,比无视“可测实事系列”的模型更切合真实状况----复杂现象之所以复杂,在于基本因子的数量庞大,对边界条件十分敏感,“可测实事系列”把案例定位在较明确的边界条件之内,参照自相似过程中的已知基本因子,可以更准确地认识新的案例.
例如文初图一中王莽时期的谶纬和马列毛时期的唯物辩证法,分别源于董仲舒和黑格尔.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董仲舒的“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汉书·董仲舒传,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一》)变成了王莽的谶纬,黑格尔的唯心辩证变成了马列毛的唯物辩证,就像把牛顿第二定律改成“上帝提供了加速度”,变成了与经验常识相隔阂的东西----
董仲舒研究的是人与环境互动的复杂现象,他把《周易》与《春秋》结合起来:“《春秋》中发扬了用‘一’来建立大范围秩序的道理,这是天地之间最常见的模式,是古往今来四处通用的适宜方法”,“天下最重大的道理,是无序(阴)与有序(阳)的道理,(人间的)有序靠仁德来凝聚,约束无序靠刑罚.....天下的规律是用仁德建立秩序,而不是用刑罚建立秩序”,“《春秋》的法则是:君维护人间的秩序,天约束君的无序.”(译自《汉书》:“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天之任德不任刑也”,“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其中“大”是动词,见蒋庆:《公羊学引论》第350~353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
王莽的谶纬却把复杂现象简单化了:仿佛一个星象,一块红石头,一只石龟,甚至明显是有人故意造出来的铁书和符印,都能够明确地指示一个特定的个人(王莽)应该当皇帝.
与董仲舒类似,黑格尔研究的是精神现象中的复杂性----“寻找可测心事系列定位案例”,即把“寻找可测实事系列定位案例”中的“实事(判定为真的可确认事实)”改为“心事(多数人认同的可承认事实或广义事实)”.黑格尔找到的可测心事系列也是自相似的,即“正、反、合”的辩证过程,而且不限于个人.正如董仲舒找到的宏观实事是大一统社会,定位案例之后就有了夏、商、周三统,以及商、周、《春秋》三统等等(参见上引《公羊学引论》第302~305页);黑格尔找到的宏观心事是绝对精神,定位案例之后,就有了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美学等等(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和《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1980年).
与王莽相似,马列毛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简单化了,仿佛在“实事”中也能找到“正、反、合”,然而,“正、反、合系列”只在“心事”中才不会自相矛盾,所以唯物辩证法就只能生拉硬扯,破绽百出(详见张祥平:《人生六境----心智》第217~220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
采用“寻找可测实事系列定位案例”方法,不但可以更清晰地理解过去,而且可以提高预测未来的准确率----
如图一所示:重大的制度创新常常伴随着“一个形上、神圣、纯正、本体的天(或神,或科学规律----笔者)来规范实际的政治秩序,使实际的政治秩序获得一个合理的存在基础与超越的价值源头”(上引《公羊学引论》第354~356页).这一点对于“正出”和“歧出”没有什么不同,不同之处是:“正出”是自然生成的,“超越”来自既成实事的总结,学者参与微调;而“歧出”是建构出来的,“超越”来自主观理想,学者进行宏观设计.一旦进入“歧出”,不可能只靠微调来进入“正道”,必须有一个“复”的过程(参见图一中“刘秀复汉”和“美国复英”)----“传统是本能与理智之桥”(译自F.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英文版London:Routledge,1988.第21页)
图一中市场竞争的“传统”从北欧民族南下,摧毁罗马帝国,裂土封疆开始,众多的封建主与教会共存互动,其中,只有英伦三岛的那些封建主,“从一种严格组织起来的等级制度逐渐演变”出来了既合作又分权的“法治”(哈耶克:《通向奴役道路》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第17~19页,下同).最后,分权分到了可以“被视为单个人行动”的法人(公司)和最普通的“自然人”,才有了理性的自由主义.既有英国国教和法治,又有个人基本保障和自由权利----不是自由状态,不是freedom,而是liberty.
图一中科举竞争的“传统”从秦末义军摧毁秦帝国,各自称王开始,众多的封建主(“王”)之中,只有刘邦不再分封异姓王,“从一种严格组织起来的等级制度逐渐演变”出来了既统一又世俗化的“礼治”;最后,世俗化达到了“学而优则仕”的乡绅(宗族)和最普通的“秀才”,才有了理性的人道主义.既有儒教和礼法,又有个人基本保障和君臣父子的权利义务.
二十世纪后期的中国大陆,缺的是“传统之桥”----推崇“新文化”的政府不能利用传统文化来减少法制成本,国有企业经理却会利用传统文化来转嫁风险.与此不同,近代的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韩国吸收了汉文化圈中由传统之桥开出的中上层理性,减少了法制成本,所以成为“四小龙”----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家族企业可以被视为“单个人”,这是汉文化圈中的传统,是亚洲东部的基层理性;大陆的国有企业却不能被视为“单个人”,经理常常把风险转嫁到职工身上.所以,大陆在20世纪后期的改革不是科斯的理性,也不是哈耶克的理性.
最后这个讨论超出了本文范围,故不赘,详见拙文《“传统是本能与理智之桥”----从哈耶克与科斯,到布坎南与四小龙》(载《博览群书》2000年第4期).结论是清楚的:必须“复兴”传统之桥,中国大陆才能从“歧出”转入“正道”(参见上文图一,另请参见上引《美好的中国人》第119页图五).
五.俄国为什么没有文化大革命
必须“复兴”传统之桥,才能从“歧出”转入“正道”,这对俄国也不例外,但是俄国与中国不会转入同一条“正道”(参见上文图一的末端)----列宁是一个连续过程的中间一环,所以在俄国没有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一个极端的歧出,所以中国有文化大革命.
尽管中俄两国的革命者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号,但是真正发生作用的,在俄国是列宁主义,在中国是毛泽东思想.
列宁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践相结合,吸收了彼得大帝以来的传统:引进西欧时髦,加强尚武精神.列宁引进的是马克思主义,如前所述,与东正教的内在结构相同.从“引进”本身来看,更是“传统”----10世纪兴起的基辅罗斯人源于4~9世纪从罗马帝国逃出的东斯拉夫人;14世纪莫斯科大公国兴起,源于13世纪蒙古人入主后的反抗;17世纪彼得一世的改革,回向西方,引进西欧的民族国家制度和文明;18世纪叶卡婕林娜二世自己就出生在德意志;19世纪亚历山大一世反抗拿破仑获胜,本来应该作为俄罗斯摆脱西欧“哺育”的契机,可是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失败之后,俄罗斯的“引进”传统重新发挥强大作用:“到民间去”(1873~1974)源于法国启蒙,暗杀亚历山大二世(1881)等于去掉了“反引进”的绊脚石;俄国在1904年被日本打败,1905年就爆发革命,所以1917年的革命是“引进”的胜利.在军队和工人中发挥尚武精神,也是传统:所谓阿芙乐尔号一声炮响,所谓工人赤卫队,都是利用俄国的传统来取得革命成功,成功之后才组建红军,也是彼得大帝以来的传统.即使列宁没有采用经济依赖型的文化覆盖(用国民生产总值来判断政权的合法性),俄国迟早也会再一次引进西欧时髦.对俄国来说,列宁只是一个连续过程的中间一环,这个过程在亚历山大时期也没有中断,不过暂居下风而已(十二月党人是接受西欧文化的知识分子)----早在列宁之前,俄国就处在新一轮引进西欧时髦的潮流中,从平等到民粹,是引进法国大革命;从文学到哲学,则不限于法国;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众多“引进”之中最容易落实为行动的一个.对比之下,与西欧时髦保持距离的“俄罗斯民族自己的独立的哲学”,反而对“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很少发生作用(参见雷永生《寻觅真实的俄国哲学史》,载《博览群书》2000年第4期第19~21页);而背离东正教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革命小说”《怎么办?》中,对未来男女关系的设想与《共产党宣言》如出一辙:嫉妒是“资产阶级感情”,要允许别人去“爱”你自己“爱”的对象.后来马雅可夫斯基-莉莉娅-奥西普之间的“拉帮套”,说明俄国人对于西欧“文明”的信仰,比西欧人自己还坚定(参见王学泰:《破梦者如是说(下)·评<寻墓者说><冷月葬诗魂>》,载《博览群书》2000年第1期第19~21页).东正教本身,就比西欧更多地“坚持”早期基督教的“正解”.马克思主义对底层民众的强调,也正是早期基督教的特征.俄国从西欧引进时髦的过程,就是在底层(斯拉夫的原意是奴隶,slave)的基础上建立上层的过程.因此,俄国在20世纪之末的动向,是俄国传统使然----西欧时髦、东正教与尚武精神,缺一不可----普京既引进西欧的市场经济,又与东正教合作,还采取车臣行动,使得俄国经济结束了连续八年的下跌,在1999年略有回升.
六.文革动因的进一步分析
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在初期把引进的“内容”进行了偷梁换柱的改造,更多地保留了科举竞争社会(见图一)中的重农抑商----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换成了与“先进生产力”(其实是市场竞争,见图一)无关的“半无产阶级”和“农民无产阶级”(《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6~9页);国革命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没有离开经典的传统模式,没有背离中国传统:以(农)民为本,驱逐鞑虏(日本).革命路径不是从工人赤卫队到红军,而是立足于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农村包围城市,开辟根据地,吸引知识分子----这是中国科举竞争社会改朝换代的传统模式;土地改革和镇压政治反对派也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初期的传统模式.
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转入西式的极端歧出(见图一),始于农业合作化.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就背离了东亚环境条件中筛选出来的长效目标:不是重农抑商,而是减少榨取农民的社会成本,利于工业化;埋下了大跃进和文化革命的种子.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与列宁在俄国历史中的作用不相同:毛泽东不是一个连续过程的中间一环,是引进西方文明的一个极端的歧出,是一剂“猛药”,参见图一.
“是药三分毒,有病病挡,无病人挡”,何况“猛药”----对毛泽东来说,个人抱负与中国传统很不相容,就连政治局成员也不理解他的个人抱负,所以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来造神.另一方面,毛泽东本人说一口湖南腔的普通话,既不是德语,也不是犹太语或俄语,所以他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传统,结果,他对自己和对别人就采取了双重标准.当双重标准的事实被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察觉之后,信用危机就不可避免----无论毛泽东用来对别人和对自己的标准是好还是坏,都受到普遍怀疑.
双重标准的源头不是毛泽东,而是近代中国的通病----强国梦源于中国本土,乌托邦源于西学东来----本土的乌托邦自王莽之后再也没有恢复过元气,直到近代(参见图一).大跃进失败之后,毛泽东的强国梦走到了边界:以计划经济加群众运动来超英赶美,他这一生是不可能了;经济目标必须下调为打破核垄断,“自然科学”和“技术救国”等百年数量级的传统受到普遍重视.这个下调的目标达到之后,乌托邦就占了上峰:反修防修,进而用革命“红遍世界”----以十年数量级的短效传统(“大公无私”和“阶级专政”)去“破除”千年级的长效传统(“政以德”和“实事求是”*),在全世界营造一个红彤彤的革命大本营.这是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第一重标准.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第二重标准是反乌托邦的:大私无公和一人独裁.(*实事求是与自然科学的区别,正如经济学中广义交易与狭义交易的区别,前者注重较长时段的较复杂现象,后者通常指较短时段中的相对简单现象;在“温差水花”与“变色反应”等耗散结构现象被发现之后,学者们已经能够用无量纲的数学模型把复杂现象与简单现象沟通起来,详见上引拙文,载《北京农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打破核垄断,本来应该作为停下“猛药”的锲机;毛泽东却加大“药量”----这时的毛泽东做完了强国梦,接着做强人梦.他个人的利已动机超越了群体利益----所谓“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所谓“支援世界革命”,全都超出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追求的群体目标,只是乌托邦(文革的第一重目标)与个人抱负(文革的第二重目标)的结合(参见图一).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走向革命的志士仁人,拥护毛泽东“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旗帜”,具体内容是“对外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反对蒋介石法西斯专政的统治”,而不是用“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阶级专政)替换蒋介石(引文见胡绩伟:《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跨入新世纪的感言》,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年春季号,第53~68页).
文革前期,毛泽东的第二重标准只有极少数高级干部如林彪和康生等察觉,所以毛泽东利用他在强国路上获得的威信,把乌托邦推向高潮.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的第二重标准被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群众觉察;他死后不久,不但四人邦迅速下狱,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也不长命:“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会《学好文件抓住纲》),明眼人一看就不是“大公无私”,因为毛泽东死前为华国锋写过“你办事,我放心”的证明,既可以解释为“决策”,也可以解释为“指示”.
如果毛泽东没有采用经济依赖型的文化覆盖,建国之初定下名分,尊扬先贤,重农抑商,颁正朔继道统,他就没有任何必要在后来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革命的目的,如果把“解放全人类”改为“示范全人类”,那么,利用中国的传统资源就能顺理成章地达到:抑制官僚(走资派)害民,树立天子(毛泽东)权威.文革的这两个目标,身受其害的人常常强调后一个,理想主义的群体常常强调前一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些西方青年崇拜毛泽东,是因为前一个目标,不是因为后一个目标.其实,前一个目标即使通过“造神”时期的“大民主”达到了,也不可持续----文革时期与王莽时期十分雷同,清楚地显示了“造神”的恶果.
上节所述的结论,不妨再重复一遍:必须“复兴”传统之桥,中国大陆才能从“歧出”转入“正道”(参见上文图一,另请参见上引《美好的中国人》第119页图五).在这一点上,中国与俄国没有区别.
印红标：
我是从历史事实的角度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我担心以后的人不一定能够了解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情况，因为现在流行的很多说法背离了事实，又封锁资料、设置禁区，很少有人肯下苦功夫做细致的考据。我们这一代应该把可靠的资料收集、整理、保留下来。因此我一直在访问具体的人物，了解具体的事实。历史学家要求比较严谨。真实情况对于青年人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什么叫“造反派”？1966年8月北京开始打人的时候，几乎每条街都有人被抄家，打死过很多人。那时还没有“造反派”这个词，只有“造反精神”。造反派后来才形成，他们把自己靠向红卫兵，而老红卫兵非常不愿意说自己是造反派。“破四旧”打人主要是老红卫兵干的事。1966年8月24日，清华大学拉倒标志性的二校门，大规模打教授是干部子弟为核心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干的，蒯大富等人的造反派组织那时还没有成立。周恩来刚给他们平反。那时他们不是反革命，也不是革命派。
现在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正统解释和判断是由八十年代初的领导人定的，反映了那个时代那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认识。
依我看，文化革命有三个层次。一是党内斗争，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乌托邦和现实主义的矛盾、权力的矛盾。毛泽东的乌托邦理想要批判党内务实派。要发展生产就要务实，就要有科层制度或者说官僚等级制度，给科层制度的上层既得利益者一定的特权。理想主义乌托邦指出科层制度的弊病，有认识上的积极意义，但是付诸实施就只能造成灾难。对老百姓的物质利益来说，乌托邦没有任何好处。在当时的制度下，务实就得有特权问题。
党内权力的矛盾，是具有个人崇拜地位的领袖凌驾在党之上，凌驾在党政官员或者说官僚集体之上。个人崇拜领袖的第一要务是驾御官僚，而官僚又与老百姓有阶层的矛盾，毛泽东直接调动党外社会力量参与党内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的，其条件就是10年严密的思想控制，培养了无限崇拜他个人的一代青年人。应该承认整个文化革命的主线是党内斗争。
第二个层次是领导层和知识分子的矛盾。中国共产党革命是依靠农民取得胜利的，知识分子在旧中国是中上层。领导层与知识分子一直存在矛盾，在批判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党内较少分歧。毛泽东先是发动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批判学术地位高的知识分子“学术权威”，后来对青年知识分子失望，又发动工人批判知识分子。文革期间知识分子有两个自杀高潮，一是破四旧，二是清理阶级队伍，那是知识分子最艰难的时候。而两者中间是群众冲击党政领导当权派的高潮，当权派日子不好过，而为了打击“走资派”，中央规定不准在群众中间包括知识分子中间打反革命。
毛泽东在匈牙利事件后被两个矛盾困扰，一是担心中国出拉科西（激起群众反抗的官僚主义者），一是担心出裴多菲俱乐部（知识分子反对派）。1957年开始是要在党内整风，但是党内不断汇报说知识分子要反党，学生的言论激烈，就推动毛泽东把斗争矛头转向党外，转向知识分子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很多人以为是第二次反右，是针对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革命。刘少奇领导工作组时采用类似反右派的方针，在周恩来和各级党委主持工作时出现了破四旧，又把斗争矛头转向党外。毛泽东下决心，不让1957年的情况重演，发动造反派，把解决党内矛盾放在第一位。当然，毛泽东也是要整知识分子的，只是放在第二位，是次重点。
第三个层次是党政军领导与不当权的群众的矛盾。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矛盾没有得到缓解，反而被激化了。毛泽东利用了当时的大中学生，后来调动了工人、青年知识分子斗争“走资派”。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就联合起来了。造反派比较复杂。大体是以往受到伤害受过打击的人，主要是文革初被整的人的集合。用今天的标准看，文革初对他们的打击多是不公正的。造反派是政治和社会的边缘的人们，他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冲击政治和社会的当权派。
后来毛泽东又收拾了大部分造反派，清查“五一六”等运动就是要肃清造反派的政治影响。刘少奇主持工作时，一批人被整，毛泽东发动这些人组成造反派，整刘少奇。整刘少奇是一大冤案。整“五一六”又是一大冤案，整刘少奇的人又挨了整。
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前三年，各种矛盾充分展开。后七年是收尾。
造反派与右派的关系问题：这个社会是分层次的，下层的人，政治和社会边缘的人缺少发言的机会，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批评现实，用什么做思想武器取决于社会条件。1957年的右派一是旧社会的老知识分子，对社会制度有批判性的认识。第二种是追求革命的青年，如林希翎、王蒙这些人，他们是“第二种忠诚”：因为热爱共产党才提出尖锐的批评。造反派的初衷也是维护毛泽东、维护共产党、维护社会主义的。造反派一般不愿接受右派，尽管造反派和右派都受过当权派的打击，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和情绪有某些相通的地方。说造反派与右派派在文革运动中结合，要很慎重，有这样的个案，一般情况不是这样。
文革后原参加过造反派的人有了分化。上了大学的人许多换了思想武器，要求变革社会，要求民主、自由、法治。不少人同情“自由化”派。“自由化”派和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中，不少人曾经有造反派的经历。现在工人中仍有人坚持毛泽东主义，说“走资派还在走”。造反派是反对专制压迫的，但是反对专制不一定都是民主运动，“大民主”给了反抗官僚压迫某种机会，但不能看作是制度化的民主，至少弊病太多。当然用“一言堂”取代“大民主”不是进步，而是倒退。
王小东：
上了大学的为什么于没上的不一样，是由于知识还是利益不同？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中是得了好处的。而工人地位不好。
王东成：
有利益问题，也有理念问题。
王小东：
两种批判有什么不同？
王东成：
造反派立场是批判邓小平。文化革命我17岁。我受的害是晚上了三年学。为什么有些青年人觉得文化革命好？昨天还有人发了电子邮件，说10大科学成果文化革命时期有8个，改革开放只有2项。有一个帖子说，文化革命的最大贡献是杀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和他们的崽子，失误是没有斩草除根。我讲的不是史实，而是青年人的看法。即使有更多的史实出来，也没有根本作用，因为许多人看历史，是根据自己对现实的体会看的。老百姓怀念文化革命是根据现在状况，他们感觉现在不好。
我的看法，这20年科技搞得太糟糕了，官方吹牛也没用。当然如果没有文化革命，科技成果可能更多。有人说，现在搞得不好是文化革命的后果。但是青年人不这样看。中华民族本来有机会，但是文化革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比如现在这么多中国人如此仇恨中国人自己，仇恨中华民族，不是五四造成的，当时是反对传统文化。现在有人说，我们的文明是下流的文明，从人种到文明都否定了。许多人都这样看，这是由于文化革命中受到伤害的人太多了，产生非常强烈的怨恨和仇恨，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有非常不利的影响，可能还会持续20年。
印红标：
李宪源的文章讲得有道理：有些最该忏悔的人没有忏悔。我访问过韩爱晶，他说他确实打过彭德怀，他为此悔恨终生。他又说，那些与彭德怀出生入死战斗过，了解他的人为什么要整他？是谁告诉青少年，彭德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人？领导人异口同声说他是坏人，青少年如何去判断？有些领导人据说是违心说的，我们要问，为什么讲违心的话？对违心干的事同样要承担历史责任。只要求当时的青少年忏悔是不公平的。
印红标：
我是从历史事实出发的，因为我觉得以后的人不一定能够了解真实的文化革命，我们这一代在没有死的时候应该把真实的情况留下来。因此我一直是访问那些具体的人物，了解具体的事实。历史学家要求比较严格。真实情况对于青年人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什么叫造反派？北京开始打人的时候，每条街都抄家，都打死过人。当时没有造反派这个词，只有“造反精神”。8。24。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蒯大富等人没有资格去，周恩来刚说他们不是反革命。
造反派后来把自己靠向红卫兵，而老红卫兵非常不愿意说自己是造反派。如果有人问乔宗淮，1966年8月，你当时是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清华大学拉倒校门，大规模打教授的时候你在做什么，有没有表示过忏悔？如果先忏悔，现在在国际上谈人权是不是更好一些？
现在对于文化革命的解释和判断是由八十年代的领导人定的调子。
文化革命有三个层次，一是党内斗争，乌托邦和现实主义。要继续革命就会触及务实派。因为要发展生产就要务实，就要科层制度，给科层制度的上层既得利益。乌托邦只能停留在批判，接近现实就不行了。对老百姓具体利益来说，乌托邦没有任何好处。当时务实，就有特权问题。
党内关系，是领袖凌驾在官僚之上，第一要务是治官。官僚与老百姓有阶层的矛盾，毛泽东直接调动党外力量参与党内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从来没有的，他的条件就是10年严密的思想控制，培养了一代青年人。
我们不是当权的人，但是在研究时，应该承认整个文化革命的主线的党内斗争。
二是领导层和知识分子的矛盾。革命是依靠没有文化的农民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在旧制度下是中上层。毛泽东在匈牙利事件后被两个矛盾困扰，一是出拉科西，一是出裴多菲俱乐部。57年开始是要整风，但是统战部方面不断汇报说知识分子要反党，学生的言论比较激烈。刘少奇就把毛泽东推到党外去了。文化革命开始也是这样。在周恩来和各级党委主持工作时出现了破四旧，又把斗争矛头印向党外。毛泽东下决心，把解决党内矛盾放在第一位。
毛泽东利用了当时的大中小学生，后来依靠工人。开始斗争知识分子时，一些勤杂人员在旁边看着，后来斗争走资派时，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就联合起来了。中国自杀两个高潮，一是破四旧，二是清理阶级队伍，知识分子最难过的时候。中间放开了，为了打倒走资派。不让在群众中打击反革命。
造反派比较复杂。大体是受到伤害的人的结合。以前受过打击的，边缘的人反对核心的。
这是第三个矛盾。后来毛泽东又收拾造反派。
后来是党内矛盾，7年是收尾。主要是前三年。
造反派问题：这个社会是分层次的，下层的人发言机会，一有机会就会批判社会，用什么做思想武器取决于社会条件。基本是下层的人反映自己的要求。五七年是旧社会的老知识分子，对社会制度有批判。他们不接受造反派。第二种是五四新青年式的，丁玲，王蒙这些人，他们是“第二种忠诚”。造反派不愿意接受右派。说两派在运动中结合，要很慎重。
后来造反派有了分化，工人中仍旧坚持毛泽东主义，走资派还在走。上了大学的人许多接受了自由主义，换了思想武器。要改变社会，希望的方向变了，要求民主，成为自由化派。当时许多人也没有改变。反对专制也不一定都是民主。
王小东：
上了大学的为什么于没上的不一样，是由于知识还是利益不同？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中是得了好处的。而工人地位不好。
王东成：
有利益问题，也有理念问题。
王小东：
两种批判有什么不同？
王东成：
造反派立场是批判邓小平。文化革命我11岁。我受的害是晚上了三年学。为什么有些青年人觉得文化革命好？昨天还有人发了电子邮件，说10大科学成果文化革命时期有8个，改革开放只有2项。有一个帖子说，文化革命的最大贡献是杀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和他们的崽子，失误是没有斩草除根。我讲的不是史实，而是青年人的看法。即使有更多的史实出来，也没有根本作用，因为许多人看历史，是根据自己对现实的体会看的。老百姓怀念文化革命是根据现在状况，他们感觉现在不好。
我的看法，这20年科技搞得太糟糕了，官方吹牛也没用。当然如果没有文化革命，科技成果可能更多。有人说，现在搞得不好是文化革命的后果。但是青年人不这样看。中华民族本来有机会，但是文化革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比如现在这么多中国人如此仇恨中国人自己，仇恨中华民族，不是五四造成的，当时是反对传统文化。现在有人说，我们的文明是下流的文明，从人种到文明都否定了。许多人都这样看，这是由于文化革命中受到伤害的人太多了，产生非常强烈的怨恨和仇恨，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有非常不利的影响，可能还会持续20年。
印红标：
李宪源的文章有道理：最应该忏悔的没有忏悔。我访问过韩爱晶，他说他打过彭德怀，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他又说，那些与彭德怀共同战斗的人为什么要整他？谁告诉青少年，彭德怀是坏人？领导人都说他是坏人，青少年如何去判断？有些领导人据说是违心说的，我们要问，你为什么违心？要为自己的违心承担历史责任。
丁冬：
余杰让余秋雨忏悔，他忏悔不忏悔关系不大。上边也没有忏悔，只说自己受了迫害。
王小东：
说全民忏悔也不合适。我为什么要忏悔。
王东成：
我们打过老师。我们全体学生都向老师道歉了。
丁冬：
周一良也委屈。
李盛平：
为什么右派和造反派互相不认同？从右派，到自由化互相认同，是因为民主取向。
五七年右派的民主议会倾向，与专制体制不合。毛泽东最反对斯大林，但都是专制的，当然有历史必然性。毛泽东当时是想征求意见的，但是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意见，和体制冲突的思想力量。右派在思想上是打异端。文化革命是继续坚固毛泽东体制的，你再怎么造反也出不了他的手心。为什么出现非常血腥的文化革命？我们都抄过家，应该忏悔。
整个文化革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都是强化了体制，这是中国革命的必然：马克思主义，农民起义，战争体制，等因素，新的利益分配产生了利益矛盾。老百姓对于官僚的反感很大。
文化革命是强化了专制体制，特别是思想控制。即使杨小凯参加的省无联也只是提出“旧政府与新文革”的矛盾。大家都是拥护毛泽东主义的。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超出体制。
四五之后思想才改变了方向。邓小平，陈云等都不是简单恢复17年。邓开始有自己想法，对毛泽东体制有比较大的突破。当时我们如果不参加竞选，是不是有利于党内改革派发展？
个人忏悔对于社会发展有什么意义？当时没有对的道路可走吗？大家也都有委屈。作为一个民族，如何忏悔？我当时是中学生，和余秋雨的忏悔肯定不同，他在当时得到了好处。
现在没有英雄主义，是世俗社会。
黎明：
只有有宗教传统的国家才有忏悔的习惯。中国文人写的东西从来都是说，我从来都是正确的。25史那么多文字，统治者什么时候说过自己的错误？忏悔是对走过道路的思考。是负责任的精神。
张祥平：
中国皇帝下罪己诏的很多。说忏悔不如说是反思。德国民族的反思不仅是战争，还有他的优等民族的观念。中国也不应该仅仅反思文化革命，还有近代以来的乌托邦，从五四运动开始。
高粱：
我们在今天还有人把七十年代的东西登上来，甚至是相当正面的态度，我非常吃惊并不理解，为什么对于文化革命有这样热烈的讨论。
李盛平：
我插一句，确实有一个如何更加全面认识文化革命的问题，还有一种是良心，道德和做人的问题。有些人吃着洋面包，到中国装孙子。你为什么不回来？三十年代有所谓“红色旅游共产主义”，说苏联肃反有理，他就不去苏联接受肃反。
高粱：
文化革命是站在现存体制的角度来反体制，是中国历史的奇观。出于什么动机搞成十年动乱？我想听听不同的出发点。我们当时那么狂热地相信毛泽东，老百姓不平则鸣，有发言的要求，到什么时候都是这样。按照毛泽东的思路，耽误了10年，毛泽东也了不起，能够动员这么强大的力量，如果用对了，可以产生非常大的效果。结果搞的不好，到今天还没有平息伤痕。在文化革命中搞成了两弹一星，和运十，与波音707差不多。在被包围时以军事带动科技，正是发展最快的时候。大家拿三五十块钱就干出来了，现在人心都散掉了，能够干得出来吗？革命成功后毛泽东的巨大威信，意识形态的净化和纯洁，产生的这么大的力量，现在不存在了。文化革命过分相信一个人的力量了。几十万个群众组织，绝对不比法国革命史差，现在对于法国革命的研究一直没有断，还专门成立了的学科。而对文化革命却不许研究，大家差不多都忘掉了。中国是从一个帝国向现代化的最高的拐点，深重的灾难，不能就这样白白地付出了，要很好地总结和理解。
高梁：
也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80年代发生过一起南韩客机被北朝鲜特务安置炸弹炸毁的事件，那位北朝鲜女特务被南韩政府抓获后，思想转变，痛悔自己的罪行。韩政府曾安排她与一位被逮捕的南韩人、替北朝鲜服务的女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见面。两位各自阵营的叛变者的会面情况，当时“参考消息”上曾有精彩报道。甲对乙说：“你太不了解北朝鲜的社会。”乙对甲说：“你也太不了解南朝鲜的社会”。
此事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读者尽可充分发挥想象空间。在这里我只想说明一点：西方的左派所以对中国文革一直怀有极大的兴趣并持赞扬态度，他们所处的环境是重要的原因-比如当代议会民主有许多虚伪性和不公平之处，存在大量社会不平等（种族性别贫富）。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是马克思主义永久的生命力。文革“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建立一个纯洁的新世界，当然对西方世界中的左派大有吸引力，中国一时成了全世界的延安。68年法国学生上街造反，后来培养了一代思想家，与我文革有直接关系。
2、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都面临着自己的实际问题，需要的理论取向是不同的。不能用西方议会制度的不合理处来证明我们现行制度的合理性。也不能用西方人出于解决自己社会问题的动机对文革的评价，来证明我们文革的合理性。
3、中国政治制度最缺的是民主。35岁时的毛泽东，感慨中国民众“太需要民主了”。（见“井岗山的斗争”）这是“旧民主主义”思潮对一代青年的影响。
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是“多数人享有的最广泛的民主”和“（一个党代表）多数人对少数剥削阶级的专政”。不管其理论根据如何，80多年的共产主义史，已经作出了证明-实际执行起来，最后都无可避免地走向专制、低效、特权和腐败。
4、毛的文革，是列宁式的“直接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大民主”（大民主还没有认真界定过，似至少应该包括“直接”、“广泛”和“不讲程序”）。大民主实际上只存在于66-68很短的一段时期，那是中国的社团史最辉煌的时代。民众最初的发动不乏真诚的动机，但很快变成无谓的派性斗争、暴力和全国动乱。其本身有没有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可以讨论，但我看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很有限。
5、这场革命的理论根据，当时有一整套说法，今天回头看，经不起推敲。“反修防修（利用群众的民族主义感情），革走资派的命（群众对官僚主义的本能反感），触及灵魂的革命（斗私批修）”等。实际上是动员群众整肃国家机器（造反夺权）。最令人不解的是，国家领袖何以要诉诸群众运动来拆毁自己亲手建立的国家机器。可能的解释有许多种，如①毛已经大权旁落，无法用正常程序重新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②毛有“革命情结”，讨厌万马齐喑的状态；③“四清”的继续。不管怎样解释，这实际是用革命浪漫主义来处理“君臣关系”，为政治斗争服务。所以这个理论，其逻辑的不合理和道义的虚伪，到今天回头看，都是历史罕见的。至于“斗私”之类，其经济上的不合理，恐怕今天的左派也会承认的。中共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是有功的。没有这个否定，思想解放就走不出去，更不会有改革开放。
6、当时广大人民拥护文革，一个最直接的理由是反对官僚主义（这和57年整风的初衷相同，说明毛也感到国家机器的涣散化、腐化太快，需要有制约力量）。这大概是今天有人对文革有好感的原因。我们不能一般地反对人民的革命权。但可惜，用大民主的办法来解决当时的官僚主义问题，真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今天对这个问题应该看得清楚一些了。我相信，谁都会承认，利用舆论监督，和制度化的民主程序（如议会制度对渎职官员的弹劾和撤换的权力）来实行对国家机器的监督，跟“大民主”方法相比，前者应是首选。大民主就是革命，革命完了还“继续革命”，永无休止，把革命“制度化”，（“我们找到了防止修正主义的方法，就是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每过七八年来一次”还写进过宪法）就是在拿历史开玩笑了。
7、这个革命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只认识一个领袖兼皇帝（个人崇拜）的旗帜下的民众造反夺权、重建政权和秩序。这无疑是一场“假造反”，“可控的造反”。（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都是以毛为大旗，以求达到自己狭隘的团体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只是一个人导演的历史运动，尽管这个“可控”需要极其苛刻的条件。这是又一个历史之最。
文革的发动，没有什么真正的社会历史必然性，只能归功于毛一人。这个历史大事件具有强烈的个人魅力因素。（67年埃及纳赛尔也想学着搞，结果大学校园一周内就发生武斗，教室尽毁）。一个现世的“活神仙”，开天劈地的革命领袖，思想家、诗人…（四个伟大），又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依靠群众搞政治和思想的净化运动等等。它的发动，也许迎合了中国民众内心关于皇帝、官吏的传统认知模型。但这一切又是为了政治斗争服务，而这个“最先进阶级代表”的革命政治的运作，其出发点和运作方式，和古代宫廷没有什么不同。这是令许多人感到困惑的地方。
8、这个革命不是改造一种制度的革命，也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倒确实是“财产权力的再分配”，是“整肃内部”的革命。有一段时间大民主发生“失控”，演变成暴民运动，对当时整个社会精英层造成极大伤害，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无谓的巨大损失，说是“浩劫”一点不过分。在沸腾的时代当然出现了各种社会势力的要求，冒出了各种思潮，它确是一个巨型的社会学的破坏性试验场。在这个意义上，文革史真是中国人的宝贵财富。
9、这个革命，不仅理论根据有很大的虚伪性，其进程和结果也有极大的欺骗性。这就是所谓“运动群众”。文革时代的上层政治斗争创中共党内斗争丑恶之最。以革命的名义利用天真青年残酷迫害反对派人士，这是道德沦丧。毛还以“斯大林肉体上消灭反对派，我们不这么干”而沾沾自喜。表面上标榜“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实行巴黎公社原则”，“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但实际上在毛夫人、中央文革眼中，群众运动是为实现个人野心，窃据高位、排斥异己服务的工具，用过了就象抹布一样扔掉。昨天是“向革命小将致敬、小太阳、不许压制群众”，明天又是“昙花一现、该小将犯错误了、要接受再教育”。谁胆敢反对他们，那就翻脸不认人，一巴掌打下去，变成专政对象，现行反革命待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是最广泛的民主”在文革时期发挥到了极致，终于得到了最完满的诠释。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九大“权力再分配”后，“大民主”的历史任务完成，对各种反对派（九种人）实行“全面专政”、“群众专政”，用尽迫害手段，全国陷入无可救药的死气沉沉的状态。思想可以犯罪，思想犯可以处死。这就是“…最广泛的民主”，也就是何柄棣74年所描写的“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10、文革的负作用，有目共睹。其经济上的影响，直到今天还在起作用。政治上对我国政治体制和官僚机器所造成的后果，比较复杂，需仔细分析。意识形态上，只能用“坏事变好事”来概括。（是真正的政治学普及班，是引发思想启蒙的开端，但付出了巨大历史代价）。但坏事就是坏事。官方“全盘否定文革”，是得民心的。用“符合官方说法”来作为争辩和反驳的理由是苍白无力的。
11、欧美民主制度的丑恶，与文革时代政治的丑恶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中国人正是在身处其中的这个丑恶中形成了对政治的冷漠态度。中国的文革，是地道的祸国殃民，其彻底失败是必然的。
12、所以，文革能在中国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共产主义的国家学说的谬误，和中国千年专制传统，以及这两者在毛时代的奇特结合。中国的政治制度现代化和国家机器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不深刻反思文革，就迈不开政治现代化的步子。官方尽管对文革持“全盘否定”态度，但终究这是本党历史的莫大污点，在宣传方针上，压制对文革的反省。巴金多次倡议建“文革博物馆”，被置之不理。这正如日本人对中日战争的态度。但巴金说过，健忘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王东成：
有的学生说，老师你丑化文化革命，我的父母也是老三届，他们说文化革命没有象你们说得那么坏。文化革命就是法国大革命，开始人们狂热要求参加，后来全盘否定，将来中国肯定会再搞文化革命，杀这些贪官污吏。我说，文化革命中没有多少贪官污吏。我不能理解崔之元这些人为什么会从文化革命中发掘出鞍钢宪法？他们在外国话语权很充分。在国内象印红标这样的研究不能发表。
卢周来：
卢周来：
我想就“文革”提出以下六个问题请教于在座各位大方之家：
第一．谁更有资格评价文化革命
对于什么是历史，本世纪初的一位英国著名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历史不是别人而是知识分子‘制造出来’的；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唯一方法。”另一史学家克罗齐也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与汤因比齐名的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则说得更白：“所有的宏观历史都是自传。”但这几位史学家所说的历史都是历史的认识，因为历史认识是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回忆与思考，是知识分子个性化的话语表述，因而是主观的。但在历史认识之外还有一个历史的本体。历史的本体则是唯一的、永恒的、不可改变的，换言之，历史本体是客观的。几位历史学家说这些话，决不是说知识分子由此可以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地制造历史。恰恰相反，因为知识分子掌握着对历史认识的话语权利，所以要求知识分子在尊重历史本体、完整准确地把握历史本体的前提下去认识历史，以尽知识分子作为历史见证者与记载者的责任。
正因此，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其《人论》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所谓“历史与思想、情感的二律背反”。他说，伟大历史学家的与众不同之处正是在于他的个人思想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情感的强烈性与深刻性，但是在这种方式下，“我们怎么可能希望达到历史知识的最终客观性呢？”
为解决这个“二律背反”，美国有个历史学家叫BarbarawTuchman写过一本《实践中的历史》的书，书中有一节叫“历史从何时开始”，其意思是说，历史学家写历史，必须具备与历史的疏离感。他说，历史学家既是同时代人，更是后代人。要做一个历史学家，需要具备从外部观察事物的态度。后代历史学家的最大有利条件是他描述的事件与他之间的时间上的间隔。有了这个间隔，他就能更清楚地认识、理解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他至少可以做到相对客观，有可能作出比同时代人更为正确的评价。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的不利条件是缺乏超然的态度，无法对冲突的双方进行公正的评判。这位历史学家本人曾经写过一种当代中东史，写得很精彩，但最终他还是将手稿付之一炬，就在于他认为，作为中东当代史亲历者，他的东西有太多的情感因素从而妨碍了对历史客观公正的记录。
近年来，许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纷纷撰写回忆录，叙述自己在这场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文化大浩劫中的所遇、所思、所想，这其中不乏很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再认识“文革”，再反思“文革”自有其意义。我尤其看重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印红标先生声称的“历史考证”，因为这恰是对历史本体的钟情，而非先搬出历史认识；另一个是张祥平与高粱先生作了将文革放在中国历史大背景下看，而不是将自己也卷进去，这样可作到“旁观者”。但勿庸讳言的是，更多的个性化的回忆恰无法达到对“文化革命”的客观认识与评价，因为它们始终有几个问题未能很好解决：首先是掺杂了个人太多的主观的东西。有一些回忆甚至都有相互矛盾之处，以至于还有人在回忆录中就一些细节问题“打笔仗”，由此降低了这些回忆具有的史料价值及其客观性；其次是情绪化突出。一些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在回忆录中往往因不能摆脱过去痛苦而显得理智不足，不是把这场运动放在大历史的角度去思考，而满足于在回忆录中对曾“亏待”过自己的人与事大泄不满；再次是少数人回忆“文革”的目的值得人怀疑。用福柯的说法，这种人似乎想摆出自己所受的苦难，或者说明自己在“文革”中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来巩固或增强自己的“话语权利”，提高他们的地位；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复杂的历史现象，知识分子首要的任务是以求真的精神来作历史主义的思考，而不应该首先把个人的好恶加上去对其进行个性化的价值判断。因此，首要的任务仍应该是对历史本体完整、准确的把握，然后才谈得上进行理性的认识。但这些回忆录恰把事情做颠倒了。
现在有一种现象：对于“文化大革命”，许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以为自己最有资格评价文革；对于没有亲历“文革”或者受“文革”冲击不大的年轻一代关于文革的认识，则要么不理睬，要么怀疑对方的动机。最典型的一句话莫过于：“让这些家伙也经历经历文革，他们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在我看来，恰是这些年轻的一代，才具备“历史疏离感”，因而对于文化革命的认识才能做到较为客观公正；恰是文革过来人，不具备这种历史的疏离感，纠缠于文革中个人经历其中，百千情结不能自解，以至于让种种如浓雾般业障、无明、烦恼掩盖了历史的真相。
因此，我认为，年轻的一代更具备评价文革的资格。所以，我很同意邓小平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尽管他彻底否定了文革，但他又说，文革作为一段历史摆在那里，到底怎么看，相信后来人比我们看得清楚。
当然，我不是说经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都不能没有关于对历史的认识，我说后人更有资格评价文革，但我认为更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由谁来评价”，而在于“怎么评价”，毕竟，作为“文革”，那么一段切近的历史摆在那里，而且我们亲身经历过，所以每个人都不免会回首前尘，但到底谁看得更透，人与人之间不一样。至今仍有“文革情结”的人是作不到“看透”的。
第二．文化革命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扮演了什么角色？
比如，我上文所指一些个性化很强的回忆录，几乎都将“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知识分子角色定位在“受迫害者”，但却忽视了另外一个事实：其实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也有不光彩的记录。人们除了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整知识分子最狠的是知识分子，除了知道臭名昭著的诸如“梁效”“石一歌”之类批判小组其实都是由知识分子组成，根据文献可知：“文化大革命”中第一张大字报出自于知识分子之手，对教育界的所谓“两个估计”以及提出知识分子“再教育”也是首先出自知识分子之手；第一批造反派出自于某大学，取消高考制度建议者还是某大学.....也许有的知识分子会为知识分子开脱：我们“毕竟是书生”，在那种环境下，我们也就被迫这么做了。这种开脱是一种最典型的“制造”历史。因为历史的真实是：按李慎之先生的说法，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整个民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本应该最清醒的知识分子此时竟也构成“集体无意识”中一部分，即知识分子中清醒者是少数。同时，自古以来就“好为王者师”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这样一个大变局下面是不甘心寂寞的，许多人是自觉地参与，从整人始到被整终，所以，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知识分子的悲剧，那么这种悲剧是双重的。由此，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应该要对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进行更全面的反思。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到底谁应该为文革忏悔？刚才李盛平先生的意思是，知识分子不应该忏悔，因为更应该忏悔的人没有忏悔；又说应该是这个体制忏悔。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忏悔本来就是一种主动的姿态，不存在谁逼谁忏悔，谁说谁应该忏悔的问题。如果说知识分子作为这个社会中的“良心”，是最应该具有淑世与宗教情怀的群体，都不去为文革这样的大灾难进行忏悔，我不知道他们还有什么理由要求那些本来被他们视为不具有反省精神的统治者们为文革忏悔。还有，我也不认为文革的责任可以无限上推到毛泽东一人，象在座有人说的，难道最后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要反思？至于体制，不过是人的行为的载体，说整个体制要忏悔没有任何意义，应该是这个体制中的行为主体忏悔才对。
第三．在彻底否定文化革命问题上，为什么官方与民间知识分子具有空前的一致性？
我不同意有人说的，表面上一致，实则存在很大的分歧。我认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官方与民间知识分子都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其共通之处就在于利益两字。正如大家所说，邓小平复出后，官方彻底否定文化革命，是因为他们想以此确证文化革命中他们失去的利益具有合法性，必须恢复到文化革命前的利益格局；但知识分子何尝不是这样。正是因为文化革命使知识分子原本优越、尊严而体面的生活受到了空前的损害，所以，他们要彻底否定文化革命。
承认官方与民间知识分子都不过是从切身利益考量来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并不是什么低下的事，并不是说就有什么不对；但是，我看不惯有些知识分子在那里将自己扮成先知先觉，认为自己是出于什么“自由主义的理念”。当然，我也不排除确有少数这样的人，但恰也不是现在“争相撩起自己的衣襟数伤疤，仿佛谁的伤疤少谁就不好意思”的知识分子们。
第四．毛泽东究竟是理想主义还是暴君角色？
在座有人说毛泽东是想利用文化革命巩固解决毛的独裁体制，是一个暴君角色。我只想提醒注意毛泽东的另一面。我从毛在莫斯科谈话以及７０年与斯诺谈话中，看到了毛的另外一面。即毛想用一种大众民主取代现在的精英（包括官僚和知识分子）政治。他说，尽管我们是人民的国家，但人民却没有直接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所以号召人民“踢开党委闹革命”；他还说，共产党进城后蜕化成了官僚，“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他与斯诺的谈话中，毛的确说了他想用“个人崇拜”来推动民主的意思。毛用“大鸣大放大批判大字报”等手段的确将人民的参与意识空前地发动起来了，并彻底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官僚秩序。排除其他考虑，那时的情况是，除了他一人之外，人民想批谁就可以批谁。
至于在座的说文化革命充满血腥味，责任应该由毛泽东负。我想指出的是，毛本人的初衷是在思想与文化领域的革命，但最后的局面发展到了他无法控制的地步。说到这里，我想起黑格尔曾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伟大的人物走过的地方，难免会践踏一些花草。他与斯诺的谈话中，说他对文化革命有两点最不满意：一是打人，二是虐待俘虏，我们战争年代都不虐待俘虏。有人说他是说假话，但他反复与斯诺说，我们都没有变，我不对你说假话，你也不要对我说假话。而且，从他与斯诺的那次谈话的全文看，至少我没有看出他偏要在这一点上说假话。
到底谁应该负责任的问题上，我想要有一种历史主义情怀。在这点上，我反倒又倾向于制度学派许多观点。制度学说认为制度是更基础的东西，而且宣称“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传统很重要，一是时间很重要”。理解毛的大众民主失败以及文化革命演变成血腥味的运动，包括追究责任，用制度学派的观点我看很有用。当然，这也不能成为可以开脱毛责任的理由，正如上文所说的不能成为开脱知识分子的理由一样。但我们的知识分子可以以此开脱自己，却为何不彻底遵守形式逻辑，也以此来理解毛呢？
第五，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许多文化革命过来人尤其是普遍百姓怀念文化革命？
刚才王东成先生也承认，在他们家几个兄弟姐妹中间，考上大学的都彻底否定文化革命，而在工厂当工人的却讲文化革命的好话；还说了到江西调查时，农民对于文化革命并不反感。这其实还是个案，却也很能说明问题。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大骂文化革命，而普通百姓尤其是中西部农民与下岗职工，却都怀念文化革命。其原因是什么？
我也说些现象给大家听。尽管改革开放使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有一些事情老百姓都有判断力。比如科技成就，建国以来我国有重大影响的科技成就，都是在文化革命时期搞出来的；比如农村医疗保健，正是毛泽东当年的培训留得住用得着的农村自己的赤脚医生制度，使得中国当时即使是最偏远的农村农民也能享受到比较好的医疗保障，而改革开放二十年农村医疗保障水平随着毛时代赤脚医生的老去反倒倒退到解放前；再比如毛在文化革命时期搞的教育革命，尽管不无乌托邦色彩，但今天中国农村稍年纪大的一些人识字脱盲正从那时开始，而改革开放二十年，农村扫盲运动也早已名存实亡；还有水利设施，现在农村用的水利设施还是毛泽东时代修建的，二十年随着集体资产的从有到无，这些水利设施也因缺乏管理与规范而正遭到破坏；更不用说下岗工人为什么怀念毛泽东时代了。
我想，作为知识分子，必须正视这些对比。因为老百姓也是从切身当下利益考量来作出自己的判断的。
第六，为什么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在对于文化革命的认识等诸多问题上存在这样大的差距？
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尤其是号称自己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与普通百姓尤其是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劳动阶层之间在认知上的距离如此之大，反映在文化革命这个具体的问题上仅仅是冰山一角。
汪晖先生最近在一本书上说了这样的意思：九八大洪水最需要我们做点什么的时候，可我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在为“自由主义浮出水面”而欢欣鼓舞。余世存先生在给友人一封信中说：“洪水当前，万方多难。我们却象文化山上一群聪明人，吃着从奇肱国运来的粮食，能够专心研究学问。而这学问是怎样的学问啊。数理逻辑、几个名词。名人就让我们象找见情人一样目无他人，只以为自己是天底下最不得了的一个人。我们的学者以能进入国际学术界为荣，我们的眼睛盯着国外的明星一样的学术大师，我们的青年学生以追星为时尚，我们的大学如清华、北大以成为留美预科班为办学的本质和荣誉......在一些知识社会学者眼里，中国的学术界完全不同于还没有进入现代化或现代性的中国社会，它独立于社会其他任何阶层....当知识分子只成自己的前卫和时髦时，它就完全退出了一个欲求发展的民族社会的前列。”
因为余世存先生的话我认为最能表达我的这种思想，所以，我还想再引用上一段：“如今，我们的知识界以为自己是天生幽人独来独往。除数十年前粱漱溟先生为中国农民说过话外，对中国农民这一沉默的最大多数的国民歧视现象，几乎没有任何人站出来说点什么；除了几个留洋归来的经济学博士在数字模型运算中关照过下岗工人外，几乎没有人站出来为几十年听信名词作出贡献的产业工人们说话。逢年过节，城市象防贼一样对待大地上流动的喑哑的农民工人；媒体舆论甚至卖唱艺人都在劝导下岗工人“从头再来”，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当然可以冷血地称赞知识界同谋犯得来的稳定大局。可是，这些中国国民最重大的处境都不被认真对待，中国能有什么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呢？
余世存的话如果说还仅仅在表达知识分子脱离民众很到位的话，那么，知识分子为利益阶层说话，尤其是目前经济学的极右翼思潮，代表权力资本一统天下。将中国普通百姓重新推到一个无产者的位置，则是对民众的直接伤害。我们的这些知识分子，一方面鼓吹彻底私有化，鼓吹彻底的自由市场化，鼓吹腐败有理，鼓吹合法的“抢劫”，鼓吹改革成本应该有人负担，另一方面还批判民众不觉悟，没有更新观念。这样，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就不仅仅只有认知上的差距了，在利益上已经站到了对立面。
因此，我常有一个担忧，中国还会不会发生再一次文化革命。目前社会上各种矛盾的累积总得有一个解决的方式。处理不好，完全可能再发生一次文化革命。而这样的动乱局面中，受到民众批斗的还是两种人：一种是政府官僚，因为人民对他们的腐败早已忍无可忍；另一个就是今天最得势的精英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但不为民众说话，罔顾民众的利益，而且为官僚阶层与资本阶层不顾侵害民众的利益提供合法性辩护。但愿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第七、文化革命留下的最大的遗产是什么
我以为最主要的是关于权力的架构问题。即在一个专制统治近五千年的国家，如何演化出一种现代性政治。
现代性政治，最主要的内容当然是民主，而民主的最基本原则是“多数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毛设想的大众民主是符合现代性政治要求的。问题在于，民主需要一套适当的权力架构，即需要一定的程序与一定的形式作保证。毛大众民主的悲剧恰在于没有探索出一套适当的权力架构；而后来者却连同“大众民主”的现代性政治内容也一起否定掉了。最近《书屋》杂志刊登的胡绩伟先生的文章很有意思，里面批露了一则历史真相：当初，胡耀邦等人并没有彻底否定“四大”的意思，甚至曾打算将“西单民主墙”保留下来，只是要挪一个地方，比如曾考虑挪到中山公园。只是遭到了更强大的力量的反对才没有如意。这说明，文化革命并不在于民主的不是，而在于没有找到恰当的民主的架构。所以，我不反对一些青年学者试图从文化革命中寻找针对当下的合理性因素；当然，我更认为，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找到一种程序化形式化与法制化的民主的权力架构，以使大众的民主真正有其制度的归皈。
我是青年人，不关心文化革命的细节。我提出问题：
一．谁更有资格评价文化革命。英国历史学家区分了历史本体和历史认知。
情感太多反而会淹没历史事实，应该有疏离感。后面的人可能更有资格。我开始是全盘否定文化革命，后来变化了。市面上有许多个人回忆，在细节上互相不同，不知道谁说的是真话。没什么意思。现在的知识分子只能解决历史本体问题，解决不了历史评价问题。崔之元从文化革命中发掘出民主和鞍钢宪法的因素，现在许多人怀念文化革命，说明文化革命有这样的因素。
二．文化革命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扮演了什么角色？李慎之说中国人是集体无意识，那么知识分子也是一部分，要不要反思？难道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要反思？都是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毛泽东不满意打人。官方与知识分子否定文化革命也有共同出发点，是利益问题，不是出于什么自由主义理念。不排除有少数人清醒。
三．毛泽东究竟是理想主义还是暴君角色？毛泽东想用独裁推进民主。
第四，文化革命中搞教育革命，扫了盲，赤脚医生是有意义的。
第五，为什么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对于文化革命的认识存在这样大的差距？目前经济学的极右翼思潮，代表权力资本一统天下。所以中国普通百姓非常
有意见，如果有人说可以整知识分子，还会有这样事情。不能说肯定文化革命就是拍专制马屁，普通百姓并不太否定文化革命。有情绪。如果每个人都住草房就没有什么，如果极度不平等，改革成本大量让普通百姓承担，就可能又出现斗知识分子和官员。
我感觉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差距太远了。毛泽东的办法是与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外国知识分子本身都搞试验，不存在与生产劳动结合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需要。
第六，如何架构权力？毛泽东试图让民众直接参与管理。他说鞍钢宪法，就是为了发扬民主。
杨帆：
说问题不要摆资格，我最反对摆资格。不一定你经过文化革命你就有资格。
没有经过的就没有资格。如果这样，你凭什么谈中国历史？
第二，确实应该很好认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说文化革命的好话？我提出这个问题：如果在座的我们这些参加过文化革命全过程的人，不主动反思这个问题，
那么就只有让人家去评价了。我是不想让出这个舞台，才请大家来谈。听一听青年人怎么说我们？我们要自己好好认识。不能听不得人家说文化革命好话。怀疑人家动机和立场。
第三，现在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和卢周来搞经济，恐怕比你们各位看得清楚。现在存在改革开放重蹈文化革命复辙的问题。不服气以后我们以后专门谈，5年之后会出现什么危机？这个危机就是20年改革开放造成的，当然有权力不受制约的背景，你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不彻底。我写的权力资本是把两者联系起来的。拒绝改革，使得大家失去了信心。这样改革开放能够改得下去吗？
就出来了经济学的极右派，专门打击反对腐败的人。有些以前的改革派如曹思源，到处鼓吹私有化，工人那边都暴动了，你说话就应该换一个角度，我以前也说私有化，现在我不敢了，而是从补偿角度说，这里的确有一个立场问题。那边工人下岗，暴动，知识分子再说私有化，说什么为了什么理想社会牺牲一代人，工人对你什么看法？所以这次整顿到经济学极右派头上，我一点也不奇怪。
中国改革自1995年以后已经不存在“帕累托最优”，出现了绝对受损失的利益团体。所以经济学出现危机。希望你们听听经济学极右派说了什么？你们缺乏敏感是因为这些人没有压迫你们。我们受压迫对象不太一样。
李盛平：
我们不在一个坑里。
杨帆：
但是有一个问题：谁的感受更接近于中国实际？中国的人民？王力雄看出来了，他说现在搞得太右，将来会重新出现极左。
“世纪末写下这段文字，我的心是非常沉重的。这一个千年显然已经没有可能得到答案，我所希望的，只是在接踵而来的下一千年，人类不会最终依然迷茫。
公平与效率至今仍然是人类一对不解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立身基础在于效率，共产主义的立身基础在于公平。公平虽然总是能令更多的人同情，但是共产主义终究敌不过资本主义，原因就在资本主义已经找到了效率的“无形之手”，共产主义却一直没有找到公平的“无形之手”。而只要是用“有形之手”去实现公平，除了效率降低是在所必然，也就一定免不了产生形形色色的毛泽东，以及那些匪夷所思的残酷故事。
把毛泽东说成一个内心阴暗、专事弄权的暴君，无疑可以使在毛时代受过迫害的人得到比较畅快的发泄。然而那样一个毛能够使我们得到的启示，远不如把他视为一个追求至善天国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我们迫切地需要明白这一点：人类不仅需要畏惧和防范暴君，更需要畏惧和防范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一旦让自以为代表绝对真理和至善境界的理想主义者掌握了人类命运，他们就将以发自真心的美好动机--类似解放全人类或实现共产主义--去命令人类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理想，并把一切都交由他们安排。那时，所有的苦难和牺牲都会被他们视为“必要代价”，而任何反抗与不满，也会被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毫不留情地镇压。”
现在的形势有点象文化革命后期，只有一小部分人得到好处。所以许多人要怀念毛泽东。而且现在是与文化革命有关系，文化革命搞过分了，现在有反弹，也是由于民主推进不够。
有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然是最反对专制的，为什么要肯定中国90年代的发展？
王东成：
我们没有肯定90年代的权力资本。
杨帆：
那90年代的发展，少数人暴富，3000万工人下了岗，他们怀念文化革命，你有什么不可理解的？我很理解，但是我不是没有钱。文化革命中工人没有这么惨。
王东成：
那也有良知问题。我在江西和一个老工人谈，他说：毛泽东没有把我们工人农民打成反革命。他整知识分子，谁让你们说那话的？知识分子就应该打成反革命吗？你不能夸大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矛盾。
杨帆：
我是说大家要理解目前的情况。文化革命的路走不通，现在的西方路也不一定走得通。可以参考张祥平的意见，儒家文化。许多主流派，那些主流派知识分子，他们在90年代的出名，不是竞争出来的，而是政府在“六四”以后的明文政策，特殊提拔的。他们一反民主，二反民族，三反民生，特别是拿老百姓不当人，精英意识太强。怎么不引起老百姓对文化革命的怀念？
王小东：
八十年代也不是全好。比如“河殇”就体现出知识分子对普通百姓的那种蔑视。你说农民没有良知，那么把那些呆板一点的农民说成是没有资格在地球上活，知识分子有没有良知？你们不批判，你们有没有良知？
卢周来：
包括把知识分子的死亡与普通老百姓的死亡，描述得不一样。
杨帆：
包括我在八十年代也是非常批判传统文化的，那时不敢批判现行体制，就批判传统文化；另外也不完全是害怕，我们可以发现，凡是改革时都批判传统文化，那是一个保守体系。当时就是那个认识，因为我们被西方打败了。你不能脱离当时历史背景。
王小东：
我当时是理解的。但是河殇作者不承认。
杨帆：
但是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这样的，大家认为学习西方文化可以推进中国改革。根本问题是八十年代以后，拒绝了民主，使知识分子失望。政府采取了对知识分子的分化政策，培养一小部分人暴富。老百姓就是反腐败，管什么民主还是不民主。权力资本认识到不能够只是高干子弟暴富，还需在各个行业培养暴富阶层，作为社会基础。包括在教育部和社会科学院，培养“跨世纪学术带头人”，标准就是外语好，可以和国际接轨。就是不谈和中国实际接轨，实际是把有草根意识的老三届排除在外。
杨帆：
当然有。这是组织系统的行为。在社会科学界中让经济学单兵独进，把经济学捧为神学；在经济学家中排斥草根意识，片面鼓吹与国际接轨，破格提拔少数人，捧为神甫。经济学是专门研究利益关系的，是把人性抽象为“经济人”的，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这样的学问凌驾于其他学问之上，成为社会信仰，还得了！我们可以看出目前社会危机与经济学至上的关系----无论经济学是误导还是辩护，都不光彩。奇怪的是，你们非经济学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对此没有感觉？是不是因为自己的自由主义信仰和经济学极右派一样？
自由主义在90年代被专制利用了，表现为经济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者应该出来批判。你不批判不行，不能够简单地说“他们不是自由主义者”。是不是自由主义，不是你宣布他是就是，宣布他不是就不是的。这是有学术标准的。他们口口声声奉哈耶克为祖师爷，甚至在分析任何问题的时候，都要先议论一番“站在自由主义立场”，应该怎么认识这个问题，好象文化革命中必须先朗诵毛主席语录一样，怎么不是自由主义？如果他们利用你自由主义的名义，说出反人民，反国家，反民族的错误观点，而且流毒极广，一个可能就是，自由主义本身如此；另一个可能是他们歪曲和利用了自由主义，败坏了自由主义名声，你作为自由主义者，不出来批判和澄清，难道不应该“忏悔”？我不是自由主义者，我表层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内心是家族主义者。我不了解自由主义，也不能批判它，但是我非常了解经济自由主义及其危害，我提醒你们。如果是虔诚的自由主义者，就应该划清与经济自由主义的界限，分清两者的联系和界限，不要让他们败坏了整个自由主义的名声。秦辉已经认识到了，他说，王小东利用张曙光批评何清链的问题，直接批判自由主义，如果再不和经济自由主义划清界限，自由主义就危险了。张曙光在1999年代表相当一部分经济理论界的人出来宣布何清链的书不是经济学著作，而民族主义者王小东支持何清链，已经造成了自由主义的分裂。自由主义者不要借口不懂经济，回避这个问题。
李盛平：
任何主义都可能被政府利用。
杨帆：
我非常尖锐地向自由主义者提出这个命题：90年代政府主要利用了自由主义。因为是在和平环境下，只能如此，这是逻辑问题。实际利用的表现主要体现在“经济自由主义”。如果外部紧张，将主要利用民族主义。
王东成：
我对卢周来的发言说几句。秦辉说，不在于主张什么，而在于当下反对什么。当下
就是要反对权力垄断，至于援引什么资源都可以。甚至于重新解释文化革命也可以。
卢周来：
所以我肯定崔之元的观点。
王东成：
你要研究历史，距离感是保持客观公正的必要条件。要超越个体生存和集团生存，才会有客观公正。不能说没有经过文化革命的人没有发言权，但是你必须先了解才有发言权。
而且这种了解不是从文件上看的。鲁迅就是从历史上满篇仁义道德中发现“吃人”两个字。
工宣队长打我的时候，首先就宣布“不要打人”，然后他出去了，等到打得差不多的时候，进来了，就谁让你们打人的？实际是他授意的。
张祥平：
你说的全是真的，但是如果有许多青年人以文化革命来否定现状，那么将来会出现非常大的问题。
卢周来：
但是你没有证据说是毛泽东授意打人的，毛泽东主张“要文斗，不要武斗”。是下边没有执行毛泽东的指示。
杨帆：
你这个看法不对。文化革命打死这么多人，当然应该由其发动者，包括其主张的理论体系负主要责任，应该预见到自己发动的运动的结果，如果控制不了就不要发动。发动者对于具体的个人和行为可以不负责任，但是对于自己造就的宏观环境和条件，必须负责任。比如说近20年的大吃大喝，腐败，三陪，领导人不知道下了多少文件制止，打击不可谓不狠，但是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你造就了一个环境，使许多人自发地去做了这些事情，你能够说主要责任不是你的---我没有让你去打人或者搞腐败啊。
卢周来：
我不是拥护文化革命，而是提醒警惕，不要重新回到文化革命。
王东成：
崔之元有意在描绘另外一个文化革命。他要引导我们回到毛泽东那里去。鞍钢宪法那里有民主的因素？我在工厂里干过，完全是控制，没有民主。
李盛平：
我是以批判文化革命来表达我的理念，卢周来是以理想的文化革命表达理念，如果是针对90年代的问题，我非常理解。至于说会不会有再一次文化革命，我们也没有办法。我是消极的理解，你是积极的理解。另一个问题是，民族主义现在是被利用了。
王小东：
但是自由主义被利用得更多。
李盛平：
民族主义是不是话语权更大？
王小东：
这个前提错了。自由主义的书出了多少？他们出了许多书，我们民族主义者只出了一本书，也被封杀了。
李盛平：
没有封杀。听说只是因为书皮的问题。听说销售了3-4万了。
王小东：
不是。是因为内容。有文件可以证明，说我们的书“此书不得在图书市场上销售”。
他不封杀我们销售得更多。我们有市场潜力。你们几位不具有多大话语权，但是有一些人话语权很大。刘军宁有一篇文章：说当自由与民主冲突的时候，自由优先，要牺牲民主，最符合当权者的想法。还有盛洪，他们以文化革命来否定民主，说多数人投票会妨碍个人自由。他们总是用文化革命来否定民主。
李盛平：
那是我们不知道。我还有一个问题。有几个帮闲的人，说帮忙的话。我也很愤怒。
杨帆对于经济学感受很深，我没有体会，就没有认识到这步。但是我对有些人也是很愤怒的。
王东成：
这在学理上可能有，但是在中国现实中从来没有过。哪个时候是民主压迫了自由？他们说就是文化革命。实际上文化革命才不是民主。
王小东：
我和他们当面辩论过，中国没有这种问题，你们是什么意思？王东成你们也没有批判他们。问题不在于文化革命是不是民主这个现实，而在于他们为什么这样说。
如果在座各位不能够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反省，那么一些不好的东西如文化革命可能回来，我不希望回来。
王东成：
秦辉在自由和公正中处理得好，他最早提出：如果自由主义者不抗起社会公正大旗，就会被别人抗去了。道义和形象都会大受损失。
王小东：
在西方经济学中从来没有讲过，我们只能谈效率，不能够谈公平。但是在八十年代我们学校---经贸大学，就是不让谈公平。我刚从日本回来，课堂上不许谈分配和公平问题，我非常生气，在日本可以提，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提了？
王东成：
我早就主张提社会公平。只有那些反对民主的人才这样说。他们说经济学极右派为什么挨整？因为他们说“抢劫有理”。但是那些发财的人不愿意你论证这个，他们希望你说他是勤劳致富。
王小东：
有一个经典的解释：有人靠抢劫发财，经济学有些人在他门口论证抢劫有理。但是那些人或者是政府，有时候想让他论证这个，有时候不想让他论证。他说我是蹬板车发的财。
王东成：
我和樊纲当面争论过，那里有不讲公正的效率，有不讲道德的经济学？我们是搞人文科学的，公平我们心目中地位非常高。但是你不能够说文化革命时候公正。
卢周来：
这不是学理的问题，老百姓就是认为文化革命公正。现在工人下岗了。
印红标：
我一直不敢说自己是自由主义。等着社会民主主义，到现在没有出来。
王小东：
经济自由主义有话语权，当他们以自由主义名义说的时候，大家就是以他们说的去理解自由主义的。
张祥平：
全球化和文化革命全是乌托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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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11 05:5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