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慧：珍宝岛事件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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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文革博物馆通讯（五九二）

珍宝岛事件真相

李丹慧

〔编者按：本文为作者演讲稿“珍宝岛事件真相——１９６０年代的中苏边界关系考察”的后半部分，前半部分为回顾历史，从略。〕

　　１９６５、１９６６年中苏两党关系、两国关系越来越恶化，到１９６６年１月，苏联和蒙古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互助友好条约。这样苏联就不断地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造成了我们说的百万大军压境，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１９６８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我们马上就给他戴上一个“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这个时候，中苏边界冲突事件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在次数上，规模和形式上、范围上都发生了变化。次数上增多了，从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到１９６９年３月，一共是４１６０多件，比原来大约增加了一倍半。形式、规模上也有了变化，原来是口头骂、推搡、棍棒式武斗，发展到１９６８年、６９年，苏联边防军出动坦克、装甲车驱赶上争议岛屿的边民，还轧死了中国边民，苏联的边防军向中国巡逻队巡逻的方向点射，这样严重的事件。范围都集中在黑龙江流域的吴八老岛、乌苏里江流域的七里沁岛、珍宝岛。随着中苏边界事件的不断升级、发展，可以说中国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克制和忍让的过程。１９６８年周恩来指示，在中苏边界斗争上是要有理、有利、有节，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所以当时沈阳军区把十六野战军调上来，准备在绥芬河地区打击一下苏联。绥芬河是在吉林、黑龙江省交界的地方，为什么选择绥芬河，因为绥芬河是路界，苏联的炮楼、哨所比较大，打它，苏联会疼一点。但是，周恩来指示不能动火器，就是不能开枪。十六军于是成立了棒子队，准备和苏联打。

　　其实到这时候中苏边界的解决方案还是有三种。第一，最好的方案，双方边防军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然后通过政治手段和平谈判。第二，我们就是搞棍棒式的武斗，不要动火器。第三，就是开枪，不惜发生战争。当时中国国内强烈的反苏氛围，中国方面选择了第三种方案。１９６９年１月２５日，黑龙江省军区提出一个在珍宝岛地区的反干涉方案，计划投入三个连的兵力，部分兵力上岛潜伏。２月１９日，总参批准，外交部批准，后来报毛泽东也批准。所以，在珍宝岛事件之前，中国是做好准备了的。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间、地点？时间定在三月是因为四月要召开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中共都是通过代表大会公布大政方针，这也是毛泽东运用非常娴熟的政治策略，就是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枪口一致对外。这样不但可以平息国内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非常混乱的局面，也可以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因为在１９６９年２月份，毛泽东就安排四位老帅，就是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陈毅讨论国际局势问题，包括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所以就选在３月打击苏联。选择珍宝岛这个地点是因为它是位于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而且在枯水期，这个岛就和中国大陆连在一起。而且是在１９６４年中苏谈判时，苏联已经同意给中国了，所以在这个岛上反击苏军，苏联不至于为这个岛而拼命。还有就是１９４７年时，苏军就派人在岛上巡逻了，苏方也比较重视这个岛。如果在这儿打一下，既有一定的安全系数，也能造成一定的影响。再有一个考虑就是为什么选择水界，因为在那儿苏军不好调动机械化部队。当时周恩来说，在西伯利亚地区，苏军就没有建立后勤补给基地，如果要打起来，苏后勤补给就无法跟上，要是选择在新疆，就很难控制冲突规模，就很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战争了。所以就选在了珍宝岛。当然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在１９６９年６月，勃列日涅夫要组织世界工人党和共产党代表会议，３月末就要召开筹备会，不排除毛泽东想给他捣下乱：让你再去当什么国际共运的领袖。

　　３月２日，珍宝岛武装冲突爆发，东北还是冰天雪地，我们的士兵都披着白色斗篷，苏联巡逻队过来，看到的都是白茫茫一片，我们跳起来就用匕首刺杀他们。根据当时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的回忆，第一枪也是我们先开的。通过事后苏联向东德通报情况上看，苏军死亡的士兵多是从背后近距离被刺死的。然后在３月１５号，发生了规模更大的战斗，这时候苏军已经缓过神来了，把坦克、装甲车都调上来，和中国打。中国当时前线指挥部是设在虎林，前线总指挥是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萧全夫。中国用炮火还击苏军，１５日战斗打得很激烈。１７日第三次战斗，中国的军队没有上岛，因为在１５号，苏联有一辆坦克沉到了乌苏里江，苏军想把坦克给拖回去，所以１７号又上岛。中国方面用猛烈的炮火把苏军给赶回去了，坦克被中国给拖回来了，就在中国的军事博物馆展出，作为新沙皇侵略中国的证据。不管怎么说，我们事先做了埋伏，开了第一枪，但这毕竟是在中国境内，是在中国的领土上。这个事件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这个事件之后，双方又进行了哪些较量呢？

　　当时的苏军完全就被打懵了，３月２日，苏联边防军马上向莫斯科汇报，结果最高领导人全都不在，勃列日涅夫出国，国防部长也出国了。要不然第二次战斗也不会拖延十几天以后。之后，苏联非常愤怒，先是提抗议照会，接着召开记者招待会，组织示威游行，向西方投诉，向东欧国家通报情况。向西德领导人诉说这件事情完全是中国挑起来的，苏联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华约国峰会３月底在莫斯科召开，勃列日涅夫提出来是否采取集体措施制裁中国，但是没有成功，华约其他国家也存在分歧。还有就是进行核威胁。再有就是１９６９年６月份，世界工人党和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有６９个国家参加。勃列日涅夫在这个会议上提出一个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思路，就是要遏制中国在亚洲的扩张。

　　那么中国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核心的一条就是利用这个事件做文章。先是组织示威游行，在不到１０天里组织了４亿多人次的示威游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题目就是《打倒新沙皇》，完全就把苏联和沙皇划到了一起。再有就是中共九大召开，４月１日，林彪做政治报告，这个政治报告是经毛泽东审批的，提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口号。号召建立统一战线，反对苏联和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谈国际问题时，谈美帝国主义的篇幅很少，因为没落的帝国主义走下坡路了，而谈到苏联时长篇大论，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当时对苏联的防备态度。４月２８日，九届一中全会，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说打起来还是放他进来好，让他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九大之前３月１５日，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在听珍宝岛事件的汇报时，毛泽东提出，大敌当前，动员一下有利。主张让苏联打进来，占领牡丹江，国际社会就知道了。还说中国和苏联打起来，给美国人出了一个好题目，美国人可以做文章了。接着，中国方面晾着苏联。３月２２日，苏联利用中苏之间还有的热线联系，给中国打电话，说苏联的总理要跟周恩来谈话。我们的接线员说，你一个修正主义分子，社会帝国主义者，有什么资格和我们周总理谈话，啪的一下，就把电话给挂了。当然这个接线员受到了周恩来的批评，但当时还是通过外交部通知苏联驻华使馆，我们之间已经发生武装冲突，再通过电话联系已经不适合了，以后如果有什么事就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接下来３月２８日，４月中旬，苏联就不断地发照会，发声明，希望赶快进行第二次边界谈判，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中国方面都不加理会。直到４月底，中国才答复，说，你着什么急啊，我们会答复你的，稍安勿躁。拖到５月２４日，中国政府才发布了关于边界问题的声明，申明中国政府历来主张通过谈判解决领土争端问题。后续措施又没有了。

　　莫斯科方面是满腹狐疑，觉得中国是不是在和西方搞政治调情？就很紧张，想，我得给你施加一点压力。一个就是核威胁，通过《真理报》、《消息报》发表文章，宣称苏联核武器如何强大，中国核武器还是处于比较低级阶段。苏联的外交官还与美国进行接触，说我们想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打击，你们是什么态度？当时美国表态不同意。苏联通过西方媒体不断发消息，传达苏联要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了的信息。第二个威胁就是采取军事手段进行报复，１９６９年８月１３日，在中国新疆塔城裕民县铁列克提，苏军出动３００多军人，在坦克、装甲车、直升机的护卫下突袭并全歼了中国的一支巡逻小分队，中国是吃了大亏了。苏联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对中国还是奏效了。

　　怎么奏效了，我们来看一下。中共中央当时对中苏的战争做了一个过高的估计，８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个命令，说边疆省份的居民都要进入战备状态，从那时起中国的战备就进入一个超常规的状态。另外还是想要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局势，９月初同意周恩来和苏联的总理柯西金进行会谈。９月初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去世举行葬礼，柯西金出席葬礼时对中方表示他希望在返回苏联过境中国时和周恩来举行会谈。９月４日，葬礼结束，柯西金返回苏联，当飞机飞至塔吉克首府杜尚别时，苏方收到越南方面转来的消息，说周恩来总理愿意和柯西金在首都机场进行会谈，说以前之所以没有同意，是因为翻译在传达信息上有误。柯西金随即就让飞机飞往伊尔库茨克，由那儿再飞北京。１９９７年时，我们和俄国学者有个国际学术讨论，参加的有一个库里克，当时就陪同柯西金在飞机上。柯西金一听说这个消息就很高兴，现场就准备要谈的内容。９月１１日，周恩来和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举行了一次非常著名的会谈。在这次会谈中，达成双方军人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点临时措施的口头协议。在会谈中，周恩来说，如果你们要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打击的话，那就是战争。可以看出，中国对苏联的核威胁还是十分忌惮的。柯西金还提出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建议，比如贸易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通讯关系，建议恢复正常发展。周恩来说我无权答复，只能回去汇报。

　　９月１１日的机场会谈结束之后，中国方面就从这次会谈看出，苏联不想把事态扩大化，想缓和局势，所以中国方面的态度就发生了微妙变化。机场会谈应该是发布信息的，本来是“中苏双方在友好、坦率的气氛中进行了会谈”，结果中国方面通知苏联说“友好和坦率”不能要，就说中苏两国总理进行了会谈。苏联方面很纳闷儿，当时就问外交部的乔冠华，你们是什么意思？乔冠华耸耸肩膀、指指上面，表示我也不知道，意指这是最高层的意思。苏联也通过这次会谈摸清了一个情况，就是中国对于苏联的核威胁还是很重视的。面对中国态度的反反复复，莫斯科决定再给中国方面施加点儿压力。１９６９年９月１６号，通过一个叫维克托·路易斯的记者在伦敦的《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正在讨论要对中国罗布泊的核设施进行打击并打算在中国国内扶持反毛势力，这两个信息发出来了。而维克托原来是苏联人，实际上是有克格勃的背景，后来跑到西方，西方一直认为他发表的东西就代表苏联官方的态度。这篇文章发表后，９月１８日，周恩来就给柯西金写信，信里建议说中苏双方都应该做出不使用武力、包括核武器的承诺。９月２６日，柯西金给周恩来回函，说我们可以签订一个中苏互不侵犯的专项协定。这表明在中苏边界很紧张的时候，苏联明确表态说我是不会和你打的。柯西金表示，机场会谈的四点临时措施虽是口头达成的，还没有书面认定，但是我们的领导人已经指示军队从争议地区撤离，脱离接触，不会再跟中国进行边界上的武装冲突。

　　那么在这之后，中国方面会做哪些反应？因为苏联已经强烈怀疑中国在向西方献媚了，苏联方面就是想息事宁人。毛泽东这边又做出两种反应：一个是缓和，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日，毛泽东接见朝鲜的人大委员长崔庸健说，中苏分裂，美国高兴，我们不愿意和苏联打仗。因为朝鲜和苏联的关系不错，就是通过崔庸健把信息传达给克里姆林宫。还有中国开始同意第二次边界谈判，其后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开始。另外一个反应是，当时毛泽东过高估计了战争形势，认为苏联方面利用谈判来释放烟雾，然后再进攻我们。所以就有了紧急疏散，包括国家领导人疏散，异己分子、牛鬼蛇神的疏散。１０月１７日，林彪指示：全军进入一级战备。１０月１８日，总参谋长黄永胜以林副主席１号命令的方式发出了指示，边界地区进入临战状态。所以可以说，１９６２年我们把中苏定性为敌我矛盾；１９６４年在国家安全防御战略中把苏联作为敌人；１９６９年中苏之间发动战争，毛泽东要调整对美政策了，要联美抗苏了。这是６０年代中苏关系发展的第三个关键年份。在珍宝岛事件之后，６９年到７１年间中国就调整了对美政策。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的第二次边界谈判也反应出一个迹象，在谈判过程中，中方的当事人有一个突出的感觉，说每次谈完之后周恩来都不关心这次谈判怎么样，而是问，你们知道美国有什么反应？再到了１９７３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全国大挖防空洞。

　　中苏同盟关系在１９６４年就已经破裂了，到了１９６９年已是名存实亡了。这就是珍宝岛事件。

（本文根据作者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０日在三味书屋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如有疏漏，敬请谅解。）

□　摘自三味书屋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