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 中共中央是如何镇压造反派的

tuffy05

原载 文革博物馆通讯（三九六）

中共中央是如何镇压造反派的

老田　　

文革期间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全国造反派中间抓出反革命分子一千多万人，这是文革期间最大的冤案，受残害的无辜者数量惊人，占文革期间冤案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由于吴德等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把持中央专案组，胡耀邦等人在甄别冤案时对此也不闻不问。今天国史党史研究中间，对五一六冤案问题还设置禁区，很多关键问题仍然是云遮雾障。　　

根据前中组部部长宋任穷的回忆，五一六专案材料在七八年后移交给中组部处理了，而且相关专案（包括审查干部的专案）不存在四人帮插手的问题。“我刚到中组部时，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上，首先遇到的是接收并复查平反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第三办公室和‘五·一六’联合专案办公室移交给中组部的大量案件。中央专案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立的。本来党中央在１９７８年６月就曾确定把原中央专案材料全部移交中组部，但专案办的主要负责人把着不交，说什么：专案办没有‘四人帮’干扰。”“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９日，由原中央专案负责人汪东兴和纪登奎、吴德召集中央专案组和中组部的同志讨论交接工作。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副部长陈野苹，公安部部长赵苍壁等同志和３个专案办以及中组部干审局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上宣布：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第三办公室、‘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办公室，自即日起撤销。所有专案工作，一律交中央组织部办理。在移交过程中，不准销毁材料。会议后各专案办公室即停止办案；已送交中央档案馆的专案材料，全部调出，统一交中组部。”〔《宋任穷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６．８，第７７－７８页〕胡耀邦等人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对文革期间受审查干部的案件，基本上无论对错都予以平反了，但对于涉及大量群众受残害的五一六冤案，即便是掌握了大量专案材料，且明知是重大冤案，却不闻不问。更为奇特的是，武汉文革期间制造的五一六冤案涉及到六十多万人，胡耀邦单单为宋洛一个人作了平反处理（有人说这是因为宋洛有一个亲戚在中组部工作，跟胡耀邦讲得上话），胡耀邦甚至让中组部违反组织原则单独下文件为宋平反（宋洛本不是中组部管理的干部），而对于武汉存在的数十万件五一六冤案，则听之任之。中央五一六专案小组的组长，六八年是陈伯达担任，七○年陈倒台之后由吴德接任。五一六冤案的扩大化，正是从七○年“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升级和全面铺开的，吴德还说他借着周总理“批极左”的指示，也作了很多的努力。　　

前北京市高官吴德的回忆录对此也有涉及，从而对于我们了解五一六冤案内幕有所帮助。〔见本刊ｚｋ０７０２ｄ，吴德：“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况”——编者〕在吴德的视野里面，之所以要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北京市革委会的成员很多是“戚本禹的人”，他还借周总理之口说这些不清理就“稳定不了、工作不了”，抓反革命分子的第一个理由是要解决革委会内部的权力份额分配问题，把掌握在造反派手里的权力夺回来，经过吴德的努力之后，实际上“等于”改组了北京市革委会，调回了“大多数不是造反派”“没有什么派性”的干部重组了革委会，最后通过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达到了把“五大领袖”拿下的目的，这五个人在北京市革委会里头分别担任了副主任和常委。第二个原因是吴德反复强调的，他罗里罗嗦说了一大通，其实就是找一个当权派清理五一六的“道义借口”，吴德说彭德怀挨打和朱德、陈毅等人被人贴大字报，并提出口号“谁反总理，谁就是反革命”，还说这些都是戚本禹等人驱使造反派干的，翻译成为民间的通俗语言，就是你们这些造反派反对当权派在先，所以现在要进行报复，至于吴德是否特别关心那些被触及的老干部如张霖之等，则大有疑问，在这个意义上吴德是把当权派（老干部）和造反派作为对垒的两个不同阵营来看待的，造反派攻击在先，吴德们反击在后，没有什么党纪国法可言，清理五一六只是一派对另外一派的问题。第三个理由是很现实的，就是要建立起革委会的合法性和威信，并且以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行使权力，只要是反对革委会的，就作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论处，按照吴德的说法是定性扩大，反总理固然“好像”是五一六，揪军内一小撮也是五一六，把矛头指向新生革委会的也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吴德自己也说“‘五一六’定性的扩大，使‘五一六’问题大无边际，成为了全国性的问题。‘五一六’问题愈是严重扩大，所谓‘五一六’的反革命组织问题就愈是被搞得玄而又玄。最后，不仅在北京抓‘五一六’分子，而且在全国抓‘五一六’分子。这里固然打击了一些造反上来的坏人，但也使许许多多无辜的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和打击。”按照吴德先生的看法，不管用什么手段打击“造反上来的坏人”都是应该的，就算是用他在“批清”运动中间发明并实施的各种法西斯手段也在所不惜。因为要报复造反派群众对于当权派的冲击，要夺回造反派在革委会中间的代表地位，要永远地“根绝造反行为”，确实需要把一切对于当权派的不满都作为反革命处理，以儆效尤。这就不可能不处理非常多的人，总而言之，要达成这吴德那三个代表当权派的心愿，全国不抓出来上千万反革命分子，肯定是达不到他们的目的，而且，如果处分的人数太少，肯定对老百姓就缺乏威慑力量，所以对于吴德来说，抓反革命是越多越好，处理手段越残酷越好，毛泽东破口大骂的各种法西斯手段吴德们就是要用在逼供信中间去。　　

吴德作为五一六专案的高层负责人士，他非常清楚这个案子是彻头彻尾的冤案：“但到底有没有一个经过填表的严密的‘五一六’反革命组织，这却是清查过程中发生的疑案，恐怕是逼供信的产物。”“有一段时间，下边报上来的揭发数字天天往上涨。发现不对头了，哪有这么多的人，如果是反革命组织怎么能弄到那么多的人呢？张铁夫很怀疑，就向市委汇报。市委专门开了一次常委会，决定抓住一头，甩开一头。所谓抓住一头，就是抓住几个反革命案件，指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的几个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查事件、查人物。所谓甩开一头，就是不要追什么组织、什么表，一般的，没有罪行的，就不要去折腾人家了。这以后就集中力量，查事件、查罪行，逐渐搞了核实、定案。”“我们组织查了几个事件，是涉及到全国性的东西。一个是围困中南海，几十万人安营扎寨；一个是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个是午门大会，就是香港问题。这三个都是对着周总理的。在清查中发现他们有一句口号，叫做‘要揪一个永远健康以下的、保人保得最多的、揪出来让你吓一跳的人’，矛头所向清清楚楚。以后，我们在清查中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谁反总理，谁就是反革命’。我们清查的这几个事件，都涉及到他们反总理。围困中南海，他们就是想把总理轰出来，戚本禹就逼周总理搬出中南海。然后，他们冲进去，抓刘少奇，再嫁祸周总理，他们是这么个阴谋。火烧英国代办处也是这样，总理负责外事嘛。午门大会也是这样。查了这三件事，基本上查清。”看一看吴德的推理逻辑，就非常奇妙，明明知道不存在五一六组织，但是还要抓，组织不存在了，就继续按照“事件”去抓，围困中南海明明是针对刘少奇的，但是被他说成是针对周总理的，而且目的定位成要把周总理赶出中南海。不过有一点倒是很清楚，吴德清理五一六反革命的目的，就是要针对多数响应中央号召起来造反的群众的，按照吴德这种奇妙的推理，清查“事实”都找那些参与人数特别多的事件，清查五一六运动就不可能不扩大化和涉及到数十万人了，如果把吴德说的这三件事都作为反革命事件对待，北京的造反派多数都要落入吴德的“反革命搜捕”大网了。　　

吴德对于清查五一六的成就，还是很满意的，因为很难查到五大学生领袖有什么反总理的罪行，恰恰相反，他们造反多数时候都是总理亲自支持和指导的，例如为蒯大富平反、清华批判王光美大会都是总理亲自办理和批准的，但是吴德还是很有办法的人，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随着这几个事件查罪行，查到罪行联系到这些头头，解决事件的发动者和幕后操纵者。还有周景方从学部带来的一批夺权的人，他们来后把持了市里的几个主要口，比如建筑。这些人都是支持造反的。还有参加工代会的那几个造反派头头。就是通过这次清查，把‘五大领袖’拿下来的。把‘五大领袖’搞下来，批判、查清了他们的罪行，然后把他们下放去劳动改造。张铁夫他们写了材料、写了报告。我传达了毛主席对这几个人区别对待的意思：谭厚兰是不行了；韩爱晶是蒯大富的军师；聂元梓的问题牵涉到林彪的问题，没有查清，放一放；王大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以安排工作、给出路。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市又把这些人抓起来，批判了一下，批判的材料就是当年的那些，没有新的。”吴德领导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作用大得海了去了，小平同志拨乱反正期间，还继续运用他们当年清查时期的逼供信材料。　　

因为自己残害的老百姓数目太多，所以总是存在一个为自己开脱罪责的必要，大概也为了在政治上分化毛泽东和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造反的造反派，吴德轻飘飘把清查五一六的责任转嫁到毛泽东身上去了，他说清查五一六不仅有毛泽东的批示，而是还是江青和谢富治开了动员会的结果，似乎吴德先生多么真诚地执行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指示似的。根据吴德的回忆，周总理在落实毛泽东批示的时候，非常明确，就是针对外国语学院的情况提出三条具体意见。但吴德不是这样，毛泽东的批示本来是针对外国语学院、北师大等几个具体单位的，吴德先生接过这一“指示”之后，就进行广泛延伸，无限扩大，来落实自己的意愿，实现他的三大目标；等到毛泽东进行批评的时候，吴德先生又极端精明地大事化小了，甚至以“抓也抓不到”为依据，以没有事实为依据，拒绝制订具体的政策进行甄别落实，甚至连向上级写报告都免了。按照吴德自己的说法，他本人不是决策抓五一六分子的人，但是这个执行者是多么高明，真值得一切政客和阴谋家学习，以便提高“阳奉阴违”水平。对照一下周总理的执行方法与吴德先生执行方法的不同，可以看到吴德先生的高明和创意。　　

吴德对待毛泽东批评的手腕之高明，也是非同小可的：“我们商量说：抓　‘五一六’扩大化了，我们只好认这个账。现在就按毛主席的批示精神，落实政策，统统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给他们去掉。北京市有关‘五一六’的情况，张铁夫很清楚，毛主席的批示落实，以及摘帽子等工作都是他来负责的。为此，李震提出要向上写个报告，他写了一个。我提出‘五一六’抓也抓不到，怎么写呀？而且毛主席已批评了，就不要再写什么报告了。李震还想向下发个指示，说明政策界限等。我也不同意。我说毛主席指定我们成立联合办公小组，周总理找我谈话时，我就提出过应该有个政策，周总理当时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延安肃反时的九条方针说，就按这个原则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办。现在还想搞个政策界限，这没有必要，而且很难，没有查出‘五一六’有什么证据，你怎么能够提得出区别政策来呢？后来报告没有报，指示也没有发。”吴德在为自己开脱的同时，还时刻不忘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周总理也成为他推卸罪责的合理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