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20岁的朱梅华
二团七营三连位置图
孙向荣 2010-01-02
一、朱梅华雨夜离奇失踪
朱梅华,祖籍江苏泰兴,1953年2月出身在上海市普陀区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她父亲是上海华生电扇厂职工,母亲为上海国棉二厂的一名党员;朱梅华排行老大,下有俩个弟弟。1970年,17岁的朱梅华在上海市新会中学毕业时却逢知青上山下乡"一片红",即无论独生子女或家有困难,凡中学毕业生一律下乡安置。这年4月20日,朱梅华和84名69届初中同学一起下乡到云南西双版纳境内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七营三连。在她下乡后的第四年,即1974年4月2日晚,朱梅华在连队驻地单独上厕所时离奇失踪。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是1970年初在云南省农垦总局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隶属于昆明军区和地方政府的双重领导。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五万余名来自京、沪、川、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到位于西双版纳境内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原西双版纳农垦分局)。他们在中缅边境的沟谷雨林中毁林开荒,种植天然橡胶。当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大部分知青连队居住的是自己搭建的简陋草房,厕所均在室外。朱梅华下乡所在的连队坐落在景洪县大勐龙镇辖区内的小街附近,是1970年初新建的连队。该连有职工120余人,从湖南农村支边来的职工约15人;上海知青84人,重庆知青19人,北京知青5人。连队指导员蒋杉是个四十多岁的四川籍退伍兵,副指导员周萍(女)、连长董照同、副连长易延早均为湖南籍职工。七营三连建队四年后,土坯墙茅草顶的两幢营房内点上了忽明忽暗的电灯,但室外的厕所却无灯照明。当时的厕所是由土坯围成的1米多深的坑,土墙上架着类似草棚的屋顶;中间一道高出人头的隔墙,将其分为男厕和女厕。厕所东面距营房最近的一端约19米,距朱梅华寝室约86米。男厕所的入口面向连队,女厕所的入口朝着环境更加隐蔽的橡胶林和通往二团八营十三连的小路。除入口处外,厕所的四周长满了齐胸高的茅草,在女厕所入口处的深草丛中有一条不足半步宽的小道,顺小道沿厕所左侧下坡数米是通往二团八营十三连的泥路。厕所东北面20余米处是进入七营三连的另一条小路,向东约2公里,穿过曼凉散傣族村寨是大勐龙至景洪县城的公路,北上48公里可到县城景洪;788公里可抵省城昆明。三连向东距中缅边境的直线距离约16公里。
1974年4月2日,二十一岁的朱梅华同往常一样,下午收工洗完澡,吃完由同事帮她买的晚饭后穿着内衣睡裤就在寝室内休息。晚9:35左右她约同室的上海女知青刘桂花一起上厕所,刘说:"已经去过了"。于是朱梅华拿了火柴,在粉红色带小花点的确良衬衣上披了一件由紫红色劳动布翻做的无领无袋外套,下穿橡筋裤带的单薄花布睡裤,拖着一双黑色布鞋出门,走到隔壁寝室门口,喊上海女知青杨某一起去厕所,杨答:"已经去过"。朱梅华便一人前往。
那天夜晚,朱梅华上厕所时除连队二幢营房中间的篮球场兼晒场上,18岁的小李在学自行车外,厕所四周伸手不见五指,象一个无声无息的黑洞。十时许,漆黑的夜空飘起了小雨,小李停止了学车返回寝室。10:15左右雨下大了,同室的刘桂花见朱梅华还没回来,就在寝室门口喊道:"朱梅华……,"除了雨声,无人应答。刘以为朱梅华因为下雨可能在别人房间睡了,就关了门休息。4月3日早上,同寝室的知青见朱梅华没回房洗漱吃早饭,直到出工时仍不见她的人影,便报告了连队领导。于是全连停止了出工,在各寝室和驻地附近寻找。刘挂花在距厕所西南面约25米处通往八营十三连的泥路上发现了朱梅华昨晚独自上厕所时拖着的那双黑色布鞋。两鞋鞋面朝上,鞋头均朝着八营十三连方向,左鞋在前、右鞋在后,间隔距离90公分。刘桂花在返回连队途中遇到了上海知青唐本华,由唐本华保护现场,刘桂花回连报告。
除厕所边的那双黑色布鞋外,经清点朱梅华失踪时遗留在连队的物品有:毛料和的确良衣服11件、绒衣4件、高帮雨鞋一双、牛皮鞋一双、雨伞一把、旅行袋一只、钢笔一支、手电筒一只;现金40元和存在银行中未取的100元。除1973年朱梅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沪探亲时由父母为其购买的一只价值185元,秒针带红点的瑞士天克诺手表可能随手戴走外,其它物品没有缺少。
二、兵团组织了大规模搜寻
当时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正在开展学习贯彻党的"十大"精神,进一步落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路线。上海市派出的知青慰问团正在云南建设兵团慰问和了解知青下乡后的情况,因此朱梅华的失踪引起了从兵团到地方各级领导及有关方面的重视。
朱梅华失踪的第二天,即1974年4月3日中午,二团副政委李秀奇、副团长邹礼先、副参谋长李英顺和上海知青慰问团的负责同志赶到七营三连,并组织七营、八营的150余人四出寻找一天没有下落。当晚就将朱梅华失踪的消息电告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一平、云南建设兵团范副司令员(现役军人)、云南省知青安置办公室卢洪,同时报告了云南建设兵团一师师部和兵团保卫处,景洪县及西双版纳州公安局。
4月3日我陪同兵团保卫处副处长洪流,教导队队长郭长河(现役军人),一师保卫科副科长杨国荣(现役军人)、蒋泽权、赶至二团七营。
4月13日西双版纳州公安局局长王克忠率领州、县公安局与大勐龙派出所的地方干部来到二团。
5月6日云南省派出了由昆明军区军事法厅厅长赵培基(现役军人)、省公安厅徐洪仁、省高级法院严金明等组成的省委工作组,至此组成了由下至上,由兵团到地方各级领导、专职保卫工作人员和上海知青慰问团代表参加的联合专案组,对朱梅华失踪进行了历时五个月的集中调查工作。
为寻找失踪者或不幸遇难的尸体,兵团组织了历时三个月的大规模搜寻,出动人数累计2700余人次。从4月3日上午至4月7日,以七营三连为中心,在搜寻半径为7公里的范围内,二团组织了七营全营的14个连队和八营及营直机关共18个单位,出动924人次,进行了集中五天的突击搜山寻找。此后以七营为主体的搜寻工作延续了三个月,搜寻面积达一万多亩。期间4月19日七营教导员程载德带领营干部,组织大勐龙公社小街大队的社员10余人打捞了距七营三连北面1.5公里处的红堡水库。
联合专案组派出了以二团八营保卫干事杨兆升为组长的7人搜寻组,从4月15日至5月9日全力搜索了25天。期间搜寻组从距七营三连东面约2.5公里的曼咪寨附近,沿南阿河顺流而下,直至麻疯寨,沿河搜索约9公里。南阿河(俗称勐龙河)是大勐龙镇境内的主河道、河水湍急,由南向北流至麻疯寨附近折向东面,在中缅边境注入奔腾的澜沧江。
4月10日我受专案组的委托赶到景洪县城照相馆,连夜翻印了朱梅华的一寸照片百余张,分送车站、旅馆等有关部门请求协助查找。4月13日至15日整个西双版纳沉浸在七四年度的傣历泼水节期间,我与二团的保卫干部,手持朱梅华的像片,分头在大勐龙镇、曼飞龙、小街等节日集会点不断穿梭在欢乐的人群之中,逐一搜寻,但未发现朱梅华的身影。
5月19日,联合专案组从边防部队调来了军犬,让军犬闻了朱梅华的那双布鞋,想以军犬特殊的嗅觉来寻找线索。可惜事隔一月有余,且发案当天的4月2日晚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雨,嗅觉灵敏的军犬此时也失去了寻找线索的方向。
派往上海、江苏等地的外调组报告,走访了朱梅华的父母、亲戚和街坊邻里,没有她返回故里的消息。
云南省军区的侦察员提供的信息表明,朱梅华失踪期间,在大勐龙地区的中缅边境未发生非法越境事件。西双版纳州公安局派遣到勐宋、打洛、孟连、磨憨边境的眼线在搜寻后报告,没有发现形似朱梅华的女人。
除了搜山寻找、派人外调,为了获得与朱梅华失踪有关的线索,查清4月2日晚上和朱梅华失踪前后七营三连及周边地区人员的去向与活动情况,二团和联合专案组做了大量调查工作。据7月16日统计,专案工作人员对二团16个营的职工普遍定位三次,其中七营三连定位5次。对三连附近2公里范围内的曼凉散、曼景宰、红堡、曼养广、曼汤、曼张六个傣族村寨的成年男子500余人进行了定位调查。对3月25日至4月5日大勐龙境内的流动人员及二团外出人员作了调查定位。在七营三连周边地区的二营、三营、七营、八营、九营、十一营和附近的傣族村寨召开了数百次座谈、调查会。
然而历时五个月的全力搜寻和调查却未能找到朱梅华的踪影或不幸遇难的尸体,她象一缕青烟消失在西双版纳莽莽的热带雨林中,消失在中缅边境的红色土地上。
二团七营三连位置图
二团七营三连西望
七营三连原厕所位置
三、昔日男友成为重点嫌疑对象
朱梅华身高1.62米,体重110斤,身材较好,容貌秀丽,是个人见人爱的姑娘。据同一连队的上海女知青裴丽娟说:她性格活泼开朗,长着一双会说话的眼睛,能歌善舞。有时候在田埂头,在劳动之余她会唱《芦笙恋歌》、《卡秋沙》、《红莓花儿开》……,许多民歌情歌,她都会唱。朱梅华的同学喻家霖说:1973年间,她和上海女知青杨某用紫红色格子劳动布各自做了一件背心,直接穿在外面,考虑到朱梅华性格张扬,极受异性知青的追逐,时任排长的一位上海知青对她说:"你穿了这么好看干什么?你不能穿到外面来",说她是资产阶级思想。她回答说:"我穿出去,关你什么事"。在当时生活条件很艰苦,思想保守,文化生活枯燥的年代,有这样一个爱美爱时髦,能大胆地唱"靡靡之音"的女孩,许多男同志都喜欢她,所以性格外向的她朋友较多。有一次劳动休息时,她的同学以开玩笑的形式频频对朱梅华说了一些荤话,她当即开骂:"操你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朱梅华到兵团后表现一直较好,1973年下半年第一次返沪探亲时她格外恋家,流露出不想再回云南的念头。她对母亲说:"妈妈我不能走,这次回去我要没命的。"但作为一名五十年代初入党的老党员,她母亲要以身作则,不能因她女儿探亲逾期不归而拖上山下乡的后腿,谁知她女儿归队后不足半年便失踪。裴丽娟说:朱梅华失踪后,她妈妈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蛮好这次探亲回来不放她走的,并一直为此感到后悔和内疚。
朱梅华失踪引起人们的各种推测:私自跑回家乡,非法越境,情杀、奸杀,绑架等等众说纷纭。据当时分析,情杀或奸杀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在朱梅华失踪前与她交往密切的男友自然成为本案审查的嫌疑对象,上海知青祝明便是重点审查对象之一。
1953年生于上海的祝明是和朱梅华一起下乡到七营三连的同学。据反映,祝明平时和朱梅华来往较多,最近可能有些矛盾。案发当天,祝曾在朱梅华用的火柴盒上写过"火烧朱梅华"。4月2日晚,祝以还《大众菜谱》一书的名义到了朱梅华寝室,在她床前沉默了十来分钟后才离开。与朱梅华同室的刘桂花说,祝离开后大约一刻钟,朱梅华就外出上厕所并且失踪。当晚在连队球场上学骑自行车的小李说,那天晚上,在熄灯的广播(按兵团的作息时间表,晚9:30吹熄灯号)响过以后,她在球场北面的篮球架处看到祝从朱梅华的寝室出来,穿过球场进了东面一排营房的文书室,从文书室出来后,他沿着墙根向南面的文化室即厕所方向走去。不久,小李在球场上遇到了朝厕所方向去的朱梅华。李说:"朱梅华拖着方口布鞋,声音都能听到,下身穿着浅底色大白花睡裤。不一会儿天下雨了,我就把车推回家里,到家不久,就听到刘桂花在喊朱梅华,……"。
祝明和连队附近曼凉散寨子里的傣族波几囡关系密切。45岁的波曾因腐化堕落,被当地派出所拘留过,1972年又因盗窃七营二连的财物被判刑五年。波几囡交代,祝曾在1974年2月托他购买打胎药并谋划过偷盗七营三连养的猪,因波害怕而未实施。朱梅华失踪前曼凉散寨的部分村民因修水库临时住在工地,工地负责人岩温勇说,波几囡4月2日下午6时许请假离开工地回寨子,3日上午才返回工地,但他却一直否认,说4月2日至3日没离开过工地回曼凉散寨。
在连队与祝明同住一室的曹迪林说,4月2日晚9:30以后,10:00前,祝从外面回到寝室睡觉,此日凌晨一时许出过一次门,大约一刻钟,可能是外出解手。
据此,祝明和波几囡具有内外勾结作案的可能,成了本案重点嫌疑审查对象,分别被兵团和大勐龙派出所隔离审查。
裴丽娟说:祝起先被关在营部的一个大仓库里,后来他实在吃不消了,就上吊自杀,大概人快要死的时候是最难受的,他用脚踢了下窗门,被人发现后救了下来。
祝的同学黄裕茂说:祝自杀未遂后在团部医院治疗期间,我去病房看他时问道:"你真的想死啊!"他说:"真的,我实在受不了了"。他说,有一次看守人员在七分场场部大操场上打了4根木桩,将祝用绳索拉成"大"字曝晒太阳,只穿一条衬裤,祝口渴讨水喝,就用狗食盆盛水,也不松绑直接让他喝。最后祝已经是全身肌肉萎缩,并伤及到视觉神经,植物人一般,我刚进入病房时他一下子还认不出我来,大腿细得像一根甘蔗。
祝自杀未遂后,于1974年7月被转移到西双版纳州公安局拘留审查,关押在景洪县城的看守所里。据参与拘留审查的重庆知青阴良云回忆:看守所条件不好,阴暗潮湿,加上祝心思太重,心情郁结,身体状况不佳,患了严重的肌肉萎缩症。拘留审查了十个月,除一些重大疑点仍无法澄清外,对祝加害于朱梅华因查无实据,1975年5月公安局只好对他教育释放。
据上海知青曹迪林回忆:事隔多年后祝对他说起,是被打得实在吃不消了才上吊自杀的。押解他的是两个重庆知青,将捆绑他的绳索不小心遗留在室内,于是他找到了超脱的机会,想用绳索结束生命。他虽被人救起,但脖子上还是留下了一道永不褪色的紫黑色印痕。1979年祝明在知青大返城时回到了上海,不幸的是他得了胃癌,1995年去世时才42岁。当时他已离婚,陪伴他的是家里养的两只狼狗,祝临终前沒力气了,狼狗忠诚地叼起香烟给他,祝抽完烟后就死了。聪明的狼狗见主人去世,便跑到他姐姐家里报信。情景悲惨,催人泪下!祝过早地去世,与他当年所受到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有很大关系。
四、指导员蒋杉被拘留审查
正当案件的调查陷于绝境时,在朱梅华失踪两年后时任七营三连指导员的蒋杉因奸污其从四川来连队走亲的侄女被西双版纳州公安局拘捕。
蒋杉拘捕后接任三连队指导员的上海知青裴丽娟说:蒋当年40来岁,是个身强力壮,城府很深的四川籍退伍兵,后来他奸污小侄女被连队副指导员发现了,我们就开始怀疑到他。有一次在过完组织生活回去的路上,我无意中说到朱梅华的事情,他把我头颈一挟,我脑子里马上反应过来,这个姿势和我推测袭击朱梅华的姿势不是一模一样吗。
喻家霖说:他既然能奸污侄女,朱梅华长得那么漂亮,难道蒋不把她害死吗?1974年11月,东风农场(1974年底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撤消,恢复了农场建制)保卫科丁科长开了部吉普,带了把驳壳枪,以到团部去开会的名义把他从三连带走了。当时以蒋奸污侄女这件事为突破口来审查朱梅华的失踪,蒋先被关在团部,后来关进了景洪的看守所受到拘留审查。
黄裕茂说:"蒋杉平时的表现和色迷的眼神透露出他的两面性,他做过绝育手术,根本不用担心女知青怀孕,何况正值壮年。蒋无论当时的职务、体魄、人品,时间、政治气候以及对周边环境的熟悉程度都为其作案提供了可能"。
据参与审讯的阴良云回忆,蒋杉在看守所拘留期间供认了杀害朱梅华的经过,蒋交代说:"朱梅华请了探亲假,我以带东西为名把她骗到家里,那天我老婆去了二连要很晚才回来。我从里屋拿了20元给朱,托她从上海买一件的确凉衬衫。朱拿了钱就要走,她穿着睡衣,丰满的乳房,漂亮的身材,挡不住的诱惑。我一下拉住她要和她发生关系。她不肯并用上海话骂道'操侬娘,懒蛤蟆想吃天鹅肉!'。那时我失去了理智,又怕她讲出去,我双手紧紧抱着她往里屋拖,一下把她掀翻在地,全身压在她身上,一只手捂住她的嘴,一手按住她的头,没多久她就不动了。我见事情闹大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又死死掐住她的脖子,见她确实死了才松开。""朱梅华死后我把她埋在连队的猪圈里,我担心尸体腐烂发臭,就叫连队买了水泥,把几间猪圈的地面全都铺上了水泥。"
蒋杉交代后的第二天,一师保卫科长蒋泽权和阴良云等一行,火速赶到二团,会同二团保卫科的同志一起前往三连,挖地三尺把几间猪圈翻了个底朝天,结果连朱梅华的一根头发都没有发现。
回到州公安局再审蒋时,他改口说:"我没有办法,只好编造一套,交代了好过关。我没有杀朱梅华。"
因没有查获谋害朱梅华的直接证据,蒋仅因奸污其侄女一事被判刑七年。
至此,历时两年多的调查,朱梅华的失踪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后也没有发现新的线索,当地公安部门只得将它作为悬案登记备案。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再提及朱梅华的失踪。
2008年我回东风农场协助筹备建场五十年场庆期间得知,当年的办案人员大部份已经退休并离场回了老家,其中年岁高的已经过世。东风农场(一师二团)早已撤消了保卫科,现农场的治安已划归地方上管理,由景洪市大勐龙派出所负责。我问过几位派出所的在职民警,他们都没有听说过朱梅华失踪事件,看来只有封存在公安局里的那一叠叠发黄的卷宗和当年亲历者的记忆才能向人们诉说一个发生在昨天,但今天又不得不说的故事。
七营三连附近的曼凉散傣族村寨
上海电视台记者冯乔(中)与朱梅华家属及七营三连知青座谈
七营三连通往八营13连的小路
五、失踪引起的恐惧和不安全感
由于当时云南建设兵团欺负女知青的事件经常出现,知青缺乏自身保护而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也时有发生,在朱梅华失踪前后,正是兵团涉及知青的重大恶性事件多发期。
1972年5月,二团七营九连上海知青陆某(男,1971年来兵团)因恋爱问题,无法忍受连队的批斗与殴打,3日下午在寝室内用剪刀自杀。下午6:30送至团部医院时死亡。此日深夜,尸体被拖回七营埋于工程连菜地附近的山坡下。
1972年11月6日,二团十一营二连上海知青冯某(女,1970年4月来兵团)在来兵团后,第一次准备回沪探亲前夕去五营一连找同学,在五营附近趟水过勐龙河时不慎溺水。十五天后在距冯落水处下游10余公里的麻风寨附近,其腐烂变形,面目全非的尸体被路过河边的傣族老乡发现。在冯离开二连至尸体被发现的十五天内竟无人报告其失踪。
1973年4月1日,二团六营三连重庆知青江某(男,1971年4月来兵团)在殴斗中持刀行凶,致3名知青死亡。
1973年8月10日,二团四营四连上海知青徐某因重庆知青陈某向徐索讨其被连队扣发的14元工资(作为在6月份发生的殴斗中,陈打伤徐的医药补偿费)时持刀行凶,当场将陈刺死,并重伤知青胡某。
1973年11月4日,二团八营工程连副指导员,28岁的退伍军人李某,为追求来自大城市的女知青而喜新厌旧,将年仅23岁怀有身孕的妻子打昏后勒死。李作案后将尸体用绳索悬挂在连队的猪圈里,伪造他妻子自杀的现场。
1973年12月25日,在一师党委对云南兵团第一师连以上干部奸污迫害女知青的刑事处理决定中(仅这一次专题会议)就涉及到一团、二团、三团、四团、五团、六团、独立一营等九个团级单位的连级干部23人,营级干部3人,其中地方干部12人,现役军人干部14人。
正如云南省联合专案组组长赵培基厅长1974年7月19在总结朱梅华专案工作时所指出的"近期一师二团连续发生涉及知青的重大恶性事件,引起省委重视,立即派我们下来协助调查解决。朱梅华失踪事件仅为其中一例。"二团副政委李秀奇在总结会上说:在近期"批林批孔"运动中二团发生了好几起知青重大恶性事件,暴露了我们行政管理上的薄弱环节和干部队伍中的问题,要认真总结教训。"
1974年8月,云南省联合专案组撤离二团,对朱梅华失踪的集中调查随之告一段落。朱梅华失踪在知青群体中引起的极大震荡和恐惧在短期内却无法消除。8月10日,七营教导员程载德在向西双版纳州公安局局长王克忠汇报后续工作时说:"朱梅华失踪后,不仅女知青晚上不敢上厕所,就连男知青也怕得不敢去。现在知青探亲回家,逾期不归的特别多。他们的父母对子女的安全不放心,说知青到了兵团连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裴丽娟回忆说:那时知青个个害怕了,闹得人心慌慌,今天是朱梅华失踪,明天不知道会轮到谁。女知青不想再在兵团扎根下去了,纷纷自找门路离开兵团。1976年到1977年间,连队有一批女生,全部嫁到了上海市的郊县和苏浙一带。
喻家霖说:七营三连原有知青100多名,到了1977年大概只剩下50来个,其中男的40个,女的只有10个,男知青大部分是光棍。和朱梅华同住一间寝室的3名女知青全部嫁了出去了,她们都吓死了。
朱梅华失踪似乎是偶然事件,但偶然中却蕴含着必然。短短几年中大批知青来到云南兵团,仅西双版纳境内的第一师就有五万余人。由于兵团疏于管理,忽视安全教育、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未能及时跟上,因翻车、溺水、殴斗、自杀,医疗和工伤事故等原因引起的知青非正常死亡事件时有发生。当这群热情而天真的青年,高举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语录牌,呼喊着"要胶(橡胶)不要命"的口号在热带雨林中战天斗地时,很少有人想到如何照料和保护自己,其中很大一部分知青还是未成年的孩子。假如各级领导和有关方面对知青多一点关怀、多加强教育与管理,知青的基本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假如知青多一点自我保护意识,或许朱梅华失踪事件不会发生。然而,不该发生的事件还是发生了。朱梅华失踪不是一起孤立的偶然事件,它为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知青的生存状态做了个特别的注脚。
六、二十八年后寻访陶阿妈
2002年初,作家刘晓航为写一部真实记录云南知青大返城经历的长篇纪实文学《我们要回家》来上海采访,当他得知朱梅华失踪事件后欲将此素材写入他的作品。他返回武汉后给我来电说,有人将朱梅华失踪事件改编成一部通天大案的小说,称朱梅华的母亲是张春桥的亲戚,因而惊动了中央,到底有无此事,请我协助核实,顺便了解一下朱梅华失踪事件的最近情况。我翻阅了当年的工作笔记,在1974年4月11日的一页上找到了朱梅华下乡前的家庭地址:"上海市昌化路994弄A号B室。"2002年4月2日,在朱梅华失踪后的二十八年,我下班后去寻访朱梅华原上海的住所。
尽管从朱梅华失踪的第二天至1974年8月底,我以兵团第一师(西双版纳农垦分局)政治部保卫干事的身份参加了朱梅华失踪案的调查,除在其遗物中见过她的相片外,从未见过她,也未去过她父母的家。时隔二十八年或许朱家早已搬迁,特别是1993年以来上海大批旧式里弄被拆除,今天我想寻觅的地方可能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昌化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马路,其北端为苏州河,南接武定路;东西走向的普陀路东端与其相交,昌化路994弄就位于这两条马路相交的丁字路口。毗邻弄口北侧街面是具有西双版纳傣族装饰风格的傣家村大酒店。大门两侧悬挂着两块有"款款傣家美食,天天傣家歌舞"的牌子。由此朝北数百米便是苏州河,隔岸相望是新建成的中远两湾城。它原是上海市普陀区著名的"二湾一弄"棚户区之一的谭子湾。994弄西面普陀路两侧许多旧房已拆除,现为高档住宅的建筑工地。仅丁字路口还残留着旧城区的痕迹。我走近昌化路994弄口找到了兰底白字的弄牌,上面的牌号为昌化路994弄1-17号,没有我要找的A号。弄内北侧恰好是公用电话间。我便上去问道:"此弄有无A号?"。守电话的中年妇女回答:"没有"。问:"弄内有否叫朱伯伯的住户?"。答:"早已去世"。问:"有无陶阿妈?"。答:"住弄内A号B室",提问终于有了答案。
这是数幢东西走向的老式公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叶由二层翻建为六层,门牌号因此作了变动。这里的居民大多为国棉二厂及国棉二十二厂(解放前的申新九厂)职工。昌化路994弄又叫"正红里",以纪念在上海"五卅"运动中牺牲的革命烈士顾正红而得名。
A号恰好与傣家村大酒店一墙之隔,为北朝苏州河的第一幢公房,我拾级而上,找到了B室。B室敞开着朝北的大门和灶间的窗户,透过窗户的栏杆,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妈正在炒菜。我问道:"阿姨,陶阿妈是否在此居住?"。老人放下手中的菜勺,用疑惑的眼神凝视我片刻后反问:"侬寻伊做啥?"。我说:"我来看望她,近来身体可好?"。她说:"我怎么不认得侬!"。我说:"我是伊女儿下乡时一个东风农场的知青,曾经参加过伊女儿失踪的调查,侬是伊娘吧"。从她对我提问的间接回答中我已断定,眼前这位身高约1.58m,衣着简朴,留着短发的老人就是朱梅华的母亲陶阿妈了。她脸上深深的皱纹和忧伤的眼神告诉我,女儿的失踪给这位母亲所造成的巨大悲痛和几十年来心灵上的创伤。
1974年9月,因去武汉上大学,我离开了云南。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十余年,1991年才调回上海,此间从未得到过有关朱梅华的消息。今天当我来到朱梅华母亲陶阿妈面前时,一段封存了整整二十八年的往事,一幕幕日夜企盼女儿回归的场景,触动了这位慈母的心。
陶阿妈告诉我:"当里弄居委干部前来通知我们朱梅华失踪时,我丈夫当即昏倒在地。我俩于1974年4月23日在普陀区知青办和国棉二厂及华生电扇厂单位代表的陪同下赶到七营三连。因一时不能查明女儿的下落,一个月后便返回上海。离开云南时,我们除了要求兵团组织上对我女儿的失踪有个明确的交待外,没有其它要求。"
"回沪后我丈夫一直埋怨我将他最疼爱的独生女儿送往云南。我只能对丈夫说,1970年知青上山下乡一片红,我是党员,不能不带头送女儿下乡。自从女儿失踪后,她父亲日思夜想,连做梦都在呼唤朱梅华的名字。1988年,61岁的他终于带着一颗追寻女儿踪迹的慈爱之心遗憾地离开了人间。"
"现在改革开放已二十年了,假设女儿跑到了缅甸,也该有思乡寻母的消息。看到与女儿同去的孩子都回到了父母身边,我女儿却如西去的黄鹤毫无音讯,想起来就心如刀割。至今云南兵团对我女儿的失踪没有一个说法,今天难得还有知青朋友前来关心、看望我。"
当我问起:"您家和张春桥是否有亲戚关系,后来与云南有关方面联系过吗?"。陶阿妈说:"与张春桥是亲戚,那纯属谣言!开始我们写信联系过,但一直没有回音。后来时间一长,我们都麻木了。现在事隔二十八年也不知道该去找谁。"
此刻陶阿妈显得十分无奈、无助和忧伤。为了不使老人过分悲伤,我安慰了一番便告别了朱梅华的母亲。
离开陶阿妈家,走出昌化路994弄,已是傣家村大酒店华灯初上时分。在"泼水节期间消费者优惠"的横幅下,身穿傣族族服饰的迎宾小姐正在门口接待前来的宾客。大堂内又在表演西双版纳的傣家歌舞。在芒锣和象脚鼓的伴奏下,葫芦丝吹奏的傣家乐曲悠扬地飘荡在夜空。傣家村大酒店内的"天天傣家歌舞"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陶阿妈的心,将她的思绪带往遥远的西双版纳,带往她女儿神秘失踪的那片土地。
七、一片被曾被遗漏的沼泽
2008年10月,在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四十周年即将来临之机,作家刘晓航的长篇纪实文学《我们要回家》出版了,该书以较长的篇幅详实地记载了朱梅华失踪事件。2008年12月,上海电视台记实频道《往事》栏目,分三集播出了反映当年云南知青大返城经历的《我要回家》,《争取回家》,《终于回家》。2009年2月该栏目又以《西双版纳女知青失踪之谜》为题,以节目主持人电视采访为主,辅以图片等影视资料,分上下两集向观众介绍了朱梅华失踪始末。
现在上海电视台工作的曹迪林说:"朱梅华失踪在云南东风农场乃至上海地区可说是影响极大,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在拍完了云南知青大返城之后,接着就拍摄了《上海女知青西双版纳失踪之谜》。接受电视台采访的三位上海知青分别是1976年起接任朱梅华下乡所在连队指导员的裴丽娟,曾与朱梅华一起下乡的同学喻家霖及当年专案组成员,一师政治部保卫干事孙向荣。事后听说,采访时电视台演播室内几乎所有的在场工作人员都克制不住激动的情绪,现场一片哭声。他们接受完釆访后,在摄影棚里静坐了好长时间,等情绪稳定后才走出来的。"
"2月2日和3日晚上,我守候在电视机旁,完整地看完了纪实频道的这组节目,想起当年荳蔻年华时失踪的朱梅华,就像久愈的创口突然迸裂一样,久违的泪水突眶而出,那种痛楚让我几天都无法安睡。我想对朱梅华说,如果你能再坚持5年,会像大家一样,你也回家了……。"
节目的播出在社会上,在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的知青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原七营三连的上海知青聚在一起议论纷纷,再次把怀疑的目光聚焦在原七营三连队指导员蒋杉身上,提出了新的疑点。
朱梅华失踪后尽管兵团组织了大规模的搜寻,但遗漏了连队附近的一片沼泽地。
裴丽娟说:当时沼泽地没有寻找,因为大家不敢去。蒋杉对我们说,如果沼泽地下去,一匹马一匹牛陷进去都不会有一点痕迹。我们那时还小,很单纯,不会把这片沼泽地和朱梅华失踪联系在一起。喻家霖说:1970年4月29日,我们从上海来到连队后第一天上班,就到沼泽地捡木柴,蒋杉在边上说,你们不要乱走,看见有草的地方才可以踩下去,有水塘的你们不要踩,有草的地方说明底下不会陷进去。按知青的推测,这片搜寻时曾被遗漏的沼泽地极有可能陷进一个年轻的生命。
朱梅华失踪那天晚上蒋杉行迹诡秘可疑。
据黄裕茂回忆:1974年4月2日,蒋杉的老婆带着儿子去了二连走亲戚,晚上返回三连时见蒋在家,但半夜起床外出,回家时肩上扛着一把锄头,脚上沾了许多烂泥,这些情况都是蒋的老婆在1976年6月蒋被拘捕后交代的。他老婆告发了蒋奸淫其侄女,并气愤地说:"我家老蒋不是人,连自己的侄女也要搞"。
知青说,当年调查朱梅华失踪,在连队人员的定位排查中,蒋的活动是他自己所写,没有人去核实,因他是连队领导又是专案组成员,当时不可能怀疑到他。现在看来他不仅具备作案动机和时间,而且案发当晚的行迹诡秘可疑。
蒋对连队周遍的环境、气候特征和知青的活动规律特别熟悉。
在原七营三连蒋杉的住房位于球场的东北侧,有一间临窗摆放着写字桌,窗户正好对着上面一排(球场西侧)朱梅华居的宿舍,从窗户的缝隙中即可清楚地可窥视到上面一排营房知青们的动静,包括发案那天夜里朱梅华出门去厕所的走向,听到朱梅华呼唤女知青一同如厕的声音……。
1974年4月3日,发现朱梅华失踪的当天上午,知青都急不可耐,可是蒋杉却神态悠然地蹲在自家门口抽着水烟筒,指着八营十三连小路即七营三连厕所方向让知青去查看,结果刘桂花在小路上发现了朱梅华的那双布鞋。知青推断,厕所边泥路上的那双布鞋不是作案的第一现场,而是疑犯用障眼法伪造的现场。
前几年,裴丽娟回访农场时遇到了已经刑满释放的蒋杉。她说:蒋把我叫到他家里,一人勺了一杯白酒,就是苞谷酒,他把我手挟起来,一人一杯喝下去。我一直感觉我俩有点心照不宣,因为他在农场被批斗的时候,我当面对他说,朱梅华肯定是你弄死的,我说你那次是怎么挟我的。他朝我看看,不说话。我想,他如果还有一点良心的话应该会说出来。我第一次看到他哭了,他一边敬酒一边哭,一直不停地哭,给我的感觉是想让我放过他。连队的老职工在边上劝我说,蒋杉现在老了,和我们的关系也不错,小裴算了,放了他吧!于是我就没再追问,可是我的心里一直不肯放,也许现年70多岁的蒋杉铁口不开,朱梅华的去向,可能永远是个谜,所以回上海后我心情一直很难过。
八、母亲仍企盼着女儿的归来
自2002年4月我在上海市昌化路找到了朱梅华的母亲后,每年中秋来临之际都要去看望她,在千家万户亲人团聚的传统佳节里给她送去一份安慰。近几年来,因老人住所搬迁便失去了联系。正当我为此事发愁时,2009年2月底,朱梅华的弟弟朱林拨通了我的手机,约我见面。2月28日星期六下午,我俩在灵石路的一家茶室里谈了很久。
朱说:2月初上海电视台播出朱梅华失踪的节目时,我们没有让母亲看,也不想让她知道,因她今年八十多岁了,怕老人过分悲伤而发生意外。但节目的播出在街坊邻里中反响很大,有时我母亲到搬迁前的正红里走动,便有所耳闻。她以为女儿失踪有了新的消息,要我一定找您了解情况,于是我按七年前您留给我母亲的那张名片上的号码拨通了您的手机。不知电视台播出该节目的含义是什么。
我说:据我个人理解,上海电视台播出该节目至少有三方面的意义。首先,在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来临之际,为了铭记和反思这段不该忘却的历史,以史为鉴,避免今后再发生这样不该发生的事件。其二,电视台通过对当事人的采访,首次以影视资料的形式记录了朱梅华失踪事件。有人以道听途说得来的消息和主观想象将朱梅华失踪事件编成荒诞离奇的故事流传于社会,我们真实地记录朱梅华失踪事件,为了以正视听,更是对知青,对历史的尊重。第三,它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电视这一广为传播的媒介向社会发了一则新的寻人启事。它呼吁社会各界继续提供有关朱梅华下落的线索;热切地希望对陶阿妈多一份关切,愿老人在有生之年能盼来女儿失踪迷案终于烟消云散,水落石出的那一天。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也是在节目的制作过程中我多次向编导强调的。
朱说:是否以此为锲机再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继续调查朱梅华的下落,以了却我母亲和家属的心愿。当年我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对姐姐失踪的具体情况不甚了解,现母亲年岁已高,她委托我出面与知青联系,想取得您们的帮助。
我说:2002年5月,受您母亲的委托,我曾向云南省公安部门及农垦系统等单位发过书面联系函和相关资料,但挂号信寄出后既没有退回,也不见回信。客观地讲,当年为调查和寻找朱梅华的下落,当地公安部门及农场等单位竭尽全力做了大量工作,现要重新审理35年前的这起悬案确有很大难度,对此我们应该表示理解。不过电视节目播出后或许会有新的线索,原七营三连的知青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疑点,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不要放过。
事后,我将陶阿妈的心愿转告给原七营三连的上海知青,得到了他们热心的帮助。由裴丽娟、喻家霖、黄裕茂、曹迪林代表原三连的上海知青向朱林提供了《朱梅华失踪案当年排查疑点的缺失》等书面材料。
2009年5月,朱林受母亲的委托,以陶阿妈的名义再次向有关单位发出了书面信函,请求云南省及西双版纳州公安局:"对原七营三连上海知青提出的新疑点给予足够的重视,进行必要的排查和落实;对原七营三连附近的沼泽地进行挖掘,以搜寻朱梅华不幸遇难的尸骨和遗物;妥善保存朱梅华失踪的专案材料并对该案的疑点和线索作一次梳理;请继续关注朱梅华失踪事件,结合某些悬案的侦破,扩大新的线索;请在我有生之年就我女儿的失踪给个说法,以了却我和我们家属的心愿。"
二个月后,朱林终于收到了来自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公安局2009年6月29日的信访回执。来函称:关于要求查找朱梅华失踪的来函收悉,"我单位已于2009年6月26日受理,……"。
得知陶阿妈几十年来的信访第一次有了回复,所有关注朱梅华失踪事件的知青都格外高兴,翘首以待西双版纳吉祥的孔雀能给陶阿妈带来欣慰的消息。他们说,朱梅华失踪35年了,如果仅靠陶妈妈和朱梅华的弟弟望眼欲穿地等待一直没有回复的诉求,我们深感无奈和悲愤。作为朱梅华的同学和战友,我们恳请沪、滇两地的政府和有关部门继续关注朱梅华失踪一案。如果在原七营三连附近的沼泽地里能寻找到朱梅华的尸骨,即使查不出真凶,也可将朱梅华失踪划上一个不圆满的句号,在当年她下乡并且失踪的西双版纳东风农场龙泉公墓给她立一块墓碑,给朱梅华的家属有个交代,以宽慰陶阿妈和知青的心愿。
"我们要回家,这是千千万万个愁肠百结的母亲们对儿女悲痛的呼唤!"。朱梅华,您在哪里,您听到母亲和知青战友们愁肠百结的呼唤了吗?年迈的母亲仍在企盼着您的归来,哪怕是您不瞑的冤魂!
参考文献:
1、阴良云:《再说一桩未解谜案》2005.12.《勐龙记忆》
2、刘晓航:《我们要回家》2008.10
3、裴丽娟、喻家霖、黄裕茂、曹迪林:《朱梅华失踪案当年排查疑点的缺失》2009.5.
4、曹迪林:《朱梅华失踪案之后续篇》2009.10.
5、冯乔(上海电视台记者):《西双版纳女知青失踪之谜》2009.12.4.《联合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