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 怀念五十年前的“五一九”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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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从一位朋友那里借到一本北京大学经济系在1957年8月编印的《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接着，又有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了1998年重印的收有大量当年右派文章的《原上草》，另一位朋友发来一些有关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的文章。读罢这些言论和文章，不禁感慨万千。　　1957年5月19日傍晚，在北大大饭厅的东墙上出现了一张署名为“历史系一群团员和青年”的大字报，质问北大校团委，北大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是怎样产生的，是谁选举了他们？哲学系学生龙英华则贴出一张小字报《一个大胆的建议》，主张将大饭厅东墙辟为“民主园地”。接着，张景中、杨路、陈奉孝、钱如平等四人贴出大字报，提出开辟自由论坛等五点建议。这两张大字报和一张小字报，点燃了北大民主运动的火炬。当天夜里，许多宿舍灯火通明，学生们在讨论，在争辩，有的在写大字报。据统计，到第二天下午5点20分，校园里张贴的大字报，已有162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张元勋、沈泽宜的长诗《是时候了》，和谭天荣的《一株毒草》。前者充满了感性的鼓吹，后者则偏重于理性的思考。《是时候了》宣称：“我的诗/是一支火炬”，“它的火种来自——五四！！”“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热烈的诗歌，搅动着青年学子的激情。《一株毒草》则公然批评中共中央的理论宣言《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再论》把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根源归之于“人们的思想情况”，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谭天荣在这篇大字报里还傲慢地斥责报刊编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无知，对辩证法的一窍不通，他们的形而上学的脑袋中装着的无限愚蠢，就是一道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
　　遍布于北大校园的大字报小字报，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内容包括了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最突出饿，则是对于民主自由的强烈呼求。5月19日的第一张大字报抗议剥夺广大团员的民主权利，小字报要求设立“民主园地”，第二张大字报则提出“开辟民主论坛，确保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五一九运动”的第一天就显著地反映出它的主题和主流是民主自由，这不是偶然的。它正是北大自“五四”以来的民主传统的继承与发扬。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构成了“五一九运动”的主旋律。谭天荣在《几句人情话》一文里最后高呼“自由、民主、理性万岁”，就体现了运动的最强音。沈泽宜、张元勋在他们的另一首诗《人之歌》里唱道：“民主自由——目的/ 母亲生下我给我的权利 / 我决不愿意牺牲丝毫 / 除非为了祖国的利益！”物理系三年级燕豚符在她的大字报《怎么办？对这次运动及其前途的看法》里，开宗明义就说：“光荣的北大学生，确实不愧为”五四“父兄的继承人，我们再次举起了民主自由和真理的旗帜战斗。”叶于生的大字报从理论上说明：民主“是人类精神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王存心则在《利己主义原理》里指出：“是否民主，是衡量一个社会制度好还是不好的标准。”刘奇第表示：“任何人都不能也不配恩赐人民以民主，民主是人民自己的。”生物系四年级蒋兴仁也在大字报里说：“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本身没有阶级性，所以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区别”。他还尖锐地指出：“美国英国有充分的讨论竞争，有辩论和不信任票，是真民主；我国由党领导一切事务，先已决定，不许反对，没有竞争，是假民主。”
　　很多大字报在分析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时，明确肯定：不民主的制度是产生“三害”的根源。物理系四年级岑超南的大字报说：“斯大林的错误，波匈事件，我国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吗？不，都是一个根源：不民主。”“要真正整风，首先要把不民主的制度一扫空！”化学系三年级张锡锟在《三害根源》里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在制度上，”就是“不民主的统治方法”，“愚民政策”，“在形式上可与日本武士道、希特勒统治相比。”叶于生一针见血地点出：“法制不健全不严肃，民主权利没有可靠的保障，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产生的温床。”蒋兴仁更是直指共产党是“宗派主义的鼻祖，官僚主义的根基”。燕豚符在《怎么办？》里要求“大力宣扬民主、自由、人道，并且从法律上、组织制度上确保人民的民主权利”。
　　在大字报所造成的沸腾的激情推动下，谭天荣、张元勋等成立了“百花社”。他们派人到清华、人大、北师大等校联系，建立“百花分社”；到市委请愿，到《人民日报》社抗议，责问他们为什么不报道北大整风鸣放的消息；他们还抄写、油印大字报上的文章，寄往各地，把民主之火燃向全国。“百花社”出版了自己的刊物《广场》，其中汇集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文章，除《是时候了》、《一株毒草》外，还有刘奇第的《白毛女伸冤》，严仲强的《自由主义者宣言》，顾文选的《我的遭遇》，燕遯符的《怎么办——对这次运动及其前途的看法》，以及林希翎的讲演，等等。这唯一的一期《广场》，集中地反映了“五一九运动”的思想风貌和民主取向。
　　除了大字报外，校园里随处可见不同意见的辩论。有人从饭厅里拉出两张桌子，辩论双方分别站在一张桌子上，辩驳对方的观点，各抒己见，各不相让。在短短的几天里，北大校园弥漫着由大字报和大辩论所创造的民主自由的气氛。发轫于“五一九”的学生民主运动，开辟了后来被称为“四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先河。
　　有些文章记录了发生在大辩论高潮的两幕场景。这两场大辩论和5月19日的大字报、“百花社”的成立，《广场》的刊印，都是“五一九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22日晚上，在十六斋东门外的马路上，围绕着大字报，特别是《是时候了》，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有的人指斥“大字报中的右倾言论是反革命煽动”，有的人责问“是什么时候了？是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了吗？”中文系女生林昭登上饭桌，驳斥那些上纲上线的无理批判，并且坦然地说：“我料到了一旦说话，也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黑暗中有人大声吼叫：“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林昭反问：“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严厉的质问把那人镇住了。林昭接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上‘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有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双木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在听众的惊愕里，她稍停片刻，又说：“告诉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
　　林昭的这场演说是“五一九运动”中的一个出色的高潮。它的典型意义不在于林昭的刀在头上也无所畏惧的慷慨激昂的宣示（这几乎成了她后来坚持真理、英勇就义的谶语），因为这不是当时受难者的普遍现象。在这一点上，她是民主运动的典范，却不是典型。她的典型意义在于她那坦露心迹的表白：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那个特殊的岁月里，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在面对党政机关背情逆理地违反民意、侵犯民众利益的时候，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产生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所谓组织性，指的当然是对共产党和政府的信任。这个积压了几年的矛盾，终于在1957年初夏那个大鸣大放的环境里爆发出来。这个矛盾的尖锐性和不可相容性，迫使人们只能在两者择一中作出自己的抉择。最后，良心战胜组织性的人成了右派；组织性战胜良心的人则成了运动积极分子；一些依违于两者之间的人，最终也不得不选择服从组织性而成为“反右”的群众基础。这种良心屈服于组织性的格局，成为所有政治运动的普遍规律，成为知识分子道德堕落的通道，通向精神毁灭的奈何桥。
　　另一场大辩论发生在23日。当天法律系举行辩论会，邀请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来参加。林希翎就当时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如肃反问题、胡风问题、斯大林问题、共产党整风和三害、真假社会主义等等，作了极具煽动性的讲话。如说：“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加给他反革命罪名的根据是很荒谬的”，“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我国也是肃反扩大化”，“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在她讲话的时候，有人鼓掌，也有人轰她，有的人递条子要求制止她发言。几乎每次讲话告一段落，都有掌声和嘘声随之而起。有人甚至高呼：“把她拉下来，不许她煽动！”但林希翎依然神态自若，侃侃而谈。她说：“我既然到这里来，就是冒着危险的，坐牢也没有关系。”
　　27日，林希翎又受邀来到北大，就个人崇拜、南斯拉夫问题、胡风问题、人民内部矛盾、统治阶级的共同性和局限性等等问题，再次做了讲演。
　　林希翎在北大的两次讲话和在她本校人民大学的多次讲演，其意义不仅在于出语形式的挑战性和煽动性，更在于批判内容的广泛性和深刻性。林希翎的典型意义，在于她的几次讲话都对专制制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批判：它的广泛性在于她所论及的观点，涉及专制制度的一些最具根本意义的问题，涉及所谓社会主义的“死穴”。反右运动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么集中而全面的“右派言论”。可以说，林希翎是“右派言论”的集大成者，也是知识分子的民主要求的集大成者。她虽然不是北大学生，却也是“五一九运动”的一个出色参与者。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随着反右派的号令，党政工团一齐出动，于是形势急转直下，处于中间状态的学生迅速向权力靠拢。民主力量的骨干分子则被迫进行最后的抗争。谭天荣在《对目前形势的看法》里指责说：“6月8日以来，《人民日报》社论煽起人们最卑劣的情感。”在《救救心灵》和一封公开信里，他宣称“我将逆流前进，不退一尺一寸”，“对于我，除了火与剑的搏斗，在生活中我并不要求什么。”在另一张大字报《第四株毒草》里，他高傲地宣告：“啊！右派分子——人类的傲骨。”显示了他的顽强不屈的精神。陈奉孝在7月5日写出大字报《如此伎俩》，揭露保守派“不惜采取造谣诽谤、破坏别人名誉、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等卑鄙的手段来打击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以期达到威吓和欺骗群众的目的。”严仲强在7月3日写的大字报《压制不了的呼声》里说：“污蔑、谩骂、恐吓只能引起我卑鄙的微笑，即使最无人道的群众性孤立，我也满不在乎，为了真理、人道、民主、自由，我可以牺牲一切。”钱如平也表示：“头可断，血可流，真理决不能丢。”但是，面对泰山压顶一般的政治打击，他们毕竟已经势孤力单，，最后还是逃脱不了被残酷镇压的命运。“五一九运动”终于划上悲壮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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