猢狲子蜀中建公社？——由《红土地》引发的思考

tuffy05 · 发表于 2010-9-11 19:14:10

猢狲子是独立撰稿人。详细介绍请见此链接。

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实行的“人民公社”制度曾使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斯蒂芬•恩迪卡特（Stephen Endicott）所著的《红土地：一个四川村庄中的革命》（Red Earth: Revolution in a Sichuan Village）则是为数不多的用有趣的笔触对此制度进行详细记录和描写的一本村庄研究。因此，这本书为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学生，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甚至为那些关心如何创造一个更美好的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行动家都提供了深刻的见解。虽然不少人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不公正和不可持续，但还是认为不可能有除此之外的第二种选择；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美好的理想而不可能成为现实”，并且说中国就是一个共产主义失败的例子。然而《红土地》却指出：尽管中国从未是（且从未自称为）共产主义社会，但是中国所进行的一些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尝试即使是在很不尽人意的情况下也是取得了成效的；而且并不是因为共产主义本质上的不可行性导致了它们被抛弃。1
关于这本经典著作的不少书评已经得以发表，其中一篇在网上就能免费浏览到。2以下我将从书中关于公社时期的部分入手，回顾中国农村“人民公社”的经验，并思考其对现在各种反资本主义者所提供的启示。首先，我将对恩迪卡特的分析进行简要的概述。
恩迪卡特的视角
斯蒂芬•恩迪卡特出生于30年代上海的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家庭，随后在四川成长了十三年。他属于如韩丁、柯鲁克夫妇、米达尔等西方观察者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基本）持肯定态度的研究传统。 {…} 恩迪卡特在《红土地》一书中，除了引用官方记录中的信息以及呈现于27张图表中的大量数据外，还和韩丁的经典著作《翻身》和《深翻》一样，全书都十分接近于对当地村民和干部进行的采访内容（直接引用的句子大概占书中叙述部分的四分之一）。恩迪卡特则在书的结语中对内容进行了分析。他回顾了在1980年到1988年期间，几次探访马高桥村所观察到的村里四十多年来的变化。在1980年，他写道，
[blockquote]村民在生产队下的小组里一起耕作；他们对自己取得的有形成果，如合作卫生所、学校、电气化的粮食加工厂、拖拉机、家家户户旁边的沼气池等相当自豪。很显然，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时期，生产力取得了质的提高，十分成功地将剩余劳动力转变成为经济增长的资本。虽然公路、铁路、水渠、水库、鱼塘、开垦的荒地、新果园、平整的田地等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绩效并没有记录在帐薄中，从统计的角度说，它们不曾存在过，但是它们确确实实在那里，人人都能看到。（211）
[/blockquote]不过，虽然马高桥村有了这么多的发展，“从住房和消费产品方面来看，个人的生活水平在40年中并没有显著的变化”（212）。让人惊讶的是，“人们似乎都理解这是他们在帝国主义势力威胁的条件下为中国的工业化作出贡献的一种代价”（212）。同时，恩迪卡特也注意到人们的健康水平和平均寿命取得巨大提高，还有在“社会主义价值观”替代“旧思想、旧行为”方面有了一些进步，而这方面的进步“已经足够成为推动平等，社会正义，妇女解放的持续动力”（211）。在此我想顺便指出恩迪卡特低估了后面的三点——这应该是共产主义的中心目标——在关于生产力发展的论述之后单独列为一段，似乎是把它们归类到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而次于马高桥村“经济基础”的变化。3
恩迪卡特1983年再次回到马高桥村的时候，那里已经分田到户（即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了，其他的集体财产也被拍卖，给了比较有钱或者与干部关系搞得比较好的村民们，村子不再向贫穷和缺乏劳动力的家庭提供粮食或其他生活必需品，党和国家帮助村子里三分之一最成功的家庭投资市场为导向的企业，比较穷的村民则为这些企业打工，贫富差距日益增大（212-213）。但在1986年，恩迪卡特却观察到，在村民当中存在的对于个体企业思潮（entrepreneurialism）的幻灭，以及各级党政机关对于集体企业理念的重新关注，当年县政府所有的贷款都是用于合作和集体企业（213）。到了1988年3月的时候，马高桥村“重新组织成一个由七个小的合作社组成的合作联社”。农户继续承包土地的使用权，但是现在每年都要更新一次合同，除非农户可以尽到对合作社的义务（包括完成某些作物的征购），而且合作社要“重新建立他们的公积金，用来做资本投资并为成员生产活动的前期、中期和后期提供服务——改良过的种子、信用、技术信息、机械、销售和运输的设备（218-229）。这个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因干旱带来的农民间的殊死争斗，之后，洪水又冲垮了24间房屋，70个家庭需要依靠政府的救济生存。当地干部把这些灾难归结于集体机构解体和农户间竞争愈演愈烈。正如大队队长王道全所说：“应该为公共福利所作的事情无人问津，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的事忙碌”（218）。
恩迪卡特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领导人始终“设法去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早期遗留下来的两个历史问题：如何增加农业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从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改良一种趋向退化到官僚命令主义的领导作风”（214-215）。以下我试图论证前一个问题——或者说是为了提高产量的自上而下的压力——是导致后一个问题的关键因素。恩迪卡特没有将两者联系起来，而似乎将邓小平主义对个人激励机制的强调视作理所当然，并声称集体劳动制度“浪费了劳动力，导致了徇私，为干部所滥用，越来越为村民们所不满”（215）。至于“命令主义”，恩迪卡特只给出一些其他人的理论，其中对于起因的见解（中国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协会）就给出“封建残余思想”（216）。所有的解决方法都将对提高生产力的需要视为理所当然，但还有一个可以理解为社会福利和平等比生产力更重要的暗示：“许多人担心由自由市场和独立合作社所带来的‘治疗’也许会比社会主义集体带来的‘弊病’更糟糕”（217）。
该书以一个乐观的结论收尾“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争斗中，重心又转到较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219），但同时还保留着一种恐惧，即“一个新的富农阶级”也许会战胜“集体利益”（220）。这把富农视作是对中国村社及其较穷的成员的主要威胁力量，同时还把问题的构架定义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斗争”，这两点都指向公社制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所共有的在理解公社方面的理论混乱。我以下尝试消除这种混乱，将恩迪卡特关于马高桥村的一些研究记录和其他相关的资料加以结合利用，指出中国农村“人民公社”中所存在的共产主义因素，对其失败的原因提出另外一种解释；并且，在关于如何创造出替代现有资本主义的更好方案这一问题上，通过提供公社的正面和反面启示，来使其得以“救赎”。
1958-1961：大跃进和两路口公社的形成
我选择了最具争议的部分作为开端，同时这部分也是历史意义上的开端。恩迪卡特对于大跃进的记录一开始就突出了1957年国际局势的恶化与大跃进对什邡县两路口乡农民的影响之间的具体联系。在粮食站——以前的火神庙——农民把他们的粮食挑过来卖给政府（当时的垄断买主），在过去会贴有关于天气和运气的传统对联的位置，共产党在那里写了如下的标语：“看五大洲反帝运动不断高涨——帝国主义势力正在日益衰亡”。恩迪卡特评论道
[blockquote]把这个看不见但令人振奋的外部革命世界和农民的粮食联系在一起的是标语中间的毛主席像。通过地方的广播系统，每个人都对毛主席的话耳熟能详……： “等到我们能生产出三千万吨钢……当我们实现了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勇气去和美国谈判”。（44）
[/blockquote]恩迪卡特提醒我们，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和美国有了一段短暂的缓和关系之后，中国高层的领导人们有了些许安全感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里能够修改国家预算，减少军队的规模，把财政支出的重心由发展军事和重工业转移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部分是通过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将发展国际贸易做为新的资本来源（之前美国对华禁运阻碍了中国与多国发展贸易）。不幸的是，“1957年美国对华政策突然变得强硬使中国的领导人陷入短暂的慌乱中，计划告吹”（45）。冷战分子诸如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美国国会得势，又开始了他们的武力恫吓。“从1953年到1958年美国曾经有七次用核打击威胁中国：在朝鲜战争、印度支那半岛以及台湾海峡诸岛的危机中”（45）。五角大楼在台湾安置了具有核能力的巡航导弹，并且在中国沿海许多地区部署了第七舰队，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有了更多行动，如训练藏独游击队（助长了1959年的暴动），美国政府还向中国边境的国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包括越南的反共势力。同时——部分对于之前中美关系缓和的回应——苏联开始对中国抱有敌意，拒绝帮助中国建设核威慑力量，并且要求中国立刻还债（包括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对华支援）。“为了应对新的局势，毛泽东同大多数中国的高层领导，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大跃进运动’来动员尚未充分利用的农民劳动力，通过公社和民兵组织来实现农业革命……并且他们呼吁地方创新来克服中国技术落后的问题……力图在十五年内达到英国工业的水平”（46）。{……}
恩迪卡特叙述了两路口乡的领导人如何模仿了当时被中央推广为样板的北方“人民公社”，决定将全乡范围的耕地、牲口、机械等生产资料联营为由一百多个生产队组成的公社，每队有三四十户，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由公社免费供给，此外，每月的工资则由民主选举出的会计根据每个具有劳动能力的社员的工作表现来决定（52-67， 123）。公社开办了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和“其他集体福利措施将妇女从沉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男女都能够凭借自己的劳动得到工资，并且可以得到诸如大米、油、盐、大豆、酱油、醋、蔬菜等补贴”（52），还能得到免费“衣物、药品、助产服务、甚至理发服务”（57）。这些变化当时被称作“由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逐渐转化到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原则的开端”（52）。用助产士杨咏秀的话来讲：
[blockquote]过去各家（妇女）都是不仅要在家做饭、照看孩子，还要在田里干农活。但是公共食堂开始之后，就有厨师给大家做饭，有专门的人来养猪，孩子们可以托付在幼儿园和托儿所，所有在这些地方工作的人都是由公社成员选举出来的……我从没有像当时那么快乐过。（55）
[/blockquote]这些“绝对平均主义”通常被说成是造成饥荒和公社最后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了解国家一直从公社那里获取大量的粮食和劳动的话，就能发现这种解释的荒谬之处。在大跃进期间，有三个因素一起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氛围：“超英赶美”（和用粮食来偿还对苏联的债务）的压力，对报道高产量的干部进行奖赏的惯例，以及一种对农民群众的热情的信仰，即毛泽东及其跟随者认为热情可以使农民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合作从而提高产量（甚至在许多地方没有现代农机的情况下）。在这三个因素所产生的氛围中，省县政府向公社施压使其浮夸产量并出售超出他们可承担数量的粮食来填补空缺——甚至在短缺情况变得很明显以后。马高桥{即当时“八大队”}五队队长王道全回忆说：
[blockquote][在1958年末的]有一天，邓园明，我们队的会计师，去公社报道我们的粮食产出。他告诉他们粮食产出是500斤一亩。他们不接受，说：“不对，这个数不对，你过不了关。”我们一起讨论了这事然后让他回去，说是700斤一亩，他们还是说“不对”，告诉他如果数字低于1000斤一亩，他们就不会接受，所以他只好说“好，好，那就是1000斤一亩吧。”他们这才过得了关。

……会发生这种事是因为那些可以展示最好成果的人更有机会成为劳模或者当官，这就是另一种竞争……

1959年春天，毛主席开始担心这种浮夸风的不良后果，并且极力主张我们不要接受不合理的要求，但是……如果人家有过什么的质疑，他们不敢说出来，因为他们注意到那些对当下的问题提出疑问的当地官员都被打发走了。（58-59）
[/blockquote]这里王队长指的是毛泽东1959年四月给全国各省六级干部写的信，鼓励他们抵制那些来自高层的不合理的要求。他写道：“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249）。不幸的是，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批评这封信给当下的热情“吹了一阵冷风,”要求地方干部忽视它，继续保持现有的产出目标（249）。根据经济史学家布拉莫尔（Chris Bramall）的观点，李井泉期望加入中央政治局，所以快速促成大跃进的更具有“乌托邦主义”色彩的实验，比如以更大范围的大队级管理而不是比较普遍的小队级管理，并且在其他省份早就抛弃这种实验以后仍然坚持。这也部分说明了为什么四川的饥荒比其他省份更为严重。4
死亡数据仍然是备受争议的，有些专家断言饥荒时期的死亡人数比解放前正常的年度死亡率还要低并且和当代印度的正常时期年度死亡率相当（由于这段时期相对和平并且在粮食和医疗方面有了一定改进，中国的年度死亡率从1949年的29/1000降低到1958年的12/1000；1960年饥荒达到顶峰时，死亡率为25.4/1000，而印度同年死亡率为24.6/1000）。5但是布拉莫尔推测仅仅在四川从1958年到1963年就有八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的过高死亡人数，在1960年死亡率达到54/1000。6恩迪卡特推测在两路口公社就有十分之一的人在饥荒中死去，仅在马高桥村就有三百人死亡——占其人口的百分之二十（55-56）。
一方面导致饥荒的有以上说明的一系列的因素：中国与美苏的军备竞争、各级官员对自己地位提升的追求、这两种力量所驱使的对农民征集粮食压力增大、该压力使专制行政倾向加剧、并且在此专制和高压力的情况下试图进行急速实验性的“共产主义”制度创新。除此之外，导致饥荒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村工业化的混乱开端。在两路口公社，这主要是由“大炼钢铁运动”组成的：
[blockquote]为了响应党呼吁人民以自力更生的方式参与大跃进，县政府要求什邡的每村都要招募最能干的七十个青年男女村民奔赴新的生产前线……在锣鼓和鞭炮声中，公社全员中11%的人出动，挂起横幅，用自己的厨具、床具，去开山挖矿，在龙门山掀起了一阵炼高炉的风潮。其他公社也在上演同样的事情，很快，县里就为这项任务动员了12000人。（52）
[/blockquote]众所周知，在国家要求更多粮食的情况下，这种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各地突然将庞大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建设上，因此加剧了饥荒的严重性。同样被大量宣传的事实是，在这样的运动里用“土法炼钢炉”制造的钢铁之中，很多是报废的。然而在什邡县（而且布拉莫尔和其他人也报道过其他地方有过相似的经验），这场运动的确对于全县的长远发展起了正面的作用。除了“获取技术知识和社会组织的新技能”，钢铁队在山里发现了煤、石灰石、磷，而数月之后，他们就修建了县里第一条铁路，并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开始把那些稀有资源托运出大山，为什邡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考虑到该地区的运输方式在铁路出现之前是靠扁担的，值得指出的是：“每个火车头可承担的重量能够抵上1000个农民用肩膀所能够承担的重量”（53）。
1962-1982：二十年相对平等的发展
虽然恩迪卡特没有用这种表达方法，他和其他观察者所提供的记录说明，饥荒造成的主要成因是政府在要求比之前更多的粮食的时候（其中不小的一部分是用来偿还苏联的债务，同时苏联撤走了驻华的1200个技术顾问）却突然把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到（往往是计划得不好和无效的）农村工业化运动中，而同时农村生产和分配制度变化的适应过程就使得以上的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再加上严重的洪灾、干旱、虫害影响了中国60%的耕种地区——不包括什邡7）。然而，毛泽东当时的右翼对手（以刘少奇主席和邓小平总书记为首）以及各地过去和现在的反共产主义者，同样都把责任归咎于公社的“乌托邦主义”社会实验——尤其是它们较具共产主义色彩的方面，比如按需分配。8) 后来，中共的意识形态打造者给这个理论穿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声称，中国生产力尚未发展到足以实现这种“先进”的生产关系，而这个说法成了为完全取消公社制度以及中国社会的市场化做辩护的一个主要论调。但是他们观点的要旨与最近几十年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的逻辑很相似，都局限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谓的“搭便车问题”：当人们可以免费使用物品、得到服务的时候，当对这些物品生产的贡献是志愿性质的时候，人们倾向于消费比他们所能生产出的更多物品，这样就导致了物品的短缺和生产率的下降。针对这种弊病，新自由主义者和邓小平主义者都提出相同的对策，即使用市场机制来规训群众成勤劳的生产者，合适的消费者。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其他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理论无法解释人类历史上和史前的许多社会做得好（至少在平均寿命和可持续性方面）和市场机制的调节无关。9我不会长篇累牍地介绍这些学者如何解释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社会组织方法（如共有资源的参与式民主管理）在某些条件下能够成功。在这里我只想指出，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占支配地位的对于“共产主义的失败”的解释不光是错的，而且还高度意识形态化，在历史上它被用来压制平等主义性质的社会实验，并且为拉大贫富、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等差距创造了条件。
邓主义者和毛主义者当时有所妥协，允许公社继续存在，但它们比较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方面被剥离或者压缩。许多公社为了应对危机早已抛弃了那些实验，但国家也助长了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重新放开“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和“四大自由”——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66）。（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正是这个时期提出的，往往被忽视的是，他所说的“老鼠”所暗指的并非是农民的利益，而是指为城市里的市民、军人、官员所提供的便宜的粮食。）后来，受到毛主义诸如“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激发，两路口公社又恢复了原来的尝试，即试图把平等、按需分配、参与式管理等共产主义理念与劳动激励机制结合起来，为了在完成国家配额的同时还要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劳动激励仿佛是不可或缺的。当然如果“达标”的压力取消的话，问题可能会变得简单一些，而且许多共产主义者也许会认为这些问题在今天“生产力较发达”的情况下不再重要了。工业化生产的不少方面因其不可持续或具有异化性质而应该被抛弃，但先不谈这个问题，劳动激励机制的问题大概会在共产化（communization）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直到我们能够（正如情境国际所主张的那样10）把必不可少的及人们想要的生产活动变成出于自愿的、令人愉快的事情。11两路口最后没有达到两者（即激励和对共产主义理念的追求）之间的一个完美的平衡，但是它至少能够——利用四种不同的奖励制度的实验——来逐步提高产出和生活水平，同时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足够的食物和医疗保健，马高桥五队最高收入的几户只是最低收入几户的收入的四倍，三分之二的家庭的收入水平几乎持平（130）。
在大跃进的免费供给制度被抛弃以后，两路口继续向所有的村民提供基本的粮食和其他用品，占全村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只是现在会做记录，如果一家农户没有在年终积累足够的工分，就会堆积起无息债务，直到得以被偿还。同时，生产队也进行了一些关于民主地决定报酬的实验。｛…其中一个是大寨模式，基于每月每个小组成员对其贡献的相互评价，但这｝导致了那些认为自己没有得到辛苦工作的回报的人热情降低。在从1967年到1971年间实行这种方式之后，村民们又回到了一种早期的、更复杂的被称作“三包一奖”的方法，这次将生产队分成更小的组“这样成员们彼此可以觉得更亲密”（129）。恩迪卡特对于这种报酬方法的描述听起来和六年之后在广汉县炒得沸沸扬扬的模式很相似（也在四川，以“包产到组”闻名），在已对公众想象起支配作用的邓主义叙事下的中国现代史上，广汉采取的方法被赞誉为民间去集体化过程开始的星星之火。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这和去集体化有重要的差别，1971年其他地方也采用了相似的安排，也具有许多年的成功经验，在1982年国家强制去集体化之前就实行了。｛…｝这个制度虽然并不完美，在没有牺牲平等及引导集体基本建设（capital construction）工程之能力（两路口长期发展的关键）的情况下满足了收入逐步增长的需要长达11年。
“人民公社”经验最令人钦佩的成就或许是在公共卫生领域。从1949到1980年，什邡县的人均寿命延长了一倍，从33岁延长到66.7岁（155－156）。在整个中国则是从35岁延长到68岁，而1965至1980年间增长得最快，达到世界历史上最快的增长率之一（然而1980年之后人均寿命的增长率下降到世界平均水平以下，迟至2003年才仅仅增长到71.8岁）。12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大跃进期间展开的乡村公共卫生运动和“合作医疗”制度的实验，但是它们真正的实施是在1968年文化大革命之后。大跃进期间开展了全国性的“除四害”运动——最初是指老鼠、苍蝇、蚊子、麻雀。{…} 这场运动不久之后就扩展到引起血吸虫病的钉螺身上，这是一种在中国水稻种植区长期存在的病害。1959年在两路口进行的第一次系统调查发现，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患有此病(159)。这种疾病早期症状骇人，会导致新陈代谢失调，儿童的生长周期和妇女的月经周期紊乱，如不及时医治，可以致命。在什邡县的公社，消灭血吸虫病的运动“和全国其它地方的情况一样，既是医疗卫生行动，又是政治运动”：
[blockquote]宣传画，广播，电影，展览和群众大会帮农民们认清了[血吸虫病]这个古老敌人的本质，他们一认清这种病的病源……就马上参与了制定计划，组成到了与血吸虫病作斗争的公共医疗大军中去….每个生产队都配备了一个护理员，并组建了一个由七八个人组成的小队，负责在灌溉渠边搜寻钉螺。（159）
[/blockquote]这场运动成功地减少了血吸虫病的数量，但并未将其彻底铲除，所以1975年什邡县又动员了五万人重新投入运动：
[blockquote]他们开垦新沟渠，填埋老沟渠，目的是破坏钉螺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他们也尝试干扰血吸虫幼虫的生命周期，办法是防止携带血吸虫卵的粪便污染农田。他们将这些粪便储存在水泥池中几周，直到氨气放出的热量杀死寄生虫为止。（这种方法还可以生产沼气用来做饭和照明，五年之后[马高桥村]的55%的家庭拥有了这样的沼气池，可以积肥并提供廉价燃料。）（160）
[/blockquote]除此类预防性措施以外，自从1959年以来，这场运动还通过年度体检发现治疗感染血吸虫的病人：
[blockquote]这种大规模的运动只能通过当地人民利用简单灵活，最大限度减少对外面的专家的依赖的方法来实现…每个村庄设置了一个由大约十人组成的临时指挥部——其中包括一名从县医院来的受过培训的人员，一个公社社员，其余的是生产队员。（160）
[/blockquote]到1982年，两路口血吸虫病的病例下降到4例，社会学家王习明注意到在川西平原的另一些地方（和今日中国农村大部分地方大为不同），村级以下的生产队仍然每年召集会议，在公共生活中还扮演重要的角色，从1957年开始，他们一年组织两次灭螺运动，从1960年开始，就没人再患过“钉螺热”。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湖北的一个村庄。像别的很多中国村庄一样，这是一个典型的合作化运动早已不复存在的村庄。2004年，全村1879人中有1050人患有血吸虫病，在过去的三年中就有八人因此死亡。13
不过，公社的 “群众医疗卫生革命运动”中主要的组成部分还是“合作医疗”系统和“赤脚医生”，1949年什邡只有一家西医卫生站，而且医疗费用昂贵，不可能惠及大部分人口。有一小部分可以在市集上找到的中医大夫，但他们不下乡，也不能治愈很多常见病，中共建国后，新的乡政府把这些医生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卫生站，并在大跃进期间增加了一名西医大夫。最后在1968年，为了响应毛泽东关于“医疗卫生工作的六•二六指示”，县卫生局总共拨款两万元，建立了有二十张床位和一台X光机的医院，为中西医几个科室配备了工作人员。县卫生局还发动了建立乡村卫生站和培训赤脚医生的运动。赤脚医生都是一般村民，他们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经过3到6个月的培训，学习“基础急救，中医知识，扎针灸，量体温，注射疫苗，发放流感药，胃药和其它常见病的药”。和其他村民一样，赤脚医生的工分由村里的公共资金来支付。到1975年，这场运动使什邡县医疗人员由592人增加到 3,420人，其中658人是赤脚医生（156-158）。
卫生站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医疗用品不足，两路口的领导请公社社员提交处理这一问题的建议。方案之一是种植中草药，种植者可以得到工分的补偿，或者用来代替每个社员都要交给卫生站的3元年费。卫生站不用的草药可以由政府收购，所得款项用来购置西医医疗用品。先是一个村子自愿试行这种方法，进而普及到整个公社，在媒体的宣传下，这种方式传遍四川。{……}最后，一些去城里上过大学的年轻人回到村里，建起了一所集体所有的制药厂，将两路口草药加工成的药片。到一九八五年为止，这家工厂雇佣了106名公社社员，年销售额400万元。，冉圣相厂长这样描述制药厂的管理：
[blockquote]我们大家都是企业的主人，这里从来没有那种虐待和殴打工人的事发生，我们有职工代表大会和女工委员会参与制定计划和规章。财务状况每个月底都会张贴出来，向所有人公开。我每月收入的四成是48元的基本工资，，用来支付生活费用。剩下的六成是浮动工资，和经济效益挂钩…大家的收入都是这样的。(166)
[/blockquote]遗憾的是，关于两路口的集体制企业在多大程度上实践了“民主管理”的理念，恩迪卡特并未提供更多的细节。两路口。14关于他们为公社所做的具体贡献，恩迪卡特提到大多企业用的是本地原材料（如刚刚提到的草药和其它农作物，还有在大跃进时期在当地开的矿上的产品）来进行生产，产品除了通过买卖积累资金，还用来供给公社在（医疗，农业，建筑和日常生活等领域）使用。扣除税务和管理成本后，“根据各生产队的需要，企业的利润用于补助学校，医疗，农田改造，购买农机以及奖励参与计划生育的家庭，”剩余所得直接交给各生产队。（93）为了防止企业员工和其他社员（“工人”和“农民”之间）的贫富悬殊，公社设计了一套特殊的酬劳分配系统：
[blockquote]工厂每年年底给来自生产队的工人记工分，把工人的工资（除奖金以外的那部分）发到生产队，生产队到年底发钱的时候就也有工人的一份。因为做工比务农可以赚更多钱，采取工分制可以提高整个生产队单个工作日的价值，而不仅是只让少数人获益，同时防止了工农的收入差距扩大。例如在1980年这种方法使公社单个工作日的平均价值由7毛8提高到9毛，公社的人均年度收入由152元提高到173元。（92）
[/blockquote]但是这些乡镇企业起步维艰，这要部分地归因于刘少奇政府的限制性政策。刘少奇认为大跃进期间公社工业化的企图是导致饥荒的一个原因，所以在1962年带领政府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在未来数年里”都禁止公社发展集体企业（88）。1966年，两路口两路口的领导人试图绕过这一限制，“为在大跃进期间存活下来的五家小企业增配了农机车间和工程队”，但是{……}直到1976年国家政府才开始重新支持农村工业化进程。什邡县给乡镇企业发放的贷款由1974年的15万元增加到1978年的170万元，此外，还提供了资金补助，技术指导，和三年免税期（89-90）。两路口的集体企业由1975年的9个，增加到1982年的23个，1985年企业雇佣了2300人（1975年仅为301人）并为公社创收96万元（1975年为4万1千元左右）（90）。
虽然恩迪卡特没有提到员工和社员在多大程度上能参与企业管理，但他讨论了一些对村干部进行“群众监督”的方法。这些方法大多数都有问题，甚至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并且也无法对村一级以上的党和国家的权力机构以及“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体系造成任何直接影响。然而，在吸取教训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学到一些除了定期选举以外，如何使大众更多地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的方法。
{历史学家}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告诉我们，作为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部分，“四清”运动最初由毛泽东提出的目的是通过独立的“贫下中农协会”“发动群众”，和“日益增长的党内官僚作风以及农村基层党委的普遍贪污腐败”作斗争。15{……} 在两路口，尽管历时六个月的“四清”是由省委下派的特别工作小组发起和指导的，这次运动确实发动了群众，成立了独立的农协，其职责为监督村干部和生产队干部。恩迪卡特没有谈及这些组织的长期作用，仅仅指出1981年邓小平政府否定了文革以后，这些组织被正式解散了（144）。
这里我不会纠缠在“四清”运动中一些比较荒谬的细节上，运动最终的结果是省委工作小组召集村民和生产队开大会，给他们提供机会公开批判据说是滥用职权的干部。有些干部因此而下台（下次选举时他们大多重新上了台），并在敦促所有干部谨慎为“为人民服务”上起到威慑效果（97-111）。这种“群众监督”的一个问题是，因为个人的野心和竞当“左派”的狂热会引发诬陷和不负责任的人身攻击。1968年，在这样一次“一打三反”运动中，马高桥第五生产队副队长由于难以忍受压力和羞辱而自杀了，虽然他所犯的并无大罪（贪污150元公款，砍倒三颗集体所有的树用以制造手推车等）（118-120）。从另一方面来看，为了创造一种掌权者会害怕滥用职权的新文化（如果在这种新文化里还需要这些掌权者存在的话），诬告，羞辱，甚至偶然的流血事件也许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如此大规模的“群众性批评”的场面常会令人联想起一些“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可怕仪式和神话，在那些社会中，垄断权利和资源是人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16
文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这种“大民主”的延续。在两路口，红卫兵（他们的胡闹使得公社行政陷入瘫痪）和一支由军队下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达成和解，于1968年成立了一个公社级别的“革命委员会”，由红卫兵和干部共同组成（118）。这个“革委会”取代了先前的公社管理，接管了大多数上文讨论过的的群众平等参与发展的实验。到1982年公社解体为止，他们也在妇女解放，乡村教育，农田改造和灌溉系统方面取得了成就。
1982年：国家主导的去集体化及市场化
上面已经讨论过邓小平政府废除公社和进行市场化的理由。在此我想补充一些来自《红土地》中的细节，表明这些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即便是按照邓关于增加产量的狭隘标准来衡量（用邓的话来讲，公社制度能否“捉到老鼠”），至少在两路口这个案例中是如此。17)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公社的成员是否要求分田到户、拆散公社？根据恩迪卡特的说法：
[blockquote]马高桥的村民似乎并不热衷于放弃集体农业，直到1981年，当谈及把生产责任归还给个体农户的结构性改革时，被访谈者都不持肯定态度。尽管知道四川的其他地方有这样的尝试，他们并没有急于效仿。（134）
[/blockquote]起初我以为“四川的其他地方”是指经常被标榜为去集体化先锋的广汉县，但后来发现（如前所述），广汉1977年尝试的是集体农业的一种形式，和两路口早在1971年的方案很相似。我还没有看到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四川有什么地方的农民是自发的提出要分田到户或者解散公社。181980年赵紫阳（邓小平1975年钦点的四川省委书记）在四川省10％的生产队进行分田到户的尝试，并且在1982年要求其他的生产队也照做，截至到1983年有94％的生产队都这样做了。19显然，1981年四川有21%的生产队效仿了最初那10％的生产队，自发地进行了分田到户，而且一定有许多农民对回到家庭耕作的模式抱有极大热情（恩迪卡特在这个问题上的叙述是模棱两可的，他提供的相关引文只有两处——表达了对于这种改变的不确定和不适应——一个来自生产队长，一个来自公社的党委书记），但是在我所了解的几个四川村里，在1982或1983年都持观望态度，直到政府来要求他们进行分田到户，并且其中一个（彭州的宝山村）还抵抗了这种改变，对政府说他们已经实行了分田到户，但却偷偷地延续着集体制度——一种使其现在成为著名的“社会主义”村庄经济奠基者的制度。20
关于收入这个问题，恩迪卡特写道，在两路口“从1975年到1982年，公社的集体制度（不包括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使得个体农户消费能力翻了两番甚至三番”，两路口每人的纯收入从1975年的78元提高到1982年的240元（135-136）。这个数字包括工业企业也包括农业，但表7（231）表明马高桥仅仅是农业收入就从1980年的415660元上升到1982年的510129元，同时公社工业的工资和利润分配从17000元上升到83000元。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收入方面的提高是在一个10年衰退之后开始的，恩迪卡特指出在“工作日的价值”21方面是下降的，在马高桥从1965年的每天0.95元，下降到1970年的0.66元，1975年持续下降到0.47元（83）。恩迪卡特主要将此归因于两个因素：一、“1966年至1979年，政府没有再增加粮食收购价格，”；二、“为了生产高产量的商品粮而需要的现代投入使成本不断提高——化肥和农药、塑料膜、杂交作物、电能、拖拉机”，以及拖拉机需要用到的柴油。“到1975年，现代农业已经普及了近10年之后，成本耗费从15%激增到26%，而集体分配的人均收入从51元骤降到17元”（83）。表12（236）表明了（也是在马高桥）农业的“现代科学投入”的花费从1965年占收入的16%提高到1975年的25%，之后开始稍有下降。表17（241）显示马高桥的农民在扣除生产成本、国家税收、村级提留之后的收入百分比从1965年的64.5%下降至1975年的59.4%，在1980年有一个小幅的上升，到了63.5%。这里有一个十分有趣的地方就是数据在1983年达到一个顶峰，达到78.3%，这仅仅是因为县政府暂时降低了农业投入的价格，目的是安抚当时人们对向少数“专业户”（即企业家）发家致富倾斜的政策——这是邓推行市场化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一部分——的普遍不满情绪，（140）。1985年（表格里的最后一年）税后纯收入回降到69.8%。
这些数据清楚说明了，农民的收入在这些年里如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与国家对粮食的定价和当年农业投入的情况密切相关，这超过了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究竟是集体方式还是个人方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至于产出的问题，恩迪卡特的表11（235）表明两路口的粮食产出从1963年到1982年一直稳定增长（从6410吨到11585吨），而且在1985年（表格的最后一年）甚至下降了（降至11318吨）。油菜籽的产出同样不断地增长（从1963年的129吨增长到1980年的650吨），只是在1982年有轻微的下降（降至635吨）农作物的亩产量（根据表10，第234页）大米、小麦、油菜籽在两路口和全国的亩产量都是持续增长，1987年，全国油菜籽产量有所下降。
恩迪卡特关于两路口的数据与布拉莫尔对于四川的整体研究是相一致的。22布拉莫尔指出1977年－1982年间四川的农业产值增长了9.1％，但在1982－1988年间仅仅增长了4.9％，并且公社级集体企业在第一个时期的产值也增长得比较快（747）。他还对1975年－1981年不同县的工农业总产值做了比较，发现在1982年秋天之前，那些还尚未分田到户的县的产值增长了1.5%，比那些已经分田到户的县更快，得出的结论（虽然只是暂时性的）是：“如果分田到户对增长率有过某种影响，它似乎是不利的影响”。
因此，恩迪卡特和布拉莫尔的证据指出，至少在四川，公社在提高农业及工业产值方面并没有失效。不确切的是，有多少农民真的想分田到户，而不仅是只想要较好的贸易条和对生产过程和产品有更多的控制？恩迪卡特提供了一些对县委如何系统化地拆散公社，促进少数“专业户”，把社会生活市场化的详细描述，这部分留给读者自己去阅读了解。
结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吗？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引述了恩迪卡特将马高桥的历史转折界定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斗争”的描述，以及他对于一个新的富农阶级将会压倒集体利益的担忧。我认为这些观点表明了中国农业公社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共有的理论混乱。如上文所述，恩迪卡特提供的数据使我意识到，决定马高桥的盛衰（个人方面也好，集体方面也罢）的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农民阶级与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官僚阶级之间的一种阶级斗争，后者在此斗争中的主要考虑因素是：一、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防御竞赛，二、中国官员对个人晋升的追求，两者都驱使中国官员通过剥削农民来快速发展生产性力量和破坏性力量，从而引起了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农民的命运似乎和国家从他们那里榨取剩余价值的压力波动息息相关，取决于国家对粮食和农业投入如何定价，农民必须生产和上缴多少粮食和其他产品，以及政府要求农民提供多少低报酬的劳动来为基本建设做出贡献。
这并非是说这种榨取从长远看来对农民也毫无益处。《红土地》一书中提到的一些基本建设项目创造了由村或生产队集体独立支配（也是多多少少在一定程度上的民主支配）的新型生产资料：比如扩大平整灌溉了的田地、鱼塘、果园等。至少是到许多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包括某些村和生产队的生产资料）被拍卖或被个人侵占牟利为止，农民也基本上可以使用大多数国有资产（运河，公路，铁路，矿井等）和公社资产（集体企业）项目的建设成果，或从中获益。至于粮食配额和价格剪刀差的问题，我们可以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前所述），经历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是中国实现工业化，军事现代化，提高生产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现代医疗保障等等，同时抵挡帝国主义的威胁种种目标的唯一的可行道路。政府的计划是压榨农民几年，到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再反哺农民。一些学者，如金宝瑜，认为这样的反哺在70年代已经开始了，政府增加农业投资，扩大农用物资的生产，价格剪刀差开始缩小（也就是说贸易政策向农业倾斜）。23然而，剪刀差却从没有消失或被扭转，（如上所述，1966到1979年间，农产品收购价被冻结）；而且农业投资和农用物资的增加只意味着农业生产力和农产品产量的提高，并非对农民剥削程度的减弱。正如恩迪卡特上述数据所揭示的，直到1975年，劳动日的价值一直在下降，直到1982年都未再反超1965年的水平。更能说明上述反哺政策开端的可能应该是1968年以后国家将大量资金和技术人员分配给了农村的医疗卫生和教育工作。
无论如何，尽管我们大概可以说社会福利（social wage，比如医疗保障这样的社会服务）从1968年左右开始增长，对农民的剥削程度从1975年左右开始下降，也可以说毛和他的追随者一直打算扭转价格剪刀差（邓及他的追随者们所持有的狭隘的生产力发展观[productivism]则是扭转价格剪刀差的一个障碍），我想指出的却只是在公社时期官僚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一直多多少少存在矛盾。当矛盾被激化时——如大跃进期间的饥荒——农民就会造反，拒绝把粮食卖给国家，把粮食藏起来，不让国家派来的工作组收购，从国有粮仓抢粮，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武装“夺权”。24一些观察者还认为一般人们说的农民在从事集体农业时磨洋工，将大量时间、精力和资源（比如肥料）投入自留地，是一种抵抗国家剥削的方式。25在一些研究案例中，似乎可以看到因为上述矛盾的缘故，农民欢迎甚至推动彻底去集体化的方案的实行。但是，同样清楚的是，农民和官员——以及官员所服务的国有资本——的矛盾在实行了上述的向农业倾斜的有利政策的几年之后只是在不断加剧。这种旧有的矛盾之外，随着新的剥削阶级或阶层的形成，又产生了全新的矛盾：恩迪卡特上面提到的少数富农（其中的一些成了资本家），和其他各种新形式的私人和国家资本之间展开了（越来越全球化的）利益争夺。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军备竞赛的力量和官僚主义又雪上加霜，使得剥削力度加大，手法增多（现在包括劳资关系的压榨，贷款盘剥，商业中介的掠夺，集体服务式微之后，私有服务业的欺诈等等），更不用说迅速恶化的土地强征和常常致命的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在2005年左右中共重新采取措施试图缓解这些矛盾之前，各种形式的资本联合起来对农民的剥削比起20世纪80年代后期毫无疑问是更严重了。这导致了农民反抗运动的频率增加，规模扩大。26不过，我们必须明白，这并非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现象，而是之前就存在的相对简单、缓和一些的“社会主义”式的阶级矛盾，只是这些矛盾已经私有化、多样化，而且愈演愈烈了。27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指责毛时代中国或“人民公社”制度是剥削性的、专制的。和其他同样经历了如此大规模的快速的现代化过程的国家（如俾斯麦时期的德意志、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裕仁时代的日本28）相比，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可以说是最为民主和平等的，它并没有征服新的领地以取得更廉价的发展资源，并且是在及其不利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现代化建设——包括长达一个世纪的他国侵略，本国内战，帝国主义的贸易封锁和美国的核威慑，以及1957年后的中苏关系恶化。相反，我的目的是指出和大跃进和农村公社体系相关的共产主义性质的尝试并不是因为共产主义内在的不可实现性，而主要是因为它由一个党国推行，并且在推行的时候，从公社社员身上榨取剩余价值（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问题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道就没有其他选择了吗？
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如前所述，我们至少可以说毛主义者以为可以在迅速提高产量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平稳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想象是错误的，特别是在大跃进时及其不利的条件下。较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上面提到的邓小平主义者）从中得到的教训是：，生产力发展到较高水平以后，共产主义才能实现。可是，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史前社会或者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的“原始”部落的多多少少共产主义式的原则。即使我们希望将共产主义的原则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我们还是特别需要注意，一，现代科技并不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二，事实上，要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必须扬弃和调整许多为资本主义目的发展的技术，组织模式和整个经济体系。29显然，毛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了这一点（例如，他们尝试了群众参与的集体农庄管理和分配模式，也采用了因地制宜的新型技术如沼气池等）。不过，总体来说，恩迪卡特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斗争”这一说法反映出的政治/经济观把高峰现代主义对规模化的迷信视为理所当然（这种迷信在今天全球农业政策方面仍然起着主导作用）。把这种迷信马克思主义化，就是这样一个极其危险的看法：农业及生产和生活的其它诸多方面的集体化规模程度越高, 就越是共产主义。当读到《红土地》和陈伯达对第一批“人民公社”的著名批示（见上文）时，我们不禁想问：他们赞美从小规模生产合并为大规模生产这一过程是因为这个转变带来了更多公平性还是更高的产量？在他们的理论假设里，公平和高产似乎是自然地结合在一起。他们的这种观点违背了千百年来的那些最具共产主义特点的（即最具群众参与、公平、民主等）也是最成功的生产方式（arrangements）的经验。这样的生产方式——无论是传统型的还是实验型的——都倾向于以小规模合作为主，大规模合作和分配是在这些小组的基础上，以自愿结合的方式，协调或联邦式或根键式或分块式的联系。30这并不是说共产主义不可能大规模展开，生产力水平不能超越旧石器时代。现代科技，比如互联网，已经可以将一些共产主义的合作方法扩大到全球范围, 我们肯定还可以创造出更多这样的适宜的现代科技，在较高生产力的层面实现各种规模的共产主义生产。不过，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看法，诸如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社会化”将直接导致生产关系的共产化，诸如共产主义可以简单地采用现有的资本主义技术和生产管理方式，诸如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必须先于或同时于共产主义过渡，可能都是无稽之谈，并具有潜在的危害性。
另一方面，即使中共（无论谁当权）当时认识到了共产主义需要的既不是生产力的提高，也不是简单地引进资本主义技术或扩大生产规模，他们或者公社能够不做这些而生存下来吗？也许不能，除非不存在来自资本主义大国的帝国主义威胁。因此，留给中共的现实选择是：一、集中精力促成资本主义大国的革命（对大多数中国共产主义者来说并不算可行），二、退出政治斗争，等条件成熟再进行共产主义运动（如不少中国的安那其主义者所为），三、把重点转到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直到中国变成新兴超级大国，或共产化过程在资本主义大国先开始（如邓小平主义者所为），四、双管齐下：希望在保持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主权的同时就开始在中国的国界内“向共产主义过度”，并希望共产主义运动能够扩展到资本主义大国，从而取消它们所形成的威胁（可以论证毛主义者如此而为）。
毛主义的这种选择的问题之一是：将中国建设为一个强有力的民族国家，就会不可避免产生或者加强一个发展型国家的官僚阶级，并为这个阶级通过市场化和全球化加强自己权力而创造了条件（不管试图用“文化革命”的方法来抵抗这个趋势），从而废除公社制度，把中国更加推离共产主义。31另一个问题是：即使是在毛主义的高潮时期，这种将共产主义等同于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的做法也导致了国际支持者远离共产主义运动，或者导致了他们内部的意识形态混乱——两者都减少了资本主义大国内部真正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机会。32
综上所述，恩迪卡特的《红土地》和其它的资料文献提出了以下观点：
一、至少部分“人民公社”具备了一些具共产主义性质的要素，而它们的建立当时被理解为“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开始。
二、大跃进饥荒并不是由那些共产主义式要素导致的，而是因为在进行快速制度实验的同时，政府又将大量农村劳动力调离农田，甚至在加大征粮数量的同时也不例外，当时的意识形态和官僚主义氛围又助长了粮食产量浮夸风，结果雪上加霜。
三、大饥荒被错误地归咎于一些具共产主义性质的实验（如按需分配），所以这些实验被抛弃和妖魔化。
四、在公社时期，主要粮食的产量和亩产量、农村集体企业工业产品的产量一直都有增长，公社末期（1977-1982），有些产量增幅甚至超过分田到户以后的数字。
五、资本以及资本主义大国（比如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权力迫使大部分中国共产主义者集中精力进行国家建设，或者试图将国家建设和共产主义实验结合起来。如果资本主义大国内部不爆发革命的话，完全和真正的共产化大概是不可能成功的。
六、期间，如《红土地》这些关于中国“人民公社”的记录为我们未来组织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些具体的经验和教训。
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环境和社会危机的加剧，我们已经空前接近后资本主义的未来。同时，由于中国正在崛起，日益取代美国成为超级大国，本文所述的那些不利历史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50年代、80年代，全球共产化过程在中国开始的条件尚不成熟的话，那么毋庸置疑，如今这些条件正日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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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Herb and Ruth Gamberg (Monthly Review, June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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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easuring ‘Famine’ Deaths: Different Criteria for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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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line and Fall of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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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s Health Matters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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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r Teams on the Chengdu Plain: A Study of Jing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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