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关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一些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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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一些不同意见

高　原

麦克法夸尔是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文革史的领军人物。麦克法夸尔与沈迈克所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按丁学良的说法，“本书是西方学术界迄今为止，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一部通史。它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英文、中文的少数通史和大量的‘切片分析’，可以从它的英文版近２００页的注释和文献索引（占全书篇幅的几乎四分之一）中看出。”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便体现了麦克法夸尔的治学基调：它首先是一部编年史，力求把十年文革的最重要事件整理出头绪；它同时也是一部诠释史，力求对文革这部政治剧中最重要的演员（ａｇｅｎｔｓ）——不论他们是得胜者还是失败者——行动的动机，给出合乎事实和逻辑的解释。”（丁学良：《四十年研磨出这部著作》，载《毛泽东最后的革命》）

承蒙该书中文译本简体字版出版人魏承思先生厚爱，赠书一册。研读之后，获益匪浅。同时，又觉得书中某些提法尚值得仔细推敲。现将敝人对该书第一章“第一轮排炮”、第二章“围攻北京市委”中的一些不同意见或某些瑕疵处罗列如下，以就教于诸方家。

一、“江青多年来一直为自己不能对文化政策施加影响而感到灰心丧气。１９３９年她在延安与毛结婚的时候，就蒙上了破坏毛婚姻的恶名。毛原来的妻子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女英雄，陪伴毛走过了漫漫长征路。毛的高级同事们坚持要求江青只负责照顾主席的生活，不让她过问政事达２５年至３０年之久。到１９６０年代中期，这个禁令已经快到期了。”（页１５）

江青与毛泽东结合是在１９３８年而非１９３９年。不让江青过问政事若干年的所谓“约法三章”，只是一种传闻而非事实。否定此种传闻的详细考证，可见阎长贵的《所谓毛泽东和江青“约法三章”的问题》（《问史求信集》页２６５－２７４）。事实上，江青在建国前转战陕北期间即担任过中央直属大队的政治协理员，建国之初，曾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当时中宣部的处高于现今的司局级），后又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后改称中办政治秘书室）副主任（余汝信：《与戚本禹面对面》），这是一个相当于副部级的职务。

江青自己说过：“进城的初期，总理给我安排过几次工作，接触了一些事情。后来，就辞职了。”“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我多年来的工作大体上是这样做的。”（江青：《为人民立新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２日）

二、“江青对政治地位不断增大的兴趣也许和主席对她不断减小的兴趣有关系。他们两人经常分开。毛一直以来喜欢与一群年轻貌美的女性跳舞和调情。她们通常来自文工团。其中有的人成为了他的家庭成员。”（页１５－１６）

第一句话的判断并不正确，政治与性事有此反比的关系吗？相反，江青政治地位的上升，恰恰与毛的扶持休戚相关。从“京剧革命”到批《海瑞罢官》，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到“五一六通知”，江青都是为毛作前驱。

后几句话，出自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轻信这本书，将其部分章节作为正史来引用，是危险的。譬如，如有读者问，谁“成为了他的家庭成员”？作者该如何作答呢？总之，整段话使人有将一场政治斗争矮化为“后妃争宠”的感觉。

三、“然而，这篇文章原本可以不让它发表的。柯庆施死后，如果党的纪律得到遵守的话，江青在上海的活动就会被打断。陈丕显继柯之后担任上海第一书记，他是当地一个受人尊敬的党的官员，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知情，也许是因为柯不信任他。张和姚为向新任领导隐瞒自己的行动而感到不安，于是江青征求了陈的同意。……江青解释了自己的行动背景，要求陈允许张春桥和姚文元继续协助她工作。并要求他保密，尤其是不能让北京的党组织知道。这时的陈也许考虑到了上述一层因素，但更有可能的是，江青揭示了毛对这一行动的重视，于是陈决定不顾向上级组织汇报的纪律。……陈的失职让他的上级在毛的密谋面前解除了戒备。”（页１８－１９）

作者在这里主要使用的，是《陈丕显回忆录》的说法。类似回忆录，多经一个秘书班子修订，官方同意后出版，是所有史料中最不可靠的一种。陈丕显将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责任全部加诸于柯庆施头上，恐有违事实。

作者已经知道，江青是１９６５年２月底才为《海瑞罢官》一事到上海的。而“据柯六六回忆，柯于１９６４年３月即住进上海华东医院，经医生确诊为肺癌。４月，在华东医院动手术。７月，离上海赴北戴河疗养。９－１０月间，在北京休息。１９６５年初，到广州疗养。原计划疗养一段后即回上海工作，惟周恩来电示柯须安心养病，不必急于返沪。３月，转往成都继续疗养。４月９日，因胰腺炎突发病逝于成都。

“陈丕显与柯六六两人的回忆可以相互印证的是：柯庆施早于１９６４年初已因重病而脱离华东局、上海市委的日常工作，年中即到外地疗养，自此未能回沪。而‘１９６５年春节刚过’再次到沪的江青，并无可能与柯在上海见面（目前也没有材料证实江青到上海前曾在外地见过柯）。江青后来多次称柯对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很支持，今天看来，类似如此这般说法，目的不过也就是打着柯庆施的旗号，以争取华东方面的更大支持。

“上海老一辈学者邓伟志先生对柯与批《海瑞罢官》的关系作过一番调查。据邓称，时任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的夏征农后来说：‘姚文与柯老没有关系’。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杨永直也说，姚文‘与柯庆施毫无关系’。另‘据协助姚查史料的一位历史教师讲，姚是于１９６５年５月开始动笔的。姚在写了好几稿以后，交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审阅、讨论、修改、定稿的，最后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发表。’”（余汝信：《官式文革史观的范本——对〈陈丕显回忆录〉的若干质疑》）

中共上海市委领导，指的就是陈丕显等。此外，作者两处提到了陈的“上级”。谁是陈的上级？难道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不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上级？

四、“《文汇报》驻北京的首席记者要求彭真的喉舌——《北京日报》的总编辑组织一些反馈文章。该总编辑询问她的顶头上司、彭负责宣传的得力干将，‘我给他讲一些什么呢？’回答是：‘你就说今天天气哈哈哈！’”（页１９）

“今天天气哈哈哈”使这段话带有些演义的成份。“该总编辑”的“她”，指的应该是范瑾，她是《北京日报》的社长而非总编辑。事情的真相也应该是“姚文发表后，《北京日报》社长范瑾同志曾两次询问《文汇报》负责同志，摸姚文元文章的‘背景’。”（《通知》附件二《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五、“彭真在１２月份批示邓拓组织人手撰文论证吴晗的错误是学术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彭在上海和张春桥会面后，对这个措施增加了信心。张春桥断言这只是一场学术之争，并对争议的开展方式提出了建议，从而蒙骗了彭真。彭真接受了张春桥的建议，甚至答应在辩论走上正轨后请他吃北京烤鸭。”（页２０）

彭真要请张春桥吃烤鸭，是陈丕显的说法，作者在这里又轻信了陈。实际上此时彭真已得知毛的真实意图。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２日，“毛主席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同志谈话，又讲了前一天同陈伯达等同志谈的那些意见。毛主席说，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前一天，毛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１２月２６－２７日，“上海市委同志向彭真同志汇报情况，谈到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据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毛主席指示发表的，彭真同志未置可否。”（《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六、“在接下来的８个月内，毛穿梭于上海以及长江下游的一些城市。在杭州，他下榻于西湖岸畔的刘庄，这是一处建于清朝的别墅，原主人是一位大茶商，占地达１３０英亩。”（页２０）

这八个月里，毛主要住地是杭州、上海、武汉、长沙、韶山，后三者均不位于长江下游。

毛建国后在杭州的住地有两处。一是刘庄（原为晚清广东举人刘学询别墅），为１９５０年代住地。另一是汪庄（原为民初安徽茶商汪自新别业），１９５８年汪庄修葺为浙江省委第二招待所后，１９６０年代则成为毛的住地。此时，刘庄相当于杭州的钓鱼台，汪庄才是杭州的中南海。毛１９６５年到杭住的应该是汪庄（现称浙江西子宾馆）而不是刘庄（现称西湖国宾馆）。据随卫毛的张耀祠亦称：“１９６５年１０月，毛主席住在杭州汪庄”。（《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６，页２８。不过张所述时间有误，应为１９６５年１１月）

七、“毛在打倒一个重要人物前先要除掉其副手，比如彭真案中的吴晗。林也仿效这一策略，首先把矛头指向了肖向荣。”（页２３）

吴晗的《海瑞罢官》的的确确是毛的突破口，但吴晗远远称不上是彭真的副手。彭真在北京市的副手是刘仁、郑天翔、万里。肖向荣也难以称得上是罗瑞卿的副手，罗的副手是杨成武、肖华。而杨、肖两人恰恰又是批罗的得力干将。

八、“罗在返回中越边境前，中途在上海、苏州稍作停留，１１月２７日，他告诉林，肖向荣一案已经做得过火，林彪不置可否，文革中毛在和他打算清洗的对象谈话时采用的也是这个策略。１１月３０日，林派妻子叶群去杭州，争取毛支持打倒那位总参谋长。”（页２４）

作者在这里主要是依据黄瑶的说法。而黄瑶的说法就那么可靠吗？如关于罗去苏州见林的时间，据《罗瑞卿传》：“１１月２７日，罗瑞卿在送走朗诺之后乘飞机赴苏州。”而据新华社讯，当天晚上罗在上海举行宴会，欢送朗诺率领的柬军事代表团，当日朗诺尚未离沪。“换言之，如果有罗到苏州见林彪这回事，那一天也只能是第二天，即１１月２８日。”（余汝信：《１９６５年１２月上海会议的再研讨》，载《华夏文摘增刊》第六三二期，２００８年３月３日）

叶群去杭州见毛，到底是毛本人主动还是林主动？十分关键。这一问题，近年有与黄瑶的说法很不相同的意见。从当时情势分析，似应为毛主动的成份多一些。毛不主动，林应不会派自己的妻子去冒这个险。

九、“作为其丈夫办公室主任，叶群积极收集罗的黑材料。叶群本人是解放军的一名上校，１９５０年代后期肖向荣拒绝提拔她，导致她对肖向荣和罗瑞卿都很不满意。她的世界史私人老师说她注意力不集中（‘她很难集中精力’），她丈夫身边的工作人员大都不喜欢她（一位秘书说：‘大家都认为叶群很坏’）。她在政治上野心勃勃，那些在她没有嫁给林彪以前就在延安认识她的人认为她很轻浮。”（页２４）

所谓红颜祸水，作者似乎也难以离得开这一俗套。况且，叶群政治上是否有这么巨大的能量，肖向荣和罗瑞卿的倒霉，以作者的思路推断下去，起因竟然都是这位女士的“很不满意”？！

今天，要恢复叶群的本来面目，很不容易。如延安时代，据林豆豆讲，叶与林的结合，其实是毛、朱撮合的，叶群当时并不很愿意。（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３，页１５１）

十、“林在信中解释道，这些‘重要情况’是‘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有关情况是叶剑英元帅刚刚告诉我的），觉得必须向你报告’”（页２４）

上海会议印发的十一份材料里，林彪致毛泽东的信中并没有括号中“有关情况是叶剑英元帅刚刚告诉我的”这一句话。作者注明是出自王年一手稿，而王的出处又何在？有些疑问。对叶剑英，林彪一般不会这样称呼，尤其是当时已取消了军衔。

十一、“叶群单独和毛进行了７个小时的谈话”（页２４）

这是从《罗瑞卿传》“向毛泽东作了六七个小时的汇报”引申出来的。据张耀祠称，他告诉叶群毛还没有睡觉，“谈话不要超过两小时”，经多次催促，叶与毛最后还是谈了“差五分钟五个小时”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页３０）

这样不太靠谱的谈了多少时间的具体细节，严肃的史学著作还是不要坐实了为好。　

十二、“对罗的控诉主要是叶群进行的，她讲了３次，时间长达１０小时。林彪本人、李作鹏和吴法宪中将发言支持，后两者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在林的庇护下，李和吴稳步晋升，他们都盲目地忠于林彪。１９７１年林身败名裂后，海军政委李作鹏承认：“生与林副主席同生、死与林副主席同死！”空军司令吴法宪这样交待他和林彪的关系：“林彪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是林彪的走狗！”会上传阅了叶群呈给毛的材料。这些材料没有说服政治局的高级成员们。”（页２６－２７）

林彪并没有出席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在上海召开的解决罗瑞卿问题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李作鹏在会议上未有发言（也轮不到他发言）。而１９７１年后所谓李作鹏的“承认”和吴法宪的“交待”，更带有浓烈的演义色彩，他们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吗？

会议印发了十一份材料。即：１、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３０日林彪给毛泽东的信。２、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５日雷英夫给林彪的信。３、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５日雷英夫《我对罗总长的几点具体意见》。４、１９６５年６月张秀川《罗总长对突出政治的错误看法》。５、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２７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林彪的信。６、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０日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７、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５日张秀川给林彪的信。８、１９６５年４月１５日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９、张秀川：《罗总长对主席思想的错误观点》。１０、雷英夫：《罗总长对待主席指示的几个问题》。１１、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６日雷英夫电话报告纪要。

上海会议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政治局成员对会议材料是否内心存疑，有没有被说服，外人如何能以揣测得知？而毛的威望正如日中天，谅他们也不敢有任何公开的不同意见。

十三、“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没有达成如何处理罗的结论。这样的迟疑反映了普遍的不安情绪，这个案子针对的是一位佩带四颗将星的参加了长征的老战士，依据的只是一位上校的脆弱的证词，而且这位上校还是一个女流之辈——而中共是搞家长制的——她不是中央委员，她的军衔也许只归因是元帅的妻子。”（页２７）

据王任重日记，上海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页１４００）

这些意见，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阶段性的结论。顺便说一句，本书多处提及了军人们在１９６５年中已经撤销了的军衔，应无必要。这些军衔，在文化大革命中已不起任何作用。

十四、“１９６６年１月，叶剑英元帅取代罗任军委秘书长。”（页２８）

事实上是，１９６６年１月８日，叶剑英与陈毅、刘伯承、徐向前一道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兼任军委秘书长是在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的。

十五、“从３月４日到４月８日，在邓小平、彭真、叶剑英的共同主持下，来自军队不同部门的４２名高级干部开会批判罗。”（页２７）

邓、彭只是开了个头，以后的会议实际上由叶剑英主持。第一阶段参加的军队和公安部负责人共４２人，第二阶段增加了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负责人，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队方面负责人５３人，第二阶段参加会议的共９５人。

十六、“关是写作反对苏联的‘九评’文章班子的成员，……戚本禹比关年轻１３岁，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一个科长。１９６３年，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了有关十九世纪太平天国起义的正统观点，得到了毛的首肯，……１９６６年初，关和戚进入了中央委员会的正式理论刊物《红旗》，关任副总编辑，戚任历史组组长。”（页３０）

关锋并不是“九评”写作班子的成员。戚本禹当年是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毛泽东的秘书班子）科长，１９６３年发表《评李秀成自述》，指李秀成自述是“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忠王不忠”，“不能让变节分子的‘自白书’继续彪炳于革命的史册”。１９６４年夏，在陈伯达要求下到《红旗》负责历史组工作。关锋则早于１９５８年《红旗》杂志创刊时即任编委，任《红旗》副总编辑是在１９６６年５月。同月，戚本禹调回中央办公厅工作，是年夏天挂名为中办秘书局副局长。

十七、“严慰冰在其丈夫的机关中多年担任一个部门的副局长。……叶群在１９６６年初的一个偶然机会，发现了这些恶意中伤的信件的作者，决定就此大做文章。”（页３６）

严慰冰是其丈夫陆定一的秘书。

严慰冰案侦破的时间，不是１９６６年初，亦与叶群无关。据刘少奇称：“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两年前就发现了，当时我们怀疑陆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这事是交给彭真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案件，我们没有直接去处理。两年以来，严慰冰的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獗，她打入党内，探听林彪同志的行踪，林彪同志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住在哪里，这些事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她都打听得清清楚楚。严慰冰跟着陆定一，参与很多党内机密，知道很多事。几个月前，要彭把严慰冰的材料告诉陆定一。而陆定一回去却把情况全部告诉了严慰冰，并用多种方法来包庇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７日）

刘少奇的说法应比较可信。

十八、“在会议听取陆的检讨的那天，每一位与会者都在自己的椅子上发现林彪一份手写便条复印件。这是政治局会议收到的最离奇的声明之一，它说明领导层此时的‘政治斗争’恶化到了何等低级的层次，其全文如下：

我证明（一）叶群在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延安处决的一位作家）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林彪，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４日。”（页３６）

这个离奇的故事，有数个版本。最早的版本，应是黑雁男（即原空政文艺创作室主任丁一三）发表于１９８５年的“长篇报告小说”《十年动乱》〔载《人世间》第１期（创刊号）〕，除个别标点符号及没有（延安处决的一位作家）这一注解外，与上文相同。请注意，黑雁男是位作家，《十年动乱》是小说，是文学作品。

　　金春明发表于１９９０年代的《大冤案——“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载《红岩春秋》１９９３年第１期）及《“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引用了与黑雁男大同小异的“林彪证明”〔第（二）点与黑文的小异是“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金以严谨著称，但在上述著述中，金并未注明“林彪证明”的出处。

　　刘志坚的版本是：５月２０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陆定一，“２０日会前在每个席位上放了一张林彪写的复印件：‘叶群是处女。林彪’。散会时由工作人员收走。”（刘志坚：《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载《风雨征程》，国防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页２４１－２４２）

王年一的《大动乱年代》，引用了与刘志坚相同的说法，并注明：“此处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刘志坚的回忆”。（《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页１８）王年一接下来在注解中同时又列入了黑雁男的说法，似乎是表明他相信刘志坚的“回忆”而没有采信黑雁男的。但刘志坚在回忆中其实已说明他仅在５月１１日至１８日列席了会议，换言之，５月２０日的会议他并未参加。

李雪峰的版本是５月１１日，“我坐在第一排，对着主席台的左手。我的左边是聂帅，右边是彭真。我走进去，坐下看见桌上放一张文件，字有核桃大，我拿起看是林彪的手书，未看得很清楚，大致是说他证明叶群和他结婚时的纯洁的处女之类的话，说严慰冰的揭发信全属造谣。”“很快文件就回收了”。（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载《回首“文革”》下，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本来，所谓林彪手写便条复印件（当时中央办公厅是否有复印的技术条件？就很有疑问），演义成份就居多，又有这么多个不同版本，这么多的不确定性，严肃的史学著作应以慎重的态度对待之，以不载入为好。如果要客观阐述这一段历史，不如直接引用、分析一下中共的正式文件《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的说明》更保险一些。

十九“中共中央办公厅前主任杨尚昆被召回北京，最终得到了他被撤职的理由：在毛主席的住所安装窃听器，泄露党的机密，与罗瑞卿等人‘关系极不下常’，并犯有‘其他的严重错误’。这种指控没有提供什么证据。”（页３７）

据《杨尚昆回忆录》附录（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杨尚昆５月５日由上海回广州。５月２２日，陶铸、赵紫阳在广州向杨传达中央停止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免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改任肇庆地委副书记的决定。５月３０日，离开广州去山西改任临汾地委副书记。换言之，杨５月５日至３０日一直在广州，并未被召回北京。

杨在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９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约见谈话时己知道其被免职的原因。杨的日记记载，１０月３０日，“下午同曾三同志（注：中办副主任兼中央档案馆馆长、国家档案局局长）谈了档案馆的问题。失密问题如何处理，过去我虽然抓了这件事，但终于出了大问题。曾对此缺乏重视。”（《杨尚昆日记》，页６８２）当时，还没有提及“窍听器”问题。

二十“政治局在会议期间发布了６份中央文件，阐述了清洗彭、罗、陆、杨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页４０）

实际上涉及彭、陆、罗、杨和发动文革的是四份中央文件：
１、中发（６６）２６７号《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含六个附件，５月１９日发出；
２、中发（６６）２６８号《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含六个附件，５月２５日发出；
３、中发（６６）２７７号《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５月２７日发出；
４、中发（６６）２７８号，中央关于“望即依照下达”《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通知。５月２７日发出。

二十一、“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北京主持编定的大事记”（页４１）

《大事记》应该是康生主持编定的。据王力称，“大事记是康生一定要搞的，他是专门搞大事记的人。他把毛主席历次谈阶级斗争的话都排起来，这次又排了个大事记。主要是康生排的，得到了刘邓同意，我是参加整理，还有李鑫、贾一学。”（《王力反思录》下，页６００）

二十二、“《五一六通知》和关于罗瑞卿的‘错误’问题报告一样那时在中共内属于机密，只有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才能在５月１７日政治局仍在开会的时候研读这份文件。”（页４２）

《通知》落款日期虽然是５月１６日，但它５月１９日才由中办机要室发出。

二十三、“６月，彭真手下的所有１０名副市长（包括吴晗在内）都丢掉了工作。”（页４４）

文革前夕，北京市只有八名副市长，按排名先后是：万里、吴晗、王昆仑、赵凡、范瑾、王纯、崔月犁、乐松生。

二十四、“毛的政治秘书田家英在大跃进饥荒期间提倡部分取消集体化，从而失去了主席的信任，５月２３日，他被扣上了‘伪造’主席讲话、阻止批判吴晗的罪名，也自杀身亡。……７月２３日，《二月提纲》的两名主要执笔人之一，在被康生的秘书斥责为彭真专门派来监视康生的‘特务’后，上吊自杀。”（页４５）

田家英在整理毛泽东１９６５年１２月杭州谈话时有意删去了《海瑞罢官》“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一段，他的罪名是“篡改”而不是“伪造”毛的讲话。

后者指姚臻，他被诬为“中宣部派来钓鱼台写作组的特务”，于是１９６６年５月９日晚自杀身亡。

二十五、“李雪峰同陶铸一道得到提升，取代彭真成为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但是，李没有完成控制首都北京、让毛完全满意的艰巨任务，年底就去了显然要逊色一筹的港口城市天津，担任那里的市委领导职务。”（页４６）

１９６７年１月，天津改为直辖市，担任市委第一书记的是解学恭。李雪峰并没有在天津任职，据吴德的说法，是“主席要他避风头，暂时到天津去了”。（吴德：《十年风雨纪事》页２１）

二十六、“陶、李、叶得到提升后，又对自己的亲信加以提拔或进行他们孜孜以求的调动。陶铸的情况完美地阐释了中国一句自汉朝就有的俗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名官员升了上去，其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跟着爬了上去。……把中南局秘书长任命为李雪峰的北京新市委书记处文教书记。”（页４６）
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垮了以后，就要往里补充人。当时除李雪峰外，从东北调了吴德；国务院调了高扬文、郭影秋、丁国钰；华东调了刘和赓、王一平（刘、王未到职）；华北调了池必卿（未到职）、马力，中南调了刘建勋、雍文涛。人都是中央调的，与李雪峰、陶铸恐怕没有多大关系。另雍文涛曾经担任过中南局秘书长，但１９６５年２月己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

二十七、“‘首都工作组’由中央军委新任秘书长叶剑英元帅担任领导。叶的副手是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将军、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将军。该工作组成员包括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位副主任，北京军区的两位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的主任，中共华北局的书记。”（页５０）

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它的组成人员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５月后兼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军委副秘书长兼代总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总政副主任、华北局第一书记（５月后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办主任、国务院秘书长、北京军区两位副司令员（其中傅在５月后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及华北局的各一位书记。”（余汝信：《林彪“５．１８讲话”前后的防政变措施》，载《枫华园》第４３６期，２００４年２月６日）

国务院秘书长指周荣鑫，而国务院秘书厅主任是杨放之。

二十八、“１９６６年６月，‘首都工作组’把公安部队在北京的两个武装警卫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工作组接下来大力充实了北京卫戍区，从１个师、１个团扩充到了３个师、１个团，很快又发展到了４个师，每个师下辖６个团，再加上１个独立团，再加上许多其它部队。两个新增的解放军主力师即７０师和１８９师，都是从河北省调来的，与杨成武都有历史联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遇有紧急情况有权调动邻近地区的３个师。他直接向军委负责，也就是说首先向毛和林彪负责，而不是向所在的北京军区司令员负责。”（页５１）

以上说法大都根据《傅崇碧回忆录》，实际上不大准确。据有关组织沿革史，１９６２年军委办公会议曾考虑撤销北京卫戍区，故而，１９６６年２月前，除一直属警通连外，北京卫戍区并没有成建制的部队。１９６６年２月，组建卫戍区独立团（该团成立之初有向大学借房子作临时营房的设想，文革中被不明真相的学生诬指为“二月兵变”）。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７日，军委命令加强首都警卫力量，将首都警卫师、北京市公安总队和第６３军第１８９师调归卫戍区建制领导。６月１５日，军委命令将第２４军第７０师调归卫戍区建制领导。至此，卫戍区有四个师，一个独立团，并没有“再加上许多其它部队”。其中首都警卫师、北京市公安总队分别改称警卫一师、二师，各辖五个团，１８９师辖五个团，７０师辖六个团，并非“每个师下辖６个团”。所谓“遇有紧急情况有权调动邻近地区的３个师”，是指１９７１年“九一三”时的情况（吴德说是六个师，这一说法，未经组织沿革史证实），并不是１９６６年的情况。关于卫戍区的指挥权，６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重申，必须集中于首都工作组，卫戍部队和民兵武装的任务部署和指挥使用，都必须经首都工作组根据中央的指示作出决定，由北京卫戍区具体组织实施，并不是“直接向军委负责”。


原载《记忆》　第５５期　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