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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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

时代周报记者  韩洪刚2010-06-06 00:00:39    第81期


在美国，黄亚生是一个谨严的机构知识分子，回到中国，则成了一个“好争辩”的公共知识分子。同时，他也鼓励更多人去争辩，因为不争辩的结果是，错误的观念慢慢成为流行的谬误。

接受时代周报采访中，黄亚生驳斥了关于“中国模式”的种种经不起推敲的说辞，辨析了怎么重新界定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道路，反思了当下正在进行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的政府角色，并表达了对中国经济现状和未来的深深忧思。

“中国模式”只是“中国人做”

时代周报：在当下，“中国模式”可以说是一个热词，你能否阐释一下你所理解的“中国模式”？

黄亚生：在成功方面，中国和其他国家是一模一样的，并不具备所谓的“中国模式”。第一，是社会投资。比如基础教育，消灭血吸虫，消灭赤脚医生，建设农田水利工程等。第二，是经济改革。这是市场化的成效，和别的国家没有太大区别。第三，从政治上来看，进行了渐进的改革，地方政府自己约束自己的权力，避免对市场经济的过度干涉。

而中国不成功的地方在巴西也能找到，所以也不能说国家干预不成功是中国的特点，在其他很多国家也是不成功的。我也不觉得中国实行了东亚的模式，我们不要老把中国跟东亚在政治上相提并论，韩国30%的人口信仰天主教，教会是完全独立的；台湾地区有农会，有各种各样的NGO，在当时的威权政治下，还是有一定的民间空间的。从经济上来讲，也不能说是东亚模式，而是越来越像拉美模式，贫富不均，这是东亚没有出现的问题，但拉美出现了。

所以从好的方面来讲，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的原因其他国家也有；负面的东西，中国有，别的国家也有，我想不出中国很特别的地方。“中国模式”就是中国人在做，这也许是唯一可以往“中国模式”上套的地方。

时代周报：最近连续发生了一系列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事件，有评论认为这些事件表明了“中国模式”的破产，你怎么看待这种人们常说的“中国模式”的内生问题？

黄亚生：“中国模式”的缺陷早就看出来了，其特征就是GDP高速增长，但是人均收入增长得很慢，另外就是政府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它只关注经济，不关注社会，很多社会的成本推向了家庭和个人，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就是它的一种极端表现。

有人就说中国政府是很关心民生的。这种说法的逻辑缺陷在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说自己关心的是“民死”，追求的是“民死”，如果说所有的政府都在关心民生，那就没有必要讲了。所谓的“中国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有一种隐含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中国特有的东西，别的国家没有。对于关心民生，其他任何国家都是这样，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特征。

去年，俄国的GDP降了7%，虽然它也有一些罢工、冲突，但是整个俄国社会是比较平稳的；印度过去几年的GDP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但人家也这么过来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比那些国家都不稳定，因为中国需要8%的增长率才能保持跟别人一样的稳定。假如有两个学生，一个学生学习10个小时，就能得A，另一个学生要学习100个小时，才能得A，你说这两个学生，哪一个聪明？人家负7%的增长率也能维持稳定，而你要正8%才能勉强维持稳定，你说哪一个更稳定？

时代周报：中国的经济是出口导向型的，由于金融危机，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升值对中国而言是不是真的会像一些学者讲的那样，对中国经济是更沉重的打击？

黄亚生：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这种模式下，对中国经济是有打击的。首先，因为中国创造就业比较成功的是广东这些出口型企业，从就业方面来讲，升值对中国是有一定打击的。而一些人讲的升值会促进消费，我想根本达不到这种目的。因为进口这些产品没有最终消费，而是生产用的中间产品。它实际上可能会刺激出口，因为中国很多企业都是来料加工，升值以后可以降低进口的成本。其次，它也会刺激房地产，房地产需要钢，钢需要铁矿砂，中国是不生产铁矿砂的，升值等于降低铁矿砂的进口成本，也就提高了钢铁行业的盈利。

在我看来，升值是一个技术性的政策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体制方面的，在现在这种体制下，升值能不能达到促进体制完善的目的还不清楚。我觉得，政府本应该利用过去这一年半的时间做很多体制内部的改革，然后再升。但我看不到任何的迹象，用升值来促进体制改革。另外，从技巧上来讲，政府要注意操纵升值的办法，政府应该造成一种升值的预期，让诸如广东的这些企业有一段时间去调整，不能搞“突然袭击”。从这点上看，我是非常不赞成政府过度干预的，因为只要有这种预期，企业家自己会调整。

“促转变”不能成政府投资行为

时代周报：如果想更好地理解现在，必须回溯过去。该如何理解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变迁？

黄亚生：在国内外学界还有一种对中国发展非常错误的看法，即认为过去30年是一个整体，我认为应该要把中国改革分区段来看。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实行的模式基本都还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主要是推动自下而上的渐进式的改革，有很多自发的衍化，很多创新是民间自己做出来的，政府虽然没有体制上的制约，但官员有一种自我制约，不干出格的事情。

从经济上来看，分水岭是1993年的财税改革。在我看来，中国的这种不可持续的模式，在1998年以后愈演愈烈，大规模的“铁公鸡”破坏产权方面的改革，国家集中力量去做这些事情，现在我们要承担这种后果。90年代后期到现在，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愈演愈烈，现在到了巅峰，也就十几年的时间。如果中国模式到两年以后持续不下去了，那从年数来看，跟巴西过去是一样的。现在出现一些极端的状况，就说明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不进行修正，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时代周报：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提“促转变”，温家宝也指出了中国经济的“两难”困境，你是怎么看待的？

黄亚生：提出“促转变”基本上是一种行政命令，一种国家手段。现在中国所缺少的讨论应该是政府应该不做什么，而不是政府应该做什么。一旦强调政府要做什么，就会进一步地刺激投资。比如要建立一个新的城市，这个城市是节约能源的，要把老城市毁掉，这个事情谁来做？都是政府来做，但是有没有弊端？显而易见，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的结构性问题，这本质上还是路径依赖。

广东关于 “改变增长方式”的提法我同意，但是接下来就应该谈我们为什么走上了这条路，然后再讨论怎么去转变。政府不向民营企业提供资金，所以它只能做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它的经营成本过高。另外，资金大规模地向国营企业倾斜，国有企业都是资源密集型的企业，另外，城管限制了服务业的发展。

如果不去讨论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走上这条路，那得出的结论还是政府应该转变，政府应该支持这个或那个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被转变等等，如此还是一个政府投资行为。

时代周报： 你的文章中也曾指出过，“我们的政府不去做它擅长的事而去做它很不擅长的事。”

黄亚生：对，这次金融危机，本来政府可以借机检讨一下，为什么中国老百姓收入这么低。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短期的办法，就是进行大规模的收入重新分配，但是注意不能用传统的办法，要提防政府截流，否则效果不会很好，我们可以借鉴巴西的经验。巴西政府是很不错的，他们一直在解决收入的问题，中央政府直接把钱打到老百姓的账号里面，中间不会出现地方政府的截流、盘剥等情况。另外还可以通过减少个人所得税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民间社会发达是广东的亮点

时代周报：广东“40条”强调产业转型，界定了政府“有为”与“无为”的方方面面。

黄亚生：我最近几年都会到广东来几次，政府基本还是在放手，现在的“40条”是改进的方案。广东作为经济发达地区和改革开放前沿，地方政府还是善于调整自己来适应现实，而不是让现实来适应自己，这在中国体制里是非常不容易的，说明地方政府意识到问题所在，并且能够抓住重心，以开放的态度来应对广东当前的社会现实。上世纪80年代，一位高层官员说过一句话，他说：“当农民不赞成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觉得他们的水平是怎样的低，觉悟是怎样的低。我们应该想一想我们做这些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

时代周报：中国经济现在到了一个必须调整和转型的关口，广东作为前沿，有没有可能率先实现顺利的转型？“中国模式”是饱受质疑，那么，有没有可能以广东为试点，先行做出一种“广东模式”？

黄亚生：过去有些地方就想要移植广东的成功经验，但是最终发现不行，移植过去的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东西，而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强劲的民间社会的支撑，内地很多地方还是不具备这样一种开放的民间社会。我们不要小看了广东这种极具市民文化的民间社会，它是广东经济的亮点，也是支撑经济发展和得以适时转型的重要基础，这个弹性空间使得经济结构的调整会相对顺利，减少不必要的阵痛。

时代周报：那么，从全国通盘来考虑，我们应该最警惕的是什么问题？

黄亚生：通胀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看到德意志银行的马俊写的一个报告，他对中国的通胀做了一个测算，贷款率是负的，从微观角度来讲，现在做的这些投资越来越没有效率了，对供给的刺激效果越来越小了。通胀的成本转嫁给了中国的老百姓，像其他的一些成本，是全社会在承担，没有透明度，从政治意义上讲，承担通胀的成本要比其他成本更严重，越底层，越敏感。

以房地产为例，房价和出租的价格比例太悬殊了，在任何一个国家，这个比例失调都说明是泡沫经济，这是非常明显的，对泡沫经济有各种各样的分析，例如一旦泡沫破灭，银行马上出问题，那么中国会采取注资等方式，但仅仅注资的话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体制改革必须提上议事日程。否则，所谓的“中国模式”这条路往下走可能越走越窄，这是我们应当警惕的。


黄亚生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研究重心为政府政策和制度问题，尤其是机制转换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和东亚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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