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巴迪乌 造反有理——一个根本性的哲学命题

tuffy05

造反有理

——一个根本性的哲学命题

◎阿兰·巴迪乌( Alain Badiou)

(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哲学系)

◎王　璞译

(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

译者按：如今，阿兰·巴迪乌成为了继德勒兹、德里达辞世之后北美学界大力“消费”并“加工销售”的又一位当代法国哲学家但在这一新的哲学“热点”中，有一个有趣的时间差，即，巴迪乌的哲学发轫其实主要是在7O年代，当时他活跃于后68语境中的“法国毛主义”，而中国“文革”的退潮和结束也反过来伴随了他最初的理论表达，以至于今天他仍然强调毛主义对当代哲学和社会运动的巨大意义。
本文译自他的(矛盾理论(Th6oriede1acontradiction)，可以看作是全书的导论；这本小册子于1975年由著名左翼编辑弗朗索瓦-马斯贝罗(Fran ois Maspero)出版，为“延安综合”(Yenan“synth6SeS”)丛书中之一种，主要介绍以毛泽东的《矛盾论》为代表的辩证法传统译者并不相信文中的观点对今天仍具有特别的理论相关性；今天的巴迪乌本人也已放弃了当时的一些看法(比如在政党问题上)。
但译者认为这篇文章或许对我们有三层另外的意义：
一、当时的巴迪乌带来了一种十分特别的哲学语言，他的许多概念来自毛泽东的法文译本，他的思路仍关注黑格尔的辩证法逻辑，他的个别用语已经显露出对拉康的借重，因此此文暗示了70年代巴迪乌辩证法观念中的三位一体：黑格尔一毛泽东一拉康。
二、此文的文体在当代哲学话语中已不复见，它通过小册子的形式、通过明快有力而又口语化的文风推动哲学与实践的互动，是后68的特殊产物，似乎也受到“文革”大字报、大辩论的些微影响。
三、此文有较高的思想史文献价值，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法国毛派对毛泽东、对“文革”、对世界革命的(过度)阐释所带来的思想冲击力，更好地了解作为法国哲学转型期、也作为全球思想和政治格局重组时期的“七十年代”。这里的翻译所依据的是此文的法语原文。

我们知道毛泽东的这一公式：“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sup]１[/sup]
这四个字，既如此简单，却又同样玄奥：马克思巨大的理论建构，其中的具体分析经过了反复修改和不停重塑，直至极端的严谨，怎么可以想象这一切能被集中为仅仅一句格言：“造反有理”?而且，这一格言是什么呢?它相当于一个陈述，可以概括对客观矛盾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和革命与反革命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么?它相当于朝向革命力量的主观发动的一道指令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难道是：人们造反，人们有理?抑或：必须造反?也许两者兼有，甚至是两者之间的螺旋运动，实在的造反——客观力量——在对其“理”的意识——主观力量——中充实并回到其自身。

一、实践，理论，认识

于此某些根本性的东西交到了我们手上：所有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在一个自我分裂的同一运动中，都既是陈述也是指令。它集中于实在的实践[sup]2[/sup]，等同于为了返回这里的自身运动。因为所是者(“实事”)只在它的流变中才存在，理论的东西——对“实事”的认识一一也同样只在朝向它作为理论的那些对象的运动过程中才存在。所有的认识都是倾向，所有的描述都是指示。
“造反有理”这一句比其它所有都更印证了这一点。其中表达出，马克思主义在成为社会构造的发达科学之前，就是造反所要求的一切的简明指南：人们这样做是有理的。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掌控和党派经验的系统化。一门社会构造的科学的存在只有在它反思并专注于实在的群众革命运动的意义上才对群众有益。马克思主义必须被构想为人民革命所积累的智慧，构想为这些革命所产生的“理”(道理、理性)，构想为它们的目标的确定和精准化。毛泽东的这句话鲜明地把造反定位为正确观念的原初场域，而把反动派看作是这样一些人，理论给他们的毁灭以正当性。毛泽东的这句话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放在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体的内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这样的，“造反”从中为消灭敌人产生出“理”。它拒绝一切真理面前的平等。从一个唯一的运动中——这个运动就是在其分裂为描述和指示的这种具体的“一分为二”中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裁决，宣判，并沉浸于其执行之中。根据它们的已经给定的运动，这些造反有了关于它们自己的权力和义务的认识：消灭反动派。马克思的(资本论所言除此无它：无产阶级有“理”暴力颠覆资产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不是一个调和的真理。它从其自身而言就是专政，而且，如果必要的话，就是恐怖。
毛泽东的这句话使人想到，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理论到实践(从“理”到“造反”)的联系是理论自身的一个内在条件，因为真理是实在的过程，真理是造反动派的反。在黑格尔的说法中大概没有什么比下面的这个更深刻和真实的了：
“绝对理念，正如它所自我给定的那样，是实践理念和理论理念的同一，其中任何一方对其自身都仍然是单向的。”[sup]3[/sup]
绝对真理，对黑格尔来说，是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统一。它是存在和行动的不间断的分裂的过程。列宁热心地呼唤这一点：
“理论理念(认识)和实践的——注意这一点——统一，而且，这一统一恰恰是在认识论中，因为作为结果，人们得到了绝对理念。”[sup]4[/sup]
认真地聆听这句话吧，因为，值得注意的是，它把“认识”一词分为了两个。这正是一个关键点，我们会频繁地回到这一点：认识，正如理论一样，(辩证地)对立于实践。理论与实践组成了一个统一体，也就是对辩证法来说的两个对立物之间的统一。但这一矛盾——认识(理论)／实践——本身就是认识论的对象。换言之：认识的过程就内在本质而言，就包含着理论／实践的矛盾。甚至说，实践，如其所是，辩证地对立于认识(理论)，却也是作为过程的认识的内在一部分。
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文本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切分，这样的“认识”一词的双重发生，据此，这个词指代着在对实践的辩证关联之中的理论，或，这一辩证法的整体过程，也就是说这两个概念——理论和实践——的矛盾运动。
请看毛泽东的人的正确的思想从哪里来?：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sup]5[/sup]
认识的运动，就是实践一认识一实践的路径。这里“认识”指的既是过程的诸环节中的一环，也同样指的是在其整体中被把握的整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包含了实践的两次发生，一始一终。
为了明确语言(并在传统中明确语言)[sup]6[/sup]，我们可以称理论为理论／实践的矛盾的概念，其整体运动正是认识的过程。我们说：认识是实践／理论的辩证过程。
从这里开始，那些人的反动幻觉暴露了其错误，他们想象着自己能够绕开实践的优先性这一战略性命题。很清楚，谁不在实在的革命运动中，谁不是实际地内在于对反动派的造反中，谁就什么也认识不了，即便他再理论化。
毛泽东已经明确地肯定了在理论／实践的矛盾中，也就是说在实在的过程的某个阶段中，理论可能暂时地占有主要的地位：
　“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sup]7[/sup]
那是否意味着，理论在这一时刻是一种革命的内在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能够和必须涌现?绝不是。那意味着在理论／实践的矛盾——这一矛盾是认识的过程——中，理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意味着革命的实际经验的系统化是那些让人前行的东西；继续量地积累这些经验，继续重复它们，是无益的，因为今日的关键，恰是质的飞跃，是紧随它的应用之后的理性综合，也就是说它的检验。
但是，没有这些经验，没有组织起来的实践(因为只有组织才保证了经验的集中化)，就没有系统化，就绝没有认识。没有有组织的应用，就没有验证的计划，就没有检验，就没有真理。“理论”因此只能产生出唯心主义的荒谬。
我们由此回到了我们的出发点：实践内在于真理的理性运动。在它与理论的对立中，它成为认识的一部分。正是这一直觉使列宁对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构想热心到了这样的程度，他认为马克思简直就是黑格尔的继续者。
毛泽东的这句话让列宁的热情实现了它的精确化。它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阐述的总体历史内容。什么样的实践是理论的内在落脚点并非无关紧要，这种实践是针对反动派的造反。而理论，反过来说，并不是从外部给实践、给造反以合法性：它在这里通过它的“理”的中介性的疏离来内化其自身。在这一意义上，这句话的确说出了一切，这“一切”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位置，及其具体的革命意指。在外部的那种“一切”则抓住任何一个这样的人，他不从造反而从断裂的观点、不从历史而从体系的观点、不从实践的优先性而从理论的优先性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不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劳动人民智慧的集中形式而看作是它的先验条件。

二、“理”一词的三重意义

如果这句话说出了一切，那么同时，这是依据辩证法，也就是说依据一种自我分化的简单性。强化这种分化的，承受这种分化的，和显然笼罩着这种分化的，是“理”一词：人有理性，造反有理性，反对反动派树立起了新的理性。事实上，这句话，透过“理”这个词，说了三件事，而这就是完成了一切的三者的阐明。
1．造反有理，那并不是首先说，必须造反动派的反，而是说，人们造反对派的反，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理性。这句话点破了实践的优先性。造反并不等待它的道理，造反永远是已经在那里的事情，不管有什么可能的道理。马克思主义只是说：造反是理性，造反是主体。马克思主义就是造反智慧的总结。为什么写资本论，多少页细致入微的谨严、智力的辛勤劳作、辩证法的卷帙浩繁直到理解力的书页边缘?因为只有它配得上造反的深刻智慧。
造反在历史上的频繁和顽强在马克思主义之先，积累了马克思主义出现的条件和必然性，因为它扎根了这样的信念，即，远在那些激发了无产者的呐喊的具体的动机之上，存在着深刻的不可去除的理／理性／道理。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总体的“理”而言，是在这些动机的历史概括中发生的一切的体系化。资产阶级，他们认识到并承认阶级斗争，很愿意承认和寻找一次造反的具体动机，这不过是为了躲避造反的重来。但它忽视理／理性／道理，存乎于此的，说到底，恰是无产者，所有的动机和情势的吸收都从未曾满足这种“理”。马克思的事业就是反思发生的一切，与其说在战斗的具体性中，不如说在涉及于其中的阶级能量的坚持与发展之中。对动机的思考是不够的。必须在深度中给出这种坚持的道理。无产阶级的地位的本质并不在阶级斗争的情节中，而是在隐藏于这些情节之下的历史之中，这一方案的实践存在形式就是无产阶级的顽强性的不倦的延续和连贯的诸阶段。理／理性／道理正在此。
它的明晰化，它的展示，同时既是反思又是指令，只公正对待现象中的阶级存在的运动，而造反使这种运动暴露在日光下。
今天，只有毛泽东主义的事业整体地发展着无产阶级为了以他们的造反的无条件和永久的特征来认识世界所做、所给予的一切。那说的就是对，矛盾是对立的，对，工人造反，是这一矛盾的火苗，是历史的理／理性本身。造反有理首先是说：顽强的无产阶级有理，在他们那边，他们有一切的道理，而且更多。
2．“造反有理”还意味着：造反将会有理。反动派则将会在剥削和压迫的所有无耻行径的历史法庭上给出道理。
无产阶级造反的顽强，很明确，就是“理”一词的第一义，是工人与资产者相对立的矛盾的客观的、不可分解的特征，但也是最终胜利的实践的确定性，是对工人失败主义的无反复休止的自发性批判。情况是不可接受的，是分化的，这是对反动派造反的第一“理”。情况是暂时的和被诅咒的，这是第二层。这不再是从动机或运动的观点、而是从未来的观念来看的“理”。这是胜利意义上的“理”，超越了合法性意义上的“理”。造反是智慧，因为它是公正的，是建基于理／理性／道理，但也因为正是造反为未来立法。马克思主义否弃一切仅仅起正当化作用的“理”的观念。无产阶级不仅仅有真正的“理”去造反，还有胜利之“理”。
这里“理”是革命合法性和革命乐观主义的交点。
造反反感于康德的道德律令：“你必须，所以你能。”在别的地方康德还总结说，如此用纯粹律令所规范的一种行为无疑还从未发生过。这种道德是失败的处方。但工人造反当然发生了，而且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胜利的处方。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不是“应然”，它是“是”本身的肯定，是自立、反对、辩难的无限权力。它是群众抗拒的客观胜利。工人的唯物主义之“理”说：“你能，所以你必须。”
3．而“理”还意味着另外一件事，这就是它的前两层意思的不断分裂的汇合。这一次，“造反有理”是说：造反可以加强对其固有之“理”的意识。这一声明自身——造反有理——就同时既是针对造反本身的内在认识的内核之发展，又是回到这一发展的造反之中。造反，是有理的，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发现了发展这种“理”的东西，发现了确定其胜利之“理”的东西。让造反的合法性(“理”的第一层意义)彰显在它的胜利(“理”的第二层意义)之中的，就是新的一种汇合，在作为永远在那里的实践的造反和其理／理性／道理的发展了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和实在的工人运动之间的汇合，就是“理”的第三层意义，也就是说，前两层意义的客观的和主观的辩证联系。
我们在此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些阐述的辩证法状态，它们都一分为二为反思和指导：在动机之上把握住阶级能量的“理”，理论也同时一下子表述了这样的规律，由此，“理”能够支配动机，整体支配局部，战略支配战术。造反在实践的持续性中构造它的“理”；但从这一“理”中得到澄清的阐述又打断这种持续的仍然重复的规律。造反从其固有之“理”中得到武装，而不是仅仅调动它。它把它的理性的“质”集中了起来：它组织它的“理”，并展露出其胜利的工具。
在这种“理”(实践的理／道理)中解放出(理论的)理／理性，了解到造反有理，这使得主观(组织、方案)对客观((阶级斗争、造反)的等同成为了可能。
“理”，曾说出了革命的合法性和乐观主义，现在也道破了意识，道破了历史的主人。

三、作为矛盾的“理”

“造反有理”正是这样一句话，它说出了历史运动的全部，因为它说出了历史运动了能量，意义和工具。能量，是阶级斗争，造反的客观内在合理性。意义，是剥削与压迫的世界的不可避免的崩溃，是共产主义理念。工具，是可能的指导，针对历史中的能量与意义的关系、阶级斗争(它无时无地不是历史的动力)与共产主义事业(它无时无地不是被压迫者的造反所预设的价值)的关系。
工具，是“理”变为主体，即党。
“造反有理”说出了一切，因为它说了阶级斗争和实践的优先性，共产主义和国家的消亡，党和无产阶级专政。
这句话说出了完整的“理”，也就是说，一分为二的理，根据主观和客观，现实和方案，大势和阶段。
而且在这里这一完整的“理”是矛盾：不可能只自为地拥有“理”。造反有理是造反对派的反，“造反派的反”是正确的一个内在条件。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的这句话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它说：所有道理都矛盾。“正确的观点在对错误的观点的斗争中产生”，“理”在对“无理”的造反中造就自身，在对一切中国人一律称为“反动派的谬论”的东西造反中造就自身。
所有真理都在对无意义的毁灭(“破”)中获得肯定。所有真理因此本质上都是“破”。保全下来的所有都恰恰是错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领域永远是废墟的领域。
毛泽东的这句话告诉我们了辩证法：作为造反的“理”的阶级本质就存在于对对立面的殊死斗争中。真理只存在于分化的过程中。
关于矛盾的理论完完全全地隐含在造反的历史智慧中。从那里，辩证法一直存在，正如同造反。辩证法哲学地专注于被剥削者的世界的观念，他们与现存世界对峙，渴望激进的变革。这就是为什么辩证法是永恒的哲学倾向，它无休止地对立于保守的形而上学的压迫：
“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sup]8[/sup]
重要的永远是继续辩证法，继续以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这意味着：给造反以“理”。今天：给真马克思主义反对假马克思主义以造反之“理”。
给毛泽东主义者反对修正主义者以造反之理”。

注释：
1译者注：这里，巴迪乌所使用的“造反有理”的法语翻译是当时中国官方的法语译文：“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 contre les réactionnaires．”这句话再直译回中文是：人们有理对反动派造反。这里的关键是法语中作为“理”的翻译的raison，因为在法语中，它有丰富的哲学含义：理性、正当性、法权、理由等。这种意义上的丰富性成了巴迪乌的解读的起点之一。因此有时我只能把raison“理”译为并列的“理／理性／道理”。另外，法译中多出的“对反动派”部分，在后文中也被巴迪乌进一步发挥了，只不过与毛泽东的中文原话显得有点远，所以这里需要特别提醒读者注意。
2译者注：réel(le)译为“实在”，因为巴迪乌在使用这里词时，即是在引用毛泽东的《矛盾论》，又是隐隐间征引拉康中的réel范畴。
3译者注：黑格尔，《逻辑学》，本文的翻译未及参考德文原文和中文已有译本。
4译者注：列宁，《哲学笔记》，本文的翻译未及参考中文已有译本。
5译者注：中文原文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手稿》，第10册，第301页。
6马克思一列宁一毛主义不是形式主义。在这里，词是在破／立的运动中被把握的，这种运动才是实在的认识的运动。如果目标达到了，符号就无关紧要了。于此词可以移动：重要的只是它们的权力。这里，力量(la force)也把它带人处所(lesplaces)。——原注
7毛泽东，《矛盾论》。
8同上。

http://www.60nd.net/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272
《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