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正全
近日拜读李承弘同志回忆录《百年寻梦》，着实令人感慨系之。文章文笔流畅，情感真实，赤子之心跃然纸上。且严于解剖自己，绝不文过饰非，体现了造反派君子坦荡荡，无事不可对人言的诚实胸襟，仅这一点足可令那些玩弄权术的走资派无地自容，史实总体翔实。在钢工总头头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均已离世，钢工总历史可能淹没的情况下，李承弘同志的《百年寻梦》一书的出版，确是武汉文革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特向李承弘同志表示衷心的祝贺。为使某些事件的细节更加充实，笔者仅就自身亲历（尤其是工总集体赴京告状一段）的若干史实回忆如下，期待通过讨论，能使历史面目更清晰一些。故希知情者都来做些拾遗补缺的工作。
<一>
1965年12月末，我们作为十九冶支援武钢三轧会战的四川籍青工200余人到了一冶工业安装公司（另有100余人到了一冶电装公司）原定1966年6月前回十九冶，由于文革运动5月中旬开始，故人员调动一律冻结，我们就留在了一冶。
至9月初，武汉的政治气候象自然界的气温一样逐日升温，其间经历了武钢庞玉来事件，尤其是省委大抓“南下一小撮”，张体学痛哭流涕控诉南下学生。赵桂林一时成了江城尽人皆知的政治明星。一冶召开了声讨“南下一小撮”的万人大会。本意是想把赵桂林等“南下一小撮”搞臭。此举别人的感受我不清楚，但我却感到“南下一小撮”的行动大快人心。把堂堂省长搞得如此狼狈，实在是很过瘾的事。那时我还不知政治为何物，只是从直觉上体会到共产党的大小官僚们往往把人不当人。一个小小的干事，一个简单的指令，竟可以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那时还不懂这种普遍现象，实质是社会制度弊端的必然反映。所以对张省长们的痛哭流涕和对“南下一小撮”的无奈控诉，感到本能地痛快。心想自己要能像赵桂林们一样。那也不枉男儿一场。
在文革初始那样一种大环境下，心中对现实的种种疑问日益突显，那时我虽不到二十岁，但由于自身比较特殊的生活经历，使我对社会现实有了一些自己的思考，在当时确实是很另类的。我记得技校毕业后被分配给一位老先生学会计业务，此老是旧社会四川大学的高材生，且出身于豪门大族，与郭沫若有通家之好，解放前是国民政府农民银行的信托部主任，解放后是西南财经大学的教授。他见多识广，很有见地，从1963年到1965年两年多的时间，我在工作之余常向老先生请教，常常谈到深夜。
我耳濡目染，朦胧地知道了一些关于社会的道理，例如对毛主席的看法，认为毛推崇农业学大寨确是伟人的大手笔，发动一两代人彻底治理国家的穷山恶水，不但是惠及子孙的大好事，而且对于开放民智，转变民风影响都不可低估。自古穷山恶水出刁民。乱世的根子是穷，山河有了改观，逐步由穷至富，民风自会淳化，确是一个治国妙招。再就是提倡全民学雷锋运动，对三年饥荒，老先生认为一二季丰收自会缓解，生活也会改善，但由于粮食紧张带来的人心不古，父母子女分灶吃饭，为一两饭各顾各，人的私心，劣根性大爆发，是难得扭转的，但是他老人家搞了一个学雷锋，一年不到，社会风气大变。这种治国方略，看似平淡无奇，但能想出来并一以贯之，确实是一着妙招，后来者要再照搬，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老先生对当时的社会现状虽有诸多歌颂，但也不乏一些另类的言论，比方他认为马上得天下者常常长于杀伐决断，有时为了贯彻主张甚至不完全顾及后果，在经济上由于急于求成，对老百姓，尤其是工人农民挖得太苦，积累太高，使老百姓不堪重负。诸如此类的思想影响，当外界因素足够大的时候，使我必然在行动中反映出来，集中在一点就是对社会现状有不满意之感，当然倒不是对社会制度和共产党有什么不满，而是对具体的执行者，用文革的话说，是对一些个别当权派的不满，至于对体制上的弊端，一是当时没有水平看出来，没有那个胆量去怀疑，只是朦胧中对现状不满，这就是自己投身文革，要在文革中努力表现一番的内因，或者叫思想根源。
投身“文革”最早的所谓老造反派。虽各有其动因。但自身的不甘寂寞，外因党和毛主席的发动是很重要的一条。一是有十六条的公布，认为这次文革绝不会是五七年“反右”运动的翻版；二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九月上旬，我同班组一位姓江的青工，平时就和我谈得来。他几位同学在北京上大学。给他传来许多北京文革的情况，他多次偷偷地讲给我听。
9月8号。机会终于来了。上午听人说我们来汉的200多青工的身份都是合同工，是由个别代表与一冶签的合同，而此事死死地瞒着我们。我和小江一合计，这事牵涉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我们先借这件事做文章闹它一回再说。我找来纸笔写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旧社会卖身契还让本人划押，就业身份这样大的事，一冶的当权派竟然瞒着几百个当事人，要一冶领导立即给我们一个明确满意的答复。我写好后找人签名，没想到一呼百应，当天下班后，我拿着100多人签名的大字报，直接找到总支书记，要他将这事说清楚。我们明知他说不清楚，目的是要惊动上面。果然，不到一小时，公司经理还有总公司的处级干部下来一大排。到会议室和我们扯了个把小时，不得要领，最后我提出明天下午5点前总公司要给大家一个明确满意的答复，否则我们就上街去向总公司讨说法。
我所在的工业安装公司在厂前，总公司在八大家，相距10多华里，中间要经过青山区的闹市红钢城。第二天我连班也不上了，组织人书写横幅，制作三角小旗。一切安排就绪，下午5点总公司没有动静，哨子一响，100多人工装未脱，整齐列队，打着制作好的横幅，上书“炮打司令部”5个大字，喊着口号从厂前出发，公司头头前来劝阻没人听，大家唱着“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继续前行，人人手执三角小旗，高呼口号，向红钢城进发。说不上气吞山河，倒也是豪情满怀。
一到总公司直奔二楼大厅，总公司数十名各级干部迎上来，听说我们要见总公司的党委书记徐扬，二话不说即去通报，其实他们早就准备好了。我们100多人整齐划一齐刷刷坐在大厅地板上，徐扬由两人搀扶着出来，恭恭敬敬地接下大字报说：“大家辛苦了，走了这样远，连水都没喝上。大家先回去，总公司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一看，本来就是造声势，没打算会有什么答复，戏已演完，见好就收。于是列队返回，一路上高唱《打耙归来》。一到公司大院，大小头头均出院迎接。食堂早已准备好稀饭、面条、包子。比平时夜餐还好。而且是免费的，大家都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第二天工段支部书记碰到我说：“你们还真不简单，我来公司五六年了，还没见过徐扬，你们一去就见着了。”我第一次体会到了群众的力量。
好景不长，五天一过，答复没等到，等到的却是通知我去公司开座谈会。名曰座谈会，实质是帮助我改正错误提高认识，虽没让我站起来低头挨斗，但却是货真价实的批斗会，一时间四五十号人齐声声讨小邓拓、工安公司的匈牙利事件、和“南下一小撮”上下呼应，帽子满天飞，我既没感到害怕，也不想申辩，过一天又增加了两个陪斗。连搞了三天，看来他们也觉无味。工作队也没公开表态，事情好像有点不了了之，这反到是我不愿看到的结果。
拖到十月初，公司又通知我去开会，这回工作组组长（武钢炼钢厂党委书记）孙哲民直接表态说：“前一段对你的批评帮助，说了些过头的话。你们的行动虽有缺点，但不算大错误，帮助会上有的说法过头了，有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我知道北京早就开始赶工作队了，估计工厂的工作队也长不了，所以我这时反倒不依不饶了，要求工作队在大会上向全公司职工澄清我和“九八行动”的性质问题，并作公开检讨。他说这恐怕不行，要请示上级。下来后我给多数人一通气，大家都很高兴，下一步怎么搞，我和几个人一合计，上省委告工作组，一来给他们施压，二来借机到社会上去了解一下运动的动态。
11月8日，我跟和工作组打了一声招呼，我和张治能、费开学、李斌4人带着100多四川青工的期望到了省委，到接待站一打听，材料他们接收，免费餐卷照发，问题解决不了。我们于是在省委各大楼乱窜，饿了反正有饭吃，困了就席地而卧，反正办公室都是木地板，也不太冷，11月8号下午，好象是在8号楼，见一房间门口摆着一张书桌，上有一本子，门口贴着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筹备联络站字样的纸条，桌后坐一人，身体不怎么好，是一种病态的样子。一问是在准备筹建“工总”，可报名参加，我一看登记薄大约已有四五十人，就说我们也报名参加，于是将4人名字登上，接待登记的人大名余克顺，到10号上午我们还没离开八号楼，余克顺找到张治能，通知晚上6点到省委洪山礼堂开工总成立大会，于是我们4人作为工总的成员就去了洪山礼堂。
<二>
1966年11月10日晚随着赵修代表当时湖北省委的食言而肥。参加“工总”成立大会的人群情激愤，直奔武昌火车站，一时阻断了京广线，众人挤进一列客车，一个卧铺位上挤坐六七人，尽管是严冬季节，脱得只剩内衣短裤也是热汗直流，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各单位陆续来把自己单位的人接走，但直到11日下午5点多钟仍有100多人坚持在车上，近20个小时，当时“工总”的勤务组几乎无任何决策向大家公布，这也难怪，头头们都是一群平头百姓，无任何领导经验，对这样一种突如其来人多势众的事件多少有点不知所措，加之组织沟通能力的欠缺，且少数人还缺乏担待的能力，（这种情况到北京后尤甚）这是群众运动初始不可避免的盲目性反映。
天黑下来了，我正闭目养神，猛然听到有人喊“快快下车，有行动。”我也随之起身胡乱穿好衣服，4人随人流直奔车站外而去。一阵快跑终于在小东门（亦或是大东门）桥下停了下来，只见有两个人怀抱一大抱袖章对大家说：“现在我们准备去北京告状，愿意去的来领袖章，然后自己扒车或者买票去北京，到北京后再联系会合，我们4人各领了一个袖章，袖章上面是“毛泽东思想”，中间是“战斗队”，下面是“武汉地区工人总部”，这样一个格式用黄油漆印刷的袖章。
次日我们4人买票去了北京，到国务院接待站方知大队人马已经往白石桥社会主义教育学院集中，第二天几经打听方找到该处。与肉联的谭光前等3人分在一室，共七个人，一日三餐吃饭免费，晚上室内有暖气，不用被子席地而睡。如此近一周时间，无人问津。虽聚众二三百人，但多数互不相识，更无来往。只是每天出去看大字报，都不知现在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心中自是傍徨不安，好在我们有一台新油印机和一大令白纸，抄了大字报回来刻钢板翻印，倒也有事可做。但多数人没有这个条件（因为我们是中央直属企业，可以到冶金部去申领这些东西）。
俗话说无事就要生非，几天下来，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勤务组多数人都还不认识，又无任何动静，各种消极情绪随之而生，忽一日，听说在会议室开大会，看来勤务组有动静了，笔者随人流进入一会议室，只能容纳百十号人，有站有坐，我刚在后面站定，一行4人上了前排（主席台），其中一人正欲开讲，右面进来一帮人，多半是“武重”的，冲主席台上4人大声指斥，似对其领导权产生了极大的质疑，于是会场乱了起来，会没法开了，几分钟后大伙一哄而散。
不久，有人来房间通知谭光前和我前去开会，原来是湖大“红八月”的陈春茂同学召集武汉地区来京的几个大单位的代表开会，有肉联的谭光前、武重的朱鸿霞、一冶的徐正全，武钢一个好象是姓马的四十多岁的老工人，还有一个记不得是哪个单位的了。陈春茂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说：“你们都是武汉几个大单位的代表，现在的情况你们已经看到了，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人心散了，什么事都做不成，现在我们成立一个临时的6人小组，负责在北京这一段的工作。”这个决定既没向大家公布，也不知是否是勤务组在京成员的决定，几位参会者自己都没真当回事。依我看，陈春茂在北京期间确实在主持大局，工总勤务组这期间有何动作，与陈春茂是何关系，确实不大清楚。
工总由于刚成立，又是跨行业跨地区的组织，勤务组也不可能由参与者民主推荐，参加的单位人多且杂，加之组织经验缺乏，所以上下脱节也是正常的。陈春茂多数人是认识的，加之又是大学生，大家对其政治背景比较放心，所以在白石桥期间，陈春茂实际上起着工总领导与组织的核心作用，他确实是一个真正和工农结合有胆有识的知识学生。现在回过头来看，陈春茂、聂年生、赵桂林都是对武汉文革有重大贡献的学子。
正议着下一步怎么办，有人送来了一份传单，是陈伯达关于上海安亭事件的讲话，大意是工人要在本单位闹革命，阻断“京沪线”是错误的等等。参会人一传看，个个倒抽了一口凉气，这真是直指了上京造反派的软肋，完全否定了上京告状的合理性，更不用说合法性了。怎么办？看来是逼得人走投无路了，这时送传单的人反映了一个信息说：“前几天河南来京的人员冲击了中南海，要求中央首长接见”，大家心里都清楚，只要中央首长接见了，非法就会变成合法，这是摆脱困境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来北京也是这个目的，不但我们武汉的造反派是如此，恐怕全国来京的造反派也多是如此，这时我提出，那我们也去冲中南海，要求中央首长接见。因为这之前我就听说四川的造反派冲过一次中南海，所以这个念头也不是一时冒出来的。这一提议大家立即表示赞同，因为除此险着外也确实无路可走了。
意见一致立即行动，陈春茂提出各单位抽人一共组织三四十个身体比较好年青一点的人，但我们万不得已不去冲中南海，而是在大门静坐。我提出因为是静坐，就要先把目的和要求亮出来，所以要先写两条标语贴在中南海的红墙上。陈春茂和朱鸿霞问标语怎么拟，我说拟两条就行了，一条是“陈伯达同志十一月某日（具体日期记不清了）的讲话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另一条是：“我们强烈要求和陈伯达同志辩论”，大家也随即通过。
正准备散会去组织人，我又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中央首长接见，我们派谁去谈，怎样谈？如果陈伯达还是原来这个态度，我们怎么说？陈春茂说如果能接见，要谈当然是我们六个人去，至于怎么谈，请大家发表意见”，众人一时沉默下来，真的怎么谈，大家一时还没想好。我说：“我的想法是不是这样谈，就说我们这次上京告状的300多人中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还有许多老工人，有的还是劳动模范，多数是中央直属大企业的产业工人，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脱离生产岗位，实在是被湖北省委逼得没有办法，他们一再拒绝我们的合理要求，打击迫害我们，万般无奈，我们实在是无路可走，只有上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求救，我们实在不想脱离生产岗位到北京来，所以要说错也是湖北省委的错。”
大家议论一番觉得可以，于是开始行动。至于会后陈春茂是否和工总勤务组通气，是否又有商量或怎么商量的，我就不清楚了。但最初去中南海的动议和策划，肯定是在这六个人中议定的。因此所谓第一次冲击中南海，并不是工总勤务组的决定，而是这六个人策划和决定的。武汉军区《三二一通告》把这作为工总勤务组的决定，以此定罪，实在是冤案一桩，李承弘同志回忆录关于这件事的描述也容易使人产生这种似是而非的错觉，与会的这六个人才是始作俑者，而这六个人除朱鸿霞外，无一人是工总勤务员。
<三>
同样的所谓第二次冲击中南海既不是工总勤务组的决策,更不是王光照的什么大会发言造成的。因为王光照根本没在11月26日的“全国在京革命职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发言，事情的始作俑者仍然是上述这6个人。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这次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全国在京职工批资反路线大会”，据说是首都三司抑或是北航红旗组织的。会议前三天，陈春茂召集6人开会传达了这个消息，并称大会由武汉造反派担任警戒纠察，主要是防范河南的有一股人可能会闹事，还有“红什么兵”？并规定各地区大会发言限一个人15分钟，武汉有发言任务，并指派我负责整理发言稿，一共给了我六七份材料，内容价值都不大，我们带去的4份材料又不太典型，最后陈春茂拍板就用汉阳纸厂的一个材料。但材料很零乱，细节也交待不清，我就勉强整理了一下。内容是汉阳纸厂工作队逼死一个工人的控诉材料，并说此次中央首长会亲临大会，等于是接见我们，虽然是“等于”接见，也是聊胜于无，何况拉大旗作虎皮本就是文革常用的招术之一。
于是大家都很高兴。开大会的当日下午1时，六七辆大客车准时来接武汉造反派，300来人在大院内整齐列队，准备出发，六人中陈春茂、朱鸿霞、谭光前、我，同时又拉上一冶张治能，在出发前最后明确一下任务，这时我问陈春茂，今天中央首长是不是真的会来？陈春茂说一定会来，我说万一不来怎么办，陈说会来的。这时朱鸿霞、谭光前也有同样的疑虑，陈春茂一时沉默起来。我说：“今天中央首长来了最好，如果万一不来。我们让张冶能冲上台去抢话筒，号召大家一起去中南海，去请中央首长。我们是去请中央首长，不是冲中南海。”
时间不等人，陈春茂、朱鸿霞都明确表示“好，就这样办。”于是车队出发，到了首都体育馆。下午两点多，大会开始，全国各地区代表陆续上台发言，快四点多了，中央首长不见动静。台下开始发生骚动，（可能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得到通知说中央首长要来参会），这时一学生上台宣布：中央文革关锋同志打来电话，“因工作太忙一时来不了，祝大会顺利成功”，也没说还来不来，但学生表态说他们会再去催。
大家心疑被忽悠，但又只能耐心再等，发言继续，一晃大约6点钟了，天早已黑了下来，会场秩序再次骚动，而且越来越严重，学生作了几次解释，明显让人感到底气不足。这时台上正值上海代表发言，拿着一件血衣在向大会控诉，我看到会场渐要失控，低声吩咐一冶的张治能乘人不备冲上台去（陈春茂、我、朱鸿霞和张治能均坐在会场下第一排，王光照、鄂世纯手执工总大旗，站在紧邻主席台下）。
张治能冲上大会主席台，一把夺过发言人的话筒高声喊道：“全国的革命造反派战友们，中央首长答应参加今天的大会，到现在还没来，我们现在一起去中南海请中央首长”，话声尚未落，全场象冷水泼进了滚油锅，一下炸开了，王光照、鄂世纯心有灵犀，即时舞动手中的工总大旗，全场响起了“请中央首长”的喊声。一刹那，由工总的大旗引导，后面跟了几百上千人，先绕会场走了半圈，从侧门一涌而出，直奔中南海，其中相当一部份人并不是武汉工总的。
张治能一口四川话，谁也不知道他是哪里的。后来张治能从北京回汉后组建了一冶野战兵团，1976年春一冶造反派大联合并入“新一冶”故“三一七”大逮捕并没有找他的麻烦。虽然两次事情的参与者绝大多数是工总成员，但始作俑者决不是工总勤务组，工总勤务组也只能是部份地负有责任。这两次到中南海在工总气壮江城的全部活动中尽管只是一个无关宏旨的片断，但都是在工总赴京告状的近300人20多天里仅有的两次自己的行动，或者叫自己主导的两次行动，本不足道，但却被陈再道之流列为工总的一大罪状，为辩沉冤，为正视听，故笔者有此一书。我本人在后来历次挨整直至判刑，其中重大罪行之一，就是带头冲击中南海。
<四>
1966年12月2日。因为毛主席11月27日的接见大多数人都参加了，之后中央首长总理和陈毅等的接见部份人也参加了，（这两次活动我因为患重感冒睡在白石桥，故主席接见没参加，只听张治能描述了一番，至于中央首长周总理和陈毅接见，则连听都没听说过。）加之全国大的政治气候已经明朗，工人成立组织已趋合法，待在北京已无事可做，于是决定全体返汉。
12月2日下午，陈春茂、朱鸿霞通知我准备成立一个驻京联络站。办一份赴京战报，打算将我和张治能留在北京，并告诉我留下的还有胡厚民，并带我去了一间有10多平方的办公室，室内一办公桌上放有一本油印的学习材料，封面写有胡厚民三个字，我一看字写得挺漂亮的，但胡厚民什么模样不清楚，只听说是个党员，具体人对不上号。
在北京期间，与我接触稍多一点的有朱鸿霞、李承弘，本人对得上号的只有刘传福，王光照、姜诗成，比较熟的、有交道的就只有陈春茂和谭光前了。我、张治能和谭光前、肉联去的三人还在天安门广场一起合过影。直到12月4号都没和胡厚民照上面，工总勤务组也没有给我们具体的布置，于是4号决定返汉，5号晚上回到武昌南站，我记得是李承弘来接我们的，因为他和张治能熟一些，路上，李承弘说现在形势真的一片大好，短短几天工总已经发展到十多万人了，连黄石、应城都有工人来参加。我当时听了心里格登一下，心想一下子如此膨胀，肯定泥沙俱下，不见得是好事。自己刚出学校不久，仍然是书生气十足，不懂得革命人越多越好的道理，也不太愿意出头露面。
我们一行人到了省委13号楼，进房间后，李承弘从壁柜里取出两床新的白棉被说，晚上就铺在地板上睡，明天再作安排。我一看雪白的被子弄脏挺可惜的，就推辞了。说我还是先回厂看一下，过天把再来。当晚单位来一辆吉普车，把我和张治能送回厂前（张治能还带回一面工总的旗帜，说是工总成立大会上授的那面旗，他还说以后这就是文物），回厂后忙于批判工作组，联系同志汇报北京情况，也一直未与总部联系。
转眼到了批斗王任重的日子，前一天我叫张治能与总部联系，到时候给我们派3辆车。我们组织了200多人，可喜的是有不少老工人参加，张治能回来说总部答应了，可到当天早上7点多钟人全部到齐，数九寒天站在路边望眼欲穿，到9点车不见影子，人冷不说，第一次组织大家参加活动就失信于人，那份焦虑、难堪、气馁，真是无法形容，又无通讯工具，只有干生气干着急，一下子对工总信心全失，本来原定我们全体集体加入工总，然后再串连一冶其它公司，现在一下灰心了，干脆自己干。
接下来三天，我们紧锣密鼓成立起自己的毛泽东思想野战兵团，工业安装公司的就叫“九八”纵队,串连其它公司的再取别的纵队名。成立当天，近300人在公司礼堂召开成立大会，朱鸿霞坐着一辆“三马”宣传车来表示祝贺，来的就他一个人还有一个司机，谁与他联系的我至今没问。会上他代表工总讲了话，我留他吃饭，他说要走，想和我单独谈一下，我陪他上厕所，一面走一面谈。他问我：“为什么不去总部，和我们一块搞。”我说：“还是在本单位搞比较好，”他说：“那也没有必要另外成立一个组织嘛！”我借口总部离我们太远不好联系，朱鸿霞说要不这样，你牵头成立一个工总青山分部或者一冶分部也行，有困难我们支持你。”我不想深谈也不想谈对总部的失望，只说我还是只想在本单位搞，他很无奈地说：“你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实在不行那再说，反正都是老造反派。”然后我就送他上车走了。
事后我向野战兵团勤务组通报了朱鸿霞的想法，有部份人（主要是未去北京的几个人）还是倾向参加工总或是别的全市性组织，觉得那样力量大些，信息面也广些。我们去北京的四个人都不赞成回工总，恐怕跟在北京一段的经历有关。于是我决定和武钢九一三筹备组的人接触一下，于是派了胡连生（三工段的一个一般的战斗队员）去参加九一三的筹备活动，一连几天带回的消息都不好，首先是赴京派与留守派矛盾重重，而留守派的白玉柱是筹备组的主流派，李想玉和赴京派的人成了非主流，我问是什么矛盾，回说是争位子，双方都要在勤务组占主导，结果发展到抢章子，争旗子，闹得很僵，后来又听说我们公司的朱元跃要当宣传部长，我听后笑说他都能当宣传部长，那我去当一号勤务员都觉得委屈，结果大家一致决定还是自己在本单位搞。
到《二八声明》前，听说一冶总公司也成立了一个组织，正好也叫野战兵团，于是勤务组有打算和他们合并，这一次我自己出面去考察联系，接触的第一个人正是曹承义，还有杨连州，曹承义在我们眼里是知识分子，谈吐自是不俗，且待人接物热情诚恳，杨连州一老工人形象，很实在的样子，当天去一谈就成，又是本单位符合我们立足本单位闹革命的主流意识，于是当场就决定领几百个袖章，一夜晚改旗易帜，归附了一冶野战兵团。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冶野战兵团工业安装公司分部的确是新一冶的支柱之一。因为工安公司绝大多数是新一冶的人，近2000人中，除少数保守派外，参加工总和九一三的加起来不足30人。特别是重庆来的以100多青工为骨干的“九八纵队”，来自重庆同一个沙坪坝区，又多半是才从学校出来的青年学生，单纯、胆大、无牵无挂，活动能力极强，青山地区最早反“二月逆流”，上街贴《提着脑袋问几个为什么》大字报的是这支队伍，在红钢城多次搞飞行集会，参加支援新一中，新公校市公安局门口绝食，汉阳公安局静坐营救夏邦银等等还是这支队伍。我们总是一马当先，全体出动，战斗力极强。而且新一冶一冶工安公司分团历来是主张彻底为工总翻案的，我们坚决主张为工总整个组织翻案，对《二八》声明，我们历来认为香花、毒草之争纯粹是人为制造分歧，有点无聊，虽然我们倾向香花派，但服从新一冶总部的口径，从不参于争论。
从武汉文革的实际过程来看，钢、新两派，大多数都是真正的老造反派，都是从少数派干起来的，保守派被冲垮以后，其中多数人并未大规模地进入两派中的任何一派，不存在哪一派招降纳叛，或是保守派变种的问题，尤其是两派掌握话语权的中上层骨干力量，基本是货真价实的造反派，不像重庆的“八一五”，虽然上层头头是老造反派，但下面包括中层大量的是保守派变种，尤其是“八一五”的中坚力量——军工系统的“八一兵团”，基本是保守派成建制过来的，加上“八一五”派上层过分依仗军队，走上层路线，对同宗同室兄弟“反到底”残酷打压，以至闹得生死相搏，你死我活，这就不算同室操戈，而是变了一种方式的革与保。
武汉则不同，表现明显的是陈（再道）钟（汉华）、曾（思玉）刘（丰）之辈用各个击破的方式，挑动钢、新两派同室操戈，先打一派，暂时放过一派，回过头来再收拾被暂时放过的这一派，武汉的文革从“二月逆流”开始，到清理“三种人”，那一次运动反复不是这样，无论陈再道、钟汉华，曾思玉，刘丰、张体学直到韩宁夫，那一个又不是用的这老一套？记得1967年9月下旬，曹承义对我说，朱鸿霞说只有钢派才是老造反派，我对曹承义说，你问问朱鸿霞，徐正全、张治能算不算老造反派？老造反派不是老子，新造反派也不是儿子，哪一派有难都离不开另一派。有人说我们是新派中的钢派，我要说，大家都是造反派，最多也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对双胞胎，一个先出生几分钟一个晚出生几分钟而已，就象中国共产党“一大”成员，除毛主席外，有几个成了国之栋梁？倒是二三年之后入党的以周恩来为首的一批人成了国之重臣。
痛心的是，我们钢、新两派的一些头执迷不悟，一再上这种当，日子稍好过一点，压力稍小一点，钢、新之争就以各种借口、面目表现出来。时至今日.应对历史上的“钢”、“新”之争有点反思。
我认为：一是反文革势力始终是全力挑拨并最终打击两派。二是两派之争各自都没得到任何好处。三是两派头头今日反思、认识历史，是否能比过去更有智慧，有更加清醒认识。四是造反派广大战士与基层头头，都不是两派矛盾产生的责任人.最上层的两派头头对此是否有共识？反文革的势力今日得势，难道不是利用文革派的种种幼稚和失误吗？
智者智在能知自己的不足和曾经犯过的错误。时至今日还争高低、争是非，岂不可笑，岂不可怜。李承弘书中说，1976年，钢新两派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确是铁的事实，也是这些头头历经磨难达成的共识。记下这段历史，也是李承弘对武汉文革的贡献。局外人恐怕就难有此体会啊！
这也是40多年后，我才写下这篇短文的主要动因，此外没有其它的想法。
发表于 2010-9-3 22: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