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和 今日小靳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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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小靳庄

作者: 王景和| 2008年01月06日 20:20 | 栏目: 一般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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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拜访小靳庄的想法，是缘于我的一段经历。那是1974年，在“文化革命旗手”江青的鼓动下，全国掀起了学习小靳庄的热潮，各地纷纷组织农民赛诗、唱样板戏，批林批孔。当时我在吉林省桦甸县委宣传部工作，负责在一个生产大队搞学习小靳庄的试点，然后在全县推广。但小靳庄究竟是怎么回事，心里并不清楚。想到这里看看，又没有机会。转眼3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小靳庄如今怎么样？我总惦着有机会来看一看。这次城乡万里行，第一站是天津，我把我的想法和天津分社的人一说，他们立即表示赞同。

今日小靳庄

——访天津小靳庄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

2007年4月3日，在天津分社王社长的陪同下，我们驱车两个多小时来到宝砥区林亭口乡的小靳庄，拜访了“文革”时期的党支部书记王作山。
产生拜访小靳庄的想法，是缘于我的一段经历。那是1974年，在“文化革命旗手”江青的鼓动下，全国掀起了学习小靳庄的热潮，各地纷纷组织农民赛诗、唱样板戏，批林批孔。当时我在吉林省桦甸县委宣传部工作，负责在一个生产大队搞学习小靳庄的试点，然后在全县推广。但小靳庄究竟是怎么回事，心里并不清楚。想到这里看看，又没有机会。转眼3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小靳庄如今怎么样？我总惦着有机会来看一看。这次城乡万里行，第一站是天津，我把我的想法和天津分社的人一说，他们立即表示赞同。
汽车从市区出发，沿津蓟高速公路走了一个多小时，拐上乡路。两旁麦田返青，柳树吐绿，水网如织。到青亭口乡往右转走出不远就到了小靳庄。今天来得真巧，王作山就在村里，正帮着二儿子收拾废品。见我们来，他放下手里的活计，把我们让进了他二儿子的卧室兼客厅。
房间不是很大，一铺土炕，两个沙发，屋地也就三四平米，但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让人有一种温馨感。知道我们是新华社的，老爷子非常高兴，从分社到总社，他能数出好多人的名字。
今年72岁的王作山，身材有点瘦小，脸上爬满了皱纹，但身板硬朗，耳不聋，眼不花，记性好，思路清。从1959年开始，他先后担任了10年的生产队长，8年的大队党支部书记，9年的生产大队队长（即后来称作的村主任），1986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到了乡里的农科站。其间，1976年还曾在县委书记的岗位上工作过六七个月。
在担任小靳庄领导期间，王作山带领全村70多户600人学大寨，抓生产，经常是起早贪黑地改土造田。“那时就种粮，‘以粮为纲’，一年能给国家交20多万斤粮！”老爷子至今仍不无自豪地说。为了多打粮食，给国家多作贡献，他在村里办起了“五七”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学技术。很快，小靳庄就成了河北省（当时宝砥县隶属于河北省）农业学大寨的典型。这个典型不知怎么被江青知道了，1974年和1976年，江青三次来小靳庄，赞扬该村“用无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在她的鼓动和上级领导安排下，小靳庄组织农民写诗、赛诗，唱样板戏，制造出农民以写诗、唱样板戏“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登上评法批儒舞台的“小靳庄经验”，并在全国推广。
“四人帮”垮台后，王作山受到牵连，被审查了一段时间，“小靳庄经验”受到人们普遍蔑视（其实当时推广他们的“经验”时，我们那里的不少人就认为那是“不务正业”）。回忆起这段不好过的日子，王作山说：“江青上哪哪遭殃，没有江青掺和，村里早就搞起来了。这下可好，我上哪去都不敢报名，群众出去也不敢说是小靳庄的。”
1977年，王作山担任大队长，在继续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开始抓多种经营，组织农民种大葱、大蒜和辣椒，建“三辣”基地。又先后办起了五金厂、自行车零件厂等企业。小靳庄的生产生活开始重又走上正轨。
“从粉碎‘四人帮’到现在，30多年过去了,您感到小靳庄有什么变化？”这是我此行最关心的问题。
老人家沉思了一下：“书记换了好几茬，企业没弄好，原有的几个企业都倒闭了。办企业的事都是我和外边联系的，我一下来，人家也不理我们了。”但他转而说：“这些年变化还是很大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家家户户盖新房。”
“‘三辣’基地现在已经占到全村耕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还发展了养猪养鸡，50岁以下的人都出去打工了，打工的每月都1000多元。地里看不到年轻人了，种地、收割都机械化了。家里有农业，上班有收入，一般人家人均年收入都在六七千元以上，花个七八万元盖个新房已经不算啥了。”
交谈中，王作山多次盛赞改革开放，盛赞现在中央的政策好。“现在中央的政策多好！农民想上哪就上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种地不交税还给补贴，又有了合作医疗，有病住院还能报销。我老教育我儿子，可不能对不起共产党。”
说起村里的变化，王作山还讲了一条：“胡锦涛书记不是讲‘和谐社会’吗，我们这个村子这些年一直很稳定，邻里之间相处和睦，晚上敞门睡觉都没事。”
“穷不是社会主义，我现在是真正认识到了。搞社会主义靠搞阶级斗争不行。”
王作山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小儿子在保定打工，做买卖，在那里安了家，二儿子在家经营一个店铺，还办了个收购站，二儿子的两个儿子也都上班了。王作山本人也在两年前去塘沽开发区打了工，给一家大企业看仓库，每月800元，供吃供住。可以说，全家人已经没有纯务农的了。
“各家都富了，村里穷了。村里没有集体经济，没有收入，想办事没有钱。”王作山多次跟我们谈到这一点。
他是一个月前从打工的公司回到家里来的。
“当年跟我一起干的人，六七十岁就都死了，一个也没有了，我就想，我还干个啥劲？还能活几年啊？回家呆着算了。我这一回来，公司还每月给我400元生活费。”
陪同我的天津分社王社长问：“你那时怎么没转正呢？”
“这个事也怨我自己。当年让我到县里当书记，我就说，我是搞农业出身，抓农业行，当县委书记工农商学兵都得管，我不行。你让我干，我就当个副手，管农业，先试试，不行我就回去。结果干了几个月，就下来了。”
村里当时的几个骨干都转正了，现在退休了，每月都有1000多元的退休金。而王作山还是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
“这些年你自己也该有点积蓄吧？”
“那是有。”
“有个十万八万的吧？”
“没有那么多，但够活到死了。”王作山笑着说。
访谈中，王作山始终笑呵呵的，乐观，开朗。他说他什么病也没有。“前两天检查了，血压80-120。”
“那是年轻人的血压啊？你活到90没问题！”我们羡慕地说。
临行时，我们让他跟着一起到镇里吃点饭，他说什么也不肯。
“我还是那个传统，上边来人，吃饭时让别人陪，我回家。”
“咱们都是普通百姓，一起吃顿饭有什么关系？”
“不行，不行。”任我们怎么拽他，他都不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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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作山坐在土炕上接受采访（摄影 蓝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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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作山总是笑呵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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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作山从打工的企业穿回来的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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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作山在现任党支部书记魏永贺家的客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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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作山与本博主合影（摄影 蓝金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