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英子：“文革”中的《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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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新民晚报》


时间:2009-11-11 16:27来源:《读书文摘》2003年6月号 作者:冯英子 点击:252次

文革前的《新民晚报》 创刊于1929年的上海《新民晚报》，现在日销170万份，订户远及美国，为国内晚报中之翘楚，但文革时期却被彻底砸烂。今年文革已过去了30年，回过头去看看30年前的往事，很有意思，我为当时当事人之一，因追叙此事，盖亦前事不忘，后事之
　　“文革”前的《新民晚报》
　　创刊于1929年的上海《新民晚报》，现在日销170万份，订户远及美国，为国内晚报中之翘楚，但“文革”时期却被“彻底砸烂”。今年“文革”已过去了30年，回过头去看看30年前的往事，很有意思，我为当时当事人之一，因追叙此事，盖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云尔。
　　到1966年时，上海报纸最有特色的是《文汇报》与《新民晚报》。1949年后《新民晚报》先后吸收、并进了《东南日报》、《大报》、《亦报》和《新闻日报》的一些工作人员。因此，这家报纸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不复是原先的《新民晚报》了。
　　“文革”前，为了体现报纸的集体领导，各地报纸的编辑委员大都由党员担任，只有《新民晚报》编委会，还有几名带点咨询性质或被安排的党外资深报人。《新民晚报》编辑委员会的成员是：社长赵超构，副社长程大千，总编辑束纫秋，副总编辑周珂、朱守恒，还有几位是杨志诚、曹中英、唐云旌、沈毓刚、张林岚和我。这十一人中，束、周、朱、杨是党员，束、周是1957年反右后进入报社的，朱原是《劳动报》的副总编辑，杨则由《解放日报》调来。几个非党员编委，赵、程、曹、张原是《新民晚报》的老人，唐、沈自《亦报》并来，我则由《新闻日报》调去。
　　“文革”初期动员的三阶段
　　1966年6月4日，《新民晚报》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动员，由党组书记束
　　纫秋作报告，号召大家投入。整个运动，大致可以分成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发动群众，由党组成立了一个领导运动的“领导核心小组”，各个科室、各个组，也相应成立了“核心小组”。“核心小组”以介绍情况为名，实为运动群众。要揪哪些人出来，贴怎样的大字报，其实都由“核心小组”准备妥当，群众不过是被他们运动出来，作为运动初期的打手。有的大字报，由“核心小组”派人写好，留下一点空档叫“革命群众”签名，有的“群众”以为签了名就算“革命”，于是喜孜孜地写上自己的名字，不料后来形势变化，自己竟成了“牛鬼蛇神”。
　　6月7日起，第一批大字报开始在报社出现，首先被点名的是体育组记者冯小秀，他在上海体育记者中极具名望，但敌伪时期在报社工作，受过处分，所以第一个被揪出来。跟着揪出来的是副刊组两位姓陈的编辑，大字报标题叫《<新民晚报>的CC》，真是骇人听闻。接踵而来的，是贴社长赵超构的大字报，其后是贴程大千、曹中英、姚苏风和我的大字报。平日几位编委共处的办公室，被说成是“议论室”，而所有编委，也自然统统被叫做“黑帮”了。非常清楚，运动一开始，《新民晚报》的党组负责人的鞭子就重重抽在一批老知识分子身上的。
　　不料这个局势保持了没有几天，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运动也就进入了第二阶段。这时，由毛泽东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已经下达，彻底否定了“二月提纲”，号召批判混进党、政府、军队和文化等领域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新民晚报》同《文汇报》都在外滩的圆明园路上。这时，《文汇报》正在揭发陈虞孙，有人在《文汇报》看到了陈虞孙被贴大字报，说陈有一篇题为《钟馗捉鬼》的短文通过束纫秋发表在《新民晚报》上。《新民晚报》的“造反派”一查报，发现文中有“四个毛贼”这一句，认为是攻击毛主席的“罪证”。于是，他们马上贴出大字报，揭发了这个所谓攻击毛主席事件，一时间群情激昂，义愤填膺。在这个形势下，党组的“核心领导小组”招架不住了，群众纷纷要求上海市委派来工作组。
　　6月下旬，中共上海市委派了三个人进驻《新民晚报》，以胡润松、李建华、朱守恒、王玲，赵有余组成了五人小组，领导《新民晚报》的运动。
　　这个工作组的第一件工作，就是鼓励束纫秋站起来。但作为党组书记和总编辑的束纫秋却被群众认定为“党内走资派”，在“攻击毛主席”事件发生之后，他更是站不起来了。大字报一下集中到束纫秋、周珂、王玲三个人身上。这时，工作组开始采取了“打击一大片”的手段，扩大打击面，以减少“党内走资派”的压力。
　　8月17日中午，《新民晚报》的“造反派”就在“工作组”的支持下，把赵超构、程大干、曹中英、唐云旌、张林岚、姚苏凤、吴崇文、乐小英和我九个人，叫到俱乐部去“斗争”。斗争会结束之后，由各组的学习组长通知上述被斗的九个人“停职检查”，并把他们的藤办公椅取去，换上普通的凳子。第二天，又没收了这九个人的所有证件，包括当时上海文化俱乐部的出入证等等，规定九个人集中在一起，在报社内部做清洁工。赵超构有一次悄悄地对我叹气说：“连一张办公桌也没有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不久之后，“造反派”即打出了“清查四旧”的牌子，到各个被斗者家中去抄家。他们在各个被斗者的家中翻箱倒柜，无所不查，什么衣服、书籍、照片、信件等无一幸免，地板也被撬开，壁炉上的烟囱，墙上的护壁，也被敲破。因为我是从香港回来的，按照他们的逻辑，以为一定有不少“反动”的东西。不料折腾了半天，一无所获。一个“造反派”查到了一套周谷城的《中国通史》，以为大有发现；一个“造反派”对着一套《资治通鉴》，横翻竖翻，不知道讲的是什么，最后放了下来，却把我的信件、香港带回来的身份证一起拿去了(这些东西后来不知所终)。
　　1966年8月22日，《新民晚报》的“文革”领导小组成立，但当时的“工作组”也并未撤退，报社的“党组”同时存在，实际上这一阶段的运动就是由这个“三驾马车”所主宰，《新民晚报》的运动进入了第三阶段。
　　“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文革会”)成立之后做了几件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把报社门口《新民晚报》四个大字扯下来，放在报社门口，当众焚毁，并在当天由“文革会”负责改出了《上海晚报》。可惜《上海晚报》的好景不长，到了所谓“一月风暴”前夕，它也在一场风暴中垮台了。
　　“文革会”的第二件事是开了一个所谓“反革命罪证展览会”，把在抄家中所得来的金银首饰、生活用具、衣服、书籍，都当做“反革命的罪证”展出。如束纫秋的一架莱卡照相机，一顶法国式的便帽，特别是一些金银首饰，如家属的镯子、戒指，都成了“罪证”。
　　“一月风暴”和“牛棚”
　　“文革会”登台后，报社内的各种造反组织纷纷出现，每小组成立一个战斗队，三五个人成立一个“司令部”，互相斗争，互相吞并，最后归结为“井冈山联合造反司令部”与“毛泽东思想造反指挥部”两大派(简称“井冈山”、“指挥部”)。这两派无休止的“内战”，长期控制和影响着《新民晚报》的运动，报社成为上海最出名的“老大难”单位。
　　这两个派别，“井冈山”加入了“上海市新闻界革命委员会”(简称“新革会”)。“井冈山”背后的策划者，实际就是张春桥和徐景贤。而“指挥部”则加入“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而“工总司”的头头即王洪文，此外还有潘国平、陈阿大等人。这两派，“井冈山”以职员为主，“指挥部”以工人为主；职员的办法多，工人的力量大。两派不断发生冲突，经常大打出手，天天打打闹闹，一直闹到“一月风暴”。
　　所谓“一月风暴”，就是从《文汇报》开始的夺权，把在“文革会”手中的“权”夺过来。《文汇报》一行动。《新民晚报》马上跟上。当时，《新民晚报》已被改成《上海晚报》，“指挥部”一派工人多、力量大，一开始就冲入“文革会”办公室，夺到了权。于是“井冈山”一派被赶出报社，在外流浪。
　　过了不久，张春桥提出“联合闹革命”的口号，“井冈山”在张春桥的支持下回到报社，宣传“联合”。为了促使两派联合，王洪文、潘国平这两个“工总司”的头头也来到报社，为“指挥部”撑腰。双方各有背景，各有打算，议来议去却始终“联合”不起来。那时，“井冈山”的司令部设在圆明园路50号三楼，“指挥部”的大本营则在二楼，两派势如冰炭。为了增加各自的“本领“，被关在“牛棚”里的“牛”，也成为双方争夺控制权的对象。
　　那时，在《新民晚报》的所谓“牛棚”中，关着十三个人。“牛棚”设在三楼楼梯上面的一个小房间中，十三个人膝头相对，动也不能动，据说这是当时一个叫严克英的“造反派”出的主意，目的是在折磨“牛鬼蛇神”。“牛棚”门口贴着一副对联，写着“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1967年三四月间，张春桥在一次谈话中主张拆散“牛棚”，两派乘此机会各有活动。但当时的“权”在“指挥部”手里。那年5月13日，“指挥部”贴出了大字报，宣布除了“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之外：其余的人一律“解放”，回到各自的组内“参加革命”。被“解放”的九个人中，除了陈心浩是工人技术人员之外，其余都是老知识分子。当时，“井冈山”遭到了“指挥部”抵制，凡是属于“井冈山”控制的几个小组，一个人也回不去。于是，九个人只好单独成立学习小组，推我做“召集人”。当时各个学习小组都出有墙报，我们也不例外，墙报取名“争朝夕”。
　　制造“争朝夕”冤案
　　1967年冬，江青发动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张春桥也定下了横扫文化界的阴谋。《新民晚报》的“井冈山”赶快给徐景贤、张春桥送去一份材料，说报社有个叫“争朝夕”的“古怪组织”。11月22日上午，徐景贤、王承龙在康平路接见“井冈山”的中心组成员，徐景贤说：
　　你们晚报是一个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文艺黑线相交织的单位，是一个大黑窝。有很多了不起的人物，真正挖出这些坏人、叛徒、特务、文艺黑线内部的人物。……到必要时，把那些公诸于众。
　　12月16日和20日，“井冈山”两次上书张春桥，捏造“争朝夕”八个人的“罪状”，表示“晚报阶级斗争要从这些人身上揭盖子是揭定了”，并且“热切希望春桥对我们的斗争给以宝贵的指示”。张春桥在“井冈山”材料上作了批示。于是，上海新闻界一场罕见的迫害事件终于开始。
　　1967年12月22日，那一天是农历冬至，当天出版的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都用极大的篇幅登了署名“《上海晚报》井冈山联合造反司令部部分战士”的所谓“革命群众来信”，内容是这样写的：
　　编辑同志：
　　我们以万分愤怒的心情，向你们揭露《上海晚报》。内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报社冒出了一个名叫“争朝夕”的组织。这个古怪的组织的成员是些什么人呢?有疯狂编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连载小说的反动学术“权威”、有叛徒、有漏网右派、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二流堂”中的伙计、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指导科长、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有30年代文艺黑线人物、当年疯狂攻击鲁迅的小勇士。就拿其中的反共老手、漏网右派、黑画家乐小英来说，这个家伙解放前一贯画反动漫画，解放前还画了《名人百态图》这幅黑画，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无耻美化蒋贼夫妇；解放后贼心不改，继续大画反革命黑画，疯狂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就是这样一批乌龟王八蛋，竟然打着造反的旗号，煽阴风，点鬼火，上窜下跳，挑动群众斗群众，矛头针对革命造反派，妄图反攻倒算。就是这批乌龟王八蛋，把自己打扮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公然顿足拍胸，诬蔑革命群众“把我们打成牛鬼蛇神”，要“追根”，要革命群众检讨。革命群众准备批判《新民晚报》十七年的新闻黑线时，他们眼看革命烈火要烧到自己头上，慌忙跳出来攻击革命造反派，妄图以批判“五十天”来保“十七年”。甚至公然贴出反革命大字报．说什么“嗣后凡是未参加组织的革命群众开会商讨有关事宜，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参加，不得歧视，否则，你们所作出的决定，一概无效”。请看，这批混蛋的反动气焰多么嚣张，他们要“造”谁的“反”，不是一清二楚吗?
　　这封“部分革命群众”来信，《文汇报》登出时用的是四行黑体字做标题：《<上海晚报>内一小撮右派翻天说明了什么?》；《解放日报》用的是五行宋体直排标题：《把混入新闻队伍的坏人揪出来》。两报还各自登了一篇实际上由“井冈山”起草的“编者按”，长达千字的“编者按”只是重复这封信的内容，杀气腾腾。当天上海的人民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同样内容的新闻，说明张春桥、徐景贤之流对上海新闻界的进攻是迫不及待了。
　　22日晚上，“井冈山”纠集了上海师大和其他院校的红卫兵，组成一支打手队，分八路到被他们称为“争朝夕”的成员家中采取行动。那天遭殃的是程大干、曹中英、张林岚、唐云旌、姚苏凤、乐小英、吴崇文和我八人。这八个人中间，除程大干卧病在床，吴崇文有四个儿子在边上保护和唐云旌外，其他都受到极大的殴辱。
　　那天傍晚，我回到家中的时候，由施庆德带领的一批“井冈山”，已在我家大门口刷上了大字报，看守了我的前后门。我一进弄堂，他们就把我揿在地下，施庆德还站在我的小腿上，他们轮流殴打我，逼我交代为什么从香港回来?是不是派遣特务?过了一会儿，又将我拉到弄堂中去批斗，把我的头揿到垃圾箱中，向公众宣布我是“反革命分子”。
　　不知他们怎么知道我那天去过一个姓许的朋友家中，又把我押到那位朋友家中，七手八脚抄了他的家。直到次日清晨一二点钟，又把我从朋友家中带到茂名大楼的门房间，熟门熟路地从门角落里拿出行刑的木板之类，然后由几个人把我按在地上，打我的屁股，到凌晨4时左右，才放我回去。
　　那次事件之后，我足足卧床半月，才告康复。后来知道曹中英、张林岚、姚苏凤、乐小英那晚所受的折磨，远远超过了我。他们用板刷打曹中英的耳光，鲜血淋漓，而那天正好是曹先生的60寿辰。他们把乐小英打得眼睛几乎掉了出来，使乐先生在弥留之时，仍有余悸。而且，从此之后，又把我们八个人关入“牛棚”，变本加厉，加以折磨，三日一小打，五日一大打。只要“井冈山”的“造反派”高兴，随时寻点事故就可以将你毒打一顿，而且随时会到你家中行凶，来时必定拉上窗帘，守住电话，把你同外界隔绝，然后为所欲为。
　　虐待“牛鬼蛇神”
　　当时，报社两派是今天这派揪一人，明天那派揪一人；今天是威风凛凛的“造反派”，明天却变成“牛鬼蛇神”。《新民晚报》当时全部员工有219人，先后被揪出的有76人，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一，后来被列为“审查对象”的有66人，占全体职工的31％。
　　“牛鬼蛇神”的队伍不断扩大，对“牛鬼蛇神”的人身侮辱与精神虐待也日新月异，与日俱增。两派对“牛鬼蛇神”的限制规定也越来越多，归结起来，大概有如下几点：
　　一、上班、吃饭，都要向毛主席请罪。
　　二、每人每月发15元生活费，家属12元。
　　三、每餐菜金，不能超过人民币3分钱。
　　四、坐时不许两腿交叉。
　　五、走路不可以抬头。
　　六、不许看大字报。
　　七、有病读《老三篇》医疗。
　　八、每天要交代一份“罪行”和思想汇报。
　　九、任何行动，要事先请示汇报。
　　“牛鬼蛇神”还要被强迫做一些力所不及的劳动。天热了，就把“牛鬼蛇神”派到高温浇版车间劳动，而且不给劳动保护，滚烫的铅屑溅在身上，马上是一个烂洞。有时冒着炎暑，替“造反派”去运冷饮，一不小心还要挨几下耳光。值夜班的时候，半夜或清晨回家不管远近，都得步行。
　　《新民晚报》有一位叫董天野的画家突然被“井冈山”揪出来，并把他打得鼻青脸肿，关人“牛棚”。有一天，“井冈山”的“造反派”把他从“牛棚”中叫了出去，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第二天，有人说他跳黄浦江自杀了，有“遗书”为证，可是始终没有捞到尸首，几十年来一直是个悬案。一句话，凡是可以虐待人的勾当。“造反派”都想出来了。
　　那年春节，也是所谓“清队”的不久，每一个“牛鬼蛇神”的家门口都要贴一份由“造反派”统一起草的“认罪书”，规定不许撕掉，也不许脱落。有趣的是，经过几天，起草这份统一“认罪书”的“造反派”，自己也变成“牛鬼蛇神”被打入“牛棚”了。
　　“造反派”还“勒令”“牛鬼蛇神”向当地街道里弄的造反派组织报到，接受监督和批斗。平常邻里之间有点小恩小怨，或者子女吵过架，或者算水电费有过争执，这一下都乘机寻衅了。人们可以分配你去扫弄堂、掏阴沟、洗墙壁，而且规定掏阴沟一定要用手去掏，不能用其他工具。这种混乱的局面，维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1968年9月，“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新民晚报》，运动才进入另一阶段。
　　工宣队进驻，漫长的“斗、批、改”
　　“工宣队”是北京的发明，上海很快就跟了上去。从1968年9月开始，上海各新闻单位进驻“工宣队”和“军宣队”，第一个行动是把各报纸、电台人员集中于上海淮海路、汾阳路口的教育学院和汾阳路上的海关学校，一起进行“斗、批、改”。这时，《解放日报》、《文汇报》、电台、电视台因为还有业务，所以分成大班子和小班子，小班子搞业务，大班子参加运动。而《新民晚报》则早被“砸烂”，自然不必分什么大小班子，把所有人集中起来就可以了。
　　“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以后，开始搞“斗、批、改”。整个新闻出版系统组成一个团，有“团长”、“政委”、“军代表”等等。每一个新闻出版单位组成一个“连”，有“连长”、“副连长”、“指导员”等等。《新民晚报》的建制为十九连，连长叫刘正香、副连长为周珂、指导员是王玲，专案组的组长是朱守恒。“工宣队”把连队当做真正的军事单位，每天跑步、上操，按着步兵操练做立正、稍息、分列式等动作；另一方面则继续要把“坏人”揪出来。本来已很庞大的“牛鬼蛇神”队伍，至此就更加庞大。《新民晚报》的几十个“牛鬼蛇神”被集中在楼梯底的一间房子里，有的拣到一张破板凳，有的弄一只破木箱，有的弄几块砖头砌起来做凳子，十分狼狈。而“牛鬼蛇神”中也还有些“积极分子”，对于别人的一言一行都向“工宣队”或“造反派”汇报，以示自己的忠诚。因此，“牛棚”中每天总会发生一些新鲜事儿，不是说这个“不老实”，便是说那个“想翻案”。
　　到11月中，“工宣队”又出了个主意，宣布全体下乡去“支援三秋”，地点是上海县的虹桥公社，这个地方在西郊公园以西。“工宣队”规定全体人员从上海教育学院步行到虹桥公社，行军休息途中还不断进行批斗。他们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所谓“材料”，硬要曹中英先生承认他是“特务”，在西郊公园门口大斗特斗，把一个60岁的老人折磨得死去活来。曹先生后来每谈起此事，仍耿耿于怀，不能或释。那次“支援三秋”，一直到过年前，才撤回上海。
　　1969年冬，从北京传来了什么“六厂二校”经验，“工宣队”自然也加紧了“斗、批、改”。尽管专案组的人四处奔走，各方搜罗，但他们在我身上实在找不到什
　　么材料，于是大胆假定我是“特务”。因为照他们的逻辑，我在香港曾是两家报纸的总编辑，待遇好、地位高，为什么要回来呢?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民族的感情，他们是永远无法理解的。有一次他们对我进行批斗，要我交代做“特务”的罪行，那个连长操着江北口音问我：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不是特务?”
　　我反问他：“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是特务?”
　　他理屈辞穷，恼羞成怒，拍着桌子说：“嚣张，嚣张!”
　　边上的“造反派”一看苗头不对，赶快拿起那本小红书，大叫：“打倒特务分子冯英子!”一场闹剧，就此收场。这样的闹剧，每天在这个大楼里的每一层、每一室反反复复地演出。
　　1969年5月，“九大”召开前后，新闻出版系统在陕西北路的辞书出版社搞了学习班，把各单位的一些负责干部弄去学习，由军代表韩宗礼负责。在开学典礼上，韩宗礼称大家为“同志”，宣称学习回去之后即可“解放”。但事实上根本没有此事。大抵也在这个时候，林彪的“一号命令”下达，散布着大战即将爆发的空气。新闻出版系统的人统统被赶下乡，先是在奉贤县的新寺，后来又在柘林附近的“五七干校”，进行了漫长的“斗、批、改”。在这里，很多干部继续受到迫害，有许多人被定了性。两派继续斗争，“井冈山”渐占优势。
　　1974年，新闻出版干校由沈鸿寿在1月7日召开《新民晚报》干部会议，并在会上宣布撤销“十九连”，所有工作人员分调到别处工作。那年1月，我被调去辞书出版社工作，从新闻界赶了出来。创刊于1929年的《新民晚报》，终于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地消灭了。

　　1996年6月
　　(选自《长短集》/冯英子著/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