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 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荣与梦想：安源记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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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编者按：安源煤矿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秋收起义的主要爆发地、又是中国近代煤炭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煤炭基地。自2001年起，学者于建嵘曾在安源进行了长达四年的调查。他的这项调查及其成果被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主席裴宜理（ElizabethJ.Perry）教授称为“可与E.P.汤普森关于英国工人的经典研究相媲美的学术之旅；它是一部有关当代中国工人状况的深刻严谨的学术成果，也是一部引人入胜的游记”。本报将撷取这项研究中的田野纪事内容，连载以飨读者

2001年5月1日，上午10时，我从故乡湖南衡阳登上了南宁开往无锡的1380次列车，开始了江西安源之行。
我此行的目的是，要深入到这个被称为中国工人的“红色之都”，观察和理解中国工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个计划的由来已有20年。

工人问题和问题学者

当时，我还是湖南一所大学政治系二年级的学生，在研读弗•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时，被恩格斯详尽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所震撼。这种震撼不仅由于我出身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工人家庭，我的亲人大都是工人，对工人这一社会群体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更主要的在于，我为恩格斯运用的研究方法所吸引。在我看来，恩格斯的这种实证主义精神是中国社会科学界最为缺少的。当时，我就计划，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世界所有的人也知道中国工人的历程和苦难，光荣和梦想。
然而，我却一直没有勇气来实施这一计划。因为，当我试图以实证的方法开展这项研究时，却发现自己对从小就朝夕相处的工人生活过于熟悉，已感觉不到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需要记录下来了。更为严重的是，自己工人家庭出身这一社会背景以及人生经历时刻在干扰我对问题的观察和判断。这让我感到困惑，并最终认识到如果没有理论研究的视角和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及辨别是非的能力，是不可能有客观公正的观察和真正有理论价值的学术成果的。也就是说，自己的学术积累和理论修养尚不足以把握这一重大题材。于是，我只得将这一计划搁置起来，转而研究中国的农民问题，希望从农村和农民的研究中寻找到观察工人问题的视野和方法。为此，我进行了近20年的努力和寻找，并在上世纪最后的几年里，在遍游中国名校、遍访各地名师后，我来到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师从著名政治学家徐勇教授，踏上了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学术历程。
徐勇教授对我进行的学术训练，主要在方法论方面。他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归纳为“三实”，即追求实际、实证和实验。他特别强调的是实证研究，认为要真正了解中国社会需要进行艰苦的个案研究，要在实证中寻找理论突破和创造的契机。他指出，在实际调查中要坚决摒弃先入为主、以个人价值偏好取代客观事实的做法，首先要弄清楚“是什么”，突出动态的过程研究，突出理论的原创性。
也正是根据徐勇教授的要求，我曾沿着毛泽东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路线进行了为期近两年的农村社会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以岳村为表述对象的实证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这篇论文是以湖南省第一个农民协会所在地岳村为表述对象，而建立的有关中国乡村政治状况的理论分析模型。它运用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框架，通过对岳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关系、权力体系、政治控制、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进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试图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人类学的视角，来剖析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过程和特征。当完成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时，我感到应该是实施20年前计划的时候了。我决定用相对集中的时间，将多年来对中国工人问题的观察和思考进行阶段性总结，并选择了以安源煤矿工人作为实证研究的表述对象。
在离开武汉回故乡之前，我向徐勇教授报告了自己有关工人问题的研究设想。他对我以安源煤矿工人作为实证对象来研究中国工人问题的计划给予了肯定和赞赏。他认为：
安源调查是有典型性的。因为，安源煤矿作为中国最早的近现代企业之一，有着100多年的历史了。它在事实上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缩影，既经历自然经济又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现又面临市场经济冲击和知识社会(新经济)的挑战。这三种社会形态和矛盾交织在一起，是解释中国许多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根源。特别重要的是，在这一社会转变中，与农村联系最多的煤矿产业工人的命运最为独特。他们主要以体力劳动为生，又缺乏城市文明的陶冶；他们是农民中的工人，工人中的农民。可以说，安源是中国社会最具典型意义的、一块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化石。我们不去好好调查研究，实在遗憾。只是目前，我国学术界还没有真正对中国工人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实证研究，鲜有有影响的理论成果。这种研究状况，一方面使这项研究的意义显得更为突出，因为是开创性的研究，是在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对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可同时由于没有前人可以借鉴的经验和理论积累，又会使这项研究变得特别困难。
为了使我前期的农民问题研究与现在的工人问题研究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徐勇教授向我推荐了一篇介绍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裴宜理教授研究成就、特点和方法的文章。这篇题为《裴宜理教授的中国学研究》的综述性论文是国内学者朱政惠写的，发表在《世纪书窗》2000年的第4期上。从此文得知，作为政治学家的裴宜理教授有两部重要的代表作。其一是1980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华北的暴动和革命，1845—1945》(《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这是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淮北地区19世纪中叶的捻军、民国早期的红枪会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的原因及历史后果。其二是1993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罢工中的上海—中国劳工的政治》(《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研究的是上海工人的起源及其政治倾向。她指出，中国的工人运动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没有哪一个城市的劳工影响会有上海那样大，政党、政权、个人的起落，如此紧密地和这个城市联系在一起。上海的工人和学生运动已经在这个国家造成了历史性的转折。
这两部著作我都没有读到。有关裴教授的别的著作也只读过几篇发表在国内刊物中的论文。其中，她发表在《上海研究论丛》1988年2月号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上海劳工运动》和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4月号的《中国劳工运动研究之反思》两篇论文我认真研究过。总的感觉是，这些海外中国学者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视，一般有着很敏锐的学术洞察力，而且要比国内学者的研究更为具体和全面。这首先表现在研究的领域上，海外学者不像国内学者，只关注某一方面的问题，研究农民的就不研究工人，研究革命史的就不研究经济史，而是将中国社会看成一个整体来考察的，大都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角度对某一问题或现象作出解释。其次是在方法论上，海外学者一般都能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往往是将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有机联系在一起，能做到研究方法只是研究的工具，真正为研究服务。而国内的许多学者却往往要受到方法上的局限，许多人为的学科界限将社会解释成了七零八落的板块。当然，正如朱政惠所指出的那样，海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客观性和直率性的优点虽然要明显些，但由于毕竟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隔靴挠痒的偏颇也就会存在。而且从实证方面来说，这些海外学者对当代中国的研究要受到很多政治、文化甚至语言的限制，在事实上是很难真正深入到中国现实社会之中的。
可是，尽管国内学者有着深入中国社会的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但却鲜有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原创性社会理论成果产生。国内一些学者有关工人状况和工人运动的著作，不是对权威的解释和注解，就是对现实政治的宣讲和论证，很少有根据中国工人历史和现实状况研究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其中有些甚至可被称为伪学术和伪理论。这些现象在一定的程度上标示着中国社会科学的危机。

萍乡的大钟停了

节日的火车上人特别多，我站了整整3个多小时，下午1时18分，到达江西省的萍乡市。
在火车站台上，我见到了从湘潭赶来的王立成。王立成是我大学的同学，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我们在大学时代就是非常好的朋友，而我们的友谊根基于对中国劳动群体的关注。大学毕业时，我们一些同学还在岳麓山上的黄兴墓前曾经有过约定，就是今生无论自己的生活境况如何，都得将中国劳动群体的苦难作为我们关注的核心。
考虑到各自的情况，我们在研究方向上作过分工：由于我出生在城市，为有更全面的视野，就先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而他出身农村，则先研究工厂和工人问题。因此，王立成在上世纪90年代初法学硕士毕业后，本来有许多机会进入党政机关，但他还是选择了让许多高学历者不正眼相看的湘潭市总工会，专事工人问题研究。这些年来，他的研究在全国工会界也有了名气。
但是，可能与他经受的学术训练和研究条件有关，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规范研究，研究成果也大多限于政策性分析方面。对这一点，他也有所意识。因此，前几年我在从事农村社会调查时，他多次陪我走乡串户，在帮助我进行农村社会调查的同时，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实证体验。只是限于他目前是科层体制的一员，其行为要受到许多外在的制约，于是，我们重新约定，等我完成以湖南农民运动为主线索的农村社会调查后，还是由我来完成有关工人状况的著作。这一次，他听说我要到安源进行社会调查，就赶来相陪。
我们一起走出已显陈旧的萍乡火车站，来到车站广场。车站广场有一个喷水的花坛，由于没有喷水，就有点像还没有完工的建筑物。更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萍乡火车站大楼上，那个很显眼的大钟却停了，时间刚好是12时。
同全国所有的车站和码头一样，这里也有许多拉客的生意人。为了摆脱他们的围追，我们来到广场外的一个小餐厅，在立成吃炒粉时，我打听去安源的路线。据这里开车的人讲，萍乡火车站没有直接到安源的公共汽车，只有先到离火车站2公里的市内公共汽车站，才有公共汽车到安源煤矿。如果要方便，也可以坐小面的。包一辆面的到安源大约需要20元人民币。考虑到我们是第一次到萍乡，路线不熟，也不知到哪里找到公共汽车，因此决定还是坐小面的去安源。
我们租的面的已经很破烂了，开车的是一对父子。父亲大约50岁，自称是下岗职工，儿子则是一位待业青年。父子俩都很善谈，可能由于今天生意好，他们心里高兴，所以话也就比较多。于是，一路上他们就同我们摆起了龙门阵。
谈话是从我们路过萍乡市中国人民银行大楼开始的。因为，我们发现在这个也许是萍乡市中心地带的中国人民银行大楼的房顶也有一座显眼的大钟，而且也停了，并刚好也在12时。对此，我和立成议论了好一会。我认为，萍乡火车站大楼和在市中心广场的中国人民银行大楼应该是一个城市的脸面，而安放在这些大楼上的大钟应该是这个脸面上的眼睛，现在大钟停了。也就是说，这座城市的眼睛闭上了。这让我们这些外来的观察者有许多不解，在我看来，这应该在许多方面反映了这座城市的风格甚至品质，或许正是这座城市的一种缺陷。
开车的那位父亲好像不太同意我的话，他说：
萍乡是个很好的地方，人杰地灵。这里不仅出过很多大人物，而且是当年工业很发达的地方，还是革命老区，共产党就是靠在萍乡起家的。毛主席和刘少奇都在安源组织过工人罢工，毛主席还在萍乡领导和指挥过秋收起义。现在秋收起义广场就建在萍乡，江泽民就为这个广场题过字。
可是他的儿子并不这样认为，这位看起来20来岁的年轻人有点激动地说：
你们这些老年人就是抱着老皇历不放，动不动就说萍乡出过多少名人之类。实际上，现在的萍乡已没有什么可以吹嘘的了。虽然萍乡在历史上出过一些伟人，工业也在江西有地位，商业也较发达，可这些年让腐败害得萍乡快不行了。现在的萍乡有许多企业破了产，街头上全是些下岗职工，无业可就，只得摆些小摊小卖的，给人家擦皮鞋。这些穷人可不管你历史上出现过什么伟人，他们想得最多的是要有饭吃。而那些贪官也不会管萍乡历史上如何如何，他们只管自己多捞钱，有吃有喝，有大老婆小老婆的，哪还有心思去管萍乡老百姓死活，更不要说什么城市的大钟或小钟呢。现在人家外地人看见萍乡的钟停了，说是萍乡人的脸黑了没有什么不对的。
儿子的话激怒了老子，父子俩发生了争吵。
说实在话，我对这位开车的师傅说萍乡“人杰地灵”的评价是赞同的。只是这些已成为了历史。这些历史应该是萍乡人民的一笔宝贵财富。也正由于萍乡有这些历史的宝藏，我们才会不远千里来到这里。但是，许多曾经为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为新中国成立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地方，那光芒四射的历史，不仅没有成为新生活的动力，反而成为了沉重的精神负担。这种因光荣历史而影响和制约社会发展的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之为“老区现象”。那么，这些停住的大钟，是否也在提示人们记住萍乡那过去的、被视为荣耀的时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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