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 “文革文学”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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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

　　　　　　
前记

如果把“文革文学”的研究仅仅视为填补文学史写作的空白，显然是缩小了“文革文学”研究的意义。“文革文学”关涉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思想、文化诸多重要方面，纠缠着中国当代作家思想深处的若干“死结”。在“文革”结束已经二十余年的今天，对“文革文学”研究的状况，是和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命运与文化立场相联系的。研究“文革文学”这个牵动着一个世纪的领域，将重新确立我们理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思想文化的角度。坚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立的政治原则，坚守学术立场，在学理层面上阐释“文革文学”，在今天显得更为重要。
对“文革文学”的解释有着巨大的空间，“纪事”是解释这个空间的手段之一。对“事件”的选择以及叙述角度的形成，和纪事者对“文革文学”的整体理解有关。本篇《“文革文学”纪事》是笔者正在出版中的“‘文革文学’研究书系”之一种——《“文革文学”纪事及主要著作年表》的部分辑要。

　　　　1966年
1.2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炮制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和一系列极左文艺思想，是“文革文学”的“纲领”。《纪要》定稿前经毛泽东主席修改。4月18日， 《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全面公布《纪要》的观点和内容，次年5月29日《纪要》公开发表。1979年5月中央正式通知撤销《纪要》。
2.4月14日， 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发言：“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以放逐自我批判自我寻求安全感，成为“文革”初期许多知识分子的日常行为。
3.5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三家村”》一文， 吴晗、邓拓、廖沫沙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并殃及全国。由批《海瑞罢官》到评“三家村”，学术问题的政治化走到了极端，“文革”终于由文艺界打开缺口。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此前，4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评了《二月提纲》。
4.“文革”初起时，由老舍、茅盾等讨论、老舍执笔给毛泽东写信，表示积极参加运动，并请求降薪三分之一到一半。8月23日， 老舍遭红卫兵侮辱和毒打。8月24日午夜时分， 老舍携亲笔抄写的毛泽东诗词一卷，在北京太平湖投湖自尽。
5.10月31日，首都各界召开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大会，姚文元讲话、陈伯达致闭幕词。鲁迅的精神被剥离而成为按照政治需要附着“文化大革命”理论的空洞。当时的报道称，文化革命大军决心“发扬鲁迅的大无畏革命造反精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7年
6.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在《红旗》杂志第1期发表。 此文称：“当我们回顾解放以来文艺斗争的历史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一条是毛泽东文艺路线，是红线，是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历次重大的斗争，把文化革命一步步推向前进……作了长时间的准备，直到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向资产阶级全面进攻的、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直挖进周扬一伙的老巢。”文章中提到的重大斗争有：“第一次斗争，是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第二次斗争，是1954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第三次斗争，是1954年到1955年紧接着批判胡适而展开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四次斗争，是1957年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伟大斗争。”“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以来的历史，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的历史。在这个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同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两次大斗争，即1959年的一次，最近的一次在斗争中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文革”后，对姚文元所说的这些重大斗争的性质、意义我们已经作了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与阐释，称之谓“拨乱反正”。但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理解，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些“历次重大的斗争”一步步推动了“文化大革命”。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了一条事实上不存在的因而在“文革”后被否定了的“黑线”：“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是黑线。它的总头目，就是周扬。周扬背后是最近被粉碎的那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等，都是这条黑线之内的人物。”姚文元点名批判的这些对新文学事业作出过程度不等贡献的人，都在“文革”中遭到了残酷迫害和无情打击。作为大悲剧的承受者，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同时又是“文革”前文学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7.《红旗》杂志第6 期为江青《谈京剧革命》公开发表而作的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说：“京剧革命的胜利，宣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破产，给无产阶级新文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纪元。”这篇社论确立了“文革”十年阐释“样板戏”的基调。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期间，《智取威虎山》等八个“样板戏”在首都同时上演，演出二百一十八场。5月3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称八个“样板戏”“宣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破产”。由此“样板戏”在“文革”中的话语霸权得以形成。
8.一些重要文件和社论的发表，使“文革”文艺思想的主要构架逐渐形成。5月25日起， 《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五个文件”：《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是重新发表，删去了杨绍萱、齐燕铭的名字和“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一句话。 5月29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公开发表。11月6日， 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第一次提出“全面专政论”：“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9.1967年6月，由“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编辑的《 文艺批判》出版。创刊号除了登载“毛主席文艺语录”外，载有《发刊词》、聂元梓《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阮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胜利万岁》、新北大中文系文艺批判小组《彻底清算旧北京市委破坏京剧革命的滔天罪行》。参加编辑这本刊物的不少人，后来在新时期仍然从事文学工作。《发刊词》写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响彻云霄的凯歌声中，在向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发动总攻击的进军号中，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光辉节日里，《文艺批判》迎着阶级斗争的暴风雨诞生了！”“《文艺批判》诞生的崇高的历史使命就是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永远是她战斗的指路明灯。”“《文艺批判》是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冲锋陷阵的红色战士。它将以战斗的姿态，呼啸着，奔腾着，大喊大叫地投入到汹涌澎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去。”“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我们文艺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了！今天，是我们杀过去了！我们要刮起十二级革命的大风，把他们搅个‘周天寒彻’，杀它个人仰马翻！什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什么‘名流学者’，‘专家权威’，都要一齐打倒，统统都在扫荡之列！在文艺界来个大批判，大扫荡，铲除这些毒草，荡涤这些污垢，彻底批判刘邓文艺黑线，这是《文艺批判》的战斗任务。”1968年3月， 《文艺批判》改刊为《文化批判》，“作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大批判刊物继续出刊”，编辑者也改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批判》编辑部”，批判的领域则由“文艺”扩大到“文化”。“《文化批判》要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对文艺、历史、哲学及意识形态其他部门中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展开彻底批判。目前仍以文艺批判为主，逐渐扩及别样。”《文化批判》常用的“署名”有：颂青、学青、红联、激扬、阎河、一兵、青松、逐浪高、狂飙、闻而思、雷达兵、红匕首、迎九大、侦察兵、学门合、五尺枪、全无敌、壁垒、灭资兴无、橘子洲、无限风光、长江横渡、报春、追穷寇、迎春到、千钧棒、红五月、红色清道夫、缚苍龙、换新天、朝晖、一往无前、曾伏虎、东方红公社、反修战斗团，等等。
10.1967年9月4日，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干部、 贫下中农七十余人集会，“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对赵树理的反动小说——大毒草《锻炼锻炼》，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以大寨人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热爱集体，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生动事实，有力地驳斥了赵树理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污蔑贫下中农的滔天罪行。”大寨大队团支书、太行红卫兵负责人、铁姑娘队队长郭凤莲在发言中说：“赵树理写的《锻炼锻炼》，把我们劳动人民和干部污蔑得不值半根黄菜，看了真叫人气愤极了！”“周扬这些坏蛋还把他吹成‘农民作家’，狗屁！他是挂羊头，卖狗肉。十几年来，他写的那些东西，从来不歌颂我们劳动人民，而是专门丑化、污蔑劳动人民，招摇撞骗，毒害了不知多少人。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必须把赵树理这个黑作家揪出来，斗倒、斗臭！彻底砸烂他这块所谓‘农民作家’的黑招牌。”（注：参见《英雄大寨人狠批大毒草〈锻炼锻炼〉》，《文化批判》第6、7期。）

　　　　1968年
11.5月23日于会泳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第一次公开提出“三突出”原则：“我们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精神，归纳为‘三突出’，作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来。”以“三突出”原则为主体的“样板戏”创作经验，强制性地推动了“文革文学”主流话语的形成和发展。
12. “红卫兵诗歌”是“文革”初期充分反映了“时代精神”的“最强音”，《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这本编辑出版于“红卫兵运动”落潮时的诗集，是“文革”时期“红卫兵诗歌”的“经典”文本。这本诗选由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辑，1968年12月出版，印行三万册。诗选分为“红太阳颂”、“红卫兵歌谣”、“在那战火纷飞的日子”、“夺权风暴”、“长城歌”、“献给工人同志的诗”、“井冈山的道路”、“五洲风雷歌”八辑，共收从1966至1968年诗作九十八首。诗集中的一些作品，如《放开我，妈妈》、《请松一松手》等，曾见于1967年8 月武汉“钢二司宣传部”编印的《武汉战歌》，这也是一本在当时有影响的诗集，该诗集还收入了白桦的诗作《一个解放军战士的公开答话》、《孩子，去吧》等。
13.尽管我们不能把郭路生（食指）定位为“红卫兵诗人”， 但食指写作于1967年末、1968年初的《鱼儿三部曲》（又名《鱼群三部曲》），无疑反映了一代“红卫兵”由狂热到失落、彷徨再寻找的心路历程。这是他最早的代表作。郭路生后来回忆说：“那是1967年末1968年初的冰封雪冻之际，有一回我去农大附中途经一片农田，旁边有一条沟不叫沟、河不像河的水流，两岸已冻了冰，只有中间一条瘦瘦的流水，一下子触动了我的心灵。因当时红卫兵运动受挫，大家心情都十分不好，这一景象使我联想起见不到阳光的冰层之下，鱼儿（即我们）是怎样地生活。于是有了《鱼儿三部曲》的第一部。”冻沟中间的水流景象不仅触动了郭路生的诗心，也喻示了“地下诗歌”和“地下诗群”在“文革文学”中的状态，这“流水”是“新诗潮”的源头。1968年郭路生的创作几乎达到了巅峰状态，写作了《相信未来》、《烟》、《海洋三部曲》、《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近二十首诗，他的诗在社会上广为传抄。成为“新诗潮”源头的诗人还有北岛、多多、芒克、依群、根子、舒婷、马佳、林莽等。

　　　　1969年
14.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大批党政干部、知识分子下放到各类“五七干校”。11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包括俞平伯、钱钟书、何其芳、杨绛等在内的学者来到河南信阳“五七干校”，文化部所属的一些作家、诗人也分赴天津团泊洼、湖北向阳湖“五七干校”，冰心、张天翼、张光年、陈白尘、李季等被派遣到向阳湖“五七干校”，郭小川、吴祖光、钟惦＠①、凤子等被派遣到团泊洼“五七干校”。1970年3月，巴金等下放到上海奉贤“文化干校”。

　　　　1970年
15.年初，张扬逃亡中在汨罗县、 长沙写完后来名为《第二次握手》的第四稿《归来》。这是“文革”时期最有影响的手抄本。传抄的小说还有《九级浪》、《逃亡》、《波动》等。
16.年初，茅盾给一位寄来书稿的陌生读者回信， 这是“文革”以来茅盾写的第一封信，也是惟一一封“自咎自责”的信。信以当时流行格式开头：“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信中写道：“我虽然年逾七十，过去也写过些小说，但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旧作错误极多极严重，言之汗颜。我没有资格给你看稿，或提意见。一个人年纪老了，吸收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便衰退，最近十年来，我主观上是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但实际上进步极少。我诚恳地接受任何批评，也请你给我批评，帮助我！”（注：韦韬、陈小曼：《父亲茅盾的晚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
17.赵树理被迫害致死。 在《讲话》后曾经作为“方向”的赵树理创作在“文革”中被彻底否定。赵树理一生为农民写作，有“农民作家”之称，被誉为写农村的“铁笔”、“圣手”。但“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把赵树理“从阴暗的角落里冲刷出来”，赵树理成了“利用小说反党的干将”，大写“中间人物”的“能手”，“山药蛋派”成了“反革命别动队”。
18.“1970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 ”诗人多多在《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1978）》中说，“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年代，那些被称为“黄皮书”、“灰皮书”的“内部读物”，成了“文革”一代人与世界沟通的思想资源。据研究者称，包括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萨特的《厌恶及其他》、加缪的《局外人》在内的四十本左右“内部读物”对“文革”一代人的思想历程发生了极大的影响。这里要特别提到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连。在四十本左右影响青年知识分子的“内部读物”中，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连翻译的书有：伊凡•沙米亚金著《多雪的冬天》（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12月），弗•阿•柯切托夫著《你到底要干什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谢苗•巴巴耶夫斯基著《人世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另外还有《落角》等。 负责白皮书统稿的草婴说：“我们当的是翻译机器，他们要的是我们的翻译，而不是我们的思想。这可以说是一种耻辱，完全没有人们想像的那种我们在做自己的翻译专业的愉快心情。现在，我们那些人的确都不愿意说起那些事，我家里连那些书都没有留，我不想再看它们，想起来，心很痛。”“白皮书”不是纯粹的翻译文本，它是在特定的主流意识形态语境下产生的。而与“白皮书”相关的这些故事以及翻译家当时的心态，却不为七十年代的读者所知。“内部读物”翻译者的心路历程并不完全一样，但这些书无疑给七十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开辟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也给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界进行了最早的启蒙。

　　　　1971年
19.10月，为纪念抗美援朝二十周年， 重新放映《英雄儿女》等五部影片，这是“文革”后第一次重新放映“文革”前拍摄的影片。

　　　　1972年
20.1972年2月似乎成了一个特别的月份，这一个月出版了《虹南作战史》、《牛田洋》，这两部长篇小说成为主流文学的“经典”文本。这一年新出版的或者修改再版的比较著名的中长篇小说还有：李云德《沸腾的群山》（一），黎汝清《海岛女民兵》，李心田《闪闪的红星》，郑直《激战无名川》，集体创作的《桐柏英雄》等。1972年之后，文学期刊逐渐恢复出版，少数获得政治权威信任的知识分子开始参与写作（其后，个人署名创作的与主流意识形态取向一致的作品也能够公开发表），由知识分子参加的各种“写作组”（包括创作与评论），开始以“样板戏”的创作经验为指导，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设计，形成“文革文学”的话语系统。《虹南作战史》和《牛田洋》是继“革命样板戏”之后主流文学的代表作。这两部小说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并充分实践了主流文艺思想。其中的《虹南作战史》作为“三结合”创作的标本，曾经是“名重一时”。这两部小说形成了新的叙事模式，这一模式后来被广泛地仿制：情节的结构原则是政治运作的程序，在小说的情节链中最重要的环节不是情节本身的内在逻辑而是“正面”人物对政治理论认识到的程度，因此小说的叙事和与此相关的情节设计只不过是为了完成对某种意识形态的确认。曾经参与“三结合”创作组写作《虹南作战史》的一位作者，在总结“三结合”创作“经验”的文章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文艺黑线统治下把文学当成是个人的事业和追求名利的工具那样一种局面。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教导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自己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毛主席也教导我们：‘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这就是文学的党性原则。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有关各方都想到一个点子上去了：领导部门有感于文艺这个舆论阵地的重要，决心加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广大工农兵群众对革命文艺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要求反映他们的斗争生活，鼓舞他们继续前进，并且要求直接进入文艺创作领域，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和改造这个阵地，既做物质生产的主人，也做精神生产的主人；绝大部分专业文艺工作者，也迫切地感到不能再在旧轨道上生活下去，愿意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把自己的知识、技能用于为工农兵服务的伟大事业。”（注：周天：《文艺战线上的一个新生事物——三结合创作》，《朝霞》1975年第12期。）
21.敬信在1972年2月号沈阳《工农兵文艺》上发表了小说《生命》。《生命》在当年的文坛并未引起反响。仅仅因为小说写了“四清”下台干部崔德利和大队贫协主席老铁头的矛盾，就被看成是舍本逐末，取代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斗争这一根本矛盾，于是遭到了批判。1973年来自辽宁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的批判，逐渐在全国引起注意。《辽宁日报》在1974年1、2月陆续发表批判《生命》的文章多篇。《辽宁文艺》1974年第2 期刊登工农兵业余作者批判《生命》的发言纪录。“文革文学”最为重要的刊物之一《朝霞》在1974年第2 期发表三篇批判《生命》的评论时也加了“编者按”：“辽宁大学工农兵学员对短篇小说《生命》进行的这场批判，我们认为是十分有意义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4年《元旦献词》中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由《生命》及其所引起的讨论，使我们又一次看到这样的斗争在文艺战线上同样是激烈进行着的。”《生命》的遭遇是令人深思的。其实，这篇小说明显地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这意味着：任何作品只要它的叙事有可能导致对“文革”的另外一种理解，就要遭遇围剿。
22.1972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浩然《金光大道》第一部。1970年秋收后，浩然从农村归来，12月动笔，次年11月完成《金光大道》。197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金光大道》第二部。第三、四部因“文革”结束未能出版。1994年8月京华出版社出齐四部《金光大道》， 并由浩然《有关〈金光大道〉的几句话》引发了一场如何评价《金光大道》的论争。《金光大道》（一）（二）出版后，主流文艺评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金光大道》第一部，是近年来长篇创作的新收获，也是浩然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迈出的可喜的第一步。”（注：马联玉：《社会主义道路金光闪闪》，《北京文艺》1973年第2期。 ）“《金光大道》紧紧围绕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一根本问题，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表现我国农村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金光大道》用大量生动、形象的艺术描绘，饱含激情地着力讴歌了这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特别是全力塑造了高大泉这一主要英雄人物的形象。”（注：辛文彤：《社会主义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光明日报》1974年12月12日。）辛文彤在这篇文章中，对《金光大道》学习运用“样板戏”的经验、始终反映“路线斗争”、从世界观的高度去开掘人物形象的思想深度等“尝试”做了充分的肯定。1994年浩然的《有关〈金光大道〉的几句话》写道：“《金光大道》和另一部长篇《艳阳天》，在七十年代中期曾经始料不及地使我‘腾飞’到如茅盾先生所谴责的那样，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只有‘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境地。那种处境的一度‘辉煌’，对一个年轻的我来说，确实有所惬意、有所满足，同时也伴随着旁人难以知道和体味的惶恐、忧患和寂寞。”“我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如实地记录了那个时期农村的面貌、农民的心态和我自己当时对生活现实的认识，这就决定了这部小说的真实性和它的存在价值。用笔反映真实历史的人不应该受到责怪；真实地反映生活的艺术作品就应该有活下去的权利。”熟知浩然“文革”时期的创作言行又读过《金光大道》的人，不能不对浩然的这些“说明”表示反驳。浩然在“文革”期间的重要作品还有《西沙儿女》（正气篇、奇志篇）等。
23.1972年部分知识分子有了写作与发表的可能。 北京大学教授王瑶在5月21 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署名“闻军”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赞革命现代京剧〈海港〉的艺术构思》，其后，署名“闻军”的文章还有《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生死斗争——评长篇小说〈艳阳天〉》（《光明日报》1974年6月28日）、 《文艺必须成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人民日报》1975年6月9日）、《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学习革命样板戏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的经验》（《北京大学学报》1975年第3期）等。

　　　　1973年
24.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上海文艺丛刊”， 本年度出版《朝霞》、《金钟长鸣》、《钢铁洪流》、《珍泉》四辑。1974年起改为“朝霞丛刊”，先后出版了《青春》、《战地春秋》等。 1974年1月，还同时出版了综合性文艺月刊《朝霞》，是受“四人帮”控制的帮刊，1976年9月停刊，共出三十三期。《朝霞》丛刊和《朝霞》月刊， 是“文革”后期最重要的文艺丛刊、月刊之一。“上海文艺丛刊”改名、《朝霞》月刊创刊时，上海人民出版社《朝霞》编辑室的“征稿启示”说：“《朝霞》丛刊和月刊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坚持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为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和无产阶级文艺队伍的发展而努力。希望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和专业作者大力支持、踊跃来稿，努力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积极反映当前伟大时代的风貌，热情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25.在江青、姚文元授意下， 成立了于会泳任组长的文化组创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随后出现的从事“文艺评论”的“初澜”、“江天”就是这个办公室写作班子（又称“写作组”）的笔名。“写作组”是“文革”期间的重要现象。当时比较著名的“写作组”还有“梁效”、“辛文彤”、“任犊”、“罗思鼎”、“石一歌”、“南哨”等。由于“写作组”特殊的政治身份，他们主导着文艺思潮与文艺评论。“写作组”的“写作”在本质上是姚文元式的写作。
26.艾芜在《四川文艺》创刊号发表小说《高高的山上》， 顾工在《山东文艺》第1期发表小说《跃马扬鞭过长江》。

　　　　1974年
27.《学习与批判》第1期发表署名“余秋雨”的文章《胡适传》。第一章内容包括“挑灯看榜”、“来到‘黄金世界’”、“首次‘荣任’卖国贼”、“从‘实用主义’到‘文学改良’”、“在回国的海轮上”，第二章内容包括“教授生涯”、“风暴前夕”、“来不及了”，第三章内容包括“‘问题与主义’”、“争夺《新青年》”、“惜别杜威”、“‘实在忍不住了’”、“为皇上所化”等。
28.3月15日，《光明日报》发表张永枚写的诗报告《西沙之战》，次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其他报刊也相继转载，并出版了单行本。此作由江青授意创作并经江青修改，江青被美化成战斗的“鼓舞者”和“力量源泉”。“诗报告”发表后，被看成“新诗学习革命样板戏的成功范例”。
29.1月23日到2月18日， 国务院文化组在北京举办华北地区文艺调演。此间，“四人帮”及其在文化组的亲信于会泳等人制造了“《三上桃峰》事件”，称晋剧《三上桃峰》吹捧“桃园经验”，是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这一年受到批判的还有湘剧《园丁之歌》、安东尼奥尼拍摄的《中国》以及一些被称为“黑画”的美术作品等。1974年成为“反击文艺黑线回潮”的一年。
30.为纪念“京剧革命”十年，初澜在《红旗》杂志第7期发表《京剧革命十年》称：“第一批八个革命样板戏的诞生，如平地一声春雷，宣告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革命文艺路线已经在实践中取得了光辉的成果，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新纪元已经到来，千百年来，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舞台的局面已经结束，工农兵英雄人物在文艺舞台上扬眉吐气、大显身手的时代已经开始。这是中国文艺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变革。”
31.“大写革命诗歌”是“小靳庄十件新事”之一。1974年6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小靳庄诗歌选》第一集，1976年4月出版第二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也于1976年4 月出版《十二级台风刮不倒——小靳庄诗歌选》。“小靳庄诗歌”，由江青授意，假借大队社员的名义捉刀代笔而成。群众性的诗歌创作活动常常会成为政治活动，“小靳庄诗歌”则沦为“阴谋文艺”的一部分。由此，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民间”。
32.这一年，后来在“新时期”十分活跃的一些作家， 他们的名字和作品陆续出现在一些文学刊物上。李存葆在《山东文艺》第1 期发表《猛虎添翼》，蒋子龙在《天津文艺》第1期发表《压力》， 韩少功在《湘江文艺》第2期发表《红炉上山》，朱苏进在《解放军文艺》第2期发表《铁流奔腾》，邹志安在《陕西文艺》第2期发表《石桥畔》， 郑万隆在《北京文艺》第2期发表《风雪河弯》， 周克芹在《四川文艺》第5、6期发表《棉乡战鼓》，叶蔚林在《解放军文艺》第7 期发表《晶妹子》，古华在1974年10月出版的“朝霞丛刊”《碧空万里》上发表《仰天湖传奇》，等等。这些作家如何由“文革”过渡到“新时期”，也就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33.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创作丛书”出版，这套丛书包括汪雷的《剑河浪》（1974）、张抗抗的《分界线》（1975）等，这些作品是“文革文学”中的知青文学。

　　　　1975年
34.7月毛泽东主席在两次谈话中指出，“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党的文艺政策因此有了局部调整。
35.2月，江青指责电影《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于会泳等人为《创业》列了“十大罪状”。6 月电影《海霞》也遭到围剿。7月， 毛泽东主席在《创业》编剧张天民的来信上作重要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张天民在“文革”结束后对《创业》在“‘左’‘右’之中摇摆”作过认真的剖析：“《创业》当然也处于这种摇摆之中，但当时的社会环境，我更多地向左，向左……其中，写人、写个性、写感情的因素还有，但已是十分克制，为保存作品中的一点‘人性’，我从剧本到拍摄过程中，经过多次斗争，有时与批评者大喊大叫，获得不走群众路线的罪名，至于其中的削足适履，硬加阶级斗争的情况，是很明显的。一方面是由于压力，一方面也是自己认为大概这是正确的，主动地这样。在剧本修改过程中，每次讨论提的意思都是‘阶级斗争’这条线。话说回来，如果不是其中硬加了不少阶级斗争，这部电影大概也就不会问世。生活中当然有阶级斗争，但其表现形式、特点都不是作品中那样的。因此，可以认为，作品中生动的人与人的关系，是我的生活感受，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则是从书本和理念出发，硬编造的。为了这恼人的‘斗争’，我在生活了一段之后，在积累了大量工人生活素材之后，仍感到茫然，不得已派了几位助手，跑到公安部门、保卫部门，看了许多案例，尽管有几十件案件，仍然用不上，最后还得求助于大脑。在当时的情况下，高明一点的只是：我在这个理念的东西之中，注入了我对文艺规律的一些理解，一些生活感受，比之那些纯理念的写法，要好一点，这就是《创业》被人们所接受的原因。”（注：参见《张天民回顾自己的创作》，《当代文学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1期。）
36.1975年《朝霞》第3期发表任犊的《走出“彼得堡”》，对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要高尔基走出彼得堡的原因作了分析。文章称：“最近读到胡万春同志给《朝霞》编辑部的一封信，其中谈到：他重新学习了列宁在1919年要高尔基走出彼得堡的教导，很有感受。一个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而后又走过一段弯路的工人作者，回过头来对革命导师的教导产生了切身体会，那么对于文化大革命以来涌现的工农兵作者来说，记取他们的教训，时时用革命导师的教导来鞭策自己，自然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了。”对于“工农兵”作者与“知识分子”作家的关系（不局限在“三结合”创作组内），主流文艺思想一直保持着警惕，在“文革文学”的研究中这一点为研究者所疏忽。任犊在《走出“彼得堡”》中，对已经被“改造”的知识分子作家仍然没有丝毫的信任，相反充满了“阶级”的对立情绪甚至是仇恨，并且把“彻底摧毁形形色色的‘彼得堡’”看成对被“毒害”的工人作者的疗救。对知识分子采取的是“再教育”，对工人作者则采取“回炉”的办法。
37.1975年，穆旦在中断了近二十年创作后， 写出了诗歌《苍蝇》。这是“潜在写作”的重要文本。1976年左右，穆旦的朋友们手里流传着他的手写稿，上面有《智慧之歌》、《秋》、《冬》等诗。郭小川也在1975年写下了重要的诗篇《团泊洼的秋天》、《秋歌》。郭小川为《团泊洼的秋天》写了这样的注：“初稿的初稿，还需要做多次多次的修改，属于《参考消息》一类，万勿外传。”“文革”后期，许多搁笔多年的作家开始写作。1972年，丰子恺写作《缘缘堂续笔》。牛汉、曾卓、流沙河等也有诗作。
38.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刘心武的中篇小说《睁大你的眼睛》。 这是“一本对少年儿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文学读物”，它反映了北京市一个街道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开展社会主义大院活动的故事：“在大院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和资本主义腐朽势力展开着激烈的斗争。‘孩子头’方旗依靠党的领导，带领全院儿童，机智地斗倒了妄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分子，挽救了被腐蚀拉拢的伙伴，表现出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觉悟。整个故事想告诉人们：必须睁大警惕的眼睛，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刘心武《班主任》中的谢惠敏脱胎于《睁大你的眼睛》；在《睁大你的眼睛》中他肯定了谢惠敏式的青少年“孩子头”方旗，而在《班主任》中他否定了谢惠敏。这个由肯定而否定的过程，也正是刘心武自己精神蜕变转化的过程。

　　　　1976年
39.1976年第3期《红旗》杂志发表经姚文元审定的初澜的文章《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3月， 于会泳等人召集文化部创作座谈会落实江青、张春桥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的指令。一时风起，“怎样刻画走资派形象”成为评论与创作的重点。《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5期发表方泽生《努力表现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 《解放日报》1976年5月5日发表江曾培《文艺创作的重要课题——论表现无产阶级与走资派的斗争》，《光明日报》1976年6月19 日发表李希凡《要塑造典型——驳文艺创作上的一种奇谈怪论》，等等。《人民文学》1976年第3期发表陈忠实《无畏》，《北京文艺》1976年6月号发表伍兵《严峻的日子》，等等。这股逐渐成为“阴谋文艺”的思潮可以追溯到1973年。《朝霞》丛刊1973年第2辑发表清明《初春的早晨》，第2辑发表谷雨《第一课》；《上海文艺丛刊》1973年第2辑发表立夏《金钟长鸣》， 小说后入选1975年“努力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征文选辑《序曲》。《朝霞》1974年第4期发表崔宏瑞《一篇揭矛盾的报告》，1974年第9期发表《典型发言——续〈一篇揭矛盾的报告〉》。
40.蒋子龙在《人民文学》第2期发表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尽管小说不时突出“文化大革命”对霍大道的教育，强调霍大道“继续革命”的精神，但还是比较成功地塑造了工业战线上一个有干劲、有魄力、有经验的老干部形象。“开拓者家族”的性格特征就是从霍大道开始形成的。一方面，作者不可能不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且试图在霍大道身上反映出主流意识形态所确认的理念，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蒋子龙又认同邓小平的整顿工作，有一种追求现代化事业的冲动，《机电局长的一天》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源于这种认同与冲动。即使这样，小说也不能为主流文艺所容忍。《人民文学》1976年第4 期的“编者按”说：“就这篇小说（指《机电局长的一天》）的发表来说，主要的责任还在编辑部。是我们没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受了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修正主义纲领的影响，以致未能看出《机电局长的一天》的严重错误倾向，给作者以帮助。这一切说明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这些黑货在我们头脑中还有市场，必须不断地在斗争中加以批判和清除。”同期《人民文学》还发表了蒋子龙为《机电局长的一天》而写的检讨文章《努力反映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
41.臧克家在《人民文学》第2期发表歌颂“五七干校”的诗三首《忆向阳》，这一年臧克家还出版了诗集《忆向阳》。田间等老诗人也配合形势进行诗歌创作。
42.“四五运动”爆发，革命群众以诗歌为武器， 悼念周恩来总理，批判“四人帮”，这些政治诗广为传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童怀周编选的《天安门诗抄》。
43.1976年10月“四人帮”阴谋集团被粉碎。 张光年（光未然）在选抄当年的日记时，加注叙述当年的心态：“这特大的喜讯，当时高兴得不敢轻信，日记上也不敢直书，实在可笑！八日下午老友李孔嘉同志来报喜，连说‘三个公的一个母的都抓住了’我心知其意，心想哪有这样‘全捉’的好事，不敢插嘴。”“九日获知十五号文件大致内容，大喜过望。十日毕朔望同志来。他消息灵通，转告从外事口获知的具体情节。这才清楚了，然而日记上还是不敢明记！十年来长期充当‘牛鬼蛇神’，把人吓成这样！这难道不是社会生活的异化吗？知识分子人格的异化！”今天理性地审视“新时期”文学就不能忽略从“文革”到“新时期”的过渡，从1976年到1978年这一过渡期可以称为“前新时期”。即使到了1978年底，文艺界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认识仍然有分歧，而且这种分歧是存在于“文革”前十七年文学界的重要人士那里。1978年冬天，文联、作协还没有恢复，周扬和林默涵、张光年、韦君宜、李季等聚会在广东的肇庆，议论到“四人帮”的覆灭对文艺界意味着什么。有的认为，“黑线”和“黑八论”还是有的，“我们以前也批过”；有的则认为有“黑线”存在，也有“红线”在起作用，并无黑线专政论；更有人觉得，“黑线”和“黑线专政论”是“四人帮”为了整倒文艺界而一手制造的，应当根本推翻，文艺方有复苏之日并为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创造条件（注：伍宇：《中国作协“文革”亲历记》，《传记文学》1994年第9期。）。
44.1976年12 月的《北京文艺》发表了郭小川的遗作《长江边上“五七”路》。这首诗写于1971年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主席的生日，郭小川这诗的末尾特地署上这个时间，可以想像他作诗时的心情。《北京文艺》发表这首诗显然是为了纪念辞世不久的郭小川，它的发表，模糊了郭小川思想发展的历程；尽管在当时人们还不可能讨论郭小川的思想演变问题，但事实上郭小川从写作《长江边上“五七”路》到写作《团泊洼的秋天》，其心路历程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发表带有鲜明的“文革”时尚与潮流特征的诗作，纪念一位后来怀着矛盾的心情质疑“文革”的诗人，1976年的文学就这样划上了句号。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