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 《生逢一九六六》讲稿

tuffy05

市井社会时间的性质与精神状态
——《生逢一九六六》讲稿

王安忆

《生逢一九六六》，长篇小说，作者上海人，名胡廷楣，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二○○五年出版。

顾名思义，小说写一九六六年，是“文化大革命”发轫的一年。这一场大革命，在此小说中，不是发生在政治中心北京，也不是边远的内地农村，比如《芙蓉镇》，而是在上海，在上海的市中心区。这里居住着这城市最普遍的人群，市民阶层。于是，这些寻常的人生都将受到革命的考验，而革命，在这市井社会里，则演化成世俗剧。
我先来描绘《生逢一九六六》里面的市井社会：
一、空间的性质。具体在小说中，便是石库门弄堂的形状。上海著名的旅游点“新天地”，利用的就是石库门的外形，作为上海民居建筑的标志。但事实上，当它被当做观光用途的时候，它的文化内容就已抽空了，这内容就是生活状态。石库门弄堂的生活状态，他归纳为两点：杂和挤。
“杂”是指各种成分混淆于此，比如像陈宝栋这样的小工商业者，勤俭创业，开一爿作坊式的小五金厂，虽然是有产者，但只是小康之富。小说中写红卫兵抄家过后，陈宝栋一怒之下，决定看穿想开，奢侈也不过是汗淋淋的身子不擦不洗直接穿一件一百二十支新汗衫，早起不吃泡饭，而是到扬州点心店来一客“单档”和四个笋肉包。又比如余国桢这样地下党出身的“老革命”。上海的地下党多是在上海本地的居民中发展形成，这些本土的革命者多是小市民阶层。余国桢也是，他原是一名教员，一九四九年以后，在一所中学任校长。他对共产主义理想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都谈不上有什么见解，他的忠诚更多是出于自律严明的人格，行动上则是有些事务主义的，所以到了激变的时代，他便无所适从。还比如蔡小妹这样的赤贫，城市无产阶级，一家三口住一间七平方的亭子间。她的父亲是一名洗染工人，无业的母亲揽下了弄堂里倒马桶的活，她有个叔叔，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牺牲在朝鲜长津湖。在“文化大革命”开初，红卫兵流行戎装，蔡小妹腰里系的是一根军用帆布带，是叔叔的遗物。这个用物很好，北京红卫兵，佩戴是正规军的带铜扣的牛皮带，以此可见出，上海市中心区学校红卫兵的平民性质。再比如蓓蓓和她的好婆，由居住香港的父母汇款抚养；比如陈宝栋的二房东，似有着洋务背景，作风西式，靠祖产过活，其子李庄，则是新中国文艺团体的艺术家；比如瞿家伯伯，一个病理学教授，旧日国民党军队的医官，却很侥幸地没有参加国民党，于是尚存生计等等。上海市井何等地混杂，是由于历史短促，不是凭借长时间的演进形成，而是突发性的机遇所致，也是有一些民主的意思吧。
这是“杂”。“挤”就要谈到石库门弄堂的建筑结构了。只要举一个例子，就是小说中写到，房屋大修，住前后排的人家，便可以从脚手架上走来走去，穿堂入户的，陈宝栋之子陈瑞平和蓓蓓，就是这么样开始他们的故事。顺便说一句，空间的建构往往关系到情节的发生，它是剧情所依赖发生的舞台，可为情节制造机会。在这种逼狭的结构里，人们比邻而居，鸡犬之声相闻，没有隐私可言。再举一个例子，余国桢患精神病的儿子余子建，住在蓓蓓楼下，楼上些微动静都可清晰入耳，于是演出了“捉奸”的闹剧。我应当指出，这一笔写得不够好，这个精神病状态的格调不高，事情如此败露也嫌生硬，但它在说明事实上还是有意义的。意义在，这样的居住结构造成的生活状况是：生活是公开的，它为这场革命提供了人身攻击的条件。
二、市井社会时间的性质。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石库门弄堂里的人，与乡土间有着亲密的联系，他们大多在乡下有着近亲。比如，陈宝栋家和萧山，萧山是他们的原籍，至今那里还生活着兄长一家，其实也是陈瑞平的生身父母。就这样，抱养儿子是从老家乡下抱养，女佣也是从老家乡下带出来。再比如，蓓蓓和黄渡。蓓蓓的身世略要传奇些，是上海解放前夕，解放军攻下郊县时候，黄渡乡下的草堆里的一个弃婴，据推测大约是国民党军官眷属遗下的，然后被人拾起来收养。起名为“蓓蓓”，沪语和“陪陪”谐音，是为陪伴而养大。先是陪黄渡的外婆，等养父母去了香港，便到上海“陪”她的祖母，也就是“好婆”。所以，上海市民其实离开乡村不久，城市生活的历史很短暂，这也是方才说的“杂”的原因，而它造成的还不只是阶层混杂。在小说中，我们可看到，陈瑞平的萧山爹娘是如何教养他的，也看到蓓蓓住在黄渡的外婆如何教养她。地处富饶的江南，这些乡土观念很难说是质朴的，但它们有着简单实用的道德性，其实也成为上海市民价值观的成分之一种，因时间短促，并不足以积养，只够快速地融会变通。于是，我们就进行到了上海市井社会的第三种性质——
三、市井社会的精神状态。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情形，难以描绘，我们还是遵从小说的资料。比如，一九六○年的饥馑时期，陈瑞平的母亲从萧山乡下带了两只鸡回上海，她是如何处理这两只鸡的? 她将鸡杀了，烹制成虾油鸡，然后分送给四下邻里。母亲的说法是，家家都在挨饿，这么鲜美的好东西，是瞒不住耳目的，会引起妒心。结果又是怎样?足有一星期的时间，人们向母亲道谢，然后再有一星期，人们心怀不平地称颂他们家的富有——上海市井对贫富差异特别敏感，“文化大革命”在上海的舞台上往往会演成一出贫富间的仇嫉戏剧。他们不像政治中心北京的居民，有一种臣子之心，换一个说法，即政治的关怀。上海的市民，是现实的人心。当陈宝栋自杀之后，弄堂里的人家对此表现出格外的关切，他们意识到陈家出了大事，内心不由地兴奋起来。但这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幸灾乐祸，而只是一种肤浅，甚至于儿童气的心理。因为一旦知道真相，他们也乐于表示同情，但必须要获得知情权，也是一种平权主义。所以，当母亲将内情告诉蓓蓓的好婆，好婆立即伸出援手，照料了这个不幸的家庭。上海的市井就是这样的小善小德，没有体解人心的深度，是平庸的心肠。相对于此，上海的市井也有着小恶，也许并不是出于破坏的故意，但事实上，却可造成极大的损伤。这在后面我会具体讲到。
这就是《生逢一九六六》中所描绘的市井社会的基本面目。“文化大革命”这一场大变故落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将遭遇什么，将如何对待，最终又如何结局? 我想，在《生逢一九六六》里，大约可有这样几种命运：
一、存身之道。就是以生存计，多少带有苟且，但最大限度地不损失道德。可推两个人物作代表：穆亦可和董品章。穆亦可是陈瑞平的同学，他的出身很可玩味。小说中写他在学生登记表家庭成分一栏填的是“城市贫民”，可是家里却住一套中产阶级式的公寓房屋。祖父，一个扬州老头，总穿一件对襟盘纽的中式衣服，养一只也是说扬州话的八哥，抽着水烟袋。母亲则化浓妆，穿旗袍，抽的是香烟。这两个人物看起来十分戏剧化，但不知是哪一出戏，按书本上教条地规划的社会分析法，不知道该将他们往哪个阶级里归。当陈宝栋告诉儿子陈瑞平，穆亦可的祖父是青红帮，陈瑞平更加困惑，因那老头也不符合概念中的青红帮的形象。在这样家庭中长大的穆亦可，就有一种本领，能够机敏地应对各种局面，左右逢源，这其实暗合了城市中“黑社会”那种善于变通的路数。当有一天，穆亦可从学校回家，远远看见家中挤满了抄家的人群，他转身走进街边的旧货商店，将胯下的自行车卖了五十元钱，因他知道，一旦走入家中，他的自行车再不会属于他。在那年代，自行车可算是一桩财富了。
董品章是陈宝栋的徒弟，也是干儿子，陈宝栋于他，可说是有知遇之恩。公私合营以后，董品章迅速成长为工厂的干部，到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处境便十分微妙了。一方面，他是纯粹的工人出身，革命的主流，他理应站在他的阶级阵营里，与陈宝栋对峙；但另一方面，陈宝栋是他的恩师。他怎么处理这对立的关系呢? 我们看见，董品章无论是对陈宝栋，还是对陈宝栋的儿子陈瑞平，说话间都点水不漏，没有一点放弃立场的嫌疑。陈宝栋从他那里领受了一番冠冕堂皇的教导，彻底灭了指望，跑去自杀，只能怪他一是软弱，二是听不懂话，因董品章已在话里教他如何对待革命的残酷性，他到底不是董品章那样圆通的人。然而，我们也还是应该承认，董品章在自身安全的保证下，也竭尽全力照顾了他们一家。有一个场面写得很好，就是陈瑞平的母亲，也就是董品章的师娘并干妈病危之际，董品章经常来医院探视，并不说话，只是坐在床边，而母亲似乎也为了避免说话的麻烦，闭眼装睡。当他母亲去世后，董品章和陈瑞平一同去殡葬场领骨灰的一幕也很好。办完事，他带陈瑞平去吃饭，点了两个豆腐菜，算作是一顿豆腐饭吧! 小说中这么写道：“两个男人在一起吃饭，就像是死了父母的两个孤独的兄弟。”于是，董品章在保存自身的前提下，也保存了感情。我们可以相信他立场的坚定性，也相信他感情的诚意，但是，他肯定不是为信仰牺牲一切的烈士，也不是以私人感受为重的温情主义者，或者说人性论者。他是谙熟生存之道，晓得这社会是政治的，又是人际的，两种关系都要维持，对外要能立足，对内则要平衡心理。这种人物在安平世道里会和顺度过，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政治生活和私人生活如此冲突的当口，人格就面临了重大挑战，他们的存身术也受到挑战，会有精彩的表现。
第二类的命运是沉沦。
余国桢的儿子余子建是一种。他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天之骄子，父母亲都是老革命，本人又有很好的天资，不仅学习好，政治上也很进步，是很少数的学生党员。由于这些先天后天的优势，他得以考得留学苏联的名额，去到列宁格勒一所航空工业学院。他的出场挺有戏剧性，他留学回家，正遇上北京红卫兵到上海中学发动一场蛮横的运动。这个来自共产主义实践的诞生地、十月革命家乡苏联的青年，应该是有机会更深刻来进行认识。可惜以后的情节发展并没有利用这个特殊的条件，而是比较一般化地让他经历了同行间倾轧引起的政治陷害，然后精神分裂，变成了一个带有强烈性欲色彩的迫害狂，其实是错过了一个思想者的命运想象。
表现比较恰如其分的是陈宝栋，他这个小资产者，靠了勤俭和苦做，摇摇晃晃挣得一份小小的产业，在公私合营中虽然归了国家，可是换得的身份地位满足了他的价值感。他在旧政权谈不上有什么得意，对新政权则有几分出自内心的喜欢。他其实是一个简朴的人，遵循着单纯的道德，单纯地相信一个管理工业的中层干部，夏副区长，在他，就是政府的代表，对他所做的允诺。所以，当红卫兵不期然地上门抄家批斗之后，他首先是回溯了自己的生平，也就是自己是如何成为“资本家”的，结论是并没有做亏心事；其次，就是去找夏副区长。他没找到夏副区长的人，先看见了夏副区长的大字报，以及他本人的认罪书，认罪书中将他对陈宝栋的怀柔当做一件罪行来检讨。于是，陈宝栋彻底陷入迷茫，他最后还去找了董品章，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一点解释，这带着点垂死挣扎的意思。就像方才说的，他听不懂董品章的话，于是感到了幻灭，自杀。这是一个认死理的人，他不会宏观地看世事，只是握住一些具体的是非。他的幻灭也不是什么理想的幻灭，而是像俗话说的，别不过弯来了。他的小道理理不顺了，于是，便去死了，多少带一些负气。和这个大时代负气，终也是不明智。
相比之下，他的妻子，陈瑞平的母亲邵玉清，就要比他清醒。倒不是说她懂政治，她甚至比她男人陈宝栋更不懂，她也不企图去弄懂，但她自有一套判断的标准。不是从意识形态，而是从生活实际出发。陈宝栋死后，她为保护儿子，立刻声明儿子不是他们亲生，是从萧山乡下过继，不惜透露这一个重大的秘密，冒着失去儿子的风险。儿子与她划清界线，她伤心也伤心，讥诮也讥诮，但基本抱认可的态度，因她知道这是儿子立足于世的出路。她感觉到自己有肝脏的病，悄悄去饭店吃猪蹄，证实自己是不是忌荤腥——这一幕是有些惨烈，是一个人孤独地挣扎着活下去的画面——可她最终还是有病，并且是绝症。就在临死前，她还为自己的儿子尽了最后一件义务，就是为他选择未来的妻子，她将藏匿起来的两块金条放在了蔡小妹的口袋里。虽然并无济于局面，可她该做的都做了。她最后是以自然死亡为结局，但这死亡中多少有些人为的用心。一个女人一夜之间死了男人，又一夜之间，受儿子背叛，她是个以相夫教子为人生的人，还有什么理由可继续活下去? 比较陈宝栋，她所遭受的是更为具体的丧失，她一直在鼎力挽救，可惜生命力太孱弱，还是沉沦了。
这些人物都缺乏深刻的理性，余子建有这条件，可作者错过了，因此他们得不到救赎。
而他们又都是生性不圆通的人，所以也不能像前一类人那样屈抑地活。“沉沦”两个字甚至对于他们都太悲壮了，他们就像幽暗的火熄灭了，泯灭了生命。
第三类的命运，我以为是《生逢一九六六》的主线，我命名为“追求”，这是降落在一批年轻人身上的命运。在如此暧昧的时代里追求上进和幸福，大约是只有年轻人才会蹈入的陷阱。他们的人生才开头，自然是抱了希望和幻想。时代不是由他们选择的，生逢什么就是什么，可不论是什么，总归是他们的时代，他们总是喜欢的。像《生逢一九六六》里的市井社会中的年轻人，是被环境拘泥于局部，无法俯瞰全局，这就是他们的眼界，也是他们的胸怀。他们没有那种超凡脱俗的力量去质疑时代，只有服从和跟随。蔡小妹是其中最单纯的一个，因她和这时代最合拍，这时代就是以她所在阶层的名义安排的。这个时代给予的正面性，又恰是符合了她向善的本性，比如诚实的概念，劳动的概念，利他的概念，以致到了极端的一九六六年，还有牺牲的概念。这些概念其实都缺少内容，无论思想的还是体验的。但年轻人的世界总是空洞的，就总需要概念来充数，蔡小妹且又凭了良好的天性去理解，但她终于有一些更质朴的本能从时代的概念中遗漏出来。当她带领北京红卫兵去陈瑞平家抄家，她悄悄将陈瑞平的书保存起来；当她情感倾向于陈瑞平的时候，她也没有违背，而是率真地与陈瑞平亲近；在这个被唾弃的家庭需要帮助时，她援手帮助。而这时代其实也渐渐从狂飙式的革命中弃下了她那个阶层，另有目的地直取而去，这也成就了她的单纯，她免入歧途，可依本性正直生活。她的单纯不幸在一桩事情上误了她，那就是与陈瑞平的爱情，这就要说到蓓蓓这个人了。
蓓蓓恰好与蔡小妹相反，她天然就与这时代不相符。她的出身十分复杂；面容娇好与工农政权的素朴观念背离；她的心思又很细密纠缠，这也不是新社会的明朗气质。但她不也是这个时代的人吗? 她不也积极地接受这时代的概念吗? 她也有权力加入这时代的主流。但她不能像蔡小妹那样自然而然，她必须要接受格外的考验。她报名去边疆建设兵团，果然就批准了她一个，是这时代宽大地接纳她。但另一方面呢，每一个理性的成年人都知道，那是自毁前程，这就是这时代的虚假性。正面的概念底下，是与生活不相符的实质。蓓蓓很快退下阵来，从新疆回到上海，变成一个没有身份的人，这使她甚至比不去新疆还更落后。幸好她不是有信仰的人，受的欺骗就不算严重。她认命地回到社会边缘，并且找到了慰藉的方法，那就是和陈瑞平的爱情。于是，蔡小妹的单纯遭遇对手。
我不想多说陈瑞平对这两个女性的感情状态，我觉得小说对此所写不够令人信服。这两个女性，包括陈瑞平，着墨很重，但形象却并不鲜明，不如那几位成人，有更生动的表情。但我很感动最终的结局，我觉得是带有青春祭奠的意思。在陈瑞平最虚弱的时候，蓓蓓也正逢危机——为生存计，她决定去香港，与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结婚。他们互相作为慰藉，开始了一段绝望的爱情。这段恋情已不能单纯以感情解释，它肯定不那么纯真，它其实是他们无限缺失的青春的补偿，又预示着破损的人生开始，几乎带有亡命的性质。他们是将蔡小妹的感情践踏掉了，可是他们不也同样将自己的践踏掉了? 陈瑞平再不能和蔡小妹好了，他们原本有着完整无缺的感情。蓓蓓呢，她自己不是说：“你是我的第一个。”她把她的“第一个”赠送给永不聚首的人，陈瑞平还有什么话讲? 他们这段亡命的爱情，也是在同样的亡命的情景下进行，就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没有地方亲热。他们走到哪里，哪里都有监视的窥秘的眼睛。到最后，终于败露，蓓蓓去了香港，陈瑞平一个人蛰伏在家中三天。我想这三天他是在进行一场“殉”，殉他，还有蓓蓓，再有蔡小妹的青春爱恋。这是全书的高潮部分，也是目的地，一九六六年的一个伤疤。三天之后，陈瑞平终于走出家门，走进弄堂，一群孩子跟着他，整齐地唱起了淫秽的童谣，这是一个精神迫害的合唱，来自无人教唆却与生俱来的庸俗人格，促狭地将隐蔽的私人空间揭开，嘲弄个够。这就是我前边讲述的市井社会的精神状态之一，与小善相对而存的小恶，一些劣习而已，但也具有毁灭性的效果。小说中体育教师黄于强因一桩荒唐的公案受监禁，他爬上高楼，对着底下街市上熙攘的人群表白的一幕，很有象征意义，使我想起很多年以后的现在，某一个城市里，一个绝望的青年趴在高楼顶上，犹豫着要不要跳下，在围观人群的浪潮般的讥诮中，终于纵身一跃。这种恶意甚至称不上是恶，只是一种浅薄，但因其量之大，所以足够吞没弱者。“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运动，落实在上海的市井人生中，便具体为道德教养的日常事故，演绎成俗世哀史，离革命的本意甚远。

二○○五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十五日讲于香港
二○○六年一月二十日整理于上海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