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 欧盟左翼学者谈文革对欧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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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欧盟部分左翼学者座谈纪要（张宏良整理）


作者：张宏良

2010年6月9日上午在乌有之乡书店，中国部分学者与来京参加中国社科院主办的“世界政治经济学大会”的部分欧盟学者，就文革对西方国家以及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简要座谈。出席座谈会的中方学者有：左大培、杨帆、韩德强、黄纪苏、祝东力、张勤德、熊蕾、刘仰、郭松民、张宏良，以及陪同欧盟学者前来的社科院学者陈人江等。参加座谈会的几位欧盟学者提出，由于在德国等一些欧盟国家，宣传共产主义理论和创建共产主义组织等活动，还只能处于半公开状态，仍然会遭受到秘密警察的监督跟踪，特别是会遭受到失业的威胁，为了能够继续养家活口，希望不要公开他们的身份。



座谈会由郭松民主持，持续时间约2个小时。

座谈会开始，先由欧盟学者介绍了他们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据陪同前来的陈人江说，这些欧盟学者对中国文革特别感兴趣，他们的话题自然也就从文革开始，只是他们把席卷中国的造反运动称为是文化大革命，而把席卷西方国家的造反运动（如法国五月风暴、美国黑人运动、意大利红色旅等）称为是68年运动。

这些欧盟学者说：他们是从68年运动中认识毛泽东的，当时在毛泽东的号召和中国红卫兵运动的影响下，整个西方国家的青年人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造反运动，欧洲工人阶级的许多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就是在68年运动中得到的。在德国，68年运动还挫败了纳粹势力的再次崛起，当时纳粹势力十分嚣张，背后有大垄断资本的支持，68年运动对纳粹势力声势浩大的愤怒声讨，及时遏止了法西斯纳粹势力重新兴起的势头。

他们说，在50年代共产党就已经被查禁的情况下，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引发的68年运动改变了欧洲。所以，今天他们能在毛泽东的故乡和中国同志们在一起交流，感到十分高兴。他们展示了随身带来的部分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著作，封面大多是毛主席的形象，其中有一本封面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照片，书名是《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他们说，至今他们创办的出版社仍然在出版中国七十年代的红色书籍，到世界各地参加书展都会带上毛主席著作，特别是毛选第五卷。他们介绍说最近巴西、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许多美洲国家特别需要毛选第五卷，委内瑞拉一家书店一次就提出要购买6千套，只是很难找到英文版的毛选第五卷。他们询问中国同志能不能帮助买到毛选第五卷，当时左大培等几个中国学者就告诉对方，别说你们外国人买不到毛选第五卷，我们在中国也买不到毛选第五卷。当时经过询问才得知，毛选第五卷已经了停止印制和销售，不仅是第五卷已停止印制和销售，连一至四卷（外文版）也停止了印制和销售。停止印制和销售的原因，是毛选中有些注解和论断损害了一些人的形象。

这些欧洲学者在得知不能找到毛选第五卷（外文版）后，显得很失望，也感到很意外。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情绪，他们仍然满怀激情地谈论自从50年代共产党被禁之后，40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为信仰而奋斗的历史，他们不仅宣传共产主义理论，还组织和领导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斗争，以及各种形式的工人运动，目前正在积极从事重新组建共产党的准备工作，由于欧盟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处于半合法状态，所以暂时还只能采用匿名的方式重新建党。

他们说目前重新建党的主观障碍，就是大家一盘散沙、各自为战，比如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有一个共产主义平台，他们自己另有主张；前民主德国许多官员组建的半合法共产党，对中国很友好，但是对文革完全否定，我们则是肯定文革；大家都在探寻一条新的革命道路，谁也没有找到，谁也说服不了谁。我们认为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有些人不接受，在思想不能统一的情况下，勉强形成松散型联合，没有什么意义和作用，所以，目前我们并不急于实现各派之间的大联合，而是要先搞清楚认识，弄清楚思想，在弄清楚思想的基础上，再进行革命大联合，各个派别再联合起来。

他们说来到中国后，曾向中国方面解释说，你们不要奇怪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因为我们要振兴社会主义，就必须弄清楚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衰落的原因。如果不弄清楚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衰落的原因，社会主义就不可能重新崛起。他们经过分析总结后发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衰落的根源是苏共20大，苏共20大以后复辟资本主义，走上了社会帝国主义道路，而中国文化大革命正是阻挡和抗拒苏联东欧复辟潮流的。文化大革命最大的贡献，就是同时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虽然其中有一些痛苦和伤害，但是这些痛苦和伤害不应该责怪毛泽东，而应该责怪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那些痛苦和伤害，是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逼迫渗透下不可避免的。文化大革命为防止西方帝国主义颠覆中国奠定了牢固基础，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都被颠覆了，中国没有被颠覆，就是依靠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奠定的基础。

他们还向中国方面解释说，虽然我们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是我们注意到中国也在与新兴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我们不是来批评中国的，我们是来向中国学习的，来学习中国是怎样捍卫社会主义的。在这方面，他们希望能够听到在座中国同志们的意见。

欧盟学者集中发言后，接下来的互相交流则比较随意，左大培因为有事需要提前离开，所以便率先发言。他认为：中国与苏联东欧之间情况差别比较大，不管怎么样，在中国，毛泽东创建的中国共产党还在执政，社会主义的牌子还在。只是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势力已经非常强大，在政府内部有自己的代言人。象我们这些中国左派，描绘中国最好的概念，只能是文革概念。我本人过去就是造反派红卫兵，与苏共路线有着根本冲突。毛主席亲自制订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 并且告诫全党对这个问题不能放松警惕，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和政府内部，左翼的任务就是要进行坚决斗争，坚决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认为，左翼和人民群众一直坚持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文化大革命最大的历史作用。现在看来，与今天的现实相比较，文化大革命比当时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对于历史研究方面，最辉煌的经典著作，就是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概括了阶级斗争的作用。现在，中国新的阶段开始了，过度资本主义引起了社会强烈反感和反抗，左翼理念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同和支持，最终能够做到哪一步还不敢预言，但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反击会越来越有力，左翼的阵地也会越来越扩大。

欧盟学者问：毛主席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不是要进行一次，而是要进行许多次，“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 目前中国能不能出现党内马克思主义少数派非常强大，带领中国社会向左转变，你们有没有过这种设想和准备？

左大培回答：毛主席曾经说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少数，关键是这少数人能不能影响和领导多数人，去实现多数人的利益。反正我们这一代人认为毛主席很伟大。

欧盟学者问：你们左翼同志在工人中有没有做什么工作？我们在外部看中国，看到的只是中国工人在受苦受难，工人的罢工和反抗全都是自发的，没有什么政治理念，没有什么政治领导。

左大培解释说：中国的情况不允许直接参加具体的工人运动，但是，左翼的影响不可低估，左翼舆论有助于工人运动。

欧盟学者：我们这些外国同志，应该相信中国哪些渠道发出的信息？《中国日报》可以吗？像美国CNN、英国BBC等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信息量很大，但都是片面虚假的，我们将其称为是“人权帝国主义”，打着人权旗号推行帝国主义政策。过去我们主要是从《中国日报》获取中国真实信息，这样可靠吗？

左大培说：《中国日报》太正统，如果要了解真实信息，只能依靠我们这种交流方式。

就这个问题，在座的中国学者大家向对方介绍了能够反映中国真实情况的几家网站。

随后，话题转到了黄纪苏创作的话剧《切·格瓦拉》上。

欧盟学者：你们创作和演出《切·格瓦拉》，对格瓦拉的评价是否受周恩来总理关于“格瓦拉是冒险主义”结论的影响？

黄纪苏：我们写《格瓦拉》与对格瓦拉的评价没有太大关系，我们不是要去评价格瓦拉的一生，不是重在写格瓦拉，而是重在写中国的阶级斗争，是以格瓦拉为载体对九十年代的私有化和金钱浪潮进行反思。当然，格瓦拉的人格魅力具有极大吸引力，其中有一点特别吸引我们，对当今中国具有巨大启示作用。这就是，格瓦拉放弃了国家第二把手的高位，主动回归平民，回归普通的游击队战士，用实际行动摆脱名利约束，探索如何成为社会主义新人，这是社会主义特别是当今中国最有现实意义的反思素材。格瓦拉对社会主义新人的亲身探索，也印证了你们关于生活堕落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观点。

欧盟学者：你们中国左翼学者有没有自己的出版物发表关于对文革的看法？

中国学者没有回答。因为大家都清楚，当今中国，那时叫喊中国没有言论自由的极端右翼势力，却拥有从南到北众多报刊杂志和出版社，在网络领域更是处于强势地位，而被极端右翼势力指责为享有言论自由的中国左翼，却没有一家报刊杂志。

欧盟学者似乎很理解中国左翼学者的尴尬，所以并没有等待中国学者回答，而是转向了其它话题。他们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树立和宣传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很重要，而在这方面，他们感觉到中国有很大问题。他们说：我们听到的都是公有制主导，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概念，但是从来没有听到中国说人民所有权的概念。大家都在谈GDP，其实GDP是凯恩斯发明的最糟糕的概念，因为干坏事同样可以增加GDP。

左大培立刻解释说，中国一直在批判GDP主义，现在不仅左派在批判，甚至连一些右派也开始了批判，中国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主要也是否定GDP主义。但是政府中的官员坚持GDP主义，追求GDP的那些人是资本主义化最彻底的那些人。

（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出，这些欧盟学者的确在来自中国的信息方面遇到了障碍，并不了解中国思想理论领域的发展情况。记得我在2006年乌有之乡的第一场讲座，就专门批判过GDP崇拜。）

欧盟学者也解释说：我们不知道中国还在批判GDP主义，这让我们很茫然，因为中国现在仍然在追求GDP。只是欧盟学者并没有纠缠这个问题，而是把话题转到了有关毛主席著作方面，大家围绕《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毛泽东文稿》，以及《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等著作，进行了简短的广泛交流。

随后，祝东力询问欧盟学者：当初席卷欧美的68年运动，其成果对目前西方国家还有多少影响？

欧盟学者：68年运动的冲击力非常大，其中最大的历史成果，就是告诉我们，特别是告诉人民群众，人民完全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改变历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改变社会历史的根本动力。这就是68年运动最伟大的成果。68年运动，人民气势磅礴的造反运动，沉重打击了垄断资本，遏制了法西斯势力的崛起，人民争取到了许多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当时德国等欧洲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地想要重新建党，只是遭受到了苏联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反对。现在40多年过去了，68年运动的历史激情已被逐渐淡忘，当时参加68年运动的大都是青年学生，现在年纪都大了。68年运动主要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引起的，而在目前的工人运动中，共产党的工作很困难，主要是宗教影响比较大。

张宏良插话问：去年春季爆发的欧美反资本主义大游行，你们参加了吗？

欧盟学者说：当然。欧洲各地反资本主义大游行我们都参加了，包括在德国斯图加特等地，我们都参加了工人大游行。工人组织得非常好，主要口号就是反对向穷人转嫁危机，提出让富人承担危机代价。虽然富人穷人的概念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但是工会提出了这个口号，工人拥护这个口号，为了能够和工人相结合，我们也就接受了这个口号。（其实他们没有意识到，富人和穷人的概念，反映了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当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历史新的变化，是阶级斗争的新的历史形式。）

谈话中，他们还无意间提到了欧洲学校理事会都设有工人理事，包括私立学校理事会也设有工人理事。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也不想说，在当今世界，大概只有中国的公司董事会是完全由资本家组成，只有中国的学界理事会是只有学者和官员组成，因为中国套搬的资本主义，完全是68年运动之前或新技术革命之前的资本主义。但是由于对方毕竟是外国人，所以我们也就没有谈论中国这个方面。

紧接反资本主义大游行这个话题，张宏良继续和对方说：目前在世界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全世界的富人，全世界的精英，已经联合起来了，针对这种情况，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全世界的穷人，全世界的人民大众也应该联合起来。马克思那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在今天具有了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此，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想法？

欧盟学者说：我们也想联合起来，这次我们来北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会议，就是为了加强联系。只是现在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者彼此隔绝、十分涣散，甚至谁都不找不到谁在哪儿，即使有联系也只是网络，联系合作很困难。再加上资产阶级的各种破坏活动，比如派遣秘密警察潜伏，从内部破坏；腐蚀和瓦解工会组织，组建各种各样的工会甚至黄色工会；政府直接出面限制共产主义活动等；联合非常困难。各国资产阶级想方设法让大家忘掉共产主义，比如德国，连纪念40年代被希特勒杀害的共产党领导人台尔曼都不允许（恩斯特·台尔曼，德国共产党领导人，1944年8月18日，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纳粹杀害），竭力抹掉人民对台尔曼的记忆，不放过任何摧毁共产主义的手段和机会。联合十分困难。

韩德强插话说：与资产阶级相比较，无产阶级联合的确很困难。资产阶级联合比较容易，是有一个天然尺度，天然纽带，这就是硬通货。比如西门子公司到中国一个地方来投资，与当地的政府官员，与西门子经销商等，自然就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就联合起来了，并且这种联合秩序井然，因为有硬通货作为统一尺度，谁钱多谁是老大，各方都能接受，没意见。而无产阶级联合的困难，就在于没有统一尺度。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硬通货，就是统一的尺度，可是一到具体解释就不行了，硬通货就不硬了，一人一个理解，一人一个解释。

有学者插话说：我认为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最高成就，就是硬通货。韩德强反驳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仍然有一个不同理解的问题，仍然不是硬通货，硬通货10元钱就是10元，谁来看也是10元，不可能说成是5元，不存在不同理解的问题。

大家无异议，张宏良继续和对方说：对世界有影响的国家当中，中国是唯一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并且还是世界最大的国家，中国也是拥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毛派共产党人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代表。所以，无论从官方还是从民间角度来说，中国都将是今后世界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中心（韩德强插了一句“那可不一定”）。现在世界各地工人运动都在逐渐兴起，我们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搭建起一个互相交流的信息平台，如同乌有之乡已成为中国国内马克思主义者互相交流的信息平台一样，下一步我们应该再搞一个国际交流平台。

张宏良关于“中国是今后世界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中心”的说法，对方明显很不爱听，所以把询问的目光转向了韩德强，对韩德强说：我们无产阶级的硬通货，就是阶级觉悟。我们彼此隔绝了几十年，在思想认识的交流方面很欠缺，没有一个思想交流的高速公路，各守自己的认识和主张，完全处于弱势状态。现在进入了资本主义危机时代，我们要在资本主义金融危机这个大背景下，重新思考，加强联系，互相交流，大家走到一起共同斗争。比如你们刚才提到的西门子公司，如果西门子公司在中国胡作非为，你们可以把材料转给我们，我们在欧洲当地组织人民与他们进行斗争。

显然，这些欧盟学者误解了张宏良关于建立国际信息交流平台的说法，误以为是中国人想领导他们，所以他们继续对韩德强说道：我们不希望在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上，再有一个高层组织进行领导，我们认为目前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最好的合作形式，就是努力同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只要搞好了与本国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就是对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者最好的支持。比如，如果你们能够赢得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同样，如果我们能够赢得对本国资产阶级的胜利，也是对你们最好的支持。

随后，由于时间已近中午，大家便转入了相对轻松的漫谈。期间，刘仰十分认真地和对方讨论了以色列问题，对方认为对巴勒斯坦问题应该进行阶级分析，并询问现在中国是否还使用阶级分析方法，大家说阶级分析方法在当今中国已经被彻底妖魔化了。张勤德询问对方，能否利用金融危机的机会，进一步推进西方国家左翼力量的发展，欧盟学者对这个问题似乎很兴奋，在谈论中提到了建立第五国际的问题，全然忘记了刚刚还在反对建立统一国际组织的主张。

漫谈中，当时正在书店购买图书的几个意大利学者，听说有欧盟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座谈，便主动要求进来拜访，恰好时间已超过中午12点，主持人便宣布结束了双方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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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子摸象、隔靴搔痒者的座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