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中生涯

alice

    1969年9月，经过到干校后最初的一段劳动，许多干校子弟的安排成了问题。当时，手拖厂、塑料厂已经安排了不少人，打鱼队、农机队（好像有傅金凯）以及一些连队的知青班也安排了一些人。但那都是69届往上的“老三届”，其他还有许多正值上学年龄的子弟们该怎么办？据说，当初曾有人提议干校自办一所学校，从干部中选一些人来当教师。也许这会使一些人“逃避”改造？反正这方案未被采纳。不知干校方面与县里怎么协商的，总之，到9月学校开学时，我们被要求去上学了。  说实话，我当时不想上学。一是我认识的几个与我年龄相仿者，如亚波、小弟、LR等，俨然已加入工人阶级队伍，我还背着书包当个“小儿郎”，面皮上有些过不去。二来，当时本来就盛行“读书无用”，加之谁也说不准今后的出路，读了书毕业后又能怎样？但是，老娘亲可能是怕我留在连队干活太苦，也可能担心我游手好闲学坏了，反正是连骂带劝，让我上学去了。
  刚入学时，我们去的是初中部，地址在分宜正大街路南居中之处，印象中学校门外两侧有一个副食店，有一间“冰室”。一个学期浑浑噩噩地过去后，我们也没经过考试就进了高中（分宜的学制有点怪，是每年1月开始新学年）。分中的高中部就在城东街口的大坡上,旁边是手拖厂宿舍，坡下就是手拖厂。
  分中当时的结构布局是，东西并列两栋教学楼，有若干教师宿舍，楼前是篮球场，楼后有一个礼堂，有一片田径场，有伙房。从占地面积来说，这学校的规模相当不小，只是当时限于条件有些简陋。
  在分中的干校子弟，我记得起来的（排名不分先后，有遗漏的请自己报名补充）有：姚辉兄弟，宋钢兄弟，杨大毛（及其妹杨薇），黄小峰，任力、任凡兄弟，罗左岭、王金辉，小青（官称王泽汉），腚官（官称谢建川）兄弟，唐文宪，吴文一兄弟，小果（闺名杨国华），郭维成兄弟，陈永、陈广姐弟，王亚莉姐弟（弟名亚鸽），韩学敏（即有人提到的韩东林之妹），李莲蒂，丁扬，王绪西的两个妹妹（名字一时想不起来了），等等。（各位，我告个罪，落了谁是真想不起来了）。
  当然，还有几位是必须要提的。大名鼎鼎的毛毛和“小四儿”（闺名大家都知道），季如海、万永京、毕无畏这“分中三侠”，曾经很多人认识现在却销声匿迹的田东东，以及当年不言不语如今却名满天下的李小沛。还有，已经住进养老院的孔维康（大康），已经不幸早逝的宋红岩。。。。。
  分中的老师我还能记得几位。比如教英语的傅索，教数学的张春生，教政治的叶纯，教体育的袁非凤，当然还有我印象最深的袁柏林。袁柏林是我的班主任，教语文。他的普通话说的相当不错，当他在教室里抑扬顿挫地朗诵毛泽东诗词或鲁迅的文章时，确实相当有感染力。张老师的普通话就不行了，记得他讲代数时把“绝对值”读作“七对七”，搞的俺一头雾水。傅老师可能是在同学中人望最高的，待人蔼蔼若春风，令人难忘。
  我与袁柏林的关系几乎就是我与分中关系的浓缩。那是一种恩怨交集的矛盾关系。一方面，我（或者包括全体干校子弟）当时少年轻狂，有城里人的优越感，说话行事肯定没把老师同学放在眼里。而袁老师他们是江西人中的才俊（有位老师好像还是北大毕业生），看我们这些落魄下乡的干部子弟也没什么了不起，该管该训自然也没顾忌。于是，矛盾就免不了。从我这儿来说，课上顶撞、接下茬儿、挑剔老师的发音，以及搞些恶作剧，都是有的。最大胆的一次是，学校组织运动会，我们这些人本来是主力，应该为各班争荣誉的。但我们事先串通好了，比赛跑步是谁也不冲刺，排成一排“齐头并进”一块过终点，把各班老师的鼻子都气歪了。就这么折腾，能有好吗？终于有一次我犯在学校手里了，具体的事情是：我们一帮人玩弹弓，我误伤了一个孩子的眼睛（当时伤的不轻，忘了伤者是谁，抱歉）。事故发生后，学校开批斗会，上纲上线，说我对“阶级兄弟下毒手”。同时挨批的还有小青，他的罪过是在学校组织的“学农”劳动中发布“反动言论”。其实，他就写了首打油诗，诗曰：
“小雨小雨连天下，
  老师逼我种南瓜。
  辛辛苦苦种南瓜，
  南瓜大了归了他。”
  最后，我们被认为是“对抗五七指示”，做出了深刻检讨。
  从上述片断看，我对分中没什么好感。但问题是还有另一方面。在分中，我学会了打篮球，学会了打排球，还有跳高、推铅球等等运动项目，从体育中我得到了无穷乐趣，练出一副好身板。更重要的是，袁柏林老师使我有了对文学和写作的兴趣。他渊博的文学知识，为我后来对文学、历史、诗词的爱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对我那时的作文认真点评，不论是讽刺呵斥，还是表扬赞誉，激发了我努力写好文章的“较劲”心理。若干年后，1978年恢复高考时，我的语文、历史都得了高分，这与分中给我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可惜的是，袁柏林老师在十几年前因病英年早逝。遥想分宜某处墓地袁老师坟上已是青草萋萋，令人不胜唏嘘。
  分中同学中可说的事不少，这里只提两三位：
  [1]大康。大康名孔维康，自幼患“小舞蹈病”（一种运动机能病），但也去了干校，也在分中上学，曾与我同班。大康虽然有病，人是绝顶聪明，除了写作业慢，老师讲的东西他没有不清楚的。可能是因为“七对七”之类的问题太复杂，我的数学非常糟糕，基本概念常常搞不清。因此，平时作业，我抄大康的；考试前，我让大康“一帮一，一对红”的给我辅导。要没有他的帮助，我那时的数学肯定学不下去。现在，大康已住进西郊大觉寺旁边的一处养老院，远离熟人，甚是孤单。前不久，我与任力、姚辉、陈永专程去探望了一次，送去一些光盘供他解闷。弟兄们，有空去看看啊。
  [2]袁小英。这位同学是介桥的，女生，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女。为什么提她呢？因为她一直是我们班的干部，团支部书记。在当地女孩子中，她应该算是漂亮的。但向毛主席保证，我对她不曾有过任何不良念头。这首先是因为干校的漂亮女孩已经令人目不暇接，（我的同学中就有让手拖厂的大哥们盯上的啊），况且本人那时确实不懂男女之情。其次，我们这个班干部实在是“左”，满嘴的语录口号，一脸的阶级斗争，像我这样的“落后人士”，基本上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差距大。但谁也想不到，就在我们快毕业时（1973年左右），袁同学不来上学了。听当地同学吞吞吐吐地说，袁小英怀孕了。在那个封闭的年代，此事给我们的震动不小。当时的想法很狭隘，就像陈佩斯说的：原来以为只有我这样的人才能当叛徒，想不到朱时茂那样的正人君子也能是叛徒？其实后来看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才明白，介桥那地方也是个“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农村小伙儿不该追求爱情？如今，我真心祝福袁班长和她的家人幸福。
   附记：我与手拖厂的关系
  许多人可能都知道，我与手拖厂的关系非同一般。在干校回京后的数次聚会中，我常常混在手拖厂的队伍中。而那些兄弟姐妹确实也拿我当自家人。其实，说到这层关系，与分中有关。
  我们在分中时，与手拖厂是紧邻。有时下课早或逃课，去手拖厂就是最好的选择。在手拖厂诸君中，一些人和我有特殊联系：孙建国是我在轻工部子弟学校的学长，亚波是9号楼的发小，端木是我儿时的“启蒙老师”（教我学会下象棋、游泳、打乒乓球），士贤、XQ、任守一、黄宽等老兄的家就在新丰，小毛、马夫等是我在北京就闻名的“大腕”。所以，那时经常去找他们玩儿，比如去铸造车间看孙建国用沙子捏苹果，看马夫操作龙门刨。慢慢的，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口令刘德来，回令李德安”，什么阿秃、老田、大斯、余曰宜等人，或多或少都有接触。不过，要说起来，我去的最多的地方还是建国他们那屋。至今，我还记得他们那屋都有谁，还记得他们自制的卷烟机，还记得建国与LY热恋中的争吵。。。
  再后来，由于打篮球的缘故，我与手拖厂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这是后话，慢慢说。

转自 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2f6eb90100diuf.html

ycyujing

大斯?是斯光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