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 “毛泽东年代”是否有“意义”：关于历史研究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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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上午我接了一个老同学的电话，这个老同学也在大学里带研究生、教书。他跟我讲，他带的研究生专业是马克思主义，本来开了一门叫《资本论与当代世界》的选修课，让教务部门统计学生人数。结果怎么样？一个人选的都没有！ 这让我这个老同学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如果说学别的专业的学生不选这门课还可以，他自己带的研究生，自己的专业就是马克思主义，他们都不选！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的一级学科啊！ 他在电话里跟我抱怨了半天。我说那还不简单，你把它搞成必修课就完了，选也得选，不选也得选（笑声）。我这位老同学接着讲，现在的很多学生缺乏公共关怀，在治学上也很少深入钻研的精神，更不用说对什么马克思主义了，那不过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他的话让我也有很多的感慨。60年过来，今天中国经济上有了很大发展，但是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却极不乐观。有种令人扼腕的感觉。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有这么个读书班，这么多志同道合的同事、朋友，特别是大部分人还都很年轻，有这样的积极性，愿意坐在一块讨论一些学问、学理和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很难得。我也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一块来切磋这些问题。

　　我想这个读书班的目的首先是大家在学理层面的交流和沟通。W老师已经讲过一次，我今天是第一次讲。我和W也经常沟通这方面的想法。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从中国的学术建构和发展来看，有很多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探讨的学理性的问题，但我们探讨的空气、氛围远远不够。不管是像我和W这个年龄层的人，还是像在座的30岁左右年龄层的人，这个问题都存在。这显然不是好现象，我们应该通过努力改变这种现象，让学理的研究更深入。另外，我和W都感觉要研究的问题很多，靠一人之力干不过来。W的身体不太好，所以他的这种感觉更强烈。觉得要研究的东西很多，做不完。所以很希望有更多的同道，尤其是年轻的一代能够继续这个事情。把这个研究工作方方面面地深入下去。

　　我自己这些年研究的课题主要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它的发生和演变，演变的机理和背后的逻辑。这个课题本身就很大，不要说把和它有关的方方面面都谈透，就便谈出一个基本的东西出来，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且这个问题会连带很多的相关问题，把它们全部整明白绝不是哪一个人能够单独完成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希望学术的研究，学理的探讨能够成为一种集体的事情，大家能够从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向、研究角度上彼此沟通，有共同的话题能在一起切磋。如果有这么一个集体，那不但是难能可贵的，而且的确是很需要的，所以我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读书班。

　　治学方法非常重要

　　我们这个系列讲座的主题总的来说和政治哲学相关，或说是政治哲学如何应用于中国现代转型研究，如何应用于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我特别想强调治学方法的重要，欲要攻其事，必先利其器嘛。我们需要更多地从治学方法上面做一些讨论。在座的各位专业不尽相同，有学文史哲的，有学政法的、财经的、新闻的等等，每个人专攻的方向是不一样的。虽然大家在一些问题上有共同的关切，特别是公共问题，但是在治学上毕竟有不同的领域。所以我们在治学和学理探讨的方法论的层面更多地做一些研讨，是不是更有意义一些？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话题，在方法论层面做较深入的引申，来体会如何健全我们的思考。这样，我们在读书班上聊的话题，可能会对大家自己的专业研究有所启发和帮助。我个人过去的治学经历告诉我，在治学过程中你所掌握的知识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不是有个对你而言是合理的、合适的方法可能更重要。你所掌握的知识实际是要靠你所认为正确的方法来加以统摄的，你有什么样的方法将决定你如何处理这些知识。这是不是可以形成一个一般性的结论？方法问题实在是治学、研究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和方法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所谓出发点，或者叫立场。方法和立场这两者有关，但不完全是一回事。大家看问题肯定要有一个基本点，或者叫出发点、立场，这个立场对不对，对你最后的结论如何是很重要的。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面临各种实际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会发现有各种不同的立场，比如说自由主义是一种立场，新左派也是一种立场；民族主义是一种立场，世界主义也是一种立场，等等。这都是不同的立场。立场不同当然会得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是对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立场和方法之间还有一层关系。假设你有了一个自认为是正确的立场，你观察问题的方法也不一定是对的。有一个好的立场，不一定意味着有一个好的方法。我这个“好”字用的不是很严格。比如说，自由主义立场我们认为是一个“好”的立场，或正确的立场，但同样持有自由主义信念的人，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有时甚至会有很大的冲突。这就和方法有关。如果有一个经得起推敲的、更为科学也更为适宜的方法，它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论证所认为正确的立场，并得出更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所以方法问题在这里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当然，到此为止，我们还只是从一般意义上这样抽象地来谈。

　　历史的“意义”和历史研究的“客观性”

　　下面我想结合几个具体的话题来展开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是第一讲，题目是：“毛泽东年代”是否有“意义”？这是主标题。后面有个副标题叫做“关于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我用这个做标题是有讲究的：是否有“意义”，这个“意义”怎么理解？事实上，对毛泽东年代是否有意义这个问题，今天是存在很大争议的。这个争议在我看来，恰好可以把它归结到刚才我所说的治学所涉及的基本方法问题。所以“毛泽东年代是否有意义”正好可以作为我们切入这个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刚才谈到，关于如何评价毛、如何看1949年到1976年的这段历史，目前争议是很大的。近年来有个新派别，既不同于官方正统派、也不同于新左派的新派别，人们把他们叫“毛派”。毛派目前非常活跃，不知道你们平时是不是光顾《旗帜网》或《乌有之乡》这类的网站？有时候我上去看看，乌有之乡书店我也去过，搞得很红火。书店里边卖有关毛时代的各类书籍，有些是他们自己印的内部读物，另外每周有一次讲座，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参加，能量蛮大的。那么，毛派主张些什么呢？简而言之，毛派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一切是对毛主席所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背叛，用毛主席的话叫修正主义的复辟，邓小平就开始复辟了，江泽民复辟得更厉害，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胡温。毛主席那时候讲反修防修，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你看现在是不是这么回事？现在的特权阶级有多厉害？据说全国最富有的群体80%以上是高干子弟，大概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太好去做一个详细的统计，网上经常有这类的消息。现在特权阶级的发展、权贵资本的发展似乎证明了当年毛泽东反修防修、防止共产党内出现修正主义是对的。所以要解决今天的问题，毛派人士的观点也很简单，就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要用毛的继续革命理论来解决今天社会面临的问题。他们对毛泽东和毛时代是全盘肯定的。有些朋友质疑这些人的真诚性，认为他们有投机成分。我倒宁愿假设毛派主张是真诚的，尽管他们的论证逻辑常常充满了混乱。前不久毛派人士联名提出处级以上的党政干部要实行财产公开和公示，他们还专门搞了一个公开信，附了一个自己拟定的法律法案，意思是他们在这个方面是在很认真地在谈这个事情。这是一端。

　　另外一端，自由主义，它基本上对毛泽东那个年代是否定的，认为毛泽东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极权主义者，最大的独裁者，在毛统治的历史时期里曾经发生过骇人听闻的人间悲剧。比如，过去讲60年代初发生过三年自然灾害。现在自由派不这么讲，哪有什么自然灾害？什么天灾？纯粹就是人祸。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虚报产量、欺上瞒下，等等，因为这些“人祸”，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非正常死亡的至少在3000万人以上！毛泽东作为这个国家的最高当家人，自然要对此承担责任。这是现在的自由派人士基本的共识。还有更极端的，海外的一些比较极端的团体，包括法轮功组织，一天到晚要“天灭中共”，认为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不是好东西，是一种邪恶的力量。这当然是一种更极端的观点。

　　总之，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全然不同。这就涉及一个问题，对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掌权的时代，以至于对毛泽东本人，到底怎么看才更合理？更科学？当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严肃的学术话题，把它当成学问研究的对象时，就必然面临这样的询问。显然，要科学地看待历史、研究历史，既需要立场，也需要方法。立场我们说了，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大部分还是自由主义的立场。但是即便是自由派，大家同一个立场，由于方法不同，最后的结论也可能不一样的。我先坦白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在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立场，换句话说，我承认毛泽东是当代中国最大的独裁者。但是不是这样一句话就把事情全部概括了？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毛是一个独裁者不假，但评价毛还有其他的尺度，理解和评价这段历史也还有其他各种复杂的因素需要考量。

　　有些自由派学者倾向于把这段历史说成是毛个人的一种胡闹，在我看来这种见解是肤浅的。从学理上来讲，如果我们说某一段历史基本上是胡闹，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瞎折腾的结果，没有什么意义，我们自己会陷入一种很浅薄的状态，因为历史在这个时候（对观察者而言）变成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可有可无的、没有道理可寻的东西。当我们用这样一种观点来看历史的时候，就很危险了，因为研究者本人陷入了一种主观性，他丢掉了历史研究当中应该有的客观性。这个“客观性”我要解释一下，它指的不是我们现在公共政治课里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客观性”的界定，我所说的客观性更多的是指历史哲学和解释学意义上的客观性。解释学有所谓“视界融合”一说，指人的理解活动总是要不断突破原来认知的相对狭窄，而达到一个更宽广的境界。这里边已经包含了理解过程中主观和客观在不断的融合当中的统一。

　　那么，在历史哲学视野内，什么叫做“意义”？什么叫做“客观性”？就像对毛泽东那个年代，我们怎么来判断那段历史是不是有“意义”？又在什么含义上来定义它？我以为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首先，当我们说历史是有意义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假设了这样一段历史，它在整个历史的演进过程当中是构成性的东西，它是历史演进当中的一个现实性的环节。什么叫做现实性？大家如果熟悉黑格尔的话就会知道，现实性是指在发展当中表现为某种合理的甚至是必然的那些东西。这是一层意思，它构成历史演进当中的一个构成性的环节，或者叫一个现实的环节，因此它具有“客观性”。第二，这个环节对于研究者而言应该是可理解的。所谓可理解的意思是研究对象在自己的演变和展开的过程当中有它自己的逻辑。对于研究者来讲，他的任务就是发现这个逻辑是什么。如果你认为这个过程是一种胡闹，就谈不上什么逻辑了，或者至多是一种肤浅的、被歪曲的逻辑。对毛泽东这段历史，1949年到1976年，如果我们试图去发现这段历史背后所体现的真实的逻辑，试图去挖掘这当中作为整个历史演进进程中的那些构成性的要素，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毛泽东掌权年代所包含的历史韵律确实是“多声部”的，隐含着很复杂的东西。

　　从共产党的奋斗史中理解它的演变史、衰败史

　　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没有正面去讲对这段历史应该怎么看。我们谈的还是一般的逻辑和方法论的东西。下面我来谈些更具体的。就毛泽东这段历史来讲，我们在把握这个话题的时候，有几层意思可以体现我所说的历史的可理解性，历史的有意义性。换言之，在把握历史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从几个不同的侧面来深入我们所研究的对象。

　　首先，应该从整体历史的角度来看历史的某一个片段，从整体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过程当中的某一个片段。就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讲，“毛泽东年代”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以后一直到现在整个演变当中的一个历史时段。我们在分析1949年到1976年这段共和国的历史，共产党的历史，毛泽东本人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在对这段历史做出某种评价的时候，首先要把它放到共产党从成立以来一直到现在的整个历史演进过程当中。甚至，这个时间尺度还可以放得更大一点，可以从近代中国的整个演变、转型的角度来看，1840年以后，中国开始了一个艰难的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把它放到这样的一个转型当中来看，毛泽东掌权这段历史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在这样一个大时间概念里边，我们会发现，共产党作为一个现代的革命政党，它本来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革命理念的，那就是要完成对中国社会的革命性改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中国是一个落后的、亚细亚式的封建社会，1840年以后又横遭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共产党就是一方面要带领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后来又加了一个推翻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另一方面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设想来实现一种社会改造，同时建立一种新的社会。这个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乃至于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个理念，从共产党建立的那天就有，后边有一个不断深化和调整的过程，但核心始终没有变。从它的历史演进的延续性来讲，逻辑上是有这个东西的。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夺取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实际上标志着共产党已经可以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来推动它的社会改造理念的实施。大家知道，后来出现了很多问题，甚至发生了很多灾难，这些灾难有的和理念本身有关，有的则是背离理念的产物。但你不能说，共产党开始就没有这个理念，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农民造反，或者是几个野心家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胡乱折腾而已。因此，重要的是，需要在理念产生的时代背景中，在理念自身的演变过程中，在理念和权力结合后发生的变异中，在理念和实践不断发生的冲突中去理解共产党的历史。说得更精确一点，是在理解共产党的整个奋斗史的过程当中，去理解它的演变史、衰败史。共产党的整个演变过程的确有一个重要现象，一个最基本的矛盾，那就是它建党之初、建政之初的理念的真诚性和它在后来的演变中越来越充分暴露的体制的荒谬性、悖理性、反文明性，这两个之间构成了矛盾。共产党开始的革命理念有很真诚的一面，但是经过几十年演变到今天，不管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如何讲，事实上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客观上为权贵资本提供保护的体制，一个新的“官僚资本主义”的体制，这个体制和它原来的理念，1921年建党的理念之间发生了很大的、翻转性的变化。这样一种悖谬的存在是当代中国史上非常深刻的现象，是一种历史性的悖谬。我们要做的就是从学理上来研究这样一种悖谬如何可能发生。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既坚持了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同时也满足了中国建设一个民主社会的价值需求。

　　其次，具体到毛泽东本人，我们在研究这样一个人物的时候，要把他这个人物的个人行动放到具体的历史场景当中。我们要寻找毛泽东作为行动者行动背后的逻辑，尽可能地去寻找这种行动和它的历史场景之间可能的关系和可理解的因素。毛泽东执政期间发生了很多现在看来是极其荒唐的事情，比如大跃进的土法炼钢、放卫星、亩产万斤粮等等，这些今天来看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当时怎么会发生？但这些事情的确是发生了，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作访问学者的时候，在那里看50年代的《人民日报》，特别是1958年前后的《人民日报》。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馆藏资料很全，我特意把那时的报纸找出来，专门用了一天的时间去翻阅。白纸黑字，套红印刷，非常醒目。举个例子：1958年8月1日的《人民日报》刊出“湖北孝感长风社乘长风破万里浪，早稻亩产一万五千斤”。8月8日又刊出“全民办钢铁，处处报丰收，全国新建一万一千多座土洋小高炉”。8月9日报道“高产榜上三颗新星：马铃薯亩产39220斤，玉米亩产4128斤，花生亩产4207斤”。8月11日则报道毛泽东视察河北徐水、安国县，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总之，我们现在觉得是笑话的事，当时可是非常认真严肃的。这些事的确在历史上发生过，尽管我们今天看起来十分的荒唐。不能说那一代的人全是神经病、疯子，这里肯定有它背后的需要深入挖掘的原因。越是荒唐的事情，假如你能够从中发现它背后可理解的因素，你的历史研究就做的越深，你就越能够去把握历史的真实的脉动。

　　总之，立场问题、方法问题都很重要。第三层面的东西就是一定要掌握第一手的材料。这也是作为具体的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没有基本材料作支持，你的立场、方法都是虚的；当然，反过来讲也同样成立：没有正确的立场、方法，你对材料的取舍、解读也会发生问题，有时甚至是很大的问题。下面我想结合毛泽东的这段历史，来讲一下这三个东西如何结合，如何才能达到我们所追求的历史研究中的“客观性”。

　　我对毛泽东的两条基本判断

　　我个人对毛泽东的基本判断，第一条，他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的大独裁者，我是认同这个说法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后，特别是延安时代以来，毛泽东坐上党内的第一把交椅，党内斗争的残酷，甚至某种程度上的血腥，都能够证明毛泽东身上的确有很多中国古代帝王所具有的东西，讲究统治术，讲究法家那套驾驭臣子的手段和方法。同时他又融合了很多现代极权主义的东西，从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里边学了不少驾驭一个现代革命党、现代革命政权的道道儿。这两个东西揉在一起可不得了。毛在治理党和国家的过程当中，他的独裁的东西的确是很明显，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以转瞬间把他多年的同事、战友毫不留情地置于脚下，这大概是我们常人做不出来的。这的确是一个方面。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毛泽东同时又是一个很真诚的共产党人。这是我的第二个判断。这个判断最容易引起争议。毛派的人士估计很赞成：有个自由主义者居然也承认毛主席是真诚的共产党人了！他们可能会鼓掌（笑声）。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自由派人士会批评我：你怎么能说毛泽东是真诚的共产党人呢？这些年在香港、海外出版的有影响的关于毛的书，大体上都是把毛泽东批得体无完肤的书。比如最近张戎的书《毛：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本书是香港开放杂志社出的。我有这个书的中文电子版，英文版先出的。我没有全看，只看了开头，中间看了几段，就不想再看了，感觉里边的问题比较大。台湾学者对这本书有严肃的批评，大家可以参考。再早一些的《谁是新中国》，作者叫辛灏年，原来是作家，本来想写一本反映辛亥革命及其影响的小说，但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对共产党的史观产生越来越多的怀疑，最终由写小说变成了写史，这就是《谁是新中国》一书的由来，是作者90年代跑到美国去以后完成的，美国蓝天出版社1999年出版。这本书把共产党彻底否定。谁是新中国？孙中山和蒋介石领导建立的中华民国才是新中国。共产党1949年革命，那是彻底的专制王朝的复辟，这就是辛灏年先生的基本观点。他的特点是180度转弯，凡是共产党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共产党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我说毛泽东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显然这些先生是不会同意的。但是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是有根据的。从大的历史来讲，毛泽东是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中的一个。从1921年建党开始，经过了近30年的斗争，最后夺取政权，在整个过程里边，这一代共产党人对于自己认定的那种理念的追求是不能否认的。而对于毛泽东来说，更特殊的在于，他的理念追求更多的不是表现在1949年以前，而是表现在1949年以后。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听明白这个意思？1949年以前应该相对好理解，因为共产党不在朝，是在野的。在大部分时间里它是非法的，是“毛匪”。抗战期间虽然合法了，但是它实际上是弱小的一边。在那段时间里，不但是毛泽东，整个共产党那一代领导人，包括很多当时参加革命的年轻人，都有一种理想、信念，要为建设一个新中国而奋斗。当然，毛作为领袖，动机、心理活动要更复杂一些，有理想追求的一面，也有权力追求的一面。但对权力的追求并不抵消对理想的追求。总之，49年以前这个问题很好理解，49年以后才是问题更具历史纵深感和研究价值的时期，因为共产党已经掌了权，毛泽东已经面南做了“皇帝”。按理说，他可以坐享其成、优哉游哉了。可是，不。毛的独特性、毛作为共产党人的忠诚、毛对自身认定的理念的坚持和追求正好发生在这个时期，体现在这个时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情上。而这段时期恰好是很多的朋友，包括大部分的自由派的朋友对毛泽东做出否定、甚至是彻底否定的一段时期。这又是为什么呢？

　　一个原因当然是毛本人的复杂性。刚才我们谈到了，毛既是个独裁者，又是一个有追求的共产党领导人，而且这两个方面是缠绕在一起的。如果你只看到其中的一个方面，否定或无视另一个方面，你的结论就很难做到客观。现存的关于毛的认知上的分歧，就是这样发生的。再进一步说，分歧的产生还导源于逻辑解释框架的不同。框架不同，相同的历史资料就会做出不一样的解读。举个例子：前些天有个朋友给我一套盗版书《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作者是辛子陵。辛子陵何许人也？辛老先生1935年生于河北，现在已经70多岁。1950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64年开始在各个军事院校任教，1988年获得大校军阶，1994年离休，说起来是位老干部、老革命。《千秋功罪毛泽东》洋洋两大卷，去年刚刚在香港出版。李锐、谢韬两位老共产党人为该书写序。谢老的序很著名，题目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去年2月发在《炎黄春秋》上，结果引起轩然大波。辛老先生这本书还是很重要的，是关于毛泽东年代的一部很重要的著作。我相信老先生是满怀真诚地要把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如实地表达出来。但这本书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辛老先生认为，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一下死了3000多万人，毛泽东心里感到恐惧，他为了把这段历史隐瞒过去，甚至把它嫁祸于人，才发动了文革，把刘少奇等人打倒。在这本书的“导言”中，作者这样写道：“研究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要抓住（大跃进）这个重大历史事件。这是破解毛泽东之谜的一把钥匙。毛泽东晚年的种种政治举措，都是为了掩盖这个空前绝后的大错误，推卸自己的责任。所谓‘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是为了把饿死人的空想社会主义神圣化；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揪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则是要主动出击，打倒那些采取务实的经济政策、领导国家走出危机、救人民于水火的领导人。为此他悍然发动所谓‘文化大革命’作破釜沉舟地一搏。没有三年大跃进的错误，就不会有十年文化大革命。”辛老先生还认为，毛发动文革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最终把权力交给江青。毛“披着最现代、最革命的理论外衣，做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600多年前干的事情：为了让江青顺利接班，通过‘文化大革命’，他把勋臣宿将几乎全收拾了。十年浩劫，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像接力赛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绕这么大的弯子，就是为了一棒一棒地把‘大王旗’传到江青手里，在毛晏驾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接班。”

　　这样一个论证在我看来是不充分的，更严格的讲是不对的。说毛打倒一大批老干部，“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像接力赛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就是为了传位给江青，这个观察显然有问题，也不符合事实，因为它没办法解释既然要让江青接班，为什么文革中期要重新启用邓小平？也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四五事件后，毛不用张春桥、而用华国锋出来支撑门面？因为那正是极左派出来掌权的最好时期，毛恰恰没有把权力交给他们。更大的问题是作者在大跃进错误和文革之间建立的“逻辑联系”，这个逻辑解释框架忽略了、或者说无视历史场景中很多重要的因素，因此作为解释，它至少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后边我还会具体分析这个问题。辛子陵先生持有的是民主社会主义立场，这个立场当然很好；但是他在观察这段历史的时候缺乏更合理、更科学的方法和理解历史的框架。老先生可能更多地受到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带来的影响，亲身经历应该是一种财富，但是处理不好的话，也可能变成一种局限。

　　有此类问题的，当然不止辛子陵先生一人。李锐老是这么多年来中共党内元老里边思想最开明的人士之一，别看90多岁了，今天仍然是中共党内民主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李锐老给子陵先生这本书写的序言，题目就是“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前后对比非常鲜明。前半截“功劳盖世”，创建一个新中国；后半截“罪恶滔天”，发动文化大革命，搞得鸡犬不宁。但是我觉得这一类型的评价里面大有问题。“功劳盖世”暂且不论（其实，你要从一个不同的史观出发，就会发现这个概括根本不对）；“罪恶滔天”的事情有没有？有，我不否认。第一就是死了3000多万人，而且严格地说，还远不止此。我正在写一部书，《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六卷本，目前刚写出第一卷。这部书的主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专制体制。第一卷后半部分专有两章从逻辑上概括共产党一党专制体制的逻辑特征，我把它归纳为28个命题，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方面面来界定这样一段历史，这样一个制度对我们民族造成的问题、伤害。如果我们把它归结为罪恶的话，那么显然它的罪恶不仅仅是死了多少人的问题。当然，制度的罪恶或罪错与个人的罪恶或罪错不能完全划等号。毛有他必须承担的个人责任。但是我仍然认为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历史，来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公正的。

　　反蜕变：理解毛时代的重要线索

　　我们需要更深刻的历史眼光，更有效的关于中国当代史解释的逻辑框架，它应该足以把握历史的复杂性，把握历史人物的复杂性。毛泽东为什么在1952年以后转变初衷，不再搞“新民主主义”，而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从60年代初期开始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以至发动四清运动、发动文化大革命？这里面是有一个可理解的逻辑存在的。而且这个逻辑绝不仅仅限于“毛为了掩盖大跃进的错误”。但这个逻辑，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忽略了，当政者则在某种意义上把它隐瞒了，甚至故意歪曲了。这个逻辑就是关于执政党“蜕变”的逻辑。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作为执政党，它必然面临一个至关重大的问题，那就是这个党可能会走向蜕变、衰败，共产党必须考虑如何去应对，去处理。

　　这是理解这段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虽然不是唯一的线索，但是一个重要的线索，由此可以建构解释历史的更合理的逻辑链条。

　　毛当年确实想解决共产党的蜕变问题，有大量的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毛自信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出路。但历史证明毛的这一套不行，错了，而且造成巨大的灾难。毛以后的中共领导人则再没有人敢正视这段历史，也再没有人敢正视这个问题。大家知道，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搞了一个《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就是要对毛掌权的那段历史有个说法。这个在邓小平主持下搞的决议，对毛泽东的思想和“晚年错误”做了一个区分，试图既要维护共产党制度的合法性，又能够“合理”解释毛泽东晚年做的这些事情。但这是做不到的，因为1981年的邓已经不敢直面共产党的蜕变问题，他也就不敢还原毛和包括邓自己在内的那一代领导人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真实认知逻辑。这样一段历史在1981年的决议里面是被扭曲的，反蜕变主题基本上被回避掉了。所以在官方的历史当中呈现出来的是另外一套解释思路。这套解释在我看来至少是不尊重历史。

　　我的“30年”文章：权力语境内认知逻辑与利益逻辑的双重嬗变

　　历史有时候很有意思，它故意设一些“局”出来，让后人不好读解。当局的刻意隐瞒更加大了读解的困难。其实，就执政党“蜕变”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我最近正在写一篇东西。大家知道，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不少人已经写了相关的文章，我自己的这篇东西也和这个题目有关，它的主标题叫做“权力语境内认知逻辑与利益逻辑的双重嬗变”，副标题是“也谈改革开放30年”。这篇文章刚开始写，本来我想尽快地完成，现在看来不行，事情太多，不断地被打断。这篇文章想理出一个基本头绪，就是在共产党自身蜕变的问题上，几代中共领导人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他们又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为什么蜕变之势不但阻止不了，而且越演越烈？其实，站在宪政自由主义的立场上看，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一党专制，权力没有监督，没有制衡，难道还能有什么其他结果？特别是经过了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这两个发展阶段以后到今天，中国所有的社会矛盾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症结。那么。出路何在？就是要解构现存政治体制和政治结构，走向宪政民主。我写的《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是从未来的角度看，从操作的层面看，如何解构这样一个体制。也就是说，从结论来讲，现在的自由主义者已经十分清楚问题的答案在哪儿。这篇文章是想倒过来往前走，想看一看这样一个问题在历代的共产党领导者那里又是怎样“呈示”的？他们到底如何看待并应对？其中又经历了哪些变化，无论是从认知上还是从实际的利益结构的演变上？

　　为了梳理这个课题，我看了不少书。其实，在写《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一卷的时候，我已经读了很多书。这次为了写这篇文章，又补充看了一些东西。其中有两本书，给我印象很深刻：一本是《四清运动实录》，这是中央党校一位专门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写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此书学理方面谈不上什么，但是资料很丰富，引了大量当年四清运动前后的史料。另一本书是张素华写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出版。这个书材料也很真实、丰富。以上两本是反映60年代中国国内状况的。反映当时国际状况和中国对外关系的比较详实的第一手材料就是吴冷西的《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这本书上下两卷，从1956年说起，一直到1965年。中苏论战产生的背景，中苏谈判的过程，中共方面是怎么讨论、估价当时中苏谈判的局势，怎么确定中方的立场，怎样组织写作、修改著名的《九评》等等，整个过程都讲得很详细。吴冷西参加了当年的中苏谈判，又是《九评》写作组的成员之一，算是当事人，材料的可靠性应该没有大的问题。这本书还有个特点，就是没有吴冷西个人任何观点，你把它完全当史料来读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国内、国际的书同时看？因为必须这样，你才能还原毛那一代人思考问题的完整背景。无论整体还是细节，都可以通过各类资料来相互印证。更何况，当时国内政治的变化和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本来就有密切关系，所以我当时这两部分书同时看。我手头还有一本《九评》的原文，那是20多年前从旧书摊上买的，题目叫《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其中既有中方的论战文章，也收录了苏联共产党致中共的公开信，材料很全，196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当然，光看这些还不够。还要再往前，看关于50年代的东西。这方面，我主要读了于光远老先生的著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那是于老先生从1988年到1998年花了10年时间完成的，中央党校的学者韩钢做的注。这本书比较详实地回顾了从40年代到6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为什么搞到一半不搞了，后来很快地转入社会主义，到底这个过程背后的东西是什么，于老的书做了比较详细的回顾和分析。这几本书都是和我们现在讨论的主题有关的。把这些资料综合起来，可以验证我自己的判断。是的，在看这些书之前，我已经有一个对这段历史的基本判断，《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那本书所阐释的基本逻辑也是这样一个逻辑。但是那时候更多的还是从大的宏观历史逻辑角度来阐述问题，现在则需要更具体地看这些材料，进行证明或证伪。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这么多详实的历史资料没有推翻我原来的想法，而是验证了这个想法。

　　“糖衣炮弹”问题

　　就毛泽东本人来讲，关于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可能发生蜕变的问题，从中共建政开始，甚至在中共建政之前，他脑子里就有这个问题意识。1949年3月份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发表了很著名的报告，其中有一段话后来传播极广：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我们的一些共产党员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敌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60年代有一部电影，叫《霓虹灯下的哨兵》，是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的，电影里演员表演的话剧痕迹特别浓。这部电影的主题就是南京路上的解放军战士如何抵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胜利地保卫了大上海。当年放映时一片叫好，曾经红极一时。

　　正因为“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要腐蚀共产党的干部，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来攻击我们，所以毛泽东才讲：要进城了，我们要赶考，可别不及格啊！当年的李自成革命成功以后迅速腐化堕落，我们共产党人可不能这样。毛有这个警觉。建国伊始，50年代初，中共连续发动了两场运动，一个叫“三反运动”，一个叫“五反运动”。“三反”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个运动是整肃共产党自己内部的人。1949年共产党进城以后，当时还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执行的是新民主主义政策。资本家并没有被取缔。除了官僚资本被收归国有以外，对一般民族资本还是采取扶持和鼓励的方针，1953年以后才变成了限制、利用、改造的方针。设想一下，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的民营企业，当时叫私人资本，这些民族资本家们会是个什么心态？共产党进来以后开始和这些资本家接触，同时也在扶持工厂里、私人企业里的工会。这时候的资本家一方面夹着尾巴做人，感到了新政权对他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要想办法巴结共产党的干部。既然当时执行的是新民主主义政策，还鼓励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的发展，根据我们现在的经验设想一下，你是老板，你会不会巴结那个区长、军管会代表什么的？绝对的，你肯定要去巴结他。这是最“理性”的“选择”。另一方面，刚进城的这些共产党人大部分是从农村出来的，原来就是农民，没上过几天学，扛着一个脑袋就出来干革命了。没想到共产党真的成功了，现在进城当官了，所谓区长、科长，很多就是原来的土豹子。资本家过来点头哈腰，底下再搞点小动作，共产党就有一个被腐蚀的问题。这个问题果然很快就出现了。所以50年代初开始搞“三反运动”，首先就是反贪污，对自己人开刀。为什么要对自己人开刀？就是要解决毛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问题，糖衣炮弹的攻击我们要警惕。然后是“五反运动”。“五反”第一条是反行贿。谁行贿谁？资本家行贿共产党人。通过这两个运动各自的第一条，就看出它们的联系很紧密，互为因果。当时最著名的事件是天津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共产党的高官。所以从建国一开始，当时的毛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就对这个问题有意识，有警惕，他们看到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1951年还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关于山西发展农业合作社的争论。在东北地区，1947年很多地方就开始土改了，山西1948年以后开始土改。当时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是新民主主义政策，这意味着在农村承认农民的个体经济，还没有搞农业合作化。在土改过程中，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没有地或缺地的农民，然后鼓励大家去生产、发展。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一部分会经营的、富裕起来的农民开始雇工，开始有些“剥削行为”，而且搞剥削的不仅仅限于一般农民，一些党员也开始出现类似的行为。那么党员可不可以雇工？可不可以成为地主？可不可以成为富农？这个问题就提出来了。假如你是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派到一个屯里当区委书记，有人跟你反映某共产党员富了，雇了长工，这跟共产党的宗旨是矛盾的，你怎么办？这就是当时争论的背景。刘少奇主张不要怕党员雇工，放手去发展。中国现在民主革命还远远没有成功，所以共产党员一个半个的搞点儿雇工没什么了不起，党员当中出现富农也没什么了不起，应该鼓励发家致富。这是刘少奇的观点，这个观点和刘少奇1949年到天津鼓励资本家“剥削有功”是一致的。但是这个观点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泽东的逻辑很简单也很清楚，允许党员雇工，搞发家致富，这不是我们的方向。用列宁的话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大批地产生着资产阶级。发展富农意识，发展私有意识、剥削意识，它最后和共产党要建设的社会目标是南辕北辙的。更何况私有意识、剥削意识的发展对已经执政的共产党构成了某种威胁。首先是糖衣炮弹的威胁，它不一定马上威胁政权，但会腐蚀共产党人的灵魂，瓦解共产党人的斗志。所以，应该搞互助合作，应该走集体化和合作化的道路。从1952年开始毛就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1953年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概念，就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然，共产党执政者突然中断了原来的新民主主义进程，转而迅速实行社会主义，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但担心私有经济、私有意识腐蚀共产党的干部至少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毛泽东批评刘少奇，大概也包含这层意思，觉得刘鼠目寸光。这是我们今天的分析。刘少奇没办法，在1954年的中央全会上做了检讨。毛毕竟是大家，还告诉刘少奇，检讨的稿子不必写得太长，三四千字，有个态度就可以了。这叫打一巴掌，再给你个甜枣吃。这是毛作为政治家的谋略。同时段发生的高岗事件，也和这个争议有关。高岗在东北的农村土改工作中是坚决执行毛的路线的，一直在揣摩并紧跟毛的思想。毛甚至一度把高的位置提升很高，只是因为高岗不懂党内政治斗争的玄妙，到处乱讲话，自认为在“帮主席”，其实是“帮了倒忙”，最后才稀里糊涂地成了党内斗争的牺牲品。

　　“三大改造”一切都很顺利，到了1956年，毛已经可以踌躇满志，开始勾画他的社会主义蓝图了。当时，占据毛的头脑的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尽快地让国家强大起来。毛提出15年之内要赶上和超过英国，因为苏联老大哥提出15年内要赶上和超过美国，这就是“超英赶美”的由来。为此，毛提出钢产量要翻翻，农业也要大干快上，这个势头自然越来越热。但是毛泽东确实不懂经济，他又听不进像陈云、邓子恢这样一些经济方面比他内行的党内元老的劝告。还批了周恩来，说周制定计划太保守，“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是“政治方向的错误”。面对毛的雷霆，谁还敢说半个“不”字？大干快上、浮夸风、共产风、说假话、说胡话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被称为“三面红旗”。“人民公社是金桥”，“社员都是向阳花”，吃饭不要钱，都去公共食堂，似乎中国真的要一步跨入共产主义天堂了！然而，到1959年以后，特别是1960年，问题开始显现出来。各地出现缺粮甚至饿死人的现象。这才开始刹车、调整。面对空前的粮食困难和大饥荒，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宣布解散公共食堂，废除供给制，把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大队降到生产队，以调动积极性，解决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当时称为《农业六十条》。同时精简城市人口1000万，这样减少商品粮的压力。出了这么大问题，毛也确实做了一点自我批评。至于他心里是不是真的认识了，那另说。至少在经济问题上，毛后来要慎重多了，再也没有提出类似1958年那种高指标的东西。

　　毛为什么重提“阶级斗争”？

　　那么，毛为什么1962年又开始重提阶级斗争，并且越来越强调以至极端？是不是只是为了掩饰大跃进的错误？不是。毛的威信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受到大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七千人大会上与会者的普遍情绪得到证明。刘少奇也构不成对毛权力意义上的挑战，更不用说威胁。没有哪一个中共领导人能动摇毛当年的权威。说到底，毛再次强调阶级斗争还是和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发生的变化以及毛对这个问题的判断相联系的。按照解释学，判断与一个人的“思维前见”有关。毛更深层的思想上的东西，认知的逻辑，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的那篇“30年”文章的第一部分指出，毛的认知有个比较复杂的构成：既有中国古代的农业乌托邦大同社会理想，也有从列宁斯大林那儿趸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一些概念，其中还掺杂了个人的某些不一定准确的理解。总之，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毛一方面承认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不能完全取消，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构造一种相对简单的社会，否定金钱、“物质刺激”对人的生产活动的推动，否定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动员力，这样去建设一个相对纯洁的社会。

　　为了克服大饥荒造成的困难，毛也强调要搞“调查研究”，那个“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业六十条》就是在毛亲自主持下搞出来的。但毛从内心里反感“三自一包”那一套。什么叫“三自一包”？就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指包产到户。对这一套，毛看不惯，分田单干尤其超越了毛的底线。毛认为，从分田单干的前景看，用不了多长时间，农村就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更要命的是，共产党的干部势必在这个过程中被腐蚀，成为新的暴发户，资产阶级。这就和执政党蜕变问题扯在一起了。用毛自己的话说就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娶小老婆，买地，放高利贷，几包烟就能把他收买了。后来四清运动当中各地揭发了很多材料，证明毛并非杞人忧天。当时有人估计说，我们党的基层政权大概有三分之一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后来报上来的材料，还不止三分之一，有些地方达到一半甚至多一半。改革开放以后，老邓把60年代的“三自一包”重新当作救命稻草，当然有历史的必然，因为利益驱动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原理和轴心，非此，中国的经济不可能翻身。但老邓却忽略了一点：权力没有制约，共产党的干部照样还会被市场所腐蚀，被金钱所腐蚀。

　　我们再来看个工矿企业的典型例子。甘肃有个白银公司，是国家重点的大型国有企业，1万多职工。四清运动中这个厂子被当作典型，揭发出大量问题。今天听来，那些问题其实也很简单，无非是厂党委领导、厂长、副厂长们搞歪门邪道，贪污腐败。不要忘了，那是困难时期，经济短缺时期，北京人吃肉都吃不上，买两块豆腐、一包火柴都要凭购货本，白银公司的几个党委副书记，两年累计，竟然收受各类生活用品40多种，其中光肉类就达1000多斤！这都是当时揭发出来的，材料也有可能夸大，但是逻辑上我绝对相信这种事情的存在。搞多吃多占，有点权力就乱使，就胡来，这是人的本性。其实计划经济年代，国有企业的厂长没多少权力，工资也不算很高，不像我们现在，一个国企老总年薪几百万，平安公司老总年薪6000万。计划经济年代一个国有企业厂长手上握有的机动资金批准数额很有限，大概就是500到1000块钱。即便是这样，他仍然有各种各样的空子可以钻、占公家便宜。白银公司那时就有挪用盖职工住宅的钱去盖楼堂馆所、经理宿舍这种事。这是典型的腐败。这些问题在60年代的时候就有了，四清运动中揭露出大量的这类问题。

　　问题的宪政主义答案

　　像这样的问题，我们站在今天宪政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并不奇怪。1949年共产党进了城，建立了新政权。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尽管有个形式上的多党合作，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在一党执政，没有什么人、什么力量能监督它。在这样一个制度环境里面，这样一个政治生态里面，它日益变腐、走向衰退是一个必然过程。你别看共产党不断地搞运动，不断地搞整肃，这些问题还是要出现。这说明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人的本性当中本来有这种“恶”的成分，得到机会就要发作。共产党人也不例外。从人性角度挖掘，这是个哲学人类学问题，很深刻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出现一点都不奇怪。

　　应该怎么解决呢？显然要靠建立一个法治的、宪政的制度来解决。通过建立一个宪政的制度，通过新闻监督、反对党的制衡、权力内部的相互制衡等等宪政的办法来改变一党独断的体制，来遏制权力的贪婪，遏制人性恶。这是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事情。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这套东西是否定的。你别看共产党40年代跟国民党对阵的时候一天到晚讲自由民主、多党制，那是批判对手用的，是建立“统一战线”用的，因为讲这些话第三势力爱听，美国人也爱听，对共产党自己也有利。笑蜀不是编了一本《历史的先声》吗？把40年代延安的《新华日报》和重庆的《解放日报》都弄来，共产党当时的话讲得太妙了，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批得是一针见血。然而，那些批评都是花架子而已，共产党真正的理念里并不认可，它认可的是从列宁斯大林那儿学到的东西，是铁的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批评国民党“一党专制”对它只是个策略。建国以后共产党自己握有权力了，就再不提反对“一党专政”，更不允许别人批评共产党自己搞“一党专政”，它会认为这是要分它这杯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说自己是“代表人民”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就是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所以，从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到党专政完全是一以贯之的，是通的，根本就拒绝西方的所谓宪政民主。无论是理论意识形态上还是从统治者的现实利益上，共产党都不会接受这套东西。

　　但执政以后，发生衰败又是个现实问题，不能不解决，而且不能没有一个理论上的解释。毛的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理论”就是这样一套解释。所谓“阶级斗争”，就是把共产党的衰败问题，把党员的贪腐问题，解释成资产阶级和阶级敌人有意的破坏和平演变，它要演变我们。糖衣炮弹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认真梳理的问题。不要以为这个逻辑是毛那一代共产党人有意杜撰的东西，专门用来欺蒙视听。不是的，这是那一代人真实的认知逻辑。用阶级斗争解释一切。

　　真实而荒唐的认知逻辑

　　我举个例子，1960年初，当时全国的饥荒问题已经出现，但中共中央最高层开始并不完全知道这个事情，这可以理解，因为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1959年打彭德怀，实际上是不允许讲真话。不允许底下讲真话，底下就只能讲假话。所以基层发生了粮荒，地方政府仍然不敢讲真话。中央下来催粮的任务，还是高指标，明明老百姓都快吃不上饭了，地方政府也不敢明言，硬着头皮去完成催粮任务。最后实在撑不住了，这才上报。更需要注意的是领导人的反应。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人的事情，通过一些渠道让中共中央最高层知道后，当时毛也好，刘少奇也好，你们猜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这个地方居然饿死人了？这怎么可能？肯定是那个地方的基层党组织被坏人篡夺了，被阶级敌人篡夺了，他们是在伺机搞阶级报复！这就是他们的第一反应，不但有这个反应，他们还迅速做出了决策，就是在信阳地区开展整社运动。你们这个地方为什么死人了？是哪些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在搞破坏？要全力整顿农村基层政权。而且全国都要推广，全国都搞整社，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这就是他们的真实反应。他不认为地方上死了人是由于我们今天讲的这套道理，是由于你的这套制度阻碍了真实信息的传递，底下好大喜功，不敢讲真实情况，七分人祸，最后造成这样的结果。共产党领导人的第一反应根本就不是这个逻辑，他的逻辑是我们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怎么会饿死人了呢？一定是阶级敌人在破坏。如果你了解了这样一些史实，你就会感到历史其实并不简单，还原历史当事人真实的认知背景和认知逻辑也并不简单。认识到工作中有“左”的错误是后来的事。而且即便到那时，阶级斗争仍然是共产党领导人的惯常思维。

　　我们再来看个例子：60年代的中苏论战。你看看毛、刘、周、邓那一代中共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进行谈判的过程中，他们在领导起草《九评》的前后过程中，是怎样酝酿他们的观点，怎么展开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类重大问题的观点，怎么批判赫鲁晓夫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就能看出来毛那一代共产党领导人的基本思路，他们对防止共产党变质这样一些问题的理解，逻辑是清楚的，就是阶级斗争和反和平演变的逻辑；用心也应该说是真诚的，他们确实是在这样看问题。《九评》里面最著名的是第九评，1964年7月份发表，这篇文章的题目还是毛泽东本人亲自给加的，叫做《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教训》，其中有一段专门抨击苏联的特权阶层。写作班子先写好初稿，再送给党的领导人审阅、定稿。这段批苏联特权阶层的文字，是毛自己亲自修改的，有些地方甚至从新做了改写。吴冷西的书和另一本讲1965年毛重上井冈山的书都谈到了这一点。不妨给大家念念这一段：

　　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我想今天的毛派一定会把这段文字拿过来，用来攻击当今的特权势力。讲得多么到位又一针见血啊！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中苏论战，现在我只从这个角度，就是关于执政党蜕变趋势的问题，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确实在这些问题上做了很认真的思索，他们也试图去扭转这个问题。但是我必须说，用阶级斗争、复辟和反复辟的逻辑来解释这个问题，是完全错误的思路，它完全曲解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真正危险。这个危险就是权力自身的异化、变质。共产党自称建立的是阶级政权，其实这个政权承担了大量公共管理的职能，掌握着大量公共资源。谁能防止掌握这种公共资源的人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非作歹呢？只有宪政民主体制能做到这一点。既然共产党否定、拒绝宪政民主这套办法，他们又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其他的办法，结果只能在一党体制之内来解决这样一个由一党体制本身产生的问题。这就是毛的这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当年的斯大林相比，毛是积极的，甚至是了不起的，因为斯大林保护特权利益，而毛在向特权势力发起攻击，试图用他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建设一个人为的天堂，也遏制共产党的蜕变。但这套继续革命理论在逻辑上确实有一个重大的、极其糟糕的问题，那就是毛用阶级斗争和复辟反复辟的逻辑来解释执政党的蜕变，这是完全错误的思路。

　　“阶级妖魔化”的可怕后果

　　把这样的逻辑推广到全社会，必然招致极其严重的后果。既然是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这些被推翻的坏分子，他们来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人民，妄图复辟，所以对他们就要毫不留情地进行专政。我的那篇“30年”文章创造了两个词，一个叫“阶级偶像化”，一个叫“阶级妖魔化”。前者指“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他们被认为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发展到极端则有文革中的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大中小学校，“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舞台”；后者就是指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要实行“专政”，不但对他们本人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而且还要株连亲属、子女，“黑五类”的子女不能上大学，不能进城招工，不能参军，更不能提干。所谓“有成分，不唯成分”在许多地方只是说说而已，被专政对象和他们的子女简直天生就是贱民，受到各种各样的凌辱。毛泽东掌权年代无穷无尽的灾难、冤案，就是这样产生的。我们的父辈都曾经有过这样的遭遇、经历，以至于今天不少人认为毛泽东年代确实需要清算，这个制度犯下的历史罪孽确实太多了！这个层面的确需要认真梳理。一旦中国实现宪政改革以后，如何解决这样一些历史上的恩怨，涉及转型正义，是专门的政治问题。我要强调的是，这些问题是在当时那样的一个逻辑下出现的。动机与结果，目的与手段，这是两回事，但又如此复杂地缠绕在一起。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简单地感情用事，要分析它的历史背景、意识形态背景，以及它们之间很复杂的互动。海外一些持极端观点的人觉得共产党、毛泽东就是要和人民为敌，就是要整个天翻地覆才踏实，毛时代似乎纯粹就是一个神经病统治者的胡乱折腾。如果大家接受我刚才的思路和逻辑理路，再去看历史，当时发生的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也不能做这样简单的概括、回答。

　　本讲小结

　　总之，历史是复杂的综合体。要使我们的研究更客观，使我们对历史的把握更接近历史本身的脉络和逻辑，立场、方法、第一手材料的掌握都是非常重要的。就今天谈的这个话题而言，我们看到如何解决执政后共产党的蜕变，曾经是毛一代中共领导人思考的核心，或至少是核心问题之一。突出政治也好，批判“物质刺激”、“奖金挂帅”也好，反对修正主义、批苏修也好，都有这层意图在内。这是那一代人真实的认知逻辑。他们确实曾经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的认知前提、方法是彻底的错了。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还导致了更惨重的后果。这恰好是这样一个制度所造成的。毛泽东那个年代两个东西是揉在一起的，一个是乌托邦的社会改造理想，一个是极权主义的制度建构。这两个东西叠在一起以后就造成了上个世纪50到70年代那样一个独特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过程。这两个东西都需要做深入的分析。这是一层。还有一层是从毛本人来讲，他既是一个独裁者，又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我所说的真诚的共产党人的基本意思，是说他在追求自己认为正确的理念，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当他发现党有很多东西在变化，他试图通过自认为是正确的方式来阻止这个变化，在这些方面他是真诚的。但是这并不否认毛的另一面，毛作为一个极权政治家，一个拥有中国专制传统和传统帝王文化基因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整肃对手、收拾对手的残酷性这些方面没有人能够超过他。这两个东西在他那里是非常奇妙地融为一体，这也是这个历史人物复杂性的证明，不能简单地从单一角度去分析他，就如同共产党1949年到1976年的历史，我们不能简单地从某一个角度去分析它，而需要更宏观的、立体的、非线性的历史观察方式，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看待历史，才有可能得出相对客观的、科学的结论。

　　这是我自己治学的一点体会。当然，限于时间关系，只谈了一个梗概。更充分地展开，是那本《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的任务。这部书一共6卷，目前刚刚写了第一卷，这一卷的主题就是方法论的讨论，先确立一个框架。后面5卷才讨论具体的历史，其中第二卷谈民国，共产党的历史分4卷来讨论，两卷谈前30年，两卷谈后30年。关于中共党专制体制的发生学来源，中共掌权后政策的演变，中共领导人的基本认知逻辑和作为统治者的利益逻辑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中国前现代文明对中共党专制体制形成和运转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等等，都是这部书要研究的问题。我也会在这个读书班的后续课程上，和大家继续探讨。

　　（讲座时间：2008年6月7日；根据录音整理、修订）

　　补记：

　　对毛泽东和“毛泽东年代”如何看、如何评价，近年来一直众说纷纭。而且，这绝不仅仅是庙堂之上的学问之辩。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年，权贵势力凸显，贫富差距拉大，官民矛盾突出，弱势群体中的年长者很多开始留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毛泽东年代”。另一方面，今天30岁以下的年轻人则基本不知毛时代和文革为何物，臆想中的浪漫远多于科学认知，这当然是党化教育“有选择的遗忘”的成功杰作。

　　毛派势力的崛起，既是这个大背景的产物，又使这个问题更趋复杂。政治层面，2009年“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和“中国工人（共产）党”等组织纷纷登台亮相，前者公开宣布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决裂，声言“改革开放路线，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复辟资本主义路线”；后者则表示要和中共“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建“无产阶级的两党制”，但要重新评价文革，也重新评价邓小平。有意思的是，二者均自称是毛泽东的传人和继承者。

　　在这种情况下，认真清理毛时代的遗产、对这个时代给出一个更加科学、更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就成为自由主义学者一项重要的任务。我们既要批判毛时代的共产极权主义，又要对那个年代各种当事人、包括毛这样的当权者，他们思考问题的背景和心路历程，做出深入的、有历史纵深感的分析，而不是简单地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说老实话，这方面我们还做得很不够。只把毛泽东看成“暴君”或“混世魔王”，是对历史的过分简单化，无助于批判极权主义，也无助于回应当权派和毛派对历史的曲解。

　　这段讲座，主要突出了“反蜕变”主题对毛时代具有的“意义”，这当然是重新审视这个时代的角度之一。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同时参考我的另外两篇文章，一篇是这个讲座中屡次提到的“权力语境内认知逻辑与利益逻辑的双重嬗变：也谈改革开放30年”，该文完成于2008年下半年，收入我的《解构与建设：中国民主转型纵横谈》一书；另一篇是最近写的“‘共和’60年：关于几个基本问题的梳理”。这两篇东西和这个讲座合起来，大体概括了我对毛和毛时代的基本看法。当然，这仍然是一个初步的梳理。更详尽的分析，尚留待《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的第三卷、第四卷再去做。

　　还应略作说明的是，这段讲座中，有对辛子陵先生和李锐先生观点的商榷文字。两位老先生都是我所尊敬的中共党内老人。我最近被社科院辞退的消息传出后，辛子陵先生还特意撰文批评社科院，为我打抱不平。这让晚生很受感动。整理此文时，我曾犹豫是否把这段商榷文字去掉，但很快决定还是保留。我们的研究活动需要建设性的讨论。不同学术观点之间尤其需要建设性的质疑和批评，这才是中国学术走向发达的标志。更何况，严肃而诚心诚意地提出不同观点，恰恰是对爱护自己的学术前辈尊敬的表示。说到这里，不妨再告诉读者一个小故事：我的那篇谈“60年”的文章发表后，香港的张成觉老先生曾撰文提出异议，也是关于如何评价毛，但观点不同并没有妨碍我们之间成为好朋友，前不久我访问台湾回大陆途经香港时，张老先生还热情邀请我到他家住了两晚，畅谈学问、时事、历史，这不是一段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朋友之间的友情佳话么？

　　（2010年1月9日，北京）


http://new.21ccom.net/articles/l ... e_201005038818.html

杜钧福

我基本上同意本文的观点。毛是暴君，但这话不能概括毛的一切。重新评毛十分必要，也是绕不开的历史问题。李锐，辛子陵先生对毛的评价本身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如果“罪恶滔天”，怎么能“建国有功”呢？这是个什么“国”呢？新左派肯定毛的一切。我们在评毛的时候，不能反其道而行之。特别是，不能用毛本身品质的邪恶来解释历史，不能完全将毛从这个党中择出来。

杜钧福

贵网转载了我的几篇文章。我怎么算“新手”呢？

tuffy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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