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铭：“我们要准备打仗”——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关系与战备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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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出现了重大波折，经过公开论战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两国关系“发展到1969年可以说是走到最危险的地步了”，战争一触即发。①1969年3月，中苏边防部队在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4月，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强调“我们要准备打仗”，矛头直指苏联。8月，苏联军队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伏击中国边防巡逻部队。9月，周恩来总理在首都机场会见临时提出访华要求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10月，中苏重启边界谈判前，中国的党政军领导人纷纷从北京“战备疏散”到外地；林彪②作出紧急战备指示，随后被整理成“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简称“第一个号令”），迅速传达到全军各大单位。

　　四十年过去了，在关于上世纪60年代的各种文献和报道中，中苏边界冲突、战备疏散、“第一个号令”等事件被反复提及，一些论者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仍流传着许多违背史实的说法。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只注重和相信源自一个方面、一种角度的史料，对历史的把握，难免会如同盲人摸象，使自己永远无法看清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子。”③特别是一些重要当事人的回忆，不管其地位有多高，或者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我们都要对其说法仔细考辨、严择慎取，努力还原被遮蔽的历史事实。基于这一初衷，笔者以60年代中苏关系的变化为主线，结合国内政治环境，重点考察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战备疏散、“第一个号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起因。本文试图回答这样几个问题：中苏关系从冷淡到恶化的过程中，双方作出过哪些缓和的努力，为何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中方在边界冲突中的真实动机是什么？毛泽东为什么提出“要准备打仗”？中国的战备工作为何在边界谈判开始前突然达到最高潮？

　　一、中苏关系的演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新中国和苏联从盟友关系演变为兵戎相见，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精辟地指出，“边界问题不是造成北京和莫斯科不和的原因，但边界却常常是表现中苏分歧的地方。”④中苏边界线长达7300公里，在这么长的边界上，围绕界河走向、岛屿归属、不动产权属等问题，难免会产生各种争端。历史上，中国清政府与沙皇俄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包括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中俄《伊犁条约》（1881年）和几个勘界协定书，由此产生的两国边界问题，虽然一度被“同志加兄弟”般的友好同盟关系所掩盖，但始终悬而未决。⑤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及对外战略的方针政策上出现全面分歧，随着两党分道扬镳，进而走向对抗，搁置多年的边界问题摆到了两国的谈判桌上。

　　1963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11月19日，中国外交部的照会进一步指出“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⑥12月31日，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向各国首脑散发了一封公开信，呼吁用和平方法而不要使用武力来解决边界问题。⑦1964年2月，中苏两国在北京开始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边界谈判，双方都作出了以外交方式而不是诉诸武力解决的姿态。然而，不平等条约是造成边界问题的主要原因，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于1920年9月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郑重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⑧但事实上一直未履行承诺。在1964年的边界谈判中，中方要求苏联肯定沙俄政府与清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为不平等条约，又遭到苏方拒绝。对于这次谈判，李丹慧认为“双方立场对立，谈判因此未获结果”。⑨立场对立固然是客观事实，而谈判的目的正是要消除这种对立，至少在部分问题上缩小分歧、达成一致。笔者认为，造成谈判未果的深层次原因是，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由内部争论逐步演变为公开论战，并在1964年达到了高潮。

　　中苏两党公开论战始于1962年冬。从该年11月至次年1月，一些欧洲国家的共产党 / 工人党相继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各国兄弟党都照例派出代表团参加。在苏共的策划和带领下，一些兄弟党强烈指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共的“坚定战友”），甚至指名批评中共，形成了对中阿两党的围攻局面，中共代表团采取后发制人策略，进行了各种反击和斗争。⑩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一系列答辩文章，将这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全面展示于世人面前。苏共中央于1963年3月30日致信中共中央，详细提出国际共运的总路线问题，建议以他们阐述的一系列观点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中共中央于6月14日复信，毛泽东多次修改过这封信，并将标题定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7月14日，苏共中央在《真理报》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复信进行了全面批驳。从9月6日开始，中方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先后发表了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简称“九评”），措辞日趋尖锐，论战逐步升级。尤其是“八评”——1964年3月31日发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第一次指名道姓地给赫鲁晓夫戴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帽子。其间，苏共中央也屡次来信，并在《真理报》发表社论和文件等作为回应。{11}在这种公开论战的气氛中，中苏边界谈判从1964年2月谈到7月，双方虽然交换了地图，并就东段边界走向达成了一些口头共识，却未签署任何正式协议，等于没有取得结果。{12}

　　第一次边界谈判结束后不久，苏联政坛突然发生一场“地震”。10月16日，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表公报，宣布解除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由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分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就在同一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这两条消息一时间成为震动世界的特大新闻。据美联社报道，一名美国官方人士称，“赫鲁晓夫下台了，中国炸弹上台了，毛泽东一帆风顺。毛一定会说这是东风的确压倒了西风的证明。”{13}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的伍修权回忆说，“就在苏共中央作出这一决定的当天夜里，世界上所有的人对此还毫无所闻时，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突然打电话到中共中央办公厅，说有重要事情要向我党中央通报。”{14}但究竟是哪天，他没有明言。实际上，契尔沃年科求见的时间为10月14日深夜，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请示刘少奇后，决定由伍修权会见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按照苏共中央的指示通知中共中央，赫鲁晓夫被解除领导职务。{15}苏方的这一举动意味深长，它延续了两党过去就重大决定先进行内部通报的做法，至少从表面上看，苏共新领导人主动表达了改善关系的愿望，为陷入僵局的两党关系带来了一线转机。

　　中方对此作出了积极反应，就在苏联发表公报的当天，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即联名发出贺电，对勃列日涅夫等“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只字不提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以及两国间的边界纠纷。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封贺电还要说一点有实质内容的话，{16}于是我们看到，电文以苏联“上升”号宇宙飞船成功发射为例，称“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于伟大的苏联、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进展，都是高兴的”。所谓“在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进展”，隐含着中方对苏共中央罢黜赫鲁晓夫一事的赞赏，但又不便明言（毕竟是苏共的内部事务），便采用了这种别有深意的表述。贺电呼吁，“中苏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并用“兄弟的”、“牢不可破的”等词语来形容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17}半个多月后，毛、刘、朱、周等四人再次联名致电苏联领导人，祝贺十月革命47周年。贺电说，“让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坚强团结面前发抖吧！”据吴冷西（时任新华社社长等职）回忆，这句话是毛泽东亲笔加上去的。{18}赫鲁晓夫一下台，中方就热情洋溢地强调友谊和团结，不只是出于礼节，而是对苏联新领导人表示殷切期待，希望他们及时调整对华政策。

　　历史仿佛在这里拐了一道弯。贺电发出后，中苏关系一度有所缓和。11月5日，周恩来、贺龙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代表团出发前后，毛泽东多次在住处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苏联政局变化和应对策略。他说，代表团在莫斯科要同各方面接触，看看有什么动向，了解他们为什么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他们以后准备怎么办；还说要暂停公开论战。他认为，我们举着和好的旗帜到莫斯科去是得人心的。{19}周恩来利用这次出访机会，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苏联新领导人和各国党政代表团进行了多次会晤。如访苏前夕，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保加利亚等6个社会主义国家驻华大使时说，赫鲁晓夫被撤销职务，我们认为这是个好事，是起积极作用的。11月7日、8日，他在莫斯科与波兰、罗马尼亚代表团会谈时，也多次说赫鲁晓夫下台是好事。他还对罗方透露了此行的来意，称赫鲁晓夫下台对政策的影响会引起国内和国际关系的变化；我们想做一点推动工作，推动他们向好的方面变化。{20}恰在此时，意外地发生了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引起中方强烈不满。

　　11月7日，在苏联政府举行的国宴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对贺龙说，“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的毛、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21}“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当即进行了驳斥，并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一情况，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等人指出这是严重挑衅。勃列日涅夫了解情况后说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失言，周恩来坚称是“酒后吐真言”。{22}中共代表团退场表示抗议，并用急电向北京报告了此事。自尊心极强的毛泽东深受刺激，8日上午，他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这件事至少表明苏共领导目前还无意改变赫鲁晓夫的路线，并概括为“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他还说，既然发生了马利诺夫斯基事件，那么，即使苏共新领导表示道歉，我们也不能跟他们谈其他问题。会后，一份标着“AAAA”的特急电，赶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来中共代表团住地赴宴前，发到了代表团手里，指示要向苏共中央提出严重抗议，抓住这件事采取攻势，指责苏共新领导破坏团结，甚至要“不怕大吵、不怕闹僵、不怕不欢而散”。尽管勃列日涅夫在宴会现场代表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道歉，但裂痕已无法弥补。{23}10日，周恩来会见民主德国代表团时说，苏联新领导是要在没有赫鲁晓夫的领导下，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政策。他还告诉越南代表团，通过这几天的接触，我们发现情况比原来预计的更坏。现在的苏共领导软弱，内部矛盾、混乱、动荡，各方面的压力大，这是原来没想到的。{24}11日晚，周恩来等与苏联领导人会谈时，米高扬坦言，“在同中共分歧的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完全一致，甚至可以说没有丝毫差别。所有决定是苏共中央集体作出的。”{25}这就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因此，中共与苏共新领导人的这次主动接触，不仅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加深了彼此的不信任，和好的愿望彻底落空。

　　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来回均途经中国，在北京停留期间，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与他进行了会谈。周恩来提出了发展两国关系的六点建议，柯西金表示赞成。{26}柯西金抱怨中共领导人不理解他和勃列日涅夫对改善苏中关系的愿望，周恩来对一些问题作了解释。毛泽东与柯西金的谈话则异常尖锐。毛泽东说，公开论战要一万年，看来少了不行。当柯西金提出苏中是否可以团结在一起同帝国主义斗争时，毛泽东答道，大概10年以后我们两党可以团结起来。只要帝国主义动刀动枪，对着你们也好，对着我们也好，我们就会团结起来。时间可能在10年、15年以后，也许它更帮忙，那就是7年、8年以后，我们可能团结起来。{27}这种口吻与几个月前的两封贺电形成了鲜明对比，清楚地表达了他对苏联新领导层的失望和不满。此后，中苏关系朝着不断恶化的方向发展。1966年2月24日，勃列日涅夫以苏共中央名义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3月29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3月22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28}以此为标志，中苏两党之间的各种交往全面中断。

　　此时，“反修防修”已变成毛泽东关心的头等大事。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毛泽东多次谈到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但他所说的修正主义，其含义往往是含糊不清的，他将这个概念不断扩展，把许多不是修正主义的东西也叫做修正主义。{29}两党之间的分歧，党内同志的不同意见，甚至是一些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都被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其中有些还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或支持过的。1962年8月13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心小组会议上，他在罗瑞卿发言时插话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30}同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断言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会议公报称，“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从此，“反修防修”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成为全党的重要指导思想。{31}此后的几年里，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客人时多次提到“反修防修”，对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担忧，也陡然上升为已经有人在搞修正主义的严重估计。1964年2月，他对某国政党领导人说，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32}毛泽东已断定，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干部中都存在修正主义分子，他将国内阶级斗争的重点从防止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转向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并以此为主要目的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这是“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之一，毛泽东在审阅时曾多次修改，亲笔加上了大段内容，如：“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33}这些似有所指的文字在党内外引起了极大震动。

　　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不切实际的估计，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有密切关系。他根据苏联“变修”的教训，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认为中央高层也有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与“苏修”同出一辙，有必要采用大规模运动的方式，“清洗这些人”。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斯大林、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对毛泽东的不信任，以及他们时常表现出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一直让敏感的毛泽东心存戒备。他说过，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中苏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是要害所在。{34}更让他担心的是，对方会不会在中国党政军各界安插、扶植一大批代理人，内外勾结把自己“搞掉”。1964年1月，就在中苏两党论战正酣时，毛泽东在总参谋部情报部的一份材料上批示说，“我国军队、公安部队、机关中和社会上是否有被苏修布置的人，请你们研究一下。”{35}同年底，发生了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苏联军方领导人鼓动贺龙搞掉毛泽东，不啻为他的这种担忧构成了有力支撑。1966年5月，他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充满焦虑地说，“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36}

　　由于中苏两党在政治上失去互信，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党内斗争、国家利益的对立交织在一起，并且急剧膨胀，中苏关系终于达到了恶化的顶峰。而边界问题作为两国关系中最敏感的一个问题，错过了和平解决的最佳时机，犹如一枚正在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引爆。

　　二、珍宝岛事件

　　“文革”初期，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加剧，主要摩擦地带集中于边界东段界河乌苏里江上的几个小岛——珍宝岛、七里沁岛、卡脖岛。1969年3月2日～ 17日，中苏边防部队终于在珍宝岛爆发激烈的武装冲突，双方都有较大伤亡，这就是著名的“珍宝岛事件”（中方称“珍宝岛自卫反击战”）。{37}笔者注意到，在珍宝岛事件前，虽然也发生过流血事件，苏联军人甚至鸣枪威胁，但两国边防部队并未正面交火，一般是推搡、拳打脚踢或用棍棒进行搏斗。显然，双方的最高决策者都有所克制，将冲突控制在一个有限的程度内。问题是，为何到了1969年3月，冲突会突然升级，演变成一场规模空前的战斗？杨奎松认为，珍宝岛事件“不仅是中苏边界长期冲突的继续，而且是中国方面在一让再让，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有计划、有准备地发动的一次边界自卫反击作战”。{38}根据已披露的档案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笔者认为这个说法符合事实，中方的动机不是挑起战争，而是要通过自卫反击给对方一点教训。

　　早在196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就以电报指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和新疆军区，要求加强中苏边界特别是东段边界的边防警戒工作，做好以军事上的斗争配合外交斗争的必要准备。电报强调，各边防部队要严格执行“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边界斗争方针，只有当苏方向我方开枪，我方两次鸣枪警告无效，且有我方人员被打死打伤时，我边防部队才能开枪实行自卫还击。电报还要求边防部队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无论采取何种自卫措施，都要严格控制在我方境内。{39}沈阳军区接到指示后，从值班部队中抽调部分精干人员进入七里沁岛附近，进行了反击的准备。但苏联方面暂时收敛了越界行动，直至乌苏里江江面于春季开冰前，双方未在七里沁岛发生武装冲突。{40}

　　1969年初，中方又进行了第二次反击准备。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提出了在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的方案，设想以3个连兵力参加，以一部兵力上岛潜伏，如苏方以武力强行干涉我巡逻分队执行任务，潜伏分队视情况给予支援。总参谋部和外交部于2月19日同意了黑龙江省军区的方案。周恩来还强调，对苏边防斗争“既要掌握好进行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反击斗争以为后盾”。{41}当时正准备召开“九大”，中共中央对军事斗争的把握，侧重于局部胜利和政治意义，同意选择珍宝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黑龙江省军区在靠近珍宝岛的公司（地名）边防站成立“公司临时指挥所”，沈阳军区由肖全夫副司令员率领工作组前往虎（林）饶（河）方向指导战备工作，并成立“虎饶前指”（“前指”为前线指挥部的简称）统一指挥作战。{42}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说，我们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一个连二三百人，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和配备。{43}这一阶段，中方对自卫反击战确实进行了周密安排和充分准备，但是客观地讲，按照中央军委的“后发制人”方针，这些部署都是防御性的。沈阳军区对边防部队严格规定，不主动惹事，不开第一枪，不轻易动武。{44}假如苏联军人不对中国军人开枪挑衅，双方会不会激烈交火就要另当别论了。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对于冲突的原因、经过、伤亡情况等，双方的说法有很大差异。从纯军事的角度看，这次冲突对中方来说只是一次有准备但不由己方掌握主动的遭遇战斗。而苏联在3月29日的政府声明和后来发布的消息中，都把中国的反击说成有预谋的突然开火、伏击，声称中国侵犯了苏联领土，试图让外界相信中方在挑起战争。其实，苏方的说法无非是为了争取舆论的同情，同时掩盖苏军在装备、火力占优势的前提下却无法取胜的尴尬。当时在珍宝岛地区，中国参战部队只有徒步的步兵和部分炮兵、工兵；苏军步兵则全部摩托化，有占优势的炮兵，还有大量坦克、装甲车、飞机和直升机可直接用于支援作战。4月14日，毛泽东在“九大”全体会议上自豪地说，这次仗是孙玉国（边防站站长）指挥的。没有打过仗，也可以打仗。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车，三没有指挥车，打了9个小时，敌人三次冲锋，都被我们打垮了。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靠勇敢。要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就破除了迷信。{45}他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46}毫无疑问，解放军指战员不怕牺牲的精神对于任何一场战斗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如果避而不谈我军在战前所作的各项战斗部署，容易走向唯意志论的极端。实事求是地说，我军在珍宝岛事件中的战绩不仅归功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之一，即“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47}，在实战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以3月15日的战斗为例，苏联边防军的前线指挥官列昂诺夫上校在凌晨3时左右派遣部队悄悄上岛潜伏，想打中国边防部队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战斗打响后，却发现对手准备得更充分，自己的兵力和火力优势并不明显。他急忙电告指挥部请求派坦克和炮兵增援，层层上报到莫斯科时，由于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夫在出国访问，竟然无人能作出相应的决定。一直拖到中午，苏联国防部的值班人员与勃列日涅夫取得联系后，苏军才向边防军派出增援部队。当晚，苏军某侦察营救小分队到达列昂诺夫上校的坦克时，发现他已经阵亡。{48}反观中国一方，虽然为筹备“九大”，包括沈阳军区在内的各大军区首长均已来到北京，但并未因此贻误战机。中央军委专门在京西宾馆开了一个房间，架设电话专线，由陈锡联负责直接与前线联系，乔冠华（外交部副部长）负责掌握国际方面的情报，随时向周恩来汇报，并由周恩来下最后决心。{49}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容不得半点疏忽，中方的高度重视和精心准备，与苏方的大意和官僚主义形成了强烈对比。

　　西方的一些官员和学者注意到中方的战前准备，又不了解中方的动机，便采信了苏方的说法，断定中国是挑起冲突的一方。《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称，“中国外交政策的真正悲剧是，1969年初中国人自己挑起的中苏冲突本来是不必要的和可以避免的。”“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尤其是在中国国力尚弱的时候），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谜。”{50}其实，只要看一看当年毛泽东在党内的讲话，就不难发现，“要准备打仗”的思想以自尊与自卫为前提，并没有主动挑衅的意图。

　　3月15日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汇报，并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他说，“苏修，要给他一点面子，让他打进来，进来就好了，我们就有理由了……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他还强调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苏联知道我们不会到他那里去，他们那里很冷。我们是后发制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他用飞机轰炸。”“抗议他不听，双方都在抢时间。他们是要面子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51}毛泽东的本意并不是想扩大战火，让苏联找到全面入侵的借口，因此他又特别提出到此为止，“不要打了”。{52}尽管苏军随后又对珍宝岛进行了狂轰滥炸，中方却无意使冲突进一步升级，周恩来拟定的“调整我火炮位置，待敌连续炮击几日后，采取突然回击一次”等对策{53}，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再次谈到打仗问题：“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他也注意到国内外的某些猜测，主动作了澄清，“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为什么不打出去？他说，“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54}“有理”，是从政治和外交上考虑；“有利，好打”，则是从军事上考虑。毛泽东的这番话等于向高级领导人交了底，即“要准备打仗”的实质是准备自卫，而不是准备扩张，将战火烧到别人的领土上。


　　关于中苏冲突的原因，西方学者分析，“最大的可能性是，北京的派系斗争非常激烈，某些派系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在为生存而战，因而采取了极端措施。”或者“中央领导层（毛、林、周、江青）一致认为有必要以边界冲突来转移民众对国内紧张局势的关注。随之而来的战争恐慌和由此激发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会使领导层得以完成基于意识形态观念制定的重建中国的长远规划。”{55}将战争当作派系斗争或转移国内矛盾的手段，在实践中并不鲜见，但是，这种视角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不符合中国领导人在强敌当前状况下的心理状态。当时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大量增兵，部队数量从15个非满员师增至40个师，后来更超过50个师，还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其中包括核导弹和战术核弹头。{56}在这种力量对比下，中国显然处于劣势，因此，抛开意识形态的分歧，中方的自卫立场更容易得到一些务实的西方政治家的理解。

　　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一度认为，“更可能是北京挑起了战斗”，但他们很快就改变了看法。基辛格分析道，“中国人说他们是回击苏联人一连串的入侵，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居于劣势者通常不会去进行无端的进攻而自招失败。”美国领导人还注意到中共“九大”报告的措辞，认为“尽管报告的调子好战，但是是使人感兴趣的，而且确是逗人的、充满寓意的。报告强调，除非中国首先受到进攻，它就不会发动进攻”。他们担心的是，“苏联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不仅会破坏地缘政治，而且也会打破世界上的心理平衡”，以致出现无法阻挡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经过长达5个月的观察，尼克松8月14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宣布，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57}此时由于中苏决裂，“大三角”的战略格局已初露端倪。在美国人眼里，苏联的对美政策是：“一方面继续缓和双边关系，另一方面又与美国在第三世界争夺势力范围，并加强其战略力量以与美国争高下。”{58}另一方面，“中国可能愿意重新进入外交舞台，这就要求它缓和以前对美国的歧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我们在亚洲的许多朋友的威胁可能会减轻”。{59}因此，对于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美国领导人非但没有渔翁得利之意，反而产生了严重不安。

　　苏联领导人（尤其是军方的强硬派）则走向另一个极端。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冒险地采用了压力外交的策略，即外交活动、惩罚性的军事行动和制造中国将遭受更惨重损失的威胁并举。{60}5月9日，苏联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齐科在纪念对德作战胜利24周年的命令中，将中国和美国、联邦德国并列为苏联的主要敌人。{61}他们对中国“要准备打仗”的舆论进行了错误解读，认为必须通过武力打击，狠狠地教训中国人。苏联军方断言“中国人只有实际上感到最可怕的威胁——苏联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前来。”{62}在这种思维的指引下，苏联在通向战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三、先发制人与核战争威胁

　　经过精心策划，苏军一面向中苏东段边界大量增兵，一面却选择在己方补给线较短的中苏西段边界实施报复行动。5个月后，一场伏击战打响了。1969年8月13日，一支三十余人的中国边防巡逻队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遭到苏联军队三百余人的伏击。苏军在两架直升机和数十辆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越过边界线，向中国军人发起进攻。这支巡逻队遭包围后，与十倍于己方的敌人进行了长达4小时的顽强作战，终因寡不敌众和武器装备上的悬殊对比，最后全部阵亡。{63}此前，苏军也有过数次越界报复行动，但这次的战果最“辉煌”。这不仅得益于苏军在兵力和武器装备上的压倒性优势，更得益于苏军改变了轻敌观念，战前进行了充分准备。苏军在中国边防巡逻队的必经之路附近预先设下埋伏，当后者经过时才突然越界，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从战术上说是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它让苏军尝到了甜头，进而强化了苏联领导人“先发制人”的念头，于是他们加紧战争准备，开始谋划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局势日趋紧张之际，苏联开始有步骤地试探外界反应。8月18日，美国国务院的一名中级官员、苏联问题专家与苏联驻美大使馆的一名官员共进午餐，苏联外交官突如其来地询问，如果苏联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袭击，美国会作何反应。此事引起了基辛格的高度重视，开始拟定中苏发生战争情况下美国政府的应急计划。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向记者透露，苏联可能就它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可能性问题，向其东欧共产党同伙进行试探。28日，苏联《真理报》称，“在当前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爆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同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消息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8月下旬，美国还侦察到苏联空军在远东的一次停飞待命（在整个9月份都继续保持着），这意味着所有飞机同时进入高度准备状态，往往是一次进攻的信号，至少也是对敌人的严酷警告。9月10日，苏联塔斯社指责中国从1969年6月到8月中旬，蓄意侵犯苏联边境488次，并且挑起武装冲突。{64}

　　在这些信号中，有一件事被论者广泛提及。9月16日，苏联“自由撰稿人”维克托·路易斯在伦敦《新闻晚报》发表文章，宣扬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即“勃列日涅夫主义”），称苏联“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那些受到威胁的国家的利益”，有权单方面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文章还声称“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之后才得知它”，并提到苏联对设在新疆罗布泊的中国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的可能性。维克托·路易斯的真实身份令人怀疑。据熊向晖回忆，中方注意到此人经常向外界透露苏联重大决策。基辛格则认为“他很可能是苏联政府的一个代言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甚至称他是间谍。无论如何，在这一敏感时刻，他在英国发表这篇“预兆不祥的文章”（基辛格语）当然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受毛泽东委托研究国际形势的陈毅等四位老帅经过紧急讨论，次日即向中央提交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65}

　　苏联方面蠢蠢欲动，而打击手段和打击对象都与核武器有关，毫不夸张地说，核战争的阴影一度笼罩在中国的上空。由于苏军各师都配备有战术核武器，且受过在核战场上作战的训练，确有能力先发制人，摧毁中国绝大部分核武器和导弹基地、海空军基地和地面部队，占领大片中国领土，数以亿计的人将遭到灭顶之灾。但核战争会使邻国遭殃，必然会受到各国的反对。更重要的是，中国也在研制和生产核武器，即使苏联先发制人，也不能确保彻底摧毁中国的报复能力，确保苏联的任何一个城市不被中国摧毁。所以，使用核武器通常并不是一种可行的战略，只有在最严重的关头方可使用。{66}尽管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很小，面对苏联日益升级的战争威胁，中国领导人仍高度重视，并在内政、外交、军事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当时的国内情况是，截至1968年9月5日，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以行使政府权力，{67}整个形势逐渐趋于平稳，而在一些边远地区，仍频繁发生大规模的武斗和动乱，如果不加以制止，势必对战备工作造成严重干扰。为此，中共中央于1969年8月28日对边疆地区军民发布措辞严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简称“八·二八”命令）。在九条命令中，第一条可谓开宗明义：“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高度地树立敌情观念，克服和平麻痹和轻敌思想，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加强军民联防，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其他内容主要针对“造反派”和各种无政府主义现象，并宣布，一切冲击人民解放军、抢夺武器装备和破坏交通通讯设施的行为，都以“反革命”论处，对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68}“八·二八”命令在形式上将“苏修”与“美帝”并列为假想敌，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稳定中苏边境地区的社会秩序，而不是针对美国。

　　作为一个战争动员号令，“八·二八”命令的影响并不仅限于边疆地区，它将战备工作的紧迫性提到了全国人民面前，各地立即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执行命令，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均在8月底、9月初召开各种会议，广泛动员群众，落实各项战备工作。{69}通过严厉打击无政府主义，各级革委会能够有效行使权力，解放军也得以从内乱中逐步脱身，集中力量加强战备建设，防范苏联发动突袭。国内的论者大多对“八·二八”命令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它将战备工作与停止派性武斗、实现“革命大联合”、遵守纪律、搞好工农业生产等紧密结合起来，以战备统领全局，以此为标志，全国的战备工作开始进入高潮。这种大规模的战备活动虽然带有过火反应的色彩，但完全是防御性的。作为一个高度戒备、充分动员起来的大国，任何突然袭击都难以奏效。{70}因此，这种姿态对于避免战争的发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尽管“八·二八”命令强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但大规模的战备活动仍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9月3日，周恩来又起草中共中央通知，指出：“八·二八”命令发布后，“在地方报纸和广播电台上，出现了公开号召‘要准备打仗’、‘一切为了打仗’的宣传，这是不恰当的。”“望你们立即停止所属的报纸、电台关于这类口号的宣传。”{71}停止公开宣传，主要是因为这些提法不明确，容易让其他国家以为中国想跟苏联打仗，甚至主动进攻苏联，加深对中国的误解。

　　就在维克托·路易斯文章见报的前几日，苏联突然作出了缓和姿态。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应苏方的要求，在首都机场贵宾室会见了从河内参加完胡志明葬礼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周恩来就苏方进行核威胁一事质问柯西金，你们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情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我们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开发，我们没有军队驻在国外，不会侵略别人，而你们调了很多军队到远东。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清楚。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72}（周恩来后来与越南劳动党客人谈到苏联要用核武器轰炸中国的传闻时说，苏联政府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件事。{73}）尽管如此，这次会谈还是取得了重要成果，周恩来与柯西金商定于近期举行中苏边界问题谈判。18日，周恩来致信柯西金，重申：“在北京机场的会见中，我们双方同意：长期悬而未决的中苏边界问题，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在解决前，双方采取临时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周恩来还表示，“如能得到你来信确认，即作为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立即生效，并付诸实施。”26日，柯西金在给周恩来的复信中称，苏方已采取了实际措施旨在使边境局势正常化，其出发点是中国政府将根据相互原则采取类似措施来实现已达成的有关协议；他建议自10月10日起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问题谈判。有论者称，柯西金甚至还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国家间的专项协定，这就等于在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向中国作出了不发动战争的保证。29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奉命“口头通知”苏联驻华代办叶里扎维金，建议将边界谈判改到10月20日开始。10月14日，柯西金再次致信周恩来，告知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前抵京。{74}时隔5年，中苏重启边界谈判，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也是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其重要性在于双方又回到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的轨道上，剑拔弩张的局势似乎有了降温迹象。

　　与此同时，中国在9月23日、29日先后成功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和一次新的氢弹爆炸。新华社在报道中说，中国核武器发展的新成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核垄断的“一个沉重的打击”。{75}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爆炸信号，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说：“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76}虽然这只是猜测，但两次核试验的成功确实会增强中国领导人的自信，并对苏联领导人产生一定的震慑作用。

　　四、“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1969年10月中旬，随着中苏边界谈判的日益临近，中国国内却出现两项从未有过的异动，一是北京地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战备疏散，纷纷离京前往外地；二是中央军委办事组发布“第一个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前已述及，苏联方面在八九月间的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宣传与外交举动，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强烈反应。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的会谈，虽然在口头上达成了一些谅解，但双边关系的基础仍很脆弱。柯西金回国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内部也出现了不同意见。就在两国总理继续通过信函磋商时，苏联人维克托·路易斯却在英国发表了那篇充满威胁的文章。随后，周恩来要求柯西金复函确认双方达成的谅解，并“作为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立即生效”，柯西金却在9月26日答复称，苏联已采取使边境局势正常化的实际措施，不肯对周恩来提出的“避免武装冲突”等项作出正面回应。这些现象不能不引起中方的警惕。毛泽东一面同意周恩来与柯西金会谈、通信，一面又对苏联的真实意图深表怀疑，中共中央于9月16日、18日、22日接连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了讨论，估计苏联有意施放烟幕弹的意见明显占了上风，毛泽东也支持这样的判断。会议决定采取一些紧急战备措施，据此，周恩来一面通知外交部等部委要迅速拟定疏散隐蔽重要机密档案的方案，一面开始举行战备动员。{77}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双方都摸不清对方底牌的情况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对防备外敌入侵的决心是一致的，并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战备工作的重视。

　　9月16日晚，新华社发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29条），包括“备战、备荒、为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等。其中，第22条是毛泽东在审阅时加写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这段话连标点符号一起，长达90个字，俨然是一篇针对性极强、短小精悍的动员令。《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国庆社论和林彪在首都军民庆祝国庆二十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都一字不改地将第22条口号作为结束语。社论还号召全国军民“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坚守岗位，作好准备”。{78}强大的舆论攻势，显然是要警告苏联领导人，中国人民不惧怕核战争，并做了必要的准备，表现出一种不向任何外来压力低头的民族自尊。

　　9月22日，全军战备工作会议在北京紧急召开，传达了毛泽东“军队不要松懈”和林彪“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简称“一个观点、三个一切”）的指示，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对防止对手发动突然袭击，作好精神、组织和物质上的准备。{79}周恩来在会议上说，目前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特别要防止敌人突袭，要严加戒备。{80}除此之外，同年3月至10月，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布置，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四位老帅一面去工厂“蹲点”，一面共同研究国际形势和国防问题，由陈毅负责，并提出书面意见。四位老帅举行了二十多次讨论会，前后向中央呈递了四份报告。{81}其中《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由陈毅定稿后，于9月17日报送给周恩来。在这份报告中，四位老帅强调苏联对战争“下不了政治决心”，但他们也认为，“苏修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想“依靠导弹和‘乌龟壳’，对我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幻想把我搞垮，消除其心腹大患”。{82}以上这些都说明，加强战备并不是哪一个领导人贸然作出的决定，而是最高决策层审时度势之后的集体意志，以充分的、全面的战备工作应付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外敌入侵，当时已成为中央领导人的共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9月25日，中央军委召开有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作战部长，以及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参加的作战会议，具体研究落实加强“三北”（东北、华北、西北）战备问题。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27日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与会人员并合影留念。如此罕见的高规格接见，无疑是要表达中央对战备工作的高度重视。林彪在接见时说，全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加强战备，准备打仗，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83}通过各种形式的传达，“一个观点、三个一切”成为当时指导部队战备工作，乃至指导全局的一个“纲”。如1969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注意工作方法》的社论，其中就写道：“要考虑到全局。一切工作都要从‘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战略思想出发，用这个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这就是全局观念”。{84}1970年1月31日，在毛泽东批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再次使用了这一表述：“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85}尽管“打仗”被替换成“备战 / 战备”，但“三个一切”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基本精神仍是一致的。换言之，“一个观点、三个一切”已转化成中央精神，贯彻于全国的各项工作中。

　　珍宝岛事件后，对苏防御成为毛泽东和林彪主要考虑的问题，国家军事防御战略重点的转移迫在眉睫。对此，林彪提出了如何“三防”（防空袭、防突袭、防核攻击）和“两打”（打坦克、打飞机）的问题，而“防突袭”成为“三防两打”的重中之重。早在1961年9月8日，第104次军委办公会议就正式决定成立总参防止敌人突然袭击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简称“防突办”），并同意了总参草拟的《关于加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工作的规定》。9月12日，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转发了这个文件，全军防突机构相继成立。{86}除了林彪之外，周恩来、叶剑英也很关心防突办的情况研究工作，在它正常运转的12年内，周、叶共作过四十多次指示和批示。{87}1964年10月初，就在中苏两国重启边界谈判之前，阎仲川（副总参谋长兼总参防突领导小组组长）的秘书符传荣整理出一份关于“二战”时德国闪击波兰、苏联，以及日本偷袭珍珠港情况的资料，着重指出，德、日两国在发动进攻之前都以外交谈判作掩护。阎仲川让总参防突办加了个标题：“缓和姿态与突然袭击”，复印后报送中共中央和军委办事组领导成员。周恩来看后认为很好，又要去3份，说要给外交部等单位参考。{88}作为一位有丰富军事斗争经验的政治家，周恩来对防突袭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任何一位军队领导人。

　　在对战争的危险性、紧迫性的估计上，一些论者认为当时中央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89}：一种是以林彪为首的，黄永胜、吴法宪等军委办事组成员的意见，他们过高估计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认为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极大，战争危险迫在眉睫。另一种是陈毅等四位老帅的意见，即苏联在近期不敢挑起反华大战。论者认为，后者对国际形势的分析符合客观实际，所提出的战略方针也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前一种意见占了上风。

　　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首先，四位老帅的意见并不是静止的、凝固的，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在9月17日的报告中，他们根据各方情报，已坚信苏联“阴谋对我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苏修领导集团中的一批冒险分子，想乘我国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核武器尚在发展，越南战争尚未停止时，依靠导弹和‘乌龟壳’，对我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10月11日，他们在讨论时说，中苏边界谈判即将开始，毛主席、党中央为了防止苏修、美帝利用谈判为掩护，对我发动突然袭击，公开宣布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警惕性。同时使苏修、美帝知道我们已有准备。立足于打，才有利于谈。{90}其次，即使是前述论者，在同一篇文章中也承认，“积极的战略防御可以成为避免战争、走向缓和的重要条件。”{91}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军队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对国家的安全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1965年4月，毛泽东在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汇报备战计划时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对于战争的可能性，他总是作出打得起来或打不起来的两种估计，并把工作部署的重点放在应付打的可能性上，做到有备无患。{92}1966年10月9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时，转述过毛泽东的话：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备动员，这一点日本人、美国人都看出来了。{93}从毛泽东到四位老帅，没有证据显示哪一位中央领导人对战争的紧迫性掉以轻心，虽然他们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但在准备打仗的问题上，中央领导层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分歧。

　　10月中旬，林彪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当前的国际形势和苏联的战略动向，以及防备苏联突袭的措施。会议认为，根据一部分情报，苏联内部确实有一些人主张趁中国的核武器力量还没有对苏联构成威胁时，对中国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情报还认为苏联很可能以几天后的边界谈判为幌子，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94}据迟泽厚回忆，中国驻东欧某国大使馆甚至密报了他们侦察到的苏联可能发动袭击的具体时间。林彪提请与会人员着重研究：苏联如果对中国发动核袭击，将会出现什么情况？除了袭击中国的核设施，有无可能袭击城市？他还引用了毛泽东不久前的讲话：“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周恩来认为，苏方缺乏通过谈判缓和双方紧张关系的诚意，不可低估苏联领导集团的冒险性。他也拥护毛泽东关于疏散的决策，并提出了落实意见。{95}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于10月14日发出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96}

　　有些论者认为这次战备疏散与“第一个号令”有关，甚至将它视为林彪集团篡党夺权、迫害老干部的一个阴谋举措，其中既有学者的文章，也有不少是亲历者（包括家属）的回忆，特别是后者，通过各种载体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严重扭曲了事实真相。{97}可是《周恩来年谱》称，“根据毛泽东意见和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在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机关及其干部家属被‘战备疏散’到外地。”{98}而“第一个号令”的发布时间晚于中央关于战备疏散的决定，不包含疏散中央领导人这项内容。在真相早已大白的今天，还有人将由毛泽东决定、周恩来主持安排的战备疏散说成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只能归咎于他们的狭隘与偏见。

　　10月15日，毛泽东离京抵达武汉。17日，林彪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苏州。随后，周恩来带领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成员从北京市区撤往西山。{99}（直到1970年2月基本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后，周恩来才回到中南海办公。{100}）17日晚，周恩来与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会见了在京的一些老干部，向他们宣布，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老同志在20日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各地安置工作，均由周恩来打电话安排，中央办公厅负责准备专机或专列。之后，周恩来又向他们一再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原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在疏散过程中，他要求各地在生活和医疗保健上对老干部给予照顾。例如，江西省革委会准备将邓小平夫妇安排到赣州，周恩来认为不妥，要求改为南昌市郊，住两层楼房，独家独院。{101}又如，朱德到广州前，周恩来明确指示广州军区和广东省革委会负责人，安排他去从化温泉。朱德下飞机时，看见当地党政军主要领导前往迎接，非常高兴。在从化期间，他住的是流溪河畔傍水而建的一幢别墅式楼房（松园五号），广州军区总医院还抽调医疗精英为他提供保健服务。当他们一家在1970年7月返京前，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对负责接待的广州军区有关负责人说，“朱老总在你们这里住了八九个月，经过治疗，病轻了，精神好了，饭量也增加了。”这说明他们的心情是愉快的。{102}不可否认，一些被打倒或靠边站的领导人（如刘少奇、陶铸等）被疏散到外地后，各种待遇降低，甚至遭到人身迫害，有的在当地不幸去世，但如果将迫害老干部作为战备疏散的初衷，则与事实相去甚远。一言以蔽之，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战备疏散，是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中共中央基于可能发生突发事件的判断所采取的应急措施，出发点是为了防止突然袭击，它与“第一个号令”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在1969年的重大事件中，“第一个号令”最富有争议。对于它出台的时机、过程、内容等，更是众说纷纭，这种现象自然与林彪的特殊身份有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5.12）》说，“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10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说，“它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特别是针对苏联军队有可能入侵这种估计作出的”。{104}这两个国内最权威的党史研究机构都将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作为林彪作出紧急指示的前提，可以说是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第一个号令”的出台与中苏交恶、战争阴影笼罩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脱离了这个背景，人们就无法理解当年的决策者何以对局势作出如此严峻的判断。 　　加强战备是在诡谲多变的环境下，经毛泽东同意后，中央作出的集体决策。中共中央于10月14日通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为了防范苏联利用谈判之机进行军事袭击，立即开始加强战备。{105}就在林彪发出紧急指示的当天上午，周恩来亲自给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吴忠打电话，了解首都机场及附近地域的兵力部署情况和发生意外事件时的应急方案。吴忠说，卫戍区不但在首都机场而且在各个军用机场附近，配置了数团齐备满员能够快速起动的地炮、高炮、坦克和摩托化步兵部队，各部队都制定了反空袭、反空降方案，具有应付相当规模意外情况的能力。但周恩来听后仍不放心，他叮嘱道：“你们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要接受布拉格事件的教训。你们特别要把机场的调度指挥系统控制起来，部队不一定多，但要精悍。还要注意，我们不首先开枪。所以，部队要作两手准备，要配备一些棍棒之类的冷兵器，要挑选一些会武术的战士去执行这个任务。”{106}1968年8月20日深夜，苏军突击队员乘坐的民航飞机谎称机械故障在布拉格机场紧急迫降，迅速抢占机场实施大规模空降，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部队毫不费力地对捷克斯洛伐克实现军事占领。周恩来、林彪等领导人对布拉格事件记忆犹新，惟恐苏方故伎重演。 　　论者谈及“第一个号令”，往往引用汪东兴的一段回忆：“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毛泽东看完报告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自己拿火柴将传阅件烧掉了。当晚，周恩来打电话给汪东兴，听说“烧了”，感到很惊诧。“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107}但是，汪东兴有关林彪等人慌忙撤销命令的说法站不住脚。真实情况是，全军各大单位接到“第一个号令”后进行了坚决贯彻，或进入前沿工事，或紧急疏散。部队疏散的规模达95个师、94万余人，还有4100多架飞机、600余艘舰艇和大量坦克、火炮及车辆等。{108}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0年4月24日，才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关于部队疏散的指示》，允许疏散的部队和重型装备逐步返回营区。这次紧急战备的规模之大、等级之高、持续时间之长，为朝鲜战争停战以来所仅见。{109}毛泽东曾多次谈到：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110}像“第一个号令”这样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举动，当然是涉及原则问题的大事。假如毛泽东当时就认为没有必要，为什么还要容许它在全军贯彻执行半年以上，而不是立即收回或改变这个命令？笔者认为，引起毛泽东不悦的并非“第一个号令”的内容本身，而是其他一些因素。但限于篇幅，本文只能蜻蜓点水般提出这些问题，笔者将在后续文章里详加论述。 　　五、余论 　　10月19日，人们担心的突然袭击并没有发生。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如期抵达北京，团长是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中国代表团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首，双方各自另有7名成员。这次谈判持续了近9年，双方进行了激烈较量，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中方没有停止对苏联的口诛笔伐，在谈判开始后的一个月里，多次直接抨击苏联对边界问题的立场。但外界注意到，双方公开报道的边界事件减少到每年1 ～ 3次，而且严重程度大为降低。双方都采取严格措施预防地区性冲突的突然发生，防止因冲突升级而使用杀伤力更大的武器或投入大量军队。{111} 　　中苏关系有所缓和，战争的乌云逐渐消散，部分是外交努力和美国施压的结果，但笔者相信，中国国内的战备高潮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自尊与自卫是“要准备打仗”的前提。在中苏两国、两党缺乏互信的前提下，假如没有积极的战略防御，单纯寄希望于对方不敢发动战争，万一对方开战，我们只能陷入消极防御、被动挨打的境地，这无疑是不可取的。当年的一系列战备措施是否都有必要，应当逐一进行分析，不能仅仅因为仗没有打起来，就加以全盘否定。另外，领导人在讨论问题时出现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论者不应动辄上纲上线，或因人废事，要结合当时的具体环境，理解每种意见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决不能忽视毛泽东在制定重大决策时所发挥的、旁人无法替代的作用。比如战备疏散这样的重要决定，决不是一两个人或某个小集团可以作出的，必须经过中央高层集体讨论，并报毛泽东同意后，才可能付诸实施。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对中美两国而言，1969年的这场“虚惊”竟变成一个千载难逢的外交机遇，双方出于对苏联扩张的共同忧虑，通过试探和接触向对方表达了改善关系的愿望。10月27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马丁致函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探询当年2月因乘游艇越入珠海附近海域被中方拘留的两个美国人的下落，并要求转递亲属信件。中国外交部11月7日的报告认为，此举显然是美方在试探我方反应，建议在12月初释放二人，并通知美国驻波兰大使。12月4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经过政治局在京同志商榷，拟同意外交部对释放美国游艇两人的意见，时间拟定七日或稍后。”毛泽东批示：照办。{112}更让白宫感到意外的是，12月11日，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被邀请去中国大使馆。基辛格称，“这是自从共产党人在中国接管政权以来在任何中美接触中第一次发出的这种邀请，这使我们大吃一惊。”在中国外交官的建议下，斯托塞尔从正门（而非后门）进入大使馆，并在“融洽的”气氛中会见了他的中国对手。这次接触是正规的美国国务院机构第一次参与对华外交。{113}1970年初，中美外交官在华沙进行了两次会谈，美国大使表示，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到北京直接商谈，也愿意在华盛顿接待中国代表。{114}就这样，在毛泽东和尼克松的共同推动下，两国积极调整外交政策，中美关系开始朝着正常化方向发展，世界格局由此发生了重大改变。此后数年，尽管“要准备打仗”仍是中国国内的指导方针，但大规模战争并没有发生，中国在战争与和平的边缘步入了20世纪70年代。

来源:《开放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