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中国因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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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作用问题的争论

　　从1960年代初开始，人们就在争论，对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爆发，毛泽东或中国到底负有怎样的责任。最初指责毛泽东负有重要责任的是前苏联最高领导人。1962年邓小平和彭真参加苏共二十二大时，赫鲁晓夫等曾当面指责说，这场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策划的。这种说法遭到了曾经亲历了当时中共中央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的邓小平和彭真的激烈反驳。他们坚持认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初并不知道斯大林和金日成有怎样的计划。[1]

　　由于中国与苏联、朝鲜同属共产党国家，朝鲜战争爆发4个月后，随着美国及其联合国军大举干预，中国政府也迅速出兵援助朝鲜党。因此，怀疑毛泽东或中国事先了解这场战争最初计划的，自然不只是前苏联最高领导人，也包括相当一部分西方的学者。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或中共中央如果不是事先参预了策划，至少也是知情的。[2]

　　中共中央在朝鲜战争爆发的问题上究竟起过多少作用，至今依旧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事实上，1990年代初，前苏联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已经部分开放。仅仅从俄国总统叶利钦提供给韩国政府的200余件相关档案中，就可以基本弄清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打响的一些关键所在了。这些档案文献至少能够说明一点，即直到1950年5月中旬以前，朝鲜党都不曾将其统一朝鲜半岛的计划透露给北京方面。即使金日成根据斯大林的要求，于1950年5月13－15日之间访问了北京，当面向毛泽东说明了朝鲜党统一朝鲜半岛的大体设想，他也没有透露过任何更具体的战争计划。这种情况甚至一直延续到6月25日战争打响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中央不仅不知道战争何时会打响，而且在战争打响后也不知道人民军作战的具体进程。周恩来在美军实施仁川登陆后的第三天就直截了当地向苏方报怨了这种情况。他指出，中共中央对朝鲜战争除了报纸上的材料和平壤电台的报道外，几乎得不到任何具体的情报。包括驻在平壤的中国大使馆，也无法了解到超出报纸电台以外的任何具体的军事作战信息。[3]换言之，透过前苏联档案，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1950年的朝鲜战争，完全是在平壤和莫斯科之间酝酿出来的，具体计划则是由苏联军事顾问协助朝鲜党制定的。而中国方面当时却是被排除在这一具体过程之外的。

　　那么，这是不是说，中国在朝鲜战争爆发问题上就没有起到过任何作用呢？当然不是。前苏联档案披露了几件很关键的资料，它们说明，毛泽东或中共中央并非没有起过作用。这主要是指1949年5月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和斯大林在中共中央的私人代表科瓦廖夫关于毛泽东与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谈话内容的报告；1950年5月什特科夫关于朝鲜驻中国大使李周渊与毛泽东谈话内容的通报，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关于金日成与毛泽东会谈情况的通报等。[4]在一些学者看来，这些新披露的档案证明毛泽东了解事实，“显示了毛在策划和准备朝鲜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甚至大大超过了传统学派的结论。”因为，在1949年5月和1950年5月这两度谈话当中，人们可以清楚地了解，毛泽东不仅不反对用军事的手段实现朝鲜的统一，而且承诺在美国干涉的情况下，将愿意给朝鲜党以军事上的直接援助。[5]只是，毛泽东这两次谈话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的，它们对朝鲜战争的爆发作用有多大，却需要更深入的分析。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1949年5月毛泽东并不赞成马上进行统一朝鲜的作战，一年之后，中共中央对金日成关于即将开始统一朝鲜的作战的通报也相当慎重。这也正是为什么，尽管中国人后来成功地介入了这场战争，并阻止了美国人的推进，毛泽东还是会在斯大林逝世后相当严厉地批评说：这场战争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认为斯大林应该对此负有责任。[6]至少，我们可以理解为，他们对莫斯科和平壤的决定是有些看法的。而邓小平和彭真后来更是明确指出，斯大林当年策划了这一切，却把中国人蒙在鼓里。在他们看来，当金日成1950年5月前来北京通知中共中央他们的统一计划时，中国人实际上除了同意之外，已经没有做其他选择的余地了。注意到上面这种情况，简单地说“毛在策划和准备朝鲜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有多么大，显然是不适当的。在这里，原则上赞成采取军事手段实现统一是一回事，具体地策划和准备战争是另一回事。毛泽东不反对用军事手段来统一朝鲜，却并没有具体参加“策划和准备朝鲜战争”。把中国在朝鲜战争爆发问题上的作用问题，与中国人直接参加“策划和准备朝鲜战争”等同起来，或相提并论，显然是不合适的。

　　关于中国革命的成功刺激作用

　　我们不否认中国在朝鲜战争爆发问题上起过作用。但这首先并不在于毛泽东1949年5月和1950年5月两度在与朝鲜党领导人的谈话中，直接或间接地肯定或赞同朝鲜党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想法。而在于中国共产党人1949年的革命胜利给予平壤以及莫斯科的直接的影响和激励作用。

　　朝鲜劳动党政权是在入朝苏军的帮助下，于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后建立起来的。在1948年春天，也就是驻朝苏军撤走之前的几个月时间里，它才刚刚组建起自己的正规军－人民军。苏军撤走时，给朝鲜人民军留下了包括坦克、自行火炮、重炮及鱼雷快艇在内的一批重武器，还提供了足够装备几个满员步兵师的轻武器。但直到1949年春天为止，朝鲜党不仅不具备用武力来统一朝鲜半岛的足够实力与信心，甚至还不能不对来自南方的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掉以轻心。从现有的文献记录看，金日成3月访问莫斯科时，几乎没有提及统一朝鲜半岛的具体设想。包括对南方军事挑衅的态度，斯大林也明确要求金日成不要先发制人，认为只有当南方军队先行攻击，北方的人民军才可以转入反攻。[7]也正是出于对自身力量不足的担忧，5月间金日成又派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代表自己去北平见了毛泽东，特别希望在这方面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从什特科夫和科瓦廖夫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同样认为北方目前还不存在着统一朝鲜半岛的军事实力，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即使美国人走了，日本人没有来，“我们（也）不劝朝鲜同志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主张）等待更有利的形势”。因为一旦贸然进攻，“麦克阿瑟能够迅速把日本部队和武器调到朝鲜来。而我们又不可能迅速地有力地给予支援，因为我们的全部主力已到长江以南去了。”因此，类似的行动，只有在中国已经完成了统一全国的战争，而国际形势又变得有利时，才可以采取。[8]

　　那么，中国何时才算是完成了统一全国的战争呢？而国际形势又怎样变才算得上是有利呢？对于这一点，朝鲜党，包括斯大林都有着他们自己的看法。

　　如果说在金日成访问莫斯科和金一访问北京之际，朝鲜半岛以及整个远东或国际形势对于朝鲜党还不能乐观的话，那么1949年5月份以后，情况则发生了重要变化。这首先是因为在苏军于1948年秋天撤退的压力下，美军在1949年6月也终于不能不撤出了朝鲜南部。美军的撤退在朝鲜党的领导人看来，无疑朝鲜半岛和整个国际形势转向有利的一个重要标志。其次是几个月之后，中共中央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建国准备，召开了新政协，公布了《共同纲领》，这更是被朝鲜党的众多领导人看成是中国革命已经成功和中国的统一基本完成的重要标志。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党的建国行动，明显地刺激了朝鲜党内渴望迅速解决朝鲜问题的情绪。他们明显地没有考虑到中国党还在进行中的统一国家的战争问题，事实上他们根本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不仅如此，由于曾经有众多朝鲜人或朝鲜族人为中国革命流血牺牲，金日成等“显然认为”，胜利了的“中国人也应当帮助他们。”1949年9月初，受到这种想法的影响，金日成开始向莫斯科“请求准许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以夺占瓮津半岛，以及从瓮津半岛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以缩短防线。”“如果国际局势许可，他们准备继续向南方挺进。”这里的所谓“如果国际局势许可”，指的其实就是寄希望于美国届时不加干预。如果美国不加干预，党内比较乐观的一派坚信“他们能够在两周，至多两个月内，夺占南朝鲜。”当然，金日成在发现莫斯科方面质疑人民军的战力后也承认：“如果内战拖延下去，那时他们会陷于政治上不利的地位。而现在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指望速胜的”。因此，他很快改变了太过乐观的态度，强调“不主张发动国内战争，而只是建议夺取瓮津半岛和该半岛以东到大约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并没有反对金日成的军事设想。恰恰相反，同样也是受到中国革命胜利的的刺激，他们对于用军事办法统一朝鲜半岛的设想丝毫没有反对的想法。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关心的仅仅是军事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准备程度如何。莫斯科没有批准金日成的计划，只是因为从苏联大使、代办到苏共中央都一致认为，“要对南方进行胜利的速决战，北方军队还不够强大”。“如果军事行动由北方主动发起并具有持久性，那么这可能给美国人对朝鲜事务进行各种干涉以借口。”[9]然而，他们明显地是期待着朝鲜的问题也能够像中国的问题一样，成功地借助于该国共产党人的军事力量来解决的。

　　为了帮助朝鲜党实现军事统一的目标，莫斯科几乎马上就开始向人民军提供了相当可观的军事援助。再加上朝鲜党开始着手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接收由朝鲜族人组成的两个师的兵力，进入到1950年1月，即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公开表示朝鲜半岛不在其防卫圈内之后，金日成很快就再度提出了军事统一的要求请斯大林予以批准。他极动感情地表示说，眼看中国革命已经胜利了，而南朝鲜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常常夜不能寐。“现在人民军比李承晚军强大得多”，三天就能拿下瓮津半岛，几天之内就能进入汉城。况且“毛泽东（也）曾答应他在中国战争结束后将给予援助”。因此，“他必须再到斯大林那里去一趟，接受指示并获准让人民军发起进攻，解放南朝鲜人民。”[10]而这一次，也是由于注意到美国失去中国之后，不仅没有表现出必欲更坚决地干预朝鲜事务的态度，反而大幅收缩自己的防卫范围的情况，斯大林进一步对中国式的革命有了更多的信心，因而毫不犹豫地批准了金日成的请求。由此不难看出，朝鲜战争的爆发，确与中国革命1949年的胜利有着相当直接的联系。无论平壤，或莫斯科，这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中国革命成功的影响和刺激。

　　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影响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为与美英实现和平共处，在欧洲坚持要法国、意大利和希腊共产党交出武装，走议会道路，在远东逼着毛泽东去与蒋介石谈判和平。了解这段历史，就会知道，斯大林战后在对英美的态度上曾经相当谨慎，极力避免破坏战争结束前夕与美英就各自势力范围所达成的妥协。同样的情况，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苏联战后实际上也一直坚持以三八线为界，与美国互不相犯。为什么进入到1949年秋天之后，斯大林反而会不顾美苏之间久已划定的分界线，试图通过援助朝鲜人民军，用武力去夺取明明属于美国势力范围之内的南部朝鲜呢？在这里，最关键的显然不是斯大林对南部朝鲜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因为这种重视与需要显然不是这个时候才出现的。它明显地是与此时远东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而这段时间里，远东局势变动的最大因素，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

　　中国革命的胜利，明显地改变了斯大林对在远东地区处理与美国关系的既定方针。按照既定的方针，苏联应该把自己的势力范围局限在中国关外东北地区和朝鲜北部，而承认美国在中国关内地区和朝鲜南部的优越地位。正因为关外东北地区被斯大林看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他在东北支持共产党，抑制国民党，可以说并无多少顾忌。反过来对中共在关内的战争，却表现得小心谨慎，生怕中共惹祸，引来美国的干涉。斯大林没有想到的是，面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推进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节节败退，美国政府不仅束手无策，而且干脆就袖手旁观，避免承担责任。这种情况不能不使斯大林对改变美苏在远东地区的现有格局逐渐开始抱有强烈的冲动和期望。

　　斯大林不满美苏在远东现有的力量格局，关键在于苏联在战后处置日本问题上受了美国人的愚弄。由于俄国人始终把日本看成自己东部疆界最危险的敌人，与日本的交手又遭遇过旅顺战败的历史屈辱，因此在经历了4年之久的欧洲战争，牺牲了上千万人之后，俄国军民仍旧能够接受斯大林的动员迅速投入对日作战。基于苏联人的民族感情，和盟国就占领德国所达成的共识，斯大林理所当然地相信战后苏军理应和美、中等国军队一同参加对日本的占领。这一方面是为了雪1904年旅顺战败之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实现对日本的压制，避免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而为了使美国安心，斯大林甚至不惜在明明可以占领南部朝鲜的情况下，主动将苏军停止在三八线以北，而将三八线以南留给迟来的美军去占领。想不到，苏军主动让出了南部朝鲜，美国却拒绝苏军登陆和共同占领日本。美国的这种态度不仅让斯大林感到屈辱，而且也让他倍感威胁。鉴于1945年斯大林因为无法阻止美国势力进入中国东北地区而不惜违反中苏条约，转而支持中共的情况，可以想见，当美国拒绝苏军进入日本之后，斯大林对让美国取得对南朝鲜的控制权会有多后悔。这也是为什么，当朝鲜党提议要夺取南部朝鲜时，斯大林几乎从来都没有表示过明确的反对态度。他所关心的只是，此举会不会太过冒险。莫斯科突出强调金日成1949年9月提议的致命弱点在于无法速决，根本原因也正在于它认为北方的军事优势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打起来使美国来不及干预的程度。

　　但是，即使北方的军事优势已经强大到足以使美国来不及干预就可以夺取整个朝鲜半岛的水平，对南部朝鲜的军事行动就不会引起美苏关系的高度紧张，直至发生局部的尖锐对立吗？对于这种前景，斯大林不可能预见不到。那么，为什么二战以来在国际关系问题上一向谨慎行事的斯大林，这时却只是关心美国有没有机会在朝鲜半岛上进行军事干预呢，而不怕引发美苏在更大范围的冲突呢？显而易见，这又是因为中国革命的经验在起作用。在斯大林看来，南北朝鲜的地位，几乎就是1945年以后中国关内和关外地位的翻版。中国的关外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关内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苏联当年援助中共不及关内，就是因为生怕引来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干预而威胁到自己的利益。让斯大林深感诧异的是，中共在关内军事上的大举进攻不仅没有引来美国的干预，而且还迫使美国完全退出了中国大陆。还在1948年2月，即中共在关内转入全面进攻半年之后，斯大林就已经发觉自己过去对中国革命的担心和干预不仅多余，而且还是一个错误。在破天荒地承认自己由于估计错误而愚蠢地干涉过中国革命之后，他当然不会再轻易地去干涉朝鲜等国的革命了。他不仅不会轻易干涉朝鲜党，而且还从根本上开始肯定毛泽东关“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革命观念，因而改变了对战后世界政治发展趋向的看法。

　　斯大林改变二战期间形成的依靠大国外交来解决国际政治问题的方式，重新转向支持世界革命，至少是支持东方国家共产党像中国那样通过开展武装斗争来取得政权，改变美苏对抗的力量对比，开始于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注意到这种情况，无疑对于我们理解苏联这个时候支持朝鲜党的军事统一计划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事实上，还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苏联其实就已经在公开肯定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并极力推动亚洲各国共产党开展中国式的解放斗争了。还在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就力主由中国党负责指导亚洲国家共产党及其革命运动，意在要借助中国革命的经验来推动亚洲国家革命。两个月后，当世界工人理事会明确表示反对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亚洲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号召各国工人展开武装斗争的讲话时，又是莫斯科出面干预，明确表态支持中共中央的立场，甚至主张公开发表刘少奇号召武装革命的讲话。[11]随后，1950年1月，当莫斯科发现美国人试图对日单独媾和，有扶持日本来牵制苏联的企图时，受苏共主导的共产党情报局更公开发表文章，批评日本共产党根据法、意等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斗争方针，意图走议会道路，主张“和平革命”的思想。其机关报公开宣扬中共中央的观点，称：“民族解放斗争能够获得胜利的结果的一个决定性条件，就是在必要的内部条件允许的时候，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组织人民解放军。”说“中国、越南、马来亚和其他国家的例子说明了武装斗争现在正在成为许多殖民地与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形式。”受到这样一种观点的支配，莫斯科甚至不顾各国的具体条件，开始明确指示日本、印度等国的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和其他国家革命的经验，展开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对根本解决毗邻的朝鲜问题的办法，理所当然地也只会选择武装斗争这一条路。很明显，在中国革命成功经验的影响下，不仅许多东方国家的共产党人把中国革命的道路看成是自己寻求解放的唯一途径，而且在美国冷战政策的刺激下，斯大林也重新祭起暴力革命的旗帜，寄希望于通过推动东方各国共产党人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一步步蚕食美国的势力范围，以求与美国相抗衡。[12]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显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日渐弥漫起来的这样一种认识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关于毛泽东对战争不满的问题

　　中国革命的胜利，乃至中国革命的经验对朝鲜战争的爆发，有着重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毕竟还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我们已经清楚地了解到，有关1950年进攻战的具体决定是在平壤和莫斯科之间秘密商定的，完全没有中共中央的事。5月13日，即金日成已经就行动方案在莫斯科取得了斯大林的认可之后，他才按照斯大林的要求，来到北京寻求毛泽东的支持。而当天罗申大使的电报则证实，毛泽东对金日成所转达的口讯相当慎重，特地停止了会谈，召来苏联大使，要后者马上致电斯大林，“想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13]而第二天斯大林也确实来电证实了金日成的话，并且表示：“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在中国同志不同意的情况下，问题必须留待下一次讨论解决。”[14]这种情况，及其以后平壤和莫斯科继续在不向中共中央通报的情况下，秘密拟定具体作战计划的情况，都足以撇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问题上的直接责任。但是，如果我们因此认为中共中央不赞成平壤和莫斯科的方针，甚至相信毛泽东1956年在这个问题上对斯大林的批评，表明了毛当年其实是反对打这场战争的，那又是大谬不然了。

　　在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中共中央当年对中国革命经验或中国革命道路的那种坚持的程度。既然中国革命的经验，即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国共产党人，那么，受到中国革命胜利鼓舞最大，因而最希望推广中国革命经验的，也必定是中国共产党人。既然相信中国革命的经验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具有示范作用，那么，中共中央自然也就会在指导和帮助周边国家共产党人的时候，坚持要用自己的经验来做为衡量正确与错误的一种标准。这也是为什么，当中共中央得知越南党为了巩固自己控制下的政权，不惜解散了党的组织，放弃了武装斗争，宣称愿使越南成为中立国时，马上表示了强烈的批评态度。而当它得知越南党迫于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压迫，被迫又重新组织起来，拿起武器，进行武装抵抗时，马上就表示了高度肯定的态度，并迅速给予大力的援助。[15]而当1949年5月金一前来北平要求中共中央同意将人民解放军中的三个朝鲜籍师转交给朝鲜人民军时，金一虽未负有讨论朝鲜统一方案的任务，毛泽东却出人意外地指出，未来朝鲜要想实现统一，必须要使用武力。问题仅仅在于正确地把握形势和时机而已。[16]

　　最足以反映中共中央领导人试图要用中国革命的经验来影响世界革命，特别是影响亚洲国家革命的一个讯号，就是1949年11月刘少奇在世界工人理事会亚洲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他依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强调认为：“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基本形式——这就是武装斗争，是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行动。”为此，他不顾中国新政府可能受到美、英等大国，特别是周边各国政府反对和抵制的情况，公开“号召亚洲－印度支那国家、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国的工人阶级公开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主张“在已经存在人民解放军的国家要为巩固这些部队而奋斗，而在没有建立这些军队的国家应当为建立这样的军队而奋斗。”[17]中共中央坚持和推广武装夺取政权经验的这样一种态度，具体如何影响了朝鲜党设想的统一方案，固然没有任何资料的证明，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共中央是绝不会反对朝鲜党准备用武力来解决问题的。根据列多夫斯基提供的证据，毛泽东1949年底访问莫斯科时，就曾具体提出过一个以中国革命经验为指导，推进亚洲各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雄心勃勃的革命设想。[18]毛泽东在1950年初毫不犹豫地批准将三个朝鲜籍师转交朝鲜人民军，更是清楚地显示了他对朝鲜半岛未来革命前景的一种估量。这三个师，特别是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已经南征到湖南、广西的一个战斗力较强的师，明显地成为了新组建起来的朝鲜人民军的骨干力量，在后来的朝鲜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正因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这时对周边国家共产党和革命运动的武装斗争高度重视，说他们在1950年5月13日得到金日成的正式通报前对平壤和莫斯科的计划毫无所知，也未免言之过甚。事实上，毛泽东2月中旬从莫斯科回国后，他就一直在关注着朝鲜局势的发展。当3月底金日成开始莫斯科之行时，毛泽东就已经预见到金日成可能要同斯大林讨论朝鲜统一的问题了。3月底，毛泽东会见了朝鲜驻中国大使李周渊，明确表示了愿意随后在北京会见金日成的态度，并“把预期的会晤同朝鲜统一问题联系起来，指出如果有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就必须秘密进行”。[19]毛泽东这里所说的“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指的就是“在近期对南方发起军事行动”。关于必须要采取武力来解决问题这一点，毛泽东的态度相当肯定。他指出：“用和平方式是不能统一朝鲜的，统一朝鲜必须要用武力才行。”他并且十分乐观地为朝鲜同志打气说：“对于美国人，不要怕他们。美国人不会为了这样一块小地盘就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20]由此不难了解，即使毛泽东这时还不清楚金日成与斯大林在莫斯科的最后决定是什么，或者更关心自己解放台湾岛的军事行动问题，但是，他已经相当肯定并认可朝鲜党“在近期”对南方发起军事行动了。他提出要金日成秘密来访，就是想要和金日成具体讨论对南方发起军事行动的计划问题。毛泽东后来之所以表示不满，也正与他的这种心态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来，有着丰富军事指挥经验的毛很想和金日成具体讨论朝鲜党的军事行动计划，却不料金只向他通报了军事行动的决定。以后的军事行动计划，完全是朝鲜党和苏联顾问在暗箱操作，根本就没中国人什么事。而这一计划事后又证明是一个有重大缺陷的计划，致使战争失败，还把中国拖下了水，这就自然更让毛泽东生气了。

　　中共中央不满意朝鲜党不和中国商量，就贸然发动进攻的情况，还可以从薄一波的回忆录中看出来。据朝鲜战争爆发后参加了政治局会议的薄一波的回忆透露，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战争的计划和指挥有相当多的批评。对于有着多年大战经验的中共领导人来说，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朝鲜战争爆发后，除了最初几天的军事进展以外，整个军事行动远不如金日成5月来北京时所描述的那样理想。战争进入到8月份，明显进入相持阶段，人民军推进极其困难。战争的持续、朝鲜半岛的狭长地形和没有任何防御工事的漫长的海岸线，都给了拥有海空优势的美军具有极大的行动自由，这种情况自然要引起有着丰富战争经验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极度焦虑。即使朝鲜党还没有发出求助的信号，他们在8月初就已经明确指出，要看准时机，准备参战，现在非要把中国的因素加上去，才能解决问题。[21]因为，在他们看来，缺少实战经验和高度指挥艺术的朝鲜党领导人，是不可能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的。从8月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战局的这种气氛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当时不满的，更多的并不是军事行动本身，而是没有中国人参与，最终注定又要拖中国人下水的错误的军事计划和军事指挥。

　　了解到这种情况，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虽然没有能够参预朝鲜战争爆发的具体酝酿过程，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无疑是朝鲜战争爆发的催化剂，而中国革命的经验更是促使莫斯科和平壤主动采取军事行动的重要的判断依据。中共中央虽然没有能够具体参预1950年6月25日战争的决定和计划的过程，却明显地支持这一行动。即使他们参预到具体决定和计划的过程之中，6月25日战争也还是会发生。

　　[1]《中共中央代表团与苏共中央政治局代表团会谈纪录》（1963年7月）。

　　[2]A.D.Barnett，《共产主义中国和亚洲》(NewYork：VintageBooks，1961)，p.152；Haroldhinton，《世界政治中的共产主义中国》(波士顿：HoughtonandMifflinCo.，1966)，p.27。到1990年日本学者小林庆二也还在怀疑在1950年初的莫斯科之行中，“毛泽东多半已经了解到战争开始的时间。”

[3]参见沈志华：《朝鲜战争期间中朝高层的矛盾、分歧及其解决》（未刊稿）。 　　[4]见齐德学、沈志华主编：《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第二研究室1996年印，25－27，75－76页。 　　[5]金学俊：《朝鲜战争的起源－北朝鲜领袖与斯大林、毛泽东之间的相互关系》，沈志华主编：《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观点》，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第二研究室1996年印，第103页。 　　[6]《毛泽东与米高扬谈话记录》（1956年7月23日）。 　　[7]《斯大林与朝鲜政府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49年3月5日），前引《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11－14页；《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提出采取军事行动问题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1月19日），前引《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61页。 　　[8]《科瓦廖夫关于毛泽东通报与金一会谈的内容致菲利波夫电》（1949年5月18日），前引《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26－27页。 　　[9]《顿金关于金日成准备夺占瓮津半岛问题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9月3日）；《顿金关于南北朝鲜军队情况及金日成拟夺取瓮津半岛致AY电》（1949年9月1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第71次会议关于批准给什特科夫指示的决议》（1949年9月24日），前引《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41，42－44，54页。 　　[10]《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提出采取军事行动问题致维辛斯基电》。 　　[11]《谢巴耶夫关于亚洲国家工会和妇女大会事宜与刘少奇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12月26日）。 　　[12]参见孙耀文：《共产党情报局－一个特殊的国际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14－321页。 　　[13]《罗申关于金日成与毛泽东会谈情况致莫斯科电》（1950年5月13日），前引《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76页。 　　[14]《菲利波夫关于同意朝鲜同志建议致毛泽东电》（1950年5月14日），前引《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76页。 　　[15]参见拙作：《新中国从援越抗法到争取印度支那和平的政策转变》，《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16]《科瓦廖夫关于毛泽东通报与金一会谈的内容致菲利波夫电》。 　　[17]参见《谢巴耶夫关于亚洲国家工会和妇女大会事宜与刘少奇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12月26日）；刘少奇在《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11月16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138页。 　　[18]1993年笔者在访问列多夫斯基时，后者曾出示了一份毛泽东当年提交给斯大林的备忘录，内中主要谈及亚洲革命的设想。 　　[19]《伊格纳季耶夫关于毛泽东会见李周渊等事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4月10日），前引《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73页。 　　[20]《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访华计划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5月12日），前引《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74页。 　　[21]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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