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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宜记忆的碎片》为系列文章，将分几部分贴出。 《分宜行》是文革期间曾经在分宜生活、工作、学习过的朋友们的集体博客
一、我怎么去了分宜
1969年的时候，我在112中“读书”。那时，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早已开始。我们学校的一些学长有去内蒙古的，有去山西、陕西的。当时已经明确，69年的毕业生大拨轰到东北兵团。
此前一年，我父亲病故。二轻部已决定在江西分宜建立五七干校，我母亲也在下放之列。母亲身体不好，又不放心我一人留在北京或不知去什么地方。于是，好像通过二轻部的军代表与学校工宣队的头头打了招呼，把我的“关系”转了出来，作为二轻部的家属随同下放。我记得当时去学校办理相关手续时，学校工宣队师傅的一句话印象很深。那师傅说：“户口一定要转走，不要搞什么名堂。到了农村，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其实，何止是转户口？我们家整个是连锅端--公家的家具只留下两张床和两把椅子，其余上交；自家的家伙什带上了一个新煤炉（这东西后来让老表们羡慕的要命，离开分宜时到底送给他们了），带上了必要的行李、衣物、锅碗瓢盆，新买了一盏马灯（去年右安门28号院拆迁，我那马灯被收旧货的收了，说是卖给影视公司当道具用，付我大洋10元，我当时直他妈骂自己是败家的玩意儿），新买了雨伞、雨鞋，新买了手电筒和若干电池，等等，等等。其他的东西，送亲戚了，卖废品了，不少好东西干脆扔了。别的好东西想不起来了，最可惜的是我家的一些藏书和我自己积攒多年的小人书、洋画、烟盒、弹球。。。全没了，造孽呀。
走的那天好像是1969年6月27日，是个晚上。几个亲戚到北京站送行，哭的一塌糊涂。那意思，我们这一家人从此就算是农民了，回不了京城了。天南地北的，何时能相见？
因为包的专车，一路走走停停。那年湘赣发洪水，车过了株洲，放眼望车外，一片泽国。看看那些下放干部，一个个面色凝重。我们还不大懂事，只是觉得这下游泳方便了，不用跑八一湖、什刹海了。但听听大人们小声嘀咕什么“血吸虫”，什么“水稻减产”之类的话，隐隐约约感觉事情有些不妙。
1969年7月1日，那谁的生日那天，我们的车终于到了分宜。大人孩子们你搀我扶的下了车，事后多年看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犹太人下车去集中营那段，感觉着就有点似曾相识。当然，1969不是1943，分宜是革命的地方，车站内外标语横幅是有的，喇叭里播放的革命歌曲是有的。记忆中，好像军代表讲了话，我们按事先分好的各个连排队，然后爬上大卡车，一路颠簸着走了十几里路，我们到了。
这是我到分宜的第一个住处，地方叫小钢厂。
小钢厂据说是58年大炼钢铁时的产物，当年炼了多少钢铁不得而知。留下来的是一些旧厂房，旧办公室和宿舍。我们家被分配了一间旧办公室，邻居中有宋钢、宋勇兄弟，有罗左岭。同在一个连队的，我记得有郭小丹，李湘生，有姚辉兄弟（与我们隔河相望），有黄小峰（即黄小红之弟，亚波之内弟），杨大毛，等等。当然，还有一些很漂亮的女孩，是谁呢？当年还不敢马上认识，如今已不敢使劲回忆了。
到小钢厂第一顿饭是在一个打谷场上吃的，饭是从校部那边做好运过来的。因为各家的托运行李还来不及打开，每人发了一幅碗筷。大家或蹲或坐，围着几只饭桶菜盆，吃了到干校的第一顿饭。
我就这么到了分宜了。
欲知后事，慢慢道来。
二、开始的一段生活
刚到小钢厂的那几个月，也许是我在分宜4年中的一段最为轻松的时期。为什么说轻松呢？因为我们从城里乍到农村，看什么都新鲜。特别是那段时间没人管我们，远离了什么工宣队、军代表，家长们也忙（似乎也觉得把我们带到农村有些愧欠），我们除了跟着连队下地干活，有充足的时间疯玩。
在分宜，我第一次见到水牛，第一次见到鹭鸶等等水鸟，第一次见到草丛里的活蛇，第一次被“马鳖”咬。。。
小钢厂水库那时水面宽阔，水里鱼虾很多。连里有几只小舢板，一有时间我们就偷偷划着舢板到水库中，游泳，摸鱼虾，摸蛤蜊。当时，打鱼队有刘小华、小小，他们俨然以正式职工的身份管我们，不许我们随便动船。我们只能趁午休没人时悄悄去。江西7月中午的太阳毒啊，有一次我和宋钢、宋勇去游泳，游完之后觉得后背火辣辣的痛，竟然是三度灼伤，几天后煺了一层皮。
比较溴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我们摸了一堆蛤蜊（是一种大蚌），当时就犯馋，悄悄拿回家，支起锅灶，忘了是宋钢还是左岭从家里偷出北京带来的香油，整整一瓶，全倒锅里了---我们炸蛤蜊。列位看官，那玩意儿能炸吗？我们最后吃的时候，除了香油味，口感和吃鞋底差不多。
更溴的事情是，当时的口号是“备战备荒，准备打仗”，全国各地据说都在深挖洞，我们这些革命青年当然不能落后。于是我们小哥儿几个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小山坡下，开始挖防空洞。经过几天奋战，洞挖了有几米深。那时雨多，为防止雨水灌进防空洞，我们从山坡边找到一堆堆不知谁晾晒的“秸秆”，盖在我们的洞口。一场雨后，我们正庆幸措施及时，不料一个老表大吵大闹找来，说我们毁了他的芝麻。我们到洞口一看，果不其然，洞里一层芝麻。可怜我们那时哪认得什么是芝麻？
这事的结局绝对是那个时代的一出悲喜剧：我和另两位当事人（忘记是谁了）去老表家道歉，本来还怕人家要赔偿。但进了人家，我们一眼看到他家摆着个旧脸盆，上面印有“讲卫生”、“拥护新生活”的字样。看到那斑驳的字迹，我们的阶级斗争那根弦顿时绷紧，质问道：这是什么？哪来的？你什么成分？等等。老表吓坏了，连忙解释这是当年土改时分的，没来得及处理，请原谅。。。芝麻的事就不了了之了。
事隔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当年蒋经国在江西推广“新生活运动”，跟现在建设和谐社会似的，据说搞得有声有色。赣南以及宜春这一带是“新生活模范区”,老百姓家里置办不起新用品，留下一些当年的旧物实在正常。可笑我们这样的城里人，毁了人家的芝麻还跟人家闹阶级斗争，这不是混账吗？
换点话题。
记得那时介桥有集市。第一次去赶集，有三件是值得一记：其一，当地管鸡蛋叫“嘎嘎”，1969年7月的价格是5分钱一枚；（据说干校人没去时是3分钱一枚）其二，我们口渴了到老表家讨水，才学会“吃水”叫“qia水”；其三，在集上买了一只小狗，两毛钱，此狗后来起名“白脖”，“白脖”伴随我们度过几年时光，给我们一家，给我们的邻居们带来无尽的欢乐。（如有可能，我会单独写一段它的故事）。
分宜有老虎吗？这是存在我心中的一个谜团。记得一次我们一帮人（还是想不起都有谁，大家可自动报名）去小钢厂西面的山里。那山并不很高，也没有什么密林，只是十分荒凉人迹罕到。我们一帮人边走边说笑，正欲翻过一处山岗，只觉一阵风起，耳边“嗷”的一声似是野兽吼叫。吓的我们连滚带爬往回就跑。当时有人坚持说看到一只大老虎，有人说是豹子，也有人说什么都没看到。但当时所有人一致承认，都听到了吼声。现在我回想，那至少是一种大型动物。这或许证明，当时人对环境的破坏还不严重。这一经历，不知对动物研究者有无帮助。
到了干校，哪能只玩不干活？在小钢厂仅仅开始几天收拾家务，然后就该干活了。我们的稻田在“联盟”，从小钢厂出发要走个把小时。七月流火，正是最热的时候，我们每天凌晨3点多起床，梳洗一下就出发。打着手电、提着马灯，到了地头约莫4点左右。此时，晨曦初露，天色微亮，晓风清凉，正适合干活。大约到8点多，送饭的来了，大家休息吃饭。饭后，再干一会，10点多时，天大热起来，我们就收工往回走了。
关于那一段的劳动，有几个事印象较深。
[1]我曾跟着徐运北徐部长拉车运秧苗，他“驾辕”，我“拉套”。印象中老头极谦和，总是提醒我注意田埂滑窄，当心摔跤。而且他身体真是好，有时我这样的年轻人已经浑身大汗气喘吁吁了，他老人家仍是浑若无事步履轻松。
[2]那时我十五六岁，正是能干能吃的岁数。说能干，我们曾比着扛麻包。一包湿稻谷怎么也有100来斤，一哈腰扛上就走（如今老子腰椎尖盘突出，大概拜那麻包所赐）。说能吃，那时我们从早上4点来钟干到8点，早已饥肠辘辘。饭送来时，第一个馒头根本就不是吃进去的，是喉咙里伸出一只小手把馒头抓进去的。尽管那时的早饭不过就是馒头、稀饭、咸菜（偶尔有过咸鸭蛋），吃起来那叫一个香！我自己的纪录是一顿早饭干掉六个馒头、两大碗稀饭、半块咸菜，而比我能吃的绝非一两位。
[3]当时据说血吸虫已经灭绝，所以不很担心。可怕的是蚂蟥，那东西不知不觉就爬上来，你还没感觉，稻田里已是鲜血染红。开始时，常常听到这里那里有人惊叫（主要是女士），后来大家有了经验，也皮实了，稻田里听到的就是“啪啪”的拍打声。
[4]北方人怕热，分宜夏天稻田里那种“头上如火烤，脚下似锅蒸”的滋味，真是一辈子也忘不了。为防中暑，连队一般10点左右收工（现在想来还是蛮人性化的）。但顶着太阳走回小钢厂，有的人已经不行了。记得有个阿姨，很胖，每回收工都提前走一会，却最后走到。到了家，不进屋，一头扑进水库边，先泡起再说。如今，那阿姨泡在水里的样子，依稀在目。
我们在小钢厂住的时间不长，不久就搬到新丰了。那以后的事，慢慢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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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7-15 22:1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