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临沂地区的武斗

alice

转自    百度贴吧    http://tieba.baidu.com/f?kz=448755094        上海一月风暴以后，临沂地区各革命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于1967年1月24日夺取了前地委专署的大权，4月9日正式成立了临沂地革委。在如何看待地革委的性质问题上，群众之间产生了极大分歧，一派受到山东师院学生王春林的煽动，认为地革委是“大杂烩”、“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物”，必须彻底砸烂；一派认为地革委是已经实现了“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左派政权，是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浴血奋战的胜利成果，不能拆台，只能补台，更不能推倒重来。这样，临沂群众便逐渐分裂为尖锐对立的两大派别：八大组织和六大组织。由于执掌山东文革大权的王效禹推行“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路线，导致两派长期武斗不止，临沂陷入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最混乱的历史时期。文革中临沂地区的武斗规模之大，波及面之广，破坏之严重，影响之深远在山东乃至全国都极为罕见，现仅择要介绍临沂地区几次规模较大的武斗情况。 一、“三大战役”：汤头、白沙埠、大芦湖武斗          四九地革委成立后不久，一部分群众就在王春林的煽动下，开始冲击地革委。4月30日，王春林带领一部分群众冲进地革委会场，揪走了地革委副主任陈绍亭、常委张学山。5月23日，王春林召开有六个组织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布参加一月夺权的“沂蒙红旗”红卫兵及原地委机关革命委员会等四个群众组织是保守组织，要求地革委主任、军分区政委庞世泽必须滚出地革委，宣布临沂驻军204师政委、地革委委员孙子斌代表地委作的要求群众正确对待地革委、正确对待解放军、不要打内战，要团结的形势报告是“大毒草”。五二三大会成为分裂群众组织的动员大会。此后，围绕支持不支持地革委，拥护不拥护解放军问题，形成了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六大和八大两派群众组织，两派之间不断发生小规模的武斗并迅速升级。7月5日，六大以其一个学生在武斗中被大铁桶划伤为借口，调集全专区三千人到204师营房前静坐绝食三天，并砸了八大的工人指挥部、贫下中农指挥部等基层组织，打伤、抓走了大部分负责人，八大也砸了六大的文艺司令部等机构。7月18日，支持八大的临沂城郊四个区一万多名群众和罗庄煤矿部分工人进城包围了六大组织的据点临沂农校，要求六大交出打人凶手。两派对峙于农校。省革委和省军区、济南军区派出的以刘长茂、冯文贡为首的“调查团”来临后，对支持八大的群众进城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而对六大表示坚决支持，激起了八大群众的强烈不满。19日上午，八大组织的群众围攻殴打了调查团冯文贡、马瑞生等人。7月27日，王效禹以省文革和两级军区的名义向临沂地革委、临沂军分区、204师发出明码电报，指出“军分区、革委会和八大组织少数负责人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的立场错误、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并警告“不要重蹈武汉事件的覆辙。”随后，王效禹以军区党委的名义宣布停止孙子斌、庞世泽、张平、谭子银等地革委、军分区领导的职务，支持临沂驻军204师政治部主任田雨、保卫科长王明歧夺了204师党委大权，同时调动8个团43个连队的解放军和济南军区三军赴临战斗团，以及省级11个单位、8个地区、14个县的赴临战斗团，加上本地区12个县的赴临战斗团，共县、团以上88个单位两万多人，动用军用汽车150辆、报话机8部、电台2部，地方的汽车摩托车100多辆，荷枪实弹，由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张仁初任总指挥、济南军区作战部副部长冯文贡、临沂军分区司令员刘庭珍亲任副总指挥，围歼临沂八大组织，发动了震撼全省的“三大战役”，此即汤头、白沙埠、大芦湖武斗。   汤头武斗 汤头位于临沂县东北六十里，是临沂至莒县、沂南、沂水的交通要道，是八大组织汤头指挥部所在地，又是河东五个区八大组织的大后方。为了支持六大，消灭八大，张仁初决定从这里下手。1967年8月26日11时左右，赴临战斗团派出两辆军用汽车，携带两部报话机，满载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六大组织也出动五辆满载手持棍棒、弹弓的武斗人员，来到汤头进行挑衅，狂喊“彻底砸烂八小乌合”（八大），“连根拔掉沂蒙黑旗”，导致八大群众的反击，被迫返回临沂城。当夜，张仁初召集刘廷珍和驻军负责人召开会议，调动临沂驻军八个连，同时调动临沂、沂南、莒南农村群众，组成46000多人的队伍，部队全副武装，群众手持棍棒、长矛、大刀，配备医务人员，准备了担架，分三路包围汤头。27日午后，各路同时对汤头压缩包围，发动总攻。他们冲进汤头后大搞打、砸、抢、抄、抓，八大组织寡不敌众，除逃走一部分外，绝大部分被围困，当场有一千余人遭到殴打，150多人被打伤，有的头破血流，有的被打成血人，有的腿被打断，一人被打后致死。汤头镇西山东200多户的一个大队，就有48人遭到毒打，贫农田金福，是该大队八大组织的负责人，一天之内被打17次，打得死去活来。该区区机关脱产人员（包括教师）共706人，挨打的就有220人之多，粮管所共16人，有12挨打。区武装部6人无一幸免。董家官村120户，有49人遭到毒打。此次武斗据不完全统计，赴临战斗团和六大抢走汤头区武装部步枪50支，冲锋枪4支，加拿大自动枪1支，重机枪1挺，步枪子弹1500发。抢去收音机7部、电话机11部，手表2块，怀表1块，闹钟6个，天平秤1杆，自行车5辆，暖瓶34把，衣服1086件，鞋子48双，吃饭用具2000余件，粮票260斤，花生饼310斤，馒头80斤，小鸡30只，木棒200余棵，凳子100余条，煤炭8000多斤。

砸坏区档案橱4个，四清档案和敌伪档案全部抢光。区粮管所、交易所、税务所、区革委门窗玻璃被捣毁，到处都是一片狼藉。 白沙埠武斗 白沙埠位于临沂城北25里，1967年8月，一部分八大组织的群众由临沂城转移到这里，并成立了八大组织河北指挥部，指挥城北岔河、俄庄、茶山、李官等区的群众对抗六大。汤头战役后，张仁初、刘廷珍又策划消灭白沙埠八大组织。从8月28日晚到29日上午止，他们共动用十多个连的部队，临沂六大、济南三军赴临战斗团及群众共五六千人分东南西北四路向白沙埠围攻。全副武装的部队在前，头戴柳条帽、手持铁棍木棒、标枪长矛的六大人员尾随其后，他们包围了大朱夏、白沙埠、孟庄、毛村等，当场八大人员就有一千多人遭到毒打，275人被打伤，重伤129人，打死1人，被抓进临沂城39人。六大武斗队还在重点围剿的地方，干尽了抢光砸光的勾当。岔河区一个公务员的所有衣物现金被抢走，茶山区一炊事员50元现金被抢走，八大指挥部的驻处白沙埠食品站公私财物被抢光，门窗玻璃、桌椅、水壶、锅碗、缸盆被砸碎，自行车被砸坏。白沙埠武斗，八大遭到了比汤头武斗更为惨重的损失。武斗后，河北四个区、社、大队都被六大反夺权，八大人员被打成反革命，剥夺了政治权利。 大芦湖武斗 大芦湖位于临沂南三十里，是临沂当时最大的煤矿矿区之一，有煤矿工人二千多人，八大组织从临沂城撤出的大部分人员集中在这里，被六大称为临沂“保守势力”的最大营垒。汤头战役、白沙埠战役之后，为彻底消灭八大组织，张仁初又策划发动了大芦湖战役。         1967年9月6日上午11时，省和外地赴临战斗团全部出动，加上临沂武斗人员和调动的矿区附近褚墩、傅庄、册山农民共约1400多人，二百辆汽车，从四面包围大芦湖。此次武斗自6日13时开始，至7日8时结束，共抓捕八大人员近2000人，被送到临沂关押的32人。有千余人遭到毒打，其中打伤300多人，打死2人，一个是被六大组织的汽车活活轧死，一个是被活活打死。 三大战役是王效禹在临沂推行“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路线挑起的群众性大规模武斗事件，由于动用了全省力量的支持，武斗的结果是八大组织遭到了惨重损失。三次武斗中八大群众被打3000多人，打伤近700人，打死5人。八大组织负责人张学山、辛佃章、刘正吉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抓进监狱。许多八大群众被打成“黑老保”、“坏头头”、“反革命”，失去了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八大从此成为非法组织。 二、九八山前大捷：册山营房武斗 三大战役后，八大组织的群众一部分被抓捕、批斗，一部分逃离家乡，流浪东北，还有一部分群众和八大联合总指挥部一道转移到鲁南苏北马陵山一带继续坚持斗争；六大一派在王效禹的支持下，于1968年1月25日，成立了第二个地革委，在全区各县全面反夺权，各地成立新的革委会。为了巩固夺权，地县区各级还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到处抓捕八大群众，各地武斗不断。 1968年7月，八大和六大斗争越来越尖锐，互相绑架殴打对方人员，武斗不断升级。8月13日下午，八大下属组织大芦湖煤矿红色工人造反团的工人王佐友被地革委文攻武卫非法抓走，该团工人向矿革委要求释放，遭到文攻武卫开去的13汽车武斗人员的突然袭击，被赶出矿区，围困在紧靠6085部队204师610团营房的青云山上。地革委为了镇压八大工人和付庄、册山八大农村群众，13日晚由常委曹德玉率6人，携带手枪6枝，匕首两把，乘临沂人民医院救护车亲临前线指挥武斗，途径册山大山前村，被八大群众发觉抓住；次日晨，文攻武卫又开去一台满载武斗人员的大卡车，企图营救指挥车但又被八大扣留。这样双方对峙越来越严重。册山革委会又于18日、19日，抓了沙沟、沟角公社37名贫下中农，当场打成重伤4名，引起八大不满，20日八大群众冲进册山区驻地，救出了被抓八大群众，抢走了册山粮库八千余斤粮食。 为了彻底消灭八大，省、地革委开动宣传机器，大造舆论，把在鲁南、苏北坚持斗争的八大联合总指挥部污为“马陵山游击队土匪集团”，把临沂各地八大组织的工人、贫下中农污为“马陵山游击队土匪”、“马匪”。 8月20日，王效禹在接见临沂地革委代表团时说，“马陵山游击队是武装土匪集团，实际是八大组织的核心”，“省革委对马陵山游击队已经表了态，最近写了个文件报中央批，宣判马陵山游击队的死刑，要发动群众把它消灭。”从此，“马匪”的帽子就戴到了临沂地区八大组织群众的头上。 在王效禹的策划下，山工总、山贫等组织发表了《关于临沂地区目前形势的严正声明》，山工总所属十三个地市、三个大型企业负责人紧急会议作出了《关于临沂问题的决议》，声明和决议都强调：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临沂“马陵山游击队”“坚决打击，彻底取缔”，“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消灭之。”随后在济南召开了“誓师大会”，并组成一支1400多人参加的山东省“工农宣传队”，由省革委副主任韩金海、常委张美智率领，乘40余台宣传车开赴临沂。21日， （文章到此未完，但剩下部分未能见到）

被遗忘音符

（续前文）

在王效禹的策划下，山工总、山贫等组织发表了《关于临沂地区目前形势的严正声明》，山工总所属十三个地市、三个大型企业负责人紧急会议作出了《关于临沂问题的决议》，声明和决议都强调：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临沂“马陵山游击队”“坚决打击，彻底取缔”，“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消灭之。”随后在济南召开了“誓师大会”，并组成一支1400多人参加的山东省“工农宣传队”，由省革委副主任韩金海、常委张美智率领，乘40余台宣传车开赴临沂。21日，临沂地革委调集上万名群众，将八大组织500多名群众团团围住在青云山上。八大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退到青云山610团营房寻求部队保护。610团为了避免大型武斗流血事件，采取了断然隔离措施，允许八大革命组织群众进入礼堂。27日，王效禹以省革委、济南军区名义给204师发电报，下令204师“负责将原八大组织的群众交由地革委处理”，遭到拒绝。9月5日，王效禹指示“放手发动群众”，“争取两三天解决问题”，这样，一场大规模武斗便揭开了序幕。

9月8日7时50分，在围困营房18个昼夜之后，省宣传队和临沂地革委纠集的近两万名群众，手持木棒、钢叉，突然向610团营房发起总攻，将610团担任隔离制止武斗的指战员进行毒打，强行架走，当场打伤解放军209人，重伤25人。随后，担任前锋的昌潍飞虎队爬上大礼堂，掀开屋顶，砸烂天花板和门窗，用手枪、钢叉、梭标、砖瓦、石块居高临下，向挤在礼堂内的八大群众袭击，当场打死打伤500多人。随后，以搜查马匪为借口，冲进办公室、宿舍打、砸、抢、抄、抓，砸开军械、军需库5个，搜查办公室、服务社、储蓄所和全部家属宿舍。抢走毛主席绣像150多幅，自行车1辆，收音机2部，油印机1部，广播喇叭4只。武斗持续5个多小时，营区一片狼藉，大礼堂遭到严重破坏，砖瓦石块铺了半尺多厚。

山前营房武斗后第二天，韩金海在临沂召开两万人参加的祝捷大会，把抓获的30多名“马匪”分子押上台示众，会后在临沂城游街。宣传队到处张贴标语“山前大捷好得很”。大众日报发表社论“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的文章，称颂九八行动为“反击右倾翻案妖风初获大捷”。

九八山前武斗事件后，地革委在全区普遍开展挖内奸、抓“马匪”的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全区进行了三次大逮捕、共逮捕“马匪”、内奸一万多人。仅临沂城周围，九八前后，几天之内就抓1200多人。


三、一一••一六事件

九八“山前大捷”后，为了反击王效禹的围剿和屠杀政策，八大联合总指挥部决定伺机进攻临沂。王效禹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亲自制定了“让出临沂，放进来打，彻底消灭”的武斗计划。1968年11月15日，地革委主任孔世军按照王效禹的旨意，通过他安插在八大的内线人员，骗取在外地受压的八大群众回临沂城闹革命。同日晚，孔世军召开地革委主任会议，研究对付八大回临沂的武装部署。一方面要求各县准备好武装民兵，听候调遣；一方面安排了两线指挥班子，对回临沂闹革命的八大群众实行“放进来，关门围歼”的方针。16日晨三、四点钟，来自苏北的八大群众140多人乘车进入临沂城，随即同在临沂邮电大楼设防的六大群众发生冲突。晚上，八大占领了邮电大楼，地革委几乎全部投入作战，到处调人调枪，他们从费县、郯城调来武装民兵三个连，并由临沂县武装部开库发枪200多支，把八大群众压到6085部队营房，企图以窝藏“马匪”罪名同时端掉6085部队。为了保存力量，避免更大规模的武斗伤亡，八大决定突围撤往苏北。孔世军急令临沂民兵乘车追击，同时电话指示临沭、郯城组织武装堵截。此次武斗，双方共死9人，伤20多人，八大群众被抓捕110多人。由于六大一派企图同时端掉6085部队，武斗期间竭力煽动对解放军的仇恨，到处围攻解放军，殴打绑架解放军，冲击解放军营房，抢劫解放军武器、弹药、物资，闹得解放军昼夜不得安宁。王效禹通过一一••一六事件不仅再次镇压了八大群众，同时，也进一步搞乱了军队。


四、一••二四武斗

一一••一六武斗中没有达到全歼八大的目的，王效禹大为不满，责怪地革委“反击太早了”，“打草惊蛇了”。为了进一步全歼八大群众，地革委孔世军、田雨根据王效禹的指示，装备了一个庞大的民兵师，强令许多工厂加班赶制各式武器弹药。而此时，临沂六大和八大之间连续不断的大规模武斗已经引起了中央的注意，1969年1月中央首长接见济南铁路局学习班，在谈到临沂问题时指出，“临沂被赶出去的革命群众决不是一人，至少是几百人，都要欢迎回来，团结起来。”但是，王效禹镇压八大的主意已决，于是大耍两面派手法，一方面授意孔世军写出布告，大意是要把赶出去的群众高姿态地迎接回来，要他们的代表参加革委会，并把报告上报中央，下发各地。另一方面却亲自向孔世军布置“搞武装民兵，一个县至少搞一个营，做好一切准备，‘马陵山游击队’回来如不缴械投降，就坚决地把他们打出去。”在王效禹“放进来打”的思想指导下，“一••二四”武斗事件又上演了。
1969年1月24日上午11时许，当流浪苏北的八大群众回到郯城县莲五、孙堂一带时，地革委从事先组织好的两个民兵师里调集了两千多人，孔世军亲临现场指挥，动用八二迫击炮、轻重机枪、大批步枪，向八大群众展开了猛烈攻击，双方的武斗持续五小时二十分钟，地革委武斗人员共打炮弹120多发，步枪子弹六万余发，双方死14人，伤20多人，八大一群众被枪杀后，尸体被拉回郯城，挂在树上示众，并用手枪打靶。“一••二四”事件是王效禹发动的继九八山前营房武斗事件、“一一••一六”武斗事件之后的又一次企图消灭八大的阴谋行动，是王效禹乱党乱军错误的重大升级。


五、六••二二武斗

六•二二武斗是王效禹、孔世军为对抗党中央解决山东问题的五•二五《批示》和《十条》而策划的镇压八大群众的严重事件。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会议上，中央负责同志和部分代表对王效禹在山东的错误提出了批评，5月25日，毛泽东亲自对解决山东问题的《十条》作了批示，要求必须原原本本地传达，认真贯彻执行，坚决反对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适合自己口味的就执行，不适合自己口味的就抵制、封锁甚至歪曲的实用主义态度。《十条》要求山东省革委，“要彻底纠正错误”，“不要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决不允许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一指示，揭开了山东问题的盖子，点明了王效禹的错误实质，敲响了王效禹山东“独立王国”的丧钟。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保住自己在文革乱世中窃取的地位和权力，王效禹、孔世军一伙凝成一股绳竭力抵制《批示》和《十条》的贯彻执行，对要求实施《批示》和《十条》的八大群众采取更加疯狂的镇压政策，使全区武斗不止并不断升级，终于酿成了骇人听闻的“六•二二”武斗血案。

1969年6月22日，八大组织郯城大联合服务团的部分群众，电话通知县革委要回郯城抓革命、促生产，落实《批示》和《十条》，并要求当权者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当他们从东海返回郯城，路过泉源区时，遭到了县革委副主任刘立生率领的武斗队伏击，被包围在围子山上。孔世军亲自下令给郯城县革委主任刘成栋要求“速战速决”。于是，县革委武斗队轻重机枪和火炮一起发射，从早晨打到下午两点多钟。当场打死3人，而后暴徒们又用步枪、刺刀、匕首、石头残忍的杀害了15名负伤的群众，有的被挖眼，有的被砸烂了头，有的被刺刀刺穿了胸膛，情景惨不忍睹。

文革中临沂的武斗事件，完全是王效禹在临沂推行“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路线造成的。王效禹和临沂地革委支持六大，把八大群众打成“保皇派”、“黑老保”、“反革命”，利用手中的政治、军事大权，调动全省的人力、物力挑起的一系列武斗事件，给临沂人民特别是八大群众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据1978年12月2日《大众日报》不完全统计， 武斗期间临沂地区的群众共有四万多人被抓捕、关押、惨遭毒打，其中有569人被打死，有9000多人被打伤致残。当地驻军中有2000多名指战员也遭到毒打，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打伤致残。临沂成为十年动乱中山东有名的“重灾区”，王效禹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1969年五•二五批示和《十条》开始纠正王效禹在山东的错误路线，1970年1月开始，根据中央指示，山东省各级革委会开始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深入揭发清算王效禹的错误，至此，临沂武斗终于得以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