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鸥（海鸥南飞） 文革大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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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天涯 关天茶舍

文革大串联——社会人心真实记录

　　继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主席检阅红卫兵之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不断上京接受检阅。到１９６６年的九月上旬，毛泽东已经数次接见红卫兵。红卫兵的食宿行全部由国家承担，几千万人口在中国流动，或去煽风点火，或去取经送宝（动词后均加“革命”二字），由此开始了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联。
　　先介绍一下我当时的身份和背景：１９６５年高中毕业。因为爷爷在台湾没有资格上大学，被分配当中学教员。先在北京师院附中实习一年，在这个期间，文革爆发。
　　文革开始，我积极投入，写大字报批判“三家村”，对学校的一些教育方针提出质疑。我根本不懂得在红卫兵眼中，“革命”是他们的特权，一切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及他们的“狗崽子”投身革命，都是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至少是“投机”。于是我变成了“投机分子”，我的一举一动都遭到了红卫兵的严酷打击。我迷惘不解，却仍旧想在这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中涤荡自己的灵魂。
　　大串联开始的时候我十九岁。
　　尽管中央在一九六六年的十二月底就号召结束串联，复课闹革命，但是六七年我还是在全国各地转了整整一年。
　　下面串联见闻主要是根据我当时的日记写的，尽量保持我当时的观点，心境和见闻，给大家呈现一个原汁原味的一九六六和一九六七，也可能忍不住用现在的观点做一些评论。
　　
　　一、农业学大寨
　　太原——阳泉——大寨
　　
　　1去大寨
　　１９６６年十月，学校高三学生张铁军那派的红卫兵组织学生去大寨参观和劳动。去大寨是自愿报名，我们实习组的六位女老师都参加了。张铁军的红卫兵相对那些军干子弟的“红色恐怖”组织，稍微温和一些。尽管如此，我的处境在学生中仍是很不利的。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太向往外出了，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再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响彻云天，能够亲临实地参观，向贫下中农学习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尽管频受打击，我仍然不屈不挠地发自内心地要表现自我革命自我改造的愿望和决心。
　　参观队伍庞大，师生共有二百多人，多是一些初中小孩，大约是爸妈不放心他们单独串联，就让他们跟了张铁军。我们从学校步行走到火车站，火车站人山人海，几乎无插脚之地，在车站等了一天一夜才登上火车。
　　
　　2山西醋
　　在山西太原换车，第二天才有去阳泉的火车。一下火车，大家就涌进车站旁边的饭堂，诺大个餐馆，只卖一样东西——刀削面。五分钱一碗，光面。桌子上有酱油醋，随便加。都说山西醋好吃，拌在面里才知道，何止是好吃，醇香味美，而且并不很酸。就为了这醋，我又买了一碗刀削面。
　　剩下的时间去看市容，太原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和被红海洋淹没的北京完全不同，整洁安静，平和有序，还没有被“革命”改造的面目全非。公共汽车上有小孩子给大家念毛主席语录，声音稚嫩，稍带口音，委婉动听。
　　
　　3酸梨
　　在阳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谒拜烈士陵园。多年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使我对革命先烈有着无限崇敬的感情。我去过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无数次，去过八宝山烈士公墓，在广州我去过红花岗、黄花岗；在南京，我去过雨花台。我独自（实习小组的老师们都没有兴趣去）站在阳泉烈士墓前，心潮澎湃，默诵“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性命，我们还有什么缺点和错误不能抛弃的吗？让我们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阳泉车站上有很多卖梨的，梨是未经嫁接的小酸梨。五分一斤，学生们都抢着买梨解渴。我用妈妈在广东阳江买的小刀削梨，阳江小刀真好使，又薄又锋利。我削水果的手法与妈妈相同，食指推刀背，从左往右，逆时针地转着削，削得飞快，这一辈子除了妈妈，我没见到第二人这样削水果。很多学生觉得新奇，递上来水果抢着让我削，以至排起了队，仿佛忘记了在校时对我的仇视，其实他们根本也不知道仇视我什么。我削了一个又一个，自己都顾不上吃，暗中觉得好笑，就是一群孩子嘛，阶级斗争本来就是强加于他们的。
　　
　　4大炕
　　到了大寨。我们几个实习老师住在大寨大队附近的武家坪大队一个老乡家里。我们的房间是他们用来存放杂物的，临时腾出来的。常年没人住，又冷又脏。头一天晚上女主人给烧了炕，热得我们象贴饼子一样，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后来的那些晚上，她就不再烧炕，十月底的天气睡在冰凉的大炕上，冻得没法入睡。最要命的是身上奇痒，不知是虱子跳蚤咬的，还是山风太硬，水土不服起的风疙瘩。从头到脚全身红斑，晚上数一数，竟有三百五十多个包。通宵就在咔吃咔吃地抓痒，不能合眼。夜里大家聊天，我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赶快回北京洗个热水澡。老那——实习小组中我要好的朋友紧跟上：“我也是。”其他几个人没吭声，我马上后悔了，他们在想什么？资产阶级小姐作风？没有贫下中农感情？假革命或口头革命派？他们会不会向红卫兵汇报？
　　
　　5干豆皮
　　我们在房东家里吃派饭。一天两顿，一人一碗糊糊，大约是荞麦面或什么东西。没有一丝油星，连盐味都没有。里面只有几根从菜园子里摘下来的干豆角，连皮煮的。皮已经又干又硬，我一边嚼一边犹豫，嚼不烂的渣滓是吐出来还是咽下去。看看房东，吃得干干净净，一点渣子也没有，只好学习劳动人民，把干豆皮强咽下去。糊糊的味道也很怪，最好吃的是放在糊糊上面的一小勺辣子，又咸又辣，提味。舍不得一口吃完，等辣味洇出来，吃掉辣子周围的糊糊，再等辣味洇出来。干了一天活，早已前胸贴后心，一碗糊糊根本糊弄不饱肚子。这里只有男劳力才吃干粮，眼睁睁地看着男房东吃了两大海碗稀的（那碗的直径少说也有八寸），还啃着大饼，馋得不行，心里鼓励着自己，再坚持一段，等回了北京，不管吃什么，首先好好地填饱肚子。
　　
　　6大寨女子
　　在大寨主要是干活，活路很广，割豆子搬石头修公路掰玉米挑担子，干了近半个月。大寨是以在贫瘠的山地上建设梯田著称的。不管什么活路都要沿着梯田上上下下。挑担上山是最累的活，有几天我们要把收获的玉米挑到山上的场院。挑着两筐玉米（到了场院要过秤，最多的一次我挑了１０１斤），肩膀压得生痛，步子几乎抬不起来。几个大寨女子也在挑大筐，身挑瘦削苗条，纤细的腰身一摆一摆的，轻轻巧巧地走着，几步就赶上了我们。仔细观察她们走路的窍门，发现她们走的是“猫步”。胯一摆，一只脚落在另一只脚的正前方，再一摆，后脚又落在前脚的正前方，走的是一条直线。我学着这样走路，真的省了好多气力。挑筐的姑娘们下山与我相遇，总要笑眯眯地问一句：“冷哩不冷？”“累哩不累？”是用醋浸泡出来的脆生生的嗓音，象唱歌一样，可以谱得出曲子。至今音犹在耳。
　　
　　7大寨苹果
　　除了干活，还和贾进才，武家坪民兵，贫协主席等开了座谈会，参观了大寨和一些展览会。学习着大寨人战天斗地的精神，学生们“与人奋斗”的筋又痒痒了。没有黑帮分子也要想办法找些阶级斗争的动向。
　　一天下了工我和实习小组的人到大寨唯一的供销社转了一圈。大寨供销社比一般农村的小铺要大一些，是新盖的，全村最好的砖瓦建筑物，想来是为了满足上大寨参观者的需要而建。商品不多，那年月我们也不会企望有更多的东西。吸引住我们眼睛的是苹果和梨，苹果又大又红，梨子也特大，黄澄澄的，一看就是新鲜多汁的。老那说，咱们来到大寨应该吃个大寨水果作纪念。我先是犹豫了一下，因为一开始张铁军宣布的纪律里有一条说不许上供销社买吃的。实际上供销社里每天都挤满了娇生惯养的“红卫兵小将”，购买各种各样的食物。没人反对老那的建议，一人买了一个水果，反正“法不责众”。我犹豫再三，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物。最终我还是买了一个苹果，果然好吃，又脆又甜又多汁，冰凉凉的，沁到心底。
　　当天晚上，全校师生和贫下中农集中在大寨人开会的露天场院。我不知又要开什么会，只是带上白天的疲劳听上一耳朵。只听得红卫兵头头张铁军——我们认为他算是红卫兵里比较讲政策的一个——声色俱厉地说：“红卫兵小将们，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不能忘，在我们身边又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今天召开批判大会，批判投机分子刘企鹅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罪行。”自打文革开始，红卫兵们就根据我的体型（在《刘家记忆》里我说过多次，我胖。）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刘企鹅”，一经过校园，“刘企鹅”的喊声此起彼伏，让我这个十九岁的女孩无地自容。
　　几个红卫兵把我给揪上了台，推推搡搡地按下我的头。罪行很简单：买了一个苹果吃。批判一个接一个，上纲上线：混进革命队伍，给北京的红卫兵抹黑，破坏农业学大寨，地主阶级享乐主义本性等等。他们喊着口号：“打到刘企鹅！”“刘企鹅不投降就让她灭忙！”特别响亮地起哄式地把重音落在那个侮辱性的外号上。
　　我心中一万个不服气，我之所以敢买苹果，首先因为“红卫兵小将们”挤在柜台前几斤几斤地买水果点心罐头糖果，大摇大摆地当街吃喝。为什么他们可以买我就不能买？说是他们对己对人使用着双重标准，那是抬举他们。实际上这不过是他们的游戏而已，几天没“搞阶级斗争”，心里就痒痒的不行， “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不过是他们生活无趣时制造的一种调料。抓个人来斗一斗，解解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没有胆量辩解和反抗，一条条黄铜扣的皮带包围着我，我知道他们打人是不要命的。这样的当众受辱我已经历过多次，在学生面前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最让我难堪的是贫下中农也在场，因为我劳动卖力，他们本来对我印象很好，态度也非常友好，现在一下子成了现行反革命，他们怎么看待我？太丢脸了！
　　更让我失望的是，其他几个实习老师也都买了苹果和梨，一个个心安理得地坐在下面，为什么要让我承担一切，何况我是被动的，最后一个买的。再看首倡者老那，一声不敢吭，把头埋在膝盖里，象个耗子一样缩着。人到了这时只会明哲保身，真是令人寒心，我一直是把她当作最好的朋友的。
　　我心里想，是谁告的密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没有一个人值得信任。
　　
　　8惩罚
　　张铁军宣布惩罚条令。惩罚的方式很奇怪，让我给学生送夜宵。（瞧瞧，还要吃夜宵，一帮少爷小姐，又在玩弄着双重革命标准。）以及每天吃饭前要给红卫兵的食堂（他们不吃派饭，自己的做饭）挑三担水。想起今年三夏劳动时，因为对我有怀疑，就令我去厨房干活。后来有些学生拉肚子，就证实了他们的怀疑：我在饭菜里下了毒。我被抓了“现行”——迫害革命小将。为了证实一个人是反革命，不惜牺牲其他人的性命，多么奇怪的逻辑。这次又是同样的伎俩。当晚，我有些发蒙，顺从了他们，由红卫兵皮带押解，把夜宵挑到红卫兵驻地。所谓的夜宵，是学生们自己做的东西，熬了一大锅稠糊糊的粥，里面油盐酱醋味精都放上了，还放了大量的糖和葡萄干，还有许多他们在大寨商店买的好吃的。那东西做的又咸又甜，烂稀稀的，令人恶心。稀饭装在两大铁桶中，死沉死沉，心中只求他们这次别胡吃海塞，跑肚窜稀。那些粥红卫兵也不爱吃，最后都倒掉喂了猪。
　　第二天红卫兵又来押解我去挑水。我的脑子已经清醒起来：如果是为集体服务，挑几挑水也没有什么，但作为惩罚我不能接受。几个月来我对红卫兵的理解宽容忍耐突然走到了尽头，爆发出反抗的怒火，我坚决拒绝道：“我不干了，我不挑水也不送饭！”红卫兵把水桶扁担扔在我面前说：“如果你不干，你就永远也别想吃饭。”有几个学生又想上来打人。我嘴里硬顶道：“我是来向贫下中农学习的，要挑水我只给贫下中农挑。”心想你们总不能在大寨这块革命“圣地”把我打死吧。拿贫下中农做挡箭牌，红卫兵居然拿我没办法。
　　随便找了一家贫农挑满了缸。挑罢水，我坐在门口土坡的石头上默默流泪。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来到这块英雄的地方，却要受这些人的气？为什么几个月来我一直被打击被侮辱，以至不能全心全意投入到运动中去？我的高中同学在学校里几乎都是革命的闯将，可是我在运动中又受到了什么样的锻炼呢？我越是想革命，就越是遭到侮辱和抵制。我开始明白，“革命”这个词放在不同人的身上，有不同的含义。非革命干部出身的人是没有权利“革命”的。如果这些人要“革命”，那么首先要问“革谁的命”，在红卫兵看来，答案只有一个，他们要革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命。我开始对红卫兵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通过文革的这些日子，我知道自己是永远也不能和他们融合的。他们的优越感已经将他们的行为带向了极端。
　　
　　9亮点
　　大寨留给我的记忆不堪回首，唯一的亮点来自一位女学生。她是八里庄农村的孩子（师院附中的学生来源主要两部分，一是附近军队大院，一是附近农村），大概是初三的学生，长得粗粗笨笨，可很会干农活。
　　有一天我们两个人一起在山上割黄豆（从来看不见一个红卫兵干活），她割起豆子来很麻利，还不知从哪弄来一副手套。豆子已经半干，豆荚尖扎手，豆杆上的毛刺弄得手又痛又痒。女孩给了我一只手套，教我怎么样割豆子。要使巧劲，镰刀贴着地皮，刀尖轻轻一划，豆杆就倒下了。
　　我们边割边聊天，都是些家常里短的事，她絮絮叨叨地讲父母挣多少工分，姐姐嫁到哪个村子。她丝毫没有干部子弟红卫兵的娇骄二气和“阶级斗争的警惕性”，她仍叫我老师，光是这一声老师就让我十分感动。她说一点也不喜欢班上的红卫兵，他们重视的只是父母当什么官，根本看不上农村子弟，她连红卫兵也加入不上，也不想加入，整天打打闹闹有什么意思。文化革命似乎与她无关。我心里隐约觉得她觉悟很低，到那时我还是够左的，自己被红卫兵整得死去活来，还发自内心地认为红卫兵运动好得很，红卫兵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过我没对她说什么。和她在一起，大半年来紧绷的阶级斗争的弦一下子放松了，那么轻松，那么有人味。
　　干着半截活我想解大便，她也要拉。我们蹲在地边，边聊边拉，拉一节，挪一步，突然想起身上没有手纸，她从兜里翻出一块皱皱巴巴的报纸递给我。“你呢？”我问。“没关系，我不用。”回手从身旁摘下两张蓖麻叶子，抹了两下，“我们农村都这么擦。”如果说拉屎让我的心与她更贴近，这话听起来荒唐可笑，但这就是我的切身感受，也许她根本无所谓，但这是我在大寨，或者更久以来在如火如荼的革命中得到的唯一一点温暖。
　　
　　10 回北京了
　　终于熬到了回北京的时候了，那些红卫兵更是欢呼雀跃迫不及待。全国性的大串连已经进入高潮，从阳泉到北京的火车挤得满满的。我们人挨人地站着，十一个小时，不吃不喝不拉不撒，终于在黎明时分挨到了北京。
二、步行“长征”
　　武汉——洪湖地区——岳阳
　　
　　1对着干
　　回到北京后到学校一看，竟是一片萧条寥落，学生不多，当初闹得轰轰烈烈的红卫兵都已鸟兽散，大字报零零落落，随风飘摇。尽管中央有通知老师不得串连，多数老师都已不知去向，实习小组的人也都出去了。
　　学校的教室全都用来辟作外地红卫兵接待站，住满了串联的孩子。回到宿舍（我是住校的）看见我的床上只剩下床板，被褥全被席卷一空，别人说是红卫兵拿去招待外地来京的学生了。我的火不打一处来，自从大寨风波之后，我已经十分地厌恶红卫兵，并且决定不再和他们有任何关系。我一个个教室地寻找，教室地上铺着稻草，上面排着被褥。我找到了自己的，毫不客气地卷起来拿回家了。外地的串联孩子，对不起了，我对你们没有任何的成见，只是痛恨那些不把我当人看待的红卫兵，我就是要和他们对着干。第二天再回校时，又见有人给我贴了几张大字报。说我对外地串联的红卫兵采取了阶级报复行动，破坏红卫兵串联运动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云云。以前一见骂我的大字报，我的心咚咚地跳，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现在这一类的攻击对我已经不起任何作用，我冷笑一声，转身离去。
　　
　　2串联介绍信
　　我也要出去串联，火车票是免费的，但是搞票需要介绍信。我找红卫兵总部要求开介绍信，被狠狠地骂了一顿，：“你刘企鹅是‘投机分子’，不把你无产阶级专政对你已经够客气了，还想出去出去串联？”我干嘛要去找他们？真是与虎谋皮，自取其辱。我决不甘心留在北京，考上大学的同学们都是学生，可以满世界乱窜。我和他们有什么区别？而实习小组的人也都是老师，为什么他们能走，我就不能。更何况大多数老师，甚至那些被整的“老家伙”们也都走了，难道我还不如他们？我一定要去，我心中最大的理想一直是“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好儿女志在四方”，现在机会来了，我决不能放过。
　　我去找上大学的老同学，我可以借助他们的介绍信串联。找了六七个人，都已经不在北京了。上帝帮助，最终找到了政法学院的小姣。在高中时我们就是好朋友，她的父母都是干部，她从小在干部子弟学校上学，但是她没有干部子弟的狂傲，反之单纯热情善良。她之所以没走是因为她妈妈不放心她一个人出门，有我作伴，她妈妈同意了。
　　小姣拿来了一叠空白介绍信，我有了串联的自由！
　　
　　3夜宿车站广场
　　全国那么多地方去哪？根本由不得你选择，分到去什么地方的票就得去什么地方。我们得到的是武汉的票。我不想去武汉，但是第一步是出去，出去了就由不得别人了。
　　当我们到了北京站，才知道串联已经成了多么伟大的创举。候车室早已进不去，北京站前偌大的广场，全部挤满了全国各地的的青少年。外地的离京返家，北京的离家外出。火车运载供不应求。人们扒上哪辆车就是哪辆车。不过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地等待上去武汉的车。
　　滞留在广场的人们，看似人山人海，实际上有着严密的队伍，如编织的毛衣，有头有尾。队伍甩来甩去，好不容易才找到尾巴，站好位置。
　　天黑了，人们就席地而睡。已是十一月中旬，寒流已至，气候已经在零度以下。广场歌声口号此起彼伏，那边响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语录声，这边又唱起“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语录歌曲，远处又传来“抬头望见北斗星，低头想念毛泽东……”的深情歌声。还有的孩子们拥作一堆：“挤呀挤呀挤狗屎呀……”一片哗然，然后就有人高诵语录：“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更有无法无天的孩子竟然点起一堆堆篝火。
　　我和小姣裹紧了大衣坐在地上聊天，后来又躺在地上。我带的是妈妈穿了十几年的皮大衣，小姣也穿了她妈妈的皮大衣。最终我们还是抵挡不住午夜后的寒冷，凌晨一点，我把大衣交给小姣让她看好位子，自己回家取被子。公交车早已回场，我是步行回家的，从北京站到东单再到东四，再到崔府夹道大概六七公里。敲开紧闭的大门，拿了一床被子，按照高中军训时练了无数次的解放军打背包的方法，“三横压两竖”打了一个规规整整的行军背包。然后背上双肩，大步流星地回到车站广场。我们两个铺着被子盖着大衣美美地睡到天亮。后来的很多夜晚我们都是这么睡觉的。
　　第二天一早又把被子送回家。
　　
　　4挤火车
　　上午十点钟终于乘上了火车。记不住是怎么挤上去的，已经和后来无数次的挤车扒车印象混合一体。
　　车里全是人，位子上过道里两个车厢中间洗脸池厕所都被人占领。我们坐在地上，还好，还有地方可坐。列车员已经看不见了，他们无法通行，根本不打扫也没法打扫卫生，连水也不送，索性钻进自己的休息室坐着，什么也不管。
　　晚上太困了，坐着睡不着觉，就干脆钻进椅子底下，躺在地上睡，顾不上满地的果皮烂纸粘痰瓜子壳。能占这麽一席之地已经非常不错了，可以躺着，还可以把窝了一天的腿伸展开来。
　　在后来的串联中，我还睡过行李架上，一尺多宽，够睡了。好在那时候年轻人串联都没有什么行李，一人背一个军用书包就走南闯北了。躺在行李架上也曾担心过，架子塌下来怎么办，而且遭难的首先是下面的人，就等于我杀了人。不过太困太累实在不愿意放弃那块地方。车厢的行李架上头顶头脚对脚躺满了人，我也就心安理得了。偶尔被挤过来的列车员看见，吆喝着，下来！下来！等他一走，人们又纷纷爬上架子。要不然去哪？下面已经没有你的立足之地了。后来我也曾听说有个列车的行李架塌下来，砸死了人。
　　上下车也是一场战斗。火车到任何一站，车门都会立刻被围得水泄不通，车上的人下不去下面的人上不来。每个窗口都有人在爬窗户上下，等待上下的人会焦急地施以援手，车下的帮着扛起你的脚或托起屁股，车里的抓住你的两臂，生生地给拽进去。有一次我正在爬窗户上车，被下面的列车员拉住双腿拽下地。他骂骂咧咧道：“这么大姑娘扒窗户也不嫌害臊。”我知道我的姿势是非常不雅的，我胖，上半身挤进窗子，留下一个硕大的臀部在窗口扭动。但是为了能上车顾不得面子了，反正谁也不认识谁。但是列车员骂我的那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5武汉印象
　　终于到了武昌，我和小姣想赖在车上不下来，碰碰运气，没准能直接坐到广州。车子又开动了，我们俩高兴得要命，结果火车把我们拉进了火车库。
　　在武昌，我们被安排在药检专科学校的红卫兵接待站，那里住满了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我们马不停蹄地去各大院校看大字报，抄大字报。那时真单纯，出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参加文化革命的。大字报无非是打倒张体学或保卫张体学两派观点，更多的是从北京各大院校抄来的大字报。
　　除了去了一趟爸爸的大学同学李昌伦家（就是曾经和他一起被捕的人之一），哪也没去。武汉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肮脏混乱，贫穷。在火车上就已经看到铁路线两边低矮黑色的板房，似乎从火车窗一伸手就能摸到。我想真不知道那里的住户是怎么忍受每天无数呼啸而过的火车声（后来看到女作家方方的小说《风景》，描述的正是铁路线边上木棚中人们的生活状况，十分的阴暗）。人们也好像个个火气十足，说话如同吵架得了理似的，加上街上的游行批斗，宣传车上的高音大喇叭，嘈吵不堪。
　　
　　6火灾
　　一个下午，看罢大字报返回驻地时，看见药检学校所在的一条街全部烧光。武汉的居民房多是木板房，歪歪斜斜，挤挤挨挨连成一片。一家失火，立即蔓延到一整条街，木屋全部化为焦炭。我们到时，焦黑的木板还在冒烟。流离失所的居民坐在街上，守着抢救出来的一点家当，湿漉漉的烧了半边的被褥、几只板凳椅子、锅碗瓢盆几棵瓜菜……，孩子和女人在哭泣，人们眼里是呆滞无望的神情。
　　
　　7病号饭
　　一到武汉我就感冒了，是那天晚上在北京站广场冻的。我一生病准是扁桃体发炎，喉咙痛肿。药检学校食堂供应的是粗糙的红米饭，一粒粒的，硬得难以下咽。菜也很难吃，熬萝卜非常辣又咸。我向食堂申请了病号饭。出人意料，要为上千人做饭的食堂还真为我（也不是为我一个人，有很多生病的孩子）作了病号饭。是面疙瘩汤，和北方的糊糊状的面疙瘩汤不一样，他们的是清汤，有一大块一大块的面坨坨，有青菜叶，还有蛋花和油星，清爽可口，吃了几顿很舒服，病自愈。
　　
　　8寻找长征队
　　早就听说红卫兵又翻出了新花样——步行串连。最早是八月二十五日，大连海运学院的十几名学生举着“大连－北京长征红卫队”旗子徒步两千里到达北京。《人民日报》立即在十月二十二日的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中赞扬了这种串联形式，说发扬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精神，沿途宣传了文化大革命散布了革命的火种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更主要更直接的原因是缓解了全国铁路运输的巨大压力）云云。一时间正在外地的红卫兵们都放弃了坐车串连，就地组织了长征队，并且目标宏伟得很：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走完两万五千里。我们住的接待站也住了各种长征队“井冈山”“万水千山”“延河水”“宝塔山”……，名目繁多。看着他们，我心羡慕不已。
　　到了武昌的第二天我就做了决定，也要步行串连。我动员小姣也参加，她倒没有意见，问题是只有我们两个女孩子怎么 “长征”。
　　终于想出了主意——参加别人的长征队。我们查阅了接待站住宿登记本。长征队很多，来自全国各地，最多的是湖北乡间的农民子弟徒步来省城观光。唯一一个来自北京的长征队是北京航空学院的，试试这一个，他们是大学一年级的，和我们年龄一边大，没准我们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在一间宿舍我们找到了这支队伍。几个俊男美女，身着泛白的黄军装，态度十分踞傲，爱搭不理，一看就是那种养尊处优的干部子弟。只给了我们一句话：“我们不想扩大队伍。”看看那些人男男女女数目相等，大约早已配备好了。出来，我和小姣的不约而同地说：“即使他们愿意，我也不会参加，不是一路人。”
　　我们继续寻找，发现了一支西北工业大学１１人组成的长征队。跑到他们宿舍一看，是６３年入学的，６６年的应届毕业生。多数人来自西北农村，看起来都很朴素平易。他们来武汉之前，就已经做好了“长征”的准备，印制了队旗，自编了队歌，设计了路线——首先进入洪湖地区，对当年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进行考察，然后到岳阳南下再西进，沿着红军长征的道路到陕北，最后回西安。
　　就是他们了！他们的队长与队员商量了一下，爽快地同意我们加入他们的长征队。我极其欢欣鼓舞。
　　我和小姣去找她的父亲（她父亲在武钢工作），她需要钱和被子。然后我们去买绑腿带和行李绳。那天是1１月３０日，正赶上月终盘货，商店都关门，跑遍了全武汉，终于买到了。
9向洪湖进军
　　１９９６年的１２月１日的清晨， “西北工业大学长征队”，迎着太阳，高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唱着他们自编的歌《我们是革命的硬骨头》出发了。
　　歌是这样的：
　　向前走不回头，
　　我们是革命的硬骨头。
　　一身英雄胆，
　　满腔血泪仇。
　　不怕风和浪，
　　坚决跟党走。
　　迎着困难去斗争，
　　千难万险不回头。
　　我和小姣，头戴绿军帽，打着绑腿，背着背包（两件大衣打一个背包，一个被子是另一个背包），一幅土八路的样子，开始踏上征程
　　
　　１０第一天——汉阳县
　　中午，我们在一个小镇打尖。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接待站临时给我们打开火，下挂面。一人一大碗素汤面，上面撒了一点葱花和油花。好吃极了，我觉得这一辈子也没吃过这么香的面条。
　　晚上落脚汉阳县，住在县城红卫兵接待站。这天我们走了６５里地，我的脚底打起了有乒乓球大小的水泡。人家说脚底打泡用针穿一根马尾（或头发），泡里的液体流出来，脚就不痛了。我的泡没那么简单，因为身体重，脚后跟本来就有厚厚的一层茧子，而水泡打在了茧子的里面，看不见扎不透，痛得钻心。不过那天我们都非常愉快。接待站里挤挤哄哄的都是徒步串联的学生。有几十个木盆给大家洗脸洗脚用。盆少人多，一个人用完，马上就有人接过去，不管别人洗过脸还是洗过脚或屁股，有一个盆用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１１巧遇
　　我坐在床边烫脚，走了一天的路，烫烫脚很容易恢复疲劳。听到邻床的人说话，竟是北京胡同口音。他们也听到我们的北京口音，在这个小地方听到北京话觉得非常亲切。更巧的是其中一个人突然问我：“你认识刘海燕吗？”我说：“刘海燕是我姐姐。”她说：“我听你说话的声音特别象她的，我是她的高中同学。”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的声音会和姐姐的相似，别人竟能只凭声音就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后来的串联中，又遇到一个人这样说。
　　如果有一个巨人的眼睛俯瞰那时候的中国大地，就会看到串联的红卫兵如同布朗微粒一般，没头没脑地做着不规则的运动，互相间发生碰撞。令人惊异的是，百万微粒中，竟会有相识的颗粒碰撞在一起，在我的串联中有过多次这样的巧合，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以后会谈到。
　　
　　１２小阁楼
　　第二天的晚上，在永安。那个地方还没有红卫兵过来。他们专为我们做了一顿可口饭菜，又把一间小阁楼的楼上腾出来给我和小姣住。楼上是窄窄的一个房间，放了两张单人床，又明亮又舒适。赶了一天路，吃饱洗净，一人睡一张床，高枕无忧，舒服之极。
　　我最向往的归宿就是一间小小的，属于我自己的屋子。
　　
　　13为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民
　　第三天我们一直在荒无人烟的草坝子上行走。我的脚痛，腿累，肚子饿。几乎迈不开步子了。一整天我和小姣的背包就在男生们的肩上轮换，他们对我俩一直非常照顾。即使这样我走得还是辛苦万分，我找了一根树枝当拐杖，步履蹒跚。一路上我不断想着红军当年过雪山草地的艰难，解放军日夜兼程打三大战役的紧张。比起他们来，我们的苦算什么呢，何况他们还有敌人天上地下的围追堵截呢！又想着自己肩上的重担是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民，绝不能从我们这一代产生修正主义（不要觉得好笑，这就是那个时代青年的理想和动力，听到这个“三分之二”，总是热血沸腾的）。于是一路默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鼓起勇气坚持到底。这一天走了约８，９０里，终于在晚上六点钟到了水洪公社吃了午饭兼晚饭。
　　
　　１4兄弟部队
　　第四天一上路就累了，昨天的疲劳还没有恢复过来。路上踩到每个小坎坷，甚至每个小石子都一直疼到心上。男生走得很快，我们两个女生紧跟着非常累，还是落得很远。一路上经常碰见一队队的长征队伍，见了面，就象兄弟部队见面一样，挥舞红旗，大声给对方念语录或唱语录歌，互相鼓舞士气。我非常喜欢这种气氛。这时迎面来了一支“中国二万五千里长征队”，他们满腔热情地给我和小姣唱歌念语录打快板说顺口溜。我俩士气大振，大步流星就赶上了队伍。这种特殊环境下的人际关系真好，真单纯。
　　
　　15土布棉被
　　幸亏中午我们到了新滩口区就不再走了，否则我真不知道是否还能坚持得住。新滩口已经属于洪湖县的地界。夜宿新滩口中学。学校都放假了，学生的集体宿舍是一间大屋子，十几张上下床铺，任我们两个人睡觉。串联以来，如果接待站不提供被子，我们俩只能睡一张床，合盖一个被子，一人睡一头，睡梦中老在争抢被子。这回有足够的床和被子让我们挑选，一定可以睡个好觉了。我们挑了两张挨着的上铺，舒舒服服地躺下。我特地选了一床好看的被子，被里被面是家织的土布，深蓝浅蓝白色和棕色条纹交织，粗犷中透着清雅。哪知道被子盖在身上全不是那么回事了，被子潮湿得可以拧出水来，一会儿全身就湿乎乎的，还散发着霉湿、汗油和臭脚的怪味（由此我判断，这是男生宿舍）。难受得不行，一宿没睡着。快天亮了，又挤到小姣的被窝里，才算阖了一会儿眼。心想，这真是对你小资情调的嘲弄。
　　
　　16鱼干
　　第五天我们一天都在大同湖八一农场的地界里行走，这是解放军的农场。中午在农场一分厂吃饭。一人一条煎鱼干。洪湖地区是鱼米之乡，很多地方都招待以鲜鱼或鱼干。解放军农场晒的鱼干简直太好吃了，香辣酥脆，限度适中，吃完还想要，就是不好意思开口。（其实后来我发现只要敢说，什么都能有。比如有一次在火车上吃饭，菜少，不够下饭，鼓了半天勇气，对餐车厨房说能不能再加点菜就饭，大师傅二话没说，盛了满满一勺肉丝炒蒜苗，扣到我碗里，这回菜多饭少，吃得满嘴流油。人心真好）。
　　
　　17小道消息
　　农场的人边给我们添饭边和我们聊天，他们接待南来北往的红卫兵，听到的小道消息比我们还多。他们说走红军长征路线的红卫兵在困难的当口儿，如飞渡金沙江，过乌江天险，强渡大渡河时，有解放军接送。过雪山草地时有解放军的直升飞机运载。毛主席发了话，绝不能让红卫兵死一个人。到了１９６８年，毛主席将亲自大检阅长征红卫兵。云云。听得我又是热血沸腾，心想毛主席这样亲切地鼓励我们支援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吗？我当下决定，这次步行串连就当作一次战前练兵活动，等回到北京后再参加一个大型长征队，沿红军的路走二万五千里。一定要把自己磨练出一身无产阶级硬骨头。下午走起路来，劲头特别大，竟然不觉得累。
　　当然，也有这样的小道消息，一支红卫兵长征队在贵州大深山里行进时，被狼群包围，吃掉。
　　晚上在军营住，军属大嫂们对我们的招待非常热情，送来几大捆稻草保暖，又送来两床干净的大棉被，又送热水又送盆，让我们好好烫脚。晚上军营竟然还演了一场电影《无名岛》。
　　
　　18二十五里路
　　第六天我们的目的地是新堤县。新堤离大同湖有八九十里地。上午走啊走啊，觉得走了很久了，才到黄蓬山，据说才走了四十里地。洪湖的冬天阴湿阴湿的，天下着毛毛雨。农村的地一下起雨来泥泞粘滑。脚下象踩着油，一步一出溜，泥水打湿到膝盖以上。尤其在过土埂水沟小桥时更得小心翼翼，我手中柱着拐杖，还是不断地摔跤。常常是弄得一身泥浆。
　　凡经过村落，必有农村小孩跟着队伍大喊大叫，招的婆婆妈妈们出来倚在门口看。我想象着，三十五年前他们就是一样地站在门口看“过红”（红军的队伍过去）吧。老婆婆们嘴里啧啧着，说着大概和当年一样的话：“咦哟，好可怜哪。咦哟，好苦哇。”
　　累、摔跤还有脚疼都不是大问题。最怕的是老乡的狗。我们一身泥泞，手拖拐杖，俨然是沿街乞讨的叫花子的样子，狗看见就要追着吠。有经验的人说你越跑它越咬，只要做弯腰捡石头状，它一定躲开。我试了一下果然很灵。但多数情况下，遇到狗本能的反应是逃跑，被狗追得上气不接下气。
　　下午已经是筋疲力尽了，问问路，离新堤还有多远，老乡说还有“饿死无力楼”（二十五里路），又走上个把钟头，满怀希望地再问问路，还是“饿死无力”，再走再问，永远都是还有“饿死无力”。别提有多泄气了。最后我和小姣远远地落在队伍后面，两条腿已经麻木，机械地移动着，真正的“饿死”“无力”了。终于在晚上六点半钟走完了“饿死无力楼”，新堤县到了！
　　
　　19遥望大革命年代
　　新堤县（现在叫洪湖市）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很多串联学生都聚集在这里。我们听长征老红军和洪湖地区的老交通员讲革命故事，看样子他们讲得特别精彩，连比带划，有声有色，并似乎很幽默，不时地引起湖北的孩子们的大笑。可惜我一句都没有听懂。
　　我们还参观了革命展览馆，烈士陵园。在烈士墓前我默默宣誓要高举烈士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前进！
　　晚上，我们还看了电影《洪湖赤卫队》，这个电影在１９６１年或６２年上映后我早已看过多次，里面的歌曲几乎全国上下没有人不会唱的。但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方，看了电影便有一种特殊的感受。遥望大革命的年代，我多么盼望自己能生在那个时候，投入轰轰烈烈的斗争呀，当前的文化大革命虽说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但是“敌人”在哪里，“我们”又在哪里？一想起师院附中的红卫兵把我当做敌人，心就凉了一半。
　　
　　20湖北渔鼓
　　每天晚上都有长征对的演出。一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长征队的形式，每到一地不顾疲劳，热情饱满地为那里的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演出最常见的形式是三句半，舞蹈，还有他们的地方特色：湖北渔鼓。串联的这一段时间，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湖北渔鼓，这是湖北农民最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就是简单的几个调子，可是听贯了，觉得确实是好听。到现在我还能唱出几首基本音调，“搜啦都拉搜，搜啦都拉搜，搜啦都瑞搜米瑞都拉搜啦都拉搜……”。
　　三十多年后，我在朋友家见到她家的湖北仙桃县（与洪湖县比邻）的农村小保姆，问她会不会唱湖北渔鼓，她说她连听都没有听过，现在早就没人唱了，唱的都是刘德华之类。（社会进步啦？）
　　
　　21洪湖水浪打浪
　　在新堤镇停留了三天，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瞿家湾，需要跨越浩浩荡荡的洪湖水。从早上到下午四点，我们都是乘船而行。是冬天，湖水很浅，船经常搁浅。但是这并没减少我们坐在船上的好心情。芦苇荡一个接一个，船儿所到之处，野鸭扑簌簌惊飞。一时间，绿色的棕色的的芦苇像屏障挡住了视线，前面似乎无路可走，走到头，船头轻轻一拨，豁然一下，前面出现了开阔的水面，一望无际。我们不断地唱着：“洪湖水浪打浪……”，“洪湖水呀长又长……”惬意，畅快，新鲜，同时也为不必双腿赶路而高兴。
　　四点钟下了船，又开始急行军，七点半钟摸到沙口打尖。
　　
　　21瞿家湾
　　从沙口行军半天，终于到达湘鄂西根据地的心脏——瞿家湾。我们住的招待所那条街上都是当年共产党湘鄂西省委的各种机关的遗址，有省政府、组织部、武装部、红旗报社、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列宁饭店、列宁小学。可惜都是年久失修墙皮脱落，保存得非常不好。（据说现在这里是旅游胜地了）
　　放下背包我就去参观湘鄂西省委会遗址。抄录了几十首当年共产党唤起民众的宣传材料以及当地流行的革命歌谣。这才发现《洪湖赤卫队》里的歌词全可以在这里找到原型。
　　有一首宣传诗是我从来没见的形式，叫宝塔诗，第一行一个字，第二行两个字，如此类推，整首诗形成一个宝塔状。抄录如下：
　　 穷
　　 工农
　　 可怜虫
　　 为人雇佣
　　 身在黑幕中
　　 不辨南北西东
　　 哪知是受人牢笼
　　 共产党是暮鼓晨钟
　　 唤醒世界上许多痴蒙
　　 才知衣食住靠我们劳动
　　 豪绅地主坐享天地也不容
　　 拿起镰刀斧头向前勇敢冲锋
　　 杀开一条血路遍地赤色血染红
　　 根本推翻旧社会让我们做主人翁
　　 无国家无买卖无战争实现世界大同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共产主义革命始成功
　　在省委会遗址，我像发现了革命的宝藏，以极大的兴趣追踪革命者的遗迹。那几天几乎所有的时间我都泡在这里。我抄录了“工农革命军歌”（用的是“苏武牧羊”的曲调）。抄录了第一次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标语、十大纪律、士兵十愿、革命条令，还有一份珍贵的革命老人崔声棋写的革命回忆录。洪湖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听不完，抄不完。
　　西工大的学生已经决定到了岳阳后就返校，因为满街都贴着中央的命令：全国串联的学生应在１２月２０日前返回原地“复课闹革命”，应届毕业生接受毕业分配。我很想多在洪湖停留几天，充分、深入地了解当年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兴衰史。和小姣商量，她不想多呆，只好作罢。
　　
　　22火药味
　　各路在此停留的长征队请一个老赤卫队员黄小炎和一个叫蔡必伍的长征老红军给我们讲革命故事。还是听不太懂。老红军讲到兴头上，似乎在讲贺龙洗脚的什么事，孩子们笑得东倒西歪，一位报告会的组织者，某长征队的红卫兵，请他暂停，用普通话对大家说：“请大家注意，他们的讲话有观点性问题，津津乐道红军中的阴暗面和枝节问题。我们在听时，一定要加强阶级斗争的观点，运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分析地听，批判地听。”轻松了多天之后，又闻到了火药味。我为那几个老革命捏了一把汗，生怕革命传统教育会突然变成斗争会。在北京，前一分钟还在革别人的命，后一分钟就被别人革了命，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而那几个老革命，并非真想给红军抹黑，不过是客观地叙述事实，讲了真话。
　　
　　23血染的稻田
　　我们去参观当年贺龙的队伍打了胜仗举行庆功会的场子。带路人告诉我们：这就是当年贺龙讲演的台子，这就是摆放缴获的三千支枪的地方。我们又被带到当年白匪军屠杀革命者的刑场。这是一片稻田，稻苗已经绿油油的，田埂上头罩兰帕，腰系花围裙的妇女挑着担子来来往往。就在这片稻田里，三十多年前，曾经在一个早上就有七十多个革命者被白军残害，有本乡的，也有外乡不知名的革命者。他们被白匪推进稻田，然后被残忍地用牛拉犁耕过他们的身体。他们牺牲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怒视白匪刽子手喊道：“二十年以后再见！”鲜血染红了整个稻田，整个山坡。革命失败了，根据地被彻底摧毁。
　　
　　24杀人魔王夏曦
　　为什么湘鄂西根据地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瞿家湾的人们印象最深的，还不是洪湖地区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斗争，而是极“左”路线。老红军们至今谈起当年的“左”倾主义路线还是痛彻心腑。在瞿家湾听到最多的一个名字还不是贺龙，而是“夏曦”——不是英雄，没有赞扬，有的只是同仇敌忾的谴责——一个杀人魔王，一个共产党杀人狂。就是他，导致了红军和根据地的覆灭。
　　夏曦是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一个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忠实的执行者。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四年间在湘鄂西地区疯狂地搞了四次“肃反”，清除 “改组派”（ 所谓的混入共产党内的国民党反动派。当时正是斯大林在苏共党内进行大清洗的时候，中国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当仁不让地紧跟上，），杀人无数。老人们说：他们半夜里偷偷摸进革命者的家，一个黑口袋套在头上，不由分说，拉出去就给干掉，或者活着就石沉洪湖。一时间从苏区中央的领导到红军中排长以上的干部几千人全部都被当作“改组派”杀死，换上了一批没有战斗经验的新人。白匪乘机进攻时，这些干部毫无经验，一打仗就吃败仗，很快革命惨遭失败，红三军断送在他的手中，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落入国民党之手。
　　最为讽刺的是夏曦最信任和重用的肃反委员会委员兼政治保卫总局局长（同时也是他的亲戚）原来是一个国民党的奸细。他像疯狗一样，指认所有的共产党和红军干部为“改组派”，然后不经审查，立刻抓起来杀掉，直到一九三四年才被揭发出来。似乎是为了挽回颜面，夏曦杀“改组派”的仍然继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数万人的红三军只剩下两个团的兵力。
　　
　　25最大最粗的反动路线
　　我被这些事情深深震惊，震撼。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斗争不仅仅是和敌人，还有一种斗争在革命队伍中进行，叫做路线的斗争，其严峻性甚至不亚于和敌人的斗争，而且一旦错误路线占上风，它对革命的破坏力，比敌人的进攻要大上几倍几十倍。过去学党史时也知道王明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但是远没有在洪湖地区听到的那么具体，那么详细，那么血淋淋。
　　我当时在日记上记下了感想：“战争时期多少优秀的人民的儿子牺牲于错误路线之下，今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依然存在，如不彻底批判，二十年后迟早要出现人头落地的现象。”但是什么是“当前的错误路线”，全国人民都蒙在鼓里。那么向往革命的我怎么会想到，报纸上天天口口声声批判的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中最大最粗的一条正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从头至尾就是在一条错误路线的指挥下行动。
　　
　　在这里我看到了如下一些问题：一，中共成立后不久，就开始了对自己人的清剿，一九三零年，几万名红军和根据地内的革命群众被当做“AB团”惨遭杀害。一九三一年闽西革命根据地6000多红军被当做“社会民主党分子”杀害。据一九九一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 AB团被害7万多人、社会民主党6352 人、改组派2万多人。这是否缩减了的数字，据萧克将军回忆录记载，中央苏区肃反累计屠杀了10万红军。
　　比如江西苏区。这和后来柬埔寨的波尔布特追随毛泽东的极左政策，大肆屠杀知识分子何其相似乃尔
　　
　　26红烧野鸭
　　在瞿家湾，地方政府招待全体串联红卫兵吃了一顿红烧洪湖野鸭。接待站前面的街上摆了长长一溜桌椅，围坐着串联的孩子，一人一碗红烧野鸭。几个当地的青年一边热情地给我们添饭添菜，一边站在桌旁高诵毛主席语录，表演湖北渔鼓，眼睛里流露出发自内心的热情和真诚。这种眼神在文革以后再也找不到看不见了。
　　
　　27横断山，路难行
　　离开瞿家湾的前一天，下了一天雨。晚上在接待站我们和其他的长征队开了一个联欢会，我和小姣唱了一支歌，长征组歌里的《入云南》：“横断山，路难行……”这是组歌中我最喜欢的一首。
　　好久没有唱这支歌了，自从那次遭到红卫兵的严厉斥责后。
　　文革初期，我们的教师宿舍楼被红卫兵把守和梭巡，一次我在楼道里哼了一句：“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来水似银……”我就喜欢这头几句。其它组曲不同，这几句最为抒情，曲调悠长旷远，还带着几分凄清悲凉。我曾奇怪，在节奏那么铿锵辉煌的长征歌曲中，怎么会出现这么抒情的调子。正唱着，忽然一个看守楼道的女红卫兵大喝一声：“闭嘴！你配唱革命歌曲吗？唱得软绵绵的，你少糟蹋革命歌曲！”接着，她放开嗓门大声唱道：“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来水似银……”唱得斩钉截铁，气冲霄汉。实在话，那女孩子的嗓音真是漂亮，但不适合唱这支歌。
　　我从此也不再唱这支歌，不是怕，是没了心情。
　　现在我终于可以放声歌唱，再也不必担心有红卫兵粗暴的禁止和斥骂了。
　　
　　28独行侠铁柱
　　那天晚上，又遇到了一件巧事。
　　我和小姣从我们住的阁楼上下来到厅堂烤火，那里生着一个火盆，驱赶冬天的寒湿。只见进来一个俊美青年，皮肤白里透红，高鼻梁，眉眼端秀，身材修长。他头带一个大斗笠，浑身湿透，裤脚挽得高高的，如长腿鹭鸶。我觉得他眼熟，仔细一看竟是幼儿园时代的小朋友铁柱，萧铁柱，萧乾和其英国夫人的孩子。他小时候很调皮，我也调皮，跟他很玩得到一起。出了幼儿园没有太多来往，但因他爸爸和我爸爸是同事，在一些春节联欢会团拜会上常能见面，所以还互相认识。我惊奇地叫道：“铁柱！”他竟然也能回答：“海鸥！”。
　　铁柱已经独自去了福建的宁化清流归化和江西的井冈山等革命根据地，又步行走到此地，他还准备徒步到广西穿越国境参加抗美援越。我佩服得不得了，真想和他一起去，但是我一向在男孩子面前缺乏自信和冲劲，还有小姣怎么办？只好自己在心里暗下决心，我也要去越南。
　　第二天一早铁柱独自走了。九十年代我在报纸上看到关于萧乾一家人的报道，说萧铁柱一生都是一个独行侠，文革时自己到处行走，还去了西藏，现在又走到英国，在英国某大学担任教授，至今独身。
　　
　　29过桥
　　离开瞿家湾我们冒雨走了一天。
　　行军中最害怕的是过桥。洪湖地区到处是水塘河叉，三五步便有一座桥。有石桥木桥竹桥水泥桥。桥有宽有窄有长有短有高有低，我一辈子也没走过那么多桥。多数桥窄小没有扶手，最恐怖的就是过这种桥，走在上面，小桥颤颤巍巍，看着下面，流水忽忽悠悠，再加上天阴雨湿路滑，心都提到嘴上来了。
　　今天过了一座桥一辈子也忘不了——一个梯形竹桥，高架在水面上，水面挺宽，桥身不短。那桥面由三四根粗竹子捆绑而成，加起来宽不过四五十公分。因是竹子，圆滚滚的不平，加上天又小雨，得有十二分的胆量才能过得去。桥两边聚集了很多等待过桥的长征队。因为桥窄，人们过桥速度非常慢。有的人横握着队旗或持一根长杆以保持平衡，象走钢丝一样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有的人匍匐桥上，双手拉着桥身带动身体往前，我呢，是双腿挎着桥面,坐着用屁股蹭过桥的，顾不上裤子被雨水浸透，如尿湿了一般。
　　晚上在郭铺公社落脚时，问当地人，瞿家湾离此地有多远，答曰：１５里。不知是我们鬼打墙原地兜了圈子，还是当地人缺乏“里”的概念。
　　
　　30丰盛的糖衣炮弹
　　在朱河，我们受到了贵客般的招待。当地领导摆了一桌桌丰盛的菜肴，有鱼有肉有鸡鸭，好多天没有吃这么好的东西了，坐在桌边已经馋得涎水暗暗直流。可是刚刚拿起筷子，在饭桌上有一个红卫兵头头站起来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严防走资派用糖衣炮弹拉拢腐蚀红卫兵的警告。准备了那么好饭菜的“走资派”尴尴尬尬地点头，真让人同情。警告是警告，并不妨碍大家包括红卫兵自己把盛宴吃光。
　　这个地方距岳阳已经不到一百里地了，越是接近大中城市，火药味越浓起来。
　　
　　31极限
　　到达岳阳的前一天，我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一路上主要是吃坚硬的红米饭和咸辣萝卜干，胃痛吐酸水。加上前一天夜里大雨瓢泼，第二天在一片大洼地中走了一天，泥泞，路滑，雨湿。脚上的水泡被雨水和泥水浸泡后发炎溃烂，疼得几乎无法落地走路。晚上，我们在白螺公社落脚，睡在一个树枝或稻草编织的房子里。我的脚疼得钻心，一夜不能入睡，在床上翻来翻去，忍不住大声呻吟。墙是荆条作的，可以看见隔壁的房间透出的灯光。那屋有一男一女说了一宿情话。女的莺声燕语，男的呢呢喃喃，两人一会说一会笑，一会打情骂俏，灯光亮了一宿，我十分好奇两个人在做什么，从缝隙望过去，有蚊帐挡着，什么也看不见，只好继续哼哼自己的。
　　
　　32解手
　　最后一天，还有几十里地就到岳阳市，前面是波澜壮阔的长江。我们坐着木船，由艄公把我们运载过江。下了船，刚走两步，听见後面传来哗哗的声音，回头一看，艄公们正举着长长的家伙对江水撒尿，吓得我赶紧转身。
　　说起解手，农村的厕所不分男女，进去前先喊一声，里面有人咳嗽，便知是男是女已经占用。在路上还遇到过一个非常奇怪的厕所，我在门口喊了几声无人答应，就推门进去，却见已经有一老汉蹲在那里，埋着头纹丝不动。对进去的人不理不睬，眼皮都不动一下。厕所是一个大圆池子，中间是粪水，沿边突起供人蹲踩用。大家都是背对背，也就无所谓男女，不过屁股都是暴露在外面的。可能因为男女的屁股都差不多，所以农村人不觉得屁股象前面的部分一样需要遮掩。妹妹后来在山西插队说，农民在地里干活，想解手了，就往前走几步解开裤子就撒，女人也是如此，把白花花的大屁股对着劳作的人们。
　　
　　33长征队解散了
　　走了二十几天，终于到达湖南省的岳阳市了。
　　我们的长征队在岳阳解散了。西工大的人急于返校听候毕业分配，已经是人心涣散。我们和他们开了最后一次会——话别（步行串联一来，他们每天晚上都要开会学习总结，特别自觉）。这么多天，我们和西工大的学生处得很好（前面忘记说了，他们都是男生），这些二十四五岁的北方农村人，朴实，吃苦耐劳，高高大大，像墙一样保护着我和小姣。路上常常把我们的行李抢去背着，有时整整一天我们都是空着手走路的。他们一边走一边给我们说笑话，一路笑着也就不累了。有时候光顾了笑，就能在泥地上滑一大跤。有一个个子很高的农村人，穿一身黑色棉袄棉裤，带一个黑棉帽，身材高而匀称。只要一休息，他就拿出一个笛子呜呜地吹，我和小姣私下里叫他“黑管”。
　　我把他们的名字都记在了我的日记本以志纪念：队长傅瑞亭（网上搜了一下，发现他现在竟是个名人了）、副队长孙寅贵、队员顾殿增、刘英克、霍维雄、刘福兴、王福庆、杨东钦、申以正、彭明献、钟成道。
　　
　　34天下第一巧
　　一到岳阳我就病倒了，胃疼呕吐，卧床（实际上是躺在地上的稻草上）不起。第二天早上嘔吐了几次，才觉得胃舒服了一点。
　　下午感觉身体好多了，就和小姣出门看看市容。一出门又遇上了天下不能再有的巧事——我们看见了小姣的弟弟！原来小姣的妈妈在北京始终得不到我们的消息，急坏了，就让小姣的弟弟出来寻找我们。她妈妈真是急了眼，那不等于大海捞针吗。她弟弟在沿着京广铁路线的几个大中小城市里的接待站一一寻找，已经找了好多天。在碰见我们的那天来到岳阳，已经找了几个接待站，正要进入我们的接待站，就在门口碰上了我们。简直是不可思议，中国这么大地方，人海茫茫，竟能在这个陌生的小地方这一个时刻把针捞上来了！早半分钟都会错过碰面的机会，这只能说是上天的安排。我们三人又惊又喜，一起去参观了岳阳楼。到了岳阳，由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而出名的岳阳楼是一定要看的。
　　三十多年后，小姣还在说，我弟弟对你印象可深了，每次见面都要提到那次岳阳偶遇：“刘海鸥破衣烂衫，拄着一根拐杖，象个叫化子。”我们那时就是这个形象，没有人觉得奇怪。
　　我们在车站等了近一天，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回京后小姣告诉我她身上长了虱子，她妈妈把她剥光按在澡盆里，彻彻底地地洗个干净。她带回来的衣服被子都煮了又煮。可我的身上没有发现长虱子。
　　这次步行串联的二十多天，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三、一月风暴
　　重庆——贵阳——桂林——长沙——韶山——武汉——郑州——石家庄
　　
　　1走与工人结合的道路
　　一月份，从上海开始首先掀起了“一月风暴”夺权革命。上海的工人阶级夺取了省委公安厅公安局报社电台市委等国家部门的政权。后来的“四人帮”成员之一王洪文就是在这时由一个工厂保卫科的干部变成造反派头头，从此走上政治舞台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热情支持，继而夺权的风暴席卷全国。北京各大院校的学生又纷纷出动去全国各地支持造反派夺权。
　　我心痒痒的不行，摩拳擦掌要参加这场伟大的革命风暴。我对夺权没有兴趣，我要趁此大好良机到工厂走和工人结合的道路，再也不当什么老师了。
　　
　　2又出发了
　　我已经记不清从哪里得知的找火车票的门路——找上访的外地工人搞票。文革中各个单位都分化成了两大派——造反派和保守派。其中受压的一派纷纷跑到北京向中央告状。各部委各大院校都住满了上京告状的外地人。中央巴不得他们赶快回去，返程票特别容易得到。我跑到纺织工业部，和那里来京上访的贵阳纺织厂的女工联系上了，她们非常欢迎我们去她们工厂支持造反派，正好第二天她们就要离京返黔。我们仓促地和她们一起离开了北京（在北京站等了一天半，没有车票，混上火车的）。和我一同走的有我的三妹和四妹，还有他们的同学，同学的姐姐和姐姐的同学。
　　妈妈非常支持我们的行动，她的想法是，在贵阳找一个工厂，找一份工作，当一个工人，就此安定下来。不要再回北京了。我呢，走着瞧，喜欢就留，不喜欢就溜。
　　
　　3“保皇派”
　　我们走的是成渝铁路，历时五十六小时，在车上我们认识了许多上京告状的重庆工人战斗军。他们因为不赞成打倒工厂和省市领导而被斥为“保皇派”。一群北碚的工人围在我们“北京红卫兵”的身边，其中一个工人小周字字血声声泪地给我们讲述造反派“八一五”如何制造“一二四”惨案，打死打伤他们的工人，他们如何冒着生命危险逃出来上京求援。小周和其他工人热切地希望我们能到他们的工厂去帮助他们搞文化革命。我不了解情况，没法表态。我出来是一心一意要支持造反派的，但是这些“老保”看起来是十分可爱的工人，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党团员、五好工人、劳动模范、复员军人、老工人。相反各地造反派的共同特点是落后分子、刺头、调皮捣蛋、二流子居多。我对他们既同情又惋惜，我认为他们对党和毛主席热爱的感情，成了顽固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根据。
　　下车后小周们依依不舍地和我们告别，一再叮嘱，到我们厂来啊。更让我心里矛盾。
　　
　　4越来越糊涂
　　人人都说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方的。究竟谁是对的？我又学习了１９６７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社论指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最重要的阴谋诡计，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暗中组织和操纵一些受他们蒙蔽的群众和群众组织，压制革命，保护自己，挑起武斗，企图制造混乱。他们还散布谣言，颠倒黑白，把他们暗中所作的这些坏事，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上给革命派戴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他们妄图继续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指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社论的矛头明显地指向各级领导。读了这段社论，我似乎对文化革命更加理解了。而事实上，我及全国人民被这样的煽动弄得更糊涂，谁也不懂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认为对方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自己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在这样的社论指引下，全国的文化革命从混乱走向混乱。
　　这个问题以及“一月风暴”，我也要在最后谈我现在的认识。
　　
　　
　　5去贵州
　　在重庆换车，贵阳车票暂时搞不到，我们也就留了下来，趁此机会去参观了沙坪坝的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渣滓洞。看到阴森的监狱，美式刑具，想着革命烈士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气魄，非常受教育。
　　几天以后，我们好不容易搞到了车票，乘上了开往贵阳的列车。火车在烟雨迷蒙的云贵高原上穿行，神妙迷人。风景实在是秀美！我曾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穿越过，在明秀的南岭与北江间行进过，在雄浑的黄土高原上奔驰过，在巍峨的秦岭山脉飞越过。我不断地感受着祖国的壮丽，并把这种感受化为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鼓舞着自己去做一些什么，此时此刻，我想的是尽快地走上与工人相结合的道路，把自己锻炼成一个铁骨红心的革命接班人，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6叱咤风云的北京学生
　　一九六七年１月２２日我们到达贵阳，住在南明区接待站。南明区接待站仍然挤满了串联的学生。几十人住在一个房子里，睡地铺。每天都吃同样的饭菜：粗米饭，辣子炒胡萝卜。本来我是最恨吃胡萝卜的，但辣味掩盖了胡萝卜的甜味和怪味，竟觉得很好吃，从那以后我接受了胡萝卜。
　　我们去了贵阳纺织厂，厂里已经有了北大的学生，他们建议我们去贵阳矿山机械厂，说那里还没有北京学生。在北京的大学生看来，他们的使命就是煽起文化大革命之风，点起文化大革命之火。帮助革命造反派夺权，所以每一个工厂都要有北京的学生。而在此地的人们看来，“毛主席身边来的人”就象钦差大使一样重要。一个几万人的群众组织都要请北京学生去做参谋。一个普通北京学生能够同时得到许多大会主席团位置的请柬。贵州日报的革命造反派甚至请北京学生做接管委员。
　　越是把我们抬得这么高，我的心里越是怵得不行。怕说错了话，给北京人丢脸，自己更丢脸。这还不是主要的，我在学校被学生整怕了，我总怀疑自己是反动的。我对自己一点自信也没有。
　　
　　7肯登攀战斗队
　　我们姐妹几个还是去了贵阳矿山机械厂。贵矿在离贵阳十几公里处，再下去就是著名风景区花溪，但我们自始至终也没有去过花溪，我们的心里只有革命。我们三个人为了壮声势并表示自己是正规的串联学生，约定不可暴露我们是姐妹。三妹因为长得不太像我和老四，保存自己的名字。老四长得和我太相象了，改名汪元。我们仨组织了一个战斗队，取名叫“肯登攀”，来自毛泽东的诗词中“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和当时那些“五洋捉鳖”、“九天揽月”之类名字比较起来，我们的名字不仅不张狂，简直不提气。
　　
　　8 点饭票
　　可笑的是，我们被安排在行政科，也可能是厂领导怕我们干扰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搅乱工厂的局面，也可能根本没瞧上我们这几个黄毛丫头。我心里也很自卑，我的基本思想就是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铲除脑子里一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工人面前我根本没有资格指手划脚。再者我们根本摸不清所谓斗争大方向，只知道要斗走资派，但谁是走资派呢？工厂的两大派就是根据对待当权派的态度划分的，互相指责对方保护的当权派是走资派。
　　贵阳的造反派和各地造反派一样，都已经实现横向联合，叫“红卫军”，各单位的造反派都是“红卫军”的分支。根据“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是由江青的中央文革直接控制的，指挥各省市夺权的总司令部，在各省市都有自己的联络站）介绍，“红卫军”是夺权的主力军。我们准备去支持矿山厂的红卫军的，但是到贵矿的第一天，就有消息从北京传来，“红卫军”的首领在北京被捕，中央的通告上说该组织的首领是反革命集团。这一下局面更复杂了，我们的脑子更混乱。
　　行政科的一个小科员或小科长对我们很客气，正经八百的向我们三人汇报厂里的“阶级斗争”情况。各个派别的工人对我们也很友好，我心里很为难，不知该表态支持谁。又怕一说话露出自己的幼稚无知，只能哼哼哈哈地表示要了解全面的情况。三妹和四妹似乎不大关心运动，只是听我指挥。
　　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行政科点粮票，在饭票上盖章，或者下厨房帮厨。行政科的科员们什么事也不干，整天围着火炉聊天，这样的工作让我们啼笑皆非。
　　
　　9当车工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将一无所获，就和科里的人说要下车间。在我的坚持下，我们三人终于下了车间。我和三妹做车工，四妹做铣工。一人跟一个师傅。我跟的那个女师傅很年轻漂亮傲气。是湖南人，她几乎不跟我说话，只让我站在她身边看。看了几天觉得十分无聊，就开始在车间里走动。有一个上海男青工，比较随意，和人自来熟，看我没事干，就让我开他的车床车零件。车零件是个高技术的活，零件在机器上转得飞快，然后把削刀慢慢对上去，丝毫都不能差。这个技术要经过无数次的实践才能掌握。我削了几个零件，当然都不合格。
　　我的女师傅看见我在别的床子上车零件，很不高兴，似乎是丢了她的面子。第二天上班，她说，你不是会车了吗，你来车吧。我推辞不过只好硬着头皮开机。她坐在一旁不再理我。我很紧张，怕出次活，想了一个主意，把削刀先对好零件，再开机器。这是违反操作规程的，可我不知道。机器一开，只听“叭”的一声，车刀的尖角就被打掉了。我知道打坏了一个车刀可是闯了大祸，心里怕得不行。女师傅什么也没说，接过机器，换了车刀，自己干起来，再也不理我。她心里一定说，什么都不懂，还想一步登天了？
　　
　　10看谁都可怜
　　我们在厂里呆了一个多月了，没有干什么真正的事情，最多就是和厂里其他的战斗组织和子弟学校的学生接触一下，从旁了解情况。由于北京三司是支持红卫军的，我也勉为其难地贴出一份大字报，支持红卫军，反对工人队伍中的托派（什么是托派，我当时并不明了，只把它当作“叛徒”的代名词）。其实反红卫军的那派工人对我们也很好，很信任我们，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大字报贴出以后，我觉得特别对不起那些工人，简直不好意思见到他们。
　　矿山厂领导干部集体表态后，我又贴出大字报，说走资派集体亮相是一个大阴谋，这是运动初期最常见的用语，其指导思想就是凡是领导都已经烂掉，都要打倒。而厂领导对我们一直恭恭敬敬，看不出谁像是坏人。我心里觉得那些“走资派” 很可怜。
　　我没有自己的观点，听谁说都觉得有理，对谁都同情。我甚至觉得如果在战争年代，严刑拷打我不会动摇，但是不能听敌人的花言巧语，只要一来软的，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给他们干事。我的敢拼敢闯的冲劲，和冷静理智的分析能力在文革之初，已被红卫兵的大棒狠狠打掉，而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时时刻刻都被自责所折磨。
　　现在想起来，那么混乱的一个时代，有多少人看清了形势呢。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天下本无事”的局面，文革凭白地生出许多事来，一般老百姓不明所以，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头脑清醒者，如遇罗克、张志新，却都遭到了杀戮之灾。“革命”最欢的人，实际上最不识时务，并且制造了最大的混乱。
　　
　　11又小资了
　　在工厂呆得尴尬，我喜欢的事是进城到省府路的三司（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联络站，看看文件小报，了解一下北京及全国各地运动进展的情况，或者参加他们的会议，听听他们的战略部署。
　　离开三司联络站还不想回去，就在街上转。我喜欢在小巷子里头穿行。走着走着，突然间就有一个窗子的窗帘布跳入眼帘。花布的图案是抽象的，以冷色为基调，加以一点暖色的协调搭配，与火红的年代那么不相协调。让人感到了浮躁中的清流，喧嚣中的沉静，还有一种挑战式的自清自美。
　　更加动人的是在狭窄的巷子里，经过某个低矮的小屋子，里面传出来小提琴的声音，不知是柴可夫斯基还是拉赫玛尼诺夫，这都不重要，那曲子钻进了听惯铿锵歌曲的耳朵，简直让人晕眩，心醉。它给了我一种温暖，一种哀伤的感动。我的心灵立时召回了那年久荒疏的记忆，我仿佛又置身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的充溢着小资产阶级味道的生活环境中。
　　当然也有完全相反的音乐和完全相反的感受。一次我观看贵阳红卫兵大专司令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文艺演出。唱的是《长征组歌》，还有《希望寄托在你身上》。听得我浑身热血沸腾，我深深地被他们的革命朝气所感染，心里汹涌着向上的冲动。
　　我在这两种感受中挣扎着，甚至觉得自己不可救药。
12还是吃最踏实
　　进城还有一个最大的享受：顺便在街上打打牙祭，吃一碗红油面，一毛钱一碗，素的，撒上油盐酱醋葱花炸黄豆，再浇上满满一勺辣椒油，面的表层被红红的油盖住，吃起来辣得鼻涕眼泪一起流。要不就是糯米饭团。把一团糯米饭铺在一块布上（布都成了棕黑的颜色），撒上糖，手托着布一攥，饭团出来了，可拿在手中吃，里面是糖芯，香甜糯口，五分一团。然后再买一两斤饼干带回去给妹妹们吃。
　　吃才是我们的节日。工厂食堂的菜很难吃，贵的菜我们也不敢买，生活费有限。但食堂有一种东西最好吃，“千层大花卷”，贵州人叫“脑髓卷”，二两一个，暄暄腾腾，竟有手掌那么大。层如纸薄，层与层之间被猪油浸透，夹着少许酥脆的油渣。捧在手上颤颤巍巍的，其形状和感觉都如脑髓，甜的，上面还点缀了红的绿的东西。我们爱吃得不得了，有时吃完一个不够过瘾，乘食堂没关门又跑回去再买一个。
　　心里总是摇摆不定的，只有吃才觉得最踏实。
　　
　　13赶摆
　　矿山厂地处农村，每逢五逢十便有集市，当地人把赶集叫赶摆。赶摆也是我们生活中小小的乐趣，在工厂后面走一段泥泞的道路后，有一块篮球场大小的地方就是集市了。那个年代物资乏匮不说，卖家中自产的东西还要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集上也就十几个人在卖货，都是身穿黑衣头裹黑布的少数民族老乡。货物的品种也很少，无非是些青菜辣椒玉米鸡蛋等最基本的食品，一点我们想吃的东西都没有，但是我们总是抱点希望去赶摆，看能不能找到一点新鲜东西。
　　
　　14听对歌
　　厂里有一些小学徒工，都是从农村招来的少数民族，绝大多数是布依族。一个学徒告诉我们他们晚上从来不睡觉，唱一宿对歌。我只在《刘三姐》中听过对歌，十分好奇，和他约了去听歌。一天晚上，学徒带我们到他的宿舍去听唱歌。宿舍里只有十几张上下床，床上除了稻草什么铺盖都没有。我十分惊奇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屋子里男青年坐一边，女青年坐一边，推托了一下就开始唱起来。一点也听不懂他们唱的是什么，他们有人还给我解释都是些阿哥阿妹的情歌，以天上飞鸟地上走兽类比人间爱情。可是听上去很让我失望，曲调根本不象电影里那么优美，没腔没调如念经一般。我知道艺术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但是艺术和现实有那么大的差距吗？我对艺术的真实性十分怀疑。我坐了一会就走了，那些年轻人还要唱整整一晚上。
　　
　　15穿帮
　　我们宿舍里住进来两个华南工学院的女生，也是参加工厂夺权的。他们整天用广东话嘀嘀咕咕讲工厂的情况。我们常常支起耳朵听他们在讲些什么。有一天她们忽然想起什么，问我们，你们听得懂广东话吗？我们忙说根本听不懂，妈妈是广东人，我们当然听得懂。然后她们用广东话说：“这三个人长得好象呀，好象姐妹一样。”我们听了偷笑，但也觉得我们快混不下去了。
　　中央号召中小学生回校“复课闹革命”。家中来信催我们回去。妹妹们在贵州也呆烦了。贵州历来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恶名。确实如此。在这里我真正明白了什么叫牛毛细雨，几乎看不到雨滴，一会儿身上就湿透了。天天下雨，下得人心烦。天气又湿又冷，洗的衣服一个星期都晾不干，竟都生了绿色的霉点。饭菜又辣，三妹总是胃疼。妹妹们毫不犹豫回了北京，我想起师院附中就讨厌，独自留下了。
　　
　　16邮政佳话
　　四妹的社交能力很强，认识了一堆子校的小孩子，他们很崇拜北京来的四妹，有一个小女孩总是跟着她。四妹回京后，收到了这个小女孩给他的信，信封上歪歪扭扭，言简意赅地写了八个字：“北京，东寺，陕道，汪元”，还没有贴邮票。这个地址，别说老北京，再往上捣一百年，老祖宗们也得摇头，“没听说过”。可不是吗，我们家住在“北京东四隆福寺崔府夹道１６号”。除了“北京”俩字对，没一个对的，还没有门牌号码，还查无此人。这应该算死信了吧？可是邮局就凭这么一个子虚乌有的地址把信准确如期地送到了我的家里。文革虽乱，但是人们工作的责任心还按照惯性保持着（我说惯性，是因为越往后越糟糕）。这件事成为我家传诵的邮递员工作的一段佳话，几十年后爸爸妈妈还常提起此事，认为是奇迹。
　　四妹看到这一段给我写道：（下面是四妹写的）
　　“陕道”姑娘的信里边让我给她买一条“武装带”，就是草绿色帆布腰带，带金属扣的那种，我记得我挺不情愿的，我不挣钱，还要花钱。后来还是买了，去东四邮局邮寄，旁边有个人跟我搭话，问我往哪寄，我说贵阳，他说他正好要去贵阳，可以帮我捎过去。我这没心眼不设防的傻瓜就把腰带交给他了，后来我去信问那个女孩（我一点不记得那个女孩叫什么名字了），她说没收到，气死我了，知道上当了。
　　
　　17橡胶厂的红小兵
　　我通过三司联络站，联系了贵阳橡胶厂，独自去那里搞“调查研究”。矿山厂我不想再待了，觉得待了二十多天一直也没表态，再表态弄得自己更被动。和工人师傅相处也没有什么好表现，干脆换个地方重打鼓另开张。
　　在橡胶厂也是无所作为，和一群妇女一起工作，聊天。我只记得橡胶厂的伙食比矿山厂的好。
　　只有一件事忘不了，一个小孩，因为人人嘴里称颂，简直捧成了神童。这个家属的孩子傅小兵，才八九岁，就已是厂里学毛著的标兵。他可以一字不落地背出“老三篇”及小“红宝书”上的任何语录，还到处做好事，讲像大人一样的话，有的时候跑到我在的车间讲一通革命话。他是橡胶厂的一个骄傲，被带到各处开讲用会。我却觉得不可思议，这麽小的孩子，他的理解力从何而来？而那么大一个厂子，就心甘情愿地被一个小孩子代了表？
　　
　　18给毛主席写信
　　在橡胶厂我认识了一个战斗队叫“五湖四海”，成员主要是广西的学生。通过和他们交谈得知他们准备去越南参加“抗美援越”。他们说有很多人已经过去了，留在那里参加了解放军。
　　去越南打仗正是我一心向往的，文革前《像他那样生活——阮文追烈士》、《南方来信》这些越南抗击美的的书籍几乎人手一册，有一出大型歌舞剧“椰林怒火”里面的歌脍炙人口“眼望着北方的天，北方的天空阳光灿，盼呦盼，盼呦盼，红旗快快插遍全越南，插遍全越南。”我们青年的心早已被扇乎得恨不能立即奔赴越南前线。文革是一个机会。很多青年用各种方法越过边境去了越南。（后来得知，少数人留在越南打仗，多数人被越南遣返，而误入缅甸国境的则加入了缅共游击队，牺牲或者升迁。）
　　我决定和“五湖四海”一同去。但是我担心我是老师身份，边防会让我过去吗？想来想去，决定给毛主席写一封信。我满怀豪情地提笔，用当时流行的文革语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一千个请求，一万个请求，请批准我暂离教育战线，开赴越南前线！请批准我进入越南与英勇的越南人民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最最敬爱的毛主席，请您放心地让我去吧。我们一定让您的思想光辉照亮越南，照亮全世界各个角落。我一定把中国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带到越南，带到全世界……”写了几千字。寄出去了（现在再看这封信，惭愧呀，怎么那么愚蠢）。
　　过了没两天，“五湖四海”之中几个人打了退堂鼓，不去越南了。再过几天又有人退出，最后就剩下我和一个铁杆广西小女孩刘兰芳，可是和这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走一点安全感也没有。我犹豫多天，想来想去，也下决心不去了。
　　再待下去已经没什么意思了，我搞了一张慢车票离开了贵阳。我走的是南线，即经广西到湖南再北上，我准备一路访问沿途各大城市了解文革情况。
　　
　　19 忘记了青春
　　第一站是桂林。天正下雨，我去游览了一下七星岩，南方的钟乳石洞早就闻名，但我的心思并不在此，岩洞里几乎没有什么人，我草草转了一圈，就算是到过全国闻名的七星岩了。
　　住在桂林的一个小旅馆，看见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子手牵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也开了旅馆的一个房间。他们穿的都是当时最流行的发白的军装，男的小平头，女的梳着小短辫。两个人的气质一看就是干部子弟，即朝气又傲岸，还因有了那么一层关系，有一点暧昧和兴奋，还有一点玩世不恭神气。我看着他们的背影，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味道，嫉妒？羡慕？那时的青少年，正在青春躁动期，没有学校的管束，又因父母失势而变得颓唐，和异性的随意交往成了他们生活中的最大安慰和乐趣。以我所受到的道德约束来看，这叫“乱搞”。我虽然不屑，却突然意识到我也是一个青春女孩，文革以来全忘记了，心被一阵强烈的孤独感紧紧攫住。
　　
　　20鞋丢了
　　在桂林呆了三天继续北上。在车站我遇到了几个扒车上京告状的四川学生，他们因为没有车票被赶下了火车，身上没钱没粮票，但也不打算回家。我留够了回程的饭钱和粮票，把剩下的钱粮都给了他们。
　　从衡阳转车到达长沙是中午时间，上街转转，发现全城都被反对“三司驻长沙联络站”的大字报盖满。原因是三司支持反动组织“湘江风雷”，充当他们的“狗头军师”，制造了一系列冲击军区的流血事件。想想在贵阳三司支持的是“红卫军”，在河南，在武汉，都是这一类的造反派组织。而且“造反派”里不少都是“地富反坏，牛鬼蛇神”。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应该好好思考，但是也想不出所以然来。
　　晚上就在长沙汽车站候车室里的长凳子上睡觉，打算第二天一早坐长途车去韶山朝拜。一觉醒来，放在地上的一双刚买的解放鞋不见了。幸亏旧的鞋子还没扔掉。
　　
　　21调动不出感情来
　　在湘潭韶山冲的毛泽东故居，一队队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在毛家大院前庄严宣誓忠于伟大的毛主席，在毛泽东纪念馆中诚惶诚恐地抄录毛泽东的书信手迹。我也挤在人群中抄录了几千字毛主席在不同时期写的读书笔记、信件广告、题词、社论等。可是我的感受没有我觉得应该感受的那么强烈，比如应该“心潮澎湃，激动无比”，应该“浮想联翩，奋发昂扬”，等等。我没有。我反省自己，我对毛主席的感情还不像工人贫下中农那么深厚，应该在今后的日子里继续改造资产阶级思想。
　　在当天的日记中我觉得我必须写点什么来纪念这个不平凡的日子，但是竟无话可写，只是空洞地写道：“应该像毛主席那样从小就立有革命的大志，祝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文化革命的实践和各地的见闻已经把我在运动初期对毛主席的感情化解了许多，我应该像保护革命火种一样保护这种感情。
　　
　　22内战爆发在即
　　从长沙到了武汉。还是上街看大字报。武汉全城正在批判《二八声明》，这是被“造反派”接管了的《长江日报》在二月八日发表的声明，提出“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此声明遭到占大多数的反“造反派”群众的谴责。两派的对立各自在军队的支持下一触即发。
　　中央已经提出了革命大联合的号召，指出，“现在革命不革命的标准是促成大联合还是制造分裂。有些地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纠集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利用左派内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挑动一些人冲击军区，打击真正的革命同志，从而达到他们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目的。对于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保守派组织是应该欢迎的，而非持打击排斥的态度。”
　　我的心里十分不安。为什么没有人听从中央的号召呢？
　　几十年后再看中央关于大联合号召，其本身就如一个大分裂的宣言书，蕴含着制造分裂的种种借口，因此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在后几个月里越演越烈，最后演化为全国大内战。
　　想起我在矿山厂和橡胶厂的态度，根本看不清形势，只是按照一条原则，“怀疑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因此凡造反的就支持。说我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不假，而毛泽东就是煽起和利用人们的小资狂热性，达到清除政敌，巩固自己政权的目的。
　　在郑州，也是同样的问题，军队介入，群众冲击军区。
　　
　　23星夜谒拜白求恩墓
　　到达石家庄时，夜里十二点。坐车多日，不是在火车上睡，就是在火车站睡。脏得不行了。车站的路边有卖洗脸水的，一个洗脸盆，一桶凉水，一两暖瓶热水，还有牙杯牙刷。五分钱洗一次。我在油腻腻的脸盆里洗了脸，当然不敢用他们的东西刷牙。
　　乘中间换车的一两个小时星夜谒拜白求恩墓，一路步行而去，陵园没有开门，心中惋惜。现在想起来，那时真是纯真虔诚。每到一地一定要访问革命烈士墓，汲取革命力量。
　　路上走了整整十天，终于回到了北京。
四、全国大内战
　　成都——昆明——版纳
　　
　　1我是叶公好龙吗？
　　在火车上我就已经在思考到了北京怎么办。串联前我在学校四面受敌，因为不愿受实习小组的领导他们在整我，因为出身不好学生把我当敌人，因为给校领导贴过大字报老师中的“保皇派”排斥我，因为不愿和“造反派”老师合伙他们也恨我。回学校后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我不断地在日记上写长篇的总结，反省，找原因，想跳出困境，但是整个国家的大方向就错了，我个人又能怎么样？
　　在家呆了几天，硬着头皮回学校了。学校已经“复课闹革命”，但也没有上课，老师学生都在学习中央文件，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学生中的“控诉”并不成功，学校里干部子弟多，派别又多，学生们在控诉会上或对立赌气，或起哄捣乱，或害怕沉默。我们老师也要下班和学生一起控诉，我又回到了我原来当班主任的初三六班，学生们对我还可以，好像半年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但我再也产生不出对学生的任何热情，勉强跟他们应酬。
　　老师们也在“控诉”，前一段被整的人控诉的矛头不是指向错误路线，而是指向整人的人，互相指责为敌人，进行着新的一轮人与人的战争。一时间我又糊涂了，到底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底什么是敌我界限。我不想参与他们，“控诉”什么东西。
　　实习小组的老师也搞得热火朝天，自诩为左派，组织了一个什么“反到底”战斗队，在老师中四面出击，兴致勃勃地打内战，搞分裂。看了那么多大场面，我对这些小儿科的游戏实在不感兴趣。
　　我远远地观望着，自己谴责着自己是观潮的机会主义者。我心里不安着：难道在这场震惊世界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一个中国青年仅仅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吗？我曾多么地盼望着一个洗清自己身上的污泥浊水的大革命啊！盼来了，我却又象葉公一样逃跑了。
　　我陷入消沉低落的情绪之中。
　　
　　2日记被毁掉了
　　1９６７年四月到年底的日记是我一生中最精彩的一本日记。
　　在日记本的扉页上，我抄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暴风雨所诞生》里的一段豪言壮语“当我们举起军刀，骑着骏马，冲向敌人的阵地……”具体的话语记不清了，只记得是豪情万丈的战斗宣言，并在我的头脑里永远留下了一个红军战士高举军刀起着战马冲往敌阵的英雄形象，和我当时的心情极其吻合，我渴望革命，渴望斗争。
　　在这本日记里已经没有了前几本日记中极端革命的口号式的篇章，也没有了不断反省自责的文字。日记里如实地记录了我的生活、我的真实感受和所见所闻。正因为如此，妈妈在偷看了我的日记后，胆战心惊地一页页撕碎，扔到抽水马桶里冲走。我发现后和她大闹，她说，“这样的日记后患无穷呀！”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日记还在，下面的回忆将会生动具体得多。
　　
　　3烽烟四起
　　在学校呆了没有两个月，外面的形势千变万化。由工人阶级夺权而引发的“造反派”和“保皇派”的斗争越演越烈，最后上升为武装斗争。各省市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各自横向联合成立了什么大联委，联合战斗军团之类。他们或冲击军区抢军火库，或得到军区的支持，用军队的步枪到大炮武装起来。武器不够的则自制土枪土炮和最原始的武器长矛。
　　北京也发生了许多大大小小规模的武斗，一天在北京市委门前，见一群北大学生抬着一个死尸，要求市委解决武斗问题。那尸首上覆盖一面红旗，上面零零星星地撒了一些小石子大的冰块，正值盛夏。市委根本没人过问，即使过问他们也控制不了局面。好在北京的武斗还是局部的，是在大学生中进行的。而地方上则发生了正规的大规模的全市性的武斗。先是听说武汉的造反派“百万雄师”和“工总”的冲突，死伤数百，血染长江。又听说成都的造反派“工人造反团及八二六”和“产业军”发生流血冲突，死伤万余。
　　许多学生尤其是大学生立即奔赴武斗地区，支持造反派。妹妹有一个同学在一零一中，和她的男朋友及一帮人到南昌支持“造反派”，参加武斗，抢夺枪支，结果男朋友被枪弹打死。听到这些消息，我又开始坐立不安，我太想经历这样的场面了。我们这一代是在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宣传和熏染中成长的。我常常遗憾自己没有赶上战争年代，现在烽烟四起，全面内战，我内心充满了参加战斗的渴望和激情。我并没有想过正义非正义或具体地去捍卫什么东西，只是一种对战斗的向往，一种狂热，一种新奇感。我决定马上出发，哪儿战斗最激烈去哪儿。
　　我还有一个远期计划，参加完武斗，直接奔赴越南战场。
　　
　　4那里流血去哪里
　　一九六七年五月初，四川成都发生了的造反派 “八二六”和拥护当权派（即保皇派）的“产业军”发生了激烈的流血冲突。传到北京的消息说十多万人参与武斗，死伤千余，还打死了北京区的红卫兵，保皇派占了上风。北京各校红卫兵听到消息纷纷派人去四川支持造反派。
　　我决定到刚刚发生大血战的成都去。我是一个散兵游勇，不在任何组织，但这挡不住奔赴“前线”的勇气。
　　老那与我同行。我们两人挺要好，都是北大附中毕业的，她在一班我在二班。她的性子里也有一些自由不羁的因子，但基本上还是胆小守规矩的，我费了很多唇舌才把她说动。她又约了在邮电学院上学的高中同学老韩，另外还有邮电学院的几个男女同学同去。老韩原来在北大附中是班上的团干部、班主席，学生会宣传部长。很有领导能力，工农出身，一身凛然正气的样子。老那很崇拜他，视如英雄靠山，但我一点也不喜欢他，总觉得他太一本正经，正经得有些不真实了。
　　
　　5又见熟人
　　在成都我们住进了四川大学。天正在下雨，成都的四月总是那种靡靡细雨的天气。我没有雨具，买了一个直径二尺的大斗笠，高挽裤脚，穿着一双草鞋，在川大校园里穿行。我特别喜欢这身打扮，如同红军一般，透着一股飒爽英姿。在外串联，我一直穿的是草鞋，几毛钱一双，晴旱都不怕。
　　巧的是天南地北竟总是能碰见熟人，迎面过来了打着雨伞的小李。他是爸爸老同学李昌伦的儿子，我去武汉时曾去他家造访，见过他一面。我和他寒暄了几句，他是一个人出来的，我觉得他人有一些孤僻，想不到他还对动荡生活有兴趣。
　　我们的宿舍就是教室，床是由课桌拼起来的。又发现同屋有一个熟脸，师院附中高二的女学生马XX，她是前劳动部长的女儿。她也是独行。这些干部子弟文革初起时个个都不可一世。后来父母都被揪出，便才知道落寞和悲观，也稍微平民化了一些。在水池洗脚时与她照面，她竟主动与我说了几句话，让我心里对她又升起一些同情感，她毕竟不像军干子弟那么狂傲野蛮和偏激。
　　
　　6风平浪静
　　成都的几场大规模武斗已经过去。中央在五月七日发出解决四川问题的声明，支持造反派“八二六”，“产业军”垮台了，从成都撤到农村，等待包围城市的那一天。
　　街上已经看不到什么武斗的迹象。午饭时，街上都是吃饭的女工，花衬衫，带袖套，腰上围着一个饭单（围裙），手拿一把巨大扁圆带把的搪瓷缸子，里面盛饭菜，三五成群坐在商店作坊门口，边吃边聊，似乎政治、斗争都与他们无关。只有满街的高音大喇叭里不断地播放着“八二六” 的派歌：“南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封信儿到北京，八二六战士想念亲人毛主席……”曲调借助一个藏**族民歌，调子很好听，听久了，也会唱了，经常不自觉地跟着喇叭唱，可是一唱到“八二六战士”就又咽回去了。谁知道“八二六”是个什么玩意儿。
　　象在任何城市一样，再心怀革命，也忘不了吃（我的最大弱点）。我在成都吃了赖汤圆——猪板油调的芝麻馅，油黑香糯。龙抄手——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馄饨，比北京淡而无味的“馄饨侯”不知好吃几十倍！还有夫妻肺片——撒了十几种调料，辣得痛快。以后的几十年上餐馆，凡有夫妻肺片一定叫一个，可是就是没有在成都吃的那个味好。
　　
　　解放军和解放军打起来了
　　
　　7支持“炮团”
　　看来成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活动余地，我们呆了几天继续往西南行走。经过贵州到达昆明。
　　五月中旬，我们到达了昆明。
　　一下火车，就沿路看大字报，一行人不约而同地站到了温和派“炮团”的立场上。昆明的造反派叫“八二三”，由于由昆明军区和省委的支持，他们控制着昆明以至整个云南的局面，非常地跋扈，多次挑起武斗，打击和压制另一派。满街高音大喇叭播放着他们的“派歌”： “葵花向太阳，战士心向党……”以后很长时间我都不再唱这支歌，从觉得充满了挑衅意味。大喇叭里还天天播放一首“八二三”自己编排骂“炮派”的歌：“四二六大杂烩，老保玩火来示威，棍棒绳索一大堆，矛头到底指向谁……”（指四月二十六日“炮派”举办的全市批刘邓陶大会）。歌的中间喊几句口号：“造得好来造得对！”（指造反派冲会场），云贵川一带的口音把“造”发“操”的声音，于是满大街就听见狂喊“操得好来操得对！”，我听了觉的十分滑稽。
　　对立派“炮团”则是较温和且有理有节的。炮派也有他们的派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我也不喜欢这支歌，觉得其中有些失败主义情绪，不提气。
　　我们借着邮电学院的关系，在昆明市邮电总局招待所安顿下来，然后即和首都红卫兵三司驻云南联络站挂钩，他们也都是支持炮团的。
　　
　　8夜送情报
　　我们的工作是收集和整理两派的活动和动向，向三司联络站汇报，据说他们是“通天”的。为了保密，还编了一些暗语，比如中央文革是“父亲”或“医生”，炮团派是“梅”，八二三派是“媳妇”，八二三所保的省委领导李成芳（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政委）是“孙子”。中央文革的四点指示是“四弟”。这样一份往上递送的情报就写成这样：“昨日在省体育馆传达父亲的四弟时，媳妇在孙子的操纵下，挑起了大规模的武斗，梅死伤三十五人，媳妇死伤情况不明。”
　　有一天夜晚，我们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是和原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之死有关系的。阎红彦死于一九六七年初，他的死始终是个迷。公开的结论是“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但是炮团一直怀疑阎之死并非自杀，而是与李成芳等人有直接关系的。那次的情报是炮团发现一个新的证据，需要立即送交中央。
　　三司联络站驻昆机构设在云南大学内，而中央文革信使员第二天一早就要回京汇报。已是夜间１２点多钟，大家还都在忙，我自报奋勇送情报。我骑了一辆自行车，是跟当地炮派借的。穿过阒无人迹的街道和树影摇曳的校园，没有任何畏惧，心里充满着神圣的使命感，觉得这和战争年代何其相似。找到了三司总部，那里仍然灯火通明，他们对一个女孩子连夜送情报很感动，答应马上递交中央。
9解放军打解放军
　　昆明是“抗美援越”的前沿，各种军事机构军事学校都在这里，军队也受到地方上文革的影响，裹挟了进来。武斗当时还不厉害，但是已见端倪。五月底的一天，我们接到解放军卫生学校的炮派报告，卫校的炮派在礼堂开大会，被八二三派包围，殴打侮辱护士学生。不给他们饭吃水喝已经有两天了，有些女生已经晕倒。连上厕所都不让去，他们只好在礼堂中，男生女生各围一圈，在中间解手。
　　听到消息，我和邮电学院的另一个女生立即赶赴现场。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包围正在解除。炮派学员已经“投降”。几 百个男女学员排着队，拉开距离，双手抱头作投降状，鱼贯地走出礼堂。卫校双方学生都穿军装，占了上风的八派背着枪，或拿着武器站在一旁押解，面目凶狠地吆三喝四。投降队伍一字长蛇，无声地行进，男生的脸上现出悲愤屈辱的表情，女生头发披散，脸上淌着泪。第一次看到“自己人”——解放军——“投降”，我和同去的女生都哭了。我们帮不了他们，能做的也就是观察，写材料，上报中央。
　　还有一次，我在街上行走，经过炮兵学校时，见一伙被八二三派关押的炮派学员正在集体翻墙逃跑，我站在街头观看，也觉得惊心动魄。我对解放军内部打仗感到很不安，我们早已经接受了解放军是钢铁长城这样的概念，如今钢铁长城也在分裂瓦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根本看不清形势，但是觉得动荡在越演越烈。
　　
　　
　　10一个叫“野”的男孩
　　同行的邮电学院学生中有一个叫郑野的男孩子。和我同岁，可是身材极其瘦小，几乎像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他永远穿一身黑色长衫，黑裤子，袖口和裤腿高高挽起，露出纤细的胳臂和腿，还有一双永不离脚的塑料凉鞋。他来自贵州某县的农村，原名就是一个农村中最常见最普通的名字，文革中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郑野，因为憧憬不羁的个性和自由狂放的生活方式。这已经使我心里暗暗佩服他，想想，一个贵州偏远地区的穷孩子，在火热朝天的革命时代，人人都改名为卫东、卫红、卫革时，他却改名为“野”，这需要有多么特立独行的性格。
　　郑野分析形势头头是道，既有思想和见地，感觉也很灵敏。他不偏激，更无当时工农兵干子弟的愚蠢的优越感。他出来和文革政治的关系不大，只是想了解社会民情。我和老那都很喜欢和他聊天，主要是听他讲。
　　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我们经过之处尽是要饭的，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有时我们在吃饭，一群人围着，伸出漆黑的手，让人无法下咽。我很烦，对郑野说要是换了我，宁愿饿死也不会向人家屈膝乞讨。郑野的反应很激烈，没想到他是如此的愤怒。他谴责道，你知道什么叫饿吗？你们城市人养尊处优，过着小姐一样的生活，从来就没有挨过饿。你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饥饿的滋味，才说出这样的风凉话来。当一个人饿的忍耐力达到了他的生理极限，求生的欲望是第一位的，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你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生活，也不懂得什么是同情心。我经受过饥饿，如果我饿极了，我是会去要饭的。而你们到了那时候也不会保住你所谓的尊严的。这一席话说得我很惭愧，我对这个农民的儿子越发地敬重起来。
　　在昆明我和老那总与郑野在一起，我甚至喜欢上他了，老那也好像很喜欢他。郑野似乎更喜欢和老那在一起，这让我心里有些嫉妒。后来他俩一同先行回北京了，我虽心有不舍，但为了自己抗美援越的理想还是单独留下来了。两个月后我回到北京，以为他俩的感情已经发展成熟了，问起老那，她悻悻地说，人家早有女朋友了。
　　
　　11不配穿军装
　　在昆明我们认识了许多当地的中学生，他们象小尾巴一样跟着我们，忠实地为我们跑腿送信，提供一切方便。有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叫杨崇寿非常热心，他是军卫校的子弟，母亲是军人服务社的一个打杂工人，好像是洗衣服或做饭的。小杨跟我们鞍前马后地跑，每天一早就到我们的驻地，跟我们去收集材料，为我们提供情报、带路、买东西、借自行车。我去过他家几次，受到了他和母亲的热情招待，留我在他家吃饭似乎是他最大的荣誉。他经常报告各处的运动动态，可是按照陈野的分析，觉得他们有些闭塞，受到视野和行动范围的限制，加上对形势的恐惧感，他们提供的情报总是有些主观色彩，因而夸大或危言耸听。
　　我朝思暮想的是有一件旧军装，我跟小杨说起过自己的愿望。小杨毫不迟疑地答应给我搞一件。他说，容易办到，因为武斗有一派离开学校，各个宿舍都有遗留的军服。几天后，他真给了我一件旧军装，洗的都发白了。这正是我想要的样式，我高兴极了，马上穿上。
　　老韩看见我穿着军装，问军服从哪里来的，我告诉他是杨崇寿送给我的。他说，你不应该要。不知道他是指我不应该从“老百姓”那里搞军装，还是我这种出身的人不配穿军装。
　　第二天我从外面回到住地，发现军装不见了。别人告诉我是老韩到我宿舍里拿走的。我跑去问他，他却装作不知道，含糊其辞地说，你就别穿了。我很生气，如果你觉得我不配穿，想没收或禁止我穿可以跟我挑明了说。为什么要偷偷地拿走偷偷地处理，还不敢承认呢？我对他的优越感和做事萎萎缩缩不光明磊落很为反感。不再服从他的领导，后来各走其道。
　　
　　12 家惠
　　还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几乎是形影不离地跟着我，从早到晚在我们那里。她叫吴家惠，是化工学校的学生。她是个漂亮的姑娘，圆脸，整齐浓密的眉毛，眼睛细长，眼神温柔。最有特点的是鼻子和嘴，鼻子高而挺直，鼻尖稍稍勾进去划出一个优美的线条。嘴小而丰满，轮廓分明，红红的润润的如一朵鲜花。从侧面看去，她的脸部轮廓的线条匀称而且完美。她的性格娴静，踏踏实实地做事，一点也不张扬，对我们这些“北京来的人”钦慕之至，言听计从，和小杨一样尽其所能帮助我们。
　　
　　13买手表
　　家惠的哥哥在建水当部队卫生员。她知道我一直想下专县，就建议我们去建水。而且跑到汽车运输公司联系了一辆去建水的卡车。家惠哥哥是一个相当英俊的小伙子，简直可以说是俊美秀气。他的相貌绝对是让姑娘心动的那种。可惜对我，他表现出太多的尊敬甚至是崇拜的样子，忽视了我的性别和年龄。在建水的其他战士都是这个态度，好像我是京城来的钦差大臣，对我毕恭毕敬。我的每一句话都像是在发号最高指示，弄得我简直不敢说话了。
　　我回北京后，收到这个部队的战士给我的信，有七八个人请我帮他们买手表，说让我先把钱垫上，请相信他们，等买到手表一定一定会把钱寄给我，信写得特真诚。我也相信他们，问题是我哪来的钱？父母当时只发生活费，钱加起来不够买一只手表。
　　
　　14燕子洞
　　后来卡车还要去个旧，把我们也带上了。路上司机带我们去看了一个燕子洞，那真是壮观。几十丈高的天井状的岩洞里，栖息着成千上万只燕子，叫声震天，一旦飞起来，黑压压遮天蔽日，在我们脚下，则是燕子粪堆积起来的土地。
　　
　　15串联地图
　　不久先是老那和郑野离昆明返北京。老那没有离家过那么长时间，早就呆不住了。然后韩锦华和那个女生也都撤回北京。我一个人留下来了。
　　北京同来的人都走光了以后，我就开始策划我的越南战场之行。还是小吴帮的忙，找运输公司的炮派联系了去云南边界的卡车，她也义无反顾地要和我一同上战场，我们就一道出发了。
　　我手里有一本串联地图，这是我出门时必备并且最喜爱的东西。那时在外跑的学生几乎人手一册。地图横长大开本，颜色很单纯，底子是白色的，只有黑棕红蓝几种线条。棕色勾出省界，和公路，红色是铁路，蓝色是河流，还有黑字。我每到一地，就画上一个圈。心满意足地看着圆圈越来越多，分布的范围越来越广，我的心越来越充实。
　　我的串联地图上，又多了一堆圈圈：滇池、晋宁、玉溪、新平、元江、墨江、宁洱、思茅、景洪。这是我这次行程所经过的地方。
　　
　　16年轻无畏
　　卡车没有运货，专门为我们开的。车上拉了十几个孩子，有几个是北京来的。我们都站在车斗里。车斗上有一个帆布蓬遮挡灰土。一路上红色土壤的干尘随气流的旋涡全都扑进车斗，又闷又呛。大家争着站在靠驾驶舱的地方，可以看风景，又不吃土。
　　车在山里行走了好几天，山高而险峻，公路崎岖，经常连续拐十几个U字形的死弯，与对面来车擦肩而过。司机开车还很野，开得飞快。在悬崖峭壁的路上，转弯时根本看不见对面来车，只是鸣喇叭探路，速度不减。司机说，他开惯了山路，有一次回北方探亲，在北方又平又直的公路上简直不会开车了。在路上经常可以看到对面山腰上横陈着从公路上翻下去的汽车残骸，卡车公共汽车小汽车，什么车都有。不过我却从来没有担心害怕过，到底是年轻。
　　
　　17贫穷
　　云南是少数民族集聚最多的省份。有一天汽车在大山里行走，正赶上是“赶摆日”，十岭八乡的农民挑着背着扛着顶着货物，沿着公路上集。赶集者几乎都是女人，而且都是少数民族，穿着各种不同民族的服装，虽然不似我们在电影和舞台上见到的那么崭新华丽，但也多姿多彩，真是好看。我们尽自己的知识数着：苗族、彝族、布依族、白族、纳西族、景颇族、侗族、傣族……，还有的叫不上来，从来也没有见过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聚集在一起。
　　一路上整体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穷，除了那天赶摆，沿途所见农民多是衣衫褴褛，灰头土脸。每个小县城或小镇子的主街上只有零零落落的几个商店，里面除了生活最基本的需用品外什么也没有。记得最清楚的是在墨江停车吃饭，墨江是一个小小破旧的县城（现在已经成为墨江市了），大约这个地区连年遭了什么水旱灾，满街全是逃荒的和要饭的。他们都是穿黑衣服，黑布盘头，女人黑短裙，黑绑腿。男人黑裤子，黑压压的一大片。这些人是彝族人，据说彝族有黑彝白彝两种，黑彝生活在山里，缺水，极少洗澡。白彝生活在水边，非常干净。我菜想这些人该是黑彝吧。在墨江吃饭，立刻被他们呼呼啦啦地围住，你还要小心护住你的吃的，一不留神东西就被抢走了。很多人受不了这个阵势，吃了几口就离开了，一群人立刻扑到剩下的食物上。
　　
　　18深山里的小饭馆
　　路上的吃饭给我留下了很深的记忆，汽车在没有人迹的山里转来转去，我们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正在盼望着吃饭，路边赫然跳出一家小饭馆，十分不起眼，木板房子歪歪斜斜，小得只有两三张桌子。司机和店老板早就认识，熟练地点菜上酒，我们也点自己喜爱的菜，有时是和司机一起吃。在等菜时，我就钻进他们的小厨房看他们切菜做饭，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那些菜的味道真好，回锅肉粉蒸肉山蘑丝瓜豌豆尖，大盘大碗，油盐酱醋辣椒放得足足的，色鲜味浓。路上，最喜欢的就是深山里公路转弯处突然跳入眼帘的的小饭馆了。
19松懈一下
　　越往南开，路面的条件越差，道路坎坷，路面被援越的坦克履带压得一棱棱的，车子咯楞楞地行进，颠簸得厉害，我晕车也越来越厉害。在到达的前一天，我的耐力已经到达了极限，恶心、不吃不喝，只能昏昏沉沉躺在车厢肮脏的地上，身上也盖了一层红色浮土。到了景洪下车走了没几步，就呕吐起来，吐完后觉得好多了。
　　行程四五天，终于到达了西双版纳的景洪。西是十的意思，双是二，版纳是州的意思，指这里有十二个州。比起内地来版纳好像是另一个世界，高脚竹楼在巨大的热带树木中露出边边角角，街上傣族女人头盘大髻，穿着薄纱紧身上衣，彩色长裙，袅袅娜娜地走路，个个如画中仙女。这是一个让人斗志完全松懈的地方。不过，经过了那么多的紧张生活，我也乐得这样放松一下。
　　
　　20游澜沧江
　　版纳的天气闷热，每天下午三点钟左右准有一场暴雨，雨过之后气温没有缓解，仍是闷热。好在澜沧江就穿过景洪镇，可以在江里游泳。镇子上的傣族男女常在江里洗澡。女人洗澡的方式很有味道，她们穿着衣服慢慢走入水中，随着水面的高度慢慢把纱龙一点点卷起来，卷得很技术，既不湿纱龙，又不泄春光。水过腰后将纱龙盘在头顶，洗浴出水后再按原路将纱龙慢慢放下。我借了一条纱龙，试着挽起入水，但是配合不好，纱龙很快就湿了，索性上身穿着衬衣，下身纱龙扑进水里。衣服兜水，游不起来。其实我根本就不会游泳，胆子却很大，在江里扑腾了好一阵才上岸来。不管怎样，我算是在澜沧江里游过泳了。
　　
　　21贝叶
　　在景洪认识了一个傣族小姑娘纳翠花，文革中改名叫纳志坚，她个子矮小，圆脸大眼睛，浑身上下都圆滚滚的，不像满街都可以看到的苗条细长的傣家姑娘。她跟我们很要好，带我们去了很多地方。
　　我们去了景洪最有名的佛教寺庙，那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堂皇漂亮的庙宇，现在却被外来的红卫兵造了反。佛像扳倒，佛器散了一地。地上铺满了抄着佛经的贝叶，不知道是傣文还是梵文。翠花说，拿吧拿吧，都快被人拿光了。我知道这是文物，不敢多拿，我拣了一片夹在日记里作纪念，保留至今。
　　
　　22竹楼和芒果
　　我们住在镇上一间招待所，（从昆明出来，我们的一切食宿都是自己花钱了。）我很想看看傣家的竹楼。纳翠花带我去她的大爷家，是一个典型的竹楼，下面养着猪，上面住人。楼上的地板是竹片编的，擦得光光亮亮的，屋里没有什么家具，空空荡荡。她的家人对我们十分客气，因为语言不通，我只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镇上有许多芒果树。我知道妈妈最爱吃芒果，想给她买一些。那时的芒果还是青绿，酸得倒牙，可是我还是打算买，也许放放就会熟的。纳翠花带我去了一家有芒果树的人家，从树上现摘，装满了我带的行军包（一个大的绿色帆布包），足有十几斤吧。这么一大包只收了我一元钱，可我当时还觉得很贵。我请正准备返回昆明的几个北京的男孩子先带到昆明，等他们回北京时，给我妈妈送去。我自己继续留在版纳，探听去越南的道路。
　　
　　23退堂鼓
　　打听了半天，听说有些人走八十里到中老边境的勐腊，先到老挝，再从老挝过境越南。又说边防哨看得很紧，抓到还好，抓不到在远处开枪打死你没商量，还说有些边防哨比较松的边境，要翻山越岭，穿密林荆棘，道路很难走。总之都是困难困难困难。看看我身边只有忠实的吴家惠小姑娘。想想还是算了，我已经没有了文革初期的那股闯劲了，现在的唯一目的是逃避师院附中的所谓“革命”，但不一定非要走越南这条路。我们决定打道回府。
　　傣族小姑娘纳翠花和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她送了我一张照片，是很庄重地在照相馆照的二寸黑白布纹纸像片。奇怪的是她穿了一身景颇族的服装，还带满了头饰。她的样子甜美可爱。
　　
　　24被丢弃的女孩
　　我们回昆明时，车上是一帮昆明的女学生。还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北京小女孩跟我们一起走。她说她叫刘海英，父亲是东海舰队的司令员。女孩很傲气，只和我说话，因为我是北京人，名字和她相似，我还告诉她我有一个姨父也在东海舰队。她对那几个昆明的女孩不理不睬，她们也不喜欢她。不久昆明的女孩们跟我说刘海英不诚实，编瞎话偷东西。她们丢了很多东西，认定是刘海英偷的。女孩们趁着她不在翻看她的提包，果然各自找到自己的东西，我的牙膏肥皂也在里面。女孩们还说她根本不像干部子女，问她什么都不知道。我问了她一些问题，比如海军大院在哪，海军司令员是谁，她都不知道。我过去在师院附中工作经常家访，还去过海军大院海军司令员周希汉家家访，所以知道一些。我们都不喜欢这个鬼鬼祟祟的女孩，决定把她甩掉。一天早上，我们早早地起来，趁她还在睡觉，登上卡车离开，把她一个人留在了大山里的小旅店。
　　后来想起那个被我们丢弃的女孩，心里总是不安。一个女孩子，恐怕是家中遭受了不幸，一个人出来游荡，也是很不容易的，为了生计不得已而撒谎偷东西也是情有可原的。却被我们丢弃在深山老林，虽然，每天过往的卡车很多，她搭车是容易的。但是反省自己的行为：那时侯我们都不懂得宽容，不仅没有宽容，内心还充满变本加厉的警觉和仇恨，正因人们多持有这种心态才会有文革中如此惨烈的大规模的自己人杀自己人。
　　
　　25一所县中学
　　回来的路上经过一个县（记不清是哪一个），我们下车参观了县城中学。学校很大，校舍竟是古旧的西洋式建筑，两层楼，阳台式走廊，石柱间是拱形顶相联。院中还有废弃不用的喷水池。我心中很惊异，这么偏远贫穷的地方竟然有这么像样的学校。这个学校起码有上百年的历史了，这应该追溯到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从某种角度来说，西方打开中国的大门应该也是好事情。
　　
　　27“高干子弟”
　　到了昆明见到了带芒果的北京男孩，问他芒果在哪里。那孩子嬉皮笑脸地说都吃掉了，还给我了一个空背包。我气得和他嚷嚷。他说，天那么热，都要坏了。再说芒果酸极了，一点都不好吃。我只好作罢。
　　在路上我认识了一个北京的大学生，叫李材，为人十分活络，在昆明混得人头很熟。他住在翠湖宾馆，那可是一个高级住处，宾馆被翠湖水包围着，房子是古代建筑式的，有廊有厦，雕梁画柱。李材帮我找了一个房间。
　　在宾馆住的还有一个北京某技校的学生，庄某，和高院三司联络站不搭界，在那里自己支起一摊什么司令部搞“革命”。这个住在最高级的宾馆里的光杆司令除了骗吃骗喝，不知道都在干些什么，身边还带着一个十五六岁贵阳的女孩子做秘书。庄某自称高干子弟。骗骗当地人还可以，让我这个在胡同里住了二十年的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北京的胡同串子，胡同对人的气质熏染是永远也无法遮盖的。庄某知道他的身份瞒不过我，对我非常防范，不让我住在宾馆。
　　实际上从版纳回昆明后，我已经没有兴趣再呆下去了，这时已经是七月份。天气燥热。我的嘴唇因为上火烂得一塌糊涂。我觉得需要回家休整一下了。忠实的小家惠还是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我决定带她到北京去玩。我们找了一辆卡车，从昆明搭车到贵阳。
　　庄某的贵阳女友倒是对我挺热情，知道我要取道贵阳回北京，还给了我她家的地址，让我到她家去住。
　　
　　28 借钱回京
　　在开往贵阳的路上，在一个水稻田边上，我看到了一具死尸，用草席裹着，露出两条腿，放在田埂上，在太阳底下暴晒。司机打听了一下，说刚刚两个生产队为了抢水引到自己的稻田，发生了械斗，打死了人。这种事在农村经常发生。
　　到了贵阳，因为中央早已发出停止串联的通告，到处也找不到免费吃住的接待站了。我们只好跑到庄某的女友家去住，她妈妈是卫生厅的干部，对我们还不错。免费车票也搞不到了。到火车站侦察了一番，看管也挺严，扒车很困难。只好买票吧，可是身上的钱已经不够。我问女孩的妈妈能否借我一些钱，她妈妈痛痛快快就给了我二十元。我千保证万保证到了北京一定奉还。她妈妈表示不用还了。我当然是要还的，这是我做人的原则，决不辜负别人对我的信任。
　　到了北京我立即汇款还钱，没几天收到了女孩妈妈的一封信，说她把钱借给我时就没打算我还会还的，想不到首都的红卫兵是这么诚实讲信用，信中千感谢万感谢，倒好像我借给她钱似的。
　　在收到这封信之前一两天有人来敲我家的门，是那个所谓的高干子弟庄某，他也回北京了，还带着贵州的女友。一到北京马上来我家讨回那笔借款。显然是女友妈妈告诉他们让他们来要的（估计那时还没收到我的汇款）。这些成年人的话真不可信。
　　我告诉他们钱已经寄往贵州，他们竟不肯相信，以为我赖帐。后来我收到了女孩子妈妈的感谢信，去庄某家给他们看。果然是住在小胡同的一个大杂院里，典型的贫民家庭。他的父母就是所有的胡同里都能遇到的坐在墙根的张大爷李大婶。他已经和那个贵阳女孩结婚了，一家人正在包饺子。贫民有什么可耻，非要装成高干子弟？我有些为那个女孩不值，而且女孩也太年轻了。
　　
　　29 杂技团的女孩
　　在北京家惠住在我家里。我带着她游览各公园名胜。后来我们又认识了一个云南杂技团的女孩小林，也是十五六岁，是演柔术叼花节目的。小林说他们团全体来上京告状（那时上京告状之风很盛行，一月风暴之后，公检法都被夺了权，由造反派掌握，事实上已经陷入瘫痪状态。两派殴斗，被压制的一方死伤了人，或者有什么其他冤情当地无法诉诸法律，就上京告状，如封建社会时一样。也难怪，当时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全都处于瘫痪状态）。他们住在北京杂技团，全团人一起住在一个排练厅里，都睡地下。我很奇怪，天那么热，男男女女的怎么睡在一起？
　　后来杂技团的人都回去了，小林还留在北京，我邀请她到我们家住。这个女孩七八岁就进了杂技团，在文艺团体呆贯了，只穿着三角裤和乳罩（演柔术时，也就穿这些），坦然地在我们家人面前走来走去。平时我们几个女孩不要说爸爸在家了，就是他不在家我们也都穿得整整齐齐。小林弄得爸爸极为尴尬。妈妈非常生气，觉得她轻贱，有意挑逗，对她态度很不好，简直要把她撵出去。我倒觉得小林很单纯，对她没有什么恶感，心里总担心妈妈什么时候跟她闹起来，直到她回昆明我才松了一口气。
　　
　　30 寻找家惠和小林
　　家惠和小林和我通了很长时间的信。后来逐渐断了。八十年代我还收到小林的来信，说离开了杂技团，结婚了嫁了一个白族的复员军人。后来又来信说，已经有了三个男孩，等等。
　　１９８６年我到云南昆明开会竟然找到了家惠和小林。那时家惠已经有一个女孩了，四五岁，长的很像她。她在一个幼儿园当会计。上山下乡那阵曾经到过农场，是一个模范铁姑娘。后来派她开推土机，从当年驾驶推土机的照片看来十分英勇、有气魄，像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或第一个火车司机田桂英那么帅气。家惠因为特别喜欢北京人（从认识我开始的），专门找了一个在昆明工作的北京人做丈夫。
　　家惠的哥哥到了八十年代已经是有名的美容医生，他在部队时常处理外伤。复员后扬长避短，作起了整容手术。生意火爆得很，许多境外华人慕名回国来找他整容。家惠力劝我让她哥哥给我做一个割眼袋的手术，说对我免费。我没有做。
　　小林早已离开了杂技团，在一个学院做工会干部，经常组织几个院校联合的交谊舞会。她带我去参加了一个舞会，她一个一个地带着那些想跳又找不到舞伴，或不好意思跳的男士跳舞，忙得团团转。她人一直是很正直热情的，妈妈当初看错了她。
　　家惠和小林的地址在刚到澳洲时就丢了，以后多次查找，也没有联系上。
　　２００２年我再次去云南，去之前我多次打电话到昆明各个学院查询小林的下落，找到了她就可以同时找到家惠。那些学院都升了级，改成了大学，人事干部也都是年轻人，又都不懂电话礼貌，只说一声“没得这个人”就挂了电话，根本不容你再多说一句。结果我一直没有再找到她们了。
　　
　　31开门两件事
　　最后关于云南还要讲一讲开门两件事。吃的和拉的。
　　无论在什么地方，吃饭对于我都很重要，而且记忆深刻。刚到昆明时在邮电局的食堂搭伙。主食顿顿米饭。菜只有一样可买――“莲花白”，名字听起来真不错，其实就是元白菜。莲花白是清水煮的，除了盐味，一点油星都没有，吃了几天就把肠子刮得干干净净。馋病犯了，我就悄悄跑出去买小吃。主要是吃米线，米线里有炸肉臊子，再加上红红的辣椒油，味道香浓，一毛一碗。还有一种凉面，记不住什么名字了，用小碗装，面细细的也就一箸，但上面的调料不下二十种，还有泼油辣子，酸咸鲜辣香酥脆，好吃极了。两毛五一碗，在当时来说是相当贵的，我只敢吃了一次。后来又发现住地附近有一个小面店，每天下午煮一锅清水排骨汤，只须两毛钱就可以买到一碗，小排骨装得满满的，熬得烂烂的，排骨汤又浓又香。我隔几天就要去吃一碗补充能量。我不敢告诉同行的人，既是干革命去了，怎么能那么贪图物质享受呢。
　　印象深刻的还有厕所。我们住的邮电招待所里竟然没有厕所，或是有也脏得不能插脚，以后多少年来，夜里我凡肚子不舒服就做世界上最肮脏厕所的梦。反正每天我们都要到街上的大公共厕所去解手。公厕真是令人恐怖，满地是蛆虫，在角落边沿处更是一团团的，吓人的是那些蛆都拖着一个尖尖的长尾巴，比身子还要长得多，这时我才知道什么叫“大尾巴蛆”。人蹲在那里，蛆虫就从脚面上爬上爬下。那真是对我的意志力的极大考验，我在世界上最害怕的一样东西就是肉虫子，每见肉虫，我会扔下手中的东西，尖叫逃跑，心中狂跳不已。但是那时我得忍着惊悚，蹲在肉蛆的包围中，不敢闭眼紧盯着蛆虫，不断地挪窝，谨防蛆虫爬上脚面。剩余的工夫，就是看着一些倒霉的蛆虫辛辛苦苦从茅坑底部沿壁爬上，眼看就要到地面了，又一头栽进坑底，这时才解了心头之恨。
五、武斗升级
　　乌鲁木齐——奎屯——乌苏
　　
　　1去新疆
　　七月份回到北京，根本不再去学校。一想到学校，就伴以去年不堪回首的记忆，就想到那些令人讨厌的人。
　　从六月份以后，全国的武斗越演越烈，已经发展为内战，听说重庆的武斗数万人参加，每人都持有步枪手榴弹等，还使用了几百门大炮。还听说武汉为庆祝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组织了大规模的横渡长江活动，被对立派潜在水中乱杀乱砍，死伤无数，江水都染红了。
　　听说新疆那边闹得凶，我心里又活泛起来。新疆非常吸引我，一是因为那里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武斗。前两个月在云贵川虽说有武斗，但是没有真正看到武斗的场面，没有真正经历过“腥风血雨”的“考验”，新疆又让我跃跃欲试。二是那里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他们不同于其他的少数民族，饶有异族风味，对他们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既感到神秘又感到浪漫。而最重要的是姐姐海燕在那里。家里人没日没夜地为她的没心没肺拼命三郎的性格担忧。
　　和每次出行一样，我去找外地上访人员搞火车票。那时全国各大军区和地方军野战军都已经介入了文化革命，而且是支持保守派的为多，所以造反派都跑到京城来“告状”――反映情况。上京告状的人多住在北京大专院校第三司令部的大本营地质学院。三司支持造反派不问青红皂白的，凡是造反就支持，凡是打倒“走资派”的就是革命的。
　　我在地院找到了新疆人的住处，和他们商量去新疆的事情。那些人都是新疆红二司的，属于造反派，即支持毛泽东的那一派。我告诉他们我是支持红二司的，而且要去新疆支持他们（其实我根本不了解红二司是什么观点）。他们当然十分感激，票很顺利地就弄到手了。在地院我还认识了一个机械学院的学生大千，也在找路子去新疆，我们一起搞到了票。和他同去的还有一个男生，忘记叫什么了，高高的秃顶，有些像老头。
　　三妹听说我要去新疆，也要去。那时我们已经多时不说话了，因为她在中学生的“四三”派里搞得很热闹，我觉得“四三”派过激，乌合之众也多，常常和她发生争执，两人关系很紧张。这次她主动找到我，我也就替她弄了一张票。
　　我装好了绿帆布挎包，每次串联它都跟随着我。里面有一两件衣服，和一些假证件。我搞到了一个假学生证，还有一些盖了章的空白介绍信，毛主席语录、扑克牌和地图册。临走时，发现挎包不见了，到处找不到。原来是妈妈藏起来了，她担心我的安危，坚决不让我去。我气得不得了，跟她大吵大闹，她就是不把书包还给我。没想到第二天爸爸把挎包拿来悄悄交给我，说他是从妈妈那里偷来的。他说你们去吧，小心点，见到海燕把她带回来。我不理解爸爸为什么支持我去新疆，后来才知道就是为了姐姐海燕。
　　
　　2被炮轰
　　八月中旬，我们一行四人出发了。火车到乌鲁木齐需要开五天四夜。第四天的黄昏时分火车到了兰州。说前面有武装袭击，火车停开了。我们只好下了火车。
　　兰州也已经变成了壁垒森严的战场。整个城市呈现着好像被“三光”以后的景象。我们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一所学校，好像是一个什么技校。学校里没有一个人，所有的教室门大敞，里面桌椅翻倒。灯泡玻璃几乎都打碎了，墙上弹迹累累，焦痕斑斑，看来这里曾经发生过惨烈的战斗。
　　我们在二楼找到一间有电灯的教室，把桌椅拼凑了一下，准备就在这里过夜了。四个人为打发无聊时光玩起扑克牌，准备就这么打一夜。我们打的是当时最流行的“四十分进贡”，大千和我打对家，我不会打，乱出牌，总是输，向对方“进贡”。大千是那种特别聪明好胜的人，气得他脸都白了，不过我们就是打打而已，不象后来输了要贴纸条，最后发展成压宝赌博。
　　深夜，我们还在打扑克，只听见外面炮声隆隆，一声接一声，发炮的地方不算太远，闪着红光，炮弹是朝我们这个方向打来的，震得玻璃哗哗响，楼板也在颤动。我跑到窗口张望，炮火是从对面的一个建筑物发射出来的，目标正对我们这一间亮着灯的教室。我们立即明白了，这个学校已被势力强大的一派控制着，他们赶跑了另一派，今晚见学校里又有灯光和动静，一定是以为另一派又跑回来在搞阴谋复辟活动，所以炮火猛击。我们知道绝不可以久留，立即关上灯，猫腰溜出教室溜出学校，又回到火车站。
　　
　　3镇定的声音
　　明天才能想办法去乌市。我们在火车站台转了一圈（经常扒火车，可以毫不费力地就钻进火车站台里），看见一辆挂着开往乌鲁木齐牌子的火车黑灯瞎火地停在那里，就摸了上去，车上已经有很多人在睡觉，我们各自找了一个凳子躺下。
　　不知是几点钟，反正是漆黑的深夜，突然间一阵粗暴的吆喝声把我惊醒：“都是干什么的，不许动，谁动就捅了谁！”睁开眼，明晃晃的手电光在脸上晃动，照得眼睛睁不开。借着忽闪忽闪的手电光见一群粗大的汉子，面目狰狞，头戴钢盔，手端长矛。长矛和电筒一起在眼前比划着。平生头一次经历这种阵势，不知这些人什么来头，我感到巨大的危险包围了我们，浑身不由自主地战抖起来，三妹也吓得哆哆嗦嗦。实际上车厢里的人都吓呆了，除了那群汉子的吆喝声，没有任何声音。持长矛戴帽盔的人继续吆喝，起来起来，都带走。我听说过，被那些杀红了眼的人抓走，是连命也保不住的，难道真是要未曾出师先折戟？
　　正在上牙磕下牙地打颤，只听见有一个镇定的声音：“大家谁也不要走，谁也不要动。”那些武装汉子的头头被声音牵过去：“你们是干什么的？”那镇定的声音道：“我们是首都红卫兵司令部三司联络站的记者，我们去新疆调查武斗事件向中央汇报。”汉子问：“你们支持哪一派？”“我们支持新疆革命造反派红二司。”
　　事情一下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为首的那个头头说我们是甘肃的造反派组织，我们和新疆红二司的观点是一致的，咱们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说罢握手言和，下车之前表示要替我们站岗放哨，为我们提供安全保障。
　　不知不觉地，人们都已经循着那个镇定的声音围了过去，似乎找到了主心骨。我和三妹也挤到那个人的身边。
　　那个人的镇静给了我极为深刻的印象，我知道跟着他这样的人一起是没错的。第二天弄清了这帮人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都是一二年级的。夜间镇定退兵的是他们的老师姓高，是那帮学生的领头。我们和这帮人一同上了去乌市的火车。
　　火车过了嘉峪关，嘉峪关以后是满目荒凉的景色，没有绿树草地，只有黄土地、黄土山、黄土建造的村落。人说一过嘉峪关，两眼泪涟涟。海燕当时进疆时大概就是这样的心情吧，我记得她在信中谈过的。
　　
　　4下车伊始
　　到乌市已是黄昏时。一大帮人大概一百多一起下了车，其中有科大的十多人，我们四人，还有一些到新疆串联的散兵游勇，更多的是新疆红二司上京告状返回来的人。一下火车全体人马就到自治区革委会静坐示威，提了什么要求，大概是给红二司平反之类。
　　新疆的两派是以打到还是保护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第一政委、兵团第一政委王恩茂来划分的。当时的形势是新疆的“老保”——“三促会”占着上风。人数多声势大，有军区支持，而且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是保王的。（当时在中国绝大多数省份都是“老保”占优势的，“造反派”多是乌合之众，打倒一切，实在不得人心。）
　　我们一行人坐在自治区委大院的台阶上，久久不见人出来，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大家索性就在院里过夜等待明天早晨。那天是８月１８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一周年纪念。街上的大喇叭喊得热闹。新疆的天气是“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八月的新疆夜里极冷。我们坐在大院的台阶上，抱着自己的膝盖尽量减少散热面积。刚开始大家唱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抬头望见北斗星低头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一支又一支。最后还是冷得受不了了，遂两人一伍排成长队在大院里跑起圈来。嘴里高喊“打倒王恩茂！”“支持红二司！”一类的口号。就这么折腾了一夜，很是热闹，当时是觉得热血沸腾的。
　　第二天等军管会的人来上班，有人和他们交涉，大概是达成了一些协议，我们撤离了自治区委大院。
　　
　　5市容
　　乌鲁木齐的街道拥挤喧闹，不时地看见一卡车一卡车的武装工人，飞驰而过，或者堵塞在某个小街小巷。车上架着机关枪，工人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他们叫苗子），雄赳赳气昂昂的呼喊着口号或唱着歌。马路边上，市民照常活动，似乎是两个世界，一部分人忙于打仗斗殴，另一部分人就在他们的身边照样过自己的日子。乌市商业中心各族人来来往往，商店依然繁忙。街心花园孩子们追打嬉闹，维族老汉懒洋洋地晒太阳。更妙的是在市中心广场，高音大喇叭里播送着美妙的南疆歌曲，我虽然听不懂，但我知道那决不是革命歌曲。那曲调带着古波斯的神秘，一波三折，委婉凄美，让人心痛让人感伤，让人百听不厌。
　　
　　6稀里糊涂
　　我们和科大的人驻扎新疆大学。新疆大学算是红二司的大本营，也基本处于人去楼空的状态。桌子和椅子堆砌在教学楼或宿舍楼楼道的中段，把楼分成两个部分，那也已经是两派斗争的遗迹，现在学校里只剩下了红二司的人。每天早上学校的高音大喇叭就传出维*语广播：“新疆红卫兵英格拉维…”直到几十年后，我躺在床上，一闭眼就看见被桌椅堵塞的楼道，听见“新疆红卫兵英格拉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影象那么深刻地印在脑子里。
　　科大的学生十分听从高老师的指挥，他们的工作无非就是收集一些情报，刻印小报，散发传单。还经常开会，制定方针，我和三妹也被邀请参加。他们还给我搞了一个“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住新疆记者”的证件。虽然就是薄薄的小纸片，但有三司的大印，非常有权威。可是开会我是插不上嘴的，因为觉得谁说的都对，也怕一开口就露出自己的无知。我常常为自己的“糊涂”而苦恼和自责。现在想起来，除了有一腔革命热血，自己干的什么并不明确，简直是稀里糊涂，那时怎么会想到文革整个就是一场愚民运动呢，糊涂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唯一的活动室和高老师一起去采访了乌市红二司的造反派头目姜安安。一和女孩子，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的，当时已经大名鼎鼎，人人提起来都知道她的名字。我们去了广*播*电*台找她，因为拿着首都三司的记者证，很容易进入。在电*台里拐了好几个弯，才到了姜安安藏身之地。这位名人对首都来的造反派非常热情，和我们谈形势谈任务，当然，都是高老师在谈，我只是对这个威名四扬的造反派女头目好奇才跟着来的。姜安安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长相很一般，可冲劲十足，说话很有魄力，这又让我很自惭形秽。
　　
　　7高老师
　　我只能做一些事务工作，自报奋勇写小报，刻蜡版（我的蜡版字刻得很好，是漂亮的仿宋体），印传单。一天碰到高老师，他与我打招呼，称我老刘。我问他为什么叫我老刘。他说你工作认真，我很敬重你。故称老刘。
　　高老师是老八路出身，陕西人（那个鼻子实在是陕西人的）。他说他八岁时就和父亲上战场，父亲们在前面打仗，他们小孩子趴在后面观战。
　　高老师是一个很有魄力和智慧的人，能上科大然后又能留校的人必不简单。当然还必须是党员。他也就二十七八岁，学生们都很听他的，也爱和他开玩笑。他永远穿着一身深蓝色制服，料子叫尼龙华达尼之类，当年的时髦玩意。那种料子刚穿上很笔挺，没多久就泄了，走了形，而且无限地拉长，他那件中山服就长得盖过了屁股，裤子也踢勒特勒。学生们总拿他的衣服取笑，他自己也嘲弄自己的衣服，一坐下来就撸起裤腿和袖子。他的身材看上去很瘦，可是胳臂腿十分粗壮。他长得很奇怪，脸窄长，眼睛又大又黑又圆，鼻梁高高的，鹰钩鼻，嘴不大。这幅搭配似乎应该构成一个英俊的面孔，可是在他那里组合得很可笑，像一只鸟。我和妹妹私下里称他为“高鸟”。有时坐在一起开会，越看他越像一只鸟，我捅捅妹妹，两个人忍不住笑起来，笑得最后收不住，谁也不知道我们笑什么。
　　
　　8小霞
　　我通过新疆大学的一个朋友（她原是北京的，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考上大学，但是64年新疆大学到北京招了一批汉族学生学维语做翻译，出身要求不严格，于是她总算上了大学。）找到了我的一个好朋友小霞的地址。
　　小霞是我的小学同学，上六年级时他们一家被发配到新疆的阿克苏，因为反右时他爸爸作为群众代表向党反映了群众的意见，受到组织的整蛊。到了新疆她爸爸找不到工作，只有她妈妈一个人做体力活养活一家人，生活十分困难。小霞很聪明，考上了新疆工学院。
　　我立刻去工学院找小霞，还真的找到了。多少年没见面了，我们兴奋得大叫。当晚就住在了她那里。小霞是新疆工学院红二司兵团的广播员，她的嗓音清脆悦耳，小学是北京少年宫友谊合唱团的小歌手，教我唱过《太阳落山了》、《深深的海洋》，去新疆前她还把心爱的《外国名歌二百首》送给我，封面已经翻烂，贴着蒙娜丽萨的画片，我一直保留着。现在即使在播送《敦促保皇派投降书》时，声音也照样清脆悦耳。
　　广播站设在图书馆，小霞也住在那里，床夹在两排书架中间，躺在床上看书左右逢源。她让我睡在她的床上，想要什么书拿走就是。我抽出一本书《红字》看了一夜。我什么书也没拿走，那阵革命第一，带上几本外国小说看是很不合时宜的。
　　还是那年冬天，我在北京又见到了小霞，她来“上访”，住在我家。小霞的眼睛直楞楞的，说：“孙涛被流弹打死了。”说得很平静，让人心寒。孙涛是小霞的男朋友。在新疆时我见过孙涛，他是工学院造反派的头头，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个子不高，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１９６６年孙涛上京接受毛主席检阅，代表西北红卫兵到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回疆后组织了一个战斗兵团，誓死捍卫毛主席。我离开新疆不久，孙涛在一次武斗中被对立派枪杀。让人惊悚的不止是孙涛的死，很快我就发现，小霞已经精神失常。
　　1980年小霞的爸爸平反，那时他已经去世多年。小霞迁回内地南方的一个城市。她的病时好时坏。
9生活在炮轰中
　　红二司的大本营新疆大学多次被对立派攻打，最终失守。为了安全，我们搬到了外贸局。外贸局地方不大，却为红二司占领。接待我们的人叫小王，文文弱弱的。他的妻子，也是小巧玲珑的。他们都是江苏人。言谈之间对文化革命很不理解，对武斗十分厌倦，很想回老家呆一阵，只是因为孩子刚刚出生不便出行。他对我们的要求尽心尽力，替我们安排好了一切事情。
　　外贸局的人早都不上班了，办公室空着，科大的学生住在一个大办公室的外间，我和妹妹住在一个小间。
　　常有炸弹炮轰落到外贸局的院子里，玻璃老是震得轰轰作响。我们怕遭冷弹，轻易不敢在户外活动。有一天傍晚去食堂打饭，穿过院子，一颗炮弹就落在身边，震耳欲聋。奇怪的是置身于这个环境中，从来也没有觉得害怕过。
　　
　　10 差点被捅死
　　一天我在街上转，我经常自己上街看情况，不觉走到火车站附近，见一大队人排着队喊着口号。我上前问个究竟，知道他们是刚刚下火车的上京告状返回的红二司派群众，有几百人。这些人在北京时间呆久了，不知新疆“老保”已经绝对地控制了局面，红二司则早已转入“地下”，一下火车就不知死活地开始了示威游行，三五人一伍，拉成长队。一路高喊口号“打倒王恩茂！”“打倒保皇派！”有的人拿着刀子匕首，有的人甚至敞开衣裳，亮出腰里别着的一圈手榴弹。我知道这是极端危险的，他们一定要出事，就跟在队伍旁边看个究竟。
　　果然，当队伍进入一条街，街的前端已经被沙袋木架铁丝网等路*障封住，（就象巴黎的街*垒战一样），沙袋上架着好几挺机关枪，沙袋后面卧着操机关枪的人。路障前站了一排人，头戴帽盔，手持长矛，腰间和胸上缠着皮带，气势汹汹地摆出了准备刺杀的姿势。游行队伍打头的人心有点虚，但还是迎了上去，嘴里仍然呼着口号。那一排横握钢矛得人紧逼过来，迫使队伍站住。
　　双方对峙冲突一触即发。打头的红二司的人还是不明情势，破口大骂，持钢矛者火了，一帮人冲上前去对准为首的就要刺。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冲过去，挡在长矛和打头人中间，用手抓住一个长矛的尖端，使劲往回一顶，嘴里喊道“不许武斗！”持长矛的人没料到这一手，被顶得往后一个趔趄。霎那间六七根长矛尖同时顶在了我的胸口。队伍中有人把我往后拉了一把，长矛紧紧地逼上。奇怪的是我一点也没有害怕。拿长矛的看我和那些人风格不一样，说话也不同，问：“你是干什么的？”我想起了自己的身份，说：“我不跟你们说话，叫你们的头头来。”这么一端架子，更没人敢下手了。一个汉人走过来，大概是头头，我掏出自己的“记者证”，两个指头夹着递出去，做出不卑不亢的口吻（实际上心理也虚）：“我是首都红卫兵驻新疆记者，我会把这一切向中央文革汇报。你放我离开这里，否则结果自负。”听我的口气这么大，那个汉人上下把我打量一番，仔细地看看我的证件，略一思考，把手一挥，矛子们离开了我的身体。他让我从旁边的一条小街出去，我想，走也要走得堂堂皇皇，就面无惧色大摇大摆地向前方，冲着路*障和机关枪走去。其实我心里也是胆怯的，他们若在后面捅我一长矛，或在前面一扣扳机，我就完了，但是我知道此时我决不能表示怯弱。
　　整个队伍安静地注视着我走出街垒。一离开那条街，我简直要撒腿逃跑，还是压着自己，一步一步走远。那条街前后左右都被封锁，游行队伍全班人马都都成了瓮中之鳖。押到哪里，怎么处置我就不知道了。后来听说为首的几个被杀，其他的被迫投诚。
　　这是我在新疆经历的最惊险的一幕。现在想来，很愚蠢。那时有一条 “林副主席”的语录十分流行：“完旦就完旦。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这让我想起了两个词，老毛称赞的“痞子”，还有我们家乡话“光蛋”，这话按在他们身上最合适。）多少个年轻的生命为了实践革命英雄主义的理想，在文化革命中高颂着这条语录投身于狂暴、混战，死得毫无价值，然后发起混战的毛老人家轻描淡写地说“轻如鸿毛”。
　　
　　11新歌联战
　　在新疆红二司的旗下还有一个极有名的造反组织叫“新歌联战”，我觉得这个名字很特殊，也好听。他们的战旗上“新歌联战”几个字也书写得漂亮，有形有体。他们的全称是“新疆歌舞团联合战斗队”。
　　临去新疆时，爸爸让我们去探望他的一个朋友，带一封信给他。那人也是被贬谪入疆的。他的住地正是“新歌联战”的大本营，在一个绿色葱茏的大院子里，房子的建筑都很有特色，象是苏联电影里看到的集体农庄的房子（好像是文联或作协宿舍）。我们没有找到爸爸介绍的人。他的邻居自我介绍叫都幸福（多么具有讽刺性的名字），也是一个不得志的文化人，告诉我们，那人已经回老家了。我和都幸福及另一个邻居刘坚聊了一会，他们说运动之初“新歌联战”十分活跃，也很有影响力。其中都是艺术家，作家。现在“新歌联战”已经不吃香了，这些人在崛起的工人阶级面前很难抬头，多数都当了逍遥派。他们介绍说这里有从内地因右派或犯错误发配来的著名的作家音乐家画家XXX、XXX、XXX……。我很想见见这些人，又不知他们都躲在哪里。都幸福问，这么乱，你们到新疆来干什么，我们说，来找我姐姐。他问姐姐在哪，叫什么。当他听说姐姐是刘海燕，说，刘海燕我认识。你和她说话的声音，一模一样。海燕的朋友遍天下，这里面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已经无从考究。
　　（网搜了一下，都幸福现在是中国作家协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会理事，专业作家。）
　　
　　12找到海燕
　　我天天盘算着怎么去伊犁。海燕在伊犁的兵团农四师，她是自愿去的，可是从去的那天起，就不能忍受兵团生活和纪律，得罪了层层领导。文革正是一个机会，她被兵团的造反派整得很厉害，被管制，失去了自由。全家人为她日夜操心，寄希望于我把她带回家
　　一天新疆大学的朋友到外贸局来，带着一个不速之客——海燕。一见到我海燕就放声大哭，说爸爸得了肺癌。我又惊又喜，告诉她这是假的，是人们糊弄领导的惯常手法。我知道爸爸给她发过电报，谓，“父肺癌病危，速归。”这么老实的爸爸都给逼到这个份上了。
　　收到爸爸的电报，她不管不顾溜出了兵团，顺便偷了仓库一带菜籽，在伊宁卖掉做盘缠。有好朋友通风报信，这更惹怒了兵团，扬言抓住她就要把她打死。
　　正是晚间，我带她到外贸局吃饭。那天正好伙食大改善，传说天山那边的羊因为大雪无处生存，牧民把羊赶下山来，两块钱一只大甩卖。外贸局买了一些便宜的羊，熬了一大锅羊肉面汤，每人油汪汪的一大碗，里面好几大块羊肉，每块都有半个拳头那么大。我吃了一两块，再也吃不下了，肉太肥，厚厚的一层膘。海燕忙说，你不吃给我。她把我的和她自己的肥羊肉都吃了，吃得满嘴流油，香得不得了。不知道她受了多少苦，挨了多少饿。
　　不敢让海燕在新疆久留，当下我就帮她弄了一张火车票，送她回了北京。看她离开了这个鬼地方，真为她庆幸，不知道后来还有更多的苦难在等着她。
　　
　　13去专县
　　不久我收到了爸爸的信，因为没收到我的信，爸爸非常不安。信中千呼万唤“赶快回来吧！”又千叮万嘱“千万不要去新疆外县串联，一个女孩子太危险。”信中最后说：“赶快回来吧，父母日夜挂念你们，寝食不安。”我真是太年轻，根本没把爸爸的话放在心上。继续留在新疆，策划着去外县串联。　
　　红二司派的人都躲起来了，在乌市的工作没发展开，我决定下专区县。倒不是想去发动群众，而是我一直对“下边”极有兴趣，只有了解了下边的生活，才能对中国以及对生活有真正的了解。我打算顺着乌伊公路调查沿线的区县，最终目标是伊宁。本来为的是看海燕，也是被伊犁那个边陲小城所吸引，海燕曾在信中做过那么多描述，她是那么喜爱这个地方。我们准备下去的时候，海燕已经回京，但我仍然不打算改变路线。
　　三妹和一个科大学生已经离开，也不知去了哪里，后来听说他们到了什么地方道路被封锁过不去，甚至被殴打，又回到乌市，然后和那些大学生一起回了北京。
　　外贸局的人帮我们联系了卡车。一天的大清早，卡车来了，待上了车，只见高老师一个人在车上，问他其他的人怎么没来，说在别的车上。车开不久，我发现往西去的车只有我们这一辆，我非常不高兴，知道这一定是他有意安排的，一路上一句话也不和他说。
14新房
　　行程本身还是有意思的，大开眼界。第一站是沙窝，住在一个汽车运输公司里，这里充满了恐慌的气氛。红二司派的人神色紧张地把我们关在屋子里，急促小声地向我们述说老保的势力有多猖狂，如何制造武斗，制造流血事件，他们的人被捉去后受到了什么样的折磨。
　　夜间他们安排我住在一个年轻女人家，是新房，刷得雪白，被褥崭新。她的丈夫是运输司机，跑长途去了，一跑就是十天半个月。这女人小巧玲珑，是四川的农村人，年龄比我还小，还带着新娘子的鲜艳。她似乎对文革一无所知，只是一个劲地怜悯地望着我说，“好可怜呀。”我躺在大炕上，想的是另一回事。我想，一对小夫妻住在这样一间暖和干净的小屋里，是多么惬意的事，当丈夫跑长途归来，小别如新婚，这小屋里该充满多么浪漫的气息。我突然对这么无尽无休的漂泊产生厌倦，我想回北京了。
　　
　　15革命应该是强者
　　第二天早上见到高老师，他简直哭笑不得。他说这里的造反派太紧张胆小了。昨天夜里把他带到一个地洞里，大家蹲在那里（高的陕西口音说“东在那里”）大气不敢喘，就这样窝了半宿，深更半夜时又说有情况，摸黑偷偷转移到另一个什么地方，一晚简直没有睡觉。实际上什么事情都没有，自己吓唬自己，就象讲鬼故事，越讲越害怕。
　　我和高老师一起在镇上转转，一路上他还在不停地批评此地的造反派。他说，要革命首先就要有压倒一切的勇气，如果只看到对方的力量强大，自己先胆怯了，那么自己就已经首先把自己打败了。革命者必须是强者。我觉得此话说得很有道理有气魄，心里暗暗佩服了他几分。联想兰州火车站的夜晚，他确实是一个有魄力的人。
　　整个镇上只有一个小供销社，在里面看到了新疆生产的奶油花生糖，大颗大颗的，有近二寸长，便要买来尝尝。高老师一定要掏钱买，推了半天推不过去，只好依了他。心中十分警惕，怕吃他的多了嘴软。
　　
　　16假领子
　　下一站是到农一师，就是周恩来曾经参观过的地方，我们在厂部奎屯落脚，此处离周总理去的石河子不远。造反派在向高老师介绍情况时，我被许多上海女知青围住，问长问短。这些女青年都是高中毕业后由于出身不好上不了大学而来支边的，在此已经呆了好几年了。算来她们的年龄都比我大。她们见了大城市来的人热情之极，对我简直是羡慕和崇拜的样子。她们把我拉到宿舍里，屋子虽狭小，却十分干净整齐，墙上贴着一些小资味道又不过分的小装饰画，床头有饼干盒子，或玻璃瓶子装着各种上海小零食。上海人爱吃零食是永远不可改变的。女青年的毛衣都是旧毛线结成，但是袖口领口是新毛线，罩上外衣，露出领口袖口，看上去穿的是一件新毛衣。毛衣的领口翻出花色雅致的衬衣领子，其实他们穿的是用带子连接在腋下的假领子。
　　上海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丢不掉根深蒂固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当时我看不惯，心想在这么荒凉的地方还这么虚荣，为谁呀。一两年后，北京也开始风行假领子（上海总是引领中国时装新潮流，北京总是比上海慢上一两年）。那时我已经忘记不屑上海人的感觉，和众多女孩子一样，选择最心爱的花布，自己缝制假领子。我倒不是出于“衣服”常换常新的虚荣心，而是对美的追求。那时我绝对没有勇气穿一件和假领子花色相同的衣服上街，但是露出一条花领子，敢。可怜我们的爱美之心只敢表露在一牙领子上。再想想那些上海女知青她们又何尝不是出于爱美之心呢？生活在边陲，劳动在大田，前景迷茫，还想尽办法展示自己的美丽，让人又凄凉又感动。
　　
　　17毛主席像
　　离开农一师时，造反派还送给我们一个大镜框，里面是毛主席标准像。我们只有恭恭敬敬捧过来，随身带上。我心里觉得抬着这么大一个镜框到处走很不方便。怎么阶级感情越来越少了？
　　
　　18 农家院
　　再一天我们到达乌苏，这里也是一派失败主义情绪。造反派躲躲藏藏，老保耀武扬威。看来王恩茂在新疆的统治是很得人心的，尤其是少数民族都站在保王的立场上。按照红二司的话说，就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利用了少数民族的朴素的阶级感情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到达乌苏已是夜晚。我们被带到一个小院子里，院里有一间房子，房子旁边还有后建的一个小屋。院子里有个架子，攀援着瓜类的植物，成了一个自然的凉棚。主人是一对母女，家中的男人常年在外面工作。我们谈了几句，他们就把高老师领到什么地方睡觉去了。我住在女孩的屋里，就是正房边上的小屋。想不到这近于农村的地方女孩还有一个与父母住房分开的小屋子，房子十分狭小（如北京地震后四合院中普遍盖起来的“临建”）。放了一张单人床，床架很高，旁边一张书桌。我最喜爱这种小而全的屋子，有一张舒服的床躺在上面看书到深夜，有多么舒服。
　　
　　19偷看日记
　　女孩床头的墙上，竟然还有一个自制的简陋的书架，里面摆了一些不俗的书。想不到这个农村的女孩还有这般爱好。我浏览女孩的书籍，发现一个本子，翻开看看，是女孩的日记。完全出于好奇，想知道一个边远地区的县城女孩的生活和思想，我偷偷地阅读了她的日记。又一个没想到的是，她的日记与我当时充满革命口号和思想总结批判改造的日记截然不同，根本看不出是文革时代的人写的，日记中不断地诉说一个少女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朦朦胧胧，非常的小资情调。其中多次提到生活的无趣，生命的无意义，流露着厌世的思想。从日记中看，没有指向具体的事件，看不出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我很惊异于在一个大革命的时代，一个青春女孩竟发出这样的呻吟。她的“真”使我看到了活生生的一个人，我对自己有些隐隐地不安。
　　第二天早上我注意地看了看这个女孩。十六七岁，面貌十二分地娟秀端庄，身材容长，皮肤细白。她很有礼貌，但是淡淡的，冷冷的，眉宇间有一丝忧郁。她既没有都市女孩的娇和傲，又没有农家姑娘的俗和朴，气质很特殊。我们很快离开了，没有时间多接触这个女孩，但她的形象及日记中所涉心声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这么多年从不泯灭。
　　
　　20在沙湾等车
　　到了乌苏以后，前面的路再也过不去了。公路各关口被老保把持，二司的司机谁也不敢冒险闯关，再说到伊犁要办边境证，十分不易。我们决定回头，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不愿意再单独跟高老师行走了，一路上我总觉得接待我们的人带着怀疑的眼光打量我们，在这些偏远闭塞的地方，人们对这样两个游方的孤男寡女更会浮想联翩。
　　回去时只有去沙湾的车，我们在沙湾运输站一个工人家落脚，等待回乌市的过路车。工人姓索，似乎认识所有过往车辆的司机。他有个女儿十四五岁，叫索新芳，新芳这个名字极为大众化，但加上一个不俗的姓“索”，就令名字很不俗了，由此我也就记住了她的名字，三十多年，多少熟人的名字都忘了，就是难忘她的。
　　索家做了丰盛的午餐招待我们。等到下午还是没有车，老索说，当天的车都过完了，只有等第二天。我非常不情愿，一旦决定回去，就立刻觉得归心似箭。老索不想让我们在他的屋子里露面，把我和高老师安排到一个地窝子里，里面只有一张占了半间房子的大炕。我和高关在一起心里很别扭，我知道他一直有意追求我，但我毫无意思。我躲他远远的，他坐在炕的一头，我坐在另一头，也不和他说话。倒是索新芳一直陪着我玩和说话，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憨憨地没有心机，她也要跟我们上乌鲁木齐她姑妈家。我回京后还给她写过信，寄过东西。
　　
　　21司机和毛主席像
　　第二天我和索新芳一起在路口等着她爸爸截车，买了一毛钱一杯的瓜子，两人嗑着。终于截到了一辆去乌市的车子，可是车子只能带两个人，高老师让我们俩先走。我和小索高兴地上了车，坐在驾驶舱里。小索挨着司机，我靠窗坐。不久小索要和我换位子。换了座位，我才发现司机在打轮时，右臂有意无意在加大幅度，胳臂正好碰到我的胸口，我也不好意思出声。有办法了，那不是有一个毛主席像框吗，我把它抱在胸前，你要碰就去碰毛主席吧。
　　到了乌市下车，我们向司机道了谢，除了大幅度打轮，司机对我们基本上是好的。临走司机吭吭哧哧了一阵，有些不好意思地问我，能不能把那个装毛主席像的大镜框送给他。我正愁这玩意儿拿不好拿，放没地放呢，乐得顺水人情送给了他，他笑得简直开了花，一个劲地感谢。我心中也有些不解，我差点要把他归到流氓坏人那一类了，他怎么对领袖毛主席还是那么热爱呢？！
　　
　　22陌路者的哀怨
　　回到乌市，外贸局的房子已空，科大的人全走光了。我一天也不想多呆，当下就收拾了东西，“办” 了一张火车票（以红卫兵记者站的名义在火车站直接搞的票。一两个月后，帐单寄到师院附中的革委会，我老老实实付了车票钱６８元，是我两个多月的工资），当天就坐火车返回北京。
　　在火车上，我旁边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干部模样的人，不久他就和我聊起天来。其实只是他聊，满肚子的牢骚，听口气象是一个工厂的技术干部。他讲生产如何遭到破坏，国家财产如何被人据为己有，人心如何江河日下，社会治安如何混乱，人们生活如何艰难，……。他一口气谈了几个小时，并非侃侃而谈，而是声音低沉的诉说，充满着忧国忧民的焦虑及对现实的迷惘。我没想到在这样的大时代还有人发出这样的哀鸣，心里不完全赞同，但还是安静地听着，因为他是那么忧虑和悲伤，他所说的那些话肯定不敢和他的同事朋友说，只能对一个陌路者发泄一下，而且对象还是一个二十岁的小姑娘。我听着，渐渐困了，一觉醒来，那人已经没有了，不知道深夜在哪一站下了车。但他的沉痛忧伤说话口气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
　　
　　23法国革命者
　　这又是一件巧事。巧得跨国了。
　　回到北京，科大赴疆的战友们常聚会。我邀请他们到我家，做了新疆羊肉抓饭，包羊肉饺子。虽然做不出地道的新疆味道，但还是吃得热热闹闹。我们还和他们从新疆带回来的女孩子一起游览北京各个风景区。
　　有一次我们一行人去香山游玩，在鬼见愁上大家合影。上来一个高个洋人，身穿中山装。他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跟我们说：“我是法国人。到中国来学习革命。”他很想和我们这些“红卫兵”照一张相片，我们欣然同意。其实只有一个人带着新疆红二司造反兵团的袖章。
　　照完后我就忘记了此事。几年后我竟从另外一个途径得到了这张照片。
　　海燕有一个同学华，妈妈是法国人，华在中国长大，常到我家玩，文革后回了法国。在法国有一次她在朋友家看相册，见到了我们在鬼见愁上的那张照片。她很惊奇地发现我也在照片上，说：“这不是海鸥吗，我认识她。”于是那个法国青年就请她把照片转交给我。几年以后，华回中国，这张照片终于到了我的手里。
　　世界上总有这么样的巧事。
　　
　　不久我们这些实习老师正式分配工作。因为我要求上山下乡闹的凶，教育局把我分到了农村中学，其他实习老师都留在了北京城里。在农村一呆十年，直到1978年考上研究生。这又是另外的故事了。

　　《大串联见闻》就此结束。谢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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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我的表婶被打死 作者：海鸥南飞　回复日期：2010-07-07　　
??　　文革中师院附中红卫兵打死了一个女老师。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她竟是我的表婶，我爸爸表弟的老婆（表弟死后，她又再嫁）。
??　　她叫喻瑞芬，中国大学生物系毕业，解放后在北京师院附中教生物课。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取消了教书的资格，留在生物实验室里打杂。一九六五年十月我恰好被分配到了师院附中当语文代培教师，跟她见面最多点个头，从来没说过话，更不知道她曾是我家的亲戚。
??　　师院附中百分之八九十的学生都是附近各军区大院的子弟。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中其疯狂与恐怖程度可想而知。老一些的教员都遭到毒打，其中当然包括喻老师。一天晚上，牛鬼蛇神（喻老师也在内）照例排着队唱“嚎歌”，这是牛鬼蛇神们一早一晚必经的仪式，就像革命群众的早请示晚汇报一样。 一群红卫兵拿着皮带监督，我们这些年轻教师还够不上牛鬼蛇神，但也必须在一旁陪看。突然有人说，喻胖子把“我对人民有罪”唱成了“人民对我有罪”，于是皮带棍棒齐上，看得我们心惊肉跳。像这样的毒打，俞老师已经挨了不知多少次了。她很胖，胖人喻老师总是比别人遭到更多的毒打（我从小就很胖，深深体会到人们对胖人有一种天然的歧视。我后来也差点被打死，是后话）。就这样在那段“红色恐怖万岁”的日子里喻老师不断被打，她是如何被打死的，我没有看到。某个雨过天晴的日子，红卫兵把全体老师都轰出来，“去看牛鬼蛇神的下场”。在后操场的沙坑里我们看到了喻老师。她的尸体横卧着，头埋在沙坑积蓄的雨水中，身子在外，赤脚肿胀，满身瘀青，惨不忍睹。每个老师都被眼前的情景震慑，吓得一声不敢吭。喻老师是师院附中唯一一个被打死的老师（还有一个数学组田耕老师的弟弟到学校找他哥哥时被当做校外小流氓打死）。
??　　几十年后，我看到一本书叫《文革受难者》（王友琴著，开放杂志出版社 2004年5月），惊诧地看到书中详细地记载了喻老师的死：
??　　喻瑞芬被打死的那天早上，红卫兵把她从家里抓到学校，把她剃光了头。师范学院附中的老教师比较多。当时，已经有50 名老师和职员被列入学校的“专政队”，又名“劳改队”，先后遭到毒打和侮辱。
??　　一圈红卫兵涌到生物教研室的办公室里，喻瑞芬缩到墙角。红卫兵过去拉她打她。她摔倒在地上，有红卫兵就提起她的两条腿，把她从办公室里拖出来，脱出楼道，拖到楼门口。
??　　生物教研组办公室在一楼。楼门口有一个水泥台阶。目击者说，红卫兵学生倒提着喻瑞芬的两条腿下台阶的时候，她的头就在一层层水泥台阶上咯咯地碰撞。喻瑞芬被拖到楼外后不久，就昏迷了。有一个红卫兵到学校开水房提来一桶开水，浇在她的头上，脸上和身上。经过大约两个小时的折磨，她死了。
??　　教务处的一个老师，当时也在专政队里，学校的人事干部叫她查处喻瑞芬家的地址，说喻瑞芬被打死了，要打电话通知她的家人。喻瑞芬的丈夫来了学校，但是没有让他领走她的尸体。
??　　红卫兵学生把喻瑞芬的尸体放在学校的后操场上。天气很热。苍蝇很快就飞来尸体上面。有人拿来一个草席，把尸体盖上。有红卫兵学生把“专政队”的人召集来，指着喻瑞芬的尸体说：“这就是你们的下场。”然后，红卫兵拿着皮鞭命令“专政队”里的老师围绕着喻瑞芬的尸体站成一圈，打喻瑞芬的尸体。喻瑞芬的尸体已经被沸水浇烫过，一打皮肉就碎了。
??　　写到此我不厚道一下，我很难对他们做到理解和宽容，因此记上一笔，师院附中女生中打人最狠的是以初二的X超英为首一群女红卫兵，那个女孩子纤细端正，却凶狠疯张，老师们视之为女魔头，见了她都心有余悸地绕道而行。男生中则是以初二的一个叫X四野的为首，他差一点把我打死（我那年仅仅十九岁！），只是为了取乐。他满脸横肉，满眼凶光，看你的时候，让你觉得那不是人的而是某种兽类的目光，现在想起来还是不寒而栗。这段故事在我个人的回忆录里讲到了，在此不赘述。
??　　大约在八十年代初，从老家安徽来了一位年轻人住在我家，称我爸爸为大伯。他说是为了她母亲平反的事情来的，还希望能接替母亲的工作。说起如此这般，我才大吃一惊地知道他的母亲就是喻瑞芬老师，我们刘家的亲戚——我的表婶。而我目睹了她的死。
回复    2010-07-12 13:28王大麻子

我差一点丧命 作者：海鸥南飞　回复日期：2010-07-07
??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即使我那么想彻底地“革命”，厄运也还是降临到我的头上。那天妈妈起草了一封大字报稿让我抄写，内容是我们的房屋已经交公，我家有三千元存款，存折也已经交给领导，由银行冻结，再表示一下我们彻底革命的决心。大字报就贴在我家的院子里花房的玻璃上，为的是让同院的街坊、街道积极分子或任何闯进来的人都可以看到。我写好了以后就贴出去了，忘记检查，没有发现上面有一个致命的错误：在结尾三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时，我出了一个笔误，写的是“祝毛主席无寿无疆”（写至此时，电脑中打出了“祝毛主席无首乌江”，真反动！再一想，当时若真如此，还有文革这一劫难吗？）。
??　　当邻居指出了这个错误，我全身的血液都僵住了。在红色恐怖漫天笼罩的时期，写错这么一个关键的字是可以送命的，不仅我一个，而且全家的命都可能送掉。这样的事在文革小报上屡见不鲜，写错字的人被当作反革命活活打死。就连一个八岁的小孩都因为写“反动标语”被打死。奇怪的是，很多人都犯的是“无寿无疆”这个错误。问题是红卫兵绝不会认为你是写错字，而认定你是恶毒诅咒伟大领袖毛泽东。
??　　家里人围着这张大字报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把大字报撕了吧，绝不能，自从毛泽东说大字报好得很，只要大字报一贴在墙上，无论谁写的，就如圣旨上了墙，谁敢撕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加一等。
??　　我立即写了一份检讨批判自己的大字报贴在旁边，但对这张“反革命大字报”又该怎么办呢？无奈之下，我去报告了居委会，居委会主任王大爷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平日对我家不错，面对如此重大的问题，他也不敢作主。因为落款是我妈妈的名字，王大爷就报告了妈妈的工作单位全国妇联。当时妈妈正在上班，领导告诉她说，你家出了事，你女儿写了反革命大字报。妈妈立刻回家，妇联的领导也跟来了。他们的处理意见是，让我自己向师院附中的红卫兵报告。听到这个决定真如五雷轰顶，怕就怕师院附中的学生知道，他们刚刚打死了生物老师喻瑞芬和数学老师田钦的弟弟。他们把校长艾友兰打得遍体鳞伤，教导主任赵幼侠打得近于精神失常。现在正抡着大皮带在社会上到处抄家打人呢。可是不报告是不行的，妇联和师院附中是相通的，妇联的极左分子王某是妈妈的上司，正在不依不饶地把妈妈往叛徒特务方面打。而她的女儿就在师院附中上高一，永远是一脸杀气腾腾（母女俩长得一样，很丑，是猪型脸），对我尤为仇视，一见我面就双目喷火，一定是听了她妈的嚼舌头。

全家人在坐立不安中度过了一晚上，我一宿简直没法睡觉。第二天早上我战战兢兢地返回学校，心情如同押赴刑场，我想今天我肯定没命了。万幸啊万幸，红卫兵中最凶狠的那一帮都外出抄家去了，红卫兵总部里只留了几个对打人抄家不是那么热心的学生。为首的是民航局长旷伏兆的儿子，大高个子。文革前这孩子不象一般的干部子弟那样朴素，他穿着很讲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经常穿一件天蓝色的开丝米毛衣、米色咔叽裤在篮球上驰骋。上篮的姿势帅得很，疾跑三步，跃起，展腹，投篮。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个公子哥儿类型的人。文革中也从未见他在整人的行列中出现过，很是低调。我颤声向他汇报了“反革命大字报”的事，旷公子没有对我吹胡子瞪眼，只是平静地对其他人说，走，去看看。
　　一帮人来到我们家，随便瞭了一眼大字报，也没说什么，他们感兴趣的是抄家。旷公子打开衣柜，一眼看见了妈妈的德国照相机，拿起来，嗬，还是莱卡的。把玩了一会儿，说，这个得带走。又翻出妈妈的皮大衣（是碎猫皮拼的），说这个得拿走。除了这两件东西像点样，家里还真找不出什么亮眼的东西。正在翻着，王主任来了，是阿巧急急忙忙把他找来的，问他们，你们是哪的？他们说是师院附中的。王主任说，我们这里的抄家不归你们管。你们回去吧，我会通知我们这片的学校来抄家的。旷公子那帮人也老实，说，那叫我们来干吗？放下东西，悻悻地走了。
　　我松了一口气，这场灾难算是躲过去了。
　　哪知事情还没有完。
　　第二天到学校我还是战战兢兢，没有发生什么事，没有红卫兵来围剿，也没有贴我的大字报。心里暗喜，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没那么简单.

下午我回家的时候，经过校园门口的花坛。花坛边上坐着一圈初中的红卫兵，其中一个人勾起一个手指头把我叫过去，这是打人最疯狂的初二学生X四野。听听这名字就知道他的父亲是个打过仗的军人，而且是对军旅生活特别留恋的人。那时候我对军干子弟是很恐惧的，他们打起人来如他们的父兄，不要命。这个X四野文革前是学习纪律都特别差，混蛮不讲理，无法无天问题学生。文革中打人如同恶魔，老师人人见了都害怕。平时他见了我总是恶狠狠地瞪着我，象要吃人，并且一定要因为我的胖辱骂几声。此时他把我叫到跟前问：“听说你写了反动标语？”我答：“那是笔误。”他一下子火了起来：“你竟敢狡辩！你什么出身？”我老老实实地答：“职员。”“你爷爷呢？”“地主。”“你这个反动地主的狗崽子，凭什么隐瞒出身？”我语迟，我不知道怎样解释这件事情，只好保持沉默。他一个巴掌向我脸上抡上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挨的耳光，我体会到了什么叫眼冒金星。接着又一个，我的头发披散在脸上。我不说话也没吭声。我的沉默惹起他更大的火来，他抄起一把铁锹（我现在总想不明白他手边哪来的铁锹呢，也可能是随身携带的一条铁锹，随时打人用）照着我浑身乱打，我没有躲闪，只是本能地背转身，避免他打着我的前身。因为我的一声不吭，他越打越上火，铁锹暴风骤雨般落在背上臀上腿上。铁锹把竟然被打断了。他抡起剩下那截铁锹把，劈头盖脸朝我头上打来。似乎还有人一起打，我已经蒙头转向看不清了，但我尽量地保持平衡，我知道一倒下，那帮人蜂拥而上，我的命就没了。
??　　他们越打越狠，我却自始至终咬紧牙关，一声不哼。命不该我死，正当我趔趔趄趄快要招架不住 “四野”们野兽般的扑斗，救星过来了。一个高二的学生正经过此地，他名叫汤晋平，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同学们都叫他的小名“二七”。他的父亲是总后勤部部的副部长汤平中将。汤二七有一种气质很吸引人，他长得并不英俊，但是清秀细致，并且一看就是有头脑的人。他气质中的沉稳，傲岸，早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文革中他的调子不高，不象多数红卫兵仗恃家庭出身好，上窜下跳，完全变了人性。汤二七走过来，问四野，怎么了，四野说：“她是地主阶级狗崽子，写反动标语。”汤二七听罢并不看我，也不劝说，只是揽起四野的肩膀，称兄道弟地把他带走了，旁边看热闹的同学，嘴里对我骂骂咧咧，也就无趣地散开了。
??　　我推着自行车离开校园，自行车上挂着毛主席像。那时候每个人的车前都挂上了主席像。我做得非常精巧，把毛主席的彩色照片装在一个小镜框里，又在车把上做了一个支架，支撑着毛主席像的镜框，意思是由毛主席给我们掌舵把握方向。这个装置引起了很多人的赞叹和羡慕，有些人还请我为他们也做一个呢。忍着疼痛骑上了车，麻木地行进着，毛主席为我指引着方向，我这才流下了眼泪。回到家我的脸已经青肿，妈妈惊奇地问，脸怎么了。我说是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栽到路边的灌木丛里了。晚上洗澡时看见背上屁股上腿上全都是青紫瘀血，那些天尽管是盛夏溽暑，我在家里只能穿着长袖衣裤，生怕爸爸妈妈看见伤心。
??　　可悲的是，我即使惨遭殴打，却无力对整个形势进行反思，我仍旧认为，红卫兵虽然有一些过激行为，但是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而挨打的事情多少年来我视为自己极大的耻辱。我对谁也没有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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