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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同墉
1968年的秋季，我正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上进行一项生产试验。有一天生产大队来人通知我，要我赶快回电话给我们单位，研究所革命委员会要和我谈话。我结束完那天的工作后，在草场上找到我的坐骑，背上马鞍飞身上马，一口气跑了二十里地到大队部，拨通了远在呼和浩特的畜牧兽医研究所。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是林同墉”。
对方说：“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你等一等！”不一会儿革委会的一名负责人拿起话筒对我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动跑掉’。现在是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你必须立即回来参加运动，不能假促生产之名逃避革命运动”。我一听这顶帽子不小，只好中断科研试验，第二天就出发回返，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最快也要四天才能到家。
到达呼市时天色已晚，回到家中吃点东西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一进办公大楼，只见楼道两边墙上挂满了“大字报”。大字报的标题触目惊心：“挖出隐藏的阶级敌人林同墉”,“揪出美蒋特务林同墉”，“美帝国主义的间谍林同墉必须老实交待”。这是“挖肃”运动的伊始，正在发动群众揭发。我从1951年开始参加工作以来，就没隐瞒过我的家庭出身和我的海外关系，所以我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谁都看得见。但我平日未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我也体谅那些写大字报的人，他们不写就会戴上对运动不积极的帽子。要写，一时又找不到对象和目标。当然我也知道其中有少数人是出于对我的嫉妒，借机对我进行打击。
在楼道里碰到了所有平日一起工作的同事，可没有一人和我打招呼，眼光也不敢和我对视。这是和阶级敌人划清界线的表示，谁也不敢跟我沾边。我去革委会办公室报到，他们通知我当天下午畜牧系要开一个全体会议，给我一个机会自我交待，要我端正态度，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下午两点，我准时到达会议室门口，可我被告知先不要进去，在楼下一间空闲的房间里等候传唤。我一人在那间空屋里等了约莫快一个时辰，才被叫去“过堂”，可是只有被告却无原告。主持会议的人说先由林同墉自我交待，如果不老实，大家再检举揭发。
我按照那个时期的例行公式先念了两段“最高指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说我父母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自然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很深。他们教育子女总是灌输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等一类的思想。因而我有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的倾向。所以我也不可能去做特务、间谍之类的事情。我亲友自国外、自台湾寄给我的信件我都有保存，红卫兵抄家时也都抄走了，想必你们也都看了。我在内蒙已经工作了十七八年，如果我是谍特，我一定会有活动，有活动必然会暴露，公安机关早就把我抓走了，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交待的。我相信群众，相信党，我的问题一定可以得到澄清。
我“交待”完后冷场了一阵，然后有几个“积极”分子才相继发言。有一位说：“你平常少言寡语，心地阴险，极会伪装，是隐蔽最深，最为狡猾的阶级敌人，所以你才得以潜伏这么多年。你父母兄弟姐妹都逃到台湾去，然后又到了美国，你一个人留在大陆没有目的是不可能的”。另一位说：“你也许还没有机会行动，但你必须交待你潜伏在内蒙的任务是什么！” 还有一位质问：“1963年你去了一趟香港，你带出去了什么机密，又带回了什么任务？”我原以为在我入场之前他们商量了将近一个时辰，一定会研究出些什么高招让我就范，以便取得一场“阶级斗争”的胜利。结果却只提出这些可笑的幼稚问题，让我都为他们尴尬了半天。主持会场的几个人交头接耳了一番，然后宣布暂时休会，同时宣布从那天起我不得回家，就住在那间空屋子里（这叫做“隔离审查”），吃饭自己去研究所食堂买，革命委员会派人去我家，向我爱人（即妻子）翟美菱要了被褥和洗脸刷牙用具给我送来。
翟美菱心中有数，知道我是没问题的人。可不让见面不让交谈，毕竟会互相挂记。我被隔离的那个房间就在一进大楼的右手第三个门，头两个房间是男女厕所，厕所的门是从来不关闭的。我睡的房间紧挨着女厕所。翟美菱那时穿了一双半高筒牛皮底靴子，走起路来“克达克达”的响。她知道我被关在那间房里，在楼道里走路时就故意发出很响的声音。我听见她的脚步声，就知道她还平安无事，可我还时时惦记着我的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为了得知他们一些消息，我就想了个法子，由办公楼去食堂走大楼北侧小门最为近便，出了小门路旁有一棵树，树根盘错在地面上围成一个小坑，四周有很多枯草，我就选定了那个小坑为我们交换信息的“信箱”。第二天我听到翟美菱走进女厕所的脚步声，我就接着去男厕所，经过女厕的门口时，把事先写好的纸团扔进去，告知她每次去食堂时要注意那棵树下的小坑。我以不接触他人为由，不等开饭时间就提前去食堂打饭，翟美菱则在无人前往食堂的时候提着暖瓶去食堂打开水。如此交换“情报”，我们互相都能了解彼此的近况。小小的纸团真是“纸短情长”，不能多写，还要防备万一被别人拣去后不会看出是我们写的，只当是某人无意丢掉的碎纸块。因此纸块的形状，笔迹都……（此后一段文字为乱码）
由于我没有把柄或证据可以被抓住，所以还不能召开对我的批斗会，只能说是交待会。第二次交待“问题”会上，首先提出的竟然是我怎么和翟美菱结婚的。由于美菱的父亲在国民政府任过职，有“历史问题”，他们想从这里打开缺口。这确是个好话题，我就从头至尾把我们相识、相恋到结婚那五年的过程一一道来，仿佛在婚宴上讲述恋爱经过一样。说实话，我们结婚时只请了几位亲友一起吃了一顿饭，形式极其简单，还没有进行这个项目，在文化大革命中算是补了一课。
研究所里有十几位年岁比我大的人，他们在“解放”前自然是参加过工作，那些人当时被称为“牛、鬼、蛇、神”，继我之后也陆续的被关了起来，这下革命小将们就比较忙了，无暇天天为我开交待会。但是也不能让我闲着，每天要我写材料交待问题。我就每天写上一两页交差，从我出生、上小学、中学、大学到参加工作；从我的祖先、我的父母到我的兄弟姐妹及我的亲戚朋友同学，分章分节娓娓道来，就像写自传，写回忆录似的。这些人却没有任何一位与政治有关。
那时各单位都成立了“群众专政小组”，成员都是贫下中农或工人阶级家庭出身。我们单位的群专小组多为研究所附属牧场的工人，以及勤杂人员。他们文化不高，有的却已经失去了农民的朴实性格。群专小组的头头整日口叼烟卷，双手叉腰，横眉怒目，活像电影里旧社会牢房里的班头。每天半夜三更向专政对象催要交待材料，没写出来的就不准睡觉。不睡觉的滋味比挨打还要难受，我有时还后悔我以前为什么不参加个政党组织，或是窃盗点国家机密，那我就有东西可以交待了。我交了三十多篇“材料”后实在没内容可写了，这比上学时写作文还难，因为题目只有一个，天天写同一题目，谁有那么大的想象力？现代的连续剧一部也不过三十几集，多半靠数位男女主角的多角恋爱来支撑。最后我只好横下心来，声称我再也不写了，爱怎么处罚悉听尊便。那位组长说：“你负隅顽抗，等着瞧吧，有你好受的！”可从那天以后他再也不来催我要了。
被关在一间屋子里没事可做也不是好过的日子，除了看《毛选》外当然不准看其他的书报杂志。四卷《毛选》翻来覆去已看了好几遍，闲极无聊我就用汉语拼音字母书写《毛选》里的文章，我现在用电脑打字就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可有一天，“群专”的头头来查房，发现了我用拼音字母抄写的《毛选》，就把它没收了，还说：“好呀！你不交待你的问题，现在还学英文，想和美帝通风报信？”我没理他，大概他拿回去交给革命委员会后，有人认识那是汉语拼音，也就没再来找我的麻烦了。
不久我们这些被关的人不准去食堂买饭了，改由群专小组的看守人员代买。我住的这半截楼道也用木板钉死，只留一个小门与外界相通。每间房门都上了锁，被关人员自备尿盆一个，大小便就在自己屋里进行，每天早上“放风”到厕所洗脸刷牙，清洗尿盆，从此我和美菱就断了联系。不过在封门之前我已有预感，我最后一次去食堂买饭时扔了个纸团在“信箱”里，纸上写着“食槽里不要再放玉米了，养鸡太费粮食！”
我在被关的房间里，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员工上下班的情景。随着运动的发展，我发现有不少人逐渐消失了。原来是展开挖“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了。楼道里人来人往昼夜不息。我本来一人住单间，不久来了位room mate,是副所长司勤同志。我们同室共住了一个多月，彼此心照不宣，一句话也没交谈过。有一天半夜专政小组把司勤叫出去，不久听见楼上“叮里咚隆”的推撞声，断续响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司勤回来，面如皓月一般，肿了一大圈。他回屋倒头便睡，早午饭都没吃。晚上看守人送饭来，还对司勤冷嘲热讽了一番，说：“你都这么胖了，少吃一点吧！”司勤只得苦笑一下。正是：寒风呼啸何时了，叶落知多少。楼上昨夜又“叮咚”，无辜不堪回首因脸肿。
不久我们的窗户都被用报纸糊了起来，防止被关在里边的人了解外部的动静。但我还能从缝隙间窥见窗外路过的人，虽然不很清晰，偶尔看见我儿子在院子里跑跑跳跳，就会感到安心许多。然而不久他们又用白粉把窗户外面的玻璃厚厚的刷了一层，从此就完全与外界隔绝了。又过了一阵，我被转移到另一个房间单住，和司勤分开。
秋去冬来，新年过完，春节又快来临。在那个动乱时期固然人们都没有过节的心情，但却会更引起被强行分隔开亲人们的相互思念。我渴望知道一点家人的消息，她们一定也在关心我的近况。我们之间并无天然的关山阻隔，也没分居在天涯海角远隔重洋，而是同处于一个大院内，然而想见一面却不可得。我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办法：第一步我要求代我买饭的看管人员老范到我家里要点针线来，理由是我衣服的扣子掉下来了。这位老范是实验牧场饲养种公牛的，文革之前他也曾不时的去过我家，每次我们都用我们所能买到的较高级香烟请他抽，临走时就把那盒烟送给他，所以他很愿意去我家跑腿。过了几天我又说天气太冷，请他去我家拿一件棉背心给我。殊不知美菱心想皮背心会更暖和一些，就让他拿了一件羊皮背心来。过了两天我说皮背心太硬，穿着不贴身，请老范把皮背心送回，把家里那件棉的给我带来。收到棉背心后，我拆开里子，把我事先写好的一封信缝在里边。那封信是写在一块从针织背心上撕下来的布，密密麻麻的报告了我的近况。我用针线把棉背心恢复了原状，过了两天我又请老范把背心送回家，并请他告诉翟美菱给这件背心絮点棉花。我老婆拆开背心看到信后才恍然大悟，她自然也如法炮制……（之后是一串乱码）
运动刹车后所有的人都满肚子怨气。被关的人说：“不明不白的被专了政，我究竟有什么问题？必须搞清楚有个交代。”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打手们则觉得他们起早贪黑努力工作，好不容易抓到这些阶级敌人，转瞬间一风吹，全都放了，实在心有不甘。于是大家都不去上班了，有的在家做木工为自己添置家具；有的在院子里和泥脱土坯，盖凉房，搭鸡窝，养鸡下蛋改善伙食；有的挖地窖，备战备荒为自己；有的自己养儿育女省下了保姆费。我们家的么妹也是这个时期孕育出来的。我家里除向公家借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外，什么家具都没有。所以我也买了一套木工工具，准备打个橱柜。天暖季节我就骑着一辆自行车，带着一儿一女每天去游泳池，训练他们游泳，我自己则跳跳水，晒晒太阳。
内蒙古的干部这样大约逍遥了一年，过了春节后“上边”传来了命令：除了要喂婴儿吃奶的母亲外，所有干部带上三个月的粮票，立即整装出发，前去唐山某军营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当时大家都想藉此把文革中自己被整的问题澄清，所以都踊跃前往。到了军营后按原工作单位编成连、排、班。连长、排长、班长都由现役军人担任。军代表宣布：任何学员不得私自外出（营地）；不得与亲友通信；不得泄漏营地地址；不得与其他排连的学员串联；在军营内的小卖部不得抢购；学习期限至少一年。大家听后都傻了眼。特别是那些上有年迈体衰的老父母，下有未成年的幼小子女留在家里，有点什么突发情况找谁去照顾处理？还有正在搞对象（即交男女朋友）的年轻人,他（她）们的对象不在内蒙工作，自然没去唐山参加这个学习班，一年不让互通音信，早晚落个吹台的结局。实际上最后我们大家都在那里呆了一年半，这期间产生的悲喜剧自然不少，但那是另一乐章了，这一乐章也就此划上休止符。
2005年于加利福尼亚
转自：http://www.boran.net/cqnk/47nkr-38-2.htm
该文系重庆南开中学校友回忆文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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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7-13 21:56:58
发表于 2012-10-7 00:3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