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国璋：内蒙师院“四大”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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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师院“四大”风景线

滑国璋

转自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e67723010009s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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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文化大革命发明的一个新词语。当它在生活中演泽成鲜活画面时，是那样的惊心动魄，卷进了当时中国的六亿人。

发生在1966年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由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贴出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引起的。这根导火索是预设的还是自燃的，背景不详。6天之后毛泽东主席亲自下令发表这张大字报。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向全国广播了，烈火就此点燃。

6 月3日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教师高树华、刘朴、刘真、楼基立贴出《评纪之5月18日的动员报告》的大字报，师生议论纷纷，赞成和反对的大字报迅即铺天盖地，构成一个史无前例的景观。当晚，中文系汉三贴出《揭穿一个大阴谋》，矛头直指高树华等人的大字报。纪之（本院院长）、张学尧（院政治部代主任）急忙布置，把大字报抄下来，漫画要临摹、记下名字以备后用。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一时无以应对。赵戈锐（文委主任）、布赫（文委副主任）、韩明（文委副主任）、孙培卿（文委干部人事处处长）到师院与纪之开会，内蒙党委办公厅代秘书长浩帆也来院视察。这张类似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在本院乃至全自治区引起了很大反响，大字报矛头明显地指向了院党委，这是非同小可的事，领导慌了手脚，按照五七年反右斗争的经验看，这是典型的反党行为。但按照北大的情况看，这种大字报显然已受到毛主席的支持，他们只得尽其所能地应对，例行公事地向师院派出了工作组。

院团委在大字报贴出的转日召开团总支书记会议，肯定了中文系保卫院党委的大字报是对的。当晚又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以求稳定局面。6月7日上午高树华等四人又贴出题为《不能掩盖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评纪之6月5日的初步检查》的大字报。与此同时，以古东为首的四人工作组公开与群众见面。造反派们也欢迎工作组，以为他们是为自己撑腰的，但很快就发现他们在露面前已与纪之、张学尧、肇那斯图先行接触。外语系召开会议，韩桐同学义愤填腐，发动全班同学写了血书，表示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并将此血书当日送交内蒙党委和文委。

工作组组长古东束手无策，去找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王逸伦，王逸伦指示文委又增派陈觉生等 19人来师院，前后共23人组成工作组，古东为正组长，陈觉生为副组长。下午全院师生在院内游行，要求撤纪之的职，罢纪之的官。造反派发现工作组是来“灭火”的，几天之内，反工作组的情绪日渐高涨。6月21日，高树华等四人贴出大字报《一切革命的同志要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摧毁“浩家店”》。同日，我班郭是海同学贴出《抓住黑帮，穷追莫舍》的大字报，进一步揭露工作组与黑帮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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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高树华等四人贴出《工作组执行的是“浩家店”的修正主义路线》，中文系教师董文等贴出《要求派新的工作组或改组现有的工作组》等大字报。万炮猛轰工作组，工作组已处于瘫痪。

7 月8日中午，中文系学生李福生贴出《陈觉生给我院黑帮分子的“再战动员令”》。有人向工作组报告说“生”字中有文章，认为是反动标语，因而工作组把李福生扣留。下午，支持高树华的200名师生写了一条巨幅标语，“支持高树华等革命同志，识破迫害左派的阴谋家”和“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往主楼上贴。还未贴完，便有数百人围在楼前，声称压了“七•一”的红字标语，已构成“反革命事件”，对贴标语的同学刘鸿印、韩桐进行围攻、殴打。有人竟带头狂喊 “打倒反动学生韩桐”、“打倒反动学生刘鸿印”，当场还有人照了相。工作组长古东责令贴标语的师生们撕下标语，据说还不准他们去吃晚饭，直到晚上九点多钟。这是师院的“七•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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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校外语系高树华等人率先发难、中文系的少数人参与支持的时候，传统政治正以传统方式完成着“内部掌握”，给学生划分左中右的名单以及每人每日的行止都被“克格勃”式的内部人员作为情报传递到上边。《内蒙师院大字报选编》里有一组从当年院筹委会缴出的整同学的材料，其中有一篇《简单情况》可见一斑：

七月十九日下午召开批判黑帮分子陈觉生大会。

张培仁看见“打倒黑帮分子高树华”的标语把高的名字画了几圈，就说：“我一看就知道不是艺术系就是数学系，他们就会干这一套，真次!”王永柱也接着说：“叫我更会画，还带菱角呢！”会上蒋毅同志宣布撤销工作组时，项桂枝高兴地说“好！”中文系一些老师也互相议论：“撤了说明有问题……”

古东同志、王玉敏同学讲话时，李福生、薛永长、张培仁、张峻华、项桂枝、李敏、张兰弟等人无精打彩，勉强鼓掌。群众喊口号时，上述人同是没精神，只举手不张嘴，特别是薛永长，手也不举，后在众目逼视下才应付几下。

据说外语系一个高树华的拥护者（女）今天晚饭连菜带饭都给了别人，面色阴暗。

中文汉四××× 1966年7月19日

还有一份是关于我们班的，题为《班级左、中、右排队情况》：

左：孙甫、马飞高、谢润茂、刘广、徐秀中、巴国强、李可奇、常墨林、夏连仲、吴海秋、任海宽、刘俊、倪凤琴、杨永胜、崔选章、赵铤越、张桂璋、张英、侯芝瑞、张源、王庆江、陈仲杰、贾国志,共二十八名。

中左：刘莉、季炳林、张志诚、张志成、韩燕南、任秉岗、方瑞芬、王恒、魏守义、叶士杰、丛英奇、许树仁、林玉、雍月荣、肖占武、荣跃增、皇甫林、包玺、滑国璋、郭永明、刘文斌、郝姝珍、董致中、曹思哲、秦广明、宋壮勋、石芳、韩秀英、管培园，共三十一人。
中右：范兴元、何珊明、赵兰恒、吴纯、郭兆兴、韩存礼、王孟斌,共七人。

右：郭是海、张全栋、孙博、曹俊，共四人。

接下来是《情况变化》，正文是：

1.郭是海等人基本没什么私自秘密活动。第一节后半节，郭是海与常墨林、王庆江、刘广谈话。后来郭跟我打招呼，便去跟雷善元核对一个事实。早饭后，郭是海和范兴元在走廊谈话。孙博一直在教室写大字报。张、曹同。

2. 据李可奇同学上午八时左右反映，二十二日中午，由韩燕南召集季炳林、马飞高、秦广明、李可奇等（巴国强、张志诚、夏连仲、任海宽、荣耀增、赵铤越也在出席之列，当时没到场）在文史楼前开会。内容是,要由任海宽出面领导组成贫下中农同学对郭是海等展开上挖,令其交出其材料与活动情况……（按:下部分材料与文化大革命关系不大，故省略）

中文汉三××× 1966年7月23日

看着这份被正式印刷出来的“内部材料”，才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政治”，也懂得了“做人之险”。（ 细心的魏守义看出了这个名单不全，他补足下述人名，便成了汉本三72贤人：王秉正、张景云、郭珍玉、张耀先、李述义、陈如侠、李迪生、荣瑞麟、刘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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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传来毛主席畅游长江的喜讯，《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毛主席借此意味深长地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这些话在当时看来只是一般性的哲理，懂得内情的人却能从中品出一些滋味来。显然，老人家准备做一件大事情，要碰一个大东西。偌大年纪还在长江游泳，还把千百万青少年鼓励起来进入大风大浪，已经预示了这场运动绝不同于往常。

这天，工作队宣布了两项决定：（1）7月19日以后和高树华有联系的必须交待检查。（2）7月23日以后与高树华有联系、通风报信的要加重处分。转日，高树华冲破工作组的严密监视，第二次去北京“告状”，被工作队发觉后赶到火车站从火车上把他拉回。从此，高树华、刘朴、刘真、楼基立受到严密监视。8月4日华北局派人来师院了解情况。下午，内蒙党委副书记高锦明和权星垣来院看大字报。8月5日毛主席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至此，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已十分明白。把“炮打司令部”的指令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提法说出，看上去很平和、很亲切，如同美国人给原子弹取个名字叫“大男孩”一样，但谁都能掂量出这个亲切称呼的威力。那声音并不亚于他在1949年的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是又一次关于政权的革命。师院的局势也因此发生了变化。高树华被工作队禁闭11天后释放。是日晚院里传达了内蒙党委关于撤消工作组（队）的决定。显然，炮打司令部的大势已经不可阻挡。这阶段，造反派在师院仍处于劣势。当时流行着两个词语，叫作“多数派”、“小数派”。

8 月10日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高锦明来我院在大操场召开群众大会，提出要在本日晚开始大辩论，由各种不同观点的人组成主席团，主持会议。在二十名代表中仅有造反派5名：韩桐、秦维宪、雷善元、徐成德和张羽。韩桐、郭是海、雷善元等同学分别给王逸伦贴大字报，揭露他阻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种种行为。当晚举行第一次辩论，高锦明、权星垣、王逸伦出席了大会。会前权星垣讲了话，指出同学的检查一律作废，材料退给本人。次日晚又举行第二次大辩论。中间派开始动摇，但多数派却恃势反对。

8月12日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这次会议确定了林彪为毛主席的接班人。

晚上第三次大辩论。首先把孙培卿揪出来令其交待“七•六”大字报的内幕，他承认是根据师院陈某某的“揭发”和古东的汇报、在韩明的授意下写成的。然后中文系郭是海同学发言，他援引了大量事实揭露了工作组（队）扼杀我院文化大革命的行径。郭是海的这次发言是他政治才能的大展示，是他政治生涯的启动宣言。他的名字从此写到了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史册上。

郭是海是我的同班同学，赤峰巴林左旗人。赤峰人是一个特别的人种，不知道是从哪里获得的文化传承，让他们有着过人的勤奋、机敏与执着。他们热情礼貌、不卑不亢、善解人意、精于趋避。他们思维缜密，敏于趋避，把自己摆在竞争场上最宜进攻而不致受到伤害的位置。他们不甘平庸，即使是平民出身的孩子也有一种不甘久居人下的志向。莽撞、冒失一类的匹夫之勇在修练中早已摈弃，进取心在谨言慎行的得体把握中贯穿于生命的全部轨迹。
郭是海不是个轻率的人，他所以毫无背景地早早加入了高树华的少数派，完全是出于他对文化大革命大方向的正确判断与对派别胜负的自信选择。这个英俊的青年以他清晰流畅、广播主持人与演讲家才有的声音，以他富有才气的语言、文采与逻辑，弄得台下鸦雀无声。精心准备的事例，环环相扣地为他的观点作着舍此无他的论断；情理并行的讲说，为他的宣言作着无言以驳的雄辩，令人倾倒。

保守派显然受到了震撼，纷纷向台上递纸条子诘难。如果说他的发言是事先有备的话，回答这些有意刁难便是他真正的见智见勇了。一个学生，在数百乃至上千人的大会上能沉着应对，阵脚不乱，绝对表现了他的政治才干。在我的印象里，他除了把 “搜集”念成了“愧集”（正确读音也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以外，所有回答都应对敏捷滴水不漏，赢得阵阵掌声。用当时的话说，真是大长了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保守派威风。看看多数派以势压人、胡搅蛮缠的气焰，想想少数派势单力薄苦拼苦打的艰难，人们的同情心在不知不觉中向着少数派倾斜。

8月16日午后，部分师生把纪之、肇那斯图、王履安等人抓了起来，并挂牌子、戴高帽游院，晚上开大会批斗了他们。少数派把韩明、孙培卿抓来准备斗争，没等下车，就被多权派围住加以阻拦，并迫使送回。主持大会的付荣俨然以领导人自居，高喊“革命师生万岁”、“革命的口号继续呼”的口号。为了不给少数派发言的空隙，他带领多数派不断用口号压倒会场，他带头并鼓励人们呼号，他的西部口音十足的那句“革命的口号继续呼”从此成了同学们的口头禅。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我们每逢酒场劝酒都会用上这句。并且想起了文革斗争的认真与可笑。

这种十分激烈十分热闹的大辩论在八月底前连续了十次。这期间少数派受到的刁难压制是有目共睹的，他们显示出的不畏高压的精神是很感人的。他们真心地认定自己是在革命，在听毛主席的话，在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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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内蒙师院东方红战斗纵队（简称“东纵”）正式成立。几天之后，院筹委会揭去了名实不副的面纱，顺应历史地改换招牌，更名为“毛泽东主义战斗纵队”。群雄逐鹿，战旗叠起。9月5日呼和浩特市红卫兵成立临时总部（即第一司令部），我院的东方红红卫兵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都加入了一司。以高干子弟为核心另行组成的呼市大中（专）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二司令部）相继成立，正司令为王建华（王逸伦之子），副司令为王纪言（王铎之子）。师院东纵属于市第三司令部（即呼三司）。这三个司令部实际是两个营垒，即一、二与三。到这时阵线已经分明了，自治区级的领导干部的站队问题已成必然：王铎、王逸伦支持一、二司，高锦明、权星垣支持三司，各有所攻，各有所保。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正逼迫着各级权力者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