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树华、程铁军 内蒙“揭批查运动”实录——《内蒙文革风雷》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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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按：本文节选自高树华、程铁军合著《内蒙文革风雷》（明镜出版社2007年出版）“揭批查运动”相关章节，现以《内蒙“揭批查运动”实录》为标题集中发表。【注：……】为原书所附注释。整理时对与本主题或史实无关的相关内容略有删节。 转自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23042

第一章、走出牢狱大门
第四十七章、造反派的末日——清查运动
第四十八章、专案人物写真
第四十九章、呼市地区批斗会
第五十章、项目射出“隐私弹”
第五十一章、再“巡”大青山下冲积平原
第五十二章、选择“宁折勿曲”之路
第五十三章、走进牢狱大门
第五十五章、生存新轨迹
第一章、走出牢狱大门

1993年8月4日，我乘坐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班机，俯冲过云层，颤抖地降落在蒙古国的乌兰巴托机场。当我独自提着行李，跨出机场大门时，发现一头奶牛正在门口悠闲地吃草。异国风情令我新奇，也让我伤感，阵阵酸楚涌上心头。十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刻骨铭心。那也是这样一个酷热的夏日，我，一个文革政治犯，结束了近六年与世隔绝的囚禁生活，步履蹒跚地跨出监狱大门，等待另一种惩罚。
十年后的今天，我走出国门，渴望在别样的环境里，在较为自由的空间，得以从不同角度去思索人生价值。激动之下，我习惯地拿出日记本，写下“1983年7月25日”几个字。

　一、免于起诉
1983年7月25日，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简称“呼市”)看守所，一个拘审未决犯人的地方。
　　三筒三号的九名犯人刚刚睡醒午觉。号内闷热无比，我和两名年轻刑事犯光着上身，坐在地板上，往一本旧杂志上粘贴报纸上剪下的资料。当我们刚把一张马克思威严的印刷像贴好，号道里传来犯人最敏感的钥匙链的撞击声，今天不知打开哪间号门。
　　脚步声在我们的号门前停住，小门打开，一张熟悉的脸从小门闪进号内，是看守员小谢。他呲着牙对我说：“真稀罕，提审你啦!”小谢是土默特左旗兵州亥公社的下乡知青。1979年秋，我被拉到那个公社批斗时，他站在会场一角把全过程尽收眼底。“你那天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没把主持批斗会那些人放在眼里。老乡们说，看人家高树华，真是条汉子，不稀正眼瞧公社那群土鳌。”我成了他管辖的犯人后，他常向我提起当年的事。
　　我心里明白将发生什么，一个多月前，6月15日，内蒙党委常委会决定释放我，因为我的事惊动了胡耀邦、邓颖超两位大人物，否则我终将会成为狱中之鬼。
　　久居幽暗潮湿的牢房，乍见阳光感到十分刺眼，双腿沉甸甸的。看守所围墙边的灰色大门，愈来愈近了，我心里默读着提审要通过的程序。我记不清有多少次被勒令站在灰色大门内三米线上。满脸敌意的武警会冷面怒问：“多少号?”
　　“99号。”
　　“大声点，你是不是没吃饭?”
　　“99号。”我加大声音。
　　“站好!”几秒钟后放话：“走吧!”此时，我才能跨过白色油漆涂的警戒线。
　　今天，守门战士满脸笑容，没问囚号，挥手让我出门。走出大门，便是看守所外院——人间自由天地。
　　灿烂的阳光下停着几辆闪光的小轿车。员警们停下手中工作，坐在荫凉处像乘凉又像等待着什么，我看到一片充满笑意的热脸。五位市检察官陪我进入一间审讯室，开始宣读呼市中级人民检察院判决书。判决书中列举了我在文革中曾写过若干张大字报等轻微“犯罪”事实，笔锋一转说因认罪态度好，免于起诉云云。
　　原本，我的案件经检察院反复调查后认定为“不予起诉”，但当政者为了“平衡”，大笔一挥把我的级别高抬一格为“免于起诉”。我在以往数次提审中，由于拒不认罪被指责为态度最恶劣，今天反以认罪好而被释放。我实难接受如此露骨的文字游戏，我还是我，我没有罪，我不能签字。五位检察官中有几位与我打过交道，其中一位较年轻的，似乎看出我的心思。他直率地对我说，眼下最重要的是先去治病，接着他指了一下窗外。
　　透过打开的窗户，我看见一个穿着白色短衫的十四、五岁的少年正把篮球架横档当作单杠，上下翻卷，那正是我五年多未见的已长大的儿子。球架旁小块遮荫下站着我的妻子。她太瘦弱了，随时可能被风吹倒，她凝视着我这个方向。我无法看清她那企盼的目光，却能感到她此时此刻的心情。我的心立刻充满了泪水，全身热血沸腾。当我已被剥夺得一无所有时，我的人格犹存，正如我当初拒绝在逮捕证上签字一样，我同样不愿在这样的判决书上签字。但是，当我看见妻子、儿子后，我的身心瘫软了，与亲人尽快见面的强烈愿望催动我违心地在“免于起诉”的判决书上签了字。签字时，心里掠过一个意念——向人们讲述真实的一切。放下签字笔，我直奔篮球架，在蓝天白云下，我双手紧紧搂住亲人。身后响起鼓掌声，那是关心我命运的员警们发自内心的人性关怀。他们的职业是对我们秉公办案，他们是些好心人。
人们拥过来和我握手，其中一位不穿警服的人抢着拉住我的手说：“快走，那边云书记正等着和你谈话。”我认出他是呼和浩特市委副秘书长王林。

　　二、市委书记一挥手
　　从宣读判决书到签字，仅瞬间，我从敌人回到了人民的行列。在树阴掩映的一间办公室，我有幸被市委书记云治安接见。
1975年我任市委书记时，云治安为市委副书记。今天，云治安已升任市委书记，成为内蒙古首府命运的主宰。我俩勉强碰了一下手，他单刀直入地说：“这次审查时间长了些，但搞清楚了还是好事。组织上没给你刑事处分，决定给你行政处分——开除留用一年。这算是正式通知你。”
　　他望了一眼窗外，稍停几秒后接着说：“当然，这个开除留用的本意不是要开除你公职，而是要留用，总要给你一碗饭吃，当然啦，你的党籍就……那个了。”说着，他的右手从桌面上抬起，向下一挥，我的23年党籍便结束了。
　　我至今不知，把我清除出党的手续是谁为我办理的，又是谁代我在开除党籍的文件上签的字。此时，我还没料到，当局对我惩罚后，仍把我视为最可怕的敌人。出狱后20年，我一直在公安机关的监视中，这是20年中，我听到、看到、感觉到的事实。当然这是后话。
　　云治安接着以安慰的口吻说：“你有学问，又年轻，能干好多事，当官也没球意思。球，你已经当过大官了，还不是那么回事。我马上要退休了，该回家了，和你一样没官职了。干了几十年，最后还得回家，球!”
我感到他谈自己退离官职的几句话还是真实的。像他这种靠资格，熬年头当了共产党大官，一旦失去官位和权力是非常痛苦的，他不断用“球”字来宣泄无奈和遗憾。“球”是中国北方农民常用之词，意指男性生殖器。在云治安这代官吏中，该词可用来表达多种情绪，可骂人，亦可抒情，有万能之用。我们的谈话就是以这个内涵极广的感叹词结束的。

　　三、员警在我家上班
　　下午五时，我乘着市委的一辆北京吉普回到阔别五年八个月的家——呼市新城南街，内蒙教育学院内的三间平房。迎接我的是长我9岁的大哥和9岁的小儿子。
　　这五年多的最大痛苦不是自己的遭遇，市委书记的一挥手也在预料之中我并不太在意，我最大的痛苦是失去了母亲。1981年1月8日，她永远离开了我。全家人清楚，我的遭遇让母亲长期心郁不舒，最终引发亚急性肝坏死而早逝。我跪在母亲遗像前，除了自责，还能怨谁呢?我对正义和公正早已失去信心，但愿今后能平安过日子，让老父颐养天年，让年幼的儿子长大成人。
　　由于长期监禁，很少见阳光，我的身体十分虚弱，一时无法适应外面的生活。出监后第二天，我病倒了。被捕以来，全家靠妻子微薄的工资勉强维生。有时要靠岳母和朋友周济。眼下囊中羞涩，医院是去不得的。幸亏几位医生朋友诊断我是一般性的肠胃感冒，给几副小药也渐渐好了。
　　两天后，一位自称姓苏的派出所员警开始在我家“上班”。早八时刚过，他必来；下午二时刚过，来值下午班，准时到晚上六时下班。苏坐在墙边的椅子上看我小儿子的连环画册，一本接一本，看过一遍后，再翻第二遍、第三遍……。苏员警显然是上门“钓鱼”的。妻子第二天上班后，立即电话告知朋友，家中有“情况”，大家勿来探望，并让朋友互相转告。此举起到立竿见影效果，苏在我家上班三天，未钓到一条鱼，沉不住气了，自言自语：“哎，怎么没人来看你?”我装作没听到，不予理睬。
　　第四天下午，苏有了第一次收获，也是唯一的一次。我在看守所时，认识了原呼市交通局政治部主任田明(化名)。他因“内人党”案件被捕，关押一年多释放。这天，他头戴草帽，顶着烈日，满脸通红地突然进了屋。田的来访，让我惊愕片刻，之后，迅速想好应急方案。我请他坐下，自己有意背对苏，先入为主地对田明说：“老李，这么热天，你来做什么?”老田一听我这样称呼他，十分诧异，我忙用眼光示意身后，田立刻反应过来。我又问：“你们建筑公司现在有活干吗?你身体好吗?家里人还好?”我连珠炮地问话，为的是堵住田的嘴。田连连说好，并解释：“我是跟着拉水泥的车出来的，顺便看看你。外面车还等着，过后再谈吧，今天看你还好，我放心了。”田说完，快步离去。
　　田刚出门，苏便问我：“他是哪个建筑公司的?叫什么?你和他什么关系?他住在什么地方?”
　　我与苏周旋：“是华建的，还是市建的记不清了，叫李什么也忘了。我从来没去过他家，不知住在哪儿。我和他好像在朋友家认识的，这个朋友是谁，忘了。”
　　苏问几遍，我就如此回答几遍。我暗暗告诫自己，需要小心，更要耐心，决不能殃及池鱼。为此事，苏所在的派出所、新城公安分局及呼市公安局，不知投入了多少警力，查了多少天，仍无答案。当苏再次盘问我时，我拒绝回答。
　　顶牛这天，我初中一位同学，在回民区公安局任职的宛清来看我。他和苏很熟，看到苏正在座，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宛和我寒暄几句，就拉苏站在院内嘀咕了几分钟，随后一同离去。
　　从此，苏员警不再来家“上班”。我们全家仍很小心，对公安机关的现代侦察手段有防不胜防的感觉。
　　八月中旬，我的大儿子因病住进内蒙医学院附属医院。那时，我妻子上班，我担负全部家务，除买菜、做饭，还要给儿子送饭。一天中午，我骑车去医院送饭，路经新华广场时，遇到呼市二中教师杨永俊。杨原是内蒙师院(现在的师范大学)物理系学生，文革时是四年级，井冈山兵团负责人之一。毕业后分配到二中任教，1976年清查中，被列入呼市教育界重点人物。杨对我以老师相称。我怕饭凉了，只和他简单聊了两三分钟话，便匆匆告辞。当晚十点，一位有资格参加呼市常委会的朋友，急慌慌敲开我家的门问我：“你今天一共出去两次，有两次路过新华广场，还和二中杨永俊说话，对不对?”
　　我一算，很准确，急忙问他：“怎么啦?”
　　“市委那帮人认为你出监后很活跃，市委书记发脾气了，说准备再把你送回看守所。你要好好安排一下，尽量少出门，避避风头。”朋友走后，全家人商量，只能让儿子出院，回家治疗。今后外出买东西之类的事，由父亲代劳。平时，老父亲在门口挡驾一切来访者，我缩在家中，尽量不出院。
　　几天后，那位朋友电话告诉我妻子：“有人天天向市委报告你的情况，说这几天不活动了。看来危险过去了。”
至今，对现代监视技术一无所知的我，仍在愚钝中，当局如此准确记录一个已被释放的人的日常起居，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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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章、造反派的末日——清查运动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运动。轻者留在本单位“讲清楚”，重者由单位负责隔离：身份高的，押入各级隔离审查学习班。已被认定敌我矛盾者，要组成项目组，并移交公检法拘押。

　　一、清算临头
1976年底，郝广德、那顺相继被隔离。我身为内蒙农业学大寨会议呼市代表团团长，仍坐在台上，他俩被押在台下批斗。
　　我注意听了十几人的发言，仿佛概述了内蒙的文革历史，只不过角度已经截然不同。60年代，文革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创造”。十年后，讨伐造反派紧跟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只有伟大的党永远正确，永远不犯错误。
　　内蒙清查运动11月12日正式拉开序幕。学习班从呼铁局开始，迅速波及全区。运动初期的造反派个个成了瓮中之鳖。刘立堂在呼铁局，李枫在黑龙江，王志有在南京，霍道余在湖北先后进入隔离室或监狱。我是文革的积极参与者，虽然未越雷池一步，但也难脱干系。我周围怀疑的眼光和不屑的神色，使我难以工作。当时郝秀山鼓励我：“别想那么多，党是实事求是的，谁不知道你在运动中被打成乌兰夫黑帮分子，有什么说法有我顶着。”尤太忠也替我打保票，三次对我说：“没材料和证据，不该审查你，你要坚持工作，相信党的政策。”前两次是当面讲，最后一次是电话中，离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仅仅七天。
1977年12月份，我突然被停职隔离，直接原因是后来得知的，因有人揭发，批林批孔中我与江青特派员有来往。
　　现在审查过去20多年了，老朋友见面总提这个问题：“你对审查怎么看?”我坦言相告：打倒四人帮并没有多少人同情。江青的人格，尤其整周总理这一条，为广大群众所不齿（整理者按：可叹高先生20年来都还没从这些低级谎言里清醒过来）。我冒险保护天安门事件的知青，原因即此。胡耀邦曾说过，解放战争我们打蒋介石也不过800万，现在抓的红卫兵已有上千万了，这个数量非常可怕。胡耀邦讲：“当时这些红卫兵都是娃娃，紧跟有什么不对。” （整理者按：胡耀邦本人不就是还乡团里冲在最前方的得力打手吗？）为此，《红旗》杂志1980年发了评论文章。
　　据说胡耀邦的话引起邓小平、陈云的不满，因而失去信任，总书记终被普通党员罢黜。（整理者按：胡是因此失去信任的吗？）邓不担任党的职务，华国锋、赵紫阳、胡耀邦三位总书记，连连在他手下折翅。这种情况正常吗?邓小平如果多一点丈夫气，少一些小家子气，在纠错上适可而止，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会更顺利些，社会气氛也会更和谐。
1976年的清查一阵紧似一阵，我的朋友大部分失去自由。1977年夏末秋初，我和董玉华在体育场一个角落(其它地方有人监视)，甩掉尾巴，谈了一夜，对老干部的基本心态分析如下：他们会把文革失去的东西找回来，而且变本加厉：他们不会放过一个人，直接整过他的人要抓，没直接整的都要抓，要赶尽杀绝：他们会毫不犹豫，先抓起来审查，不会讲政策，即便没问题，几年后放了，也杀杀你的威风，让你受受罪。
　　我约董玉华见面的意图是解放大家。我让董想尽办法通知被隔离的人揭发我，尽快解放自己。他急问：“你怎么办?”我说：“我把一切都揽在身上，先把朋友们解脱了，然后我再翻供。大家都出去，过安定的日子，牺牲我一个，代价还小一些。这场审查不牺牲一两个人是过不去的。”董玉华很犹豫，我们争了二个小时，他感到也无它策可想，只好同意了。
1982年，我在狱中与内蒙古运动办的胡牧群有一段对话：
　　问：这次坐监狱，你觉得冤枉吗?
　　答：那看怎么说，如果造反派头头非要入狱不可，我应是第一个。上天安门的是我，和毛主席、林彪握手的是我，和周总理一起吃饭的是我，参加九大、四届人大的也是我。造反派中数我宫最大，如此显赫角色不入狱谁入狱。监狱是人盖的就要人坐，既然轮到我，在狱内呆几天也算人生一景，就是时间长了点。(日记摘抄)
　　近六年的监禁和审查，纯净了我的灵魂，惩罚了我政治上的幼稚、迟钝和太多的愚忠，也证实了我的人格和诚实。我可以在余下的后半生，堂堂正正地活在人群中，不被耻骂。
我的党籍被市委书记手一挥开除了(未履行任何手续)，我无怨无悔，我耻于同那些贪官污吏为伍。

　　二、痛别老母，走进囚室
1977年12月上旬的一天，早晨八时许，市农业学大寨办公室副主任郭志孝和市委办公室秘书周恩铁，到家里传唤我，说市委两个书记要找我谈话。郭，周均属我的下级，以往对我满脸陪笑，今天脸色铁青【注：事发当时，我尚不知道郭志孝己任市清查办公室副主任。后因清查有功，升任中共土左旗旗委副书记，几年后任呼市公安局局长。】。
　　市委书记苏和、王明清俨然是党和正义的化身，先对我宣布自治区党委对我的停职检查决定，后传达中共呼市市委对我的两条警告：1、老老实实交代问题，争取宽大处理；2、不允许与外界联系，由市委指定的项目组全权负责查清问题。
　　训话之后，把我交给已成立的项目组人员任和工和马明正。我提出不能完全剥夺我的自由，停职不应隔离的抗议，两位书记对我的申辩用“至今你的态度不老实”的棍子打回来。我要求回家取生活用品，他俩对视了一下，还是同意了。
　　任、马两“项目”(统称审查者为某项目)，寸步不离把我押回家。当时，我年迈的父母与我一起生活，我老母亲正在屋内灶上蒸玉米面发糕。
　　在任、马一再催促下，我在家停了五、六分钟，边找东西边安慰父母。走出家门，我回头望去，母亲倚着门框那凄然的目光让我心碎，我快速转过身，怕她老人家发现我的满脸泪花。文革十年动荡，除了担心害怕，我没给父母任何东西。
　　中午一过，隔离我的房门被推开，走进17条汉子，为首是项目组长丛敬之，副组长任和工、周恩铁，后面是马明正等人，外加两名上了年纪的“保镖”张大泉和张世义。说是和我谈谈，双方身份并不平等。主讲者是丛组长，自称老干部，我过去在呼钢见过。他是一个车间主任，与造反派首领郭日周私交好。
　　文革以来，我一直扮演宣讲人，现在成了被审查目标，听他人口若悬河，自然不对味道，需要慢慢适应。在我之前，绝大多数造反派头头已被拘捕或隔离，我是隐藏最深的大鱼，待遇自然优厚，锁入呼市招待所一个套间内(带卫生间)，有17位战士日夜相伴。他们说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让我表态。我说了必须说的几句话：“服从组织决定，接受组织审查，按党的政策办。”最后，丛组长留在桌上一沓纸，出门时命令：“给你三天时间。”
　　隔离室内有两张床，另一张床留给看管我的张世义和张大泉，他俩不参加项目组批判会，只负责24小时监护。
　　隔离第二天，我身上的香烟吸没了。值班的张世义请示后说：“你好好检查，检查好了就有烟抽，现在不给买。”
　　在烟瘾难忍时，项目组的专断给我带来极大的启示：吸烟不是与生俱来的，不吸烟可省去许多麻烦，不必求人买烟，还能节约几个“革命的铜板”。睡觉时，我已下决心不再吸烟。
　　戒烟前，我每日吸30余支，至今20余年不再吸烟，无论如何，应感谢项目组，古语说：吃水不忘挖井人。
　　一个星期后，我妻子被批准来给我送食品衣物，我唯独把一条烟退回，反让家人惊奇不已。
　　被关押后吃不饱。上级规定，全体项目组(招待所还有另外两个组)享受会议伙食标准，每十人一桌，六菜一汤。受审人不能进出饭厅，但有每桌十分之一的饭菜量，用饭盒由项目人员递送。我无法享用会议伙食，但我不能饿肚子，给我带回的饭盒内主食不够，菜更少。第二天，项目组长亲自送饭，他皮笑肉不笑地说：“这回你够了。”把饭盒放在桌上退出。打开饭盒，观感很好，满满一盒。刚吃两口，往盒底一翻，原来有“干货”：半条鱼的鱼刺和啃完肉的一块骨头。我无奈吃下一个鱼头。
　　我有每天早晨体育锻炼的习惯。失去自由后，每早只能在打开的窗前活动，这又惊动了项目组。一天上午，项目组三位组长说，我仍然不老实，借早晨开窗锻炼向外张望，宣布要钉死窗户，再在玻璃上糊两层报纸。另外，今后在屋内走动要离开门一米，否则算违规，要受罚。烟和饭的事情我做了让步，但，新鲜空气和光亮(我的房是阴面，阳光进不来)是造物主赐给每个生命的，须臾不可少。
　　……………………
　　作为一个能喘气的人，我不能对项目组这个决定无动于衷。我挺身面对组长大人宣布了一条个人决定：你们如果敢给我封窗户，我必将破窗跳楼，以示抗议，我说话同样算数。
　　我当时一脸正义，一付视死如归气概，把三个人吓住了，丛组长带头撤退，周副组长紧随其后，任副组长一颠一颠最后掩护(任有腿疾)，临关门时留下三个字：“你等着!”
　　我以为肯定闯了大祸，17条汉子会杀我一个回马枪。我没感到恐惧，反而是胜利的欣喜。我站在窗前，外面正飘洒雪花。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敞开窗户，让新鲜、冰凉的空气驱走污浊。一个人不能失去最起码的人格尊严。从前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我对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哼起一首熟悉的老歌。
令人生奇的是，回马枪不见，报复也没有。难道项目人想杀鸡取卵?事后张世义道破了天机，我才得知真相。

　　三、侯永原来是左派
　　我因侯永而隔离，必从侯永问题开审。项目组指定我要交待的第一个题目，是与江青特派员的关系。
1974年春，批林批孔在内蒙卷起的狂潮稍稍平息，便传出江青派一名特派员到内蒙地区调查。对此，我虽有耳闻，但我吃过江青的亏，于是静中待变，不想凑热闹。
　　夏初，我从土左旗回呼市开会，住在家中。和我同住一院的张有(北师大毕业分到内蒙教育厅)神秘地对我说，江青的特派员以《红旗》杂志记者身份到内蒙，原是北师大教育系老师，名叫侯永。侯已找到你的住处，来过几次，想找你谈谈，希望你今晚去，他专门给你空了时间，可以带两个人同去。黑脸膛、大个子的张有传达完侯的话，匆匆离去。
　　当晚，我按约定时间在内蒙军区小招待所见到侯永。他穿带领章帽徽的军衣，戴一付深度眼镜，中等偏高的个头儿，皮肤微黑。他说已来内蒙月余，找他反映情况的人很多，常常排队等候，“唯独你这个人，还要我登门寻找”，话中明显带有高官的骄矜。我本无兴趣见这一面，只是不见不行，怕节外生枝才登门。况且，我见过的特派员及两报一刊记者中，名望大的不少，见侯永并不发怵，便直言相告：“我有公务在身，春天地里种不下去，40万人的生计不敢耽误，忙于下乡便不知晓内蒙的事。”
　　接着，他询问了有关批林批孔的问题，无非是对呼市日报3.11事件，对内蒙党委静坐，对内蒙体育场批林批孔大会的看法等等。对这些问题，了解情况的董玉华和雷善元讲得多些。
　　侯永说：“你在批林批孔中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不积极，起码不积极参与具体活动。”我承认。
　　他问我原因，我说：“能否提一个无证据、无把握，只是感觉到的问题?”他让我尽管提。我说，批林可以理解，不存在问题，批孔也对。但把两者结合，说林彪是当代孔老二，起码从历史角度难把两人凑在一起。“是否还对第三个人有所指?”
　　侯永自然明白，第三个人是周总理。但他却说：“我不知道你说的第三个人是谁，我理解，批林批孔就是批林批孔，是一场深入批林，又铲除其思想根源的运动。”
　　当我把与侯永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内容如实写成材料上交后，项目组人大发雷霆，抡起“避重就轻”、“不讲江青对你有什么秘密指示”的大棒子，对我一顿穷追猛打，巴不得立马发现江青的核心秘密。他们认为好不容易发现了与江青有直接关系的阴谋，已经揪住了狐狸尾巴，还能让狐狸溜掉不成。
　　事实上，侯永不是江青，侯永何许人也，我也不清楚，因为我不是江青或中央的什么人，侯永不是我派来内蒙的，我只是一个被邀请上门的被询问者而已。那些天，项目组拿不到干货急得火烧火燎，对我频频出击。
　　突然间，侯永的事戛然而止，项目组再不提侯永及我与江青的政治关系等问题，真可谓扑朔迷离。这个疑团在我出狱后，从原内蒙军区干部孙崇穆处解开。孙那时已从部队转业，在呼市一家外贸公司任支部书记。1974年，侯永到内蒙时，孙是军区政治部宣传干部，负责侯的安全、工作和生活。
　　孙对我说：“那件事真扯淡，侯是以《红旗》杂志记者身份来的，外边传说他是江青特派员，人家自己从没说过，有人问过，侯从不置可否。1977年清查时，也问过我与侯永关系。当时，因侯永与内蒙的清查关联太深，内蒙党委派出几个人到《红旗》杂志专访。北京那里由组织出面解释说，侯永是反“四人帮”、反江青的左派，从没担任过江青特派员，侯永去内蒙是《红旗》杂志社派出的，问题非常清楚，不必怀疑。”
　　“可是，内蒙去的几位不甘心这个让项目人失望的结论。他们原以为可把侯永拿回内蒙，并和内蒙公安厅打了招呼。他们缠住《红旗》杂志社不放，甚至怀疑那位解释人与暗藏的‘四人帮’都在包庇侯永。他们的无理纠缠，惹恼了这家御用杂志，内蒙党委挨了批，这几个人被，限时离京，否则不客气。
孙的话并非编造，另一名消息灵通人士所言也基本如此，其实，此类棒打冤鬼的笑话，何止侯永一件呢!

　　四、罪条加码
　　在隔离后的七天内，我实事求是地向党组织检查我在文革中的错误，抓紧时间写出了近万字的书面材料。
　　但是，项目组嫌我写的材料“避重就轻”，“只说皮毛不交待实质”。我又用七天时间写了数万字材料，狠批自己“贯彻了‘四人帮’形左实右的路线”，“客观上支持了四人帮篡党夺权”，“思想上与四人帮制造的舆论产生共鸣”等等。这是我检查的最高限度，无论党满意不满意，项目组能否尽快结束，我不能再向前走了，那样我就等于承认自己真是个反革命分子。
　　我多少次扪心自问：如果违心地承认是反革命分子，我怎能对得起教育我长大的工人爷爷、叔伯，我年迈的双亲?怎样向长大的儿子解释?我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只有在夜里，我才肯放任自己的感情奔流，泪水多少次打湿枕巾和被头。
　　我上缴的材料让项目组大失所望。他们连续三天批判我的态度和材料：“态度越来越恶劣，材料越写越糟糕”。有的项目亲切地告诫我，“你一条腿已站在对抗党和人民的反革命一方”，言外之意，只要另条腿一动，就吹灯拔蜡了。丛组长最后总结：“为了贯彻党的治病救人政策，给你最后机会，现在让老任对你宣布几条具体提示。”
　　我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诚惶诚恐地用笔记下任组长的每句金口玉言。至今20多年了，这张纸片我还保存着。现摘录如下：
1、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的严重错误一件件、一条条清清楚楚检查交待。你接受了王洪文、江青什么黑指示、黑讲话，你传播了哪些……；
2、与你的帮派骨干成员搞了哪些阴谋诡计，订了什么样攻守同盟……对抗揭批清运动；
3、蒋荣峰、陈世玖、郭是海北京之行，什么时间去的，到了哪些地方，搞了哪些活动……；
4、“颠倒论”，你是怎么颠倒的，目的是什么，起了什么作用；
5、吴涛、郝广德、那顺、王金保、刘立堂等帮派体系的挂帅人物……，你与他们有哪些勾结和串联……。
　　以上这些两天写完，不得拖延。
　　会后通知我，第二天中午吃过饭不要午休，有事。
　　第二天，一辆旧北京吉普车，载着我出城向西行，驶往我任副书记的土默特左旗。我心中一算，此时正是旗、县召开三干会时节。以往，这条路我跑过几百趟。这次是在揭批“四人帮”大会上当一次反面教员，能为全旗人民再服务一次，也是安慰。
　　在一片“打倒‘四人帮’帮帮派骨干分子”的口号声中，我被押至台下，在台边一个椅子上落座。主席台上坐着市委秘书长王德义，其余基本上是我在旗委时的原班人马。忙上忙下的工作人员中，许多是我从基层提拔上来的，今天他们忙着把我批倒批臭。
　　台下人头攒动，大部分是熟悉的面孔。有的惊呆盯着我，像在打量一个陌生人：有的则躲开我投去的目光：有的迎着我微笑：也有的把手伸到耳下挠动三指，算打招呼。
　　在旗里工作时我常下乡，除了和农民一起劳动，也爱和一些诸葛亮式的人物交谈。他们对社会、人生的见地，与史家大相径庭。“落架凤凰不如鸡”、“茶没颜色不如水”之类的民间谐语，常挂嘴边，说来一套一套。他们正在旗里开三干会，今天特意抢占离我最近的座位，明目张胆向我致注目礼。
　　批判会开始，发言人上上下下，口号声响天震地，革命气氛十分浓烈。我抓紧记下发言的要点。第二天，专案组三位组长找我谈话，让我交待在土左旗所犯罪行，突出两个问题，让我首先考虑：
1、你在土左旗怎样为刘少奇反党集团服务的，把林洵禾拉入党内，你的政治目的是什么?
2、1975年，邓小平大搞复辟资本主义时，你在土左旗提出留少数自留地等主张，是怎样与邓小平一唱一和，妄图开资本主义倒车的?
这两个问题不是项目组长杜撰而成，是前一天旗里批判大会涉及的重要政治问题。眼看着我的罪条越码越多，出头之日算是遥遥无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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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章、专案人物写真
从1978年1月始，向我要外调材料的事逐渐增多。张世义告知，丛组长因攻不下我这座堡垒，被市委领导批评。丛请示上级说，高不能因写证言材料而耽误项目进度，但上级未准。

　　一、实事求是与态度恶劣
　　写证言材料与写检查交待不同，后者是针对自己，故写多写少，上纲上线，或把自己骂成乌龟王八旦均属自己的事，项目组说写得不好，可以再写。证言材料是写他人的，这不仅涉及自己，更要紧的是关系他人政治命运。可是从外调入提问题的倾向看，非要把原本极为普通的交往，写成严重的政治事件或阴谋。这时，我不得不慎之又慎，实事求是，一一写明。
　　被隔离审查一个多月，我深知项目组最讨厌“实事求是” ，大批特批我“态度不老实”，“绕弯子编故事”。次数多了，他们便更换新词：狡猾，顽固，死不悔改，要我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
　　我母亲秦秀云是不识字的农村妇女，祖籍山东兖州新驿镇秦村，与孔子籍地曲阜相邻。我自幼受母亲教诲，在极朴实的道理中成人。如这个东西不是你的，绝对不要拿，拿了就是小偷毛贼，是怎么个事就怎么说，怎么办。当我长到十七、八岁时，老人家谆谆教导我：“你就要长成大男人了，记住，不是你老婆就别在心里留人家，你只能惦记一个女人，就是你将娶回家的那个。”
　　多少年来，不论顺境、逆境，母训没有离开过我。当一个人被剥夺得没有基本自由，从政治人还原回生存人的最初状态，我没忘记自己还是个人。于是，我实事求是地一份份写出证言材料，不管别人喜欢不喜欢。
　　春节后，项目组再次为我召开端正态度会。还是这间斗室，还是那十几个项目人，丛组长还是那么慷慨激昂：“姓高的，你听清楚，今天的会不是我们项目组要开，是我们代表市委和市清查办给你开，就是针对你顽固不化的恶劣态度而召开的。现在，各项目组差不多都有反映，说你写的证言材料已经成为干扰，闹得人家不找你调查不行，找你调查也不行，是不是没有你这颗臭鸡蛋就做不成槽子糕【注：槽子糕，是中国北方常见的一种糕点。做法是将普通蛋糕面糊，倒入圆形的铁皮槽子当中，用烤箱或烤炉烤至黄褐色而成，类似于西式糕点中的“纸杯蛋糕”。因使用铁槽子烤制，故称槽子糕。】了?!”
　　周组长大名周恩铁，是土左旗铁帽公社人，至今一口土旗腔：“哎，高树华，我也不和你说那么多，就问你一句话——咱们还闹不闹啦?你马上回答!”
　　按汉语词典，“闹”字有“吵”、“干”、“搞”等几种意思。在土旗词典中，“闹”的意思更丰富，甚至可转指“贪图”、“抢占”、“性关系”等多种含义。此刻，屋内静悄悄，全体与会人员均望着我，等我回答。我只能说：“主动权在你们手里，你们是审查者，闹不闹，闹什么由你们定，问我算什么?”
　　没想到平时一副病态的周组长，火冒三丈地站起来，胳膊伸得长长的，指着我的鼻子问：“我问你，你倒推过来，反问我们，你太猖狂了!”与此同时，马明正按捺不住火气，冲到我跟前瞪大眼、张大嘴质问我，一副要大打出手的样子。
　　我感到气愤又可笑。此时用“气急败坏”可形象描绘出全景。我哈哈一笑，对几个站起来用手指向我的人说：“你们别拿出威虎山那一套，我既不是小炉匠，也不是杨子荣。”
　　丛组长到底身经百战，挥手让部下落座，反复重复“你太放肆了，太放肆”，会议草草收场。当晚，张世义值夜班，多日相处已很熟。他不无担心地说：“你今天太不冷静，和他们吵什么。会一散，三个组长去市里汇报去了。”
经一事，长一智。数月隔离生活，着实把我历练了一番。眼下，我正从一个新的、陌生的角度在看，在想。我可以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但不能不守护人格尊严这条最后防线，我无愧无惧。我至今感谢张世义的人性关切。那天晚上，照例睡了个好觉。

　　二、让大人们冒火的材料
1978年4月，与项目组争吵后，让我写外调材料的事几乎没有了，我并不遗憾什么。后来翻检故纸堆时，发现一份被隔离时写的关于贾广裕的证言底稿。这曾是让项目人员火冒三丈的一份，细读下来，会反衬当年项目人的思维隐疾。
　　贾广裕文革时任新城区革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我和贾是运动中期认识的，一段时期，私人交往较多，对内蒙文革有相同看法。贾待人热情、厚道，我只是贾的朋友之一，不少人知道我与贾广裕关系不错。正因如此，在清查中，他受我的牵连，被投入学习班审查。找我写贾的材料是必然的。现将草稿摘抄如下：
　　关于贾广裕的情况
　　一九六九年九月前后，中央给内蒙办学习班，……贾广裕也参加了这次学习班，是呼市干部。当时没说过话。
　　一九七三年……，贾广裕去土左旗委找我，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谈话。贾告诉我，他女儿贾俊秀到毕克齐公社水磨大队插队锻炼。贾说，他是土右旗人，土旗的亲戚朋友较多，姑娘去水磨，是他亲戚给联系的。从此，贾广裕开始到我呼市家中，去的目的和说的内容，主要仍是他姑娘在水磨劳动和表现问题，让我多注意。其实，贾俊秀在锻炼期间，表现一直较好，担任妇女队长，后来入了党。一九七五年抽调到工学院工厂。我有一两次去红领巾水库时，路过水磨【注：红领巾水库建于五十年代，是上左旗内重要水利工程，能浇灌数千亩土地，地处乌兰板沟内，与水磨村为邻。】，曾和队长、支书问过贾俊秀情况，队长支书都说贾表现好。
　　批林批孔中，贾广裕联系过王永富和于振峰谈呼市面上情况【注：王永富、于振峰当时是呼市革委会宣传组长、副组长，在市级一般干部中有影响。】，我没参加，可能董玉华听过。
　　1974年7月份前后，贾广裕领我找呼市轻化局长李盛奎同志，地点在李家里。我当时去的目的，是联系土左旗利用芦苇搞纸浆，以筹备农业机械化的资金问题……那时，我不认识李，我让贾领我找李汇报了造纸浆的打算，求得支持。谈完此事后，可能扯到内蒙情况，现在回忆，我好像向李谈过是高锦明把内蒙文革搞乱了这个问题……。1974年7月前后，我曾去贾广裕办公室一次，取一套列宁选集(四卷本)……。当时，我的小孩正得病，需要输液，医生让我找京津制的葡萄糖静脉注射液，而医院没有，需自己去找，还要找其它几种药。我求贾帮我买……主要谈了买药问题。
　　1974年8月下旬，我去参加内蒙在京召开的批林批孔汇报会，贾给过我一份材料，让我有机会向中央反映。材料有十几页，是反映张鹏林问题的【注：张鹏林在文革前为呼和浩特市市委负责人之一，1974年后结合进呼市革委会任常委。】……。在会议期间，我一直没露出过，又带回来，后来可能烧掉了……。
这份材料，确实平淡无奇，没有波澜起伏，没有武装割据之类的干货，自然被项目定为不合格，态度自然是恶劣中最恶劣的。百姓之间交往，多为鸡毛琐事。在失去常态的项目人眼中，来往必是串联，琐事必有阴谋，连放屁也要化验化验，看是否包含核弹成份。

　　三、道破天机
　　看着我写的材料，丛组长每每都要急赤白脸地训斥：“没人要你写这么多，几页纸，几件事，干净利索一交待，我们项目组马上撤。”我若真如他所说，稀里胡涂往圈套里钻，项目组是撤了，可公安局会给我戴手铐，上脚镣。
　　经过项目组数月锤炼，我的“觉悟”大大提高，应对策略更得体。隔离之初，我急切想说清楚自己，愿把一切心理活动对党交待，虔诚地拜叩在党之前，骂自己对不起人民。但，诅咒、发誓全没用。合不合格不在事实，领导早有了一个尺度，像我这种文革知名人士，必须交待出反党阴谋，否则休想过关。
　　几位项目组长也曾和我进行过“软谈话”，尽管此时此刻他们的笑并不自然，毕竟十分难得。他们告诉我，他们也有压力，别的项目组都有进展，唯独这里没成绩，他们不好向上级交待。几张笑脸道破天机，果然如张世义向我透露的，组长大人们曾得到上级的暗示：只要把项目干好，整倒高树华，必然升调。项目组急切盼望在我身上出成绩，像运动员期盼拿金牌一样。
　　一次，丛组长和我个别谈话，义正辞严中露出破绽。他抱怨说：“你才从大学毕业几天就当上了自治区政治部副主任，这可是副省级干部，还当过县委、市委书记。我革命几十年辛辛苦苦，也不过是个副处级，你凭什么?你要把狼子野心全端出来，洗心革命【注：原本汉语成语为“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我深知，即便我有18张嘴，也不可能按他们的标准说清楚在文革中的所为。我只能安慰火气冲天的丛组长：“老丛，你想过没有，我这个副省级位置，还有市委书记位置丢了，空下的位子也轮不到你，你还不是——我本想说，为他人做嫁衣裳，又怕当作把柄，只好临时借用农民的话——光棍看别人娶媳妇，穷高兴一场。”丛并不领会我好言相劝，反把我大骂一顿。
当我渐渐悟出对手先定调，后审查，再凑材料的伟大策略之后，当我渐渐得知项目人把我当踏脚石，急于升宫发财之后，我不犹豫，也不痛苦了，毅然选择一条自己应该选择的路。任凭如山重压，海啸般狂潮，能奈我何!

　　四、“保镖”二张
　　张世义、张大泉每日负责监管我，与我同居一屋另一张床上，24小时轮换一次。二张均为市政公司工作人员，任和工副组长是该公司副主任。张大泉是个筑路工，自言“旧社会苦大仇深”，“穷到讨吃要饭地步”。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共产党像爹娘，毛主席是太阳”。“组织上说的哪能有错”，这是他衡量是非的基本尺度。他认为某领导就是党组织化身，领导的话就是组织上说的，当然不会有错。
　　张大泉和我见面第一个晚上，借和我聊天，对我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让我不要忘本，错了就认错。他还不断把我会外的表现——描述给项目组长，诸如，去了几次厕所，夜间说了什么梦话等等。我并不在乎此类小儿科，在乎的是项目组对我进行的两次大搜剿。我在大学学过两个专业：中文和俄语。毕业后，留校也教这两门课。文革前，我开始学英语，达大学一年程度。隔离前又捡了起来，随身总带着英语卡片或几页抄录的范文。
　　隔离后，我最美好的时光是蹲厕所。坐在便桶上，可以自由自在地背英语单词，默诵范文。但好景不长，让张大泉发现，报告了上司。一天，我正把自己关在卫生间，享受自由时光，丛组长带人破门而入，命令我起身提裤。四条汉子把我的床、书桌翻个底朝天，大部分英语卡片从床垫子下被截获。严组长得意十分，除大骂一通，还命令我主动交出未搜出部分。
　　我愤怒目视着丛。两次突袭搜查，他们并未发现我藏在马桶后斑驳处和张大泉床垫下的卡片。环境逼迫我必须背熟所有范文，记牢尽多的单词。于是，我利用不写材料的时间，坐在书桌前背写英语单词，按东西南北中、春百秋冬夜出中文顺序，自编一本英语单词表。当我再坐马桶时，便毫无顾忌地大声说英语、说俄语，任谁去报告，还能把我的舌头割了!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不久，项目组给我增加一条纪律：进卫生间不准关门，蹲马桶不准大声喧哗，尤其不准说外语。
　　我明知这是张大泉给我引来的麻烦，我并不记恨他。这位半百老人，说起他老家托县的穷，尤其说到他那身体不好、一目失明的妻子时，那种真挚感情，表明他是心地并不坏的人。他说，他30多岁时，穷得娶不上媳妇。那时，他每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模范工人，领导可怜他，给他介绍了现在的老婆。领导说：“她是个寡妇，但没生养过，还是个一只眼，半瞎子，你要不要?”他说：“唉，只要是个女人，愿意和我过日子就行。”就这样，他才有了家。“要不是领导帮助，说不定现在还打着光棍儿。”说到“领导”两字，他总是格外亲切。
　　我见过张大泉的儿子，一个可爱的男孩儿。张很亲自己正读初中的儿子，只是不满意儿子的学习成绩，尤其是英语学得不好。一个星期日中午，张大胆地把他儿子领进隔离室，求我为他儿子辅导辅导。说实话，我自知不过二把刀水准，根本无资格教别人，但在老张一脸真诚，孩子纯真的目光前，我不能推辞。纠正发音，讲语法，分析课文并告知中国人学英语的方法，足足忙了一个多小时，男孩子带着满意的微笑走了。
　　过了几天，张大泉说：“我儿子说你讲得比他们老师强多了。你为他改过的英语作文得了全班第一名，他高兴极了。别看辅导了一次，可以肯定你是个有本事、有学问的人。”
　　孩子不会说谎，能得到小男孩儿的夸奖，我由衷高兴。我婉言拒绝了张要给我带一饭盒饺子的好意。饺子是中国人的美食，对我的诱惑尤其大。但我不愿意与张大泉有这样的来往，尽管他情真意切。对于他这样的人，冒违反纪律的风险是极不值得的，我领情了。为了不伤他，我提示：“你的情我领了，别因为一盒饺子让任拐子他们知道，对你可不好，算了吧。”
　　我的提示极有效，张大泉再没提送饺子的事。从此，张大泉对我不再满脸阴云，常带微笑。有几次，他把儿子的英语作业、作文拿来让我修改，我总是极尽所能，不让孩子失望。
　　张世义是项目组资格最老的。他说：“日本投降后我就参加了正规部队，老丛不过是1948年的民兵，他当民兵时，我已经是班长了。”每逢说到此处，张世义脸上绽开一朵花。
　　二张属一个单位，互相知根知底，张大泉却不这样看张世义：“他就会吃老资格，混到快退休了，才是个副科级。这两年还能读下报纸，前几年，他连自己名字也不会写，领工资时就摁个手印，我那时已经会写，张大泉，三个字了。哼!”
　　可是，张世义就是张世义。我坐在隔离室里，常听到对面屋内张世义在大声骂着什么，骂声穿过走廊，透过门缝流进。这时，张大泉总会推门进来，自言自语地说几句：“哼，那个没水准的又骂丛组长了，和领导对抗，肯定没好下场，没好下场。”说完，他又一股风地钻出去，继续品味对面屋的好戏。对于枯燥的项目工作，这也算添点作料吧。
　　晚上，躺在床上的张世义会唉声叹气地来回翻身。
　　“怎么了，老张，哪儿不舒服了?”这一问准能引出张世义的话匣子。我愿意和张世义聊天。我品出这个人，从不把俩人的话拿去打小报告。对被审查者，小报告往往是致命的。
　　张世义是个孤儿，先在解放军部队帮助喂马、烧饭，后参加战斗班。他自述道：
　　那一年我们打旗下营。仗打胜了，我和排长两人骑在马上，大家正在清点东西。不知从哪里飞出一颗子弹从排长胸前穿过去了。唉，那个惨象，别提了。我抱着排长哭啊，喊啊，也没用。刚才还好好的，转眼间没气了。他妈的，我真想把那些俘虏用机枪突突了，副排长按住了我。那可是个好排长，河北人，说话和气，事事带头，全排人没有不服的。后来，副排长升了排长，把我提拔成副排长，可排长死后留下的老婆怎么办?开始，我们排到哪儿，让她也跟着，时间长了怕说闲话。新排长有老婆，就问我：“小张，要不你把排长老婆收留了吧，那个女人挺好的。”我说：“我才19岁，不够部队规定的条件，不能娶，而且她比我大。”排长说：“大几岁更懂得疼人。你别推了，我问问，她要是愿意，就这么定了。”就这样，我和大我四岁的女人结了婚。为了不违反规定，我退出部队，留在一个乡里当助理员。那阵子地方上缺干部，我把家也安在了那儿。过去老排长活着的时候，大家起哄问他，怎么结婚两年抱不上儿子，排长说他老婆是天生的骡子，不会生养。
　　可是，这个女人跟上了我，第二年就怀孕了，不但会生而且能生，一股劲儿给我生下五个孩子，弄得我这多半辈子就为养家糊口忙了，拉了我的后腿。坏在咱没文化不识字。刚解放进扫盲班，我也没好好扫自己的盲，你刚坐下说念书吧，我老婆那儿又生下一个，心安生不了。
　　事情就这样，耽误几年，提拔不上去，工资长不了，就得过穷日子。解放十几年，乡变公社，头头派下一茬又一茬，没人问过我怎么回事，为什么总当助理，40多块工资挣了这么多年。要不是文化大革命，真不知道我在哪块儿钻着呢。
　　直到1968年公社进驻军宣队，才发现还有我这么个人，待遇这么低，像挖了出土文物，引得这个调查，那个问。反正我也是个当兵的，见了官儿，我就向他日粗(意为骂街)。我的事报告到内蒙军区，政治部一个头头一见我的名字，一问我的情况，坐上小汽车来找我。我和他见面一说，一问，他原来是我们班战士。我女人记性好，还记着他当年的模样。
　　他挺奇怪，“人家对解放前后支持地方的干部落实好几次政策了，怎么这地方就没人管你?不行，你赶快调走。”我这才沾了战友的光，提了二级，调到市政公司，给安排了个狗屁副科长。
　　有一天，张世义对我说：“我在这里不会呆长了，我没文化，脾气不好，组长不喜欢我这种爱顶撞的。我虽然不参加研究案情的会，我能闹清楚，你在运动中没什么大错误，项目上也不掌握你什么材料。有时从其它组转过来揭发你的材料，他们自己看了都不信。从来这样，运动一来上纲上线。你抹一把黑，他泼一盘墨，把人说得越坏越革命，运动一过，什么名堂也没有了。解放后，从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四清到文革，我见多了。你还得实事求是，别听他们咋唬你。什么时候，实事求是也没错儿，这是毛主席讲的话。”
1978年7月，张世义不见了，只剩张大泉一人值班。张大泉说：“张世义回单位了，总和老丛吵架，让项目组开革了，他到哪儿也团结不了人。”他以极权威的口吻，给张世义做了鉴定。
我却难忘张世义这个人和他并不幸运的人生。我常常想起他那不苟言笑的面容，他脾气不好，可从没对我拉过一次脸。经常是进了屋就往床上一躺，然后自言自语：“唉，腰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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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章、呼市地区批斗会

我喜欢批斗会。一个人被拉到台上，面对数千观众，让发言人从头骂到脚，与数月关在阴暗、潮湿的屋内比，起码能在阳光下享受空气的鲜美。除此之外，在批斗会上，还可以观察群众表情，体味人生百态，从会议的气氛，声调和遣词用语中，揣摩案情进展，预测运动风向和政治气候的变化等等。

一、疲懒的党委批斗会
　　凡我过去足迹所到之处，必开批斗会，以肃清我的流毒，大到全区有线广播批斗会，小到公社的游斗会，共约四五十场。虽然场面不一，但各俱特色。其中在内蒙党委召开的批斗会，级别最高，场面宏伟，但声势低，令人疲懒，效果不遂人意。/
　　那天，被押上台示众的仅仅是我、郝广德、那顺巴雅尔、王金保、刘立堂五个内蒙革委会小常委，而核心小组成员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等，却没有一位到场。不论大会成员，还是会外的百姓，几乎人人皆知，在内蒙，决定大小事的，不是我们这类造反派头头、被称为“群众代表”的货色，而是“三结合”中的另外两方：军代表和领导干部。
　　全区有线广播大会，七盟两市均有分会场。这种级别的大会，应该把老虎、大象拉出来遛遛，结果仅拉上几个蹦蹦跳跳的小毛猴，让举拳头呼口号的人提不起精神。我们五个人也有同感，互致注目礼后，坐在折叠椅上沉思。我做了两圈气功后假寐，心里注意着什么事上点了自己名字，刺激一下神经，结果让我失望，只有几个脑筋灵活，善察言观色的发言人，在结尾处，把我们五个人捎带一笔。我一听便知，这是临时加上去的。批斗会在气力不足的口号声中结束，只有最后一句“把高、郝、刘、王、那五人押下去”，还算铿锵有力。顺着熟悉的声音望去，原来此人曾是我们战友，多次主持批斗会，不过那时斗的是走资派。
到80年代末，该人升至自治区副主席。他虽在运动中斗过不少人，但也死保了几个省、厅级老干部。老干部官复原职后，四处为保自己的人担保，并提拔重用。这类事并不少见。尽管党国高官异口同声，政治斗争不以人划线，然而事实胜于雄辩。

　　二、只抓教学，不抓阶级斗争
　　教育系统批判大会，在原人委礼堂召开。礼堂回音大，口号声响亮。在一片“打倒”声中，我先被押上台示众几分钟，再押下台站在指定的一角，对于很久没登过主席台的我，着实过了一把“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干瘾。
　　主席台正襟危坐的一排我全认识，只缺两位副局长，姜仲原和耿真。耿真是已被撤职的内蒙军区政委、核心小组副组长吴涛的夫人。耿真在内蒙教育界口碑极好，被呢称“我们的老太太”。她办事公平、认真，丁是丁，卯是卯。另外，不论是局内福利品，还是下属单位进贡的年货，耿真一概拒收。实在推不出去，就分给局内最困难的人。谁家有生老病死，哪个申请困难补助，耿真不动用一分教育经费，常把自己工资分给大家。她骑一辆解放初的旧自行车，从城北到城南，从不迟到早退。用九十年代的眼光衡量，这样的干部，早已进了博物馆。此时的吴涛已泥牛入海，作为妻子的耿真，党性再强，必株连无疑。后证实，/耿真从此被解除职务，永没再用。借口述史再称呼一次：“我们的老太太!”
　　教育局选了一位我离任后的年轻面孔上台发言。他大批我任普教组组长时不抓大事：只抓升学率，不抓阶级斗争：只抓教师业务进修，不抓批资本主义复辟。会后，项目组让我交待，在教育局是怎么复辟资本主义的。记得丛组长说：“你净抓什么课堂教学呀，老师业务呀，升学率呀这些鸡毛蒜皮，你这不明摆着是搞修正主义吗。你死不认罪，这还不是罪吗?”
　　给我认定的许多“罪行”，绝大部分因政治风向改变，自动由“罪行”变为功劳，可是，我的罪条永远不变。
　　旗下营中学校长李玉宝上台发言，这是我极熟悉的一个人。因为这个典型是我最早发现，并极力树立起来的。
旗下营中学坐落在镇西北的山坡下，校外有道小水渠潺潺流过，不远处耸立着神秘的斗金山。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这个学校里聚着一批名牌大学毕业生，不少想调回呼市，苦于没有门路。李玉宝便大开绿灯，把他们收在自己麾下，委以重任，提供每月几次回家团聚的条件。教师平均学历全区最高，学生的成绩迅速上升，文体也名列前茅。李玉宝办起校内工厂和家兔养殖，用所得收入添置教学设备。旗下营中学终被树为全区教育革命旗帜，李玉宝从此也大红大紫，小有名气。李玉宝在台上批我，只抓教学，不抓阶级斗争，说我和没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臭气相投等等。我猜测，此时的李玉宝必须上台批我，否则，极有可能在台下和我一起低头认罪。我理解这种表演式批判，丝毫不怪怨他。多年后，李玉宝官至内蒙教材仪器供应站一把手，原副教导主任王殿，升任教育学院副院长。

　　三、技术处理过的发言
　　印象最深的，是土默特旗小学的发言。这所有名的古老学校，人们简称“土小”，是乌兰夫的母校，奎壁、吉雅泰等就是从这里造反起家的。1963年~1964年，全区城乡四清期间，乌兰夫的家乡土左旗，是阶级斗争主战场。第一批四清工作团进驻，反大汉族主义；第二批四清工作组进驻，以纠偏为名，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内蒙文革对于土小已是第三个回合。被打成民族分裂主义和乌兰夫黑帮的教职工，造四清工作团的反，与内蒙师院串联。我当时是被打成乌兰夫黑帮分子的人，土小教职工自然向我讲他们的遭遇。本次批斗会上发言的，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
　　发言人在讲述他们的遭遇时，提到师院一个叫扈启曙的人，控诉此人在土小把他们/关押逼供，用木棍抽打。扈恰恰是外语系俄三学生，自然，话锋一转，这一切均是高某人在背后指使。
　　血泪控诉引起极大愤慨，会场内“打倒”的口号声尤为响亮。我同情他们的遭遇。但发言毕竟是发言，是谁的责任应该不难认定。批判会后，项目组抓住这一线索，追问我在土小所犯的“滔天罪行”。丛组长与我的对话是这样开始的：
　　“你认识扈启曙吗?”“认识。”
　　“交待你和他的关系。”“他是我的学生。”
　　“交待详细点!”“我给他们班当过政治辅导员。”
　　“交待你如何指使他去土小搞犯罪活动的?”
　　“我从没指使他去做什么，不论是好事、坏事。他什么时间，和谁一起去了土小，在那里干了些什么，我也是从批判会上第一次知道。”
　　“你是他的老师，你能不知道!”
　　“我当他们班的政治辅导员是在文革开始前。文化革命后，老师也管不了学生了。他们是20多岁的大小伙子，吃饭有学生食堂，住宿在学生宿舍，他们整天干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不论是扈启曙，还是谁，我都管不了。”
　　老戏开场，项目人又一哄而上打我的态度，“死路一条”，“不见棺材不落泪”之类训斥接踵而至。不论多么肮脏的言辞，听多了，只起一个音符的作用，我左耳进，右耳出。
　　多少年后得知，项目组曾向土小那位发言人调查，发言者说，稿子不是他写的，他只负责上台读一遍，事实如何需找写稿人。写稿人说，去土小闹事的不仅扈启曙，还有其它人，原稿是这么写的。审查发言稿时，负责批判会的人说让删掉其它人，把事情都集中在扈一个人头上，最后挂上高树华。
　　于是，通过技术处理，我成了黑后台。虽然我是被临时勾挂一下，但我至今难忘那次血泪斑斑的控诉。随着年代渐渐远逝，我对文革的事却了解得越来越多，认识也越来越深。既然生命对人只有一次，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要互相伤害，互相杀戳?/
　　扈启曙于1978年考入中山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毕业后在郑州大学任教，后调天津财经学院当副教授。廿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我问起“土小”一事，年已50岁的扈启曙诚恳地谈起往事。
　　“运动初期我去过土小，但我没打过人，我也不敢打人。我自己背着地主家庭的包袱，不被别人喊作狗崽子算幸运了。我可以指天发誓没打过任何人。”
谈话后几年，扈启曙已升为教授，边教学，边完成国务院的经济课题。在街头巷尾相遇熟人，许多人没忘记扈启曙。

　　四、橡机厂批斗会实录
　　在任市委书记的一年内，我主要分管农业，到郊区的时间多。因此，市内工厂的批斗会，名义上是斗我，实际我被冷落一旁。呼市制药厂、机床附件厂等厂级批斗会开得十分平淡，唯独橡机厂的批斗会有据可查。1978年8月11日下午，我们被押上台前，工人纠察队的两个年轻人，对我们看管颇严，不准抬头，而且塞给每人两张纸，一支笔，让认真听取批判。于是，我有机会留下记录纸片。下文所涉及的发言，以当时记录为根据。
　　当主持人宣布“把呼市地区的四人帮骨干分子押上台”后，在“打倒”声中，我为首，之后是呼市革委会副主任戈志盛、刘文研、董志被押上台。以王春标为首的四、五个人押在台下，我们坐在凳子上，他们站在台下。会议进行一半时，搬来几个凳子让他们坐下，让我们站起来，显得公平有层次。
　　刘文研——从研究生到养鸡专家
　　第一个上台发言者是呼市铸锻厂代表，题目是“批倒批臭刘文研贩卖的颠倒论”。戴着帽子端坐台上等待批判的刘文研站起来，摘下帽子，90度弯腰鞠了三个躬。平时留头发的刘文研，今日亮出光头，台下一阵哄笑，其虔诚行礼，很是动人。
　　刘在运动初期十分活跃，与院内工作组斗争时，他曾出谋划策，屡试皆中，当时我曾多次慕名求教。刘以点子多出名，尤其在呼市、伊盟等地文革中，他直接或间接插手，赢得部分支持者，也受到另一派群众反对。文革的头面人物，有褒有贬，盖莫能外。/
　　听人批刘，自然联系到自己。我与刘在造反派内属于两个派系，若论官位，我比他爬得高；若论今日被审，他惹的麻烦远比我多。刘却因认罪态度好，感动了项目组，走上坦白从宽之路。我被拘捕法办前，刘已回家团聚。
　　清查后，刘被开除党籍，回到老家呼市郊区府兴营村。此时，市区大发展，刘文研反串养鸡专业户，由小变大，是原来造反派中最先致富的弄潮儿。刘趁生意火爆，成立了一家公司，专门经营与鸡有关的业务，60年代的政治学研究生，改革开放后成了养鸡专家。可谓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也!
　　董志——未圆律师梦
　　第二个发言人是呼市机床大修厂副厂长，题目是“彻底砸烂帮派体系，董志的罪行必须清算”。话音刚落，董志便站起来向与会者鞠三次躬，站立着边听边记。主持人到他身后耳语，按他肩膀落座，董志不从，一直站着听完批判。
　　文革初，董志在市公安局工作，与乔万宝等数公安干警一起，死保当时的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马伯岩。六十年代初，马由中央下放内蒙，与市局的老班底无牵挂。文革开始，他们乘势把老班底打了个人仰马翻。1967年，呼和浩特市革委会成立，前三把手是高增贵，杨鸿文(女)，马伯岩【注：高增贵、杨鸿文在粉碎四人帮后被立案。经一番审查后，高重新分配到伊盟当副书记，后通过关系调到贵州省，离开了内蒙这块是非之地。杨鸿文平级调回河北老家，仍任厅级干部直至退休。马伯岩军管后入山西阳高学习班，后平级调到太原警备区任副参谋长，终病逝于太原。】。后来，领导班子产生分歧，马与董的关系受到影响。七十年代初，董志便脱下警服调到机床大修厂，当一名行政干部。
　　发言人揭露董志一系列言行，其中特别提到，他是1972年发黑帖子的元凶。1969年内蒙军管后，军管人员扶植利用与造反派对立的派别，加之不了解内蒙的历史现状，工作必有失误，被董志等人抓住了不少把柄。神秘的黑帖子正是他所为。
　　在隔离审查中，尽管董志态度极好，但他没有刘文研幸运，还是被捕送入看守所。1979年12月，我被羁押到呼市看守所内，经所长王成的介绍，见到了董志。
　　董志喜欢过问号子里的事，爱背读新发表的法律，常帮别人写庭上辩词和上诉书。他对我说，他出去后要考律师，通过法律途径抱打人间不平。1981年，董志被释放，回到大修厂劳动一段时间。市里对董志做出结论，但董拒绝签字，不承认这个结论。他的理由是：“我是厂里管的干部，一个没有官帜的百姓，要市委出面处理我，我不接受如此高抬。”
　　当社会允许公开报考律师时，董志报了名，市领导公开表态：“即便董志考了第一名，也不给他发律师证。”尽管董志四下告状，想讨回公道，但处处权比法大。董志连自己的公道也讨不回来，为民请命的抱负随之化为泡影。
　　近50岁的董志经人帮助，调到内蒙二轻学校教书，在课堂上找到乐趣，课余也在民办学堂加班，挣点外快，养家糊口。
　　王春标——错失良机
　　第三个发言的是呼市橡机厂代表，题目是“揭发批判帮派骨干分子王春标”，说王春标是“闹而优则仕”。个子瘦小的王春标和董志一样，也是站着听完批判。
　　文革初期，王正在军中服役。1967年4月13日，中央对内蒙问题的决定下达时，王是军内外闹得凶，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并不隐瞒自己的军人身份(当时中央明文，军人不得个人介入地方文革)和姓名。从此“王春标”三个字开始叫响。
　　以王的表现，他本可铁下心，呆在保守派一边，与师院原抗大兵团头头陈凤霞、魏金光、于金焕、刘汉明等人为伍，易如反掌地得到一官半职。王的才干不在他们之下。
　　中央八条下达后，王脱下军装分到工厂。不知何故，他转变了立场，与造反派混到一起，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中大闹了一把，党票未到手，反惹一身骚。“四人帮”倒台后，他被隔离。幸好各级项目组成员，多为文革中保守派，熟悉王春标这个名字，批归批，放要放，董志拘捕后，王春标自由了。
　　改革开放始，王春标几个人办起了公司。公司几经周折，几易名称，王从内蒙杀到南方，最终立足京城，风风光光十几年。王春标还是王春标，干什么，像什么。
　　陈吉涛——带头造反的厂长
　　最后发言的是呼市电机厂代表，题目为“帮派骨干陈吉涛，要老实交待罪行”。陈吉涛不是造反的学生、工人、农民，而是一厂之长。文革初，厂长领头造反的可谓凤毛麟角，因此，又黑又粗壮的陈厂长，或称“大老陈”很有些名声。发言记录如下：
　　“陈吉涛配合四人帮及其余党，兴风作浪远扬呼市地区。他说，呼市地区只有一个半革委会没有复辟，这一个就是电机厂。陈在电机厂一手遮天，陈即党委，党委即陈，他说这就叫一元化。1974年，陈作为党委书记爬上218山头，进了外贸大楼，和郝广德一起开串联会，成为218山头一支主力军。陈还召集呼市新城东门外三厂领导联席会议，要召开东片工人大会，公开支持到内蒙党委静坐，鼓吹二次站队论，不为错误路线生产论。”/
四人帮倒台后，陈抵制揭批四人帮，攻击华主席，说华主席的讲话是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陈还说，对华主席的领导能力要看一看，考验考验，这实际上是反对华主席，也是反对毛主席。”

　　五、师院的笑声
1978年9月，我第一次被押回内蒙师院批斗。新学年伊始，通过大批判，掀起革命与学习新高潮，这是我熟悉的套路。
　　学院北门巨大的烟囱上，清楚地残留着运动初期“打倒黑帮分子高树华”几个大字，风吹雨打十余年，“乌兰夫黑帮分子”一晃变为“帮派骨干分子”。
　　我站在学生第二食堂门外，等待批斗会开始。路两旁的槭树如今已婆婆娑娑，绿满枝头。师院教工很少有不认识我的，大部分人匆匆投给我一个问候的眼神，微笑离去；也有那么几十人慢慢拢过来，站在我周围。司机班小张和后勤另一个人先笑了笑，立时满脸严肃地问我：“哎，姓高的，看来你身体还好，精神也不坏，没什么压力，好!我问你，你不挨斗，谁挨斗?十几年前，邢台地震，你第一个给灾区寄20块钱。是不是别人都没你有钱，就跳出你一个人了?还有，那年师院南锅炉房爆炸，你最先冲进去救人，是不是就显你最勇敢了?你第一个给人家纪之写大字报，是不是就你会写字?你总当第一个，你说，不斗你斗谁?”
　　他的话引得周围人会心地大笑。笑声惊动了被人群堵在外面的项目人，我被急急慌慌地拽走了。
　　事后，项目组追问此事，问我说话人是谁，是师院哪个部门的，围观大笑的有谁。我一律回答不认识。项目组见我不予奉告，便到师院调查，也毫无结果。那么多人大笑，结果没有一个承认，没有一个揭发，像撞见了一群鬼。
相比之下，师院开的批斗会最为平淡。在稀稀拉拉的口号声中，宣布开会，十几个人上台草草读一遍发言稿，又在稀稀拉拉的口号声中，宣布散会。

六、最后一次见吴政委
内蒙和呼市的批斗会共五十余场，几乎场场我是主角。唯有一次全自治区的批斗大会，吴涛官职比我高，为主批者，我是陪斗之一。吴是伪满东北建国大学的学生，出身富裕。革命初期，吴涛在京东坚持地下斗争，后加入东北抗日武装。抗战后，进入四野萧华部下。1953年授衔少将，任总参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之后，被乌兰夫看中，动员他到内蒙军区工作，任内蒙第一副政委。
　　吴涛属东部区蒙族，乌兰夫等是西部区蒙族，东西部之间从内蒙自治区起，就产生谁掌权的矛盾。1965年，在整顿党和军队中，吴涛成了靶子。第二年，前门饭店会议期间，吴涛被撤销禁令，顺理成章成为左派人士，决定了他在内蒙文革中的位置。
　　前门饭店会议后，吴涛回内蒙军区主持工作时，受军区常委黄厚(副司令员)、刘昌(副政委)、张德贵(政治部副主任)、王良太(军区参谋长)怀疑。这些人未请示军委和中央，把吴涛打成三反分子。直到1967年2月，内蒙四方去京会谈，中央才发现吴涛的遭遇。
按中央八条决定，吴涛为革委会筹备小组副组长，一直居党、政、军二吧手。现在，他木然地坐在内蒙体育馆的被告席上，前面有张小桌，放着半杯水和一个小瓶，我知道，瓶里有吴政委吃的药，他的身体和精神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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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章、项目射出“隐私弹”

经过半年多的角斗，项目组头头对我已失去耐心。他们无数次敲打我的态度，逼要事实材料，急切地把我向有罪方向诱供。当审查处于有罪无罪边缘时，私人信件中的只言词组，男女关系的蛛丝马迹，便成为构人入罪的有力证据。

　　一、有罪、无罪之争
　　有一段时间，我努力让项目人员明白，1966年6月我们造反时，只有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哪能预料到几年后会成立什么革委会，当上常委之类?! 半年下来，如同对牛弹琴，白费唇舌，不但无人听，反而加速厄运的来临。
　　一天，丛组长一人进屋，一屁股坐在张大泉那张床上，我会意丛有话要说。丛组长先示以一个微笑，再开口：“老高，你打算怎么办呀?”
　　“我能有什么打算，你们让我向东，我能向西吗?”
　　“我们可没动过你一手指，可不是红卫兵那样，打人，骂人，无法无天。”
　　“我没往这方面想过，我实在不清楚你们还要我承认什么。”
　　“你是口头承认有错误，一到具体事实，你哪有错误，你材料上写自己和你那一伙人都对。”我从没说过自己没错，但我不承认自己有罪，这是我们之间的落差。
　　有天晚上，丛组长下班前，突然推开我的房门，他和我辩论的题目仍是“我是否有罪”。他问我：“你在运动中喊没喊过打倒乌兰夫?”
　　“不但喊过，而且用笔写过。”
　　“这不就对了吗。你想想，乌兰夫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你要去打倒他们，这是不是罪?”
　　“文革中喊打倒他们的不是几个人，是几百万人，按你的逻辑几百万人都要定罪。难道你没喊过?”
　　“别说几百万人，就说你。我?我就没喊过。怎么样!你不承认自己有罪吗?”
我不承认有罪，因为这是政治审查，不同于信教，中国人没有原罪观念，在罪与非罪的界限上，容不得半点含糊。

　　二、私拆个人信件
1978年春节过后，项目工作明显抓紧，批斗会多了，让写的材料多了，项目组也是每隔几天要敲打我一次。现将我手中仅有的几份项目组“帮助”时的记录摘抄如下：
时间：1978年4月17日 上午8:40-9:30
　　任和工：你写的材料很不象样子，你打算怎么办呀?你不但把过去承认的否了，而且把眼前的东西否了。比如，在小白楼和郝见面就那么简单，就那几句话，那里还有几个人，就按你点出的人说，你就这么种态度呀，还是怎么办?
　　马明正：上级提醒你检查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有关实质问题，如北
　　京有你的信，你有北京的信，你采取了什么态度?这不是一般的来信，起码是帮派范围内的，不交待就是死路一条。
　　周恩铁：你是很聪明的，经过谈话做工作，你讲了些问题，有进步。从最近材料看，确实有些问题。很简单的事你不能不说，如和郝广德谈话的事。再一个是，春节以后让你写材料，你也写了，从材料上看，写的不全面，不彻底，你再考虑一下。
　　马明正：你尽快交待三个问题：
　　1、在批林批孔中和以后与郝广德的接触；
　　2、北京的信件；
　　3、批林批孔以来与包头等地城市、农村的往来。
　　要反映事情本来面貌，尽快交待。
1973年3月，我调到土左旗后，在旗委大院最后一排(带北走廊)分给我一间办公室兼宿舍。1976年3月，调到呼市后，配有一间小办公室。当时，我有意把土左旗办公室三架书搬回家，那是我最重要的财富。市委第一书记郝秀山不同意，他说，今后你还要常在上左旗，那里的工作主要由你代表市委去管，办公室先不要动，以后要搬，派个大车，替你搬回。结果，我两处办公室的东西，包括许多私人物品原封未动。我是在接到通知后立即被隔离的，项目组末办法律手续，没有我的亲属在场，抄查了两间办公室，近三千册书全部丢失，我的工作笔记、私人日记和信件统统落入项目组手中。
　　我心中无鬼，自知全部文字光明正大，并无把柄。项目组却自鸣得意，以为可以通过逼供、诱供让我出卖灵魂和人格。
　　文革中，与我来往的北京朋友很多，通过信的有两位：陈世武和智效和。陈在呼市一中毕业后，因打一手好篮球，被军队相中入伍，由内蒙军区体工队调入八一体工队。我认识他时，他已改行为体工队宣传干事。陈世武是内蒙人，全家生活在呼市。1968年，回家休假的陈世武对内蒙文革有兴趣，自然要找人探讨。
　　我嗜书如命，所交朋友多为爱书人士。陈世武也博览群书，尤喜古典诗词。初次交往，两人由运动说到读书，内容宽泛无边，越谈越兴浓，对书的共同嗜好，成为相互了解的重要信道。
1974年后，陈世武曾写信提醒我，今后的文革不会那么顺当结束，后期问题尤多，造反派会不会再被整一下也难说。我回信也谈自己看法，评论内蒙、呼市当政者的施政水准等。
　　上述行为并不违个人通信原则，话语稍有偏颇，即便在中国，只要不涉及根本政策，不褒贬中央领袖，也无可厚非。
　　项目组缴获了陈世武给我的信后，赴京联络陈世武所在单位，逼陈交出我的回信。他们以为抓到了我“篡党夺权”的铁证，不时引出信中某段疑有弦外之音的文字，让我交待深层内涵。
　　陈世武正在参与新组建的军队后勤学院，很快要破格提升。而我正被项目组逼迫交待两人的“反党”联系。
　　另一个北京朋友智效和，是土左旗沙尔营公社人。文革初大串联中，智效和和许多外地红卫兵一样，来支持内蒙师生。智那时就读北大经济系四年级，靠渊博的知识和分析，赢得人们好评。
1973年，我到智的家乡当父母官，智与我联系多起来。不久，智毕业分配到北京市劳动局。粉碎“四人帮”后，聂元梓退位，智效和回校执教，并派送出国到莫斯科大学进修。
　　对这样的人，项目组也不放过，誓有不探出反革命联系，决不甘休之慨。一天后，项目组对我加倍“关怀”。请看以下摘录。
1978年5月24日 上午9:30-10:40
　　任和工：材料看了，写得太不象样子，这样拖下去恐怕没啥好处。你写的三个问题，从哪一个问题上讲，与原来的情况出入很大，你谈的和检举、揭发的不合拢，不沾边儿。
　　周恩铁：九大时，华北大组是怎么个情况，当时很多人讲，讲这话(指九大传达稿称朱老总、陈毅是老右——作者)是一股风，问题确实存在，你认也好，不认也好。
　　任和工：陈世武的信，白纸黑字你怎么说，你们在信中把尤太忠郝秀山两级领导人说成是运动阻力。
　　你不要摆出正确的架子，你现在不是在检查错误。有错就要认，不认错不行。
　　马明正：凡是你正确的都讲了，对错误的东西你离得较远，如与陈世武、智效和的关系，你们来往信件中不是涉及所有的都错，但错的东西你不提，如怎么议论郝秀山同志的。
　　郭××：你现在不愿意走戈志盛等人走的道路，不肯竹筒倒豆子，你的思想在想什么?我们是在核实材料，提醒你，给你创造条件。
　　周恩铁：叫你写的问题没沾边，四平八稳，滴水不漏。你一定不讲也没办法，有材料在，时间长短以查清问题为主，你逃不掉。尤太忠、郝秀山两位，一位是省级大干部：另一位是市委第一书记，是项目组最直接的顶头上司，我背后议论，想要干什么?
　　可惜，文革的时髦，是百姓可任意抨击各级当权派。像我这种被文革宠过头的人，在评论尤太忠、郝秀山时，肯定出言不逊，很不忌口。我心中有数，议论一个省级、厅级干部，哪怕他握有生死权力，能定什么鸟罪!还没等我从护骂攻击尤太忠、郝秀山的反革命罪行中觉悟过来，项目组突袭了三个要尽快检查的问题。现按记录摘抄如下。
1978年6月1日 下午3:30-3:40
　　任和工：
　　1、1967年造反派冲击内蒙古军区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有哪些人参与了策划，怎么策划的?
　　2、1967年5月13日河西公司南店武斗你了解的情况：
　　3、1968年元月，以清查户口为名，搞了打、砸、抢、抄、抓，起因、结果怎么回事?(指呼市群专1月17日行动——作者)
　　丛敬之：高树华你听清楚，凡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你都要说清楚，你能说清楚属于是你交待的问题，时间已经很紧，你自己争取主动吧!
　　隔离以来，从未问过内蒙军区事件，我天真地认为，中央有关内蒙文革的4.13决定，是毛钦定的案子，没人能动。现在让交待此事，肯定也已推翻。
　　……………………
日子久了，我躺在床上能想清楚，站立起来又犯胡涂。我怀疑项目组不让我听广播，看报纸，对我封锁一切消息的策略是：让我变成活死人。我岂能逃脱项目组的罗网?想到此，我心中有一种强烈的外出愿望，半年了，外面的世界到底怎么样了?我不能按半年前的老经，跟着项目组瞎念。

　　三、夜行记
　　我被隔离在市委的南马路招待所内。项目组有市委和内蒙党委的硬牌子，故不准招待所服务员进入隔离室。头半个月，换被单等事务由张大泉代劳。
　　中国人经不住时间耗磨，可能张大泉也不愿动这种手。一个多月后，允许服务员进屋换被单，张大泉在一边监视。再过一段时间，张大泉的监视也流于形式。有时，项目人打扑克六缺一，催促声不断，他巴不得一走了之。
　　进室内打扫房间的服务员有两位，白面皮、大眼睛、本地口音、微瘦者姓王；黑面皮，小眼睛、北京腔，微胖者姓魏。两人进屋尽快做完份内事，立即退出。不久两位变一位，每周换两次。
　　一天，轮到魏打扫房间，她突然低声问我：“高书记，你不认识我了?”
　　“啊，真对不起，一时记不起来了。”
　　“我是北什轴的北京知青。前年，父母先后去世，找您帮忙上调工作，养活弟妹，您三天就帮我办成了，您忘了?”
　　我在任时办此类事不少，办了就办了，谁还记得。“啊，真记不清了，好像有这么回事。”
　　以后，逢魏进门搞卫生，总告诉我一些项目组的事：过去每天夜间必有两人值班，春节后常常没人，招待所晚12点锁门，她们一星期两次夜班等等。
　　夏初，魏进门后告诉我一件事：前天，你母亲领着你四岁小儿子来看你，老人还给你带来饭，怎么求项目组的人，他们就是不准。我和小王实在看不过，出面求他们，他们还是把老人和孩子撵走了。项目组没几个好人，心挺狠。听到此，我的心像被重重扎了一刀，五内俱焚，我感到的不仅是屈辱和不安，我70岁的老母亲和四岁的儿子被这帮人如此不当人待，我的愤怒膨胀再膨胀，甚至想杀人。
　　我不知道那几天是怎么过去的。几天后，魏再进到我室内时，我问她，找什么时候能出去一趟。她说后天是她的班，她能为我打开通往后院的小门，从后栅栏门翻出去，就是一条大路。
　　深夜一点钟我逃出隔离室，心中充满希望、激动和不安。我终于看见年遇的父母，看见正熟睡的两个儿子。妻子告诉我许多许多外界发生的事，全国、内蒙、呼市清查运动的情况。两个多小时后，当我再回到令人诅咒的囚室时，我内心充满的是温馨、安宁和胸有成竹。
夜幕掩护下，我曾三次成功外逃，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安全回归。三次夜行，不仅拜见了父母，看望了妻儿，更重要的是我不再迷离。无论项目组设什么圈套，我不会被他们推进反革命黑坑。

　　四、激烈交火
1978年夏天，我与项目组发生了两次激烈冲突。
　　秘密夜行后，我方知新中央已经否定了前中央对内蒙文革的八条决定，但对文革的外壳未加否定，仍维持着一个总调门，其内核已把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由走资派转换为造反派。………他们怀揣多种版本，对刚刚发生过的事件任意涂鸦。我从心底不愿意根据大形势的改变，胡乱制造白纸黑字，更不想为逃避严罚而出卖自己。我和项目组的冲突是必然的。
　　这天上午突然而至的批斗会上，项目组出席的人比以往多了几人，个个脸拉得挺长，呈显出铁青色。丛组长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一开口便反问我：“高树华，你自己说说你的材料写得怎么样?”
　　“不错啊!”我迎面答之。
　　“你有脸说不错，这就是你的态度!你到底想干什么?”
　　项目人一个接一个发言，个个激昂不已，任和工、马明正刚在全市项目会上受到表扬，发言的声调更响亮，措词更尖刻。依往常惯例，项目人发言一圈，会议进入尾声。这天，丛组长可能感到意犹未尽，就我的态度即席演讲，且越说越激动，突然站起来，拿起桌上一迭材料，伸过胳膊，指着我鼻子说：
　　“你要是用这种材料来搪塞我们，今后就什么也别写了!”说完，甩手把材料摔到我胸前。
　　平时，我尽管不服他们教化，情绪上却尽量克制自己，不愿与他们发生冲突，深知这样对自己不利。
　　这天，丛把材料摔到我脸前，我不能不表个态，以免让项目组的人太失望，我把散落在桌上、地上的材料拾在手，同样指向丛说：“这可是你说的，今后可以不写了。这份材料你不要，我自己处理。”我在他们十几个人面前，把材料撕碎，揉成一团。
　　这一举动，激怒了在座的项目人，他们像疯了一样站起来，逼近我。我坐下来说：“怎么，你们想打人还是想干什么，我承认，我一个人打不过你们一伙，但真理不在人多少。”
　　我听到马明正扯着嗓子喊：“把他捆起来，他太猖狂了，把他捆起来!”
　　我把双手拥在胸前，一动不动，任凭几个人在我周围伸拳动胳膊。可能，丛给了部下什么手势，大家重新落座。
　　周恩铁气急败坏地说：“高树华，你已经恶劣到家了，我们管不了你，有市委能管你，你别以为不能把你怎么样，哼!”
　　周恩铁虽然只是一个小秘书，但身份上离市委书记最近，手眼通天，他自以为高人一等，项目人对周的动态、眼色也较为重视。因此，周“哼”了一声出了门，其它人也跟着走了。屋内只留下死样的寂静陪伴着我。
　　我转身站在窗前，近午的太阳正烧得火烫，热浪从窗口徐徐涌进，我寒冶的心感到了暖意。我吟起末代诗人苏东坡的一首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十多天过去了，像什么也没发生，或许是激战前的沉默。我尽可能抑制自己的情绪，生活依旧：背英语单词，早晨在窗前做操，打太极，任由窗下人去指划和议论。每晚，只要有热水必泡一澡。我知道，住招待所只是一时，不知什么花样正等待着我。
　　当然，我的心并不平静，我思念年迈的双亲、年幼的稚子和身负重压的妻子，还有和我同样处境的朋友们。
此时此刻，几个怪异的问号舔噬着我的意识：党是谁?党是什么样的?把党比母亲，可内蒙党委、市委、清查办和项目组是母亲吗?哪有母亲把儿子往死里整的! ………

　　五、人格侮辱
　　十多天在悄然无声中过去。一天，魏趁擦走廊地板时推开我的门，小声告诉，“都去市清查办开会去了”。
　　终于听到对门有了大响动，像在摆弄一台录放机，并传出播音声。正在播放的是《内蒙古日报》上一长篇文章，一个与我身份相同又十分熟悉的名字连连灌入我的耳中。文章涉及内容广而杂，我难辨真假，有些肯定有过分渲染之嫌。
　　第二天上午，录放机摆进我的屋，还是昨天那篇文章，只不过掐头去尾，仅播放此公在县里与几个异性发生性关系一段，“道德败坏”，“生活腐烂”，等字眼不断从音箱送出。当录放机播至第三遍时，我已从丛组长眼神中判断出，他们今天上演的不是武松大闹“飞云浦”，而是西门庆和潘金莲。
　　丛以极为自信的口气问：“高树华，你听了三遍录音，有什么感想?”“没什么感想，听了而已。”
　　“你知道录音里讲的是谁吧?”“知道。”
　　“那好，你就交待交待自己的生活问题。”
　　“我在生活上没问题。”我十分强硬地回答，“我任三年旗委书记，没向公社、大、小队和社员家要过一次烙饼炒鸡蛋。我经常下乡，由生产队派饭，按规定交钱。你们去土左旗24个公社、二百多个大队、五百多个自然村去问问，我从来如此。”
　　周恩铁打断我的话，突发冷箭：“别吹牛了，上次旗里批判会上，哈素海养水站揭发你，经常从那里不付钱拉鱼，你咋说?”
　　“我可以回答你，那是他胡说八道。他以水管组副组长身份，到生产队白吃白拿，调戏妇女被人检举，我撤了他的职。他现在以受害者身份控诉我，你们和这样的人站在一个战壕里，觉得荣耀?我是从哈素海买过鱼，共三次，每次按斤数交款，按规定价每斤3角4分(1973年价)算。只不过我每次都让开发票，有经手人盖章，就怕以后有人反咬，又请旁证签了字，发票就在我手里，你们想看看吗?旗里是有书记拿鱼不给钱，而且是指哪条要哪条，人称鱼霸王，你们怎么不向他讨教什么是生活问题!”
　　周恩铁是土左旗人，非常清楚我说的话是真是假。他脸色通红，不能开口回答我。丛组长似乎冷静些，摆摆手说：“你别转移大方向，你老实交待你当旗委书记时搞过几个女人?”
　　我寸步不让，立即回击：“老丛，你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你不觉得项目组搞这种审讯太可卑、是在糟蹋党的政策吗?”
　　项目组又一哄而上，训斥我“太猖狂”，“越来越不象话”。
　　丛像是已拿到铁证，说：“我们没有检举、揭发就不找你谈了。你自己交待算是主动的，何必被动。你32岁去当旗委书记，说是副职，谁不知道你在旗委说话算数。那么多男男女女围着你，捧你的台，你不动心?你不会不知道土左旗流传的一句话：毕克齐的葱、土城子的蒜、北什轴的姑娘不用看。北什轴那个地方可是出美女的，你一年去多少次，能什么事情不发生?”
　　“老丛，按你的说法，32岁当县委书记必是欲火烧身，非当西门庆不可，有的老前辈22岁当县长，按你的逻辑，那方天地还能安宁?你这个逻辑也太可笑了吧!既然你手里有检举、揭发，那好，你就去定案吧。我可以立下这份供词：在我工作过的地方、单位，如果有哪个女人站出来说我曾欺负过她，你们不要问我，尽管去定案，算我一项罪行，这行了吧。”
　　尽管如此，项目组还是不肯收摊，非要我交待男女关系问题。已过午饭时间，其它项目人员已饥肠辘辘，惟恐时间拖太久，招待所饭厅关门，只有老丛一人咬住不放。我以沉默对抗。
　　没想到，老丛竟以讨价还价口吻对我说：“这样吧，你就交待两个妇女的名字，我们就散会。”
　　我耐着性子对丛说：“即便是我想顺从你，我说谁的名字，我都不负责，对女同志可是奇耻大辱，这怎么是讨价还价的事?”
　　丛仍腆着脸，对我伸着两个指头。我顺口说：“姓丛的，你若欺人太甚，我只能从你们家、你的亲属中选了，那可太难听了。”
　　此话一出，项目组其它人抿着嘴笑，突然忍不住变为一哄而笑。笑声刺激了丛，他十分狼狈，跳起来指着我大骂：“你这是流氓行为!”
　　我笑着站起来，同样用手指着他说：“本来开的就是流氓会，你是自食其果，上天报应。”我提高声调说：“散会!”
　　我本想开个玩笑。没想到，老丛的部下听到“散会”，立即挤出门，奔向饭厅。屋内只留下老丛和我，他的手仍指着我，边后退，边说：“你，你等着!”
　　闹剧收场了。多少年来每想起这件事，我起码为呼市市委，及其领导的项目组感到可悲。共产党还有什么本事?整人的本事用尽，最后的王牌是男女关系，手法比斯塔尔翻腾克林顿和莱温斯基还低下，连表面的调查也不做，专门靠诱供和指供。
　　此事一个多月后，任和工、周恩铁向我宣布：任和工升任项目组组长，周为副职，两个人负责项目组工作。
　　“老丛嘛，这个人自作聪明，你也知道，他水准不高，原谅他吧。”任和工大大方方地解释。
我听后倒有点为丛打抱不平，任和工、周恩铁的水准比丛能高几分?党组织的决定总是英明伟大的，我不敢出口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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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章、再“巡”大青山下冲积平原

1978年整个冬天，我被一辆敞蓬运货卡车拉着，在土左旗的公社和大队，轮流批斗了几十场。我蜷缩在车槽里，一面抵御寒风侵袭，一面体味再“巡”这方土地的痛苦与欢乐。
1978年9月初，新上任的任组长通知我，做好转移关押地点的准备，并允许我转移前和家人见一面，时间不超出一小时。

　　一、短暂浪漫的“做客”
　　我永远感谢当局给我这一满足人性需要的机会。
9月6日下午，我被领到走廊对面另一间房，父母、兄嫂及妻子、儿子正等着我。全家人把思念、担心压在心底，强颜欢笑地安慰我，嘱咐我注意身体。我抑制住激动，咽下涌上的眼泪，扮出“一切都好”的样子回答亲人安慰，项目组的人坐在屋内四角，眼睛紧紧盯着我们，只差没搜查全家是否带了武器。
　　在匆忙的嘱咐中，我与亲人分手。第二天早晨，三辆汽车向西开上泥泞路，把我押往土左旗。十余人为押送一个赤手空拳的书生，还煞费苦心，抽调三名武功不错的武警。
　　途经铁帽公社供销社，汽车陷在泥泞中，我随项目组人进供销社内“点货”，惊奇地发现货架上有本《创业史》，这是我大学工作时喜欢读的小说，作者为陕西作家柳青。我买这本小说时，任组长未加阻拦，宽容地说了一句“这是本好书”。
　　当天，我被羁押在土左旗旧看守所一个小院的办公室内，丝毫没感到身份落差，反为灿烂阳光和满天星斗而惊喜不已。
　　阳光对我太珍贵了，我已经有近10个月没让创造万物的阳光晒晒了。阳光下，我又得到活力。我把一盆冷水和自己放在阳光下曝晒，待晒得通身大汗，再用温水刷洗全身，之后在院内跑步、打拳。当然，这一切都在暗中监视之下。
　　我自幼喜欢看日出日落、霞光白云，喜欢仰卧在草地上看满天星斗。每当一颗流星在天宇滑过，我会高兴地大叫、大嚷、大跳。这里没有草地，我就地铺张报纸仰卧在上，望着院内残缺不全的小块夜空，虽然只有几颗星星闪亮，我已经满足了。寂静、幽黑的夜晚，眼前没有项目组的凶光，耳鼓听不到严厉的斥责，我的心渐渐融入神秘的天堂。
　　“你做甚呢?躺在地上!”声音从上面传来。岗楼上值班的武警正俯视我。星光下，我看见他肩头发亮的枪口。几天后，我认识了这个武警中队的一班长，内蒙商都人。来自农村的义务兵，大多吃苦耐劳、认真行事，目的是入党提干，摆脱贫穷。
　　一次在厕所前相遇，他左右顾盼无人时，小声对我说：“我们知道你是个好书记，有什么事要办的，告诉我。”我感谢他之后，警示他说：“你不能靠近我，更不要帮我，我现在不是共产党的书记。你不能因为我误了自己的前程。”班长很理解我的心意，和我不再打招呼，只是嘴角上挂着一丝笑意。那时，一丝微笑对我足够了。尽管他在训练，站岗，体育比赛总有出众表现，还是在超期服役一年后，返回贫困的农村老家，我为他惋惜不已。
　　没有批斗，没有审讯，白天晒着太阳读《创业史》，夜晚躺在地上看星空，如此悠哉的日子只过了三天。第四天大早，项目组李永清要和我进行一次严肃谈话。
　　我第一次见到李永清是1973年春刚刚到土左旗任职时。一次，到兵州亥公社调研，晚上在篮球场与他邂逅。李自我介绍后，感叹自己受排挤：“在公安厅呆不住，回到家乡把我下放到公社打杂。”之后不久，旗公检法要充实力量，我提议把李永清调回来。常委们决定，先调回来试用三个月，合格就留下，否则再送回公社。李专门找我表示感谢，说：“还是造反派战友理解我，你原本是我们的红卫兵司令，现在我更要拥戴你。”我截住他的话说：“老李，你要搞清楚，一，调你来旗里是旗委决定的，不是我个人对你的恩赐，你要好自为之，把酒戒掉；二，我来旗委是内蒙党委任命的，可不是造反派司令。你今后少提这派那派，弄明白这点再找我，好了，没事你走吧。”当时旗内有三大群众组织，李永清到处传播我的话，恰恰帮了我大忙。几个月后，李正式调到旗公安局任股长。
　　这天大早找我谈话的李永清，是以项目组重要成员的身份。
　　“你这两天过得咋样?”李从一般性寻问开始。
　　“过得挺好。”我笼统答之。
　　“你白天晒太阳，夜晚看星星，好自在呀!”
　　“你忘了，我晒太阳时还在看小说《创业史》。”
　　“市委领导都知道你每天晒太阳，看小说，这太不象话了，你为什么不好好考虑问题，写材料交代?”
　　李永清语速加快，语气加重时，我提高声音说：“丛组长再也不要我写的材料了，任组长上任并未解除禁令。《创业史》是革命的小说，革命的书籍为什么不能读?”
　　“高树华，我一个人说不过你，我今天可是代表项目组，代表组织提醒你的，你不是曾对我说过好自为之吗，现在轮到你好自为之了。”说到此处，他看一眼窗外，把头伸向我低声说：
　　“我是看在过去情份上告诉你，形势对你可不利。呼市地区揭批查目标都在给自己上纲上线，争取宽大，你还硬顶什么，你一个人能顶得过这么大的运动?到时候非把你严办了不可!”
　　我同意他的分析，但从他飞速转动的眼珠后面，似乎闪动着什么，我不敢轻易接受他的好意。我打断他的话，也放低音调说：“严又怎么样，无非是逮捕，判刑，到头了吧!我已经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了，我决不会丢掉人格，编造置人于死地的材料。”
　　不知为什么，这次谈话后，再没见过李永清。
　　几天后，给我换了新住所——察素齐北山坡即将竣工的新看守所，两年前一场大雨把旧看守所冲塌了，我带着旗委的紧急报告，向呼市、内蒙申请到款项，并和当时公检法的几个头头一块选址。如今，看守所建成，我成了第一位囚徒。
住入自己建的看守所，不论多有讽刺意味，我很快喜欢上这个地方。高墙大院，房前几亩大的开阔地，让我心旷神怡。我每天清晨在门前平地上跑步，打太极，随时可以晒太阳，看夜空。

　　二、与硬汉银魁的特殊会面
　　入住新居后几天，“做客”生涯结束，批斗开始。
　　第一场自然从旗里开始。全旗召开了万人有线广播大会，陪斗的是土左旗革委常委，察素齐高中红卫兵头头张银魁。
　　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两个红卫兵在旗委礼堂门口相遇，银魁双手的铁铐，表明他已被捕。他削瘦了很多，双眼闪烁着不屈。在公安人员簇拥下，我伸手向他打招呼，他用微笑回答。他走在前面，上了台阶，伸出左腿踹开礼堂的自动木门直冲会场，他抬腿瞬间的坚毅、果敢，永远印入我的脑海。
　　主席台上除市委秘书长、负责清查的王德义和项目组负责人，多是曾共事几年的熟悉面孔，我迎上去——与之对视，多数目光逃避，几位示之微笑，几位示之冷漠。主席团一侧带领呼口号的，和过去一样，由乌兰牧骑的两位小伙和两个姑娘担当。他们与我极熟。当我的目光从主席台巡视到他们那里时，他们毫不回避地给我一个灿烂的微笑。
　　批判大会按准备好的程序发言，一个下去一个上来，中间插入“打倒”、“斗争到底”之类口号，与文革时的批斗会没有任何区别，只是没挂牌子坐喷气式，体现出领袖华国锋的英明。
　　大会在口号声中结束，会场主持人一声令下“把四人帮骨干分子高树华及其同伙张银魁押下去!”我和银魁被推搡出会场。在礼堂门口，我高喊了一声：“银魁，要保重，一定要活下去!”银魁听到我的话，用力抗击员警的推揉，使劲回头看了我一眼，很快被塞入一辆北京吉普内【注：再见到银魁，已是十年后了，他正在此京贵友大厦旁的秀水街给连襟看服装摊。银魁不愧是条汉子，不久，他拥有了自己的摊位。他不仅有服装生意，还开过饭店和文物店，我们在他的服装门面内交谈时。他不时地橾着不熟练的英语、意大利语与老外做生意。】。
　　当晚，我再次受到项目组特殊照顾。昏暗的灯光下，副组长周恩铁对我怒目而视，让我老实回答：“为什么不脱帽，不向人民低头认罪?为什么违反隔离纪律?你对张银魁喊，要保重，要活下去，是什么意思?是否联络暗号?”我本想不回答无中生有的问题，为了早恢复室内安静，我平静地解释说：“我感冒了，才不摘帽，这与低头认罪无关。如果摘帽子就等于认罪，我从今天开始，永远不戴帽子，可以吗?”
“和张银魁打招呼，很自然，我们在一起共过事，打个招呼是人之常情，我有打招呼的权利。‘要保重，要活下去’，这话的意思很清楚，没有隐含第二或第三层意思，更不是什么暗号。怎么猜测是你们的事情。”说到此，我真担心，这件事会给银魁带来麻烦。十年后得知，当晚，公安局专审银魁，银魁照实回答，抗拒诱供，结果给银魁戴上八斤重的脚镣，一戴就是半年!

　　三、难以交差的发言
　　运货卡车游斗随之开始。第一站是我蹲过点的大岱公社。
　　卡车沿着我熟悉的砂石路飞奔，这条路拓宽路基，铺平路面工程我指挥过，路上有我劳动洒下的汗水。汽车过了公布村，眼前便是我无数次骑车出入的大岱。游斗队伍进村后，近千人站在路两旁，人群中闪现着许许多多熟悉的面孔，有的一起劳动、学习过，有的一起吃过饭。上次到大岱是1976年夏。土左旗遭遇几十年末遇的洪灾。水，一眼望不到边，玉米顶端的叶子在水中飘摇。当时，我在抗洪第一线任总指挥。一天下午，我在大岱村西的防洪堤上岸，刚刚空投过的直升机把全村人惊动了，村西人涌如潮。大队支书梁三老汉又黑又瘦，两眼熬得通红。他紧拉着我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当时，我不仅受到救星般的拥待，还看到许多人流下了对党和政府感激的泪水。
　　时隔一年多，我不再是防洪总指挥，而是反党罪人，在同一个地方，面对同一群人，接受全体社员的批斗。进村后，每个口号极有针对性，“打倒四人帮骨干分子高树华!”“高树华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批斗会上，第一个上台发言的是大队支书梁三。我深信，他此时批判我和一年前在洪水堤坝边迎接我一样，感情真挚，只不过一年前的激动、喜悦变为眼前的愤怒、严肃。
　　因我曾在大岱公社蹲点，这里被划为四人帮重灾区。陕西营子大队，是我的试验点，自然是重中之重。陕西营子大队党支书王喇嘛，代表党支部和贫下中农发言。
　　这个发言实在难以交差，开头和结尾给我扣了几个大帽子，几句打倒，几句声讨，几句清算流毒。中间大段引述《内蒙古日报》社论、《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及《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指示，勉强凑够规定的发言时间，王喇嘛对着话筒呼了几句“打倒四人帮”之类口号，急匆匆跑下了台。
　　这样的发言自然逃不过清查办的眼睛。会后，两级官员到村内调查发言稿是怎么写出来的。陕西营子党支书张高宝是土改时的老党员，他对调查人说：“稿子是我审的，我是一把手，有什么事冲我来，王喇嘛年轻，他只是上台念念，与他无关。”
　　王喇嘛却另有答案：“稿子我一个人写，一个人代表党支部去发言，没和支书、支委研究，责任我一人承担。”
　　其它支部委员，又是另一番话：“这个稿子是支部开会审定的，你们说，我们的稿子净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这有什么不对，那是党中央的声音，难道让我们抄台湾、美国的报纸!”未调查出子丑寅卯，但陕西营成为揭批查的反面典型。
八十年代末，王喇嘛响应改革之风，单枪匹马到包头参加建筑队一年多，回村组织陕西营子建筑工程队，参与包头、呼市、巴盟等地的施工建设。王喇嘛最早成为村中首富。

　　四、冒充干部闯禁室
　　批斗会结束，项目组人员，在公社领导陪同下去吃饭，我被押回公社大院会议室。胆大的公社干部进屋和我打声招呼，胆小的趴在玻璃窗外向我挤眉弄眼。这时，突然有个人推门进来，大声对项目人说：“我姓刘，也是这公社的，你快去吃饭，我来看管，他跑不了。”可能项目人饿极了，也可能被来人的“合法身份”降服，放心离了屋。
　　来者原来是陕西营大队会计刘兴胜。他平时爱读《三国演义》，方圆数十里，许多人佩服刘兴胜有韬略，点子多。我和兴胜子先对视大笑，之后他得意地说：“我只动个小拇指头，一个调虎离山计，他就乖乖走了。项目组人尽傻瓜。”
　　之后，他严肃地说：“我来是老支书要告诉你，咱们村可没有说你坏话的，你放心。不知你有没有让我们帮助的事情。”
　　“我最惦记村里那口井，不能让水总是自流，地下水是有限的。去年，我捎话，让你们学新疆的办法，这井水可是全村人的命根子啊!”
　　“你快悄悄儿吧【注：“悄悄儿”为当地方言，在不同话语环境中，可有不同意思，例如“废话”、“住嘴”等等。此处的意思是“不要说了”。】!去年你捎回话后，我们就封闭了，井水不自流了。唉，你这个人，自己挨着斗，还想着村里那口井。”
　　“我不在乎批斗，反正我身不由已，总有落实的时候，不是事实，我怕什幺，我又没做亏心事。”
　　“这就对了，你要想开。”
　　公社伙房师傅三娃子，端了大碗烩菜和烙饼走进来，看见兴胜子说：“原来来是个你啊!市里、旗里来的人正问公社书记，有没有个姓刘的干部，你真胆大!”
　　“我怕什么，我他妈的不过是个农民，谁还能开除我地球的球籍!”
　　“你不怕，还连着人家高书记呢，你快快走，那些人快吃完饭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亏你还熟读《三国》!”
　　兴胜子走了，三娃又从衣服大襟前掏出一堆大蒜、辣椒，直往我衣兜里塞，让我回到住地慢慢吃。
　　吃过饭，大卡车载我离开大岱。汽车刚起动，围在汽车周围的孩子，从身后取出各种各样小包往车上扔。车上监管我的项目组人没拦住，急问我，这些是谁家的孩子。我回答说：“我哪能认住，孩子长得快，一年一变。”
1978年冬，批斗结束了，看管人员不见了，身边少了监视的眼睛，我感到自在轻松。十二月初一段时间，土左旗老乡打听到我被关在这里，几乎每天来送东西。由于项目组一再告诫我，不能走出大门，不能到门口打招呼，因此，我至今不知来关照我的乡亲的姓氏。开始，看守所人员把送来的东西收下交给我，不久，被旗里发现，明令看守所不准收东西，并驱赶来探望我的人。
　　我的房间靠近看守所东墙。一天上午，我正在院内读书晒太阳，突然一块石头从墙外飞进，接着传来击打墙面的声音。我走过去和墙外一问一答，方知又是陕西营子刘兴胜。他说墙外十分安全，没有人，这是他再三侦察后确定的最佳方案。虽然我们隔着三米高的墙，在寂静中，无需高音可交谈。从此，我能看到报纸，能读到自己要的书。在乡亲的关照下，我的物质生活比当书记时要好很多。他们送来的都是自己节省下的好吃的。
兴胜开辟的通话方式终究不妥，我怕把他牵连进这场是非中。很快，我们找到更方便，更妥当的办法。

　　五、受我牵连的人们
　　时间会淹没记忆。大小批判会的发言，我大多已忘记。但对有些人的发言，我是很在意的，而且永志不忘。
　　土左旗宣传部的杜存义，因长相面少，大家均称他“小杜”。去几次宣传部，小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套旧黑色外衣，总在忙，鼻头汗珠涟涟。渐渐听说，小杜家庭出身地主，且只有高中学历，他只能马不停蹄地工作以弥补“先天不足”。
1975年，旗宣传部办了一份“总体战快报”，我选小杜为常任主编。这张不定期的内部小报，果然在小杜手里办得有声有色。我们的联系由此多起来。对他的入党问题，我询问过他们的部长，表示过自己的看法：不能因为一个同志家庭出身是地主，就拒绝人家的政治要求。我成了反面角色后，能推测出小杜的处境，我后悔当初用小杜办报。
　　在一次全旗批斗会上，小杜上台揭发批判我，我心里高兴。他能洗清自己，我就满足。小杜的发言并没使他获救，他被赶出宣传部，分到旗志办。直到退休，仍没有入党。
　　大岱公社批斗会上，上台发言的有大岱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李金莲，是位20岁刚出头的姑娘。1974年，我和旗委几个人在大岱公社蹲点时，大岱大队正调整领导班子。工作组征求党内外干部背对背意见之后，人选相对集中在李金莲名下。公社闩副王任带领我们前往公社中学，当面考察在此教书的李金莲。征求李金莲意见时，她直率地表白了忧虑和担心：“这个大村子从来是几大户说了算，我们家属于外来户，不好办事，工作肯定难做。”党员大会上，多数党员选李金莲任支书，老支书梁三反对，同意让李当副支书。李金莲凭着不怕吃苦、处事公道，很快在大岱党员和村民中站住了脚，受到普遍肯定和赞誉。
　　对许多批斗发言，我基本能分辨出，是出于表现，还是为洗刷。我为李金莲能获得洗刷的机会庆幸，并希望她不要受我牵连。真正的不幸还是发生了。当我从看守所出来后，从乡亲口中得知，大岱的李金莲、巩家圪旦的巩官收、小沙金免的丁称心，还有陕西营子王喇嘛均遭厄运。
　　六十岁那年一个夏日，我清晨照例在博物馆门前小花园锻炼，一位中年装扮的妇女站在我面前，叫了声“高书记”，正是李金莲。她说，昨天早上骑车路过这里看见我，怕辨认不准，今天又拉来她的丈夫，一块儿分辨。她丈夫是土左旗芷芨梁人，是在批斗会上认准我相貌的。当年秋天，他参了军。
　　三人坐在公园的石板椅上说到中午。开始，金莲还能抑制住眼圈内滚动的泪花，后来，泪流不断。对于她讲述的那么多人间不幸，我只有同情，别无他法。下边是李金莲的遭遇。
　　李金莲虽然揭发、批判了我，旗委根据“除恶务尽”精神，撤销了李金莲的大队副支书，并停了她的党籍。经半年多反省后，李提出再回大岱中学教书的要求，回答是“不允许”。后来，李准备报名参加全国高考，乡里说她“没资格”。李要外出打工，乡里“不批准”。李金莲说：“在被逼得走投无路时，我想死的心都有。这时，他(指丈夫)正好从军队复员，派人说亲要娶我。好在他人品不错，我已经失去活下去的信心，嫁谁不行，只要能跳出这个受管制的地方。临嫁前几天，一个乡干部悄悄向我解释：不是乡里人跟你过不去，是旗里不放过你。你到了芷芨梁后，最好尽快离开土左旗，走得越远越好。结婚后不久，我们一起到呼市打工，有了原始积累，现在开着一家小商店。”
　　李金莲十分感叹地说：“我女儿去年考到北京一所大学。一转眼，我老了，一场运动能葬送人一生。我刚到呼市时，白天打工，晚上读自考课程，终于有了一张大专毕业证。其实，对我这种年龄的人没多大用处，我只想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我的党籍，从那时一直停到现在，我没找过，也没人向我解释过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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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章、选择“宁折勿曲”之路


1978年漫漫冬夜，我反复咀嚼批斗会上提示我所犯的“罪行”。如果说，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表面上还承认文革是伟大正确的，那么，三中全会设定的邓式版本，为我预备的则是叮当作响的镣铐。


　　一、《公报》定终身

　　与看守所大墙外的对话中，我谈起看报纸的愿望，对方急中生智，想出一个妙法：说服察素齐第二中学(离旗看守所仅有两公里)管广播的老师，把高音喇叭变一下方向，广播声音顺着西北风，清晰地送到看守所院内。从此，每天晚七点半，我能听到中央台的晚间新闻。恰在这时，从广播中听到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全文。
　　那是个天高风急的夜晚，北风吹来的铿锵播音，撞击着我的心灵。我站在空旷的大院里留意每句话、每个字。新闻联播结束，大院又恢复了死样的寂静，我趁着记忆仍然清晰，把重要内容记录下来。那一夜我无法入睡，反复思索。
　……………………


　　二、小小生灵  镣铐声声

　　那年冬天与我做伴的仅有一对小生灵。一天上午，我踏雪散步，偶然在南墙根下一个小石缝中，发现了一只正在晒太阳的蟋蟀。一定是大雪把它赶到这里避寒。从此，我每天从伙房捡菜叶和土豆条，供它食用。我们几乎每天上午10点会面，凡有阳光的天气，它肯定蹲在缝口，等待我送的美味。不久，我发现墙缝里还有另外一只与它相依为命，我为它们庆幸。多么可爱的小生灵啊，可是，在这个看守所内，它们听到的只是镣铐声声。
　　1979年，看守所几乎天天有新的“客人投宿”，开始仅是夜间，搞得大铁门响个不停。后来，白天也从押解的汽车内走出带手铐的人，其中不乏熟悉的面孔。为了赶建看守所工程，看守所组织嫌犯出工。能在阳光下劳动，呼吸到新鲜空气是一种享受。当然，这种特殊待遇，需要家里人打通关节才能得到。我知道他们出工不易，相互只能用隐蔽的眼神打招呼。管理干活的人叫陈杰，是土左旗善岱公社人，因在外包工，以搞资本主义罪名被关押进来(半年后，他被无罪释放)。陈杰是我初中同学，可以到我屋里喝水，短暂交谈。这样我才知道，土左旗清查运动，已经抓捕了近二百名人犯。
　　“号子里挤得满满的，都是一色政治犯，公社书记、大队书记有的是，局长、科长，号子外边还有你这个旗委书记，全了，能组成一个旗委领导班子。”陈杰还告诉我：“抓进来的人中，年龄最大的是沙尔沁公社小营子大队支书云二旦，已经70多岁了。资格最老的是旗工业局副局长李旭起，解放绥远时，从河北来的小八路。”这批政治犯中，云二旦不能不多谈几句。论血缘，云二旦是乌兰夫夫人云丽文的长辈，是苦大仇深的贫农领袖。
　　云丽文的一个至亲，由于行为不轨，被云二旦为首的村党支部戴上坏分子帽子。1964年，四清运动时，进驻小营子村的工作队，首先瞄准云二旦，勒令检查。1966年初，乌兰夫遭到批判；云二旦自然成了反乌左派，并被请到北京与乌兰夫面对面斗争。朴实的云二旦哪里知道，那其实是另一种被利用。
打倒四人帮后，他的对手不再“心慈手软”，干脆把他投入大狱。70多的云二旦，虽拄着拐杖坐监狱，但一如既往地硬，不屈服任何权势，最终被判重刑，背着囚徒的名份离开人世。


　　三、十足的政客

　　土左旗的大肆抓捕，到1979年初突然放缓一阵，原因不得其解。2002年3月，我亲耳听到熟悉情况的人叙述之后，才知一二，马上写在当天的日记中。特摘抄一段以飨读者。
　　2002年3月9日，气温-5℃~-8℃

　　下午三时，去内蒙政府大院23号楼拜见王镇，我们已经20多年未见面了。王镇于1975年和内蒙党委政研室主任赵旭，一块儿去土左旗蹲点。1977年底，工作队撤离，王回政研室任副主任。王镇说：“1978年初，尤太忠找我们研究全区清查运动情况时，我们说逮捕审查的已经超过了一万人，不能再抓了，否则就不好放了。”

　　“1978年下半年，周惠到内蒙……。”“1979年1月，周惠主持召开党委工作会议。出现一种倾向是揪尤太忠帮派人员，共点了二、三十个厅、局长的人名，我自然在其中。接着又要揪，二王，(王锋、王逸伦)线上的人。”

　　“由于我们不同意周对内蒙的敌情估计，不同意他的极左观点，结果他变相整人，把党委政研室降一级，归入办公厅管。”“周惠这个人当年被打成右倾分子，但他自己又是搞阶级斗争，搞极左的高手。”
与周惠打了多次交道的王镇，终被赶出党委政策研究室。我问王镇：周为什么在内蒙拿清查开第一刀?他认为，其实，周惠也清楚，清查运动搞了一万余人，应该差不多了。但他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让别人服他这个第一书记，才不惜违背党的清查政策。“十足的政客”，这是我听到清查情况后，对随意玩弄政策之人发出的由衷感叹。


　　四、如何申诉

　　在“唯恐不左”的大气氛下，项目组对我的审查结论如何，可想而知。不久之后，一份经过精心拼凑的《审查报告》终于出笼。下面，节选审查报告中部分内容，并做粗浅评论：
　　在最重要的第一节中，《审查报告》共列举了5条主要罪状。
　　第一条，“高树华第一张大字报，把矛头对准师院党委并大反工作组。”这些均是事实，但对这些事实的认定和定性，如果拋开历史条件，便毫无意义。当时毛泽东固然是在利用我们，但他还有起码的自信心，敢于让青年人运用四大，向当权派发起挑战。今天的新权贵们，还有哪怕一丁点的自信心吗?
　　第二条，“一月风暴”“报社夺权”等事实。这些更属于毛领袖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战略部署”，如果有错，首先错在中央决策，我等草民，无非充当了毛泽东和四人帮的马前卒而已。至于后来被捧上权力宝座，接着又被打入囚笼，那都不过是上层政客玩的花样，与我们草民的主观意愿毫无关系。
　　第三条，军区静坐，韩桐被杀，攻击解放军等。这些罪名可以随便写，随便定，但改变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不是小人们活得不耐烦，编着法子造反，而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来龙去脉，情节起伏，本书已经着墨很多，读者可做自己独立的判断。
　　第四条，“四.一三以后，把党、政、军老干部打成“二月逆流”急先锋，黑干将，把广大群众打成“老保”。首先，我们的所作所为，基本是落实中央八条：其次，我个人所发挥的有限作用，应该说建设性为主。硬要说我们想把事情搞糟，逻辑不通。
　　第五条，大搞挖肃，兜售江青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诬陷乌兰夫，迫害干部群众，这一条更不值一驳。给乌兰夫定调，挖文艺黑线也好，都是从上到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等，都难辞其咎。再说，从本口述史的字里行间，不难发现我曾经持有保留意见，也尽力保护了一些小人物。新任的李组长，在马明正引领下向我宣读《审查报告》。马因对我敢打敢拼．现已升任副组长。
　　宣读毕，马说：“签字，签字，签字!你有什么意见，限三天写上来。”说着，他拿着材料和一枝笔走到我面前，我伸手让马停步。我面对李说：“材料仅仅给我读了一遍，就让我画押，这是不可能的。要让我签字，我必须把材料认真读一下，让我把要点记下来，我肯定要写申诉材料，否则，我不会签字。”说完，我出了屋门，从身后传来马明正暴躁的怒吼：“你们看!软硬不吃．猖狂得很，他根本不把项目组放在眼里。”我在屋外踱步，听到屋内争论。新来的女同志说：“老马，你也太急了点，那么快念一遍，就让他签字，他能签嘛!这对他一生都算一件大事。况且，我们应该听听他怎么说，也好回去交待……”
　　约十几分钟后，一位年轻男士把我叫回屋内。马左派一脸怒气。……李组长操着内蒙普通话说：“老高，你可以过目审查结论，可以写申诉材料，你需要多长时间?”
　　我平静回答：“这关系我的政治命运，我的后半生，项目组有半年多没来过人，我想也不会在乎那么几天吧。审查结论，我要抄下来。我最快也得廿天交申诉材料。”
　　没等我话音全落，马明正抢先回答：“不能让他抄录，更不能答应他廿天时间，他不同意就拉倒，算他拒绝签字。”我瞟一眼其它项目人员，他们以吃惊的目光打量着马明正。这也是我最后听到马左派说话。负责看管我的小刘事后告诉我，在回呼市路上，老马与其它人一路争吵“左”“右”问题。其它人拒绝与马明正共事，马离开了项目组。李组长同意我的要求，于是我开始写申诉材料。
在最后的申诉上，态度当然又成了核心问题。在虫声啾鸣的夜晚，在满天星斗的天穹下，我让自己平静下来，在理性思考和词语之间编织一座独木桥。如果我承认自己十恶不赦，那么和此人一起干事的人岂能脱得了干系。他们有的已经回家，有的即将自由。若由我挑起新事端，再给他们带来不测，我必然成为千夫所指。但是，如果我选择“宁折勿曲”，拒绝认罪。那么，我极可能被判刑劳改。当我以一个劳改释放犯的身份重返人间时，可能已垂垂老矣……。我年迈的父母怎么办，特别是多病的母亲。妻子的肩负最重，她每时每刻忍着世人的冶眼工作，回家又要照顾老人、孩子。两个幼子不到十岁已失去父爱，只靠月薪49.5元的母亲怎么养大?十多年来，妻子一直担心，我的赤诚和执着会惹来麻烦。如今，她的担心成为事实，她怎么能扛得住呢!想到此，我双腿一软，跪在草地上，对着满天星斗，对着无语苍天，不由地失声痛哭……


　　五、未曾申诉，罪名已定

　　9月，我向李组长交申诉材料那天，李像走过场似的，给我做了最后一次思想工作，无非是端正态度，认罪为好，并详细介绍了戈志盛在审查中的表现。时到中午，项目组走了，看管我的青年工人小曹去吃饭。我回到房间，发现桌子上有一个打开的笔记本。笔记本是谁的?我拿起一看，不由被上面记录的内容吸引。
　　笔记本原来是李组长的，上面记录了三次会议的内容，主要是以什么名义对高树华逮捕法办：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还是帮派骨干分子……我明白了，“敬爱的党”还未看到我的申诉，早已定了我的罪名，既然如此，我的申诉又有什么用呢!
　　下午，我将笔记本交给小曹时，告诉他，我已经拜读过了。小曹翻了一下笔记本，赶忙和我建立攻守同盟：“如果有人问你看没看过这，你绝对不能承认。我交笔记本时说，是我回来在自己床上发现的，高没看过。”看到他乞求的眼神，我知道这与小曹的政治前途有关，我痛快地答应了。
　　实际上，没人再过问笔记本一事。1979年10月中旬的一天，项目人员把我塞进一辆旧北京吉普车，急急驶入土左旗旗委大院。上任不久的呼市市委书记布赫，要和我谈一次话，以示党的最后挽救。政策攻心之后，布赫手拿我写的申诉材料说：“现在不是你认罪不认罪的问题，你对项目组的审查报告逐条逐句地驳斥，连标点符号也没放过，以一种嘲弄的口吻对待这个结论。项目组是代表党组织的，这是你对党的态度!我实话对你说，如果戈志盛的问题算一个巴掌，你的问题连这点也没有。”他说着用左手掐着右手小姆指中间。
　　“可是，对审查的态度，全自治区相比，数你恶劣，恶劣到无法形容的地步。”说着，布赫从手边皮包里找出一份材料扔给我说：“你自己看看，戈志盛是怎么对待组织审查的。”
　　我翻到材料的最后一页，戈志盛用钢笔写的几行字像芒剌扎眼：“我是个罪恶极大的人，对党，对人民深感羞愧。我决心洗心革命(戈也将“面”字误写成“命”字——作者)重新做人。我完全同意项目组的审查结论。”
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我不是戈志盛。布赫伸手把我写的申诉递给我说：“你现在可以收回这份不象样的东西，重写一份认罪报告，要揭发自己和他人怎样反党乱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样你有希望得到和戈志盛一样的对待。”我谢绝了。布赫很生气，他边站起来边说：“像你这种与党和人民顽抗到底的人，谁也没办法，只有死路一条。”对他的话我并不意外，我对他说：“谢谢你的好意。我相信，监狱是人盖的，就要有人去坐，无非如此吧!”【注：若干年后，布赫荣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期间，我在北京内蒙宾馆的电梯口与之巧遇。或许他们一家人还追念旧情，或者认为我已经恢复公民权利，不会影响他们的名誉和仕途，曾经表示他们兄弟要和我聚一聚，重修旧好，被我婉拒。】


　　六、“态度恶劣”，锒铛入狱

　　一周后，呼市市委在工人文化宫召开清查四人帮骨干分子的宽严大会。我和戈志盛被押在主席台的两角，他坐在西侧，我站在东侧。相继有人上台发言：先批林彪、四人帮，再联系我们两个人，最后支持戈继续反戈一击，指出我只有死路一条。
　　大会最后宣布：戈志盛当场解除隔离审查，回家团聚；对高树华将进一步严查到底。在一片打倒声中，我被押出会场。
　　1979年11月2日下午，我正在隔离的屋前散步，呼市公安局杨，徐两位预审员，拿着市检察院下达的逮捕证，在土左旗看守所新来的所长引导下，对我宣布逮捕。预料的一天终于来临。
　　他们叫我进屋，让我在逮捕证上签字，我断然拒绝。所长十分愤怒，从腰里拿出一副老式黄色手铐，粗暴地给我卡在双手，我的手腕被卡破，鲜血流出。他边卡边骂：“就你这号的，还拒捕，你拒捕，我就开枪打死你。”说着又从腰间掏手枪，被杨、徐拦住。我先被带到看守所办公室，审问姓氏名谁之类，我一律拒答，缄口不语。血继续从手腕滴在我的裤子上。我管过政法，审问非杀人重大案犯，不应戴刑具，我自然有权不语。
　　杨、徐让所长把手铐打开说：“我们过去和你不相识，你有什么话现在都可以说。如果你什么也不讲，我们很为难。你可以讲自己没罪和没罪的理由，我们有言必录，看这样好不好。”
　　我当然无法拒绝他们正常的工作和比较理性的态度。
　　我被关押在土左旗一问又暗又湿的监号里，四个囚犯负责监视我。在土左旗看守所外院，我曾目睹一个年轻看守员，用腰带打一个囚犯，囚犯边滚动边求饶，直喊“爷爷”，此人打累了才罢手。
　　这次，我落在这帮人手里，必定会传下“严加看管”的命令。我唯一的对策是不说一句话，不授人以柄，让他们找不到借口。
　　在土左旗关押十四天后，徐和呼市一位员警，把我从察素齐押往呼市看守所。上路前，我提出要回自己腰带和书籍的要求，土左旗看守员不给，指着我说：“你在看守所期间没少搞鬼，这次没来得及整你，算你走运。你还要裤带!”
　　我对他怒目而视，摆出一副不系上腰带不走的架式，我不想事后留给这帮人一个奚落我的笑话，“他是提着裤子走的”。呼市员警着了急，过来干涉，“你们快把裤带给人家，别搞得大家都不愉快”，说着他打开一个柜门，让我辨认。腰带系上，书没找到。上车时，两位员警没给我戴手铐。事后，土左旗看守所上告，说呼市民警同情高某人。开车师傅后来提起此事。他说：“按理，不戴刑具的人犯我不能拉，路上跑了，我也有责任。可那天我拉了，我是看那天逮捕你时，你毫无惧色，倒把员警们闹得没脾气，我从心眼里佩服你，是条汉子。那天回来路上，员警也很敬佩你。多数人一见逮捕证就草鸡(软)了，这种人让人看不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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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章、走进牢狱大门

　　走进呼和浩特看守所，院内人很多。入冬前第一次寒潮，把囚犯过冬吃的廉价圆白菜(甘蓝)冻了。指挥转移白菜的人是卢林元，我认识的农民造反派头头，我们相互点头致意。
呼市看守所是一座圆筒形建筑，值班人员坐在圆筒中心位置的房间内，辐射状的一、二、三、四号四个信道，一览无余。每个筒内有若干囚号，可羁押二、三百名未决嫌犯。

　　一、满眼政治犯
　　这天，所长王成特意自己值班，接受我这名“重要”囚徒。他让我坐下，两人略嫌拥挤地面对面，开始了我到呼市看守所的第一场谈话。王所长：“你到这里来一定要守这里的规定，不管你过去当过市委书记，现在你是人犯。这是第一点。”
　　“只要你守规定，你有什么事情、要求，可通过管你号子的所员讲明，直接找我也可以。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是，这里关押了不少你过去的战友。我已派人找他们去了，你们可以在这里见个面。我只希望你们之间来往要放在明面上，我不喜欢在眼皮子下面做暗事，不管事情大小。”
　　我看见了呼市革委会委员乔万宝、郭日周，呼市公安局原领导成员董志，呼市郊区革委会副主任卢林元和一些郊区公社大队领导班子成员及工宣队、军宣队的一些人员。王成，这位满面胡子的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说话口气毫不留情，但我喜欢平等的、不含糊的坦诚对话。我当即表态：
　　“我会遵守这里的一切规定，请你让管号子所员，把可以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的规定告诉我，这是第一。”
　　“第二，我只有一个要求，允许我读书。习惯的原因，我读书要作眉批和摘录，请允许我有笔和纸。如果可能，不难为你，能否让我妻子送些白糖和奶粉，我隔离前已患肝炎。”
　　他让我开列书单，我开列出《鲁迅全集》、《唐末诗词选》、《古文观止》、《资本论》、黑格尔的《美学》及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这些书及大批书刊，成了我在看守所三年多时间最宝贵的东西。
　　尽管监号里一样的潮湿、拥挤，与土左旗看守所相比，这里能读书，能够读到《人民日报》，比我隔离时的待遇还强。
　　我刚开始是被监押在3简5号监室，12名未决人犯中，除我一人(当时被称之为运动犯)均属刑事犯罪。我没发现有人找借口整我，我可以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让自己静下心来读书，等待命运的判决。
　　同号未决犯中多是年轻人，有的才十七、八岁。他们接受我的劝说，白天学文化，识字，背诵唐宋诗词，读鲁迅和其它哲学书籍。每天晚饭后，由于号内灯光太暗，留作我给他们讲故事。
　　我给他们讲爱因斯坦、爱迪生、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也讲鲁迅、郭沬若、茅盾等。他们对拿破仑、库图佐夫尤其感兴趣。从此，号内再没人打架，争吵。这些年轻人犯有抢劫、偷盗等罪行，他们也有向往真、善、美的一面。他们称呼我“高老师”，我喜欢。
　　负责管理3筒5号的方所员，原是看守所医务室大夫，由于医疗事故改任所员。他对人犯从不动粗，很快和我交为朋友。1978年时，看守所关押人中一半是运动犯，经常流动，处理一批，再进一批，保持在100多人，这几年少了，只有几十名左右。
　　在员警眼里，运动犯是在文革中犯了罪的一批人，政治上怎么判定是党和国家的事情。在道德、人品上，这些人与各类刑事犯人完全不同。因此，犯人厨房、锅炉房，包括管理菜窖的，差不多都是运动犯。董志当时是伙房的头，乔万宝等协助值班所员管理监号。每天放风时，他们会站在所员一边吆喝，有时会在送洗脸水，延长放风时间上给点方便。
　　看守所是个“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小天地，所员们上班之余，可以经常从运动犯种的菜地里，入冬后开办的粉丝房里，养猪场等处，得些实惠。如未决犯中有手艺高超的裁缝，就会单独为其在监号内放台旧缝纫机，支张简陋的裁剪台，所员全家及其七大姑八大姨的衣服，就从这里制作出来，工钱无需自掏一分。我的狱友寇振山有位同案犯，外号“廖疯子”，在裁缝室工作了近三年。
1980年冬，进入我们号内一位内蒙地质局的李姓人士，40余岁，原是位厨师。白天他被提审，晚间忙“业务”。最早是一位所员，问他黄焖鸡怎么做，他站在小窗口，对门外的所员详细讲述如何配料及操作。进入农历腊月，老李每天早上“出工”，天黑后，带着一身油烟味回号子睡觉。据李说，现在只做口头解答不行了，所员们干脆找一间屋子，从犯人伙房借来用具，由老李现场操作，把所员们从看守所猪圈分到的肉细细加工，按吩咐一一切成丝、片、丁等，再烹调成各式菜肴的半成品。于是乎，老李给甲所员做完，再做乙所员的，直做到年根底。所员们乐呵呵地过了一个有口福的春节。
春节后，老李判刑离开看守所，押往一处劳改监狱服刑。

　　二、上帝赐予的检察官
　　被押解到呼市看守所第三天后，呼市公安局的两名预审员，开始对我提审，他们让我老实交待在文革中犯下的罪行。我郑重声明自己无罪后，便不再开口。三、四天后，他们改变了策略，以平等的身份、和蔼的态度和我交谈，．并让我的妻子给我送来所需物品。他们的软招儿果然奏效，在“闲谈”中，我申辩自己无罪的理由，也讲自己不是什么错误也没有，不是完人，列举出自己的错误一、二、三。
　　几次提审后，他们竟然利用我的虔诚，把我坦率的自我批评，当作罪行“自供状”上报呼市检察院，公安机关预审胜利结束。当然，这一招，我是1980年春天，案件升级到呼市检察院后，方才知晓，诚实和轻信又一次戏弄了我。
　　呼市检察院承办我案子的，是当时的起诉科科长鞠贵冠，记录员叫金锋，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
　　第一次提审，鞠做了自我介绍后，把呼市公安的预审终结送到我面前，问我读过没有。身陷囹圄的我，对办案的随意性已不再吃惊。我说：“既然《人民日报》的社论中说，在反对或追随‘四人帮’问题上，1976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就是一块试金石，你们为什么不用党中央认定的试金石来检验我呢?1976年清明节，我曾在土左旗烈士陵园，主持纪念会，以悼念周总理为主要内容，全旗有近万人参加。事后，有人告到内蒙党委，说我在搞小天安门广场事件，要求追查。”
　　第一次提审，我只谈了这件事，并坚持让他们去调查。
　　检察院的前几次提审，我接受了教训，只谈在文革中的正确，免谈错误，更不承认有罪。回忆起来，我不得不佩服鞠检察官的坦荡胸怀。他的不同一般之处在于，重视核对事实，允许被审者提出举证，并当面与你核实他手中的证据，允许反驳解释。
　　至今，我感谢上帝赐予我这样一位检察官，他恪尽职守，费尽辛苦地对我的问题进行了实地调查。提审——调查核对——再提审——再调查核对，案件一直延续到秋天。
1980年初秋一次提审中，鞠因肠胃有疾，多次往返厕所，鞠的助手金锋说：“不要把鞠视为对手，他上上下下核实你的问题，非常负责。这次我们去了土左旗陕西营子。座谈会上，老乡们说你是模范党员，我们也很感动。你有话好好说，鞠检察宫毫无私心，只尊重事实，他会对你的案件负责的。”
　　鞠贵冠对我的案件进行了近一年查证落实后，向市检察院党组提出报告，认为高没有触犯刑律，不够起诉资格，应该撤销。
　　鞠的结论与当时市委的调子反差太大，市委主持的清查案件讨论会上，要求将高树华转入法院审查程序。鞠在一次会上说：“本着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的原则，高树华不够起诉这个格，应该撤销此案。我无法接受市委的指示，违法办案。”
经过一段僵持，鞠在精神压力下病倒了，我的案件也由此搁置下来。直到1982年春，内蒙党委在中央再三催促下，由自治区纪检书记石生荣主持，要各盟市汇报清查中的重点案件，我的案件属于其中之一。鞠贵冠汇报了案情后，提出“不予起诉”的意见，得到石生荣支持。石把鞠拉在一边，悄声告之，对于高树华这样的头面人物，只能按“免予起诉”判定，否则会有麻烦。

　　三、案件转到运动办
　　为尽快结束持续七年的内蒙清查运动，我的案件转到内蒙党委运动办公室。
1982年3月，内蒙运动办曾来呼市看守所办案，消息是与寇振山同案的李悦告诉我的。李按他得到的信息认定，凡是提交运动办的案件都不会判刑，最多给个行政处分，“不管什么结果，只要能离开这里就行，关押这么多年，人快疯了!”
　　李悦说这话时，已经在呼市看守所关押了六年左右。
1982年4月29日上午九时，内蒙运动办公室六人，对我提审了整整一天，除中午一小时外，直到晚六点才结束。
　　对我主审的叫胡牧群。他说：“今后，你有什么事与我们联系。过去的审查及怎样对你审查的，先放在一边，今天算是一个新的开始。你对文革以来自己的所作所为，可以重新交待，也可以推翻，也可补充，但一定要实事求是。”
　　“现在是查你的错误，不要胡思乱想。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提出如下九个问题，你针对每个问题来谈。”
　　在胡牧群翻动一份材料，向我提出问题后，我要求审核一下自己的记录，以便准确回答。他把手中的材料推给我，但见材料封面写着：“关于高树华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错误的处理意见”
五一节，在押人犯可以在号内打打扑克，下下象棋，吃两顿有肉的菜。1982年的五一节，对于我最大的欣喜，是看到案件有了新的头绪。

　　四、平衡术与“事实定论”
1983年春，我再次疾病缠身。1981年春天，因为母亲去世，内心十分悲痛，曾高烧昏迷20多天，多亏一大杯水煮黄连，便出一大摊黑色污物而降温，这次高烧转低烧，个把月不退。多亏号内人照料，渐渐能起床，能站起来晒太阳。
　　我虽与死神两次擦肩，但因烧后中风，号内又潮湿，双膝关节出现紫癍，之后转为风湿性关节炎，成为困扰我后半生的痼疾。
　　为了保护我的身体，妻子从北京买来巧克力，辗转送进牢房。不巧在一次搜查中，几块巧克力被发现，看守所上下盘查，似乎巧克力是重磅炸弹。我死咬一句，是放出去的某某送来的，因已放走的人不会再去追究。监内闹腾了几天，才怏怏甘休。
1983年夏，号子内热得格外早，刚进六月，人已汗流浃背。我在病中写信给内蒙运动办公室，要求在看守所院内晒晒太阳，但十几封信石沉大海。在四下无助的境况中，我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没想到，我的案件在他的过问下，最终转危为安。
　　我大学一位同学，1983年负责呼盟清查工作，他曾多次参加内蒙高层研究案情的会议，后来向我透露了一些内幕，梗概如下：
　　你们内蒙几个全区级的造反派头头，都要拿到内蒙党委常委会上去评定。……关键是你的事儿不多，也抓不住什么，放过你，只判郝广德一个人，好象不大好办。几次研究就这么搁下了，内蒙第一书记周惠一直没表态。
　　事后，耀邦同志身边一位工作人员告知，耀邦看你的信时，可能信中写的“我就是在党的九大会议期间，常常和您、郑维山司令员一起散步的那个红卫兵，就是那个在九大的大组会议上，参与胡耀邦当选中央委员辩论的那个基层团干部”这些话勾起他的记忆，他拍了一下桌子后，当即让拨通内蒙第一书记周惠的电话。电话中，周惠说了你的情况，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这个人名声大，没什么触犯刑法的事实”。耀邦同志指示，一定要按事实定论，没犯罪事实就放人，可以按党内或行政方法处理。
　　放下电话，耀邦同志有点感叹地说：“这个红卫兵代表我记得，很年轻嘛，我忘记了他是华北哪个省区的。你们记住，要再问问内蒙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
　　那时的胡耀邦，毕竟是全党总书记，又负责全国清查和落实政策，威望极高，一言九鼎。1983年6月25日，内蒙常委会再次讨论清查对象的处理方案时，周惠讲话，要按事实定论，不按所谓名气大小：讲影响要具体化，不能搞平衡，谁触犯刑律就判谁，其它以党纪、行政处罚判定。这次会议决定对我免于刑事起诉，开除党籍，行政上开除留用，劳动一年以观后效。
　　郝广德被判十年有期徒刑；王金保开除党籍，保留公职，分配工作(分到固阳县农机厂)；那顺巴雅尔给留党查看处分，后分配到锡盟正蓝旗工作。
　　判刑后，郝广德在离呼市不远的牛连沟内蒙监狱服刑，王金保去固阳农机厂报到。几个月后，王请病假回到家里。退休前，调到内蒙冶金厅下属的一个公司。那顺巴雅尔对我说：“他们让我到正蓝旗工作，我一次也没去过，旗里还得按正科级把工资给我送到呼市家里。”
　　可能，有那么多人保那顺，那顺也不在乎这次处理，才招来以后对他的致命一击(后述)。
1983年7月25日下午，呼市检察院三名检察官，在呼市看守所灰色大门外的办公室里，对我宣读了免于起诉书。
这个判决书是鞠贵冠按自治区、市两级领导定的框框起草的。因为他本人对此案有保留，判决书后面的具名是市副检察长沱夫，没有书记员签名。无论手续是否齐全，总算履行了一个法律过程。此案的书记员金锋，因为屡屡发表对高树华有利的意见，不但被调离本案，而且离开了公检法。当时小金才30岁左右，主持公正对他后半生会有怎样的影响，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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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章、生存新轨迹

1983年10月20日，市委办公室通知我去谈问题。副秘书长王林开门见山：“市委决定让你到工厂劳动一年，一年后看你的表现，再另分配工作。市委给你选定一家工厂，是新城东门外的内蒙电子仪器厂，离你家不远，工资待遇每月40元，你同不同意?”我立即回答：“同意，什么时候上班?”

　　一、工人帮我渡险滩
　　五分钟后，我走出市委大门。一位朋友告诉我：“项目组认为你肯定不会顺顺当当接受市委决定，便找了10位谈判高手，说不服就压服。没想到，你那么痛快地答应了。” 我说：“这些人太夸大敌情了。只要分到市内，能尽供养老父的孝道，育子的人道，我不计较其它。”
1983年11月15日，我去电子仪器厂报到。一个牛皮纸袋内，只有一张两指宽的字条，是市委副秘书长王林手书的决定：“高树华到你厂劳动，不属干部，不是工人，不定职，不定性，不是处罚。一年后，由市委安排。”
　　从此，这个字条成了我去仪器厂的唯一依据，是我43岁以后的人生档案。一年后，虽然撤销行政处分，却未兑现字条上的承诺，我在原地滞留18年，直到60岁退休。
　　厂长姓王，书记姓杨，例行和我谈话。“尽管你当过市委书记，现在的身份是到厂里劳动。我们把你分配到二车间准备组，具体工作由车间曾主任告诉你。希望你好好改造，向工人阶级学习。”几分钟后，厂部秘书把我交给车间主任，主任再把我交给组长刘师傅，刘师傅给我指定了一个工作位置：“车间里多是技术活儿，你没干过，就帮助打打水，扫扫地，没事你就看书。”
　　和蔼诚恳的曾主任是我的主管。我有了具体工作，有了合法读书权。车间里有几个人认识我，一个是我学生的妹妹，一个是我中学老师的女儿。两人过来打招呼，好心劝我少说话。“前几天就知道你要来，保卫科还做了布置，你除了打水，扫地，就看书，其它全别管。”在此言指导下，我安全度过了以观后效期。相识的人称呼我“高老师”，厂内工人、干部也跟着以此称呼。
　　随我到厂里报到的是市公安局一科【注：公安局一科，又叫政保科(政治保卫科)，其上级对应部门，为公安部一局，公安厅一处，即负责国内政治案件的部门。而负责国际政治案件的部门，叫国家安全科，后来划归新成立的国家安全部(厅、局、处等)系统管辖，内外分工比较清楚。】的公安人员，他们与厂保卫科确定了监控方案。从我坐到车间起，不断有保卫科的人探头探脑。我并不看作一回事，反引起车间工人不平。
　　三天后，几个工人一咬耳朵，把在门口探头的人拉进车间，围起来追问他来监视谁，“你怎么敢对我们工人阶级专政”。保卫科的人无法招架，又不能公开说是监视高某人。车间越来越乱，活儿停了下来。厂长书记为安抚工人，当众批评保卫科“乱来”，宣布扣除保卫科长当月奖金，工人才罢手。
　　一天早晨，楼顶漏水，车间安装的示波器泡在水里，只有两个车间主任在水中捞。我立即下水帮忙，工人师傅在外配合。几十台示波器转到安全地方后，我接着用桶把水排干净。事后工人玩笑地说，车间“救灾”是两个党员和一个党的敌人共同完成的，创造了阶级合作的范例。
1983年春节前，厂部通知车间10名工人，参加由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主持人自我介绍，是市政法办和公安局的，会议内容是了解高树华在车间的表现，有没有不轨行为。
　　参加会议的有位马师傅，属厂内元老。马师傅是个仗义执言的人，常为工人打抱不平，在工人中很有威信。听到会议内容后，马师傅第一个发言，他说：“高树华这个人，过去不认识。来厂几个月，他的表现大家都看到了。不说别的，就那天从水里抢捞示波器。高老师腿有风湿，是坐监狱落下的，人家可以不管，可是人家在水里干到最后。主任走了，他叉把水弄尽。我不懂法律，就当初没判他，没枪毙他，只让他来劳动，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吧。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们打也打了，罚也罚了，从书记位子上也拉下来了，还要干什么?事先不知道这个会是干这个的，要知道，我肯定不来。保卫科人见天儿【注：马师傅是北京人，他讲的是北京方言，意思是“每天如此”。】跑去监视，现在又开什么座谈会。我是个工人，和高树华没牵连，我只会直来直去说话。如果你们讨厌我的话，可以把我抓起来。我只想说，做人要公道，请主持人原谅，我的话说完了。我还有活儿要干，不奉陪了。”
　　说完，马师傅起身出了门。
　　留下9个人，多是女工，胆小没敢走，也只皮皮毛毛说几句，都是肯定我的话。座谈会草草结束。
　　我感谢电子仪器厂的工人师傅、干部和领导。能呆在一个公平待人的环境中，是人的极大幸运。
1984年8月，处分一年后，再审我的问题。时任市委书记让一个朋友转告我：“再审后，除了党籍不给，干部待遇恢复了，但只能到此为止。你们的案翻不过来，也不要冒这样的风险。”

　　二、人间弃儿
　　上级发了通知，给知识分子发放报刊费和支边费，凡符合条件的人员把中专、大专和大学毕业证书交到厂部审查，同组的师傅催我，我便把自己的毕业证书缴上。不久，厂长、书记与我谈话。厂长把我的证书从桌对面推给我，无奈地说：“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是电子局党组正式告诉我们，你不算知识分子，不能享受国家给知识分子的待遇。”
　　我问：“我能不能提个问题，说几句话?”
　　“可以，我们也觉得这样决定对你不公，你有什么话尽管讲，也可以直接找市电子局。”
　　“我大学本科生不算知识分子，我算什么?请今天给我立个名分。我不会抱怨厂里，我谁也不抱怨，只要求给个身份。”
　　三人商定，我算病号。我说：“我既然是病号，就可以不来上班了。”厂长说：“可以，但你要开病假条，最好开传染病的假条，我们好对上面交待。”第二天，我送来市传染病医院开的肝炎休假证明，从此，我争取到了一个自由人的身份。
1996年冬，我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巧遇原厂党委书记。此时，他已提前退休，在蒙古帮亲戚经商。两个身份已经平等的人，又远处国外，便开诚布公交谈：
　　“你离开了厂，我们也轻松。不管哪级领导，问询你在厂里的表现，我们一直用一句话回答：，正患传染性肝炎，在家养病。，十多年来，就这么例行公事。你有个自由身，凭本事可以得到厂里多少倍的收获。”
　　其实，我并不在乎一个人挣多少钱，只求能公正对待。
2001年初，我到了退休年龄。电子仪器厂此时濒临破产，留守的干部科科长小赵，打电话到北京，催我回厂办退休手续。
　　赵科长一再解释说：“你离开厂十几年，大家调了多次工资，上面从来没有给你下发过指针，因此，你的工资始终没提，未按1962年大学本科毕业生待遇给你。按现如今你每月一百多元的工资算，你每月退休金只有253元。你原是市委干部，要不你再回去找市委领导。但要快点，这批人正等你一个。”
　　我找了一位熟人，给市委秘书长打电话询问。他很快回复说：“当年下放到厂里是内蒙党委批的，要回市委退休，也要内蒙党委批。我们没有理由去报，只能个人去找。”
　　我自知几斤几两，不愿和官僚打交道，更不愿向他们低眉屈膝。我和妻子商定：“谁也不找，爱给多少给多少，253就253!”
2002年7月，我离开了这家有18年缘分的地方。入厂时，厂内有几百名训练有素的工人，是赢利企业。离厂时，早已停产，一块地皮已经出售，正在拍卖原有的两座临街大楼。
18年的人生，犹如面前两座毫无生气的厂房，一个人间弃儿，没有知识分子身份，没有提工资的资格，考评职称，竟要长官恩准!人权被剥夺得一无所有，惠顾我的只是盯梢和追查。

　　三、追查越过21世纪
　　虽然厂长书记赐我一个自由身，但我并末获得真正自由。
　　请病假后，经好友推荐，找了几份教课的差使，以维持生计。老师的收入虽然微薄，我已相当满足，全家人憧憬一台小黑白电视机。这时，从工厂传来上面“不准他教书”的禁令。厂方几次以“生病请假，没出去教书”的托词，替我遮掩过去。
1983年后，我陆续翻译和编写了几本书，出版后反映良好，为出版社赢得了利润。
1995年，内蒙人大常委会上，一位委员提出质疑：“为什么给‘四人帮’残党余孽出书，你们的立场在什么地方?”
　　出版社领导立即检查，命令不准再出高树华的书。我为该委员感到汗颜，如此猥琐胸怀，怎能为百姓做大事?
1994年冬，我从欧洲回来，大儿子告诉我：“全市换了新户口簿，派出所传话，让您亲自去领咱们家的。”我分析，可能是我出国的事引起怀疑。
　　第二天，我怀揣护照去派出所，片警问我：“你是不是出过国，你的护照是谁给你办的，怎么办的?”
　　按规定，我这种人不能出国，要办护照必经派出所、公安局、公安厅各关审查。派出所纳闷，怎么会把这条大鱼放出国门。
　　我简单说明事情过程，让他们问内蒙公安厅厅长。大为光火的厅长让派出所少管我的事。挨了上司骂的所长，不情愿地把户口簿交给我，我出门前只说了一句话：“出了几次国又回来了，我不会外逃的，请放心。”
　　这年冬天，四川一个造反派头头发了财，邀过去的文革朋友喝酒。酒喝多了，开始胡言乱语，“要重新造反”，“再来一次文革”等等。此事汇报到罗干和江泽民。江批示要严查，如属实，要让造反派头头“倾家荡产”。内蒙亦照此办理，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了高树华、郝广德、王金保等人动向，并向中央做了“内蒙平安无事”的报告。类似调查1999年又重复过。
2001年、2002年，辖区的警官两次上门“查户口”，盘问再三。我知道他是在例行公事，但离开监狱20年了，阴霾仍笼罩着我的身心【注：此时的心情，可谓百味杂陈。我虽然走出了一个小监狱，但时时感到还关在一个大监狱中，真是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哪怕我在国外工作和生活期间，这种感觉也十分强烈。】。

　　四、走出国门
　　凡病假超过半年仍不能上班的国家工作人员，按政策规定，要纳入“吃劳保”范畴，劳保标准为全工资的60％。
　　我请病假半年后，实领工资仅100元左右。为了生存，我用我的看家本事——文学和外语，接了四、五家教课单子，有高中语文课、大学写作课、俄语课、美学课、文艺理论课等等。无论风雪寒暑，我的自行车轮子，在大街小道上留下深深辙印。
　　当然，对于我这样的另类，要走出国门比登天还难，政治卷标让你连一张通行证都得不到。
90年代初，正值全国各行各业经商热，许多国家机关也办了公司，做起进出口生意。我在此类公司朋友的帮助下，使用假名，才从公安机关拿到护照，于1993年夏天顺利走出国门。
　　我去俄罗斯的目的与其说是经商，不如说是去追梦。苏联的解体，共产党的消失，都强烈地吸引我去实地考察和思索，希望从中悟出真谛，以解答文革这段历史带给我的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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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受一家美国公司委托，我去蒙古国赴任，担任驻蒙商务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