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树华、程铁军成立“呼三司”——《内蒙文革风雷》节选自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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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呼三司”——《内蒙文革风雷》节选第18章
整理者按：本文节选自高树华、程铁军合著《内蒙文革风雷》（明镜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十八章《从校园走向社会》，【注：……】为原书所附注释。现标题为整理者自拟。转自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22475





第十八章、从校园走向社会



1966年10月7日，主持工作的自治区书记王铎，代表内蒙党委在直属机关大会上讲话，承认自治区党委对前一段文革认识不力，工作不认真，不细致，犯了一定错误。之后，对下一阶段如何确定重点，如何调整党组织，如何整改等提出了意见。


　　一、评书记的报告

　　王铎的报告，在各大专院校得到原工作组(队)和支持工作组师生的拥护，他们争先按抄来的报告内容写大字报。被工作组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师生则认为，王铎报告拋开了10月初中央要求各地平反的决定，违背了十六条精神。因此，他们逐段逐句批判王铎的报告。综合大字报要点如下：
　　王铎报告说：“对于那些已经陷入瘫痪的党组织要按党章规定，通过改造或调整，尽快恢复、健全起来。在做法上可以自上而下，分两步走。第一步要尽快恢复和健全基层党的支部，然后再逐步恢复和健全各党委和党组。”
　　大字报表示不同意见：运动刚刚开始，还没有发动群众大揭大批，有许多单位是党内走资派把持着。他们拼命捂盖子，斗群众，压制文化大革命。王铎报告不分青红皂白，“要尽快恢复和健全”，是有意捂盖子，保护没被触动的走资派。
　　王铎报告说：“如果群众发动基本充分了，确定没有揭发出重点人，现在可以转入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阶段。例如，把前一阶段揭发的问题和本单位揭发的问题归纳整理，梳成辫子，提出几个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以便适时地转入以改为中心的下一步。比如说，精简机构，改革制度，改革不适合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大字报批评：当前运动是进一步发动群众大揭大批，还是可以收兵转入整改了?王铎的报告明显与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唱反调。走资派还在捣乱，对工作队未揭、末批，资反路线未被触动。王铎的报告对上不符合党中央指示，对下企图压制群众。王铎为代表的内蒙党委是不是要草率结束这场运动了?


　　二、列队进入党委大院

　　王铎的报告始终没有下发，各院校均有师生到内蒙党委要求听取报告录音，都被值勤的解放军挡在门外。为此，我们组织东纵和井冈山红卫兵六、七百人，列队到内蒙党委上访，要求王铎接见并当面回答问题。
　　我们以三路纵队行进，不少群众赶来观看。这天党委大门的岗哨增到四个，加上两位军官共六人。他们手持小红旗阻拦，我们的队伍停下来。只见十几名井冈山红卫兵跑出队伍，与站在门口的值班军人讲道理，请求通过。当井冈山队伍行进到门前时，正在交涉的红卫兵每人拖住一个军人，把他们拉向两边，红卫兵队伍借机鱼贯而入党委大院，整齐地列队站在党委北楼门前。
　　接到门卫通报，党委办公厅负责人张鲁领几个秘书匆忙占领北楼门口的台阶，防止我们冲进楼内。张秘书长指责我们说：
　　“你们这些学生这么无组织无纪律，冲击内蒙党委机关，干扰办公，属于严重政治错误。”
　　话一出口便激怒了红卫兵。我让大家安静，问张鲁秘书长：“毛主席说，为人民服务是党办一切事情的出发点。请问张秘书长，内蒙党委是为人民服务的机关，还是当官做老爷的衙门!”
　　“我们当然是为人民服务的，这还用你说?”
　　“既然为人民群众办事，为什么还旧见群众，为什么我们要求听王铎书记的报告，要录音带不予答复?为什么，请回答!”
　　“你们有人上访，我不知道，要求王铎书记接见也不知道，不知道不能算错误吧!”
　　“那好，今天，我作为师院东纵、井冈山红卫兵的代表正式通知你，要求王铎书记迅速出来见群众，要求把他的报告录音交给我们。现在你知道了吧，请王书记马上出来见群众。”
　　对前两问，张鲁还回答，第三问他已难招架。随着我的每一问，红卫兵鼓掌叫好：张鲁的每一答，红卫兵嘘声四起。第三个问题后，张鲁额头已冒汗。几百名红卫兵列队冲进党委机关，尚属首次，早已惊动近千名工作人员。有的打开窗户向下观看，有的干脆近前围观。红卫兵立即喊口号：“欢迎党委工作人员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感谢党委工作人员对我们的支持!”
　　张鲁尴尬地走到我跟前提议：“我们能不能个别谈谈，你们找几个代表进楼协商一下，怎么样?”
　　我转达了张鲁的要求，与东纵两名勤务员、井冈山的李福生随张鲁走进一间办公室。楼外红卫兵列队等待，高唱革命歌曲。
　　行动前，我们分析，王铎等领导人不会见我们，他们是害怕群众的，只要能拿到录音带就算胜利。因此，与张鲁的谈判中，我们坚决要求王铎出来见群众，寸步不让。张鲁说：“王铎书记不在，不能见你们。”我们提出去王书记办公室看一看，张鲁有些慌乱，不让我们上楼。相持中，张鲁很快派人取来录音带。我们答应今天可以不见王书记，但必须有人出来代表党委回答我们的问题。张秘书长无奈地表示，由他出面向同学们讲话。
　　张鲁站在队伍前说：“我一定把同学们的要求转达给党委书记们，用适当的方式回答你们的问题。现在，我把王铎书记讲话的录音带交给你们。我们欢迎红卫兵小将帮助我们纠正错误，改正缺点，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张鲁讲完，我大声说：“请张鲁同志代表内蒙党委表态，对我们今天的行动如何评价，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张鲁很为难地对我说：“我无权代表内蒙党委，我无权，无权。”
　　“那你能代表谁?”
　　“我只能代表党委办公厅，代表我自己。”
　　“那你就以这样的代表身份向大家说。”
　　红卫兵的口号声后，张鲁再次对大家说：“我只能代表我自己，也可以代表办公厅说，同学们今天的行动是正确的，没有什么错误。有错的是我们。”
　　列队走出党委大院时，我和几个红卫兵主动向站岗的军人握手致歉。军人只是对我们一味地笑。当我离去时，内蒙党委几位工作人员主动找我握手，并介绍自己。就是这次，我匆忙中见到了李枫，他当时是党委宣传部的干事，不久，他成为内蒙党委红旗总部第一勤务员。
东纵、井冈山冲进党委大院的消息不脛而走，孰对孰错，众说纷纭。师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留下一条标语：“黑帮分子高树华领着黑帮队伍冲进党委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行为。”


　　三、呼三司应运而生

10月17日，呼市地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临时总部(又称呼一司)在大马路体育场召开全市各院校师生批判资反路线大会，并请党委书记王铎参加，主持大会的是呼一司负责人傅荣。傅荣在师院是支持工作组(队)的，现以批判者身份出现，耐人寻味。
　　此时的师院东纵也是呼一司成员。大会主持人的开幕词和前两个发言名义是批判资反路线，却申明工作组(队)的路线错误已经认识和改正，斥责“有人反工作组别有用心”等等。东纵红卫兵起身质问发言者，和东纵有同感的还有二中和党校的红卫兵，他们要求发言，遭傅荣拒绝，台上一片混乱，只好提前散会。
　　第二天，内蒙工学院、农牧学院、内大有人送来大字报，批评师院东纵破坏昨天大会的恶劣做法，要求东纵做出解释。
　　我们认为，这恰是一次相互串联、沟通的机会。于是，我们向各个学校派出一个红卫兵小组，目的是控诉师院工作组(队)对我们的迫害，以便用事实打动他们，让他们理解我们。
效果很好，许多院校来我们这里串联，支持我们10月17日的造反行为。在交谈中，东纵发起从呼一司撤出并成立自己的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倡议。几经磋商，于1966年10月29日，呼市几大院校及中专中学师生成立了“呼和浩特市革命造反红卫兵司令部”。之前，以呼市二中为基地成立过一个以革干子女为首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第二司令部”。故而，“呼三司”很快成为我们组织的简称。


　　四、抢出黑材料

1966年十月份以后的文革局面是两头热中间冷。革命群众，尤其是被打反革命的人，行动积极，热烈响应中央号召，起来批判资反路线。各级党组织普遍充当阎王爷，不主动给受害者平反。小鬼们为解放自己，被迫再度造反，抢夺被整的黑材料。
　　开始时，年轻造反者的思考极为简单：既然是伟大领袖和党中央已明确指令，下级党组织应毫不犹豫地听从上级旨意。于是，师生纷纷与领导面谈，要求平反。他们得到的答复几乎一致——婉言拒绝，甚至被拒之门外，斥为无理取闹。
1966年10月10日，工学院13名学生要求退还黑材料被拒后，不得不进行绝食斗争。讯息传到各院校，师院东纵进入工学院支持绝食，参加了工学院召开的“向资反路线猛烈开火”大会。
　　师院工作组(队)撤出后，黑材料仍留在各系原文革筹委会手中。少数派师生要求退还，被拒绝。10月13日晚，中文系少数派同学发现系筹委会要转移黑材料，立即上前阻拦，双方发生争执。原少数派师生推开筹委会几个人，抢走了他们准备转移的材料。接着，又把存在柜内的黑材料一抢而空。
　　中文系抢黑材料的消息传开，各系少数派师生都如法炮制。当院筹委会有的黑材料正在转移时，东纵、井冈山红卫兵赶到，截留了一部分，大部分被转移。1967年1月，内蒙党校的造反派报告，一间教室内发现大量纸灰，从未烧尽的纸片中推测是师院的材料。师院东纵立即派人保护现场，并报告内蒙公安厅。据公安厅透露，从纸灰数量分析，烧的材料有上千公斤；对残片分析的结论是师院工作组(队)整的材料，最多的人名是高树华。
　　师院筹委会解散的同日，部分人员组成“内蒙师院毛泽东思想抗大兵团”，成员不足300人，在师院难以立足，被称为“流亡在外的院筹委会”。他们和呼一司一些人只好聚集在内蒙党校一座楼内，被烧的材料正是在这里发现的。到1967年4月中央处理内蒙决议公布时，抗大兵团不得不宣布解散。
　　然而，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造反派被华国锋和邓小平整肃。坚持到最后的二、三十名保守派，终于迎来另一方天日。据统计，内蒙厅级干部中有二、三十名来自抗大兵团的头头。【注：后来被提拔重用的部分“抗大兵团”保守派头头如下：陈凤霞(政教系四年级学生)任内蒙古党委组织干部处处长，云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于金焕(数学系教师)内蒙统计局副局长；林汝耕(地理系教师)内蒙计委副主任；刘汉明(外语系教师)内蒙外事办副主任；魏金光(政教系四年级学生)包头市副市长，后任内蒙卫生厅厅长；李汉良(师院团委干部)内蒙经贸厅副厅长，后调任河北省经贸厅副厅长；谭培祯(外语系干部)内蒙行政干部管理学院副院长，后任内蒙农业大学副校长、副书记；王清良(外语系四年级学生)内蒙乌海市副市长等职。】
1966年10月13日以后的几天内，从原院、系筹委会负责人口中传出，革命造反派砸的不是黑材料，而是系内的党、团材料、人事档案等等。为了证实所得材料的性质，东纵各系的分队分别把整师生的材料部分公布于众。如外语系，学生总数为314名，被内定为右派的有204名。仅从公布的部分材料，人们就充分领教了工作组(队)的厉害。


　　五、内蒙党委的“平反”

　　内蒙党委于11月4日匆匆撤走了工作队，名义上集中学习和整顿，对学校只起联络作用，实际上一些工作队员仍在帮助他们的积极分子整材料，出谋划策。内蒙党委对工作组(队)的行为过失非但不阻止，反替他们开脱。以蹲点为名来师院的内蒙党委书记康修民，态度尤为直白：“抓坏人的大方向没有错误。”
　　文革之前，已经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某个单位的支部书记就是党的化身，大家都顺从他，服从他，按他的旨意办事。因此，文革刚开始，“右派翻天”的政治口号、标语满天飞。
　　盼望上级党委来拯救自己的师生，渐渐对书记们失去了信心。开始依靠自己的红卫兵组织。各系造反派把本系镇压革命师生的工作组(队)员拉回批斗，如体育系李庆晓、数学系姜仲原等民愤极大者。也有的只请回来回答师生的问题，如外语系原工作组长杨庆魁，虽执行了工作组路线，但对师生态度温和，他本人被古东内定为工作组中的右派。外语系对杨批判后，宣布杨可回本单位参加文革。之后，杨庆魁成为坚定的造反派。
　　东纵联合井冈山，在系级活动基础上，召开了几次全院批判资反路线大会。会前总部与各战斗队达成三点共识：一是被批斗的人只允许挂纸牌子，不搞喷气式弯腰等体罚；二是大会发言只批内蒙党委、文委及工作组(队)执行的错误路线，决不把矛头对准原积极分子，也不对准抗大兵团及其头头；三是统一呼口号，不许临时揪斗什么人，即使民愤很大的也不能揪斗。
　　物理系属下电子厂有位工人，当年36岁，自称旧社会苦大仇深。他在工作组支持下，大骂造反师生，且十分粗野、难听，成为当时师院一大热点。挨过他骂的学生说：“村里人称牲口嘴的，也骂不出他那种话，纯粹是流氓、野汉。”
　　如何对待这位工人，争论很大，我主张不能转移斗争大方向。他只是个工人，他的问题由电子厂的人自己解决，建议物理系造反派不要揪斗他。抗大总把矛头对准群众，我们决不能这么干。
　　院内召开的批斗会基本按三项统一认识进行。事后，连被斗的工作组长古东都很服气。
1967年，内蒙工学院成立革委会时，就古东能否结合一事，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同意。一次，开会与古东相遇，他说：“师院拉回去批斗我，并没体罚，批我，斗我，应该。”
　　解放后的中国，从来没有一次政治运动，为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公开平反。而文化大革命，党中央下令给打错的“反革命”们平反，让党委和工作组检查，开历次政治运动之先河。在强烈要求下，内蒙党委决定给师院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的师生平反。平反大会前，党委书记康修民与抗大兵团一方座谈，权星垣则找师院东纵、井冈山一方座谈。但是，两方的态度截然对立。实际上，两书记是想寻找一条中间路线，不要挑起乱子，不要重新引起群众斗群众，以免他们自己再犯错误。
1966年10月23日下午，党委安排了两个会场。学生大饭厅内是权星垣召集师院东纵、井冈山、8.31等成员开会。体育馆由康修民给抗大兵团的成员开会。两个书记使用同样讲稿，抽象、空洞地承认内蒙党委在师院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宣布为被打成反党分子、反动学生的人平反。对高树华的结论是这样的：高树华同志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属于95％以内的，高树华同志的有关问题留在运动后期处理。
党委领导深知师院两派分歧的焦点所在。果然，两个会场都引起争论。体育馆内，抗大坚决反对给高树华平反，即使归于95％以内，也不同意，他们缠住康修民，让他具体解释。大饭厅内，许多人反对党委的这种平反，质问95％是什么意思。东纵、井冈山、8.31几位勤务员集体退出会场，把讲话人孤身留在台上。


　　六、三干会开成诉苦会

　　党委书记权星垣在10月底向我们讲述了中央工作会议的意义和目的，传达了周总理讲话，并告内蒙要根据中央精神，在11月初召开全区三干会【注：三干会是“三级干部会”的简称，此处即指自治区、盟市、旗县三级领导干部的会议。如果是在县里召开“三干会”，则指县、乡镇(公社)、行政村(大队)这三级干部。】，希望与呼三司、师院东纵、井冈山等造反组织沟通，给参加会议的干部学习机会，不要随便把人揪走。
11月4日，自治区三干会开幕。11月1O日，呼三司在新城东风体育场召开向资反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
　　参加内蒙古三干会的当权者们，把会议开成了串联会，对文化大革命的控诉会，未达到毛领袖的预期设想，未接受党领袖的教导。一些执行了资反路线的当权派，经过三干会的“洗礼”，反而滋长了对抗情绪。据与会者反映，韩明的态度最为恶劣。
　　鉴于韩明拒不检查，内蒙教育厅多数干部要求批斗韩明。教育厅“革命造反队”联合师院东纵，决定从三干会上揪出韩明。
　　我们与教育厅同志商量好，只把韩明拉出来扫扫他的颜面，之后让他回去继续开会。这天，韩表情木然，面带羞惭又有几分惧怕的表情。坐在广播车里的是教育厅一位年轻干部，蒙族，1965年毕业于内蒙大学数学系。文革后，她离开教育厅回到内大数学系教书。20世纪80年代，韩明的“手”跟随着她，直到退休，高级职称对她来说仍是遥不可及之物。
　　批判资反路线从1966年1O月初算起直到12月底才结束，前后持续了两个月。邓小平的官方文革版则认为：
　　“如果说发动红卫兵运动和支持大串联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第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错误，那么，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第二个关系全局的重大错误。”【《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郑州，第99页。】
　　由于书报检查制度，目前中国对文革的研究仍属“禁区”。尽管如此，偶然有零星作品，多少透露一点当年触目惊心的政治迫害浪潮。例如：
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就有10211个造反学生被定为右派分子，2591名教师被定为反革命。【注：《青春的浩劫》，陈义风、方正等着，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6月，北京，第275、276页。】
7月22日，刘少奇主持在京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汇报会。刘少奇在会上总结说：“这么大的运动，来势又很猛，依靠谁来抓呢?党的领导总是通过一定形式去实现。这个形式就是工作组。有了工作组就比较主动，大部分工作组还是好的。”【注：同上，第281页。】
　　可见，当时的刘少奇和邓小平，都认为镇压了近百万年轻师生的工作组是好的，而反对工作组是错的。对此，毛领袖并没说错：“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
　　不论后来发生了什么，我至今感谢毛领袖，是他解救了和我一样的上百万青年，使小鬼们从阎王的黑帽子里挣脱出来。尽管，我们中的许多人在毛身后受到更为严重的惩罚，此为后话。
1966年11月下旬以后，红卫兵大串联开始，另一个更大、更精彩的世界吸引着青年学生。他们背起行装，挤上车船，或徒步行进，成为“经风雨，见世面”的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