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 中国六十年经济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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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历史不接受假设，但总有人用“假如”这样的句式来怀疑某些历史阶段的选择，那么，新中国六十年，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走过来？
  《世界博览》：有人说：如果建国初期中国不贸然参加抗美援朝，就不会被西方世界如此长期的封锁，新中国就不会与世界长期隔绝，这样我们的发展就会快得多，今天看来，抗美援朝究竟有什么世界历史意义？中国当时进行抗美援朝是否值得？

  我们今天所采用的一个普遍的说法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其实我觉得还应该加一条，就是工作重点同时从中国转向世界。中国人民学会认识世界，甚至是被逼迫着去改造世界，以斗争的方式求得和平共处，以斗争求得生存和发展的一线机遇，这更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历程。
  新中国建立伊始，我们所面临的当然不是要不要改革开放的问题，而是当时的世界――主要是二战后牢牢主宰着世界控制权的美国，是否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的问题。有人说，美国本来是允许一个由国民党领导的、自由的、与美国友好的中国存在的，美国只是不允许共产党红色政权的存在。这种肤浅的看法，甚至连蒋介石的认识水平都没达到。应该说，美国确实允许一个战乱不休、腐败和没有工业化能力的中国存在，这样美国就可以一直向中国卖军火，可以在战乱中以“调停人”面目出现以驾驭中国，但是，美国却不能允许一个和平的、统一的（特别是货币和财政统一）、工业化的中国存在，因为后者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在二战结束之后，认识到这一点的并不仅仅是共产党人，而且也包括美国利益的中国代理人蒋介石本人，这见诸于《蒋介石日记》中蒋先生对美国私下所发的那些牢骚。
  我们知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在1949年4月才成立的，而美国领导的北约成立之后打的第一仗，就是朝鲜战争。发动朝鲜战争的目的有几个，第一个是保持二战后陷入停顿的美国军工企业的继续大规模生产和投资，以拉动美国经济，为金融资本家赚取巨额利润；第二个是把欧洲和日本拉入到美国指挥的军事同盟中来，让他们老老实实当美国的附庸、听美国的话；最后才是遏制苏联。当时的美国国力处于最鼎盛的时期，象麦克阿瑟和约翰逊设想的那样，拿下朝鲜半岛这样的弹丸之地，同时趁新中国立足未稳打掉它，似乎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当然，实施朝鲜战争还是经历了很精心的策划，比如先是把在美国住了33年的李承晚空降到南朝鲜，取得了傀儡政权的合法性，随后几十万北约军队才秣马厉兵杀向东北亚，麦克阿瑟、约翰逊和杜鲁门当时一致认为，解决朝鲜问题并把中共逐出东北，并不需要很长时间。
  朝鲜战争是美国立国之后第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作为北约成立之后的第一场战争，它也是北约吃的第一场败仗，可谓十足的“开局不利”、事与愿违。仅美国一家，三年来对于战争的投入就是600多亿美元（此前美国在南朝鲜就有12.5亿的投资），平均一年200亿，一天打掉近一个亿，正是朝鲜战争始料未及地把美国由世界的债主逆转为欠债者，并从根本上颠覆了二战后的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那个时候起，由于美国不能再以黄金储备来偿付战争债务，从而第一次开始发行美联储特别债券和美国短期国库债券来偿债，而一个不是由美国投资驱动，而是以美国的债务来驱动的世界经济体系，其实正是朝鲜战争的产物。
  朝鲜战争又是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独立反抗西方列强取得的第一次真正的军事胜利，军事上的胜利是真正的硬道理。在朝鲜战争之前，其实没有人真的看得起中国和中国人。费正清在1958年的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一书中，曾经温和地批评美国的政策说：“无论是否情愿，我们早晚要接受同新中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这个既成事实。”也就因为这么句话，他差一点就被麦卡锡点名关起来。在1958年，被戴上“红帽子”而受迫害的西方进步知识分子的数量，一定比我们这里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多得多，其中就包括钱学森这样的优秀中国科学工作者在内。
  同时，中国要完成现代化，就需要一次深刻的工业革命，由于中国的商人不事生产，这就非要国家投资的工业企业不可，对于这一点，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包括国共两党的有识之士在内，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国民党事实上没有能力建立起中国的国有企业，抗美援朝胜利后，苏联为了兑现其战争承诺，援建了中国一百多个个大型项目，这是中国现代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
  抗美援朝战争值还是不值，我想，最有资格说这个话的是在这场战争中牺牲了的烈士及其家属，包括已故毛泽东主席和他的长子毛岸英同志。毛泽东的儿子是作为普通一兵被派到朝鲜前线的，抗美援朝胜利后，毛泽东接见黄继光烈士的母亲时说：“我们的儿子都不在了，我们是一家人”。事实上，毛泽东主席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安排他的儿子起码当一个校官，而是让他去当农民、当一个普通的工人和士兵，尽管毛主席的这个儿子会四国语言，是真正优秀的学者。毛岸英五岁的时候就与母亲一起坐牢，整个少年时代是在上海靠捡破烂流浪为生，新婚一年后就牺牲在疆场，有人说毛岸英不死，一定会如何如何，以我的智商，至今还不能理解说这种话的人的心术。我只能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
  《世界博览》：苏联长期支持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建立后又曾经大力援助我们，如果我们后来不与苏联闹翻另搞一套，会不会发展得更为顺利一些？
  苏联对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提供了长期的支持和援助，对此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同时，苏联的支持既有出于无私的国际主义的一面，也有苏联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对此我们也要有客观的了解和认识。
  邱吉尔在二战前曾经预言说：如果英国不积极筹措，未来的世界一定会落在美国、苏联、日本和德国手中。这可能确是当时世界的共识，那个时候的世界列强，当然也包括苏联在内，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根本上说不会、也不可能在乎中国的利益。相反，为了适应一战之后在结束英国霸权，重新分隔世界利益的大趋势，上述四个国家为了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互相间进行了许多的交易，例如其中包括1938年德国和苏联所签订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了苏联以丰富的资源换取德国先进工业技术的合作发展模式，包括分隔和肢解南斯拉夫－巴尔干地区的协定，“苏德蜜月”曾令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震惊失望。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苏联曾经向日本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于1935年与伪满洲国签订了转让中东铁路的协定，1941年4月13日，日本和苏联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这些都牺牲了中国的利益。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苏联所支持的主要也是国民党而不是中共，因此，陈伯达在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时，曾质问蒋“谁是苏联支持的黄埔军校的校长”又是“谁把儿子送到苏联镀金”。1945年8月13日，国民党政府为了换取苏联明确表态不支持中共，更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该条约承认了苏联支持下的外蒙古独立，师哲回忆说，1950年毛泽东访苏时，正是围绕着上述协议与斯大林发生了激烈冲突，并拒绝了斯大林访问中共代表团驻地的要求。为此后的中苏分裂埋下伏笔。
  我们知道，听凭金融依赖外国，这是自明代中期大规模进口美洲白银以来，中国国家能力持续衰败的最为根本的原因。近代以来，帝国主义更通过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以借款和贷款的方式控制了中国经济，而由于中国的财政经济不能独立自主，特别是国家丧失货币主权，中国的工农业也就不能独立自主，国防就根本谈不上。1930年，国民党政府也曾积极进行币制改革，希图结束长期、混乱的“多币制”，实行中央银行主导的国家发钞体制，树立国家货币主权，1935年，国民政府更以向英国借款，以使未来的法定货币与英镑挂钩的方式推进货币改革，结果，这却导致了日本的军事干预，促成了“九一八”事件的爆发。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币制的改革终于归于失败。
  1960年代中苏之间的最终分裂之造成，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外，中国拒绝成为苏联的新朝贡体系中的卫星国，拒绝人民币成为卢布的附庸，乃是日后苏联制裁、封锁和压制中国的重要原因。按照苏方的统计，从1950年到1961年苏联向中国借款14次，总计达18亿1千8百万卢布，其中还包括用于朝鲜战争的军事借款2亿卢布，利息是2％。这些借款的相当部分，被用于解放后中共迅速地完成国家币制的统一和财政的统一的工作。而关于抗美援朝的军费，根据师哲的回忆，在抗美援朝战争过程始终，苏联从未说明苏方提供的军火属于战争借款，而是一直声称是对中国出兵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补偿，是苏联应该担负的道义责任。但是，这一部分军火后来却被加入到中国的债务中，而且附以高额利息。
  按照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的全国人大报告中所宣告的数字，截至1964年，中国已经偿还了苏联外债14亿卢布，其余的款项将通过边贸的方式，以实物的形式于当年偿清。正是在偿还苏联债务的过程中，新中国勒紧腰带、严格量入为出，从而确立起极其严格的国家预算体制，同时，中国坚持人民币不与卢布挂钩，保证了人民币的独立自主。日本学者毛利和子在《中国与苏联》一书中作出了上述统计后赞叹说：1957年，中国国家预算为128亿美元，按照苏联的规定，当时的美元还低于卢布，故14亿卢布相当于15亿美元，这等于是中国国家预算12％，苏联的债务毫无疑问加剧了中国的国家困难，但是从长远看，中国如果不依附于苏联并成为其卫星国，中国就要保证货币的独立自主，于是就必须偿还苏联的借款，如此才能与苏联“脱钩”。奇迹般的是，中国到1964年就把苏联的借款基本还清了，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1956年才以批判斯大林主义为基础，提出了《论十大关系》为核心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如果说1950年代初期是新中国面临的军事压力最为严峻的时期，那么，1950年代后期则是新中国财政压力最大的时期，1950年代末是偿还苏联债务的高峰期，同时国内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这是新中国前所未有的两个坎，一面跟美国打仗，一面要向苏联还债，新中国头上同时顶着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的灭顶压力――认识到这一点，作为后来者我们在任何时候，恐怕都不好意思谈什么形势的困难了。我们不能忘记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帮助过我们的朋友，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无私帮助，包括第三世界人民对我们长期的道义支持。同时，我们任何时候更不能忘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才是我们事业发展的根本。
  《世界博览》：如果没有60年代国际、国内的瞎折腾，把工作重心早一点转到经济上来，起码我们的发展就会更快吧？
  我认为不能这么说。我们现在看问题不能脱离历史条件和情境。1960年代新中国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之间的博弈，只不过是进入了相持阶段而已，对中国周边的包围实际上加强了，西起“巴格达条约”，东到“东南亚条约”和日美安保协定，这被美国称为“新月型包围圈”。北面是苏联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勃列日涅夫甚至准备用原子弹轰中国。
  所以整个1960年代新中国都作出了最坏的打算。包括针对中国的世界大战会打起来，毛泽东在1960年曾经预言：未来的50年是世界体制发生天翻地覆地大转变的时代，苏美两霸一统天下的局面会不会改变，就在这50年，而关键则在于最近的10－20年。今天看来，他的预言是准确的。整个1960年代，中国的工作就是进入基层，作长期的坚持。在世界上这就是联系亚非拉，以新中国1969年援建坦赞铁路为例，由于美国把持的世界银行不肯投资，苏联又不愿援助，最后才找到了中国，修坦赞铁路可以使得两国的铜矿摆脱南非白人政权的控制，坦赞铁路建设过程中，中国大使仲曦东发了心脏病，累倒在建设工地上，深深感动了尼雷尔总统。再例如中国长期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抗法斗争，当时的大使曾涛接到的指示是：坚持不下去就随时准备上山打游击，他就是在阿尔及利亚多次会见了古巴革命领袖切 格瓦拉。当年联合国成立的时候，美国为了保证自己的多数地位，化了无数的钱来收买拉美国家，费尽了心机，连联合国总部的地皮都是洛克菲勒家族提供的，而当1971年26届联大，阿尔及利亚担任轮值主席时，中国却被第三世界的穷兄弟们抬进了联合国安理会，这并不是偶然的。
  我们在国内也是走基层路线，包括把城市青年派到农村去，派到三线去，边疆去，其中一个原因是准备打仗，疏散是必要的。同时让城市青年到农村去学习基层民主，与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中共过去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夺取了全中国，我们同样可以说，1960年代的经验是以第三世界包围帝国主义的方式，再次夺取了胜利，1974年毛泽东在与卡翁达总统谈话时正式将这个新的经验总结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60年代最重要的事件当然是越南革命的胜利，因为它彻底把美国和美元打崩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公开解体是1971年，但其实早在越战失败之后，美元就再也不能与黄金挂钩了，除了发行国债和印钞票，美国无法偿还其战争债务。美国由20世纪初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这个真正的转折就发生在1960年代。1964年，毛泽东在一篇题为《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的文章中曾很高兴地说：“除了美国之外有那么多资本家盼望跟我们做生意，就是因为他们不干涉我们的内政。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是不作。他们想来中国，这也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来的，总有一天两国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15年，如果不够，就再加嘛。”
  说到失误、乃至错误总是有的，但绝不是什么瞎折腾。恰恰相反，若说中国国内的民主经验，主要在基层，在基层的民主和政权建设，而说到世界视野，中国的经验主要也是在基层，在第三世界国家。看不到这两个基层，眼里没有中国基层和世界的基层，那就看不到新中国的伟大和成就。
  1960年，中国发射了长程导弹，1964年之后，先后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19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新中国真正在世界上突破层层压力和封锁，在世界上立住，最主要、最关键就是这20年，周总理说，一开始是军事斗争，后来则是政治斗争为主，军事和经济斗争为辅。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是通过斗争得来的，不是求爹告爷求来的。1965年毛泽东与越南党政代表团谈话的题目就是――“胜利的信念是从斗争中得来的。”
  《世界博览》：但是，长期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搞对抗，毕竟不利于我们自身的发展。
  搞对抗的不是我们，更不是美国一直敞开大门要求跟我们合作，而我们却一直闭关自守。毫无疑问，美国人民是好的，美国文化也不坏，现在有些人骂美国人民是错误的，一概骂美国文化也不对。但是真正主宰美国的不是这些，而是华尔街和美联储。是否与中国友好，美国人民说了也不算，华尔街说了才算，大多数中国人也许并不知道，号称最有权利的美国人民和美国国家，却连货币主权都没有，因为美国的发钞权归美联储，这是成立于1913年，由12家私人银行构成的机构，美联储是银行家阶级的最高统治机构，当这个银行家资本家阶级16世纪中期刚刚在地中海产生的时候，他们所作所为不过是放债让国家去打仗和冒险，而随着美联储的诞生，情况就倒过来了，那就是由他们（银行资本家）四处冒险、投资，而让美国国家和全世界人民为他们作担保，为他们的投资失败埋单――而只要全世界都认美元，进而是认美国国债，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作到这一点。
  越战的失败，其实也就是美联储投资于大军工集团的失败，1968年，美联储的财政赤字就达到了300亿美元，美元与黄金之间再也不能维持35：1的兑换率。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向全世界宣布，他已经下令关闭了美联储的黄金贴现窗口，以此宣告美元作为黄金券的终结。随后，尼克松就把那些纷纷赶来向美国讨债的盟友们的哭喊无情地扔在身后，在他的国务卿、华尔街天才基辛格的帮助下，开始策划起被称为“新朝贡之旅”的北京之行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一个世界历史新阶段的开始，中美由军事、政治对抗逐步走向经济合作，对于美国来说，与中国改善关系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促使中国接受美元投资，从而借中国的生产能力和市场拉抬美元贬值的大趋势，而对中国来说，改善中美关系，可以解除国家安全的长期威胁，随着尼克松访华，西方20几国立即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的国际环境改善了，我们从此可以一心一意搞建设。
  六十年来，仅从经济上说，我们完成了四次伟大的战略转折：从四分五裂、落后挨打，到统一富强、独立自主，从一穷二白，贫困落后，到建立起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单一的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满足国内需求到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这四个转折是继往开来、是有机联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割裂的。
  《世界博览》：作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经济的复苏对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意味着什么？
  首先，我并不认为美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从1960年代末开始，美国就已经开始逐步沦为世界上最大的欠债国。除了军工和农业之外，美国的实体经济基本被掏空了。1970年代不过是个过渡时期，从那时起到上世纪末，真正维持住美元崩溃的力量是两个：一是美元与石油挂钩的体制，美国可以通过拉高石油价格来支持美元，二是自1979年保罗• 沃克尔担任美联储主席以来，美联储通过大幅度提高美元利率的方式，吸引石油输出国组织、欧洲和日本――随后是中国手中掌握的美元回流美国，并投资于美国债券，同时，也正是这一时期美元利率的大幅度提高，一举将美国的债务国：拉美国家和非洲推入了破产的边缘，这就是所谓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
  但是，高利率反过来也重挫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因为17％的利率使得从事任何企业经营都会血本无归。这样，当国内美元的过剩迫使美国在1982年之后逐步降低利率之后，又正是看准了借贷利率会逐步降低这个大趋势，美国民众才会产生“借贷就是赚钱”的长期畸形心理。最终――股票、房地产投机和债务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基本特征，与之伴随的却是实体经济的全面崩溃。因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导致今天美国经济崩溃的，乃是以美联储为代表的银行家阶级长期统治的结果，也是自1979年以来新自由主义货币政策调整的结果，而在我看来，美国要摆脱这种政策在短期内起码是不现实的，摆脱金融资本家的统治甚至是不可能的。美国的发展模式，从根本上说是不值得仿效的。
  与美国相反，今天的中国才是世界经济的希望，因为我们建国以来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我们的银行是国有的，国家和人民拥有货币主权，没有将货币权委之于私人银行家，正是因此，1992年，当美国大规模放开对于金融和银行业的监管，倡导金融自由化的时候，我们则通过加强国家税收，加强了对于银行就金融业的监管，与美国把大量的资金投向IT产业的泡沫经济不同，我们一方面加强了对于交通、能源、教育、农业、工业企业改造的投资，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中小企业、私人企业的发展使得中国的市场充满活力。前者使得中国经济船大抗风浪，后者使得中国市场船小好掉头。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发展方式总起来说是正确的，不仅仅对于中国如此，对于世界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的需求，那些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陷入美国制造的债务危机的国家，恐怕永无翻身之日，就是我们的东邻日本，也不会从长期的经济停滞中走出来。
  当然，今天的中国当然不是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收入差价过大，问题在于某些精英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但是，问题的根源在于鼓吹金融自由化和经济私有化，问题也在于文化、舆论、宣传领域的从业者长期脱离中国和世界的现实，热衷于当金融自由化和经济私有化的吹鼓手。而这些人知识不多，声音很大，他们长期混淆是非，使得我们看不到新中国60年的艰苦奋斗是一个联系着的整体，看不到中国道路的先进性，而他们长期霸占媒体，误导我们盲目追随美国发展模式，我认为这种败家子掌握话语权的状况早晚是会得到改变的，这种状况也是必须改变的。而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一定要坚持科学发展观、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目的。
  辉煌60年，我们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伟大成就，我想，到建国70周年、乃至100周年的时候，我们一定将会对新中国的光辉历程，有更为深刻和更为自豪的认识。

  （《环球视野》2010年6月12日第296期，摘自2009年第22期《世界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