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不会发生动荡？—来自托克维尔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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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不会发生动荡？—来自托克维尔的警告


　　习法的人不向往革命，甚至畏惧革命。革命家鼓动用激进手段砸碎旧世界，但他们预言的新世界通常不能如约而至。结果革命家成功了，旧秩序又卷土重来了。

　　虽然法律人排斥革命，但革命或者说大的社会动荡是否到来，是社会合力的结果，不以法律人的意志为转移。法律人关注革命，是因为革命摧毁法治，不理解革命就不理解法治。

　　中国社会究竟会不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我们有无可能避免这种动荡的到来？我杞人忧天地和学生们花了半学期的时间，仔细研读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本文就是读书心得。

　　课堂上我问学生，你们认为中国社会有没有发生动荡的风险？回答说，不大可能，因为虽然社会存在诸多弊端，但没到民不聊生的地步。显然，学生们将动荡与民不聊生紧密相联。但托克维尔却在他的书中问道“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法国大革命前，人口在增长，财富在增加，人们变得更勤奋，更有创造性，国家一派繁荣景象。很多人纳闷，当时的法兰西存在诸多问题，国家居然繁荣富裕！托克维尔认为，有两种极简单、极强大的动力，推动着社会繁荣：一个是依旧强大有力但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一个是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有人将法兰西的这种强盛归因于法律机制。托克维尔认为，这是再肤浅不过的见解，不是国家工具的完善而是发动机的力量在制造产品。社会在繁荣，人们的精神却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规章的仇恨在增长。国王虽然继续以主子的身份讲话，但实际上服从公众舆论，每日每时都受公众舆论的启发带动，不断地向舆论咨询，对它敬畏恭维。

　　托克维尔的判断是：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流弊被消除，使得人们更容易觉察尚存的其它流弊；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

　　读完这段，我们不能不佩服托氏的洞察力。我国持续三十年的经济繁荣，被诩为令人难解的世界奇迹，并将其归结为现行制度优越性。其实，是人们一心发财的愿望和发动机的力量，造就了中国目前的繁荣，对此头脑要清醒。

　　就我国现状来说，一方面大量的私产被公共化，另一方面大量的公产被私有化，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出现前所未有的紧密混合。国家管理措施不再只涉及公共领域，而是直接涉及亿万人的私人财富。股市的风波关联着万家的喜乐。过山车式的房价，挑动着亿万人神经。政府措施不当，诱发人民聚集起来向政府发泄不满。此前对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变得像干柴烈火，一点就着。

　　对于财富的高速增长，托克维尔保有高度的警惕。他说：一方面是一个民族的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政府不断刺激这种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

　　对于繁荣何以加速革命的到来，其实孔子早有判断，他说“民不患寡而患不均”。社会繁荣未必保证社会不会动荡，还可以从唐朝安史之乱中得到印证。安史之乱前，唐代经济繁荣到了顶峰，国家仓库和农户家中存有大量粮食，而这不妨碍动荡和拐点的到来。

　　托克维尔在书中还提出另一最为吊诡的问题：“何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

　　法国大革命前的一个奇特现象是，政府官员——就是那些特权者，喜欢当着人民的面高声议论那些折磨人民的残酷的、不公正的行为；他们相互揭发政府机构骇人听闻的种种罪恶。他们用动听的辞令描绘人民的苦难和报酬低劣的劳动：他们试图这样来解救人民，结果使人民怒气冲天！官员们似乎有意刺激群情，而不是满足人民的需求。

　　国王宣布说：“劳动权是一切财产中最神圣的财产；一切有损于劳动权的法律均违背自然权利，均当被视为无效的法律”。几个月后，损害劳动者的行会和劳役制度又重新恢复。这种对苦难的叙述使人民激愤起来，在人民内心深处燃起贪欲、嫉妒和仇恨。托克维尔感慨说，官员们不懂法国人的性格：在天性保持平静时，他们是世界上最温和、最仁慈的民族，一旦迸发出猛烈激情，就会变成最野蛮的民族。与此同时，宗教界无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感动了当时有教养的阶级，使他们投身革命。而真正使人民行动起来的，是满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变地位的强烈欲望。前者的热情终于点燃并武装了后者的怒火和贪欲。

　　托克维尔所描述的200多年前法国大革命前夜，与今天的中国何等相似啊？

　　一方面，国家号召“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一方面人民在网上发贴，被判处诽谤政府罪；一方面国家号召让人民体面地劳动，另一方面富土康的员工不停地跳楼。官员、学者、网络上的言论不停地唤起对穷人的同情，而现实又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这些无不重蹈着法国的覆辙：社会上层阶级开始关心穷人的命运时，穷人尚未使他们感到畏惧；他们关心穷人时，尚不相信穷人的疾苦会导致他们自己的毁灭。

　　在互联网时代，压制社会各界对穷人的同情几乎不可能。无论从道义还是现实出发，关注和同情穷人都是正确的。但正是这种同情和关注，使得穷人的欲望和怒火被点燃，而庞大的中国社会，不可能一夜转型，实现政通人和。农民上访，工人罢工，张力正在加剧，危机正在迫近。中华民族有无可能避免一次大的社会动荡，实现稳定转型，实在无法判断。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主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他曾预测：美国北方和南方将来可能发生战争；当时尚属于墨西哥的得克萨斯，将来必被美国吞并；美俄两国将要统治全球。因为这些预测，二战后世界范围内掀起研究托克维尔的热潮。

　　他还有一个预言：“假如将来有一天类似美国这样的民主共和制度在某一个国家建立起来，而这个国家原先有过一个独夫统治的政权，并根据习惯法和成文法实行过行政集权，那末，我敢说在这个新建的共和国里，其专横之令人难忍将超过在欧洲的任何君主国家。要到亚洲，才会找到能与这种专横伦比的某些事实。”

　　他的预言让我们很绝望。

转自 旗帜网

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1450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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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维稳」摆第一

【经济日报╱记者刘焕彦／综合报导】联合新闻网

北京智库人士透露，随著时间进入6月，中国政治踏入传统的维稳时期，加上先后出现的欧债、罢工与通膨等国内外复杂问题，中共官方宏观调控的政策方向，预期6月将以维稳为主调，推出重大财经政策的可能性低。

北京当局台面下正加紧政策研究及调查工作，希望掌握第一线状况，并筹划下阶段的财经政策，新的调控变局正在酝酿之中。

大陆中央智囊机构最新传出的消息指出，中方领导层认定，目前形势变化错综复杂，政策把握难度加大，需要保持冷静应对，目前不是推出金融、财政等重大宏调措施的最佳时机。

在维稳的基本要求下，北京可能的政策走向，是既要遏制恶性通膨出现，又要防止经济二次探底。报导指出，现在胡温高层更关注经济变化，并下令相关的统计部门、经济预测部门、主管机关和综合调控部门，增加提出统计和预测报告的频率及速度。

大陆5月经济走势的初步监测资料，显示出「有上有下」的两极化趋势；进出口、工业生产、投资等数据仍有下降表现，经济依然保持较快成长，但热度正在降温。

然而，大陆消费物价指数（CPI）仍偏高，5月年增率可能仍在3%以上 ，预期6月物价还有继续上涨趋势。

中南海强调维稳的原因，是近期发生的一连串劳资矛盾事件，令决策层十分担忧，包括外界高度关注的富士康连续跳楼事件、日资本田汽车罢工事件、大型国企的员工辞退纠纷，以及地方企业工资待遇引致的停产风潮等。

另外，欧洲主权债务风波仍可能拖累全球经济，是否引发第二次金融风暴，国际社会仍有争议，但大陆中央智囊机构基本判断，大陆经济持续波动和大幅下滑的可能性，目前仍无法完全排除。基于这些因素，中共高层在把握经济走势、力图维稳同时，也要求各主要智库加强研究，提供决策参考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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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学社中央提案：行政化导致高校腐败现象滋生

新民晚报 (上海)

大学成为职务犯罪的多发区，九三学社中央提案指出——

后勤基建领域腐败、招生腐败、学术腐败，这“三宗罪”使得大学已成为职务犯罪的多发区。九三学社中央在一份提案中提出，大学腐败严重损害教育的形象，败坏民族良知，污染社会环境，冲击人们的道德底线，其恶劣后果将影响到几代人，并给高校的稳定带来损害。

　　腐败主要有三种现象

“大学是培养国家经济社会建设人才和推动科技创新的场所，更是引领一个国家和民族进步的中心，应是反腐倡廉的典范，但近年来，大学却也成为职务犯罪等腐败的多发区。”九三学社中央提案披露，大学腐败主要有三方面：


○后勤基建腐败

相关资料显示，目前落马的大学官员中，七八成以上是因在基建工程招标时受贿。2009年10月初，武汉大学分管后勤和基建的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和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受贿罪被检察院正式批捕。而就在武汉大学腐败案被曝光的同一天，广东湛江师范学院院长郭泽深在学校基建、财务等方面涉嫌存在经济问题，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招生腐败

近些年，从保送生、定向生、调剂生，到少数民族预科生、特长生等招生中，都产生不少腐败现象。2009年，原同济大学沪西学院院长鲁鸿雁违规招生受贿33万元，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


○学术腐败

最常见的学术腐败是学术论文、著作抄袭、造假。2009年7月，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黄庆固博士学位论文抄袭事实成立，被撤销博士学位和研究生导师资格。

　　体制机制有不少问题

九三学社中央在分析大学腐败的原因时认为，我们的高等教育存在严重的体制机制问题。其中，大学体制的行政化是导致当前大学行政、学术腐败的直接诱因。

其表现为，大学的行政化，导致大学内部权力高度集中，尽管《高教法》规定，高等学校通过由教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和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但实际上一些高校的教职员工连最基本的知情权都得不到保障，更遑论参与管理和监督。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大学不断扩招与规模迅猛扩张，高校基建以及招生事务，便容易形成高校管理者的极大寻租空间，成为大学腐败的高发之地。

大学的行政化，还衍生出学术腐败。近年来，大学盛行以论文发表量、SCI等检索量，作为大学教师晋级的考核方式。这套以行政思维制定追求量而少考虑质的考核标准，成为了“学术腐败”的策源地。特别是很多学术水平不够的学校领导，为了成为学术带头人，以行政权力支配学术事务，为自己获取学术资源和学术地位。


　　应促进大学民主管理

九三学社中央在提案中提出，大学要真正实现学术本位，真正回归教书育人的宗旨，形成尊重教师与学术，行政为教学科研服务的风气和环境。取消大学行政级别，改变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改变大学领导只对上级政府部门负责、不对教师和学生负责的怪现象，促进大学民主管理。改革大学教师的绩效评价机制，清除学术腐败产生的诱因，使高校教师能够潜心于教学科研。

制定《高等院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和《高等院校学术委员会条例》，强化教代会和高校学术委员会的权力。要改变教代会可有可无、运行不规范的现状，学校的重大事项必须经过教师代表大会通过才能实施。尽快制定并出台《高等院校信息公开条例》，加大大学信息公开力度。大学应及时将学校基本工作情况和有关信息报告公布，接受师生员工和社会监督。
                                   特派记者 江跃中 潘高峰
(本文来源：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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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爆发”危机是因“制度优势”吗？中国“没爆发”危机是因“制度优势”吗？

林明理


即便是世界最强的美国也总是不断有金融危机，08年发作的“次级贷款”危机又一次引发全球的金融风暴，并且还诱发全球一系列经济动荡，至今未能结束。希腊乃至欧盟据说都深陷债务危机了，冰岛政府甚至还宣布自己已经“破产”。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日本也是危机不断，每一届首相政治命运似乎都不长，最近的鸠山首相又仅仅因为美军基地搬迁问题就辞职下台了，在任时间9个月都不到。至于周边的泰国、吉尔吉斯斯坦，据说更是因为盲目引进了西方“那一套”而动荡不断……于是，似乎真的只有中国是“风景这边独好”了。官学们更是由此得出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优于西方“那一套”、“美国梦已破灭，中国梦将取代”的“激动人心”的结论。据说对此“国外热议”比国内更甚——我等得不到直接的国外讯息的屁民，有时都不能不跟着“激动”。


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中国“没爆发”危机的根源、“优势”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举几只“麻雀”，试着“剖析”一下。


比如一个银行，由于管理者不负责任或经营无方，胡乱放贷，导致呆账坏账严重，最终资不抵债。如果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这该怎么办？答案很简单，让它倒闭，让有关责任者接受市场规律与相关监管法律的惩罚，让效益良好的银行取而代之。而在我们中国，国有银行那不负责任造成的天文数字的呆账坏账是怎么处理的？国家投入了纳税人的巨额血汗钱，给予大量“输血”，并且对业务和效益比国有银行好得多的民营银行严格限制，以维护并加强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金融高官、国资委高管们更是官位照坐、高薪照拿，或换个位置，异地重来。而这一切，均有“促进国有企业扭亏转盈”、“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维护国家金融体系安全”等动听的借口。


比如一个地方，由于当政者无视民众权益，强征土地，强拆民房，导致民怨沸腾，官民冲突不断，官员几成民众仇敌。这已经是实实在在的治理危机了。在文明社会，这样的地方行政首长，是早该下台谢罪了。即便是在古代封建社会，很多时候，激起“民变”的地方行政官员都是要负刑责乃至要杀头的。但在我们这，除非撞到哪个风头上——这时也会有一些丢卒保车、丢车保帅的动作，大多数的情况是官员们毫发无损，岿然不动，最多异地为官，即便暂时“辞职”以避风头，也会不久后就东山再起，因为“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因为要“保持干部队伍的稳定”。


比如某地某届政府，惯于拍脑袋决策，或惯于挥霍浪费，导致入不敷出，资不抵债，民不堪负。在政治文明的地方，这样的政府官员，早该被民众要么用选票，要么弹劾而被赶下台了。但在我们这，还没有听说那个官员会因为地方财政入不敷出而下台的，民众们下跪也不一定有用。不但不会，还可以继续大量举债度日，并且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卖地卖官，强征强拆。这一切，还可以冠以“服从经济发展大局”之动听言辞。


比如一个地方吏治腐败、司法腐败、黑恶横行、道德堕落、风气日下，民众怨声载道，在文明社会，最应该做的是，推行政务公开，官员财产公开，大力推进舆论监督，公民监督。但我们这，政务公开被称作“敏感问题”，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被一再刻意回避，并且不惜为此付出公信力代价——都因为“时机还未成熟”。舆论监督、公民监督、公民力量更被敌视，打压。


比如，庞大的底层民众毫无社会保障，工资报酬低下，所得仅够维持温饱，发展希望渺茫，因此灰心绝望甚至不惜一死了之，乃至恶意报复社会。这个社会贫富悬殊，阶层对立，而有识之士都指出，底层的贫困，根源在于政治权利的贫困。如在一个人民能够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那最应该做的就会是，面向底层民众，倾听诉求，践行庄严宪法早已体现的公平公正原则，畅通利益表诉渠道，建立法治秩序之下的利益博弈程序。但我们这，大家也都看到了：具有等级歧视性质的落后野蛮的“城乡户籍分割”制度年年受抨击，仍然换汤不换药，有责任担当的几家报社联合呼吁一下，也要受严厉处置；大量散沙般没有博弈能力的工人们没有自己的组织代表，无奈以罢工争取利益，声称代表人民利益的官员们没有一个及时站到工人一边，而自称的所谓“娘家”——“工会”，竟然无耻地为资方说话，甚而还殴打工人。所有这些，都被冠以“维护稳定大局”的美丽托辞。


……还可以继续举例剖析，但为了能顺利发帖，暂先打住。


这就是中国当前还“没有爆发”危机的根源、“优势”所在。用笔者曾经写过的《中国奉献给世界的一幕幕“精彩大戏”》的一段话概括，那就是，为了“经济增长”，为了GDP，为了官员的政绩，为了那一部分掌控了垄断特权的人们的眼前私利，我们可以在“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动听口号之下，漠视生命，践踏人权，抛开法律，罔顾民心民意，踢开文明规则，而不择手段地“集中精力办大事”；那就是，把经济增长的代价不断地往较弱势群体最好是最底层民众身上转移，而不许声张，更不许反弹；那就是，把问题与矛盾尽量地往后拖延、积累，只要能攫取到眼前利益，过他一天算一天。它宛如一个人身上生了烂疮，宁可不停地割好肉来填补，也不愿先处理干净疮疤里的烂肉脓污；又宛如一个人生了毒瘤，宁可让毒瘤吸尽全身营养，败坏其他健康器官，以至于弄得最终全身器官机能衰竭，也要让毒瘤无节制地生长，而不愿先给毒瘤动个手术。因为要动手术，当然先会影响身体的“稳定”。这种“优势”，用秦晖教授的话来概括，那就是“低人权，低环保”优势；用李昌平先生的话概括，那就是“自我殖民”之优势；用袁剑先生的话来概括，那就是“奇迹的黄昏”。


要说“优势”，这也确实是“制度优势”，但这样的“优势”，这样的“稳定”能长久吗？这样的“优势”，能从多大程度控制得了危机的最终爆发？这样的“优势”，除了维护既得垄断利益者的利益之外，还有谁会厚着脸皮到处宣扬？


与美国、欧洲等成熟市场经济（加成熟的民主法治）国家每一次危机都带来深刻的反思检讨，革故鼎新，以社会发展的自我修正，最终带来更大的文明进步相比，中国的这些“优势”，实在让人汗颜。


当然，即便危机最终爆发了，有关“专家”“学者”，有关官媒还是有另一妙招的，那就是，他们还可以把它说成是“外部敌对势力”捣乱。这一招他们早已做得炉火纯青。与他们惯于把失业说成“下岗”，把衰退说成“负增长”，把通货膨胀说成“结构性通胀”，把罢工说成“停业”，是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