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夫：我曾是官办红卫兵

tuffy05

我曾是官办红卫兵

东夫

班主任的深谋远虑

1966年我在成都四中读初中二年级，6月份学校便开始“停课闹革命”，成天学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让我们一头雾水的“三家村黑帮”，到后来大部分学生都溜回家了，只剩下一帮活跃分子在学校蹦跶。8月份我正天天在河里扑腾，“十六条”下达，学校通知全部学生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回校的第一件事便是选举班的文革小组，取代过去的班委会领导全班文革，采取所谓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我平时表现平平，班委、团员都无缘，却出乎意料地被推选为班的文革小组组长。后来才知道是班主任操纵选举的结果，因为她认为我性格温和，不会做极端的事。
接下来就是写大字报斗打老师校长，慷慨激昂的战斗歌曲是：“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平时文质彬彬的学生们一个个变得横眉怒目龇牙咧嘴——这是革命意志坚定的表现。大势所趋，谁也不愿意被人视为革命意志不坚定。不堪凌辱的老师卧轨的卧轨，上吊的上吊。我们班的生活老师谢莲芳是个大美人，三十多岁还是独身，大字报揭发她丈夫在台湾，她至今不结婚是等着她男人反攻大陆回来。她在寝室的门把上系一条绳子套在脖子上，身体往下一躺就死了。
不久学校成立了官办红卫兵。全市的官办红卫兵成立大会是在成都市的锦江大礼堂举行的，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到会讲了话。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头头是他的儿子，原先是学校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又是学生党员，时常穿一件打满补丁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但人人都知道他是谁的儿子。官办红卫兵鼓动在学生中划分“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等）子女，麻五类（中农、教师、职员、自由职业者、小手工业者等）子女，从北京传来的最新歌曲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后两句看起来还有点选择余地，实际起作用的是前两句。“黑五类”子女是不让参加红卫兵的，而且遭到侮辱打骂。高三一对“黑五类”家庭出身的恋人被红卫兵打后，双双从三楼的教室里跳下身亡。“麻五类”学生也抬不起头，大多默默离开学校当“逍遥派”了。
成都四中是著名的重点学校，据称始于西汉文翁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官学，1964年大力贯彻“阶级路线”后，干部子弟比例大增，1965年进校的初68级学生，干部子弟占了大半。官办红卫兵也以干部子弟为主，我父母虽算不上什么官，我也沾“革干”出身的光参加了红卫兵。邻居蒋叔叔在西藏当过兵，知道我参加了红卫兵，送我一条军官皮带，这是当年最时尚的东西，扎在腰上真是神气活现耀武扬威。再唱着“造反有理”的毛主席语录歌，念着语录本上没有的毛主席青年时代的语录：“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忽然间觉得已经肩负起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革命重任，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了。
官办红卫兵造的是“封、资、修”和“四旧”的反，实际干得最起劲的是打人和抄家。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抄一个据说是军阀太太的家，在抄出的一大堆衣物中见到一双银色的蛇皮高跟鞋，让我无论如何不能将它和那个被打得趴在地上如同拾破烂老妪的女人联系起来。一次是抄一个天主教传教士的家，在地下室里见到满架满架的葡萄酒，“小将”们怒斥传教士的资产阶级腐化生活，传教士结结巴巴地说，这些都是外国人留下来的，我从来没有动过啊！然后小将们挥舞棍棒将酒瓶砸了个稀巴烂，红红的酒淌在地上淹到脚背。
一位“小将”将传教士的手表扒拉下来，“哇”地一声惊呼，众人都围上去看，这块表的表壳和表盘上镶满大大小小的钻石，在房间里一盏古式吊灯的照耀下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芒，把众人都看傻眼了。传教士平静地解释说，这是解放后外国传教士走的时候送给他的。这块表是谁带走的、最后落到谁手里我一无所知，但它的灿烂华丽却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以致后来参了军还跟人吹过并因此惹出麻烦。1976年10月事件以后部队清理造反派，有人状告我当红卫兵的时候曾经抄到过一块钻石手表，部队领导正儿八经找我谈话，还派人到成都搞外调，当然是一无所获。
我虽然拥有那时最时髦的打人利器——带铜扣的军官皮带，但我从未动手打过人，看来班主任真是深谋远虑。

赴京途中

毛主席在北京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传来，大家的心全飞到北京去了。突然有一天，学校文革领导小组通知各班选举赴京代表，每班四个名额，我荣幸当选。我最要好的同学吉小峰原先在班上人气很高的，因为父亲文革初期就成了西南局的批判对象而没有被选上，眼泪汪汪。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实际上我们那时候除了革命的豪言壮语，人情世故一无所知。
这年我15岁，还从未出过远门，火车见都没见过。知道我要到北京见毛主席，父亲大为高兴，出发的时候给了我十元钱。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我们住校兼伙食一月才六块五毛呢。
这是10月上旬的一天，成都尚未天下大乱，交通状况也不像一两个月以后那样混乱。我们乘坐的是成都中学生赴京代表的专列，有人带队，每人发几个馒头，次序井然地登车出发。沿途的人们似乎都知道我们是到北京见毛主席的红卫兵，大大小小的车站上敲锣打鼓，偏僻的道班上也有人列队欢呼，连乡间的小孩也追着列车跑，天气已经见凉，许多孩子还光着屁股，这是我第一次见识贫困。
到西安的时候出现乱象。只见无数的年轻人拥挤在站台上，打着“我们要见毛主席”的标语，又哭又叫地试图上车，车站工作人员和军人组成人墙拼命阻挡。列车上的广播反复要求大家关好车窗，不许下车，所有的车门也关得严严实实。我们本来准备下车买点吃的，只得作罢。到郑州的时候，我的馒头早已经吃光了，车门一开，大家争先恐后拥到站台上的食品柜买吃的，未等我挤到柜台前，便听列车员大声嚷着催大家快上车，原来又有大批人快冲进站台了。我还挤在车门口，列车便已启动，我拼命抓住车门的扶手，一条腿悬空，自我感觉有点像电影《铁道游击队》里的镜头，列车开出好大一截，才被列车员连拉带拽地弄进车厢。从车窗里一望，还有一群没能上车的人在发疯似地追赶列车，其状甚为惨烈。
我一无所获，上车后却见有人开始滋滋有味地大嚼烧鸡，据称那叫道口烧鸡，河南特产，美味无比，一元钱一只。馋得我咕咕地吞清口水。我们班的四个赴京代表，两男两女，那时候男女界限分明，跟女同学说话都觉得害羞，和女同学接触多的被称为“骚哥”，为众人不齿。上车后大家坐在一起，居然形同陌路，无话交流。这时一位女同学将一个馒头递到我手上。我立即接过往嘴里塞——“你好”、“谢谢”、“对不起”之类的文明语言，我是十多年后的八十年代才会说的。不过吞下这个馒头后，我开始有生以来第一次和女生长时间对话。
车出郑州，列车在广阔的华北平原上疾驰，原先听惯了的车轮在轨道接头处哐当哐当有节奏的撞击声，变成了哗啦啦一片。北京快到了！我们要见到毛主席了！有人一声高呼，车厢里顿时欢腾起来。《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走在大路上》、《造反有理》、《下定决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等等歌曲此起彼伏，翻来覆去，声嘶力竭。我们班的女同学李少澜很会唱歌，学校和班级的文艺演出每次都有她的独唱。震耳欲聋的喧嚣终于停下后，坐在我身边的她轻轻地唱了起来，什么《人说山西好风光》、《樱桃好吃树难栽》以及我不知道的山西民歌。她父亲是南下干部，老家在山西，如今“左手一指”就是她的故乡了。
“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工花不开，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轻柔婉转，呢喃如燕。我突然有一个奇怪的想法：众人那些慷慨激昂的歌是唱给大家听的，而她是唱给自己听的。
后来她父亲遭到冲击，我就再也没见到过她。

我们是“毛主席的客人”

到北京的时候是夜间，迷迷糊糊地到了一个叫清河小学的学校。小学已经没有学生，全部腾出来供接待“毛主席的客人”。后来我才知道，9月5日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北京全力搞好接待。所以学校的广播里称我们是毛主席的客人，让我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学校教室全是平房，里面是稻草铺的地铺，被褥齐全，躺上去又软又暖和。吃饭不要钱，每天还有一顿米饭。接待我们的学校老师讲，这是对我们南方来的革命师生的特殊照顾，他们平时很少吃到大米。但我觉得和家乡的米饭相比，北京的米饭吃起来糙糙的。不过那年月大家对吃并不讲究，不管什么填饱肚子就行。
第二天下午，忽然听到喇叭里叫我的名字“成都四中的×××到校办公室接电话”，原来是我大姐打来的，她在北京当兵，自从1960年她离开家以后，我就没有见到过她。这个当解放军的大姐是我们全家的骄傲。在这个乱糟糟的时候，她怎么能知道我住在这里，让我感到吃惊。按照她说的地址，第二天我找到天安门附近的南池子解放军某部大院，在见到姐姐的同时见到了弟弟，原来他也是赴京代表，和我坐同一次列车到北京、住在同一个地方。他那年才十三岁，比我矮一个头。
姐姐带我们照了相，在大栅栏吃了包子。她告诉我们，她参加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组织保卫工作，前次（9月15日第三次）接见人太多了，秩序很乱，本来安排像国庆游行一样让大家从天安门经过，结果前面的人见到毛主席就不走了，周总理亲自指挥让大家走也无济于事。前面的人不走，后面的人拼命往前挤，广场上人越积越多，连个缝都没有，好多人根本没看到毛主席。毛主席走了以后，成千上万没有见到毛主席的人滞留在广场上，哭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直到深夜，他们也陪着掉泪。天亮时清场，光鞋子就装了几大车。她要我们一定守纪律听指挥，并送给我们一人一枚毛主席像章，是最早的那种，只有指甲盖大。我未来的姐夫也出现了，送了我们各一套军装。于是我就身着军装、腰扎皮带，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全副武装起来，昂首阔步，得意非凡。
学校广播里每天播送着文化大革命的捷报，鼓动我们到北大清华等大学里参观“革命运动”。说实话，我虽然披了一身革命闯将的皮，脑袋里对这场运动还是一锅浆糊，对大字报满天，人群汹涌的校园没有兴趣，一心想的是见到毛主席。而喇叭里却不说什么时候毛主席接见。我问老师，老师说这是“秘密”，他们也不知道。我对北京的印象，是从小学课文《北京的秋天》中得来的，对诸如北海荡浆，长城雄姿，颐和园美景之类，倒是心仪已久。于是去了颐和园，这才发觉兴趣在游山玩水的革命师生大有人在，巨大的园子里到处人山人海，我和一位高中同学围着湖转了一圈，听他讲了许多故事，与革命一事无关。
到北京几天后天气骤凉，从成都出发时我只穿了两层单衣，风一吹直掉清鼻涕。一天晚上，一位中年女老师查铺，发现我有些不正常，一摸额头叫起来：“这孩子在发高烧！”未几便有三五个人围上来，给我考体温喝水吃药忙了好大一阵。吃药后我发了一身大汗，醒来觉得被窝里湿漉漉的，但感觉舒服多了。女老师又拿来一件春秋衫给我加上。我离开北京时竟没想到要物归原主，多年以后想起来都觉得后悔。

望眼欲穿的等待

10月18日凌晨，我们被广播喇叭唤醒。每一个人都明白即将发生什么，动作迅速地起床吃饭，每人还分发了两个馒头带上，在夜色中列队出发。天亮时到了北京院校集中的大学路，大家在解放军的指挥下在街道两旁列队，最前排的人席地而坐，第二排的人跪着，然后按个头高矮依次排列。一位解放军宣布：革命师生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今天我们要接受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检阅！话音未落，便被“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淹没。接着宣布纪律：保持队形，每个人不能改变现在的位置，不准随意走动。大家都规规矩矩地遵守。我们这才明白，毛主席这次接见不是在天安门，而是要乘车和我们见面。想起大姐讲的上次接见的情形，我觉得很幸运，这街就那么宽，我们可以近距离看到毛主席！想到此，心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接下来是歌声的海洋，每个人都憋足气力发出最大的吼声，一曲又一曲无休无止，其间是“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有节奏的呼喊。解放军的宣传队在路中央跳着动作简单整齐的舞蹈，手中挥舞着毛主席的红小书，这种巴掌大的毛主席语录刚刚开始出现，令人羡慕不已。不时有学生从队伍里跳将出来，豪情万丈地指挥唱歌。在这里我学到两首最新的颂歌，一首叫《最响亮的歌是东方红》：“最响亮的歌是东方红，最伟大的领袖是毛泽东……”一首是新疆调的《万岁，毛主席》：“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光芒万丈，东风万里鲜花开放红旗像大海洋……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嘿！万岁万岁毛主席！”结尾一连唱十个万岁，节奏感鼓动性极强。
就这样不停地唱啊叫啊，不知过了多久，忽然之间有人叫，“毛主席来了！”随着这一声叫喊，街道两旁的人群如飓风中的树林般舞动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如山呼海啸。叫了好大一阵，却没见有汽车过来，呼喊声便逐渐小了下去。于是又开始唱歌。唱着唱着，前面的人又骚动起来，大家又以为毛主席来了，又是一阵欢腾，闹了一阵还是不见动静，又平息下来。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大家一次又一次在这样的轰动中度过。先是隐隐约约的喧嚣声如远方的雷声，由远及近由弱变强由慢变快，顷刻间成为巨大的声浪扑面而来，将人群像炸药似地轰然引爆，前面的爆炸又引燃后方的爆炸。当我们轰动起来时，前方的轰动已经平息；我们平息了，后面的队伍才开始轰动。而此时，又一波轰鸣正在从前方某处爆发，滚滚而来。90年代中国足球狂热，我在体育场里看见掀人浪，觉得很像那时的情景，哑然失笑。
时间已近中午，我们在街上站了七八个小时了，还不见毛主席的踪影，轰动力度也一次比一次减弱。“不要理他，又是刮地皮风！”一个同学对我说。人们开始松懈，队伍也不那么整齐了，有的人脱离队伍蹲到一边休息，有的掏出馒头啃，有人到处找水喝，路边用帆布围起的临时厕所前排起了长队……

神圣的瞬间

神圣的一刻来得如此突然和短暂，和若干次轰动动一样，喧嚣声由远及近，但我觉得这次非同以往，来得如此迅猛强大，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震撼力，一瞬间所有人都意识到了，前排坐着蹲着的人全部蹦了起来，后面的人拼命往前挤，所有人都发出竭尽全力的叫喊。
伴随着山呼海啸般的声浪，一辆绿色敞篷车快速驶来，毛主席双手扶着栏杆，从我眼前不到十米的距离经过。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他：身躯挺直，神色庄严，脸色黑里透红，身躯高大伟岸，比我想象的还要伟大神圣！
这一刻我脑袋一片空白，看不见周围的人群，听不见人们在喊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在喊什么……
伟大的身影一晃而过。紧接着第二辆是林彪，比我想象的矮小瘦弱；第三辆是周总理，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第四辆没看清，好像有康生江青陈伯达，陈伯达的大眼镜很显眼；然后是刘少奇，神色凝重，脸色灰暗，高大的身躯有些驼……能记住的就这些。
转眼间车队消失，人群顿时像炸了锅似地狂呼乱叫起来，方才整齐的队伍崩堤似地散开，满大街成了欢腾的海洋，几乎所有的人脸上都是泪光闪闪，欢呼声响彻云霄：“我见到毛主席了！我见到毛主席了！”
我这才发觉，自己的嗓子已经不能发声了……
有喜极而泣的泪水，也有痛苦的嚎啕，这是那些没有看到毛主席的人发出的。其中有个子矮小被挡住了视线的，有被折腾麻木溜一边休息的，更多的是去拉屎撒尿的。车队到达时，所有的临时厕所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那一瞬间，厕所外面排队的人已经挤不进队伍，里边站着蹲着的跑出来时，车子都过完了。我亲眼见到一个从厕所里跑出来的男孩在哇哇大哭，一只手还提着裤子。一位当时正在厕所外排队的同学告诉我，他以最快速度跑回来时，只能看见后脑壳和手，只有用尽全身气力跳起来看。我问看到没有，他说“只看到刘少奇一眼”，说完泪水就滚出来了。
事后大家议论，检阅车队实在是走得太快了，估计速度有三四十公里。有人说，这条路已经是检阅路线的尾端，车队在长安街走得很慢的，到这里速度就加快了。有人说是因为这里街比较窄，如果开慢了，人都拥上去，那还得了！回想车队经过后瞬间出现的情景，也真是。但错失时机的人不会考虑这些，他们翻来覆去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成群结队向天安门方向走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会滞留在北京，直到下一次接见。
“今天，1966年10月18日，是我一生中最最幸福的日子……”这是我当天日记的开头，和几乎所有见到毛主席的人写下的文字开头一模一样。

“红五类”变成了“狗崽子”

回到成都我的嗓子才恢复。这时我兜里有八块五毛钱，也就是说，此行我只用了一块五毛钱。确实不是有意节省，而是没有用的地方。短短十来天的时间，我觉得成都的一切都变得陌生了，街道似乎变狭窄了，阴霾的天空下大字报大标语满街飞舞，到处脏兮兮乱糟糟的。
告诉父亲我见到了毛主席，他的神色却不像我想象的高兴。问了问和大姐见面的事，便郑重其事告诉我：你妈妈正在接受组织和革命群众的审查，你要相信，她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不是坏人，事情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看来为告诉我这件事，他已经思虑良久。
从文革开始，我有好几个月没见到母亲。我也并不在意，从小到大，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对我们是家常便饭。但听父亲这样一说，我感到事情严重。后来我才了解，母亲文革初期就挨整了，其中主要罪行，是她1962年在省委党校轮训期间的“反党言论”。当时党校轮训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发扬党内民主，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我母亲讲了真心话，批评不应该在最困难的时候修建豪华的锦江宾馆（这个1959年动工、1961年落成的豪华宾馆，至今仍然是成都最好的五星级酒店之一），用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话来形容。文革初期，省委将1962年党校轮训期间的言论作为重点来整，我母亲因此被关押批斗。父亲煞费苦心，是要我有思想准备。我当时并不了解这些，只觉得很委屈。从小到大，母亲的一言一行，都让我觉得她是忠于革命忠于党的啊！
我想用见到毛主席的喜讯，给母亲一些快乐和安慰。我闯到她被关押的学校，大概是被我的一身披挂镇住了，学校红卫兵将母亲带来和我见面。几个月不见，母亲的模样已变得让我难以置信，我费了好大劲才没让眼泪掉下来。母亲第一句话就是：你见到毛主席了？我说见到了。母亲说，你才15岁就见到了毛主席，妈妈参加革命快三十年了还没有见过毛主席，你要珍惜这个幸福，听毛主席的话，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只说了几句，就被红卫兵押走了。
母亲成了坏人，我自然也就成了狗崽子，这使我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我开始认真学习最新最高指示，阅读中央文件和两报一刊社论，认真思考毛主席为何要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这场天翻地覆的运动到底是为什么？革命事业最危险的敌人是谁？我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在苦苦思索这些问题时，局势急剧变化，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转变到“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矛头向下”转到“矛头向上”， 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出现“保皇派”和“造反派”之分。
学习和思考的结果，我投身了造反派队伍。

《记忆》２０１０年１月３１日第4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