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声显 给造反派办小报（四川万县）

tuffy05

按：本文作者文革爆发时是四川省万县市（今重庆市万州区）临时工（其文革前经历及文革中坐牢见闻详见长篇自传《所谓草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因“家庭出身”（“资本家”）问题，他本来没有参加群众组织活动，是个冷眼旁观的“逍遥派”，但在当地赤旗派（造反派）与红色派（保守派）爆发大规模武斗后，他被红色派抓捕，严刑拷打，险遭枪毙。侥幸逃出后被“逼上梁山”，到赤旗派“根据地”参与办报。其后便有了如下经历——

给造反派办小报

谢声显


暂发临时工工资

1967年9月1日，赤旗派在支左部队的帮助下打过了长江（注：万县军分区本来支持保守派红色派，镇压造反派赤旗派，但在1967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所谓“红十条”下达后，被强令转向支持造反派，此后即变成武装造反派，武力镇压保守派）。
在这场号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赤旗派在“武化”中打赢了，红色派输了。随着一车车俘虏从七曜山那边被押送回来，万县市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大规模武斗便宣告结束了。
被炮弹和炸药包造成的废墟很快被清理干净了，但许多楼房的墙壁上，还醒目地裸露着密密麻麻的弹孔，记录着不久前在这些地方发生的搏杀。工厂的机器又开始轰鸣，商品稀缺的店铺也开门营业，电影院里放映着全国人民已经不知看过多少遍的《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寥寥几部“革命电影”及歌颂文革的《新闻简报》，剧场里偶尔有外地来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出。社会生活逐步走向“革命”正轨。
战败的红色派已被彻底解除武装，获胜的造反派在武斗期间建立的各种军事组织因没有存在的必要也解散了。除了各大群众组织的司令部还保留着警卫排、班等武装编制外，一切跨行业、跨单位的武斗组织全部解散，武斗队员们都带着武器返回自己所在单位或学校“抓革命、促生产”去了。由于公、检、法等专政机器已完全瘫痪，各单位或学校的头头们便根据自己手下的人枪，分别以单位或学校名义成立了营、连、排的武装。就有了许多××厂武装民兵营，××学校武装民兵连等武装团体，承担着对内镇压不同派别的反抗，对外则听从各自所属总部的调遣，代替警察去完成维护社会治安等任务。
万县市大规模的武斗虽然结束了，但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结束。由于精密而庞大的国家机器都被砸烂了，手握枪杆子的赤旗派各大群众组织就一边协力维持着社会生活的运转，一边按照中央的部署，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大联合”。头头们的目标是进入“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因此，各个司令部里的“文斗”队伍得到了充实和加强。
武斗期间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也宣告结束了。国庆节后，留在各个司令部里“继续革命”的文职人员都没有了大锅饭。百货公司食堂的饭菜票也不再免费发放，而要求用人民币和粮票去购买。司令部内的大部分人员都是有工作单位的，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不管是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的人员，因参加政治运动而不能回原单位正常上班的，都不准扣发工资。因此，司令部内大部分工作人员的工资都由原单位全额照发，他们没有半点后顾之忧。像我这样没单位领工资的人虽然是少数。但也绝非我一个人。就特事特办，你自已说一个沾得上边的单位，由司令部开一个证明，写上：“因革命工作需要，希暂时发给某某同志以你单位临时工的工资，解决他目前的生活问题。”然后盖上当时还挺管用的“毛泽东思想万县市工人造反军司令部”（简称“工造”）的大印。我和警卫排的一个班长（后来作了律师）朋友在武斗开始时都在木材公司拉大锯“解料”（亦作“改料”，即将原木改锯成板材），自然就只有赖上木材公司了。
我俩各自拿了一张这样的证明，心中多少还是有些忐忑地回到了木材公司，毕竟只是在那儿做计件活儿的“解匠”，算不上单位的临时工。也是运气。武斗结束后，木材公司是工造的一个分团在掌权，那分团的“勤务员”看到总部的大印，二话没说，就给我俩定了个一级工的标准，每月24元钱。我俩都很满意。因为头头们当众许诺：待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一定要将你们安排在机关里工作。
头头们的许诺真让我感觉前途一片光明，何况眼前每月又有了不算菲薄的24块钱过日子，我就心满意足热情饱满地投入了“革命”。
我在《前沿炮声》编辑部里没干多久，这期间大概也只出过两期报纸。这个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战团小报究竟有多少工作人员，我一直都没搞清楚。但我整天都认真负责地在岗位上忙碌，刻钢板、推油墨印报纸和传单、跑会议拿资料等等，虽然这两期油印小报上没有我写的一个字，但我的工作态度却受到了两位总编的好评。我15岁辍学走进社会，从事的都是打铁、搬运、开山放炮等又苦又累的重体力活儿。生平第一次，穿着整洁的衣服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人模人样地干这么轻松而文明的活儿，我能不卖力么？何况，也还要对得起那不流一滴汗就领到的24元钱呀！

参加办铅印报

大概是在10月中旬的某一个下午，前沿炮声编辑部里开了一个会。工造司令部的头头传达了支左领导小组召集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开会的精神，说是中共中央指示，革命左派要实行大联合。具体到本地，就决定在宣传战线上先实行大联合。
共产党历来就重视枪杆子和笔杆子这夺取政权和维持政权的“两杆子”。造反派其实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奉命“造反”的，现在既然已经靠枪杆子夺取了政权，就要用笔杆子来维持政权了。早在运动初期，中共万县地委的机关报《万县日报》便被压缩为8开小报，更名为《卫东报》，同全国各地、市的党报一样，只准发新华社的电讯稿，不得发一个字的本地新闻和稿件。为了工作方便，支左领导小组便决定，本地区最大的两个群众组织“主力军”（全称为“毛泽东思想主力军万县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和“工造”再加上最大的学生组织“赤旗”（全称为“万县市赤旗战斗团”），都带头停办各自的战团小报，而由这3方各派出5个人，组建一个新的《江城战报》编辑部，出版一张4开铅印报纸，每周两期，交邮局发行到各单位科室车间和农村生产队，权威地反映和指导本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江城战报》本是“主力军”的油印小报，但经过这样一改头换面，就成了万县地区除《卫东报》之外的唯一公开发行的半官方报纸，由三大掌权的群众组织联合主办，就比《卫东报》更权威了。办报人的地位和前途，肯定也比留在老地方好，我和在座的人一样，都想被选中派过去。
还是用《江城战报》的旧名，说明这新创刊的报纸实际上是被主力军控制的。虽然当时造反派各组织还处在刚取得胜利不久的蜜月期，但工造的头头们还是说了些：派过去的同志们要随时记住自己是工造的战士，要维护本战团的权利等等。然后，当场就宣布了由黄斯义副总编率领去参加统战的4个“精兵强将”的名单，出人意料地竟有我在内。我混进工造不到3个月，进这编辑部不满两个月，在工造司令部里也没一个老熟人，上面却点了我这个来历不明资历不深的人的名，就证明我的工作态度受到了人们的充分肯定。从泥淖里自己挣扎出来的人，在平路上肯定要走得快些。除了陶瓷厂的技术员廖宏伦外，还有两个人与我们同时被选派过去，我现在已记不准确是谁了，只记得以工造身份先后进入《江城战报》的还有牟秀峰，夏虎，刘少龙等人。
第二天上午8点钟，我们准时到了二马路西头的外贸公司。那幢楼房是当时全市最巍峨的建筑之一，中共执政前是永达钱庄的产业，我父亲曾在里面作过襄理。现在，大门外已挂上了红底黄字《江城战报》的招牌。我们昂首走了进去。二楼有两间办公室，就成了我们的编辑部。
三个群众组织的主要头头和抽调出来的15个人都到齐了，就在二楼的大会议室里开了个很短的成立会。新成立的《江城战报》上面设了一个领导小组，由谭德禄（主力军常委，市广播站职工，后任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郭明生（工造司令，百货公司职工，后任地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印维忠（万二中学生，赤旗2号头头，后任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3人组成。但从成立之初起，《江城战报》的一切大事都由谭德禄掌控，郭、印二人都极少来编辑部。真正负责具体工作的有总编向成富（主力军），副总编黄斯义（工造）.派了5个教师和学生过来的赤旗很谦虚地没争副总编。两位总编下面设了编辑组，记者组，发行组。我被分在记者组，写报道跑材料。我现在还能回忆起，曾先后到编辑部来上过班的有主力军的林开信、万先培、宋明君、杨波，负责发行的小孔，小孔走后的农民主力军老魏。赤旗的先后来过教师袁顺楷、万久任、龚茂熙、李芳辉、李世伦，还有个万一中的高66级学生易茂华，财贸校有个女生小李也来管过一段时间的账，还有几位女生，但她们来的时间太短，连姓什么都记不清了。由于是文革期间群众组织办的报纸，虽然上下都说要办得正规化，但管理上实在避不开文革中那乱糟糟的现实，许多人都是一本正经地拿着介绍信来报到，但没过几天就突然找不到人了。能长期坚持到最后的，除了两位总编外，就只有袁顺楷、廖宏伦、易茂华、杨波和我了。
当年的风气还真有点“革命化”，成立会开得很简朴。一二三四五地讲完，头头们便起身走了。没有什么会餐、发纪念品等程序。头头们一走，新组建的编辑部便开始了工作。
那时的铅印报纸还是活字排版，编排很要点专业技术。由于大家以前都只搞过油印小报，对铅字的字体字号及如何画版都不甚了然。无奈之际，第一期的稿子收齐后，就只好到主力军宣传部去请了个内行杜之祥过来，教我们报纸排版的ABC,认字体字号,讲版面如何安排。老杜当年大约才30多岁，白皙清秀很温雅谦和的一个人。他在建国前读中学时，便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建国初， 20来岁的老杜便作了《万县日报》副总编，文章写得不错，当然是个办报的内行。但杜总却在“阳谋”期间被打成右派，发配到离市区几十公里外的一个乡村小学教书。他此时虽然已经“摘帽”，但“摘帽右派”也还是二等公民，老杜很想在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紧跟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改变自己的政治面貌，活儿干得就很认真负责。
在他的悉心指导下，铅印的《江城战报》一面世便很正规，听到了许多表扬。但不巧的是，由于我们是在万县日报印刷厂编排校对和印刷，这份报纸才出了两期，老杜便被印刷厂里的工人们认了出来。就有人提抗议：怎么能让一个“摘帽右派”来办报纸？当年，就是在造反派内部，极左思潮也还是很有基础的。无奈之下，老杜只得再回到山村小学里去。但他临走前，已完全教会了好几个编排画版的徒弟。我们已能够独立地出报了。直到后来改革开放，杜之祥才随大流落实了政策，在地区党史办副主任的岗位上工作了多年，写出了许多川东地下党的史料，出过好几本宣传革命传统的书。他离休十多年后都未停笔，就在2009年4月，杜老还送我一部他编著的记述川东地下党那些早已成为烈士的战友们的书。
《江城战报》每期校样出来当天，两位总编就率领编辑组、记者组全体人员去万县日报搞校对。小样、大样、清样，一个样起码要校3遍。再加上当年每篇文章都必须引用毛主席语录，凡语录必用黑体字以示突出，万万不能出现半点失误。若不幸出现了一个字的错误，就是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只要在那年代生活过的人，都亲眼目睹过许多人因此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所以，即使完工后，对文章中的语录，众人也还得反复进行校对。那时的排字工人们都很认真敬业，也一次又一次地捡字，卡条。活字印刷时工序繁杂，不似如今电子排版这么轻松。
〔图为《江城战报》同仁合影。前坐者左起谭德禄（带小孩者，领导小组负责人），易茂华、李世伦。立者前排左起：李芳辉、万先培、小李（女）、杨波、黄斯义（副总编）、向成富（总编）、农民老魏、万久任。后立者左起：林开信、廖宏伦、袁顺楷、龚茂熙、本文作者、宋明君。〕
每逢出报那天，我们几个年青人经常主动帮小孔拉着架架车到万县日报印刷厂去取报。记得每期一般印5万份。若遇无产阶级司令部有什么重要指示，还得加印许多。当时省以下的各级政权都不存在了，我们这个一切按文件精神办事的国度，除了中央而外，再也无人能发红头文件，人们就只有靠报纸和传单来了解中央精神和各地发生的大事。报纸当然比传单又要权威得多，但地方党委原来的机关报又只能发新华社的电讯稿。当时万县专区辖9县1市，幅员29485.17平方公里，总人口700多万人，除了《卫东报》外，只有《江城战报》是通过邮局这正规渠道公开发行的。这份报纸就不光是造反派需要，连广大的逍遥派和被打败了的红色派，都只能从这张四开纸上了解形势，所以印数不少。
我们都学会了印刷工人们用指甲一刮便是5张那种快速数报纸的技巧。帮小孔在印刷厂一手一手地飞快点数验收后，搬上架架车就说说笑笑地拉回编辑部。我们将事先捆好准备赠阅、零售的几千份搬进二楼的办公室，小孔就一个人将其余几万张订阅的报纸送到邮局去。
几个月后，小孔在他那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结了婚，就回单位去上班了。他好像是在哪个县的林场工作，很远。自那之后，我就再未见过这笑容可掬的年青人了。没过几天便来了个农民主力军，好像姓魏。回忆录写到这里时，去问过当时最年青的易茂华，连他也记不清了。反正名字是个代号，就姑且算是老魏吧。老魏接手了发行工作，他一直坚持到《江城战报》停刊。
没听说过有谁给编辑部拨过经费。但不用交房租水电费，工作人员的工资也都是各自回去领，我也从未见过《江城战报》给印刷厂付过纸张钱和任何排印费用。我还知道，印刷《江城战报》的纸也没花钱买过。开办之初，我们曾跟着两位总编到万源造纸厂去，找到该厂的主力军负责人，只打了个白条，便拉了一车纸回来。后来，主力军下属一个什么武斗队不知从外地那儿收缴了一大卡车新闻纸，主动送来给我们。向总编也让放在印刷厂的仓库里，慢慢用。
编辑部虽然没有经费，却还是有钱的。邮局收的订报费，一分不少地交给了编辑部。每期还有几千份零售，虽然每张报纸只卖两分钱，但在那鸡蛋只卖3分钱1个、小面（注：即不加佐餐肉食的光面条）8分钱1碗的时代，这笔卖报的钱加起来也还可观。又是三大组织共同管理，从理论上说，就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有权向编辑部收缴那些钱。钱就全留在了管发行的人手里，除了买点纸、墨和付邮寄费用外，再没有花钱的地方。当时没有公款接待一说，不管因公因私，人们都不敢去馆子吃喝后拿发票回单位报销。就连领导小组的头头来检查布置工作，到点了都是各自回家吃饭。

靠补助吃饭的日子

大约半年后，中央政策发生了变化，要下面的人都回本单位去“斗、批、改”，许多单位就停发了在外面的“专职革命者”的工资。木材公司也毫不犹豫地断了我与警卫排那位班长的生活来源。没有收入了，心里便发慌，又不想离开这前途光明的编辑部。我便串联起没有收入的老魏和学生易茂华，一起向两位总编提出申请。
由于编辑部此时已积了些钱，而当时的总编是绝对不敢贪污的，这笔款子正愁没地方花。再加上我们3人不似那些有单位领工资的人，经常要被原单位叫回去办事，我们都是全身心地在编辑部上班，就显得有点不可或缺。经研究并上报批准，就给我们每人每月发18元钱的生活补助，解决了我们3人的吃饭问题。
除了每周两次的校对要搞一整天外，编辑部对大家的要求是上午集中，下午可自行安排。那段日子，我和袁顺楷、廖宏伦整天厮混在一起。他俩是高中同学，性情随和，虽然年龄比我大几岁，但我和他俩挺谈得来。又都是单身汉，我们就在外贸公司食堂买了饭菜票，中晚两餐都在那儿吃。只要下午没事儿，我们3人便经常结伴去西山公园的露天茶馆喝茶闲聊，悠闲地消磨一个半天。直到夕阳西下，才慢悠悠地踱回到外贸公司去吃饭。晚上的时光，我们也过得挺丰富。偶尔有外地的宣传队来演出，那是一场也不会放过的。虽然不同地方来的宣传队演出的节目大同小异。但在那种一片文化荒漠的时代，只要有人唱和跳，就能吸引许多人去看。
老万州人都应记得，当年每周六晚上，西山公园灯光球场的两场篮球赛，是全市人民最盛大的精神会餐。不管酷暑寒冬，每到周六晚上的7点钟以后，西山公园的露天球场边真是人山人海。武斗刚一结束，在体委掌了权的造反派便马上恢复了周六晚上的篮球赛——虽然都是本地各企事业单位的业余球队，每周进行的也只是当时流行的“友谊赛”。市糖酒公司、运输公司、港务局等等篮球强队和几位主力队员，都成了市民们心中的明星。我二弟声宏是各校学生组成的“红代会篮球队”（又称为万县市青年二队）的主力，也经常在灯光球场上奔跑。若逢外地有球队来访，就更热闹了，市体委便会将全市各单位的篮球明星组成一个市代表队来迎战，更引得球迷们兴奋激动。周六的深夜，每到球赛散场时，整个西山路，好一阵子都被散场出来的人挤得水泄不通。那时，全中国所有的体委机关都瘫痪了，唯有本市这个体委，每周还在组织比赛。这种情况，恐怕在各地也是少有的。因此，当时的市体委，就成了最受市民们欢迎的部门，体委的工作人员不管走到何处，都有人认识，都受人尊重，就连在商店排队买东西，也总有人让他往前面站。就不似现在，谁是体育局长、体育局在那儿？别说普通市民，连许多经常参加锻炼的人都不知道。
但那几年除了尚未在全国“普及”的8个样板戏，全中国没有任何文学艺术活动，男女老少都感兴趣的体育比赛也很少。大多数时间，我们在晚饭后还是无处可去，3个人就各自泡杯茶，搬几把椅子坐在大门边，看大街上来来往往的姑娘，招呼过路的熟人坐下来，天南地北地闲扯。由于我和老魏都在编辑部领生活补助，每逢这种时候，我都主动去他那儿取点报纸下来，在旁边摆个摊替他卖零售。
那些日子，有掌权的头头来视察时，经常诚心诚意地对我们许诺：“待新生的红色政权成立后，我们一定会优先考虑同志们的工作和待遇问题。”当时，我的经济虽然十分拮据，但工作愉快，前景光明，日子倒也过得轻松而潇洒。虽然，这些空头支票后来没有兑现，但也不能怪他们不想兑现。谁都没有料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紧跟最高层、越左越革命”的经验，在文革中第一次失了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唯有这一次的“紧跟派”受到了清算。不久，政治形势一变，“紧跟派”们大多数都倒了霉。

副刊趣事

大约是在冬季，《江城战报》开辟了副刊。刊登一些诗歌、散文之类的文学作品。
开始，我们还耽心过是否有稿源。因为文革开始后，全中国都废除了稿费和版税，说那是“资产阶级物质剌激”，无产阶级不允许它的存在。自那时起，中国大陆的任何报刊和出版部门发表、出版任何作品都不再付报酬了。当然，许多年后，我们都知道了一个不成秘密的秘密；即使是文革时期，中国还是有一个最革命的人在享受这种“资产阶级物质剌激”。话说回来，神州大陆上虽然除一人之外的所有人当时都不再能以创作来获取物质利益，但副刊一经创办，来稿却非常多。写东西的人就像吸毒一样有瘾，作品炮制出来了，就想找地方将自己的心血变成铅字。有些人还不惜倒贴钱来发表，现在不是还流行“交版面费”或“自费出书”么？那时的中国没人会计较稿酬，更不懂什么知识产权。当全国的文学期刊都已停办，报纸也都没有副刊，文学作者们找不到地方发表作品时，一听说《江城战报》办了副刊，不光本市，外地的稿件都如雪片般飞来，自然稿源就十分丰富。由于我当时在编副刊，后来在全国诗坛上也挣了点名气的几位诗人的稿子我都处理过，因此还成了朋友。
副刊上最引起轰动的作品，是连载那位66级高中学生刘谦郎创作的《三封信》。这篇作品是书信体，女主人公是一位情窦初开的赤旗女学生，暗恋着一位主力军青年工人，她前两封相思相恋的抒情散文真写得细腻优美。由于当时的社会视一切情爱为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连全中国仅存的8个样板戏中都没有一对情侣。在禁欲主义的大背景下，这位害羞的女生一直不敢将这两封长长的情书交给那位俊朗的心上人。后来，那位青年工人在“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武斗中“壮烈牺牲”了，姑娘悲伤欲绝，又写了最后一封凄婉的情书。作者借口女主人公已去遥远的乡村落户，才将这三封信公之于众。小刘的文笔本佳，在那长年打打杀杀的时代，这种情爱悲剧更能撩动人们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但这种内容的文章要在文革期间的“战报”上刊登，大家还是有一定顾虑的。编辑部经过多次研究，最终两位总编拍板：全文照发，分3期连载。插图是3位挺有才气的青年美术爱好者所作，用现在的话形容，画面“很煽情”。20年后，那几位美术青年在省内的画坛上都成了颇有名气的画家。我不知道谦郎的这篇作品有多少创作的成份，但听说男女主人公的名字都有来历。此文一经发表，便在全地区引起了轰动，那几期的报纸真是洛阳纸贵。人们都把它当纪实文学看，安慰、探询的信件雪片般向编辑部飞来。那时候我们还没安电话，否则，说句现在流行的话“电话都要被打爆”。后来，为了满足许多没看到报纸的读者，还有热心人将这近万字的《三封信》用大字报的形式抄写出来，张贴在百货公司墙上，引无数的人围观、抄录。
文革期间，群众组织的战报上能办文学副刊，在全国大约也少有。
即使在那严酷摧残文化的特殊环境里，人类仍然通过对文学的热爱表明了自己与动物的区别。
也就是在《江城战报》期间，22岁的我与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姑娘谈起了恋爱，用四川话说叫“耍朋友”。当时她20岁，娘家只与我在三马路的家隔两个门面。她是1961年到重庆投奔同母亲生的大哥，3年后由重庆下乡的老知青，正在丰都县三元区培观公社反帝大队的“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初次见面，她便说早就认识我，我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在那儿见过她。她说与我是初中同学，只不过比我低一个年级。她还将自己念初中时的照片拿给我看，一个圆脸长辫子的小女孩。还是没有半点印象，我怎么会记住低一个年级又从未说过话的女生呢？
你是怎么认得我的？我问。她只好吞吞吐吐地说，是多次参加过批斗我的全校大会，还在老师的带领下与同学们一起振臂高呼过打倒我的口号。原来如此。我说，低头站在台上被批斗的人自然认不清台下喊口号的人啊。但这也足以证明，当时我那些“罪行”，并未在女同学们心中留下什么不良印象。真如白驹过隙！当我书写这段文字时，40多年已经过去了。我俩经历了多少坎坷，已携手走过了大半生命的历程。

新的武斗开始了

在部队支左小组的协调下，万县地区各县造反派进行了大联合，先后建立了由企业职工为主的战团联合成立的“工人代表大会”，简称工代会；由人民公社社员为主的战团联合成立的“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简称农代会；由学生教师为主的战团联合成立的“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这3个代表大会统一简称为“三代会”。唯万县市还多了一个由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为主的战团联合成立的“职工代表大会”，也就多了一个“职代会”，万县市里就简称为“四代会”。不管是各县的“三代会”或市里的“四代会”，都成了各县市的临时政府，掌了几个月的权。
进入1968年，四川省的造反派内部又分裂成了支持省革筹中两位领导人刘（结挺）、张（西挺）和反对刘、张的两派。此时成渝两地，两派已大打出手。万县地区也不是真空。在成渝两地的影响下，主力军站在了支持刘、张的一边，工造和工总站到了反对刘、张的一边。但万县市这新形成的两派还仅停留在只动口不动手的阶段，由于在去年残酷武斗中用鲜血结成的友谊太过深厚，双方都撕不下脸皮来动武。所以，工造、工总和一些与他们同观点的小组织在“四代会”和地、市革筹中虽然受到排挤，万县市表面上还是风平浪静。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都军区党委（1968）127号文件批准，1968年5月28日，万县地区革命委员会和万县市革命委员会同时在东方红广场召开了盛大的成立大会。革命委员会当时被称为“新生的红色政权”，集文革前党委和政府的权力于一身，实行所谓“一元化领导”，其领导班子由军代表、革命干部代表、群众组织代表组成。地革委的主任是军分区政委高恩堂，主力军的熊道生和赤旗的钟嘉钰作了副主任。革命干部代表刘海青、李煜亭作了副主任，他俩好像是文革前的副专员。市革委的主任是武装部政委赵国瑞，主力军的冯天禄和赤旗的应维忠作了副主任。革命干部代表是原市委副书记王汝章。所谓革命干部代表当然是站在正确路线上的，但在迷信枪杆子的集团里，三方中只有革命干部这一方此时手中无枪，不受重视。
虽然革命委员会是合法政权机构，但许多群众仍暗中称其为“派委会”。这也不过份。初成立时，进入革委会的军队代表和革命干部代表都是支持造反派的，而在群众组织代表中，则是清一色的主力军和赤旗头头。地、市两级革委会是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都军区党委联合审批的，省革筹还排在军区的前面，那些支持刘、张或反对刘、张的组织自然也受到了区别对待，地、市革委会的常委、副主任中虽然也有工造、工总的代表，但这些反对派进入革委会的好像都不是该组织在社会上有影响的头头，他们有能力有气魄的头头都被以各种理由排挤掉了，作为工造、工总这类组织的代表，真进入了革委会的都是些劳动模范之类的老好人，他们的名字，许多人都没记住。
当年，万县地区辖9县1市。地区革委会成立之时，除了一个云阳县外，几乎全都成了主力军的天下。云阳的11.27战团不卖主力军的账，公开加入了反对刘、张的一边，并凭借武力，将云阳县里与主力军、赤旗观点一致的“红云派”赶出了云阳县境。一大批“红云战友”便作为“难民”逃到万县市，住进了主力军的司令部真元堂和紧邻的市招待所。经常在街上游行，不停地在支左小组和主力军总部游说，要求帮助他们打回云阳去。
虽然编辑部内多数主力军和赤旗的成员与我们几个工造去的还是不分彼此，但我们毕竟是工造派过去的，有些会议就不便派我们去采访旁听。
只知道在地、市革委会成立后的第三天，也就是5月31号。以万县市“四代会”和除云阳县之外的8个县的“三代会”，再加上各县市的“文攻武卫指挥部”、野战民兵团等单位的名义联合签署的《就云阳问题的再次声明》就公开发表了。声明中杀气腾腾地宣布，将用武力护送“红云战友”返乡抓革命促生产。而云阳的11.27战团也毫不示弱，早已在县境内的险峻之地筑堡挖壕，厉兵秣马，准备迎战。
6月3日，全地区主力军派的武斗队组成的“野战民兵师”纠集了29个武斗连队4000余名武斗人员，打着“护送‘红云战友’返乡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号，分别从与云阳接壤的巫溪、开县和万县市出兵，向云阳县发动了大举进攻。由万县市进攻的队伍兵分两路，组成了江北和江南两个指挥部，沿长江南北两岸顺流而下，攻击云阳的11.27战团。而展开了文革期间全国罕见的两派在野外大打的攻防战。
在编辑部里，不光是我们工造过去的5个人，就连主力军和赤旗的同事们，都亲见过去年8月份11.27战团冒着酷暑沿江杀上来帮助打击红色派的情景。大家虽然对他们将云阳的主力军和“红云”赶出来也有指责，但一下子集中8县1市的武力去打他们，也觉得不太应该。都说是兄弟阋墙，不大热心。在编辑部内，大家对此都率意批评。就是在外面，也敢含沙射影地地乱说一通。不同看法归不同看法，但报纸还得按上面的意图出。几十年来，人们都被教育得任何时候都知道“民主集中”“顾全大局”了。由于民兵师政治部天天都给编辑部发来最新消息，我们那报纸上也每期都是最新战况。但我们编辑部与云阳《11.27战报》编辑部的联系却一直未曾中断。人手少，我除了编副刊外，每期出报后还一直填写赠阅，即使开打之后，我也从未中断给《11.27战报》编辑部的赠阅。他们的报纸出来了，也坚持给我们寄几份赠阅来，直到他们最后被打出云阳。虽然两张报纸上都杀气腾腾誓不两立，但两个编辑部之间却从未进行互相攻讦。办报人之间都还保持着冷静和一种风度。

未完成的战地采访

大概在7月上旬，一个酷热的中午。向、黄二位总编从民兵师开完会后回到外贸大楼，说头头们对本报当前的工作很不满意：开战这么久了，前线的战斗那么激烈，编辑部就从未派一个人上前线去采访过一次。报纸上刊登的材料都是二手货。还提到去年与红色派厮杀时，任何危险的地方都见得到各个战团的战报记者，迅速地将最生动的情况反映出来，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向总编说，上面决定马上要派出强有力的采访团到前线，就宣布，第一批由黄副总编亲自率领袁顺楷、廖宏伦和我去火线采访，下午就出发去云阳。
中饭后，我们就在办公室呆等，快到15点钟了，民兵师唯一的那辆敞蓬嘎斯吉普车才得空专程来送我们。由于事起仓促，没时间回家，我们4个人不但没带换洗衣服，连牙刷毛巾都没准备。好在那时的人生活简单，去年又都在据点里坚持过，就没将这个人卫生的小事看得太重。只用大信封装了些空白稿笺，便跳上汽车绝尘而去。
记得这民兵师唯一的小车驾驶员姓鲍，外号“包翻车”。灼灼烈日下，在汽车轮渡码头上等了1个多小时，渡船才将我们送到长江南岸，敞蓬的嘎斯吉普终于在通往云阳的公路上飞奔起来。天气很热，太阳烤得车上的金属处处都烫人，连我们吸进来的空气都是热辣辣的。那碎石黄泥公路许久没人维护过，到处都坑坑洼洼，嘶吼着前行的吉普车颠簸得我们坐都坐不稳，但前进的速度却并不快。
当“包翻车”的嘎斯吉普将我们送到邻近云阳的白羊镇时，太阳已经偏西了。白羊镇位于市区东部，距市区大约25公里。从万县市到云阳的公路，当时也就才通到这里，出镇子再顺山路前行，就是云阳的凤鸣区了。
那年头全中国不仅没1辆私家车，公车也不似现在遍地都是，文革前，地区级的党、政机关，公车绝对没上10辆。跨地区的民兵师，也就此1台小车。送罢我们，那位唯一的小车驾驶员连水都不敢停下来喝一口，便马上赶回去接受新任务。
打云阳的武斗开始时，从南岸进攻的指挥部就设在白羊镇。由于战线的推进，指挥部前移，这儿就只留下了负责后勤的“兵站”，管理的人是个戴眼镜的胖子，市里财贸赤旗的一个小头头。大家原本就面熟，也就很随便。没看什么证明介绍信之类的东西，坐在他办公室里喝茶闲聊了一会儿，便到吃晚饭的时间了。他带我们去下面的兵站食堂，就着农家香喷喷的干咸菜和白面馒头喝了一肚子绿豆稀饭。在酷暑季节，这可能是出行在外时最舒服的饮食了。当然没收钱和粮票，这儿又回到了我们去年经历的战时共产主义。
吃完饭，便见夕阳西沉，暮色苍茫。
胖子眼镜将我们领到镇外的白羊中学，又找了个什么人，领我们进了一间大寝室。有4位男教师当着我们的面，在床上收拾了一些随身东西，友好地让出了他们的床铺。我们去外面水塘边简单洗了一下脸脚，就在教师挂着蚊帐的木床上睡了一夜。喝了太多的绿豆稀饭，我半夜起来，见窗外月光如水，听静夜里蛙声如鼓。出得门外，也不知道厕所在那儿，就在墙边方便了。夜空下清风徐徐，独立于静静的校园内，真感受到古人描述的“蛙音乱阶草，帘月渡斜辉”的山村之夜的幽静。很难想象，就在前面不远处，就是为了什么正确路线，双方便血与火以命相搏的战场。
第二天一早，还是到兵站食堂去吃免费的早餐。这时我看见食堂内外，有许多不知从何而来的武装人员或蹲或坐也在吃饭。胖子眼镜说，前面要走山路了，你们没带枪，跟着这个连队一起走会安全些。
我们还没吃完早饭，那些武斗人员已经开始集合列队了。是一个县里某国营厂矿的工人连队，当时好像介绍过，现在怎么都回忆不起来了。100多黝黑劲健的中青年男子汉，在大热天也穿着清一色的劳动布工作服。工人们似乎不怕热，许多人胸前都成X形地挂着黄澄澄的子弹带。这个连队轻重机枪齐全，人人精神抖擞，士气高昂。我听见一阵粗重的报数声后面，突然响起两声清脆的女声。循声望去，队尾果然站着两个背急救箱的姑娘。
连队高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语录歌出发了，我们4个没有武装的人便紧跟其后，离开白羊镇，踏上了那一条未曾完工的公路路基。
记得那天烈日杲杲，太阳毒热。路边一人多高的杂树上，蒙满灰尘的叶子一动也不动，山路上干巴巴地冒着热气。放眼望去，四处的田地里没一个人干活儿，远处农家附近也不见人影，连鸡犬之声也没有，真是田野静悄悄。我们紧跟在急行军的连队后面，不敢掉得太远，怕万一被11.27战团的游击队跳出来抓了俘虏。
沿途山岩上，还能清楚地看到许多用红油漆写成的：“杀上江城去，消灭铁杆保皇红色派”，“坚决与万县市赤旗、主力军团结战斗在一起”。 落款都是云阳11.27战团。这是他们去年夏天，沿这条道路西进时留下的大标语。我们几个就议论：当时11.27们肯定没想到，才不满1年，万县市的主力军又顺着这条路来打他们了！联想到政治斗争的多变，大家都不禁唏嘘。
经过云阳县院庄公社时，队伍没有停下休息，继续前进。毛坯路基在这儿便没有了，我们踏上了一条逶迤的青石板山路。行行复行行，真是又热又累。直到将近中午时分，我们尾随着队伍开进了凤鸣区政府所在的集镇，小地名叫“开莲寺”。镇子里只有一条狭窄的青石板小街，路边放着几桶早就凉了的浓浓酽酽的老荫茶。一声原地休息的口令声响起，队伍便在屋檐下散开。在烈日下负重急行了几十公里的武斗队员们个个都已汗流浃背，他们卸下了身上的武器弹药，坐在清凉的石阶上敞开衣服直喘粗气。还有的青工干脆脱下上衣，赤膊倒在清凉的石阶上散热。我们4个空着手走了半天的人也觉疲累，跟在后面席地而坐抽烟喝水。就连小街两头几个持枪的哨兵，也斜倚着晒不到太阳的墙壁站着，整支队伍都松懈下来了。只有那两位年青的女卫生员没有休息，她俩队前队尾地小跑着替人拿药送水，还蹲着身用针给脚板上打泡的臭脚挑泡，然后小心地涂上药水。那两个以常人眼光看来不过是相貌平平身材娇小的姑娘，此时却使在场的许多人感觉到，美丽和神圣在她俩身上放射着柔和的光辉。
在凤鸣镇上的“兵站”吃过大锅饭，那支武装连队又顶着烈日开拔了。听说对方死守前面不远处的凤凰山，联军久攻不下，便从各县调了许多生力军去支援。这支连队便是增援部队之一。我们几个拿笔的都不想钻进战火纷飞的阵地上去，便在凤鸣镇住了下来。
凤鸣区是一个典型的川东山区小镇，距县城35里。因后面山形似莲花盛开，明代嘉靖中叶，有士人在此地建了一座“开莲寺”。从那时起，镇子所在地便名开莲寺了。但我们没有见到什么寺庙，这古老小镇临街的房子都是那种下半截用砖石上半截用木料的结构，区公所、邮政所、供销社、缝纫店、铁匠铺和食店、旅馆、理发店等等，都排列在一条青石板铺成的窄街两边。晚饭后，家家关门闭户，只有从门窗缝中漏出的光线给没有路灯也少见行人的小街一丝光亮。当年，整个镇子可说是古风盎然。当如今社会上有些人开始讲究吃绿色食品时，凤鸣镇的野生黄蟮便远近闻名了。一个春日的下午，我陪文友善平逛到了云阳，他在县烟草公司的朋友盛情款待，开车带我们去凤鸣吃黄蟮汤锅。此时，距那场战事已过去41年了。饭前我在新镇子的街上转了半个小时，都是水泥楼房贴瓷砖，网吧夜总会洗脚城喧闹异常，我没找到半点当年的影子。
1968年那个夏日的中饭后，我们被安排住进了供销社楼上的招待所。我们休息了一会儿，在黄副总编的带领下，去凤鸣中学开了个短短的座谈会。吃过晚饭，我们在镇边的田地里转了一会儿，天色还未全黑之前，便回到了招待所。
这时，招待所里又来了一个从凤凰山前线下来的宣传队。我在那群活泼的少男少女中看到了李文炳的小妹妹，听她和同学们讲了些前方的见闻。由于大家都很累，时间还很早，便各自回房休息。
不料才睡到半夜，我们都被惶急地叫醒了。
凤鸣指挥部的人紧张地传达前线指挥部的通报，说有一支精悍的11.27小分队已化装渗透过战线，正进入我们后方来开展暗杀破坏活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上面命令：全部非武装人员一律连夜撒回万县市境内去。
此时外面已乱作一团，负责保护大家撤退的武装已在街上大声催促。我们根本弄不清什么情况，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撤退，有多少条枪在保护，就匆匆爬起身来跟着撤退的队伍离开了凤鸣镇。
在沉沉夜色之中，跌跌撞撞地顺着来时的山路一溜小跑。男男女女一大队，真是狼狈夜遁。
天黑路险，跑到院庄公社后，保护的人说是安全了。人们是又累又饿，就在粮库里休息，坐等天明。那粮库里蚊子特别地多。暗淡的灯光下，能看到成群的蚊子结成一团团似乌云一般滚动，发出的声音在静夜里真如雷鸣，大家脱下外衣包住头脸，还一样咬得我们坐立不安。一见东方发白，我们便逃出粮库，一溜小跑回到了白羊镇。装饱肚子，当天就搭车返回了万县市。
《江城战报》的所谓第一次战地采访就此结束。由于编辑部的同人们对这次武斗在精神上不认同，在两个多月攻打云阳的过程中，就再没派人上前线去过。
云阳11.27战团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毕竟是以孤独的1县之力对抗四面围困的8县1市，力量太过悬殊。经过了激烈的战斗，11.27战团据险固守的朝阳、江口、祖师观等重要据点相继沦陷，保卫者伤亡惨重。在激战60多天后，云阳县城旁边的云安镇，长江对面的水磨阵地终于相继失守，县城即将被合围。无奈之下，11.27战团于8月6日被迫撤出了云阳县城，其残部取道无量、桑坪，经巫溪、城口。走小道翻越大巴山，逃往陕西省的安康地区。云阳县境内，11.27战团只剩下一个经历过多次惨烈激战，却顽强坚守的磨盘寨。此时，守军见大势已去，也丧失了斗志，于8月9日被缴械。事后，据地革委1971年9月14日的58号文件记载，在这次攻打云阳的武斗中，双方共死亡1021人。受伤的人必然是死亡人数的几倍，但没有记录，也不可能找得到记录。

赶快另找工作

1968年秋，也就在打下云阳不久，许多人还沉浸在造反派武力强大的梦幻之中时。但在消息灵通的编辑部里，我们已感觉到形势开始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8月30日，地革委、地区“支左“领导小组分别发出《关于贯彻中央“七二四布告的决定》，开绐收缴武器，解散专业武斗队，撤除武斗据点。大概是在9月17日晚上，几乎所有持枪的人都将自己的子弹对空打了个精光。那阵仗，就像许多年后除夕夜放鞭炮一样，大街小巷噼哩叭啦地响个不停。人们都不敢出门，怕被流弹撞上。第二天，许多人都只交了一支空枪。缴枪后进行了清点，全地区收缴各种枪支6133支，子弹10多万发，手榴弹2666枚。据说有不少手枪被藏了下来，后来的几次运动中，都还在清缴。也不知缴尽没有，不过40多年弹指间，当年藏枪的人们，也死的死，老的老了。
许多被打倒的“走资派”开始进入各级革委会，红色派的头头们也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在各级革委会里悄悄地“补台”。本已进入了各级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或因武斗中杀过人、或因家庭政治面貌等问题，也在不声不响地被挤下政治舞台。此时，毛泽东主席又突然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革命小将们都要被赶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赤旗的教师和学生都怨声载道，发些什么鸟尽弓藏之类的牢骚。一直与我关系很好的学生易茂华也不来上班了。《江城战报》虽然还在按时出版，但订户急剧减少。编辑部里除了两位总编外，经常就只有袁顺楷、廖宏伦和我，还有无家可归的那位搞发行的农民老魏在坚守岗位。
我知道，造反派的好日子快结束了。
头头们要负责为我们安排工作的承诺也不可能兑现了。今后的生活怎么办？不否认，我很热爱这份文字工作，但这小报眼看就要寿终正寝了。虽然我还未满23岁，但那时代的人都知道自己考虑自己的未来，从不指望父母和别人。经过一番思考，我决定了：得趁造反派尚未完全失势，尽快利用一切关系赶快找份工作。主意一定，我便有事没事地常往市革委会生产指挥组跑。计划经济时期，任何企业若因生产需要而新增劳动力，都无权自主招工，得打报告一级一级地申请，而最后的决定权，文革前后都在市劳动局，文革期间便在市革委会的生产指挥组。
由于办了这一年多的报，我同革委会里的群众组织代表几乎都熟悉。造反派的头头们都知道自己掌不了多久的权了，多栽花少栽剌，下台前多给别人帮点忙结些善缘的心便很普遍。只要我一开口，他们都热心地给相关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打招呼，让尽快替我安排个合适的工作。但那年头，虽然报刊电台上一直在叫“到处莺歌燕舞”、“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国民经济频临崩溃却是不争的事实。机关和事业单位早已完全瘫痪，人人光拿工资不干事等待着运动后期进行“斗批改”。许多企业也半停半开地在“抓革命，促生产”。没有新的投资，没有新建项目，合适的工作还真不好安排。但我不气馁，天天到生产指挥组的几个办公室去晃，晃了将近1个月，也没见有那个企业打报告要劳动力。
1968年12月初的一天上午，我照例又晃到生产指挥组。谁知一进门，那位姓熊的工作人员就问我：“肥皂厂新增了一台锅炉，打报告要3个司炉工，到肥皂厂烧锅炉，你去不去？”
他脸上的神色很明显，我肯定不会接受这样一个又苦又累又脏的重体力活儿。当时的《江城战报》被称为造反派的翰林院，一个“翰林”怎么会去烧锅炉？
但出乎他意料之外，我毫不犹豫地答应去，并当场要他开了介绍信。
在我离开《江城战报》三、四个月后，这份当年万县地区影响最大的小报便正式停刊了。从1967年10月到1969年4月，它存在了一年半的时间，出了150多期报纸。我本来每期都保存了一份作为纪念，就连离开后的那几期，都专程去取，一张不少。但1974年，当我从看守所出来后，却发现那些报纸全被一位晚辈亲戚拿去糊了他新房的墙。再过了30多年，我在本市古旧市场的地摊上看到了十几份用塑料纸包着的《江城战报》。我想去翻看一下，摊主却不许，说：20块钱1张。
近几十年来，我们这个国度一直认为媒体是“喉舌”是“宣传工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刚20出头的我就在造反派的喉舌里作了1年多的工具，为一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热情地工作了1年多。前些时候，有位没经历过文革的后生在媒体上要一位与他同姓的某名人为文革中所写过的文章忏悔。我看了之后便有些感触。我对那位后生的锐气一向欣赏甚至钦佩，对某名人的作为也不大喜欢，但对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后生提出的忏悔要求，我却并不认为有什么道理。当年发动文革、组织和领导文革的许多人都从未忏悔，他们的“后人”且还在千方百计地掩盖真相强制人们“遗忘”时，你为何不去要求那些人展露真相并进行忏悔，而揪住底层的被卷入者不放？我不知道，在知道了我在文革中的全部经历，知道了如我一样的许多人是怎么样被逼上梁山卷进文革后，还会不会有人也要我忏悔？
法兰西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在《思想录》里有这样一句话：决不忏悔，决不斥责他人。这是迈向智慧的第一步。
我喜欢这句话。

2009-7-6

本文节录自作者正在撰写的第二部长篇回忆录的第四章《已凉天气未寒时》。

《记忆》 ２００９年９月７日第3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