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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作者有没有写完第二部分，或哪位朋友可以找到？
转自 乌有之乡网站
从战争角度看文革
――重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第一部分：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第三次修改稿和征求意见稿）
吕加平
告 读 者
这本题为《从战争角度看文革》的文革研究书稿，初写于1997年5月，当时的副标题是《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为防止和挫败先美后苏两次对华核战争危险的中国国家战略大退却》。2003年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又以《破解文革战略之谜》为题作了补充修改。今年恰逢毛泽东发动文革四十周年、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和文革结束三十周年，根据多方建议和要求，再作第三次修改整理，增补一些新资料予以重写。这是该三稿的第一部分，题为：《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著的立论和观点仅是笔者文革研究的一家之言，因为写作水平有限、研究条件和文革资料欠缺，所以这次可能又没有能够写好，敬请诸位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和不同看法，也欢迎交流、探讨、质疑和反驳。如能够提供有关文革的资料信息和研究条件方面的资助，笔者不胜感谢。
作者2006年1月于湖南邵阳
联系地址：湖南省邵阳市东风路175号省祁剧院吕加平，邮编：422001
电话：0739—5222053，email：jiapin_2@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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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一 笔者曾在北京军区当过兵，退伍后因为在文革前一年与爱人从北京调到湖南，所以有幸在毛泽东的家乡全程参加了贯彻“二十三条”的四清运动和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初期，笔者因向领导提意见、反对中央文革“二·四批示”镇压群众组织“湘江风雷”、反对抢枪武斗和反军乱军、以及反对极左派强行成立派性“革委会”等，不仅被批判斗争，打成“吕加平反党集团”，并被开除公职、监督劳动，而且还被围攻、通辑、多次被捕关押。北京天坛专政营、德外功德林监狱、湖南第一监狱、以及长沙、邵阳和县里的拘留所、看守所等牢狱，笔者都有幸坐享过，有的坐过两次，并还领教过酷刑的滋味，甚至差点被抢枪者开枪打死和在专政营被酷刑整死。
然而笔者尽管在文革中受到种种迫害和冲击，却由于性喜独立思考，认理不认权，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尽量避免人云我云的无主见盲从，所以在文革之初就开始关注和探寻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把中国搞乱的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目的。但是绞尽脑汁琢磨，又翻遍了当时所能读到的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以及有关四清、文革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等，却都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直到1967以后从当时美国的战略重点从欧洲移往亚太扩大针对中国的越南战争、苏联占领捷克并向欧洲发起战略攻势的美苏争霸国际形势中，和从中国既反美帝又反苏修、在大力援越抗美的同时又抵御苏联战争挑衅和核进攻威胁的紧张气氛中，才有些感觉到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很可能与战争有关。他也许是在采用文革这种方式进行一场特殊的战争，而这似乎又与二战前和二战中苏联斯大林进行肃反和实行以弱克强、避免两线作战的抗德防日联英美战略策略有着某种相似的联系。
于是笔者在被下放农村当农民期间开始注意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发展，收集有关二战史的书籍和资料，进行有针对性的对比、分析和思考。1970年2月，笔者根据所知的二战经验、苏德战争教训和中国文革的现实情况，上书给毛泽东和林彪，提出美苏侵华核战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本世纪内不可能发生的分析判断和理由根据，建议中国应从全面备战、准备打仗的准战争状态尽快转到全力进行经济建设的轨道上去，争取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使中国成为世界强国。 不料此信却又给笔者带来了灾祸，不仅被押往“五七干校”专政班监督劳动，而且还因为有人揭发笔者反林彪言行和诬陷笔者是“5·16”要犯而被公检法军管会内判死刑，爱人也受到牵连而被判无期徒刑。正在这危险时刻，突然发生林彪叛逃苏联被摔死在外蒙温都尔汗的“9·13”事件，林彪集团因此覆灭，公检法军管会对笔者夫妇的枪决和终身牢狱才被停止执行，使笔者夫妇和几个月大的幼子幸免于难，逃过一劫。后来北京来人下令平反，恢复工作。
二 在随后几年和文革结束以后，笔者利用业余时间开始钻研二战史，并写出了如《敦刻尔克撤退之谜新解》、《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失误》、《论德国坦克包围战》、《中国抗日战争在二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百团大战得失简评》、《一九四一、四二年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什么特别困难》等一批有独到见解的二战史研究论文。1980年5月，笔者被邀请赴昆明军区出席全国二战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和学术讨论会，并被吸收成为首批会员。其后笔者扩大了研究范围，学习和研究战后冷战史和军事战略学，并且不为当时一边倒的非毛否文革浪潮所左右，也不因在文革中受打击迫害的怨恨而偏见，开始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与美苏争霸和防止核战争有关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探寻毛泽东之所以执意要发动文革的真正原因和战略目的，试图得出自已的看法和结论。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笔者十多年不懈努力地坚持探求，尤其在1995年专门到北京收集资料深入研究战后美苏争霸的冷战史、肯尼迪总统被刺案、越南战争和有关文革史情况后，终于在1997年搞清楚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国际外部起因、国内党内的内部原因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现了他发动文革不为人知的胆略、战略和进行文革的谋略策略与方法，以及最终弄懂了这场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和世界的重大作用、影响和意义。
原来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确实与战争有关，他是在通过文革这种独特的方式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特殊战争，以清除内患、动员全国、全民皆兵、“瞒天过海”、骗过外敌、调整部署、调兵遣将、全面备战、准备打仗，或避免战争。笔者发现，他发动文革有三大目的，即1、以中国国家整体性战略大撤退的方式防止和挫败中国被苏联吞并或被苏美瓜分的危险，以及先美后苏两次要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和核战争的灾难；2、断然同苏共决裂，坚决清除党内要投靠苏联的亲苏派势力和其“联苏战美”路线，使中国和中共脱离苏联阵营，从苏共体系中独立出来；3、走“联美抗苏”的亲美亲西方路线，向美国和西方接近、靠拢和改善关系，使中国走出封闭，并在美苏争霸的世界冷战格局中自成一极。
也就是说，导致毛泽东决心发动文化革命，除了因为党内亲苏派准备投靠苏联实行“联苏战美”路线而必须将此内患予以清除的内部原因外，其外部起因则是美国总统肯尼迪被暗杀和由此引发的美国扩大针对中国的侵越战争。
具体地说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直接外因是美国逐步升级地扩大越南战争和由此引发中国不断加大的援越抗美，而美国扩大越战又是因为肯尼迪总统被暗杀引起的。如果肯尼迪不被暗杀，越南战争就会结束，就没有约翰逊可以登上总统宝座和扩大越战的事情发生，中国就不会对越南进行物资和出兵的援助，于是就不会发生中国会与美国在越南相撞而会发生第二次中美战争甚至核战争的危险，中国党内亲苏派也就难以实行“联苏战美”路线，毛泽东也就不会发动这场为避免核战争灾难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或者说在肯尼迪被暗杀而引发扩大越战后如果毛泽东不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就会被苏联吞并而成为它的殖民地附庸和同美国战争的炮灰，或者会被苏美南北瓜分，或者会遭受先美后苏甚至苏美联手的核战争浩劫，美国也将会失败，苏联则会渔翁得利而夺取世界霸权。
然而也正因为在肯尼迪被刺和发生美国直接参战的越南战争之后，毛泽东在美国很快就要发动对华核战争之前的关键时刻，果断及时地发动了实施国家战略大退却的文革运动，所以才得以挫败党内亲苏派“联苏战美”路线和除毛夺权政变，阻止住了中国会沦为苏联的附庸和炮灰或会被苏美瓜分的厄运，也防止住了中美发生大战和美国对中国发动核战争的危险。不仅救了会被战争和核战争摧毁的中国和越南，而且也救了在与苏联的争霸争斗中必会失败的美国和欧洲；更重要的是使美国在得救后不仅停止了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而且还调动它反过来断然阻止住了苏联进攻在即的大规模侵华常规战争和核战争，在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化敌为友地救了中国。于是先美后苏对中国的两次核战争甚至世界核大战得以避免，中美关系就此开始逐步解冻、接近、改善和友好，中国终于冲破封闭走向世界，并将苏联拖向失败之路。中国也由此脱离了苏联体系独立出来，成为世界一极而与美苏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历史证明，毛泽东通过发动和领导十年文化大革命完全实现了他的这三大战略目标，并且为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地在他逝世后进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和平崛起和实行民主政治改革打好了坚实的内外基础。
三 当笔者从战争角度去探究文革之因而终于获得了以上答案后，感到难以置信，极为震惊，绝对没有想到巳被全面批判和全盘否定得一无是处、绝对是坏的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竟然还会深藏有如此惊人却无人觉察的战略秘密和如此辉煌但无人知晓的丰功伟绩。近十亿中国人民和几百万解放军官兵在毛泽东的亲自统帅指挥下，以“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文革战法，以弱克强地同美苏两大超强核霸打了这样一场如此旷日持久、宏大壮观的防止核战争的世界特大之仗，并以最小的损失赢得了避免核灾难的最大胜利，而中、越、美、欧、苏等所有参战国和世界上所有旁观者竟然不仅在十年文革期间毫不知道毛泽东这是在指挥打防核战争，而且在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后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里仍然浑然不知文革是怎么回事，毛泽东的文革胆略、战略、谋略、战法和军事政治的指挥调度艺术以及保密手段，实在太神奇、太不可思议了。很显然，文革的批判否定者们一定是把浴盆里的洗澡脏水连同洗澡的孩子一起给泼掉了。
于是，为了尊重历史，还毛泽东留下的文革这笔宝贵遗产的本来面目和真正价值，笔者在1997年写出了近十万字的题为《从战争角度重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发动文革：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为避免和挫败先美后苏两次对华核战争危险的中国国家战略大退却》的书稿，和三十一万字与文革外部起因有关的肯尼迪遇刺案的《阴谋与抗争》一书(1998年8月由北京学苑出版社出版)。
笔者向多位将军和不少军事专家请教和探讨，又将该文革初稿先后打印了数百本，分送给了军队和地方的一些毛泽东思想和国际战略的研究部门，不少媒体、老干部、老将军以及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以供他们研究参考。还送给了毛泽东家乡韶山一些单位领导和毛的一些亲属，并作为新婚礼品赠送给了毛泽东之孙毛新宇。
四 笔者在2003年4月初回到北京后，将所收集到的新资料对这部“破解文革战略之謎”的文革初稿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全书增至十四万余字。接着又完成了《阴谋与抗争》一书的续本《拼搏与惨死—肯尼迪1000天总统大事记与被刺之谜解析》的书稿，全书也是十四万多字，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揭示肯尼迪总统被刺真相和因此导致发生越南战争的情况，以此作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外部起因的佐证。
该第二次修改稿完成后笔者又复印了一百多本，给了不少老干部、老将军、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和军队地方相关研究部门的专家和研究者，还给了毛泽东的二儿媳邵华，并又托她转送给毛泽东之女李敏和李娜各一套(包括《拼搏与惨死》书稿)，征求他们的意见。
200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纪念日，笔者在政协礼堂和人大会堂召开纪念会时向与会者散发了约1000份重评文革第二次修改稿的“前言”和“目录”部分，人们大感惊讶，纷纷索要，争相传阅。
五 笔者这次在湖南邵阳写的是第三次修改稿，也是征求意见稿。使笔者感慨的是，从书写初稿到这次三稿算起来前后已有9年时间了，而如果从1967年文革之初的“一月夺权”和“二月逆流”时开始关注和寻找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到现在，已经历时39个年头了。然而这本文革研究的书著现在还只是粗线条地开了个头，可见文革研究的难度之大。
笔者之所以能够找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和他的不为人知的真实战略目的，其关键在于突破了重内因轻外因的中国传统思维模式而从国际外因入手。也就是从外部战争的角度去观察、分析和挖掘，终于发现了由于肯尼迪被刺导致发生针对中国的越南战争和中国援越抗美，是造成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外部起因，以及这个国际外因与当时中共党内的“联苏反美”和“联美抗苏”两种内因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也顺便破解了肯尼迪遇刺案的真相和凶手。因此要想真正搞懂毛泽东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首先要知道越南战争是怎么回事，肯尼迪遇刺与越南战争的关系，以及越南战争与当时中国之间的关系，这次三稿就是从这里开始写起的。
(根据笔者研究破析发现，密谋策划暗杀肯尼迪总统是一起因战略路线分歧而由共和、民主两党中的极右强硬主战派搞的政治谋杀案。肯尼迪主张继续实行遏制苏联的欧洲重点战略，并下令从越南撤军结束针对中国的越战，而极右主战派则坚决主张战略东移于亚太、继续越南战争、遏制中国甚至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他们为了改变肯尼迪的欧洲重点战略而实行亚太重点战略便暗杀了肯尼迪，并立即取消撤军令，急剧扩大针对中国的越南战争。这其中军方和中央情报局的太上皇、共和党人、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是策划这起暗杀事件的总后台；以伪装手段骗取肯尼迪信任的右翼主战派、共和党人、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是直接谋划指挥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一批杀手枪杀肯尼迪的具体组织者、指挥者和实施者，同时也是阻挠执行肯尼迪撤军命令和在肯尼迪死后成为扩大越战的首要人物，越南战争因此被命名为“麦克纳马拉战争”；以肯尼迪总统的鲜血与共和党主战派私下交易而换取总统宝座并下令扩大越南战争的民主党人、副总统约翰逊是他们的助手和帮凶。详情请阅笔者专著、由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阴谋与抗争――肯尼迪总统被刺案起因剖析：猪湾事件》和《拼搏与惨死――肯尼迪1000天总统大事记与被刺之谜解析》)。
六 笔者在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原因和目的的探寻中，也触摸到了一些有关毛泽东社会追求的真实思想。据一位知情者透露，毛泽东下决心搞文革前的1964--1965年期间，有一次同人谈话时问：“你们看这个社会主义能够胜利吗？”在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后他说：“我看你们年青人都没有说实话。依我看，这个社会主义很难胜利……社会主义失败了，中国有几个前途。一个是苏联的路，一个是德国的路，一个是英美西方的路。苏联搞修正主义，德国法西斯，都不好。相比之下，还是英美民主制要好些。”
原来毛泽东对今后中国社会制度的政治民主改革早已心中有数，并指明了必须要予以实行的方向，而他早年就特别崇敬华盛顿和所缔造的使美国迅速发达强大并保障人民权利的自由民主制度，在抗战结束后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一党专制独裁时也力主要在中国实行政治民主制度，可见他的对西方政治民主制度的社会追求前后是一致的，这也使笔者真正明白了毛泽东为什么要坚决发动反对“联苏战美”而一定要“联美抗苏”的文化大革命更深层的原因。而他主张“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多党多派并存和竞争的社会民主结构；最广泛的发动和开展群众运动，允许民众成立团体和组织，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对专制压迫和资本剥削进行“造反有理”的斗争，甚至允许打碎由他亲手建立起来的中共党和国家机器而“踢开党委闹革命”；允许民众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和游行集会自由、工人可以罢工维权等等，并将此写入宪法，都展示出他赞成和追求政治民主和进行制度改革的思想。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向前发展的，毛泽东在世时甚至到了晚年还在创造性地发展他的思想体系。而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不仅在十六大刚结束就去拜谒中共七届二中会址西柏坡，并要求全党全国遵循毛泽东“两个务必”的教导，而且还在200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纪念的中共中央座谈会上强调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的《向往毛泽东》一书第113页）。
第二次修改稿的《前言》
毛泽东一生做过两件大事,一件是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通过武装斗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另一件就是他发动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对于前者,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与他创造和总结的“毛泽东兵法”(亦称“毛子兵法”)举世公认；对于后者,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决议》中已作了全面的批判和全盘的否定。其结论是：“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因此它“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并“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主要是因为“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注1】《决议》对毛泽东发动文革所作全盘否定的结论，使人们都认为毛泽东专制独裁、专断独行，使中国遭受到了空前的大动乱、大灾难、大浩劫，都认为文革使正可大发展的我国经济建设突然停滞、混乱和破坏，使综合国力下降、倒退和削弱，以至延误了宝贵的时间而落后于世界。因此,毛泽东过错、甚至“罪行”也就为世所公认。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16日《通知》开始，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关于开展文革的决定并全面发动红卫兵运动,直到1976年10月毛泽东去世一个月后粉碎由他生前定性为宗派集团“四人帮”的王、江、张、姚“上海帮”反党反革命集团,历时整整十年。在这十年当中,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发动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的三年为最重要。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把这段时间称为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也有人称它为“主体阶段”。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大致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的一次超级大革命。”【注2】
之所以说文革的这第一阶段最为重要,是因为在这三年时间内，尤其1966年8月掀起大规模“造反有理”、“揪斗打倒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红卫兵造反运动以后，毛泽东使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各级领导、组织和政府全面瘫痪，甚至被打倒推翻，使派斗激烈，武斗兴起，全面内战，天下大乱，国民经济从全面停顿瘫痪到全国范围的下降倒退。到1969年4月时,我国整体国力看起来已经削弱到了如文革结束后一些领导人和媒体所宣传的几乎“崩溃“的边缘,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延误。
但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呢?他在全国解放以后曾不遗余力地领导共产党和人民大搞经济建设,甚至不惜以“超英赶美”的左倾冒进去争时间抢速度，并使我国抢先掌握了核武器。可是在1966年我国已经克服了苏联的压力和三年灾害的困难,正在全面实施三届人大所确定的“四化强国”路线而可以使我国经济大发展大起飞的关键时刻，他却不顾党中央一线全体领导的反对，无视全党全国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要求发展经济、尽快使我国强大起来的强烈愿望和干劲，以他独自一人反对全体的最强硬态度和措施，突然发动了一下子把全国搞乱搞弱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延误了宝贵的发展和强大的时间，这是为什么呢?毛泽东这前后判若两人的非常做法,这种逆大好潮流和众人意志的独断专行,又是为什么呢?难道像他这样的伟人连弱了就会挨打、只有强大了才不会受人欺侮这样一个最为简单的常识性道理都不懂吗?
当然不是,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英勇奋斗去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要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他在解放以后如此急切地发展经济,甚至不惜勒紧裤腰带也要搞出原子弹去与美苏双强争个高低等等,都表明毛泽东是一心要使中国尽快强大起来的。这正如胡绳所说的：“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毛泽东是一心想中国富强的” 【注3】
既然这样,那么他发动这场有意使天下大乱,有意压制经济建设,有意不使我国尽快强大的自乱自压自弱式文化大革命,具体地说,即是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其真正的动机和意图又究竟是什么呢?作为一生都在与战争打交道的政治军事战略家,以弱克强“毛泽东兵法”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他这样做,有没有从军事战略、战争谋略和兵家策略战法角度去考虑的因素呢?如果有,他又是为了达到什么军事战略目的呢?其作用、效果和意义又是什么呢?
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文革十年的结论中，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在国内所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作了全盘的否定和斥责，但对于他在保卫国家安全上所作的努力和贡献却是给予了一丝 的肯定和赞扬。《决议》说：“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了正确的对外政策。”
《决议》的这段话所指的应该是苏联在文革期间对我国不断加剧边境武装冲突和战争威胁，并在1969年8月28日要对我国发动一场货真价实的核战争和大规模常规侵略战争，但被毛泽东所提前警觉识破和实际挫败了，终于使这场比文革内乱的破坏损失和牺牲不知要大多少倍的战争和核战争没有发生，使我国免除了一场特大的、甚至可以把中国毁灭的核浩劫而转危为安，并终于实现中美关系改善而使中国开始走出封闭，迈向世界。
既然毛泽东有如此重大的功劳，那么是不是他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经预见到我国必将会面临这场苏联对华核战争的巨大危险，并早已提前作好了防范和避免它发生的计划和部署了呢？如果是，他又是采取什么样的战略谋略和方法策略予以实现的呢？他断然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否正是他为了避免中国遭受核战争和地面入侵的大劫难所必须采取的避战部署和反战行动呢？是否正因为他通过文革方式正确执行了对外政策，所以才顶住和挫败了外敌对中国的核进攻，做到了维护我国安全呢？如果真是这样，那岂不是恰恰证明了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救了中国和中华民族，救了中国的经济和包括千百万知识青年在内的无数人的生命吗？也岂不是说毛泽东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方向路线上的过错，反而是做得很对，非常正确、功德无量、贡献巨大了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文革第一阶段的这点为了避免核灾难而暂时性的并且以后完全可以恢复的破坏、损失和牺牲，比起核战争的破坏损失和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文革前期对经济建设的破坏倒退和延误与中国国家被核战争和外敌大规模入侵所毁灭、经济被摧毁的破坏和再难恢复的损失与倒退相比，更又算得了什么呢？
笔者在文革前曾是一名在北京军区服役的军人,1966年文革开始时正25岁，有幸以一个成熟青年的状态，在北京和毛泽东的家乡湖南全程参加了十年文革，在文革中曾经思考过这些问题，并促使笔者开始自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钻研军事战略。文革结束以后，当1980年全国二战史研究会在昆明军区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时参加了此会，成为首批会员。从那时起,笔者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理性的分析和研究。本文是笔者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历次重大战争的一些经验教训和战略关系，以及美国在肯尼迪被剌后战略东移扩大越战所造成的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新发展对中国的影响和作用，试图从反核战的战争角度,从毛泽东兵法的谋略、战略和策略的兵家战法角度，去重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发动的那场波澜壮阔、震惊世界、并改变中国命运和世界格局的文化大革命。
2003年7月
【注1】、解放军政治学院资料室和解放军报编辑部编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0-29页。长征出版社1981年8月出版
【注2】、【注3】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几位读者对于第二次修改稿的读后感
三位网友的读后感
（1）、我首次知道这样的见解。谢谢！
（2）、吕加平先生：你关于文化革命的起因的假说，只是想象而已。很冒昧地说，我感觉有点胡说八道。文革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主义残余与共产原教旨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文革起因硬与越南联系起来有点牵强附会。祝健康长寿！ 2003.8.16
（3）、你是一只死猪，毛泽东这种暴君你还好意思说他是战略，你早点死吧！
一位军队老干部的读后感：
……粗读一遍，让人感动不已。尽管我脱不了孤陋寡闻，我认为如此评说，您是全球第一人：我几乎没读当代国际上的东西，我敢说，起码说，您是中国如此伟大发现的第一人。这一发现，是发现伟大，伟大发现。无伟大见识不可能有伟大发现。由于您的发现，如果说这一伟人原高3000尺，今后他将是5000尺；这一发现是人类智慧、人类智谋、谋略的最高峰。什么“三国演义”、什么大帝、大征服者（与这位伟人相比）统统都是小小丘陵，有名或无名高地……
您这篇长文引用的史实，我十分信服，它们都极有历史的分量，具有肯定的权威性，因为我亦是这其中的过来人，差不多间接或直接经历过。您的逻辑严谨，像求证一道道几何题一样，丝丝入扣。读后，就文字语言说，我有一个深深的感受是：尽管其中重复的话比比皆是，但绝无罗嗦、多余的感觉，而是步步深入，引人入胜。一个个结论、判断都是加减乘除的和差积商。证明它是科学，不是人的情绪。人可以不信迷信，不信说教，不信强词夺理的宣传，但得信科学。您通篇都是进行的科学论证。我想您讲的科学的历史，历史将来总是要认这个账的！
真理是绝对不可能不招来谬种们的激烈反对的，我想您是会有充分思想准备！即如内心同意您的发现的人，处在今天的大气候，也许还不敢朗声回应的人不少，行为持重的人总是大有人在，他们从不急于表态。我想您已是经历较大风波的人，忍受孤独亦早已百炼成钢了！
因为是粗读，还谈不了许多。我同有关同仁商量，计划复印若干，以让更多的人参予研讨……这里，既祝您把这一命题以及其他重要课题深入再深入，亦礻您多多自我保重，健康愉快！
…… 2003.8.26
从战争角度看文革 (第三次修改稿和征求意见稿)
目 录
第 一 部 分：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一、在越南实行“特种战争”的肯尼迪总统在生命最后时刻突然决定从越南撤军结束越战
二、已下达撤军命令的肯尼迪在达拉斯突然遇刺身亡
三、依靠肯尼迪之死接任总统之位的约翰逊一上台就突然取消肯尼迪撤军令立即向南越增
兵
四、约翰逊政府逐步升级地扩大越战并准备同中国发生第二次美中战争
五、美国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
六、毛泽东说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
七、毛泽东说要打仗了
八、中国有求必应地全力援越抗美
九、美国扩大越战欲打中国和中国无限援越准备应战的战争升级必会导致第二次中美之战
和两国核战争
十、促使美国准备提前对中国发动核战争的更重要原因是苏联对欧洲的趁虚而攻
十一、中国能打赢这场来自美国进攻的核战争吗？
十二、毛泽东知道只有停援撤军退出越战实行战略退却才能避免美国对华核战争的大灾难
十三、毛泽东很难把战略进攻转变为战略退却
十四、刘少奇要联合苏联同美国大战
十五、刘少奇能够接受苏联对于“联苏战美”路线的交换条件吗？
十六、刘少奇可以接受苏共交换条件并且能够做到的原因
十七、如果不是周邓向毛泽东报告和毛不阻止刘去苏 刘少奇的除毛夺权政变早已成功
十八、如果中国实行刘少奇的“联苏战美”路线将会出现怎样的后果？
十九、一系列大难题 毛泽东怎么办？
二十、毛泽东要做到这些“必须”和“不能”的唯一办法只有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
第二部分：毛泽东怎样发动和进行第一阶段文化大革命
内容简介
揭示毛泽东对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战略、谋略、策略和进行过程的预先构思设计和计划部署，以及文革第一阶段战略退却的具体实施情况和挫败两次对华核战争而救了中国越南美国欧洲和美国又反过来救了中国的进展过程。 (待续)
第一部分：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一、在越南搞“特种战争”的肯尼迪总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突然决定从越南撤军结束越战
43岁当选美国总统的约翰·肯尼迪，是美国历史最年轻也是最有作为的总统，是二战结束后在美苏争霸较量的冷战中挫败苏联攻势、扭转美国衰退、使美国振兴起来走向成功的关键人物。他在1000天的任职内在国际问题上做了四件半大事，即：1、入侵古巴吉隆滩（猪湾）；2、处理柏林危机；3、处理古巴导弹危机；4、使美国更深地卷入南越的战争。还有半件大事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坚决下令将美国军队撤出南越，结束越战。
美国插手越南事务始于二战结束后杜鲁门民主党政府支持法国的侵越战争，向法国提供大量战争费用，到1954年5月法军在奠边府失败时，继任的艾森豪威尔共和党政府负担了法国全部军费的80%。1956年法国按照《日内瓦协定》从越南撤军，美国却在南方扶植吴庭艳成为南越总统，派出军事顾问到南越取代法国训练和资助吴军，又成立了《东南亚条约》和《中央条约》组织，组成对付北越、老挝和中国的“遏制墙”，以便分裂越南，阻止南北统一，把南越当成美国反共反华的前哨基地。到1960年年底艾森豪威尔即将下台时，美国对南越吴庭艳政权的军援已达70多亿美元，但此时南越人民武装的游击战争已成燎原之势，打得美国扶植的南越吴军难以招架。
肯尼迪在就任总统之前就已经接受了艾森豪威尔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支持杜勒斯的对越政策。他曾说：“越南是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一块基石”［注1］。“中国的领土是如此之大，就像一个巨大的庞然之物一样，屹立在边境之外。如果南越倒向他们，那将不仅会为他们在马来西亚展开游击战争提供有利的地理位置，而且也会给人们造成深刻的印象，东南亚发展趋势将掌握在中国和共产党人手中。”［注2］因此他对法国总统戴高乐对他说的“不论你花多少人力和财力，你将一步一步陷入无底的军事和政治泥潭里”［注3］的劝告予以拒绝，并在当上总统后入侵古巴事件结束不到一个月，即1961年5月1日，制定了“阻止共产党统治南越”的计划，并于5月5日宣布他将动用美国军队“帮助南越抵抗共产党的压力”［注4］。当年11月1日，肯尼迪向南越派遣100名军事顾问和400名特种部队官兵，以帮助和指导南越军队进行反游击战。这以后肯尼迪决定在南越进行被他称为“灌木林火式战争”的“特种战争”，逐步加强美国兵力与南越人民武装作战，于1962年2月成立了“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负责统一指挥南越吴军和先后抵达南越的美国“特种部队”。到当年年底时，美国派往南越的军事顾问和作战部队已达1.2万人，这里包括13名将领，4500人的特种部队和突击队，1500人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600人的空军。同时又帮助南越建立起了20.5万人的正规军，10万人的民卫队，8.5万人保安队，还提供大量军用装备武器等，仅作战飞机就有370多架。1963年4月初，美国又把太平洋美军主力部队之一第二十五步兵师的一个分队运往南越。
在此期间肯尼迪阅读了一些毛泽东有关游击战争的著作，以求能找出破解以弱胜强人民战争的策略和方法。他常对他的妻子杰奎琳说，毛泽东把军人与人民的关系比作鱼儿与水的关系，多么巧妙。杰奎琳听后哈哈大笑。［注5］
为了切断人民同游击队的鱼水关系，他下令大搞饥饿封锁的“战略村”和灭绝人性的化学毒剂战，并残酷镇压南越佛教徒和广大人民的反抗。在1962年的一年中，吴庭艳已经建立起了计划11000个“战略村”中的4000个，把全国39%的人民集中囚禁在这里，到1963年10月时，美国在南越的军事顾问已从艾森豪威尔时期的648人增至1700余人，特种部队从零增至1.45万人，美国在南越的美军总数已达1.63万人，每天军费开支达150万美元，南越吴军也扩充至38万人，并还得到美国大量的武器装备和资金援助。
然而就在此时，肯尼迪突然决定结束侵越的“特种战争”，把美国军队全部撤出南越，使战争“越南化”。为此他于1963年10月3日下达撤军命令：1963年12月31日以前撤离1000名军事人员，其余人员的撤出将于1965年年底以前完成，彻底结束由美国参与的越南战争。［注6］他又对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不管情况是好是坏”，他将在1965年“停止”越南战争。［注7］为了防止反对者“试图推翻他的这一决定”，他敦促麦克纳马拉立刻向新闻界公开宣布这一决定，并坚决执行撤军命令，使它变成不可更改的事实。10月11月，肯尼迪正式签署了《第236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对从越南撤军的命令赋于了正式的法律效力。［注8］
为了扫除撤军障碍，他又指令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吴庭艳采取极为严厉的态度”，“强迫吴庭艳停止镇压行动，并驱逐吴庭儒。”［注9］在吴庭艳断然拒绝以后，中情局奉肯尼迪总统之令便指使和操纵以杨文明为首的南越军人在11月1日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吴庭艳政权并杀死吴氏兄弟。事后肯尼迪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目前我们将要争取的目标是将美国人撤回家乡，使南越有机会自己保卫自己，就像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注10］
二、已下达撤军命令的肯尼迪突然遇刺身亡
肯尼迪在向南越大量增兵进行“特种战争”两年半以后之所以要下决心从南越撤出全部美国军队而结束这场越南战争，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南越人民剧烈反抗美吴军的清剿和镇压，南方人民武装在北越的支持和支援下越打越勇，力量大增，战果菲然，给吴庭艳军以沉重打击。1962年吴军被毙伤和被俘各5000多人，逃跑和投诚达3.6万人，数以千计的“战略村”被捣毁，有400多万人游行抗议美国侵越和投洒化学毒剂。1963年第一季度被击毙的吴军就达9460人，美军也有不少伤亡。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人民也掀起了反战运动，强烈要求美国军队撤出越南回国。1963年5月23日，纽约人民第一次上街举行抗议的反战游行。西方舆论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侵越已陷入一个“肮脏的泥坑”，“这是一场毫无希望的战争”。
对于吴庭艳军队在南越战场上的严重失败和越南人民更大反抗，以及美国国内反战斗争的兴起，迫使肯尼迪认识到腐败无能的吴庭艳政权不仅是扶不起来的稀泥，而且也会把美国直接拖进战争中去。为此他忿忿地说：“那里的战争赢不了”。“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坚守到那里最终也会得到同样的(撤出越南)结果”。［注11］为此他告戒美国民众说：“美国既不是无所不知，也不是无所不能；我们只占全世界人口的6%，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他94%的人身上；我们不能改善或者加深或者扭转逆境。因此美国不可能解决世界上的每一个问题。”［注12］1963年9月2日他发表公开声明说：“我认为，除非有人民的支持，否则这场战争决不会打赢。”［注13］所以他改弦更张，强调“这是一场越南人的战争，只有他们才是战争的胜利者或失败者，美国可以帮助他们，可以给他们提供装备，派出人员作为顾问，美国所做的事情只是提供援助”。“我们可以通过提供训练和后勤物质的方式援助他们，但却不能参加他们的战争”。［注14］因此他说：“如果越南人打赢了，那好，太棒了。但是如果他们打不赢，我们将去日内瓦，干我们过去在老挝干成的事(成立一个中立政府)。”所以“他无意做出无条件的承诺，断然拒绝批准美军的介入”，［注15］决定在1965年年底从南越撤出全部美军，实行由越南人打越南人的战争“越南化”。
肯尼迪决心从南越撤军结束越战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为了继续贯彻实行对付苏联和华约的欧洲大西洋重点战略。
美国在1953至1960年艾森豪威尔共和党政府八年执政期间，实行的是以核武力量的“多而近”为特征和要么不打、要么打先发制人全面核大战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而苏联赫鲁晓夫实行的是由斯大林开创的、具有“快而远”核反击能力的“火箭空间”战略。这两种不同战略相比较，苏联的核战略占有明显的发展优势。因此美国到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时，不仅在远程导弹和空间技术上已落后于苏联，导致美苏之间出现了“导弹差距”和“空间差距”，而且在经济上也发生了严重的衰退和危机。于是造成恶性循环，使“大规模报复”战略走入了行不通的死胡同，迫使艾森豪威尔政府既不敢打核大战，又不敢打常规小战，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对核武力量日增、核战略攻势日盛的苏联，产生畏惧心理而步步退让，使美国威信大降，脸面丢尽。
肯尼迪是以反对共和党政府错误过时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为竞选旗号在1960年的大选中获胜的。被在1961年1月20日入主白宫以后，以“新边疆”开拓者的勇敢姿态，立即着手改变共和党政府的这条误国误军的错误战略路线，振兴美国经济、科技和军事力量，排除万难，力挽衰退局面。他以“灵活反应”战略取代落后过时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大刀阔斧地革新除旧，采取一系列重视人才、减少失业、加速发展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改善人民生活和健康、压制通货膨胀等有力措施，使美国经济迅速回升。同时又大幅度增加军事预算，在保持“多而近”核优势的同时，又全面追赶苏联的“快而远”核能力，并以超前胆识制定和实施“阿波罗”人类登月计划，以确保美国在核武军备、空间技术和常规军力等各方面对苏联的全面优势。他又反对种族隔离，支持黑人民权运动，建立国际和平队，广获人心，终于鼓舞起了美国的自信心和奋发精神，重树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和威信，使美国摆脱了衰退的困境，并在同苏联争霸的冷战较量中占了上风。不仅在第二次柏林危机时顶住了赫鲁晓夫核战争的挑衅和威胁，更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逼退了赫鲁晓夫嚣张的核攻势气焰，迫使苏联蒙羞认输，受辱退缩，避免了一场一触即发的美苏核大战。
古巴导弹危机以后肯尼迪为了继续压制苏联，防止它恢复过来又对美欧发动新一轮核战略攻势，所以他虽然介入越战，却仍然主张把全球战略重点放在欧洲大西洋地区。他清楚地知道，如果此时进一步卷入越战，不仅战争越打越大使美国力不能胜，国内反战怒火也更难平息，而且很可能会招来中国像援朝抗美一样援越抗美，从而有可能在越南会同中国发生第二次美中战争。更因为此时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并将很快获得成功而成为核国家，因此很可能会发生美中核战争。
肯尼迪很害怕中国拥有核武器，他和智囊团都认为不能让中国成为核国家，为此他在1961年6月就想利用中苏不和来争取苏联共同阻止中国研制原子弹。未能奏效后便于当年9月6日举行代号为“高根1”的对华核战争演习。演习的全过程是：全球美军进入三级戒备状态，两天后即9月8日，美第七舰队进入戒备状态。十二小时后，驻太平洋地区美军接到核攻击命令，台湾的美军基地发射6枚“斗牛士”核导弹，飞向中国大陆预定目标。一小时后驻韩美军紧急动员，地面部队集结三八线，第七舰队舰载攻击机和“大狮星”导弹核潜艇发射的导弹直扑中国的机场、基地、桥梁、通讯设施等。轰炸持续四天，随后美军地面部队攻入朝鲜北部和中国大陆。［注16］ 一个月后，肯尼迪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中国一定会制成原子弹”。“中国有了核弹以后，整个东南亚将被中国吃掉。”肯尼迪指示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对中国发展核武器对美国在东南亚地位的影响作出分析，他确信必须对中国的核威胁加以制止和排斥。
一年以后，即1962年9月11日至12日，也就是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前一个多月，肯尼迪又举行了代号为“高根2”的第二次对华核战争演习：美军设想由朝鲜战争引发亚洲战争，又扩大到了欧洲。美军地面部队对中、朝部队使用战术核武器，全球美军进入一级戒备。然后在北约军队对华约军队发起突袭的同时，驻台美军对中国大陆战略目标实施核打击，攻击三天后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注17］
1963年1月22日，肯尼迪在白宫请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吃饭时再次强调中国拥有核武器的害处，他说：“一个核子中国，将对人类的未来、自由世界和地球上的自由，构成重大威胁。”
当年7月25日，已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认输的赫鲁晓夫同意与肯尼迪达成企图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的禁核协定，而肯尼迪更希望同苏联合作用“军事行动”对付中国的核发展。为此麦克纳马拉建议：“一项最可行的方法就是空袭位于中国西部边陲地区的核武设施”，或者美苏合作对中国大陆进行先发制人的核子攻击。具体计划是：一架苏联轰炸机和一架美国轰炸机，一起飞到罗布泊上空各投下一枚炸弹，其中有一枚是核弹。
但是这项摧毁中国核基地的计划由于过于冒险，而且苏联也没有同意，所以肯尼迪未敢冒然行动。更重要的是此时肯尼迪对美国有能力在世界上同时进行“两个半战争”的理论，即美国同时在欧洲和亚洲同苏联和中国各打一场核大战和又在局部地区如越南或朝鲜打半场战争的理论已经产生了怀疑。这是因为他看到美国在南越战场胜利无望，如果再要去同也将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大打，甚至打核战争，美国不仅更加无力胜任，而且因为要把主要力量集中于亚太对付越南和中国，就会使美国被拖住和削弱，造成西线欧洲空虚。这将大大有利于苏联得到喘息，恢复过来，东山再起，向欧洲发起新的强大攻势，迫使美国又要同苏联打核战争，于是就会使美国造成腹背受敌、两线作战、内外交困的被动局面。为了避免出现这种顾此失彼、两头失塌的失败危机，所以肯尼迪决定放弃“两个半战争”理论而转变为只同苏联打一场核战争的“一个战争”理论，明智地选择了转兵西向之路，下令从越南撤军而仍然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
肯尼迪从越南撤军的命令已经在10月2日下达并于10月11日生效，他也巳命令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公开宣布并立即执行。为了落实撤军方案，他又在11月18日派遣助手福雷斯特前往东南亚去作彻底的实地检查。
但是恰恰就在肯尼迪总统已经抬起撤军之腿并已经跨出撤军门槛而刚要落地还没有落地的关键时刻，也就是在肯尼迪派助手去实地检查撤军方案实施情况的第三天，即1963年11月22日，他在由副总统约翰逊陪同访问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小城时突然被埋伏在多个伏击点的枪手射中头部而身亡。
三、依靠肯尼迪之死接任总统的约翰逊一上台就突然取消肯尼迪撤军令而立即向南越增兵
肯尼迪总统的突然遇刺，立即引起了美国的举国震惊和哀痛，也引起了世界的震动和悲伤，人们纷纷在问是谁暗杀了肯尼迪总统？为什么要杀害他？强烈要求追捕凶手，查明真相，予以严惩。而肯尼迪的突然离世，使他未能亲手实施结束越战的撤军计划，没有亲眼看到美军官兵撤离越南回到美国家乡的欢乐情景，这也就成了他遗恨终身的半件未竟之事。
但是如果肯尼迪还活着的话，使他绝对不会想到的是，因他被杀而在当夜接任总统之职的原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在就职48小时后一反肯尼迪把欧洲大西洋作为战略重点而退出越战转兵西向的方针，不仅紧急宣布立即终止和取消肯尼迪从越南撤军的计划和命令，而且反而下令对西贡军政府加大军事援助。到1964年初时，美国向南越增派去了更多的美国部队和武器装备，美国军事顾问被派到南越政权的县、营级，并还提供直升飞机的战斗支援。
接着，约翰逊任命威斯特摩兰为侵越美军总司令，又根据继续担任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的建议，在1964年5月制定了将战争扩大而推向北越以阻止其援助南方游击队的具体计划。为达此目的，约翰逊政府在8月2日制造了美国驱逐舰“遭北越攻击”而迫使美军进行“反击”的所谓“北部湾事件”(根据最近媒体最近揭露，此事件根本没有发生，纯属当时美国政府为了侵犯北越所编造出来的谎言)，并以此为借口在8月5日出动大批飞机疯狂轰炸扫射北越的鸿基、禄昭、福利、广利等四个鱼雷快艇基地和油库。麦克纳马拉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兵力，把攻击航母特混群调到西太平洋，把截击机和战斗轰炸机调到南越，把战斗机调到泰国，又把反潜特种部队调到南中国海，美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进入警戒状态。此时，调到越南的美军人数已从肯尼迪被刺前的1.63万人增加到8万多人，平均每月几乎增加1万人。
过了5天，美国对北越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连续轰炸，美国民众对于扩大越战的支持率由42%一下子提高到72%，约翰逊在美国民众如此巨大的支持下又向南越增派了7000多名军事顾问。接着美国政府宣布将肯尼迪的“特种战争”转变为“局部战争”，并将侵越战争继续升级。
1965年初，在美国的要求下，韩、菲、泰和台湾都派军队参加越战，澳大利亚也建立了应急支援基地。3月8日，美国第一支3500人的整编制战斗部队在南越舰港登陆参战。4月初，又把在太平洋的美军主力部队第二十五步兵师的一个分队运往南越。6月8日，美国公开宣布美军直接参加越战，为时十年由美国直接参战的越南战争就此正式开始，使这场“代理人战争”变成了“美国的战争”，甚至被命名为“麦克纳马拉战争”。
四、约翰逊政府扩大越战并准备同中国一战
肯尼迪生前要坚决撤军结束越战，最主要的原之一是害怕如果扩大这场战争很可能会引起中国援越抗美，甚至中国可能会出兵参战，这就会引起美中在越南战场上直接相撞而发生继朝鲜战争之后的第二次美中战争，而这场美中战争很可能会迫使美国承担使用核武器的巨大风险。这正如麦克纳马拉在事后所写的回忆录《回顾》一书中所说的：当时政府“成员们的计划中提到了从战争到核战争升级的问题，在考虑美国在越南的行动中，……这一风险表现在，美国在印度支那半岛的军事行动将会导致中国或苏联的地面或空军部队与美军进行直接的对抗――无论使用常规武器或是核武器，无论在亚洲或是在世界上其他地区”。［注18］
也就是这种风险主要在于，美国要打败参战援越的中国，根据朝鲜战争的教训，使用常规武器的常规战争肯定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只有使用核武器才能置中国于死地。而当时还没有原子弹的中国在美国将要核攻击的逼迫和刺激下，很可能会提前制造出核武器来向美国进行核回击，或者可能会要求苏联对美国实施核反击的支援，或者苏联有可能利用中国把美国的主要力量拖住在越南和亚洲而造成欧洲薄弱之际趁虚而攻，对欧美发起比古巴导弹危机更加凶猛厉害的核武攻势和地面进攻，从而造成中苏合作东西出击，使美国陷于两头受敌、腹背夹击而又无法抽兵西向对付苏联西进的危难之中。所以肯尼迪把扩大越战会引起如此严重后果的担心放在了头等重要的位置，不仅不敢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并且为了防止发生这种可怕危局，毅然决定撤出越南，不予再战，以避免在越南与中国相撞开打甚至打核战争而顾此失彼，两头打塌。
但是继任总统的约翰逊在肯尼迪被害后才两天却就改变了他的欧洲重点战略，立即终止和取消了他生前的从越南撤军计划和命令，不仅向南越增派更多的军队直接介入和扩大战争，而且还有意要挑衅和侵犯中国，挑起中国出兵援越，准备与中国在越南一战。
1963年12月13日，也就是在肯尼迪遇剌后二十天，约翰逊政府就对中国露出了凶相。这一天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在旧金山联邦俱乐部就美国的对华政策发表演说，希尔斯曼的讲话是约翰逊政府上台后在对华政策方面的首次政策性文件。中国外交部获悉后于12月26日在新编印的《新情况》上以《美国对华政策新诠一对希尔斯曼12月13日演说的几点看法》为题作了刊登和分析。外交部的文章指出：希尔斯曼认为：“1、中国是一个‘敌视西方、威胁邻国的激烈的敌对力量’，美国在远东面临的‘最大麻烦’的问题就是中国；2、中国坚持革命路线，已达到危险的程度，但不会轻易冒险；3、中国的政权和领导巩固，目前看不到会改变对外政策和对美政策。”希尔斯曼又说：“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1、美国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要中国不对‘自由世界和邻国进行颠覆或发动侵略’，这需要在中国周围建立一个包围圈来‘遏制’中国；2、要中国接受‘两个中国’的局面，以此作为改善中美关系的条件；3、继续执行不承认中国和对中国大陆‘禁运政策’”等等。［注19］
1964年8月5月，美国以制造“北部湾事件”的谎言为借口开始对北越进行大规模轰炸。到1965年2月上旬，美国又实施“滚雷行动”，出动更多的空军连续大规模轰炸北越，并在3月8日派出战斗部队登陆岘港参战。但麦克纳马拉却认为：“空中轰炸仅能减缓北越的支援，而不能切断这种支援，最好的办法是出兵从北越登陆，占领河内，彻底摧毁北越基地。”为此他多次向约翰逊总统提出实施这个北侵计划，就像“麦克阿瑟当年在朝鲜战场危急关头，果断派兵从仁川登陆切断金日成部队的后勤补给，南北夹击几十万朝鲜军队，并迅速向三八线推进的情形。”以及“1945年9月23日，法军军舰运载两万军队在北越海防登陆，不久进入河内，把刚刚宣布成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官员赶到越北山区的情景。”［注20］
这个登陆北越的北侵计划立刻引起了美国朝野的担忧，他们认为此举会促使中国像朝鲜战争时出兵参战一样又会出兵援越而发生第二次美中战争。一些美国高级将领们也认为：“只要美国军队接近越中边境，肯定会引起中国的干预”。［注21］前美国国务院顾问汉斯·摩根索在4月8日的《纽约时报》上也撰文认为：“美国试图在外围对中国实行军事遏制，结果必然会导致中美战争。那时美国的核力量和海空优势不会起决定性作用，势必要派几百万地面部队到亚洲去。”［注22］
但是得到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有力支持的、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中央情报局为主力的军方强硬主战派却认为，美国的力量已今非昔比，而且苏联并不完全站在中国一边，中国也还没有核武器，美国应该在越南坚持打下去。为了阻止中国援越，甚至不惜与其一战，将其遏制。美国参议员盖耳•麦吉在国会发言时说：“战后同苏联经过多次较量才使它受到遏制，现在(反美)的指挥中心已经转移到北京。”［注23］美国陆军的军事权威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哪怕是中国以最大的力量打击我们，我们也能在南越和老挝打赢一场朝鲜式的战争。”他要求“对北越进行坞的大规模轰炸(包括工业目标)，并以海军和陆军炮击辅助空中轰炸。”［注24］“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华尔特·李普曼也著文说：“根据所谓多米诺骨牌的理论，如果美国在同中国共产主义对抗的时候显示自己是一只纸老虎，而不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就会丧失亚洲各国对尊敬和支持。”［注25］
对于这些好战的意见，约翰逊总统不仅表示同意和支持，而且也强调要对付中国势力南下而不惜同中国开战，为此他在1965年5月的檀香山军政头目会议上说：如果不打败越南方势力，“中国的势力、苏俄的势力势必南下，共产党国家的军事力量就可能控制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要道—马六甲海峡，美利坚合众国在东南亚的利益将蒙受重大损失。到那里再下决心与共产党争夺，调整军事部署，对付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对付苏俄在亚太地区的进攻性策略，就为时太晚了。”［注26］于是美国军方专门制定了登陆北越的入侵计划，而在约翰逊宣布美国直接出兵参战的第9天，即1965年6月17日，伦敦《每日快报》透露：“这项计划将重复朝鲜战争期间麦克阿瑟的做法，当时麦克阿瑟将军决定仁川登陆，截断北朝鲜的通路……对于这次计划，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得到了美国参谋长的支持，而且已经提交约翰逊总统。”［注27］
五、美国准备对中国发动核战争
然而更严重的是，约翰逊政府也像他的前任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一样，准备对中国和越南发动核战争。
早在中共刚刚建国后的朝鲜战争中，美国就想对朝鲜和新中国发动核攻击。1950年10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援助朝鲜的中国志愿军打退，为挽救失败，麦克阿瑟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允许把战争急剧升级，包括封锁和轰炸中国大陆，并沿鸭绿江南岸的朝中边界设置一道“放射线带”。他扬言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甚至表示准备以此核攻击引发同苏联的战争。美国海军少将莱勃也向参联会要求“以原子弹的可能使用作为阻滞中国军队干涉和掩护美国军队从朝鲜撤离的一种手段”。11月30日，也就是战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朝鲜秋津水库向志愿军投降之日，杜鲁门总统召开紧急会议宣称：在朝鲜战场上“对原子弹的使用已经给予积极的考虑”。12月6日，志愿军解放平壤并把战线推进到三八线，杜鲁门立即批准将原子弹装运到一艘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海域的航空母舰上，随时准备在朝鲜使用，美国轰炸机还对平壤发动了模拟核袭击演习。1951年1月1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总统提交要求对中国实施原子弹攻击的计划。美国在当年已用可以发射“马克－－4”型和“W－19”型战术核武器的280毫米榴弹炮大量装备部队，并准备将它用于朝鲜战场。1952年11月，杜鲁门总统表示：“我们准备封锁从朝鲜边界到印度支那半岛的中国海洋。我们准备用各种手段摧毁满洲的每一个军事基地，包括潜艇基地。如果还有进一步的干涉，我们在必要时摧毁中国的任何港口和城市。”
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1月20日接任总统后，便在2月11日同意参联会关于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建议。他指出：“在朝鲜，只要需要，就使用核武器”。5月6日，他在一次国家安全秘密会议上还亲自选定在朝鲜境内进行原子弹突击的具体目标，并接受莱德尔将军的建议，认为可以考虑在开城地区使用战术原子弹。5月19日，参联会制定并由艾森豪威尔同意的“奥普兰8－52核作战秘密计划”，准备把朝鲜战争升级为核战争，并指示把此决定通知到战区各级指挥官。［注28］
第二天，国安会讨论了如果中共不接受战俘协议，就决定“针对中国和满洲采取空中和海上军事行动，其中包括在战略上和战术上广泛使用原子弹。”这次升级行动以海上封锁中国港口为开端，然后逐渐扩大到对大陆的核轰炸，其目的是为了“取得最大的突然性和最大的心理影响”。［注29］
美国除在朝鲜战争中准备对中朝使用核武器，也准备对中国的援越抗法战争进行核打击。1954年3月，美国为了帮助法国阻止越南人民军的胜利，打击中国援越，陆军参谋部曾准备实施代号为“秃鹰行动”的秘密核作战计划，即在黎明时分由海军航母战斗机投掷2至6枚3.1万吨级的原子弹取得优势。为此美国陆军情报局对在越南境内使用核武器所要打击的目标进行了精心的研究，并分析了诱发中国进行干预而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可能性。部署在越南海域的美国海军航母此时也己经全部装载了原子弹，随时准备派飞机把原子弹投向北越和中国。［注30］
同年5月，中国针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武装行动对金门、马祖两岛进行炮击，美国参联会以及雷德福海军上将及空军和海军参谋长们立即要求总统下令向中国大规模投掷核武器进行报复，并派美军进驻金马。1955年3月，美蒋担心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后会进一步解放金、马和台湾，美国决定不惜采取使用原子弹在内的一切打击手段予以阻止。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还在3月10日表示：美国已经作好了对中国进行原子打击的准备，并说：“我们将不得使用原子武器，只有它们才能有效地对付大陆的机场。”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尼克松副总统也暗示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卡尔内海军上将甚至公开透露美国已经拟定好的一个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核攻击的计划，而国务卿杜勒斯和他的高级顾问以及他的弟弟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提出，只要解放军进攻金、马，美国就在台湾部署核武器，并使用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就马上对中国进行全面进攻，封锁整个中国沿海，摧毁中国能源、交通铁路线。［注31］
1957年上半年，台湾海峡发生了第二次金、马危机，美国又一次准备对中国动用核武器，不仅在台湾部署了“斗牛士”导弹，还向韩国派遣了装备有核武器的作战部队，中国首次受到美国战术核武器的具体威胁。9月2日，杜勒斯和参联会又要求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艾森豪威尔批准一份对华使用核武器可能性的绝密文件，并在台湾海峡和亚太地区进行了美国战后最大的一次兵力集结。杜勒斯在总统授权下于9月4日发表声明称：“美国有条约义务来帮助保卫台湾”。9月6日，美国向台湾提供了能发射核弹头的8英寸榴弹炮，参联会甚至要求总统授权第七舰队可以下令对中国大陆进行核攻击的权力。
如前所述，肯尼迪上台卷入越南战争后为阻止中国南下，也准备对中国和越南发动核战争。他曾说：“我们完全不能想像中国拥有核力量后，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中国确实很危险，禁核条约若能真的阻止中国成为核武国家，则这个条约是不错的。我们确实在不能让中国拥有核武器，禁核条约必须对中国有严重影响，这很重要。”因此他不仅和苏英搞了个三国禁核条约，而且分别在1961年9月6日和1962年9月举行过代号为“高根1”号和“高根2”号的两次对华核战争演习，还企图同苏联合作摧毁中国的核武设施和基地，只是因为他要继续实施对付苏联的欧洲战略重点而只得作罢。
现在又轮到取代肯尼迪的约翰逊了，他当上总统扩大越战后，也想靠核武器取胜。1964年3月，也就是约翰逊在他刚上台以后才四个月，他就批准美国军事指挥官在四种紧急情况下不经总统同意就可以自行决定使用核武器的秘密指令。这项被列为最高机密的指令，是麦克纳马拉根据《邦迪备忘录》作出的，并得到约翰逊总统的批准。这四种紧急情况是：1、美国将遭到从空中到太空发动的核攻击；2、美国即将遭到来自海上的飞弹袭击；3、美国在遭到核攻击后不得不采取攻击行动；4、派驻海上或国外的美军遭到重大攻击行动［注32］这也表明美国早就做好了一旦中国拥有核武器并对美国构成核反击威胁时就要对中国发动核打击的准备了，而且将领们不经总统批准、或与总统联络不上时就可以自行决定这种核攻击。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试爆成功原子弹，这使得美国更想摧毁中国的核力量。美国保守派领导人威廉·马克莱在1965年1月和6月两次要求约翰逊总统全面摧毁中国的核武力量，甚至台湾国民党的蒋介石、宋美龄和行政院长严家淦也呼吁美国使用核武器摧毁中国的核设施。麦克纳马拉和参联会、威斯特摩兰以及许多主张核武器取胜的人更是积极地向总统建议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打一场核战争，其间还要对中越使用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正如麦克纳马拉所说的：“如果中国在越南或朝鲜参战，如果美国的损失非常巨大而常规战争不能达成预期的目的时”，美国“肯定会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放射性武器、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的。”
他们提出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第一个方案是：随着越战的扩大和美中战争的发生，美国在将要坚持不住的关键时刻，对中国援越军队和中国本土正在研制原子弹的核基地等重要战略目标、政经中心、人口密集区等投掷或发射大批大当量的核弹。同时使用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大量杀伤中越军队主力，一举把中国打成瘫痪，然后平息美国国内反战内乱，并回师援欧抗苏；
第二个方案是：在老挝边境一带用三至四个师进行封锁，并用战术核武器炸出一个“核化地带”来，阻止中国援越军队南下；或者对北越进行有控制有选择的核轰炸，以打击中越军队，对中越中老边界通道进行核封锁，阻断中国援越。与此同时，对中国境内正在进行核发展的核武基地，核设施、核仓库等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轰炸，将中国还未研制成功或刚刚获得成功的核武力量一举摧毁摘除，扼死在“摇篮里”。
由于这个核战争计划得到约翰逊总统的支持，所以痴迷于艾森豪威尔“大规模报复”战略而热衷打核战争的麦克纳马拉这时大肆鼓吹战争会进一步升级，承认要爆发核大战，并说美国在这场核大战中准备死亡1.5亿人，中国、越南要死多少人就可想而知了。［注33］
为了进一步扩大针对中国的侵越战争，实现同中国开战、甚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计划，约翰逊在1965年6月8日宣布美国直接出兵参战以后，主张对中国先来点挑衅性的“毛毛雨”，然后逐步升级，诱使中国反击而找到对中国动武的借口。于是便在1965年7月11月开始派飞机侵犯中国云南领空，在越南的轰炸地区也不断向中国边境方向北移，同时对中越边境、海南岛沿岸和北部湾中国南部沿海的侦察、“游猎”活动和“擦边”武装挑衅事件骤增。为了准备出兵入侵北越和准备同中国交战和打核战，约翰逊于7月27日作出了“在东南亚进行更大的战争”的决定，并更多地向越南增兵，到1965年年底时，侵越美军已从1964年年中的8.1万人，猛增至18.43万人。
1966年1月，美国进一步把主要军事力量从欧洲大西洋地区转到亚洲太平洋地区，把战争矛头直指中国。这正如美国《幸福》杂志在《太平洋的战略》一文中所说的：“若干月来，美国正在以变得几乎惊人的规模把它的军事部队中的主要力量从大西洋地区转移到太平洋。美国的军事机构从一个面对俄国的、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中心的战略，正在转变为一个面对中国的、以夏威夷为中心的战略。”“紧急调往太平洋的部队在大多数方面比十年多来美国为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在欧洲保持的部队强大得多。”美国希望日本扩军备战，“最理想的是，在若干年内，日本连同南朝鲜、台湾、泰国和南海的英联邦伙伴在东北部结成一个重要的弧形，成为对赤色中国周围形成的新月形遏制圈。”［注34］
刚过两个月，即1966年3月，约翰逊下令对北越的轰炸进一步升级。5月，美国开始直接向中国打上门来，派战机击落一架中国飞机。8月，美国战斗机又炸沉炸伤中国货船各一艘，炸死中国船员9人，炸伤7人，而且美国轰炸机对位于河内市区的中国大使馆也发射了空对地导弹。到1966年底时，侵越美军已由1965年的18.43万人，猛增至38.35万人，平均每月增加超过1.6万人，而也正是这一年毛泽东在中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六、毛泽东说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
中国始终在密切注视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和对越战争的发展动向。对于肯尼迪上台后向南越增兵搞反游击战的“特种战争”，人民游击战争的创造者毛泽东是很注意的。以后他曾对斯诺说：肯尼迪“提出特种战争、局部战争，就是对付这个的。有消息说，他也看我写的文章，这可能是真的”。［注35］
毛泽东对肯尼迪在1963年10月下令从越南撤军和为了扫除撤军障碍在11月1日策动杀掉吴庭艳兄弟的政变，也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应该是欢迎的。
但在即将结束越战的关键时刻肯尼迪突然被暗杀，这是毛泽东和所有的中国领导人都是没有想到而极感突然和震惊的，因为这个突变将关系到肯尼迪的继任者是继续贯彻实行肯尼迪停止越战的决策呢还是相反，而这将决定中国的安与危，毛泽东和所有中国领导人都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然而不幸的是，依靠肯尼迪的死才得以继任的约翰逊政府却是反其道行之，不仅背弃肯尼迪的撤军计划和命令而急剧向越南大量增兵并轰炸北越，扩大越南战争，而且还把战争矛头直指中国，甚至准备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这使中国受到了美国进攻、尤其发动核战争的严重威胁和巨大危险，不能不引起毛泽东最大的重视和忧虑。
其实，还在肯尼迪上台后不久为了阻止中国“南下”而向南越增兵搞“特种战争”时起，毛泽东就不安起来。以后肯尼迪两次举行对华核战演习，又和苏英签订了意在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的三国禁核条约，还策划准备由美国单独派战略轰炸机或同苏联一道各派轰炸机联手摧毁中国西部核试验基地，使毛泽东对美国要对中国发动战争甚至核战争的预感越发强烈起来。而当时中国经济落后，还没有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尤其还没有研制成功原子弹，这无疑加剧了毛泽东对中国安全的担忧。他再三考虑后认为有备无患，应该防患于未然，对以后可能会发生的战争和核战争要做好打的准备。尤其一定要尽快造出原子弹来，否则对美国的核攻击将只有挨打被毁的份儿而毫无回手之力。这正如他在1955年作出中国搞原子弹的战略决策时所说的：“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在肯尼迪遇刺前两个月，即1963年9月，他在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时批语中说的：“如果不在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注36］而在此前不久的8月29日，他曾指示国家计委和国防工委关于1964年国防工业的主要任务是继续以“两弹”为中心，保证原子工业和导弹的研制和生产。［注37］
正在这时，美国总统肯尼迪突然在1963年10月3月下令从越南撤军。肯尼迪这个结束美国参与的越南战争而可以避免发生美中战争的选择和决定，对毛泽东和中国来说当然是个好消息。
不料好景不长，一个多月后肯尼迪又突然遇刺而使国际风云突变，继任者约翰逊立即改变肯尼迪的欧洲战略重点而扩大针对中国的越南战争，这使毛泽东顿时紧张起来，对战争的准备之事也更重视起来。他在希尔斯曼发表敌视和包围遏制中国的演说后第三天，即1963年12月16日，对负责“两弹”的副总理兼国家科委副主任聂荣臻元帅说：“军事上除进攻武器外，要注意防御问题的研究，也许我们将来在作战中主要是防御。进攻武器，比原子弹的数量我们比不赢人家。战争历来都需要攻防两手，筑城、挖山洞都是防嘛。我们准备做一些蠢事，要搞地下工厂、地下铁道，逐年地搞。”［注38］对于希尔斯曼的演说，他在12月28日给刘少奇、邓小平、外交部和外事办的批语中指示要对美国的反华政策“采取攻势”，［注39］又在1964提1月12日在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斗争的谈话中指出：“美帝国主义手里的原子弹、氢弹，是吓不倒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
毛泽东这时对尽快研制出原子弹特别重视。1964年1月17日他在接见外国记者和专家时非常自信地说：“现在他们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现在原子弹还没有爆炸，但是总有一天要爆炸的。”［注40］
1964年6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十三陵会议上专门谈到了军事问题，要全党作好备战工作。他提出：“要准备打仗，打起仗来不要慌张，打原子弹也不要慌张；帝国主义不要怕，越怕越被动，有了准备，就不怕；我们要有准备，打起仗来靠中国顶住，靠修正主义(指苏联)是不行的；敌人打进来，我们就可以打出去了，要抓民兵工作，只靠解放军不够，不但要搞文，还要搞武，要制造枪；各级地方组织也要抓军事。”［注41］
但是毛泽东知道中国更需要和平。他在1964年6月23日同智利友人谈话时表示：“打仗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要进行建设，打仗会把我们进行的建设打烂了。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注42］所以他对约翰逊如果能像肯尼迪一样从越南撤军而避免再次发生中美战争抱有希望。7月9日，他对法国外宾说：“现在法国人在教训美国人，叫美国接受法国的教训，不要在越南打仗了：‘我们法国人失败了，你们美国人要打，也要像我们一样失败的。’美国大概会接受法国的教训，已经打了三年打不赢，再打下去也不行，它不走是不行的。”［注43］
然而与毛泽东的希望相反的是，美国不仅没有撤军，反而更大的增兵扩战，此时派往越南的美国军队也已达到8.1万人，而且还在8月2日制造了“北部湾事件”。美国国会授权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击败对美国的任何武装袭击，约翰逊便于8月5日开始大规模轰炸北越。中国政府对美国把战争推向北越的侵略行径于8月6日发表了严厉谴责的声明。
七、毛泽东说要打仗了
“北部湾事件”是美国把越南战争从“特种战争”扩大到“局部战争”的转折点，如果美国对北越继续升级地轰炸下去，就可能会袭击和轰炸中国，由此很可能会引发中国抗击美国侵略的中美战争，这迫使中国不得不做要打仗的实际准备了。毛泽东深知此事件发展下去的这种严重后果，所以在中国政府的声明稿上批语道：“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注44］
“北部湾事件”以后战争形势开始紧张起来，中国对越南的抗美援助和反美侵华的备战工作也加紧起来。毛泽东在批语“要打仗了”后仅过6天，即1964年8月12日，又对解放军总参谋部提交的《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作出了“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落实”的批语，并责成国务院组成由李富春为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为副组长等13人的专案组予以实施落实。9月21日，毛泽东又在周恩来要求立即准备进行核试爆的报告上作了“已阅，拟即办”的批示。［注45］10月16日，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核武器，打破了美苏的核垄断，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核国家。
与此同时，为了应付未来战争和核战争的危险，三线建设也加紧开展起来。1964年中共中央在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原先决定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突出位置，被称为“吃穿用计划”，但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扩大，中国领导层马上改变了这一计划。毛泽东从存在新的世界战争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在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要把全国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因此决定搞三线建设，要准备打仗。”6月29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弹道式地对空导弹试制成功，7月9日和11日又发射两枚，使全程试验圆满成功。
接着，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又指出：“要准备美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业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搬到内地去。各省都要搬家，而且学校、科学院、设计院也要搬家。成昆、川黔、滇黔三条铁路要抓紧时间修好，铁轨不够，可以拆其他线路的。”“为了防止外敌突然袭击，要改变我国工业和国防建设不合理布局。” ［注46］
10月18日，即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的第三天，中共广东省委对于在美国目前积极扩大对北越侵略战争情况下广东省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向中南局并中央作了报告，该报告提出加速地方军事工业、国防公路和通讯的建设，把前沿工业内迁到三线，做好物资仓储工作，加速农业、山区经济和文教卫的建设等。毛泽东立即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罗瑞卿，要求各省“也都讨论一下自己的三线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极”。［注47］
11月12日，毛泽东在关于中央军委抓战备落实、修改全军作战计划的报告上批语道：“少奇、小平、彭真同志：此件可一阅，这是件大事。请你们注意军事，不要把它忘了。” ［注48］可见毛泽东对备战、作战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可见刘、邓、彭在毛泽东批语以前几乎把这件备战、打仗的大事给忘了。
为了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尽快增强国力军力，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会，确立了“四化强国”建设路线。而这时随着越南战争向北推移，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威胁越加严重起来。1965年2月18日，麦克纳马拉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词时说：“中国今天是美国的主要敌人”，“我们打算坚定不移地反对共产党中国”。而许多美国报纸声称越南战争中将不再有朝鲜战争那样的“庇护所”，美国军队对得到中国支援的北越军队将实行“穷追”，在作战中将不承认“任何武器限制”，言下之意是可以对越南和中国使用核武器。
1965年4月9日，邓小平写了一份中央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稿，该稿要求全党县委以上干部加强战备思想、密切注意越南战局发展，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争引到我们国土上来；要估计到敌人可能冒险，要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准备对付美帝轰炸我国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以至在我们的国土上作战；要切实做好对付敌人空袭的准备，我们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毛泽东于第二天即4月10日就批示：“已阅，同意。” ［注49］
紧接着，中共中央于4月12日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鉴于美国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在目前的这种形势下，中央认为应加强备战。《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要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一个月后，即5月14日，我国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5月21日，解放军总参谋部为了贯彻毛泽东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等一系列指示召开了军委作战会议，并印发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的指示纪要，该纪要的主要意见是：1、要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从各方面来打。做好准备，迫使敌人不敢轻易来打，争取推迟战争，甚至使战争打不起来；2、处理好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等。毛泽东在四天后作出批语：“此件已阅，退林彪同志。所提各项意见，都同意。” ［注50］6月2日，毛泽东又对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一份内部材料批示道：“一、二、三年之后才打，我们就有准备了，但是我们要放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 ［注51］而一个多月后，即7月11日，美国开始侵犯中国领空、对北越的轰炸北移，对中国的侦察、“游猎”活动和擦边挑衅事件骤增，约翰逊又于7月27日作出了“在东南亚进行更大战争”的决定，美国针对中国的战争已经越加临近了。
为了避免真的发生中美战争时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和在战时有足够的后勤供给能力及安全保证，国家计委在8月21日召开了搬迁工作会议。会议指出，搬迁工作必须立足于对付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要坚决地快搬、早搬，实行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则，国防尖端项目要分散、靠山、隐蔽。从这时起，全国有必要迁移的企业、单位、工程科研项目和人员等的搬迁工作和三线建设便紧张全面地开展了起来。
为了搞好搬迁工作和三线建设，毛泽东约同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在9月25日亲自请彭德怀出山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他对彭说：“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将来还可以带一点兵去打仗”。［注52］
1965年9月初，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国家计委又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提纲》明确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集中力量尽快把“三线”地区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汇报提纲》要求把建设重点放在“三线”地区，强调指出将“三线”建成初具规模的战略大后方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采取坚定的态度，就会犯方针性错误。
1965年9月至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又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将经济建设的中心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战备。
为了准备战争，加强中央军委的作战指挥能力，毛泽东于1966年1月8日又将叶剑英、徐向前、刘伯承等老帅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此时，十大元帅中除了罗荣桓元帅已去世、朱德任人大委员长、彭德怀在三线外，其余七帅全为副主席了。
八、中国全力援越抗美
“北部湾事件”也是中国援越抗美的转折点。当新上台的约翰逊一反肯尼迪结束越战决定而转为扩大越战以后，中国政府经越南政府要求给予了一些援助，在肯尼迪被刺到1964年4月27日的五个月内，中国根据《中越协定》帮助在河内以北地区修建铁路、公路项目达100多项。当美国在当年8月2日制造“北部湾事件”并开始轰炸北越后，使原先只限于越南南方的“特种战争”一下子扩大到越南全境而成为“局部战争”，使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则形成了越南全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但美国的狂轰烂炸也使北越损失惨重，削弱了对南方反美游击战争的支援，减弱了南方人民武装的战斗能力；另则美国为了阻断中国援越，很可能会出兵登陆北方，并可能会侵犯中国，于是很容易发生中美之间的武力碰撞。因此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必须加紧备战，防美侵华，准备打仗；另方面则要更大的援越，使北方能够依靠中国顶住美国的轰炸，并且有能力阻止住美军的登陆，也使南方武装能够源源不断地得到北方和中国的支援而继续顽强抵抗，把美伪军拖住在南方。因此在“北部湾事件”以后中国也就全力声援越南抗美，并大大增加了对越南的经济军事援助。
在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并在8月5日开始大规模轰炸北越后，中国政府马上在8月6日发表援越反美的严正声明表示：“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不会坐视不救！”8月8日，北京举行百万人声援大游行。8月10日北京又举行10万人盛大集会，周恩来总理出席了集会。10月16日，中国爆炸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极大地震动了正在逐步升级、扩大越战的美国。1965年2月上旬美国实施扩大对北越轰炸的“滚雷行动”。2月8日至10日，北京有300万人集会示威抗议，到12日全国共有1100万人走上亍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与北京军民一道声讨美国的侵略罪行。中国政府声明：“中国将给予越南一切必要的物资援助，还准备在越南人民需要的时候，派遣自已的人员同越南人民共同战斗。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越南人民可靠的后方。中国人民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甚至不惜民族牺牲，竭尽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底。”［注53］
当美国继续扩大对北越的轰炸和侵犯中国领空领海，以及美国军队在3月8日登陆南越岘港参战后，中国政府在3月10日又发表了措词更加强硬的声明：“中国人民不怕这一套。我们是有准备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支持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把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斗争进行到底。”接着周恩来总理通过巴基斯坦阿尤布·汗总统传话给美国总统约翰逊：“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但是“中国是做了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不论它来多少，用什么武器，包括原子弹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进得来，出不去；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注54］
中国除了在政治上、道义上对越南的抗美战争进行全力支持的声援和承诺外，在物质和军事上也给了更多的援助。还在肯尼迪搞“特种战争”时，刘少奇在1963年5月访越期间就对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说：“我们同你们是站在一起的，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约翰逊取代肯尼迪扩大越战后，毛泽东在1964年6月对越军总参谋长文进勇表示：“我们两党两国要合作，共同对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是你的事。就是说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而在1965年4月7日，即美国直接参战前两个月，胡志明等越南党政军领导人相继来华要求扩大援越规模，毛泽东对他们说：对越南的援助“我们只有一条，有求必应”。因此中国对越南援助要求尽量满足，还派去了一些工程兵和防空袭高炮部队。4月12日，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尽一切努力援越抗美。4月17日，中央军委命令组建援越部队。为了震慑美国，中国又于5月14日爆炸成功了第二颗原子弹。［注55］
6月8日，约翰逊宣布美国直接出兵参加越南战争，越南领导人紧急要求增加援助，中国在第二天即6月9日正式出兵援越，将三个支队、两个高炮师、一个高炮加强团和三个公路支队的援越部队秘密进入越南北方助战，并增加了物资援助，这使北方能够及时抽调大批部队和青壮年开赴南方抗美战场。6月25日，毛泽东在长沙与胡志明会见时说：“咱们一家人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不要客气。”［注56］
约翰逊对中国支援修复了越南补给线并把大量军队和给养运送到了南方极为恼火，虽然在中国两次爆炸原子弹和对越出兵支援的威慑之下不敢入侵北越，却扩大了对北越的轰炸，企图阻止中国援越。但中国兑现承诺，源源不断地给于越南大量援助，为此中国政府和军队专门成立了由21个部门单位负责人组成的援越协调机构，由杨成武、李天佑两位上将担任正副组长，另由李先念、薄一波、罗瑞卿等人组成专事援越的领导小组。到1965年年底，中国半公开赴越助战的各军兵种部队已达10万人。［注57］
九、美国扩大越战欲打中国和中国无限援越准备应战的战争升级必会导致中美之战和两国核战
从以上所介绍的这场由美国直接参战和中国援越抗美的越南战争历史事实，大致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战争特征和因果关系：
1、已下令从越南撤军的肯尼迪总统突然被暗杀，是约翰逊能够上台并推翻肯尼迪撤军决定转而扩大越战的起因。如果肯尼迪没有被暗杀，或刺杀未遂，健在无恙，或只伤未死，依旧可以行使总统职权，那么他的从越南撤军计划和命令就会得到坚决的执行，并会如期实现，这场由美国参与的越南“特种战争”就不会再继续下去，而会在1965年年底结束。于是约翰逊依靠肯尼迪之死接位和扩大越南战争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中国全力援越和出兵相助之举也不会出现。越南即使还要打的话，也只会是一场越南人自己进行的国家统一战争，或是美国的代理人战争，中国则可以按照三届人大确立的“四化强国”建设路线安安心心地搞自己的经济建设，毛泽东也就不会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
2、约翰逊扩大越战的升级速度很快，增兵规模很大，从他接任总统后第三天开始向南越增兵，到1964年8月初以“北部湾事件”为契机将在南越的“特种战争”扩大到全越南和印支半岛的“局部战争”，再到1965年6月8日宣布美国直接出兵参战而把越南印支的“局部战争”，扩大到准备对中国发动常规侵略战争和核战争的全局性“一个半战争”，整个过程只用了短短一年半时间。而且不论北越如何多的支援南方抗战，中国如何增加对北越的援助，甚至出兵帮助，都无法阻挡美国扩大战争的汹猛势头，反倒是北方支援南方越多，中国对越援助越大，美国对越战的扩大升级就越快越凶；
3、美国以“北部湾事件”为转机将“特种战争”提升为“局部战争”，然后又准备发动对华核战争，这种针对中国的升级扩战行动，迫使中国加紧发展经济和“两弹”，加速三线建设和搬迁，提前造出原子弹和全面备战、准备打仗，并且大规模物资援越。在美国严重的战争和核战争威胁下，中国不可能不做反侵略战争和核战争的防备和实战准备，也不可能不去援越抗美、保家卫国；
4、美国继“北部湾事件”轰炸北越以后，又在1965年6月8日直接出兵参战，把战争和核战争矛头直接指向中国，是导致中国出兵援越的转折点。从这时起，中国开始向越南派出大量援越部队帮助抗美。美国不断地扩大越战，并且直接出兵参战并准备同中国一战，迫使中国为防美侵华也出兵助越，准备应战，为此双方都在加速对越南大量增兵。中美两国的这种战争势头都在“水涨船高”地步步升级，难以停止，照此发展下去，这场越南战争很有可能真的会由“局部战争”升格演变为第二次中美战争和美国对中国发动核战争的世界级核大战；
5、中国对越南的援助已经作出了“要人有人、要物有物”、“有求必应”、“尽力援助”的无限承诺，这也就把中国同这场越南战争紧紧地捆在了一起，使中国必须要为这场战争付出一切。于是美国在越南的仗打得越大，它的增兵越多，越南要求中国包括出兵在内的援助也会越大越多，并且中国必须听命于越南狮口大开的无止境索要，无条件地给它无偿和无限的援助：它需要，就得给；要什么，就得给什么；要多少，得给多少；要中国出兵去同侵越美军公开直接地打，中国军队必须去打；如果美国要对越南实施核攻击，在越南的要求下中国也必须对侵越美军实行核反击等等，这一切中国都无法推辞。因此中美在越南正面相碰而发生战争，进而发展成为两国核战争，看来是难以避免的；
6、美国之所以要如此急迫地扩大越战，甚至准备对中国发动核战争，是因为越南有中国“有求必应”的全力援助。南方人民武装通过北方可以得到中国武器装备后勤给养源源不断的充足支援和补充，北方不仅能够得到中国大量的军需物资和工程援助，还有中国军队帮助防守，所以可以向南方增调大量正规作战部队和抗美人员。这就使南方的抗美战争打得越来越大，美吴军的伤亡损失越加严重，美国国内的反战斗争也越发激烈。于是，美国要想取得越战的胜利，只有阻止中国的援越行动，切断其援助通道，加强对北方的轰炸和对中国的战争挑衅，以便准备与中国援越军队大战一场。但是朝鲜战争的教训使美国知道，仅用常规战争手段无法战胜中国，只有对中越军队和中国本土发动核攻击，把中国打瘫打垮，尤其要摘除它的核武力量，使它不仅无力援越，而且也自身难保，才能战胜南方越共、占领北方、打败中越联军和入侵中国，也才能压住国内的反战浪潮。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只要对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有求必应”地无限援助下去，中美军队在越南战场相碰交战和美国对中越发动战术和战略的核进攻是必然会发生的事。
十、促使美国准备提前对中国发动核进攻的更重要原因是苏联对欧洲的趁虚而攻
但是促使美国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甚至准备提前举行这场战争的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苏联的作用。
苏联从1958年11月的第二次柏林危机时起，依仗自己具有洲际弹道导弹“快而远”核打击优势和空间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逐步升级地向美国和西欧发起了一波接一波的战略攻势，迫使实行“大规模报复”战略的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难以招架，畏惧退让，步步被动。直到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时才被采用“灵活反应”战略的肯尼迪总统所逼退，迫使苏联对欧美的攻势战略转为守势战略。而肯尼迪为了继续将苏联遏制住，不使它再对欧美发动攻势，便决定从越南撤军，转兵西线，以集中力量实行对付苏联的欧洲重点战略。而在美苏争霸中暂时失利的苏联此时也需要利用自己的守势处境忍辱喘息，继续扩充常规和核武的军备实力，等到恢复过来以后再与美国作较量争夺。
不料古巴导弹危机刚过一年，苏联的克星肯尼迪突然遇刺而死，继任者约翰逊竟然立即违背他的欧洲重点战略而放过苏联，转为对准中国的亚太重点战略，不仅取消撤军令，反而向越南大举增兵扩大战争，并还准备对中国发动常规战争和核战争。而中国在“北部湾事件”后立即全力援越抗美，迫使美国只得继续扩战以挽救败局。这样一来中越也就把美国拖住在越南和亚太，使它无法西顾欧洲，这给正担心被肯尼迪欧洲战略继续压制的苏联来说，真是帮了个大忙、
到1964年10月时这种对苏联有利的战略态势已经明朗起来，这使苏联正好可以利用美国被陷在越南无法脱身而造成欧洲方面力量削弱空虚的机会，依靠自己又已得到扩充的常规的和核武的军事力量，进一步地全面控制东欧各国，然后再把对欧美的战略由守势转变成为攻势去进军欧洲。于是勃列日涅夫便在1964年10月14日用政变手段推倒赫鲁晓夫，以便适应苏联对欧美战略由守转攻的变化需要。两天后的10月16日和1965年5月14日中国两次成功核试爆，以及1965年6月中国在美国直接出兵参战后也出兵北越助战，表明中美之间都在战争升级，很有可能发生战争对抗。而只要中美战事一起，美国就更不可能从越南摆脱出来，这给苏联攻欧也更加有利。然而对美国来说，到1965年6月时因为直接参战招来了中国的出兵援越，使自己深陷越南战场而不能自拔，已经无法再抽兵西调去抵挡苏联了。
那么怎么办呢？看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提前发动对华核攻击，把中国和越南打瘫打败，然后再抽出身来转兵欧洲去对付苏联。
具体地说就是，美国将侵越军队继续大幅增加，并加大对北越的轰炸和对中国的战争磨擦，以便打败南方越共，炸垮北越，吓退中国，阻其援越；或以南打北炸和对中国进行核战威胁，迫使中越软弱下来接受和谈，以使自己可以抽身转兵阻止苏联西进。如果都不能奏效，则就干脆挑起美中军队在越南或在朝鲜正面交锋，引发两国战争危机，趁苏联正要对欧洲转守为攻的当儿，突然对中越军队和中国本土核基地、大城市等战略要地实施大规模核攻击，一举将其炸垮，并趁势占领北越和入侵中国，然后迅速转兵欧洲，逼退苏联；这实际上是一种“防后先除前”的打法。因此，约翰逊政府对中国的核战争随着苏联对欧洲由守转攻的战略变化，正在加紧准备之中。
1968年8月21日，苏联突然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这是苏联开始将对欧美的战略转为攻势并准备以东欧各国作为向西欧进军的前沿出发阵地的一个信号。对于苏联这种企图趁虚而攻、抄美后路的战略行动，美国在苏联侵捷一个多月后的1968年10月，举行了代号为“高跟3”对华核战演习。这次由太平洋总部、战略空军司令部、联邦航空局和反导弹武器系统司令部等联合进行的对华核打击演习，设想以朝鲜战争为导火线，诱发中美直接交战。在进行了一段常规战争以后，在太平洋游弋的美军核潜艇首先对中国大陆发射射程为2800公里和核弹头当量为100万吨级的“北极星”战略导弹。然后采用肯尼迪时期制定的“高根1”和“高根2”计划中的作战方案，对中国大陆实施全面核打击和常规进攻，摧毁其重要战略目标，并从越南、台湾、朝鲜攻入中国大陆。而美国在苏联侵捷后不久在亚太举行这次对华核战演习，其目的就是为了抢在苏联进攻西欧之前打垮在越南和亚太拖住它的中国，以便为赴欧挡苏提早除去后患作好实战准备。
由此可见，如果中国在美国向越南急剧增兵扩战之时也“采取攻势”地相应迅猛增兵应战，并真的引发中美两军在越南正面战争冲突，美国为了尽快摆脱困境抽兵去对付苏联对欧洲的进军攻势，必定会提前发动对中国和越南的核进攻。
十一、中国能打赢这场来自美国进攻的核战争吗？
既然这种战争趋势发展下去必然会引发美国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地面入侵和核进攻，那么中国能否打赢这一仗呢？答案应该是，根据朝鲜战争的经验和战果，如果仅是一场常规战争，中国同越南人民一起战斗，完全能够取胜；但如果发展成为美国主动进攻的核战争，中国和越南都会遭受核战争浩劫，其常规战争的胜利成果也会化为乌有。一句话，中国无法打赢这场核战争。这是因为：
1、中国为了援助越南抗美和抵抗美国的核进攻，在1964年10月16日试爆成功了原子弹，在当年年底和1965年年初的三届人大上又确立了“四化强国”建设路线，这使中国经济得到强劲的发展，国家实力大为增强，于是随着越战的进一步升级扩大，中国对越南无限承诺的物资援助和出兵相助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和越南的无限要求下也必须“水涨船高”地随之加大。这样也就会把中国的建设成果和主要国力都要支付在对越南抗美战争的援助上而成为战时状态，中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必会因战争负担太重而被拖垮，如果美国再要进攻中国和发动核战争，中国将无力承担；
事实也是如此。根据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越南经济》一书公布的统计数字，中国在整个越南战争期间向越南提供的军事、经济、外汇等的援助和无息贷款总数超过200亿美元，其中包括足够装备200多万人的陆海空军部队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品，339个建设项目，177万支枪支，3万门大炮，810辆坦克、165架飞机、177艘舰只等等。越南南方部队身上穿的衣服，手中拿的武器，基本上都是中国提供的。［注58］而这还是因为进行文化大革命使经济下降削弱和中美没有在越南发生战争冲突的情况下给予的，否则对越南的支援将会随着国力增长而会更多的增加，中国的负担将会成倍的加重而难以支撑；
2、美国是世界第一的经济军事强国，拥有庞大而超强的常规军事力量和核武力量。美国在日本、韩国、冲绳、台湾、南越、菲律宾这个对中国“新月型包围圈”弧形线上有许多可用来发射和投掷核武器的军事基地，在亚太地区部署配置了数千枚大当量核弹，而且还在太平洋的硫磺岛、父岛和日属小笠原群岛上部署和储存了核武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准中国的。它的航母和核潜艇可以驶抵中国东南沿海进行抵近核攻击，中远程导弹也能够轻易击中中国任何目标，并且可以连续发射，摧毁力极大，而它又做好了对越南、中国发动核打击的实际准备。
中国在解放后经济建设的成就巨大，在三届人大“四化强国”路线后使国力大增，但与美国相比，仍然十分贫穷落后，两国的经济军事力量相差太为悬殊。中国虽然已经有了核武器，但到1965年5月14日也还只试爆成功了两枚低当量原子弹，不仅数量极少，并且还没有研制成功氢弹。尤其严重的是中国的中远程导弹这时也还没有研制成功，所以实际上是处于“有弹无枪”不能进行核作战的绝对核弱势状态。这种同美国的差距犹如“小孩同大人打架”，也如毛泽东曾说过的是“乞丐与龙王比宝”。如果美国很快就要动手的话，中国将无力相抗，不仅会遭到毁灭性的核扫荡，而且刚刚起步的核力量也会被彻底摧毁而荡然无存，再想打败美国和伙伴的常规入侵也不太可能了；
3、美国扩大越战的速度很快，到1965年年底侵越美军人数已达18.43万人，1966年增加了一倍，达38.35万人，1967年增至48.56万人，［注59］到1968年2月，侵越美军地面部队达9个师、4个旅，2个团，106个作战营，总兵力接近55万人。［注60］而1967和1968两年都是在中国因文化大革命减少了对越援助后增加的，否则美国的增兵数量肯定会大大超过这些，1967年可能就会达到70多万人，1968年会有百万人，1969年将更多，可能会超过百万，其战争规模也会越来越大。中国因国力增加和越南不断请求增援，也会相应增加援助，1965年年底为10万人，1966年为20万人，并且于当年年初发射成功地对地中程弹道导弹，又于7月1日组建可以打核战争的战略导弹部队，即二炮部队。1967年时中国援越军队已达32万人，［注61］而且众多正规野战部队还没有出动。如果毛泽东不发动文化大革命，1967年和1968年派往越南的参战部队也绝对不止30多万人，可能也会达到百余万人，各种军需和民用物资的增援也会多出很多倍。而此时苏联则可以充分利用美中在越南互不相让、“水涨船高”的“鹬蚌相争”，也会做好对欧洲的攻势部署准备大举西进了，因此侵捷事件也许在1967年时就会发生。
苏联的对欧的这种守攻转变会使美国更加着急，为了尽快从越南脱身赴欧顶苏，在苏联侵欧之前必须打掉中国，因此对中国的常规战争冲突和发动核战争的日期也就会越加临近。这样估算，最多到1968年和1969年前后，美国这场对中国的核战争就可能发生，而这距离1966年只有二、三年的时间。中国要想在这短短二、三年时间里使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尤其在远程核力量方面达到能同美国相抗衡的地步，甚至要达到在遭到美国大规模报复第一次战略核打击之后还能保存大量有生核力量，并能立即恢复过来，对向美国在亚洲各地的基地和它本土实行大规模报复性核反击，这是绝对做不到的。中国已经失去了像过去斯大林苏联可以抢先发展和隐蔽建设的时间和机会，已经来不及抢在这场核战争之前使自己强过美国了；
4、在五十年代初期刚刚建国又极为贫弱的新中国之所以能够打败美国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得到了斯大林苏联的大力支持和援助，形成了中国在战争第一线的对朝直接援助、苏联在第二线的间接援助的反帝战争支援模式，迫使美国害怕苏联参战而不敢扩大战争于中国本土，更不敢对中朝使用核武器，只得认输签字。然而这次的越南战争的情况却就不同了，自从赫鲁晓夫大肆反华反中共而使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苏联不仅不支援中国援越抗美，反而在利用中美冲突甚至中美战争来为它的攻欧战略服务，这使中国处于单打独打没有外援的打的困难境地，大大增加了援越抗美战争取胜的难度。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如果继续无限援越下去必会发生中美核战争，而中国又无力胜任这场战争，不仅肯定会被无限援越所拖垮，也肯定会被美国的核进攻所打瘫。
十二、毛泽东知道只有停援撤军退出越战实行战略退却才能避免美国对华核战争
然而之所以会发生中美战争和核战争，以及中国为什么打不赢这场核战争，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中国没有核反击能力的情况下，却对美国“采取攻势”战略，即采取无限援越、出兵助战、甚至不惜同美国打核大战的进攻性战略。这种做法显然超出了自己的实力和能力，以如此弱小之力去和如此强大之敌死拼硬打，没有不会失败的。
将要被强敌进攻之弱敌，不是知己知彼、先见之明地提前采取避敌进攻的战略防御或战略退却，反倒不顾自己的微弱之力去帮助友军向优势之敌作主动应战的战略进攻，直到自己也要被拖入战争，实乃是兵家之大忌也。如此英勇而又冒险地加大进攻冲击，不是会像二次大战德国侵波时波兰骑兵汹涌急奔冲向德军坦克，挥舞马刀劈砍钢铁堡垒那样悲壮惨烈地全军覆没，就是会因寡不敌众、退到绝路、血战到底而尸横遍地、完全失败，这是无庸置疑的事情。这也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对于自己的弱点(没有经验、力量弱小)，也不了解。敌强我弱，原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可是人们不愿想一想，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在精神上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因而把行动引向错误的方向。许多游击队因此失败了。” ［注62］“敌我双方已在军事对抗中，而且敌人是优势，受到敌人压迫时，革命党人也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如果这样想，那就是第一号傻子。”［注63］
因此，作为世界顶尖级军事战略家、以弱克强“毛泽东兵法”的创造者毛泽东知道，对于中国来说，为了自己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而免遭核战争的灾难，也为了越南人民抗美战争获得真正的胜利，不去当这天下“第一号傻子”，是不能再去走这条力不能胜、将会祸及自己和盟友的战略进攻路线的，而是应当认清敌强我弱并将要受到强敌毁灭性重击的严重发展趋势，必须“避其锐气”，来一个“三十六计走为上”，也就是必须实行战略退却路线，也就是如毛泽东所说的：“打不赢就走”，“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强敌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会危及到军力的保存。”“已经因为估计和处置错误，或者因为不可抗拒的压力，被迫处于被动地位的时候，这时的任务就是努力脱出这种被动。如何脱出法，须依情况而定。在许多情况下，‘走’是必须的。……走是脱离被动恢复主动的主要方法。”［注64］
因此，在美国发动对华核战争之前中国必须要将战略进攻路线改变为战略退却路线，尽快纠正对越南“有求必应”承诺的包办式无限援助政策，将它转变为有条件的间接有限援助方式，并把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对抗性外交转变为避免对抗和战争的和平外交。趁自己还没有完全被卷入这场战争之前尽早减援或停援，撤出援越部队，退出越南战争，以避免同美国在越南发生直接军事对抗，尤其避免引发美国对中、越的核进攻。
毛泽东更是知道，1966年对于中国来说，是继续实行战略进攻路线还是改变成为战略退却路线的关键时刻，中国这时已经处在既可以通往战争和核战争“地狱”之路的入门处，又可以迈向避免战争、转危为安“天堂”之途的进门口。究竟何去何从，就要看毛泽东率领中国怎样去走了。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不会去冒险进攻而是会选择避免核战争的战略退却之路的。
十三、毛泽东难把战略进攻转变为战略退却
但是如果对1965年年底和1966年年初的越战形势稍加分析的话，却可以发现，以上所述的减援停援撤军避战的战略退却，此时中国已经难以做到了，其原因是：
第一、自从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先冒险主义后投降主义地向美国作了屈辱性妥协退让以后，支持和支援世界上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剥削、压迫和侵略的反帝反殖重任也就落到了中国的肩上，中国成了世界各国人民反帝反美的中心和依靠。因此中国对于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反帝斗争必须给予全力的支援。这正如周恩来总理在1965年3月通过巴基斯坦阿尤布·汗总统向美国约翰逊总统捎话所说的：“如果亚、非、拉和世界任何国家遭到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给予支持和支援的。如果由于这种正义行动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反抗，战斗到底。”［注65］而中国由于实行“四化强国”路线，已使国力日增，现在越南遭到了美国侵略，中国不仅对越南作了“有求必应”援助的坚定承诺，并且也已经提供了与国力增长相适应的大量物资、金钱和军事援助，甚至出兵相助。因此，如果这时突然收回已经不可能反悔和违背的援助承诺而失信于越南人民和世界人民，肯定会被认为是一种害怕美国、惧怕战争、放弃反帝斗争、失信于天下的“背信弃义”，甚至是“背叛”，必会遭到越南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对和阻拦，也会为全世界天下人所唾弃，中国必会信誉全无、威信扫地而陷于彻底孤立，所以中国不能也不敢停止援越和撤出军队；
第二、美国正在加速扩大越战，越南人民、军队和南方武装正需要更多的援助来进行这场反美战争，如果中国这时因为自己要避免战祸而突然撤援退兵，越南又没有别的大量外援可以补充，这必会大大削弱越南的抗美战争。同时也会使美国发现中国因惧怕发生中美战争和核战争而先行避开的战略退却意图，不仅会趁势加大对越南的进攻，使越南处境更加艰难，难以取胜，而且欺软怕硬的美国还会趁软而击，加剧对中国的战争挑衅和武装侵犯。很显然，中国绝对不能让越南的抗美战争失败，更不能让“唇亡齿寒”的事情发生，所以中国必须遵守诺言，继续抗美援越；
第三、在朝鲜战争时，斯大林在全力发展苏联经济时就早已清醒地认识到敌强我弱、弱军不能主动攻强的态势，所以从一开始就对朝、中实行了间接有限秘密援助的政策，甚至推动中国去打援朝抗美的头阵而使苏联避担责任。在对外关系上苏联对美国和西方也早已和平相待，没有卷入到朝鲜战争中去，处于第三者的主动地位，从而避免了同美国和西方搞坏关系和战争对抗，因此并不存在一个对朝、中要取消无限承诺援助和介入战争后再退出来的问题。可是中国这次对越南已再三重申无限援助，也已在实际上卷入了这场越南战争，而中美之间处于敌对状态而没有外交关系，美国已把中国当作主要敌人，因此也不存在可以采用对话谈判来解决中美之间的战争危机。此时中国在国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如果减援停援和撤军，不仅会遭到越南和世界的反对，也会引起美国的怀疑。美国会认为这是中国因还不强大而在作暂时退却，以便收缩战线避免战争，尽快发展强大，为以后同美国打核大战作好一切准备，这反而会促使美国加剧对中国的军事压力，甚至提前对中国发动核战争，不让中国实行撤援避战的战略退却；
第四、更重要的是，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对美国的对华核战争究竟是实行战略退却还是采取战略进攻的问题上，刘少奇与毛泽东发生了严重的军事政治战略路线的分歧。刘少奇主张坚持战略进攻，甚至要联合苏联与美国大战，这使毛泽东更加难以使中国对美国的战略进攻转变为战略退却了。
十四、刘少奇要联合苏联同美国大战
刘少奇在中共党内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二把手，同时又是党政实权在握的中国国家元首，对于援助越南抵抗美国侵略，他早有决心。在肯尼迪还活着时的1963年5月他访问越南时就对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说，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约翰逊扩大越战后，以刘少奇为国家主席的中国政府在美国以“北部湾事件”为借口轰炸北越的第二天，即1964年8月6日，就发表援越反美声明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坐视它遭受侵略。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不会坐视不救。”当美国在1965年2月上旬实施扩大轰炸北越的“滚雷行动”时，北京和全国有一千多万人游行声讨美国的侵略行径，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国政府又发表了要给越南全力援助和中国准备出兵援越的强硬声明。可见刘少奇对援越抗美甚至出兵相助的决心之大。
刘少奇对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给予无限援助的承诺，甚至比毛泽东更加热心和慷慨。在美国对越南直接参战前两个月，即1965年4月，刘少奇就对前来求援的越共第一书记黎笋和国防部长武元甲表示：援越抗美是国际主义义务，是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大敌当前，我们岂能不救。”然后又许诺说：“凡是你们需要的，我们这里有的，我们尽力援助；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我们就去那部分，这个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你们手里。”［注66］刘少奇要把中国完全贴进去打的这种慷慨大方，使中国在出兵援助上没有后退的余地。既然把属于自己的战争主动权都无条件地拱手交给了越南，那么中国也就只有听从越南调遣，不惜一切地同美国打到底了。
在对待美国可能会发动侵华战争的问题上，他的主战态度更是强硬，这就是立足于打，坚决地打。他在1965年5月的中央军委作战会议上就和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一起作出了“要立于准备早打、大打、从各方面来打”的指示。
然而更重要的是，对于一旦美国真的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时中国怎么打的问题上，他的主张则是要联合苏联同美国大打。据以后传出来的历史资料披露，他的这个“联苏战美”战略路线在1966年3月他与以宫本显治为团长的日共代表团会谈时有过表示。在这次中日两党会谈中，日共对美国扩大越战和中国出兵援越很可能会导致发生中美战争和核战争表示担忧，刘少奇则表示，如果美国真的要打中国，甚至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中国就准备联合苏联去同美国大打一场。
刘少奇准备联合苏联去同美国大战的“联苏战美”主张，其实在过去的几个中国政府声明中就已有表露，比如他在1964年8月6日的政府声明中就突出越南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这个特性，要求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援越抗美，并同美国进行战争，这里面就已经包含有中苏联合共同抗美的内容了。而在这次中日两党会谈时，对于宫本显治坚持不点名批判苏共一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刘少奇的主持下表示同意；在关于是否出席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上他也同意参加。
十五、刘少奇能够接受苏联对于“联苏战美”路线的交换条件吗？
刘少奇之所以主张实行“联苏战美”路线，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仍然把苏联看成是社会主义阵营一员，甚至仍然把它当作社营领导者。他可能认为，中国的经济军事非常落后，原子弹刚刚研制成功，远程导弹还没有研制出来，还不具备打核战争的条件和能力。而中国的无限援越又使国力难以承受，如果再很快就同美国发生战争和核战争将更加困难，无法取胜。但是苏联却是一个能与美国相匹敌的超级大国，虽然它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对美的核攻势中暂时失利，但因为退出了反帝斗争第一线，促使了美国战略东移于亚太扩大越战，使它获得了喘息时间和发展机会。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时，尤其到1965年美国已深陷越南时，苏联加快扩军备战和战略核力量的步伐，使军工经济、常规军力和核武力量得到大幅度提高，尤其在远程战略核力量方面又向前跨进了一步，基本上已经达到可以同美国作正面较量抗衡的地步了。再过几年，它的核武军备力量将会更加强大。因此如果美国真的要对中国和越南发动核战争，中国只要联合仍还是社会主义阵营老大的苏联，得到它的核武支援，就一定能够打败美国，或者起码会把把美国吓退，使它不敢轻举妄动，越南的抗美战争也会取得胜利，而且还可能如约翰逊在1965年5月所说的：“中国的势力、苏俄的势力势必南下，共产党国家的军事力量就可能控制太平洋和印度洋要道的局面。”约翰逊说这个话也是担心中苏联合起来共同反美。
因此刘少奇的“联苏战美”主张不是没有道理，也许确实能够救中国的急。他与日共代表团会谈时表示要“联苏战美”，实际上是在通过日共向苏联传递这个他希望中国同苏联合作共同抗美的信息，也就是向苏联求援的意向，恢复过去朝鲜战争时中国在一线、苏联在二线的反美战争支援模式。而他要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也是为了向苏联靠拢，进行沟通。
但是问题在于，苏联自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高举反修大旗，无情揭露和批判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挫败苏共一个又一个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儿子党”和“卫星国”的打压手段，中苏关系己经破裂，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分裂，苏联已经演变为与美国既争夺又勾结的社会帝国主义超级大国。苏共不仅恶化两党两国关系，把中国排除出了社会主义阵营，而且还把毛泽东视为最可恨的仇敌而欲翦除之。
勃列日涅夫政变上台后更是欲除毛泽东而后快，在196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庆祝活动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借祝酒之机先向周恩来挑衅道：“苏中要友好，不要让任何魔鬼来妨碍我们的关系，不要毛泽东、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接着又冲着愤而离去的周背后喊道：“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马利诺夫斯基见周没理他，又对贺龙说了同样的话。西方媒体立刻把苏联方面这种公然策反的举动报道了出去，还渲染说，据苏联权威人士透露，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中国将让毛泽东下台，改由周恩来任中共中央主席。［注67］以后勃列日涅夫集团一直希望并策反中共党内的所谓“健康力量”起来推翻毛泽东的领导。因此刘少奇想要“联苏战美”，并要到莫斯科出席苏共二十三大，要求苏联帮助，苏联一定会提出交换条件，而这个交换条件肯定会是：要刘少奇和中共降下反修大旗，放弃反苏修斗争，推倒毛泽东的领导，剥夺他的权力和人身自由，甚至将他除掉；接受“有限主权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分工论”，中共重新承认和接受苏共的领导和指挥，才能回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来，也才能在美国发动对华核战争时去帮助中国对美国进行核反击。
对于苏共的这个苛刻交换条件，刘少奇能够接受吗？
十六、刘少奇可以接受苏共的交换条件并且能够做到的原因
应该说，对于苏共的这个交换条件，刘少奇不仅可以接受，而且也是能够做到的，这是因为：
1，在刘少奇看来，中国要想单凭自已贫弱的经济军事力量和还不能用于实际核战争的几枚初级导弹原子弹，是不可能抗拒和战胜美国很快就要对中国发动的核战争的。然而苏联却拥有能与美国相抗的强大核武力量，中国只有获得苏联核支援的帮助，才能免除这场来自美国核打击而会毁灭一切的核灾难。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是第一位的大事，在这危难当头的关键时刻，去求助于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仍还是社会主义阵营首领的苏联，即使中国接受苏共提出这样的交换条件，要求中共在意识形态上与党和国家关系上作出这些妥协让步，甚至换掉毛泽东，也是情有可原的；
2、也许在刘少奇看来，毛泽东坚持实行既反美帝又反苏修的“两个拳头打人”政策，对越南抗美战争又作出无限援助的承诺，结果由于中国综合国力太为单薄，核武力量 很是幼弱，承担不起无限援越的沉重负担，更抗拒不了美国的核进攻，也失去了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又没有可以在短期内把中国加速强大到足以抗衡美国的时间和办法，结果使中国陷于只能“单打、独打、没有外援的打”的孤立被动境地，甚至将会被美国的核进攻所摧毁。“人强不如家伙强”，毛泽东手里并没有可以打败美国核攻击的强大核利剑或其他能够克敌制胜的武器法宝，他的那套游击战争和人民战争的战法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战争和热核战争的需要，已经救不了中国。在这个时候，即使毛泽东再是一个伟大英明的战略家、军事家，再有高超的谋略策略和如神的用兵之道，在大规模核战争面前也将无计可施，无能为力，人再多也不过是如赫鲁晓夫说的只是“一堆”无力抗拒的“肉”。在核战争面前，毛泽东已经失去了战之必胜的光环和令人敬畏的权威，己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他的兵法也没有多大用处了。因此，刘少奇认为在美国很快就要发动侵华核战争之前必须要改变毛泽东的对苏政策而实行求助于苏联核支援的“联苏战美”路线，这是当时中共和中国拯救自己的唯一生存之路，毛泽东再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违背只有联合苏联才能打败美国的大方向；
3、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为了防备和削弱得到苏共撑腰的党内以王明为首的附苏势力的需要，把从事白区地下工作的刘少奇破格提拔上来担任中央核心领导职务。刘少奇紧跟毛泽东，并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共全党和中国革命指导思想而深得毛泽东和中共全党的信任和重用。从那时起直至解放战争、建国初期和建设时期，刘少奇始终负责党务政务以及解放区和新中国的国家经济建设。而他也抓住每次政治运动的变革、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突发事变的机会，既能取得毛泽东更加的信任而将国家主席的权位交付于他，又能排除反对者、妨碍者，重用提拔和信任大批拥己者。经二十多年的苦心经营，逐渐扩充和壮大了自已的党政实力，使得从中央一线领导直至地方各级几乎所有的党政当权派都成为他的拥护者和命令的执行者，即使在军队里其拥刘者也大有人在。他又利用毛泽东为了防备战争、快速强国、抵御美国包围和摆脱苏联控制而急于求成的一些失误，迫使毛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检讨认错。而刘所采取的调整举措在党内外颇得人心，得到了人们普遍拥戴，声望与日俱增，甚至刘在党内各级干部中的声誉大有超过毛之势。因此到六十年代中期时他已经拥有能与毛泽东相抗衡的强大党政权力和组织实力，并且利用他在党内占有绝对多数的有利地位，已经把毛泽东逼于孤立而架空了，不仅敢于同毛泽东公开争执顶撞，不让毛说话，而且还批准在毛的专列上安装窃听器。［注68］毛泽东由于这时已经人少势寡，有时也只能以发发脾气来抗争了。
因此刘少奇为了要实行“联苏战美”路线，可以接受苏共的反毛去毛和不反修、听令苏的交换条件，而且并不害怕毛泽东的反对和拒绝。只要苏共方面对刘的“联苏战美”路线和刘接受苏共条件表示认可和给予实际支持的话，刘少奇依靠苏联帮助和党内多数，就可以要毛泽东交出权来。刘少奇在与日共会谈时放出“联苏战美”意向，并且在明明知道苏共勃列日涅夫集团在十月革命庆祝酒会上公开策动周恩来、贺龙除掉毛泽东的情况下以“去进行斗争”为由要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其用意显然是：一方面在向苏共发出请求援助和可以接受苏共交换条件使中苏两党两国重归于好的信号，同时准备到莫斯科与苏共直接联络沟通，在“进行斗争”的幌子下与苏共暗中达成推翻毛、听令苏的协议；另一方面也是以整个中共中央的集体领导力量向毛泽东施加压力，迫毛屈服。在刘少奇看来，有苏联的强大支持和实际帮助，又有党内多数的拥护，这时的毛泽东要么只有被迫接受刘的“联苏战美”路线，自动辞职下台，让位于刘少奇，整个移交权力的过程和平解决，毛泽东就此“休息”，并仍可保留崇高荣誉和良好待遇，怡养天年；要么在苏联的支持下召开党的大会或中央全会，以“少数服从多数”为由把拒绝和反对“联苏战美”的毛泽东选下台，逼他辞职交权；如果毛泽东不吃“敬酒”，就给他吃“罚酒”，把他扣留逮捕，甚至除掉，然后再贯彻“联苏战美”路线和实行苏联交换条件中不反修、听令苏等的其他内容，以换取中国在遭受美国核进攻时得到苏联的核支援而去与美国大打。而据以后传出来的消息披露，刘少奇这时已经在进行去毛方面的工作了，而且有过两次这样的行动。
十七、如果不是周邓向毛泽东报告和毛不阻止刘去苏 刘少奇的除毛夺权政变早已
成功
一次是在1965年下半年。当时美国已在越南直接参战并加强对中国的武装挑衅，约翰逊又作出“在东南亚进行更大的战争”决定，中国则针锋相对地出兵赴越助战，致使中美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增。正是在这种紧张背景下，刘少奇瞒着正在长沙的毛泽东，召集中央一线领导召开秘密会议，通过尽快召开中共“九大”的议题，决定在他们要开的“九大”上以毛泽东早已退居二线而且不了解一线工作情况为由，并以多数的压力要毛辞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退而成为“名誉主席”，其中央和军委两主席的权力交由刘少奇接掌。为了确保这次要毛“休息”成功，刘少奇还通过军内拥刘者私下从西安调动一个公安师到北京，准备在“九大”上用武力迫毛就范。周恩来也参加了此会并也表示同意，但刚一散会他就马上秘密地急飞长沙向毛泽东报告，然后又连夜飞回北京，若无其事地在第二天照常上班而瞒过了所有与会者。周的及时告密使这次“请”毛下台的行动计划流产，周因此立了大功；
另一次是在1966年3月左右。当时美国已把战略重点从欧洲大西洋转移到了亚太越南地区，约翰逊已下令对北越轰炸和对中国的战争挑衅进一步升级，美国发动对华核战争的危险大大增加。也就在这时，刘少奇一边在同日共会谈时提出“联苏战美”的路线要日共向苏共传递这个信息，并要去苏联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一边则和掌控北京的彭真等中央一线领导又一次瞒着正在济南视察的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尽快召开中央全会，在会上准备以多制少地把毛泽东逼于孤立，迫毛交权下台。邓小平也参加了该会，并举手赞成，但会议刚一结束他就立刻赶赴济南向毛泽东如实告密汇报，于是这次准备通过中央全会迫毛下台行动又告流产，邓小平为此立了大功。
毛泽东早就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并会发生政变事件。他在1964年的上海会议上就曾问许世友：“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你怎么办？”［注69］对刘少奇在同日共谈判中的立场表示了高度的警惕，他在听取汇报后说：“中央同意了，我可不同意，联合公报就不发了，我也不接见宫本显治了。”［注70］在是否出席苏共二十三大问题上他更是坚决反对参加，并对在京的中央常委大发雷霆地说：“一个大会为什么一定要到呢？不到就要砍头吗？是否要发贺电，也值得考虑。不发就犯了罪吗？”“最后无非是兵临城下(指苏联要进攻中国)。” ［注71］“这些事在毛泽东看来，之所以作出与他不同的决策，是刘少奇‘妄图以妥协来解决中苏之间的僵局问题’”。他不让刘去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也是为了防备刘与苏共进行直接联系沟通和接受苏共刘除毛的策反，这时他已完全认定“刘少奇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危险人物’”。［注72］
林彪在“5.16”通知下达后的第三天，即5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讲政变问题，从古今中外的政变事例中，要全党注意防止中国也发生政变问题，有一段是讲毛泽东对政变的问题的言行。林彪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他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在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注73］林彪这个讲话，毛泽东阅后批准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县团级。［注74］很显然，林彪所说的就是针对刘少奇这次准备发动除毛夺权的政变之事讲的。三天以后，即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谈到了针对刘少奇的“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注75］可见刘少奇为了实行“联苏战美”路线，已经很是按捺不住，非要除毛不可了。
由此可见，刘少奇为了接受苏共的交换条件而对于推翻毛泽东由自己取而代之的夺权是有成功把握的，并且已经采取行动了。如果不是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及时向毛泽东秘密告发，又如果不是毛泽东断然阻止刘少奇找借口去莫斯科出席苏共二十三大，刘少奇与苏共联手里应外合地除掉毛泽东的政变夺权行动早已成功了，所有反苏拥毛者都会被肃整清洗，所以“毛泽东听后说，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注76］
那么，既然刘少奇明明知道无限援越只会招来美国更猛的扩大越战和更快的准备发动中国不能胜任的对华核战争，他为什么又要作出把援助和战争的主动权交给越方，并强调立足于同美国早打大打全面打的强硬政策呢？
其实这很简单，首先，因为美国扩大越战和准备同中国开战甚至发动对华核战争，这是事实，也很紧迫，中国不能不做真会同美国开打和打核战争的各种实际准备。这不仅符合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也不违背毛泽东坚决反美侵略的要求，否则必会受到党内外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毛泽东的训斥，甚至会引起毛的警觉而会被贬黜，毕竟毛泽东军权在手，不可轻举妄动；
其次，只有强调无限援越和同美国早打大打全面的打，才能促使美国加速准备对华战争和核战争的步伐，也才能突显出中国经济军事和核力量难以同美国较量拼打的贫弱状况和战争迫近的紧急感、危险感，也才有理由提出“联苏战美”路线去向苏联靠拢和求援。这个时候广大干群就不会非议，毛泽东也不好反对，于是他也就可以同苏联联络沟通，并迫毛屈从，逼毛下台。
所以不懂军事和战争也没有打过仗的刘少奇，在援越抗美和准备同美国大打的问题上表现得极为热衷和强硬，甚至比毛泽东还要左，实际上他却是如毛泽东在1964年11月12日在关于中央军委战备落实和修改全军作战计划的报告上对他和邓小平、彭真所点名批评的：“请你们注意军事，不要把它忘记了。”可见刘少奇这样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并不真的为了援越和打仗，而是意在促成“联苏战美”路线的确定和实施，以取代毛泽东既反帝又反修的“两个拳头打人”路线和中央领导权。
十八、如果中国实行刘少奇的“联苏战美”路线将会出现怎样的后果？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刘少奇真的接受苏共的交换条件而实行“联苏战美”路线，苏联在美国发动对华核战争时会给中国核反击的援助吗？
其实是不会的，而且刘少奇这样做只会给中国、中共以及他本人带来巨大的危害和危险，甚至可能还会促使美国加快对华核战争的时间和苏美联手摘除中国核武装并瓜分中国的大灾难，他本人也会被苏共和爪牙所除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事与愿违的严重后果，是因为：
1、中共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由苏共(布)派员前来中国一手操办下建立起来的，是苏共领导下的共产国际所属的一个东方支部，所重用的领导者都是苏共最相信的人，自从苏共相继除掉陈秀、瞿秋白和李立三以后，便通过变相政变在中共党内扶植起了完全听命于他们的忠实代理人王明及党羽。毛泽东及其支持者是中共本土派，毛是在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否定王明错误的附苏路线才从王明集团手中取得中共领导权的，由于毛泽东冒犯苏共斯大林而抗上夺权，所以苏共对他是始终不予信任的，过去的斯大林是这样，后来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更是这样。而由于毛泽东领导中共多次挫败苏共企图把中共和中国变成它的“儿子党”和“卫星国”的阴谋，又在国际上掀起大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勃列日涅夫社会帝国主义的反苏运动，更使苏共领导集团恼羞成怒而对毛泽东恨之入骨。
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权位和声望是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同时又是中国国家元首。他长期紧跟毛泽东，反对王明路线及其附苏集团，又反对苏修，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毛甚至把他作为接班人而把国家主席之职权交于他执掌。再则他同苏共没有内在的组织关系和实际沟通，因此苏共对他也是不相信的。对于苏共来说，刘想“联苏战美”和同意苏共去毛等条件，不论这是刘需要得到苏的支持而去推翻毛的刘毛权力之争，还是毛泽东因害怕美国核进攻而要刘出面求助苏联核支持，苏共都不会相信他这是真心投靠苏联、听令苏共之举，反而会警惕和怀疑他另有所图，别有用心。这就好像蒋介石对林彪的猜疑一样：林彪是蒋介石任校长的黄浦军校一期学生，抗战结束后毛泽东派林彪到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关于国共合作事宜，林去后却对老校长百般讨好献媚，大有投靠之意。但因为林是毛的得力战将，所以蒋始终对他怀疑而不予接纳，致使林彪悻悻而回。几十年后林彪在文化革命中因要“联苏反美”而策划政变杀毛，未遂后又叛逃苏联，这使在台湾的蒋介石震惊之余也对当时没有招降林彪感到万分庆幸；
2、但是刘少奇的这个求援意向却给苏共可以重新进入和控制中共提供了一个最佳的机会。苏共不仅可以支持和帮助刘少奇除掉他们最痛恨的毛泽东，而且还可以作为重要交换条件把流亡在苏联的王明送回中国，让他再次进入中共核心领导层。死灰复燃的王明在苏共强有力的支持下不仅可以重新集合原先是他集团的人马东山再起，而且还可以清算毛泽东和其反苏反王明的毛路线，于是也就会牵连一贯紧跟毛泽东的刘少奇，这样一来王明集团就可以进而推翻刘少奇和其势力，再次夺得中共领导权。苏共通过王明也就可以重新恢复对中共的控制和号令，把它变成苏共真正的“儿子党”，也把中国变成苏联真正的附庸殖民地，终于达到了沙俄几百年来一直想侵占和吞并中国的目的。因此苏共对于刘少奇的要求在了解清楚真实意图后是会同他取得联系沟通并会给于支持的，而刘少奇却不知道他将会成为苏共、王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口中美食，也不知道中国就此会这样被葬送；
3、如果刘少奇为实行“联苏战美”而同意去毛，但又因为担心王明回来会威胁他的权力而不同意王明重返复位，苏共就可以扶植林彪取代刘少奇。
林彪在井冈山时期就紧跟毛泽东，是毛一手提拔起来的最亲信者，也是中共军队中最会打仗、战绩最丰的将领，而且在平型关之战中负伤以后到苏联治疗养伤期间，不仅对苏德战争为斯大林和苏军统帅部出过一些战争高招，又还对斯大林和苏共表现亲近讨好，所以深得斯大林的信任和器重，据说斯大林曾向毛泽东提出要用十个苏联元帅换一个林彪。
林彪不仅亲苏，而且在以后的越南战争上也主张“联合苏联”反美战美而不满中美和解。1965年9月2日，林彪发表向美帝国主义开展人民战争的讲话，这引起了美国的高度重视和紧张。麦克纳马拉在以后的回忆录里说：“1965年9月2日中国国防部长林彪的讲话对我们产生了影响，林阐述了‘人民战争’的慨念，呼吁‘农村地区’(发展中国家)通过武装革命接管‘城市’(工业化国家)。他嘲讽在越南的美国军队，说越南人民的‘阶级斗争’必将使到处扩张的美国遭到可耻的失败。约翰逊政府(包括我在内)认为这篇讲话明确显示‘多米诺骨牌理论’有合理的根据”［注77］。很显然，林彪要和美国大打的讲话极大地刺激了美国。于是，麦克纳马拉于1965年11月7日给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强调指出：“中国是威胁到我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的一个主要国家”［注78］。正是基于“中国威胁”美国安全的这种认识和判断，美国加速了扩大越战的步伐，更多地轰炸北方。以后林彪还曾说：“周恩来跟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吃亏，栽跟头的”［注79］。后来他为了“联苏反美”，搞暗杀毛的“571”政变和叛逃苏联，这当然是后话了。
林彪虽然也主张“联苏战美”，但更想取代刘少奇而像蒋介石一样自己成为中国军事独裁者，因此在刘推翻毛后，林可以在苏共的支持下利用手中的枪杆子发动军事政变，甚至暗杀刘少奇，夺取最高权力。然而林彪虽然是亲苏派，却又一直是毛的红人，苏共对他也是不相信的。所以在林推倒刘后，苏共会要林彪把王明请回中国，最后想办法支持真正听令于苏共的王明去夺林彪的权，从而通过王明集团又一次完全控制和指挥中共，并把中国变成苏联的附庸殖民地。于是苏联终于使原先已经被毛泽东打碎了的社会主义阵营连片统一，真正形成以苏联为首的、与美国为首的资本帝国主义阵营并列的社会帝国主义阵营，并由这两大阵营为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对垒，甚至战争和核战争，中国也就会成为苏美争霸大战中为苏服务的后勤供应地和战争炮灰；
4、如果刘少奇同苏联达成“联苏战美”合作协议并除去了毛，而且又做到了既使王明不能东山再起，又使林彪政变不成；或者刘少奇倒毛夺权后，没有能够阻止住林彪的政变夺权，而林彪倒刘夺权后也不准王明回国复位，既想依靠苏联对抗美国，又想搞蒋介石式的军事独裁独立王国，这种情况使苏联对于刘或林的“联苏战美”合作可能会这样对待和处理：
由于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所以中国对于苏联在战争方面有两个用处，一个是中国的反美为苏联在东部远东战线构筑起了一道能挡住美国侵犯的庞大坚固的“防护墙”，使苏联在向西争夺欧洲时没有东顾之忧；另一个是如果中国因援越抗美而同美国在越南发生军事对抗，甚至发生两国常规战争，美国就被拖住在了越南和亚太地区。仗打得越大，美国也就被拖得越牢，这样一方面使美国的欧洲防务更加削弱，却又无法从亚太抽调兵力回欧救援；另方面中国的军事重心和大部兵力放在南线地区和东南沿海，不可能对苏联东线构成威胁，这给苏联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在欧洲转守为攻、趁虚而进帮了大忙。所以苏联是很欢迎美国扩大越战和中国扩大援越的，更希望中美能在越南直接打起来的。
但是如果美国为了尽快打败中国以便转兵欧洲对付苏联攻势而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而中国的刘少奇或林彪在美国核进攻危险之时要求苏联遵守“联苏战美”承诺，给予中国反击美国核进攻的核支援，这时苏联可以在舆论上支持中国援越抗美，并重申当美国核进攻时对中国进行核反击的支援，但在具体上则不予实援。与此同时尽快制服离苏倾向的东欧各国，以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并加大对西欧的军事压力。这样也就促使中美两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中美两国经济全为战争服务而都不堪重负，都会被拖垮。一旦中美发生军事碰撞而真的打了起来，苏联大军即可向西出动，首先攻入奥地利、希腊和芬兰，构筑起一道从南欧地中海到中欧奥地利和捷克、东德、波兰再到北欧芬兰北海的强大西进前沿出发阵地，为不久以后对西德、法、比、荷、意、西等国的大规模进军横扫整个西欧南欧北欧作好一切由守转攻的实战准备。而在此时，苏联又快速向中亚、蒙古和远东地区的苏中、蒙中边境派遣大量部队，作好占领中国的准备。
这时，美国为了挽救在越南和亚太的失败和抽兵保住欧洲不被苏联攻占，就要对中国实施大规模核打击，而苏联如果帮助中国向美国作核反击，美国也会在欧洲方面对苏发动核攻击，苏美两国在这场世界核大战中必会两败俱伤，都会毁灭，于是苏美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又可能会采取如下的行动：
(1)、苏美私下沟通起来，都同意立即停止两国间因苏联对中国核援助而会在亚、欧发生的核大战，美国不对中国发动全面核进攻和对苏核战争，苏联也不去核援助中国和进攻西欧；
(2)、然后，或者美国对中国核武设施基地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摘除，但不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常规战争和核战争；苏联则利用美国之手除掉中国的核武器，然后以帮助中国抵御美国侵略为由将其集结在中国北方边境的苏联重兵急速越界东进、南下，很快占领中国全境和北越、朝鲜等，并将刘或林控制起来由王明集团取代，从而完成对中国、北越和朝鲜的完整吞并；
(3)、或者美国仍对中国发动核攻击，并率领仆从国出动数百万大军从越南、中国沿海和朝鲜攻入中国大陆与中国军队大战。苏联则以援华抗美为名趁中国军队云集南方和沿海抗美而北方空虚之际攻入中国，制服刘或林。然后与美国以长江为界瓜分中国，北方苏占区由王明作苏的代理人掌控，南方美占区由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接管。
十九、一系列大难题 毛泽东怎么办？
对于因肯尼迪被刺而导致约翰逊上台扩大越战、中国无限援越出兵相助和中共党内刘少奇等亲苏派要“联苏战美”等情况，以及这一系列事态的发展变化所会造成的可怕后果和危害，作为军事政治战略家的毛泽东是极为敏感和非常清楚的。对自己所面临的、弄得不好可能会杀身丢权的险恶处境和因此会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他更是知道的。因此毛泽东一方面无论如何不能让美国发动这场对中国的核战争，另一方面也绝对不能让刘少奇去走这条会给中国带来厄运的“联苏战美”路线。毛泽东要做到这两条，对于前者，只有实行对越南停援撤军的战略退却，才有可能使中国防止和避免这场来自美国的核战争灾难；对于后者，只有把刘少奇和他的拥护者们罢官削权，才能阻止和挫败他们的“联苏战美”路线和去毛夺权的政变行动。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的，由于中国对越南已有无限援助的坚定承诺而不能反悔和违背，中国撤援撤军又会招致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失败，中国也因“唇亡”而会“齿寒”，所以毛泽东难以实行退出越战的战略退却；而要想采用卢山会议时对彭德怀罢官那样的办法去罢免刘少奇和其拥护者，毛泽东也是无法去做和做不到的，因为；
1、如前所述，刘少奇不仅在地位、权力和民心声望上已是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而且由于他长期负责党政事务和经济建设工作，并抓住一切有利机会扩充自己的党政实力，所以到六十年代初、中期，不论是中央的一线领导，还是地方各级党政当权派，绝大多数都是他的拥戴者和听令者，在军内也有支持他的人而接受他的调动，甚至毛泽东身边有的贴身人员都拥刘反毛而向刘少奇通风报信。可见此时刘少奇已经拥有比毛泽东强大得多的党政组织力量，毛泽东在党政中央已经处于绝对的少数地位而大权旁落，已被架空。因此他不仅不可能使用主席的权力罢免刘少奇和众多拥刘者，而且只要透露出这个罢刘意向，就会惊动刘少奇和拥刘者，促使他们提前联苏抢先动手，在党中央的会议上利用多数优势夺毛的权，然后会以毛泽东犯有严重错误为由通报全党全国全军，把毛否定和搞臭；
2、无限援越、出兵相助、为了抗美援越保家卫国而准备同美国打一仗，甚至不惜打核战争，这个承诺和决心是毛泽东自己主张并实行的，也是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家已经确定了的国际主义路线和反美战略决策。刘少奇作为党的二把手、国家的一把手，也强调要无限援越和准备同美国早打大打全面的打，并承诺把战争援助的主动权交给越南，尽管表现得左了一些，但完全符合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反美路线和援越决策，没有什么不对和失理的地方。而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和核武力量相当薄弱，美国又可能很快就会对中国发动战争和核战争，中国已经没有可使自己强大到足以抗击住美国核进攻的时间和条件。为了使中国免遭美国发动核战争的灾难，去联合当时也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成员的苏联共同反美战美，这个理由和要求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因此如果毛泽东以刘少奇要无限援越同美国大打和“联苏战美”挽救中国作为反刘罢刘的理由和罪状，这不仅毫无道理，不能服人，违背自己的主张和承诺，而且也暴露了毛泽东要停止援越、从越撤军和不与美国战的战略意图。这必然会使党内外和国内外大多数人根本无法理解而难以接受，反而会认为毛泽东是在口是心非、出尔反尔、准备向美国屈服投降而不择手段地整刘少奇。
更重要的是，如果毛泽东真的这样去做，不仅会惊动刘少奇及支持者，而且也会惊动也主张“联苏战美”的军队第二号人物林彪和拥林者，更会惊动早就想联合和策动中共党内亲苏“健康力量”除掉毛泽东的苏共领导集团。他们都会起来反对毛泽东，并会促使他们及早联合起来，苏共在外部施加政治和军事的高压，刘、林在党政军内利用自己的绝对多数，里应外合地共同攻击和罢免毛泽东。毛泽东早已失去了对党政的实际控制权，现在又失去军队的支持，再加上苏共对刘、林的撑腰，甚至武力相助，在这三者的内外夹击下他不仅会丢权丧命，而且反而还促使他们的“联苏战美”路线获得成功：
3、然而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还在于，即使毛泽东有办法罢了刘少奇和拥刘者的官，稳住了林彪和苏共，同时也做到了对越南的停援和撤军，避免了美国对中国的核战争，但是这一切的结果却是会招引来苏联要对中国挑起更大的内乱和发动更大规模的常规侵略战争和核战争。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危险局面的原因是：
(1)、毛泽东如果对越停援撤军和对刘罢官削权，就会大大削弱南北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美国因减轻军事压力就会加大对越攻势，并可以抽出力量来赴欧顶苏。这时候苏联一方面失去刘少奇这个可以在中共内部推翻毛泽东而联合苏联的亲苏力量，另一方面也失去了可以利用中国援越抗美甚至中美战争把美国牵制和削弱在越南和亚太的有利条件，打乱了转守为攻趁虚夺欧的战略计划和军事部署，只得在欧洲去同转兵而来的美国及北约盟友作战争对抗的准备。这样一来，美国的战略重点就会从针对中国的亚太地区重新转移到欧洲大西洋区域以对付苏联，美苏在欧洲的争夺和冲突就会上升为主要矛盾，发展下去很可能会发生战争；
(2)、此时苏联最为担心害怕的是，如果真会在欧洲同美国及其盟友发生军事对抗甚至大规模地面战争和核战争，就必须要倾全力于西线，准备大战，于是也就会造成亚洲东线的薄弱和空虚。已经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很可能会独立行动，或同美国联合，在苏联的东部趁虚而攻，苏联就会在亚欧两线陷于中美夹击之中而腹背受敌、顾此失彼；
(3)、为了避免发生这种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和失败，对于苏联来说，在中国退出越战、中美已经不战而苏美将要在欧大战之前，必须要消除中国这个背部之患，于是就会对中国采取“文除”和“武灭”两种办法。所谓“文除”，就是立即和中共党内又一个主张“联合苏联”的林彪集团联络沟通，策动他们搞军事政变除毛夺权。一旦成功，即可把中国收归苏联控制之下，并继续大规模援越战美，把美国主力再从欧洲拖回到越南和亚太，这样也就可以中国在东、苏联在西同时对美国发起攻势；所谓“武灭”，则是如果林彪除毛的政变失败，苏联就立刻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地面进攻和核进攻，速战速决地把中国打瘫打垮和予以占领灭亡，以提前清除背部之敌，再回师战欧。苏联在欧洲同美大战之前要这样做，与二战时德国席卷欧洲后正要大举向西进攻英美时突然回师东击、侵略苏联的情形有些相同。
1941年时德国已占领了包括法国在内的大半个欧洲大陆，并把英军打得惨败而逃，又持续轰炸英伦三岛，准备实施“海狮计划”渡海攻英。就在这时，希特勒突然下令停止攻英，转师东向，集中300万大军实施“巴巴罗沙计划”大举侵苏，准备在三个月内，即冬季到来之前速战速决地打败和灭亡苏联。希特勒所以要回师东击的主要考虑是：只要德国真去大规模进攻英国和遍及世界的英联邦集团，必定会招来支持英国的美国与之为战。而德国在经济军事实力、资源人口、人心向背等各个方面与庞大的英美集团相比并不占优势，德国倾力西线而战，将很难作长期支撑。尤其重要的是，处于德国东部的社会主义苏联是当时世界第二强国，它国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充足，军事力量强大。尽管德国与它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如果德国倾巢西进地全力击英打美，把战线扩展到大西洋、非洲、中东、西亚、中亚、南亚、印度洋和南北美洲等世界各地，必会使战线拉长，兵力大大分散，国内后方空虚，东部的对苏防线将更加薄弱。一旦战事吃紧，或有败迹，或美英要与苏联合作等，强大而又处于主动地位的苏联随时都可以轻易抄其后路，攻入德国和占领欧洲，德国也就会陷于腹背受敌、两线作战之中而无力抗拒，必败无疑。因此为了以后能够全力西出南下和东向地去攻打英美集团，夺取世界霸权，就必须要在此之前就打掉背部的苏联，提前除去这个可怕的后顾之患。
这次苏联在中美不可能在越南发生战争以后之所以一定会要打中国，主要也是像当年德国侵苏一样，为了避免腹背受敌、两线作战而提前消除中国这个背部之敌，这实际上是一种“打前先除后”的战法。
现在的问题是，毛泽东如何才能做到对越停援撤军实行战略退却，使中国避免美国发动的核战争灾难呢？如何做到罢刘除林、挫败他们或联手或先后的去毛夺权行动，避免自己的杀身之祸和中国被苏联侵吞或被苏美瓜分呢？又如何做到 防止苏联在攻欧之前对中国发动特大规模的常规侵略战争和核战争呢等等，这些都是摆在他面前急需解决的大难题。那么毛泽东又该怎么办呢？
二十、毛泽东要做到这些“必须”和“不能”的唯一办法只有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
面对如此严重、复杂、危险紧急的一系列大难题，对于毛泽东和中国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别的路可走了，只有沉着冷静有勇有谋地将它们逐一克服解决，才有中国的生存安全和使自己免遭杀身之祸。而要解决这些难题，看来只有处理好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要做好以下几个“必须”和“不能”才有可能：
1、如前所述，美国扩大越战准备侵华和中国无限援越出兵助战的战争升级，大有利于苏联趁虚攻欧，美国为了转兵抗苏必定要先打垮中国而发动侵华战争和核战争。但是如前面所说的，由于中美经济军事实力相差太大，尤其中国的导弹核武力量太为幼弱，又有苏联以后也要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所以中国虽然可以取得对美常规战争的胜利，却无法打赢美国发动的核战争，更无法抗拒苏联入侵的核浩劫。因此，中国要想避免先美后苏的两次核战争灾难，“必须”要尽早尽快地实行战略退却而停援撤军退出越战。但与此同时中国又“必须”要做到：
（1）、“不能”因此违背对越南许下的“有求必应”援助的承诺而丧失信誉，中国“必须”要在继续履行无限援越的承诺下进行撤援和退兵，而这样做并不会使越南和各国人民以及世界舆论认为中国撤援撤兵是违背了原先的援越承诺，不会因此反对和指责中国，越南也不会起来阻止中国撤军；
（2）、“不能”使美国认为这是中国害怕美国、惧怕核战争的胆怯软弱表现而助长其欺软怕硬的气焰趁软而攻。也就是中国虽然退出越战，但要使美国仍然害怕中国，不敢对中国动武，也不敢越过十七度线进攻北越和对越南而使用核武器；
（3）、“不能”使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因此遭受失败，越南在中国停援撤军后仍要有充足的物资和军备供应，保证可以继续同美国大打并将其打败；
（4）、“必须”要让美国看出中国对越撤援撤军是在帮助美国摆脱困境和可以调兵对苏，是在救美国，而“不能”使美国感到中国退后是为了暂时避战，争取时间待强大后再同美国决战，从而反倒促使美国更要提前打掉中国；
（5）、“不能”使苏联感觉到中国撤援撤军是在帮助美国从越南脱身抽兵赴欧对抗苏联，也“不能”使它感到中国退出越战是在打乱它的对欧美由守转攻的战略部署而破坏它攻欧，从而可以促使苏联加速对欧美的守攻转换；
2、如前所述，美国为了先除前敌再转兵保欧而要对中国发动常规侵略战争和核战争，苏联为了先除后患再夺欧战美，也要对中国发动战争和核战争。但两相比较，对于中国来说，前者要容易解决一些，后者要难对付得多，而且其战争的规模、强度、破坏损失的惨烈程度，后者也要比前者大得多。这是因为：
首先，美国隔太平洋远离中国，更没有可以直接攻入中国境内的陆上前沿进发阵地，全要依靠海上、空中的登陆和补给，这给兵力部署、作战调动和物资装备的运输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和不便，真要派出几百万军队登陆和攻打中国大陆谈何容易；
其次，如果美国只对中国进行核攻击而不派大量军队去攻占大陆，这不仅没有实利可得，反倒使苏联要么利用美国主力云集越南、朝鲜和中国南方与中国军队大战之际，趁机攻入空虚薄弱的欧洲并越过大西洋直逼美洲；要么利用美国之手消除中国核武力量后立即以出兵南下，席卷中国，将其独占吞并，结果却是苏联大占便宜，美国大吃其亏，除非美苏事先勾结达成瓜分中国的交易，还能使美国得些好处；
再者，中国人民和中共军队善于打反帝侵略的人民战争，因此即使美国率领仆从军能够登陆中国沿海，或从越南和朝鲜打入中国境内，却也很难站得住脚。
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退出越战不再援越，尤其不再出兵助战而撤军，就能减轻美国在越的军事失败、在国内反战和苏联西进的压力而可以腾出手来赴欧抗苏，美国因为得到了中国退兵避战之助，又为了避免欧亚两线作战，也就会停止对华战争和核战争，美中之战就打不起来了。
然而苏联的情况却就不同了，它有许多优于美国的侵华条件：比如，它和“卫星国”蒙古及与它关系紧密的朝鲜同中国有着山水相连、直接接壤的漫长边界，苏军又是世界上陆战战斗力最强最猛的军队，它要把百余万、数百万装备精良、机动能力和攻击火力强大的精锐大军，以及大量近中程大当量多弹头核导弹调集部署在靠近中国边境的远东、蒙古和中亚一带，把远程战略核导弹对准中国北京和要害目标，快捷便利，相当容易；
比如，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在与它远东地区相连的东北三省，核武基地在接近蒙古的西北地区，首都北京离中蒙边境只有几百公里，苏联又有在中国境内对日作战的战争历史，对中国东北和内蒙的地形地貌、社会人文情况了如指掌，并具备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而且它还有强大的太平洋舰队可以很快驶抵黄海、渤海和东海的中国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所以要进攻和占领这些地方非常轻易；
再比如，中国为防美国侵略，已把军事重心和大部兵力部署在南方一线和东南沿海，包括东北、西北和中蒙边境的整个北方区域的防卫则相对薄弱，这给苏联可以从北线抄中国后路趁虚而攻提供最佳的便利条件，这要比美国打中国容易多了。
如前所述，苏联要与从越南亚太转兵而来的美国北约在欧洲发生争夺大战之前为先除后患是一定要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数百万强大苏军这种排山倒海、迅猛突击的海陆空立体攻势和核攻势，就会顷刻之间摧毁中国核武力量和战略要地，并会迅速攻占中国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以至中国全境。因此毛泽东在中国退出越战之时和苏联侵华之前“必须”要提前作好最充分最可靠的反苏侵略战争的各种实战准备，并且还“必须”做到：
(1)、“不能”使苏联敏感到中国退出越战是为了助美返欧、联美反苏，也“不能”使它感觉到中国在苏联攻欧时会配合美国趁虚北进抄其后路，攻占远东、蒙古、西伯利亚；
(2)、“不能”使苏联觉察到中国在对越南减援撤援之时已在将防御战线和军事重心向北转移的调兵遣将、调整部署行动，或者说中国在这样做时苏联并不会发觉这种为防苏侵略的军事调动和战线转移行动，更不会发现毛泽东此举的战略意图，而等到它发现时却已经晚了，中国的抗苏侵略的实战准备已经做好了；
(3)、苏联发动对华现代常规战争和核战争是极其猛烈厉害的，中国单靠自己的力量是很难抵挡抗拒得住的，因此中国“必须”要得到强大的国际援助，但“不能”让苏联发现中国所做的这种争取外援的努力和实效。也就是当苏联真要发动大规模侵华核战争时，才会发现中国不仅已经在北方一线作好了抗击它侵略的一切实战准备，而且也已经获得了强大的国际支援，使它不敢钦下核电钮和出兵攻中国；
(4)、苏美之间存在着既争夺又勾结的关系，因此“必须”要充分利用它们的争夺矛盾而分化它们，“不能”使它们为了共同反华侵华而联手攻击中国；
3、在侵华问题上苏联比美国还有一个优势，这就是苏联在中共党内有亲苏力量相策应，而美国却没有亲美势力可帮忙。自从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被中共打败逃亡台湾后，尤其在美国侵占台湾和发动侵朝战争与中国为敌以后，中共在大陆上肃清了蒋的残余力量和亲美势力，中共党内更是没有一点亲美派影子，反倒是清一色强硬的反帝反美立场。因此美国要进攻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内部策应者可助；与之相反的是，正如前面所讲的，中共党内亲苏势力强大，除王明及其党羽是苏共的最亲信外，刘少奇、林彪等也都是亲苏反美派。这其中刘少奇主张“联苏战美”并已进行策应苏联除毛夺权的行动，他和拥刘当权派已经成为实行战略退却撤出越战避免来自美国核战争的主要障碍，也是要引熊入室把中国当成苏联的附庸和炮灰、甚至中国被美苏南北瓜分的主要危险；而要“联合苏联”的林彪在苏联入侵前也会作里应外合的策应而发动推翻毛甚至暗杀毛的军事政变。因此毛泽东“必须”尽快地削夺刘少奇和各级拥刘当权派的权，也“必须”及早防备和挫败林彪除毛夺权投靠苏联的军事政变。但在实施过程中又“必须”做到：
(1)“不能”使刘少奇、林彪和苏共受到惊动而觉察到毛泽东退出越战和要罢刘除林的战略意图，尤其要利用刘、林矛盾，不便使他们联起手来共同反毛，从而使刘、林、苏三者无法联络沟通提前政变夺权和改变路线；
(2)、“不能”以反对刘、林的“联苏战美”为理由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以免暴露毛的不与美战而要“联美反苏”的战略意图；
(3)、与刘少奇相比较，企图投苏附苏并建立蒋式军事独裁王朝而又执掌实际军权的林彪更加危险，苏共也对林彪寄于最大的厚望，因此对林彪问题“必须”慎之又慎，在得到国际外援而能够挫败苏联侵略之前，对林及死党“不能”有任何的惊动。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要做到的“必须”和“不能”。
从以上所列可以看到，毛泽东要做到这些“必须”和“不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其中最最危险和真正吃重的并不是退出越战和罢刘的官去避免与美国战，而是如何不被觉察地转移战线和获得外援能够抗住和避免苏联的侵华核战争，以及如何挫败林彪策应苏联的刺毛军事政变，而要能做到这一切的关键的关键是毛泽东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战略意图而需要绝对的保密，否则将会还未动手就已前功尽弃，一败涂地了。
那么毛泽东又如何才能做到能解决难题的这些“必须”和“不能”同时又绝对不会泄露“天机”呢？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只有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
第二部分：毛泽东怎样发动和进行第一阶段文化大革命
内 容 简 介
揭示毛泽东对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战略、谋略、策略和进行过程的构思设计和计划部署，以及文革第一阶段战略退却的具体实施情况和挫败两次对华核战争而救了中国越南美国欧洲和美国又反过来救了中国的进展过程。
(待续)
注 释
［注1］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物·S·麦克纳马拉著《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36页。作家出版社1996
年10出版。
［注2］杨光斌、赵少秋著：《大器早殒肯尼迪》，第216页。学苑出版社1996年4月出版。
［注3］同［注1］第109页。
［注4］炎勇编著：《遏制与反遏制》，第452页，时事出版社1997年出版。
［注5］同［注2］第223页。
［注6］同［注1］第91－92页。
［注7］同［注2］第226页。
［注8］同［注1］第92页。
［注9］同［注1］第86－88页。
［注10］同［注1］第99页。
［注11］同［注1］第109页。
［注12］同［注2］第225页。
［注13］同［注4］第461页。
［注14］同［注1］第45－46页。
［注15］同［注2］第225－226页
［注16］黄甫生、匡兴华、黄小龙编著：《核危机密闻录》，第123－1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出
版。
［注17］同上。
［注18］同［注1］第123－124页。
［注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368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出
版。
［注20］解力夫：《越南战争实录》，下卷，第38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出版。
［注21］同上，第351页。
［注22］同上，第379页。
［注23］同［注20］，第377页。
［注24］同［注20］，第380－381页。
［注25］同［注20］，第381页。
［注26］同［注20］，第350页。
［注27］同［注20］，第352－353页。
［注28］王仲平、夏立平著：《美国核力量与核战略》，第171－173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
［注29］美国约瑟夫·格登著：《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第11页。
［注30］同［注28］第176－177页。
［注31］同［注4］第288－291页。
［注32］美国《中国日报》1998年9月2日第9版《约翰逊总统曾秘密批准核攻击权力，冷战时期将领可
以径自发射核弹传闻终得证实》一文。
［注33］同［注4］第433－427页。
［注34］同［注4］第534－535页。
［注35］同［注19］第396－413页。
［注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40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
［注37］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典编委会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典》，第538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出
版。
［注38］同［注36］第525页。
［注39］同［注19］第367页。
［注40］同［注36］第373页。
［注41］陈明显著：《晚年毛泽东》，第38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
［注42］同［注36］第377－378页。
［注43］同［注36］第385页。
［注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第120页。
［注45］同上，第126页。
［注46］陈果吉、崔健生主编：《辉煌与误区》，第360－365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
［注47］同［注44］第196－197页。
［注48］同［注44］第223页。
［注49］同［注44］第359页。
［注50］同［注44］第376－377页。
［注51］同［注44］第381页。
［注52］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238－23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1月出
版。
［注53］李连庆著：《中国外交演义》，第22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出版。
［注54］同上，第223－227页。
［注55］同［注20］第353页。
［注56］同［注20］第355，372页。
［注57］同［注20］第375页。
［注58］同［注20］第372页。
［注59］同［注20］第420页。
［注60］王国强著：《美国有限战争理论与实践》，第107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
［注61］同［注20］第393页。
［注6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81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5月出版。
［注63］同上，第183－184页。
［注6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81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5月出版。
［注65］同［注53］第226－227页
［注66］同［注20］第353页
［注67］高文谦著：《晚年周恩来》，第94页，明镜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
［注68］同上，第101页
［注69］同［注41］第427页。
［注70］同［注41］第433页。
［注71］同［注67］第104页。
［注72］同［注41］第433页。
［注73］同［注41］第448－449页。
［注74］同［注41］第427页。
［注75］同［注67］第110页。
［注76］同［注41］第444页。
［注77］同［注1］第225页。
［注78］同［注1］第228－229页。
［注79］同［注67］第427页。
（全文60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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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7 09:3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