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耀：回忆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一个保守派的自述（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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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文革博物馆

回忆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一个保守派的自述（之一）
·刘光耀·

一、初闻“造反有理”

１９６６年夏，我和开封师范学院的许多教师、干部一起，正在通许县参加“ 四清”运动。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
５月１０日，报纸上发表的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 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以及此后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我注意到了，但我没有时间读（对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汇报》发 表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也曾是如此）。６月１日晚８ 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６月２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揭 发批判北京市委、北大党委的大字报，我没有听也没有看。６月３日，我从广播里 听到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和新市委改组北大党委的决定。我震了一下，似乎明白了：“北大成了‘三家村’黑店的重要据点，前北京市委是邓拓之流 的后台老板。”我从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朴素的热爱和信任之情，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说明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的反映是如何的尖锐和激烈，在党内确实存在 着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有些人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反对马列主义，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整日守在毛主席身边竟然反对毛主席，实在令人气 愤！”６月６日，“四清”工作组领导布置于当晚召开社员群众大会，声讨邓拓“ 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动员大学毛主席著作。６月７日，工作队员写声讨邓拓“黑帮”的大字报。我写道：“我是党的忠实儿子、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谁要反 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和他拼到底！”
６月１０日，由开封师院包下的孙莹大队的大部分工作队员回校，留队１７人 ，又从开封地区补进一部分新队员。三个月后才知道，此举是因为６月５日师院艺术系部分学生揪斗了“反动学术权威”武秀芝，全院开始乱了。这就是河南省有名的“６。５”事件，开封师院以及开封市的“文化大革命”就从这里开始。这是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第一张造反大字报后，其它城市响应造反最早的一家。
６月底，开封师院的留队队员又返校一批，只剩下数学系４人留队，工作组长 换成了地区干部。对于学校的消息，我们全然不知。８月底的一次工作组核心会议上，组长透露，开封师院的学生抬着“造反有理”的大牌子上街游行。我当即追问：“共产党领导的天下，造谁的反？！”没有任何人答话。我懵了。
９月４日天快黑时，突然得到通知，我们这４名队员全部返校。夜１１点左右 ，接我们的卡车才到，到校已是５日凌晨。一进校门，我们在车上借着微弱的路灯光看见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从大标语上得知，院党委第一书记韩倩之已被罢官。我们４人中，陈顺卿在校内有家，剩下我们３个单身就暂住在系办公楼一个大教研室内。一放下行李，脸还没洗，徐兴辰、张佳魁就说，咱先写一份表态大字报贴出 去再休息。我当然积极响应两位共产党员的倡议。因为陈顺卿是党总支委员、系副 主任，就避开他而以我们三个的名义，由我起草了以《三颗红心》为标题，向“最 敬爱的党、最最敬爱的毛主席”表态的大字报，表示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要认真学习、掌握《十六条》，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由于我们尚不知省委罢韩倩之官的理由，在表态大字报中就没有提及此事。
在返校的头几天，我教过并且一起到农村参加劳动而建立了深厚感情的数学系 ６４级的几位同学，多次到我房间，给我送材料，要求我好好学习，不要急于表态支持哪一派。他们都是八二四造反派骨干，对我很关心、很热情。他们的行动使我 体会到，希望我支持他们。
通过几位同事，以及八二四同学给我的材料，我了解到：
１、６月５日，艺术系女教师武秀芝，被她最得意的一个学生带领一班人揪斗 。在“６。５”事件之后，各系都揪斗了“反动学术权威”。数学系也揭批了本系以讲师孙荣光为“村长”的“小三家村”。在揭批“小三家村”“村民”、讲师傅 熙如时，硬说傅写有“黑诗”，逼他交出，把他快逼疯了，头直往墙上撞，而且跑 回家，又被抓了回来。
２、开封师院秩序大乱之后，开封市委根据中央精神，派工作组进驻师院。他们和院党委一起，设法平息混乱，让学生学习有关文件。同时，让各系党总支对造 反的学生进行排查，整理资料。院还成立了“文革委员会”。在这个过程中，造反 的学生对工作组不满，发生了摩擦。各单位分四类对教师、干部进行排队。一类是最好的，四类是阶级敌人。数学系的孙荣光被定为“三类半”。党委指示，数学系 教师中没有四类，可以先把孙荣光按四类批判，到运动后期定性时再说
３、在揪斗“反动学术权威”的同时，一帮造反者把矛头立即指向主持院党委 工作的院长、党委第二书记曲乃生（第一书记去搞“四清”了，“６。５”事件后回校）。７月２２日　，大礼堂批斗曲乃生时，在学生发言中，逐个点了各个系的 “反动学术权威”，令他们上台挨批。数学系上台的有孙荣光和刚３０岁的“资产阶级教授”张世德（张只是个助教。一位劳动模范出身的化学系女学生诉苦时，说“资产阶级教授”张世德如何迫害她……）。上台的有８０多位。工作组是这场批 斗会的组织者，工作组长和韩倩之坐在台下前排指挥。
４、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来开封师院煽风点火。他们爬到大礼堂、七号楼和校大门上边，把他们认为是“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古建筑装饰砸掉。在他们的煽动下，师院和开封市到处都掀起了“破四旧”的狂风。开封二中还办了个“破四旧成果展览”，其中有许多珍贵文物，有的文物后来竟“丢失 ”了。
５、８月２４日下午，韩倩之在大礼堂作报告之后，院“文革委员会”主席侯 志英接着讲话，其间，突然响起鼓声，几十名学生高呼口号上台，夺话筒。这一下 激怒了众多师生。一位中层领导干部对愤怒的学生说，你们也可以上去！几个学生 带头，又上去更多的学生围攻造反者。造反者围坐在毛主席画像周围朗诵毛主席语 录。这时主持人让侯继续讲话。侯又讲了几分钟，就宣布散会，想把造反者“晾” 到那儿。大家离开大礼堂后，有人发现造反者整队上街了，估计他们会去市委请愿，于是，有人就组织一帮人跟上去“消毒”。“消毒”者到市委不见造反者的踪影 ，就又追到开封地委大院。地委领导接见了造反者，表示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在“消毒”者的要求下，地委领导接见了“消毒”者的代表，表示理解这帮人的意思，劝他们好好学习，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这就是闻名河南的“８。２４”造 反事件。在“８。２４”事件中，韩倩之的金壳手表不翼而飞，找不到下落。
６、“８。２４”造反者立即赴省委请愿，与其对立的学生也赴省委反映情况。省委表示支持造反者。当党委得知消息后，韩倩之率领部分师生到开封火车站迎接他们。但造反者不买账，不乘坐韩倩之派的大轿车，而是整队呼着口号步行到校。此后，造反者组成“八二四革命造反战斗队”（简称“八二四”）。
７、和造反者对立的学生头头，在郑州看到某高校“牛鬼蛇神”游街示众受到 启发，回校后就组织类似的大型活动。让曲乃生排头。让党委书记杨纪高脱去鞋袜插在上衣口袋里。差不多人人戴高帽。数学系一个学生把盖痰盂的带长把的木盖，倒插在孙荣光的后衣领内。有一个后勤一般干部，只因男女作风问题，也让他游街，而未戴高帽，一个学生把半个西瓜皮扣到他头上，另一个学生把一个小白旗插在瓜皮上。当游街队伍返回到校门口时，指挥者令他们停下来，为首的站到凳子上，指挥者拉着腔问：“你是啥东西？”被问者须答：“我是牛鬼蛇神谁谁谁”。然后 指挥者喝令：“滚蛋！”便从凳子上下来，再由他学着指挥者的腔调问下一个。轮到艺术系教师刘铁华，刘答：“我叫刘铁华，是个赖蛤蟆。”院团委干部牛效明，脖子上挂着两只破鞋，轮到他时，他用三句半答：“我叫牛效明，是条害人虫，一肚子肮脏水儿，孬种！”
８、９月４日，省委派一名副书记来开封师院宣布罢免韩倩之的职务。
９、造反派组织了多次在大礼堂批斗韩倩之的大会。其中一次，用铁丝给韩的 脖子上挂了一块大钢板，上书“走资派”，脸上画了个大黑叉。钢板压得韩的头越 来越低，致使钢板碰到地板，发出响声，大会主持人才让两个学生摘去那块钢板。
"6.5"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许多教师被学生用大字报点名批判。由于我上大学时受黄敦慈等老师的影响较深，在教学中要求比较严格，数学系６２级学生就给我 贴了专栏大字报《看刘光耀的教学观点》，有两句顺口溜：“看见刘光耀，心里吓 一跳，看见耀光刘，心里直发愁。”一次，我到大字报资料保管室和同学聊天，６２级学生赵保当对我说：“刘老师，看一下写你的大字报稿吧。”而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如火如荼，我满脑子都是问题，哪有心思顾得那些，就说：“现在顾 不上，以后再说吧。”其详细内容，一直没有看到。
返校后我目睹的第一幕闹剧是：“院文革委员会”被造反派勒令取缔，门被封 ，侯志英戴着约两米高的高帽子在大礼堂被揪斗，揪斗后，侯志英被打。这哪里是 搞文化革命？！我和张佳魁尤其想不通。９月７日，我们商量了一下，就写了一张 简短的大字报《我们坚决拥护“用文斗，不用武斗”》，全文如下：
我们主张敢字当头，敢于斗争，但在斗争方法上，我们主张： ⒈动笔动口不动手，不打不骂。⒉不挂牌子，不戴高帽，不罚跪，不按头。 ⒊要彻底揭露，充分说理，彻底批判。⒋要让被斗争对象先交代，开展辩论式的斗争，防止逼供信的做法。 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符合《十六条》中指出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精 神的。这样做，会更有利于彻底暴露敌人，孤立敌人。我们不希望再出现违背《十六条》精神的斗争方法。以上意见是否妥当，望同志们讨论。刘光耀　张佳魁 １９６６．９． ７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数学系６４级造反派学生找我来了，他们要我好好学习７ 月２７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强调要深 刻领会其中所引用的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 一句话：‘造反有理。’”（１９３９。１２。２１《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还要我好好学习毛泽东１９２７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中的一段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 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 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我学了，也进行了深入思考。可是，我怎么也想不通，毛 主席的这些话是哪个年月讲的，在共产党领导、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也要像那样做吗？我不理解。我坚定地认为，“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 制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十六条》中所规定的政策，应该是我们当前行动的指南。于是，在９月９日，张佳魁、徐兴辰我们三人经过认真讨论，写了一篇很长的大字报：《斗准、斗狠、斗倒、斗臭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章在充分肯定红卫兵无所畏惧敢于造反的精神之后，根据我院运动情况，直 率地讲了四个问题：
一、捍卫《十六条》，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表示：谁如果违背《十六条 》，我们就坚决抵制，坚决反对。
二、明确运动重点，看准斗争对象。其中讲了四点：⒈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⒉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认识是：反党反 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死心塌地地走资本主义道路，忠实地执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方针路线的那些党内领导人物。要本质地、全面地、历史地考察干部。⒊如何 理解“炮打司令部”？要炮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要把因认识问题 而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的领导人以及在生活作风、工作上犯有错误的人当作敌人来打击。⒋对于那些由于材料揭发还不够充分，还不能确定是敌我矛盾的，暂时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
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把运动搞深搞透，使运动健康发展。强调在充分 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别处理；强调坚持 文斗，不用武斗，提出了坚持文斗的三条理由。
四、呼吁有分歧的各红卫兵组织团结起来，矛头一致对准敌人。
这一篇长文，造反派不理睬，和造反派对立的学生抄下来油印成了传单。造反派学生看我不可能支持他们，也就不再找我了。
我为什么决心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虽然我不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内在原因，不知道他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只笼统地知道是为了“防止修正 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是，由于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把我孤儿寡母的家庭从苦难中解救出来，母亲和我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感恩戴德；而且我从来不怀疑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决定，坚信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因此，抗美援朝 中我积极报名参加志愿军，初中毕业时积极报名参加航空学校学习，此后的历次政 治运动中我都是积极分子。这次“文化大革命”，我当然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 极投身其中。
我为什么不支持造反派？第一，开封师院的“文化大革命”是从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开始的，但是，像艺术系的武秀芝、数学系的孙荣光等，只是本单位的学术水平相对较高者，还谈不上什么权威；至于“反动”，则更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所以，要批斗这些先生，要“革他们的命”，要造他们的反，我不赞成。
第二，说以韩倩之为首的院党委搞修正主义、韩倩之是走资派、以侯志英为首 的“院文革委员会”是韩的御用工具，通过造侯志英的反进一步造韩倩之的反，我想不通。究竟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走资派？这些概念在我的脑子里是抽象的笼 统的模糊的，我没有见到过具体的模式。从我的主观感觉，不认为韩倩之搞修正主 义，他不是走资派。
第三，我这个人虽然思想单纯，性情急躁，直爽有余谨慎不足，经常犯说话不顾对象不择场合不讲方式的错误，但我是实事求是的，历来反对大轰大嗡的形式主义，更反对在对人的斗争中的过火行为。在浮夸风盛行的１９５８年，我的头脑是 比较冷静的。在参加“四清”运动中，我不赞成“在发动群众的运动初期，不要怕过火”的主张；在对待通许县领导点名的、我所在生产队队长的问题上，是谨慎的，未乱煽风点火，逼他交代问题。因此，我被工作队某领导说成是“右倾”，挨了批评，从而在发展党员时没有我的份儿（我的入党介绍人已经向我点明了此事）。现在搞“文化大革命”，采用明显违背《十六条》的二十年代湖南农民革命的办法，我当然极力反对。
以上三条，正是我“文革”之初和许多同志一样就持“保守”态度的根源，也 是我此后越来越“保”的思想基础。

二、两派群众矛盾激化

《十六条》颁布以后，市委工作组撤离学校。在院党委的指示下，各基层单位都组织了“红卫兵”，而且名单是经党委审定的，都是“可靠分子”，有学生，有教师，有干部，按军事编制。在八二四造反之后，以这些“红卫兵”为基础，成立了“红卫兵战斗师”，它是开封师院最大的“保守”组织。战斗师成立后，中文系 和政教系的部分学生成立了“井冈山战斗队”，其它系也有少数学生加入。没过多久，井冈山内部分裂。政教系的大部分从中分出，组成“东方红战斗队”，它是八二四的兄弟队，但造反性比较温和。井冈山是最先造开封市市委书记徐学龙的反的 队伍，但它反对八二四那种武斗等激烈行为，又不赞成战斗师的“保皇”立场。随 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井冈山对八二四越来越反感，而逐渐成了战斗师的友军。此外，物理系部分学生成立了近于八二四的“八三一战斗队”；近于战斗师的学生组织 还有“狼牙山战斗队”和“春雷战斗队”。
韩倩之被罢官的直接结果是，院党委机关和各基层组织陷于瘫痪，广大党员、干部陷于迷惘，不知所措。一位在党委机关工作的一般干部，到几个系的党员中活动，要大家想办法看咋办。于是，几个系的党员代表，一起去找市委。市委一位领导接见他们时说：“在现在这种形势下，你们还能来找我们，我们感到欣慰。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你们就放手干吧，在游泳中学游泳。”他们又去找省委 领导，也无获而归。习惯于以党的“驯服工具”要求自己、按照党组织的指示行动的广大党员，虽然有中央《十六条》作指南，但无基层组织的指导，他们还是茫然 找不到北。渐渐地，中文系教师中的几个党员意识到，应当支持造反的八二四，于是他们就组织了“卫东战斗队”；９月中旬，以数学系、外语系、体育系的几个共产党员，就在教师中组织成立了与之对立的“遵义战斗队”，意在要像中共中央遵 义会议那样，来扭转开封师院的“乾坤”。遵义队包容了全院教师、干部中７３％的中共党员，大部分靠近中共的积极分子加入其中。数学系的大多数教师、干部组成“遵义二分队”，张佳魁任分队长，我任副分队长。
除了卫东队和遵义队，师院教师、干部中还有支持八二四的“东风队”和支持战斗师的“长征队”、“延安队”（后并入遵义队）；支持八二四的工人组织是“ 赤卫队”，支持战斗师的工人组织是“二七队”。
少数出身不好以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党外干部和教师，被排斥在群众组织之外。
两派群众组织的基本立场、观点截然不同。八二四一方认为，以韩倩之为首的 院党委，长期以来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压制不同意见，使一部分群众精神上受压抑，韩是走资派，按照毛泽东“造反有理”的理论，应该造他的反。这一派人数虽少，但仗恃“造反就是大方向”、“大方向正确，一切都正确，即使方法错了也没啥”的歪理，他们的胆量特大，能量也特大，什么伦理道德，什么国法党纪，一概不予顾忌。与之对立的另一方，则不认为韩是走资派，他们反对乱揪乱斗；甚至认为造反者一方中有极少数坏人，或者有坏人做后台，煽动他们进行捣乱、破坏。这一派人多势众，自恃对毛主席、党中央最忠诚。两派都自认为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于是，双方以大字报和口头辩论形式互相攻击。在对待领导人的问题上，八二四一方批斗韩倩之；战斗师等一方则批斗曲乃生，认为曲是反动学术权威的后台和保护者。战斗师等一方也认为应该造走资派的反，他们在更大的范围内找 “走资派”，他们去揭批开封市委书记徐学龙。八二四造反，徐学龙贴大字报支持；井岗山和战斗师揭批徐学龙、曲乃生，八二四却保护他们。双方互骂对方是“保 皇派”。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各派的判断标准很简单：凡不支持自己的，都是；支持自己的，都是好干部。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是少数。双方的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派仗越打越激烈。
９月１３日，八二四以搜查工作组整他们的“黑材料”为名，砸、抢、封了院及各系机要档案室。共产党员、政教系教师袁国选，发出保卫档案的《共产党员的呼吁》，紧急呼吁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保卫机要档案。但未得到响应，全院出现一 片沉寂气氛。
１０月初，在造反派学生的压力下，开封市委先后罢了物理系党总支书记翟子荣和数学系党总支书记戴鸿儒的官。
此后，我率领遵义二分队和战斗师第三营（数学系学生）一百多人到开封市委找李浩副书记辩论，质问戴鸿儒被市委罢官的理由。李浩除了说戴鸿儒曾在一个很小的会议上说过“八二四比他妈的５７年右派还厉害”之外，其余就含糊其词支吾 其语。李浩被我们驳得哑口无言。我们强烈要求市委为戴鸿儒复官。李浩哪敢答应 。我们体谅李浩的难处，同意他让大部队回校、留几个代表和他谈的要求。我和一名干部、一名学生留下。这时天已经黑了，李浩让我们和他一起吃面条。饭间，李 浩谈了他对形势的看法，表示同情我们，说市委也是无奈。我们也深知，今天的行 动只是造造舆论，给市委一些压力，市委是不可能为戴复官的。这件事就不了了之。此后，各系、部、处凡不支持造反派的负责人，都被造反派揪斗，而无须市委发 文罢官；政教系学生辅导员申志诚等也被批斗。
１０月下旬，两派学生多次发生摩擦，“老保”有几十人受伤，政教系女生王 秀莲等１０余名受重伤，王秀莲在被推搡中有人用钢筋棍打她头部，严重脑震荡，至今未愈。
１０月３１日，八二四夺了院广播站。接着，又发生了二七队三名老工人在和八二四学生辩论中被打伤及全院炊工罢工事件。双方斗争趋白热化。
开封师院由极少数学生揪斗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开始，院党委和工作组对其压制；然后是从少数学生登台开始，造韩倩之的反，另一部分学生起而围 攻，逐渐形成全院对立的两大派。中共开封师院党委也被分成以韩倩之、赵文山（副书记）等多数委员为一方，以曲乃生、杨纪高和刘定一（委员，红军老干部）等三人为另一方的两部分。但是，和中共中央１９６２年以来刘少奇等推行的所谓“右”的路线、政策不同，韩、赵等一直执行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以吴芝圃为首的中共河南省委的所谓“正确”（实际上是左）的路线、政策，而曲、杨等在历次运动中则常扮演“右倾”人物而遭受批判。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韩、赵 等被造反，而曲、杨等则成了造反派的保护对象或支持者。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的党 委主要领导人，都是执行毛泽东的那一套，可现在却都变成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反对者”。这在逻辑上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三、１３００人大军徒步赴京“告状”

在９、１０月份，开封师院就有共产党员到省委和中南局反映情况，均得不到支持。目前形势越来越恶劣，怎么办？遵义队等几个“保守组织”的头头一起商议 ，决定集体步行上北京找党中央告状。
１１月３日傍晚，１３００多名师生员工，扛着大红旗，唱着革命歌，背负行囊，排着长长的队伍，浩浩荡荡从开封师院出发了。大队出发前，早有几副担架抬着王秀莲等重伤员先行。大队到了黄河大堤，因渡船受限，除一小部分过河外，大多数就在大堤上睡了一夜。次日赶到封丘县城。
每到一处，先遣队都给安排好了食宿，当地干群都十分热情地接待我们。省委 对这支全国罕见的步行大军相当关注，给沿途各县、市都打了招呼。
我们在封丘停了三天。在决定赴京之前，战斗师师长林庆兆（数学系６３级学 生）等去省委找纪登奎，纪说，不要去告状，你们可以出去看看，省里给拨钱。林庆兆等赶到封丘找大部队。驻京联络站的侯书山（物理系教师）等通过电话得知要大军赴京告状，也立即赶回开封师院，又很快追到封丘。他们对指挥官们说，不能告状，东北已有抬着重伤员告状的先例，中央根本不理；况且我们的人全部离开学校，万一告状不成，必然队伍涣散，组织要垮，连老窝阵地都没有了。几个指挥官之间也有分歧，林庆兆和总指挥官、井冈山头头张本乐（中文系６２级学生）等，力主返校，而有的指挥官则力主告状。相持不下，就召开全体会议，让大家讨论。会议争论很激烈。一个教师指挥官的情感演说，征服了不少人的心理。他说：“八二四如此欺负我们，使我们在学校无立足之地，省委又不给我们做主，我们咋办？不去找党中央告状，能对得起那么多被打伤的同志吗？要继续走，队伍拖垮一半，死几个人才好哩，我们抬着人也要走下去！”于是，主张继续告状者占上风。但对 这最后一句不理智的话，当时就有人私下提出质疑。
大队到安阳又停了三天，让大家“休整”，头头们开会讨论。最后决定继续北上，但不再提告状，而改为“长征”。担架上的伤员改乘火车。有两辆卡车准备载走路困难者的行李和伤员。我们每天走百十里路，相当艰苦。许多人脚上打了燎泡 仍然坚持步行，只有少数实在走不成路的才坐一段车。我的脚病犯了，脚趾和脚面 溃烂，疼痛难忍，买了几尺白布裹紧双脚继续走。指挥员还组织了一次夜行军。眼 睛不好、外号“老瞎”的数学系教师王高敏，手抓着我的肩膀，紧跟在我的侧后走。凌晨四、五点钟瞌睡得要命，我闭着眼睛“瞎走”，不知咋的，方向走偏了，一脚踩空，差一点儿跌进公路边的壕沟里，才被惊醒。我和大多数同志都是坚持步行到底的。所以，后来有人批判我们是“假长征”时，我们当然不服气。
大军从开封出发不久，八二四就组织了一支自行车队，带上纸张、油印机，有时尾随在后，有时提前到我们将要宿营的县、市，一路散发造谣、攻击我们的传单，甚至说我们“屙在老乡的锅台上”。我们只管走我们的路，不予理睬。
长征一路搞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在邯郸瞻仰了烈士陵园。到邢台访问了地震灾区的农民。在石家庄瞻仰了烈士陵园和白求恩墓，听了白求恩医院院长的报告。 到保定又折向西北的狼牙山麓，请抗日英雄做报告；参加农村劳动，和农民举行联欢会；并登上狼牙山峰，极目远眺，体会毛泽东词“倒海翻江卷巨澜”的磅礴气势 。长征大军有一支文艺宣传队，他们是先步行一段再乘卡车提前到达宿营地，晚上给当地群众演出文艺节目。这是一支以艺术系学生为主的精悍的高水平宣传队，很受沿途群众欢迎。他们在天安门广场的演出，受到了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的采访，照片见诸报端。
１１月２７日，１３００人的开封师院长征大军，步行１７００里，到达北京，住在北京农机学院。后来听说，究竟住在什么地方，驻京联络站的同志和长征指 挥官之间有分歧。联络站早已联系好一所受北京造反派影响小的较偏僻的中学，他们认为，住在那里可以保住我们的队伍不垮。但有的指挥官认为，我们是大学，应该住在大学里边。在北京，我们访问了时传祥领导的环卫队，背起大粪桶，体验掏大粪的苦乐。此外，没有别的集体活动，大家分散地到各高校参观。
北京的形势动摇了我们这个队伍的军心。本来我在“四清”地区返校之前，已经从报纸上注意到了中央领导人顺序的变更，当时还有所议论，意识到刘少奇犯了 错误。可是，我怎么也不相信党中央会出修正主义。１０月１日，我曾作为群众代表来北京参加了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活动，我被编在离天安门最近的方块队里。在那人海里，透过有些灰蒙蒙的大气层，我看见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我在多年前从肖像上就已经熟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那时，我还意识不到刘少奇会被打倒。然而我的心情在通许回校前就已经开始有些沉 重。我虽然看见了天安门上的毛泽东，但绝无年轻红卫兵那种激动的情绪。这一次来到北京，看到了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传单、大字报，说刘、邓是“资产阶 级司令部”，我的心情更加沉重。大家都感觉到刘、邓要倒台了。一些人怀疑自己的斗争方向。文艺宣传队的学生最先动摇，宣布脱离战斗师，造反了。长征队整个军心大乱，指挥官们驾驭不了，就让大家自由离京。元旦前后，一小部分人乘火车 到广州等地串连或回自己家乡，大部分人回到了开封。
战斗师的大多数学生虽然感到自己的行为不符合毛泽东指引的“造反大方向”，但他们也决不愿与八二四为伍。他们有人提出，我们也“造反”，去省委关机“ 造反”。于是，几十个人从北京乘火车回郑州，组成“红卫革命造反兵团”直接进驻省委大院，。郑州大学“二七公社”早已进驻省委大院，他们准备砸抢省委机要档案，红卫也就同二七合作。不过，二七只让红卫在楼梯口站岗。这是红卫兵团刚 成立时最糟糕的胡闹行为，以致解放军驻开封师范学院军训团进校后，一直不支持、不承认“红卫”。
在开封的大部分遵义队成员开了一次会。与会者一致认为，要明确我们今后的大方向是批判刘少奇。会上有人提出，我们过去的大方向错了，组织应该解散。我 则朗诵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中的几个段落，慷慨激昂地主张：公开检讨，扭转方 向，不再与八二四作对，坚持遵义队组织不散，继续坚持战斗。头头无术，会议无 结论结束，从此遵义队垮台。
这次大会之后，遵义二分队照常集体学习。有一次会，讨论：八二四要摧垮我们，我们如何应对？常呈才发言说，我们要团结一致，顶住压力。如果他们要揪斗我们的头头张佳魁，刘光耀顶上；如果他们又要揪斗刘光耀，我常呈才顶上……，要顶到底，反正我们不散伙。田继善在发言时说，如果他们叫我们加入他们的组织，我们就加入，我们在他们的组织中发表我们的意见。田的这个发言，后来被某反戈一击者攻击为“从造反派内部搞垮造反派的阴谋”。另一次集会时，政教系东风队的几个人闯入会场，给我们上政治课，双方辩论一番。当我们离开会场时，发现 室外墙上贴了几条攻击我们的标语，我们中的几位撕掉。此后，他们就写大字报诬蔑我们“撕毁毛主席语录”。
接下来，开封师院庞大的“老保”阵营所面临的，将是上海　“一月风暴”的 无情袭击。
其它各保守组织都受到了造反派的强力围攻，摇摇欲坠。

四、“一月风暴”和“红色恐怖万岁”

１９６７年１月，遵义队瓦解之后，我和大多数同志一样，不甘心失败，就写 了两篇如何估价战斗师和八二四的文章。一篇题为《全院革命师生团结起来，彻底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请数学系一位学生转给狼牙山战斗队帮助印发。另一篇 题为《师院革命大旗由谁扛？》指出了八二四的几个致命错误，揭露了它的一些罪 行，直截了当地说它脱离人民，非垮不可。但这篇文章还未写完，上海“一月风暴 ”骤起，师院已被八二四的白色恐怖所笼罩，各“保守”组织相继被摧垮，许多人 转入地下活动。
在八二四的强压下，“保守”组织的一些人加入了造反派，一些人“反戈一击 ”，许多人默不作声。遵义队头头、数学系教师李天增在６０２大教室、大礼堂和 开封市人民会场被揪斗。数学系在批斗戴鸿儒和老教师、数学系副主任赵鸿勋时， 喝令遵义队的胡雁军（女）、田继善、张佳魁和我站在台前低头，要胡揭发戴鸿儒 ，要田交代“从八二四内部搞垮八二四的阴谋”。当时，胡雁军怀孕将临产，会下 见腆着大肚子的胡雁军也被喝令站着低头，就连造反派的一些同志也看不下去，悄 悄对主持人暗示，主持人即令批斗会结束，一声“滚蛋！”我们四人从前门离开会 场。胡雁军一出门哭了，我说：“哭啥？挺住！”斜对门就是我和张佳魁的住室， 一进门，张佳魁噗哧一笑，说：“就喜欢听这‘滚蛋’。”我也笑了。田继善的住 室和我们的住室之间，还有一门相通，他从我们屋绕进他屋后，把门插上；此后， 为避免是非，田走他屋的正门；而且单独散步。
在一次批斗戴鸿儒的会上，喝令刚从南方串联回来的６４级辅导员李景斋到前 台低头，一个学生把毛笔递给他，他楞了一下，领悟了，立即在自己脸上画了个大 黑叉；那学生又把一个废纸篓扣到他的头上，涂上浆糊，糊上一张白纸。系办公楼 二楼贴出了小标语：“王丽敏必须低头认罪！”“吴迎繁必须低头认罪！”我立即 写了一张简短的“检查”大字报：《向我开炮》，承担责任，引火烧身，以保护同 志们。无人理会这份检查。有同志和我开玩笑说：“你转移斗争大方向，谁理你？ ”
摧垮“保守组织”，揪斗这些群众组织的头头和骨干，是八二四等造反派乘上 海“一月风暴”之势，在开封进行夺权的序幕。
上海造反派夺权的“一月风暴”，当然也狂袭开封。开封师院和开封市各单位 的造反派夺去公章，并成立“红色新行政”，以代替原来的行政机构。
１月１９日传来《北京来电》：“北航‘红旗’开始夺党权，该开除的就开除 ，该发展的就发展。……以‘红旗’为主体成立毛泽东思想党。”１月２１日被造 反干部暂时操纵的《开封日报》还特意发表“社论”，公开诬蔑中国共产党的众多 组织是“修正主义党，法西斯党”，“必须统统打倒”。一些人在大会上公开讲： “十七年来刘邓路线占统治地位”，诬蔑党、团员“都是修正主义的党、团员，都 是溜沟子、抱粗腿、顺杆子爬上去的党、团员”、“黑帮党员”、“右派党员”、 “特务党员”。有人说：“没有党的领导，照样能搞文化大革命”，“没有共产党 一样可以体现党的领导”，“什么党组织？我们红卫兵不是也领导得很好吗？”“ 不是党员也可以领导党”，“红卫兵也可以领导党”。他们贴出大标语“自己领导 自己，自己管理自己”。
于是乎，借肃清刘邓路线流毒之名，由普通群众组织“八二四”大量非法开除 共产党员的事件在开封师院发生了。据统计，除院部外，已被开除的有９３名，留 党察看的１名；准备开除而尚未实现的８５名，合计占党员总数（除院部）的５１ ％。其中体育系２０名党员中，已被开除的１４名（７名学生党员全被开除），留 察的１名，准备开除的４名，只１名因转向未受处分；外语系５９名党员中，已被 开除的３６名（３６名学生党员被开除３０名），准备开除的１０名，占７８％； 中文系一年级４名学生党员全被开除。数学系被开出党籍的６名：赵鸿勋、李天增 、林庆兆、四年级学生刘司忍、二年级女学生李爱荣、一年级女学生张铭兰。并且 将部分被开除者的入党志愿书等档案材料非法当众烧毁。数学系由６３级一个预备 党员主持，烧毁赵鸿勋和林庆兆的入党志愿书。政治系学生党员王崇现，因写了抵 制造反派胡作非为的《十五条》，而在全院大会上批斗、开除党籍、烧毁入党志愿 书。我看着那情景，心里非常难受，有一种莫大的压抑感。一些人为之兴高采烈， 拍手称快：“真痛快呀，从来没有的痛快！”“真是大快人心。没有开除的也就老 实了。过去简直成了豺狼当道。”“什么党（组织）不党（组织）的，现在什么也 没有，我们不是也干得很好吗？”如此等等。然而，也有一些人还嫌不过瘾，又提 出了“彻底砸碎”、“连锅端”的方案，即要像体育系那样，除造反或转向造反派 一方的以外，全部开除，“要像钟表一样，必须彻底砸碎。否则，钟表虽散，零件 俱在，将来重新装配上发条，又成一个新表，就走起来了。韩倩之好比表的发条， 下扫对象好比零件，必须把零件打碎，他就装不成。”
这场恶风，从身心上严重摧残了一些共产党员和干部，甚至使一些同志被折磨 到精神崩溃的程度。李爱荣患了精神分裂症。赵鸿勋在日伪时期、国民党时期和解 放后，都能较顺利地找到一份教学工作，而且还入了党，当了系副主任，因此，在 揪斗他时，就被侮辱为“三开人物”（即三个历史时期都“吃得开”）；他被非法 开除党籍、入党志愿书被烧毁之后，决心以自杀抗议，就骑自行车到黄河边，用胶 布封上嘴（想让河水从鼻孔进入，呛肺，而快速死去），向水深处走去，眼看下肢 被河水越没越多，被行路人发现，立即被救出，而幸免于死。
此时的开封师院和开封市许多单位，都成了造反派一派掌权的一统天下，到处 贴有“红色恐怖万岁”的大标语。而且大肆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多数人敢怒不 敢言。
由于八二四中一小部分人作恶太甚，２月８日和１１日分别遭到开封驻军和市 公安机关的制裁。但造反派的“红色恐怖”余威仍盛。２月１２日晚上９点左右， 我和历史系教师、共产党员李志学，先在校内写抵制反军逆流的大标语；然后又去 市内东司门写，正写间，围上来几个人，没等我写完，他们已看出大意，就夺去我 的笔、墨，围攻我。围的人越来越多，突然，一个人高喊：“这是师院的坏头头刘 光耀！”我一看，那是师院后勤的比我大十多岁的一位老工人。他这一喊不大要紧 ，一片“打倒刘光耀”的口号声之后，就是推来搡去，拳打脚踢。然后被扭住胳膊 架到市委大院市内造反派集中住宿的一座楼上，又是一阵毒打；还把我轮流扭到几 个房间斗、打，整整折腾了一夜，不让睡觉。早饭也不让吃，上午还要斗我。我发 现一张《河南日报》上有一篇批判反军逆流的文章，就大读大讲，并说：“这是省 委机关报的文章，你们还不听？”而他们有的人则说：“那是老保的报纸。”我同 他们一直辩论到下午两点，我强烈要求上街吃饭，他们在理屈词穷之下，才答应放 我。被扭送到那里的还有一位化学系的学生，我们一起走出大院。我们究竟犯了什 么罪，那帮人竟如此对待我们？！就是犯了抵制他们反军乱军的“罪”。他们口口 声声高喊“要大民主”，却又肆意破坏民主，而以恐怖手段打击不同意他们观点的 人。
２月１４日下午，在数学系办公楼西边，一群学生和我辩论，他们说不过我， 就推搡毒打我一顿，并抓去我的眼镜，声言：“不让他看那么清楚！”

五、在红旗区的地下活动

师院“保守”派长征期间，八二四杀向社会，在开封市各工厂、机关、学校和 郊区农村煽风点火。很快，各单位群众就分裂成两派。在师院“保守”派组织垮台 之后，开封市最大的和八二四对立的工人组织“赤卫队”毫不示弱。他们对造反派 非法开除党员、非法夺权的行为气愤已极，到处都有和造反派辩论的场面，鼓楼是 最热闹的辩论中心。两派的哑吧也经常在鼓楼用哑语争得面红耳赤，围观者甚多， 直到深夜还不离去。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５日午后，我和几位同志上街，在鼓楼看见一群赤卫队员正 围着数学系的东风队头头，他被质问得无言以对，显得非常窘迫。他已经看到了我 。因为我们是同一个系的同事，就动了恻隐之心，挤到人群中为他解围。我先声明 我是战斗师一方的，然后极为荒唐地说，八二四夺权符合大方向，要吸取战斗师的 教训。这时，大家都朝着我来了，那位头头趁机离开。一位老工人给我摆了许多八 二四的罪行，他义正词严地问道：“你们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你们还要不要广 大工人、贫下中农？你们还相信不相信群众？你们吃的白面、穿的衣服都是从哪儿 来的？你们忘本！你不应该上八二四的当，跟着八二四瞎跑，危险！”我向他们表 示：“你们说得对，我接受。”
下午一回到学校，八二四很多学生都十分亲切地赞扬我“今天表现不错”。没 过几天，八二四组织了“猛攻市委血战到底兵团”和“猛攻市人委挺进兵团”，后 者的成员，除了卫东队、东风队队员外，还有一些观点转向造反派的“老保”。我 和数学系的另一位教师、一位女党员干部被分配在红旗区区直机关。（“红旗区” 是在破“四旧”中南关区的更名）。另两位同志只白天在那里，而我独身一条并且 想多接触社会，夜间就住在该区造反派会议室里。
因为红旗区的另一派被压得不敢活动，所以造反派也无事可做，我们三个更无 事可做。造反派坐在一起整天就是议论一军和省军区不支持他们，攻击开封部队是 “黑部队”、“保皇兵”，并说什么“中南局都是贺龙的部队”、“贺龙兵变把中 南部队放为重点”、“现在中央已经调不动河南的军队了”等等。我一言不发。
２月初的一个晚上，造反派头头张力学把我拉到一个无人的小屋内。他作了自 我介绍：他是转业军人，红旗区武装部部长，市造反派核心组织市委“红旗革命造 反队”的勤务组成员，家庭出身贫苦。他说，他对当前许多事情想不明白，想和我 交流交流看法。他问我：“听说师院有个白头发教授是八二四的高参，有这回事没 有？”我说：“我没听说过，我知道有个历史上有问题、上级指示控制使用的老红 军干部支持造反派。”我们连续谈了三次。我看他确实动摇了，就拿着登载中央军 委《八条命令》的报纸，向他逐条讲解。
３日下午，张力学通知：晚上有重要会议，任何人不得请假。晚上人到齐之后 ，张让大家等着，他去市委开会，回来后传达。１１点多，张回来了，他说：今晚 是绝密会议，明天早上在鼓楼召开全市造反派大会，宣布“开封市红色革命造反委 员会”成立（１月下旬，师院造反派各组织已合并，成立了“开封师院八二四革命 造反委员会”）。他传达了整个部署情况和“委员会”领导成员名单，并说，这意 味着全市夺权全面胜利。为了防止泄密，要求大家在会议室过夜。会后，大家就趴 在桌子上睡觉。我把张力学讲的要点写在一张纸上，叠好装在口袋里。我急着想把 它转送给一军军部，可就是没有办法。凌晨一点钟左右，有人说饿，谁去火车站给 买点烧饼吃？我就自告奋勇，骑上我系那位女干部的自行车出去了。红旗区区直机 关离一军军部红洋楼不算太远，我飞快登车到军部门口，把纸条递给门卫战士，让 他立即转给首长。４日天不亮，鼓楼周围和街道就挤满了人群。大会没有受到干扰 。
２月６日前，张力学曾向我透露过三次消息：八二四内部传达了一位解放军战 士支持八二四的信并附有七点建议；八二四要搞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游行示威 ；８日前后要对解放军采取大的“革命行动”。我都将这些消息写成纸条送给一军 军部门卫，让转给首长。
２月６日凌晨３时左右，我在红旗区区直机关贴满大字报的墙上刷写了两条大 标语：“革命同志团结起来，坚决打退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狐狸精跑不了！ ”落款是“与敌浴血战斗队”。下午我回到了学校。
据说，八二四头头曾找一军领导，要求支持他们，一军领导的态度未能使他们 满意。于是，２月８日，八二四大规模冲击一军军部，砸了解放军的宣传车。一军 按照《八条命令》中关于“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规定，予以制裁， 八二四头头陈红兵被逮捕。张力学并未按我所希望的去做，而是出我意料地也参与 了冲军事件并被逮捕。后来听说，他在狱中悔恨自己没有听我的话；在中央表态承 认八二四后很久很久，八二四还不让他重新回到造反派队伍。也是后来听说，红旗 区造反派勤务组一名骨干、“高参”曾在勤务组会议上提到过“要注意很少说话的 那个刘老师”，但谁也不以为然。还是后来听说，在师院卫东队骨干的一次会议上 ，一位负责人批评了数学系的卫东队（原东风队，此前并入卫东队）头头：“你们 怎么能轻易相信刘光耀这样的人，让他去红旗区？”在２月下旬一次市内大型群众 集会上，我碰见了红旗区和造反派对立的群众组织的几个人，他们非常亲热地握着 我的手说：“很对不起你，也很遗憾。你曾两次到我们办公室，我们以为你是想做 我们的工作，让我们投降他们的，对你很冷淡。那时候我们要是能够互相了解而且 能够合作该多好啊！”当时，我怕暴露，只是试探性地到他们那里走走。他们还说 ：“造反派认为那两条标语是我们写的，还追问过我们。”我说：“那是我写给你 们看的，也想震慑一下造反派中的坏人。”３月初，我收到红旗区造反派勤务组一 位女同志写的一封信。她说，张力学的悔恨检查感染了红旗区造反派的许多同志， 悔不该跟着八二四跑。


回忆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一个保守派的自述（之三）
·刘光耀·


六、“保守”组织的再崛起

遵义队等组织垮台之后，我和几位同志一起多次议论，到底该怎么办，总得继 续奋斗下去，又总不能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１９６７年２月７ 日，化学系女教师李健美、历史系教师李志学、艺术系干部张俊民、体育系教师李 贵锁和我５位共同商议，决定立即秘密组织队伍。
２月９日，八二四在开封日报社静坐，围观者很多。人们忘记了这一天是春节 ，中午才听人说“今天是春节呀，哪有过年的气儿？”
下午我们几个人开会，给我们的组织定名为“挺身而出革命造反兵团”。为了 安全起见，我被安排住在西门里粮站内。在那里，我起草了两个文件，一个是《开 封师范学院挺身而出革命造反兵团宣言》，提出：“《十六条》是我们的行动纲领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的组织原则。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的榜样。广大工农群众是 我们的坚强后盾。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我们的任务。敢 担风险，不怕牺牲，是我们的誓言。”另一个是本组织的《声明》，共６条，表明 对解放军、各群众组织、“红色造反委员会”、“２。８”事件等的观点和态度。 落款日期是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１日。这两个文件很快被空军某部铅印并用飞机撒向 开封全市及郊区。
２月１１日凌晨，“开封市革命左派造反司令部”（简称“左司”，化肥厂牵 头的工人、干部组织，赤卫队已解散而加入其中）和郊区农民组织“１。２５兵团 ”包围了开封师院，市公安人员进入抓走了一批八二四骨干。数学系原遵义队成员 吴集基，因对这一行动不理解，在大街上与人发生了争执，公安人员从吴的一个同 事了解到吴的名字，吼道：“刘集基，走！”“吴”被误听为“刘”，从而也被捕 。
这一早，人们还看到了很滑稽的一幕：顺河区机关的群众见到了一位瘦小男子 ，说：“就是他！”几个人就要抓他，他马上解释说，他本来是战斗师一方的，早 就看出八二四是反革命！围观者不少人笑了。顺河区的人说，算了，不理他！原来 他作为“猛攻市人委挺进兵团”的成员之一，在顺河区批斗该区党支部书记时，他 打了被斗者，“他比教师、干部中的老八二四还八二四”，引起了该区群众的强烈 不满。
２月１８日，开封市的群众组织夺了被造反派控制且有众多人护卫的市广播站 ，造反派的锐气严重受挫，局势大变。市公安局宣布八二四是非法组织，要予以取 缔。２０日，红卫兵团返回师院，在校园内游行示威，观看者很多，有很多观看者 也随在红卫队伍的后边参加游行。没过几天，师院除“挺身而出”外，又出现了“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兵团”、“无产阶级专政兵团”、“五七革命造反兵团”、“红 色革命造反兵团”（末两个后来联合成“五七联合兵团”）等群众组织。本来，李 健美等准备让我做挺身而出的公开头头，但由于数学系的教师、干部不愿意脱离学 生，我也不想脱离数学系，在我帮助为挺身而出发展了一大批教师、干部成员之后 ，就回到了数学系。开封市中学生组织是“第三革命造反司令部”和“红色革命造 反总部”，前者简称“三司”，后者简称“红造总”；与“左司”一起简称为“左 三红”。真是时髦，新崛起的群众组织名称大都冠有“革命造反”的名堂，好像非 如此不足以说明紧跟毛主席，就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３月８日，一军按照中央要求派军训团进驻师院，对全院教职工生进行军政训 练。训练的目的，是消除无政府主义，教育、动员群众组织解散，实现按班级、系 、院大联合，团结起来共同揭批走资派。
军训期间，“老保”组织了对八二四的批判。数学系部分教师、干部经常在一 起议论、分析形势、研究策略，然后由我执笔写成大字报。第一篇大字报是３月１ ２日写的《我们应该干什么？——议开封师院革命派的战斗任务》，油印成传单。 ３月１８日和２０日写了两篇整风的大字报：《弄清思想，触及灵魂》、《打倒“ 私”字，克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动摇性》。为了瓦解八二四，３月１ ８日和２５日张贴出《卫东十二分队的问题还不严重吗？》、《卫东十二分队罪行 续》，并油印成传单。这些大字报的落款均为“红卫干革命支队”。
在大礼堂批判了卫东队头头之一王钦韶，主要发言人是原遵义队倒向卫东队的 一位骨干成员。可是，正是他，在“一月风暴”中，也是在大礼堂这个位置，反戈 一击，长文批判李天增。凡经历过“文革”的每一个成年人，他的思想，道德，情 操，心理，性格，兴趣爱好，当然包括政治品质，都表露无遗。有一种“风派人物 ”，在对立的两派群众斗争中，如果他所在的一方被另一方击败，他就倒向另一方 。其中极少数者，跟风跟得特别快，而且立即反戈一击。这极少数者可以如此反复 多次。所以，有人戏言：“这些人所戴的红袖章，可以做一件红棉袄。”这种人为 两派大多数群众所不齿。可就是这些人，“文革”后还往往被委以官职，甚至爬到 厅局级高位。
经过“２。１１”和“２。１８”两次大的战役，开封市造反派虽然严重受挫 ，但其少数骨干分子并未停止活动。他们或在厕所，或在夜间写标语，如“油炸 公安公社”（公安公社是市公安系统的群众组织）、“坚决和８１７２部队中一小 撮混蛋血战到底”等。
以上这些，都是在所谓“二月逆流”中发生的事情。
北京的反击“二月逆流”，为全国各地受压的造反派带来了反扑的契机。
３月３１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红旗》１９６７年第５期发表的、 署名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其 中引用了不少毛泽东的话。人们都认识到这是打向刘少奇的重型炮弹。群众不明真 相，大家都为之欢呼，“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声响彻 云霄。４月２日，开封师院八二四借着这篇文章和当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正确 对待革命小将》，公开活动了。他们在全院、全市张贴大标语。中文系两个学生写 大字报攻击军政训练团。稍稍安定了一小段时日的开封师院又乱了。
４月３日，我写了《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的新反扑》的大字报。针对 一些所谓《北京消息》、《北京来电》，４日、５日，又写了《阶级斗争是无情的 》、《赠给一些同志》，奉劝一些人不要轻信“消息”，不要再上当受骗。１０日 ，我写了《当前三项战斗任务》（一。批判《论修养》；二。揭露八二四复活的阴 谋，批驳其反动谬论，批判各种主要错误思想、糊涂认识；三。耐心地做思想工作 ，争取中间力量）。１３日写了两篇：《告受八二四一小撮反动家伙蒙蔽的同志们 》、《听不听毛主席的话？相信不相信人民解放军？是相信河南、开封的广大人民 群众，还是相信北京某单位的“声明”？》（指“首都红代会”支持河南二七公社 、开封八二四的声明）。１５日，根据八二四的《几个为什么？》我写了《也问几 个为什么？》，分十部分：一。八二四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八二四与 牛鬼蛇神，三。八二四与人民群众，四。八二四与民族关系，五。八二四与广大革 命干部、党团员，六。八二四与“抓革命，促生产”、八二四与经济主义，七。八 二四与夺权，八。八二四与招摇撞骗，九。八二四与人民解放军，十。八二四与毛 泽东思想；共３４问。
开封市各单位的造反派纷纷上街游行，高喊“我们都是八二四”，从而全市造 反派名称统一为“八二四”。他们贴出标语：“自己领导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 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和“彻底改善党的领导，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
军训无法进行。正在批判走资派、批《论修养》的活动也停了下来。
４月１９日下午，几个造反派学生猛烈攻击、谩骂我，我怒不可遏，当晚写了 十条《“多余的”声明》，次日贴出。除前六条外，其余如下：
“七、受八二四一小撮反动家伙蒙蔽的广大同学，是要革命的，是不自觉上了 敌人的黑船而为反革命卖力的，奉劝这些同学赶快觉醒。如果硬要坚持反动立场， 滑到绝路上去，甚至有人可能要‘气疯了’，说不定还会‘气死’，对于这些人， 不予可怜。请记住：‘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比鸿毛还 轻。’
“八、所谓蒯大富给焦守风（焦守凤是焦裕禄的女儿）的来信，如果是假的， 那只能证明阶级敌人的卑鄙伎俩。如果是真的，那也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因为 第一，他的结论不符合河南实际情况；第二，信中的一些话实际上是谭立夫的反动 血统论的翻版，是吓唬人的。我们是靠毛主席，靠毛泽东思想，靠广大人民群众， 靠铁的事实作结论、定方针，而不是靠某一两个‘名人’的什么‘名气’作结论、 定方针。
“九、我犯有很多错误，欢迎大家批评。
“十、有人站在八二四立场上经常骂我，并叫嚷要我‘滚出去’。如果是人民 的需要，组织的调离，我坚决服从，我愿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如果是几 个小丑骂人，我只当作耳旁风。有人说我是‘反革命老师’。我不认为我是什么‘ 老师’，我是毛主席和人民群众的学生，也是广大革命同学的学生。对于那些坚持 反动立场的人，作他们的‘老师’，我感到羞耻。如果有人企图以‘老师’称呼来 束缚我进行斗争，那只能是妄想。有人在狂喊‘揍他！’那就来吧，没有什么关系 ！不过，这一次和二月十二日、二月十四日可就大不一样了！
“我的前八个观点，都是开封市广大人民群众一再申明过的，我仅在此表示和 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当前形势大好。一股反革命妖风想要阻挡历史的车轮。那就来吧，让猛烈的 暴风雨赶快来吧！
“反革命的结局，只能是人民历史对它的彻底埋葬！
（以下是几个口号，略） 刘光耀　　１９６７．４．２０”
几个人在我这张大字报上批了许多话，给我扣了１３个帽子和骂名，但没人再 找我辩论了。
４月２４日，针对一些人为攻击河南省军区负责人何运洪和驻豫解放军而提出 的两个口号：“树立毛主席在河南的绝对威信”、“不许把河南搞成独立王国”， 经过讨论我写了《大旗岂能掩藏狐尾？——揭露八二四一小撮反动家伙最近提出的 两个口号的背后》。
隔不多天，八二四又有人提出“还我江山还我田”、“还我江山还我权”等口 号。
师院的乌烟瘴气越来越浓，简直令人窒息。５月中旬出现了一份八二四“鏖战 急战斗组”攻击五七联合兵团的不堪入目的大字报，１７日我吃饭两次路过该大字 报处，以极大的忍耐才把它看完，提笔在该大字报边缘写下了如下批语：
“送给《乌七八糟定情记》的作者及其后台老板：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 不要脸的话，唯独破烂货的东西才做得出破烂货的事。——自我表白。 流氓阿飞一小撮，下流，下流，下流！混蛋暴徒几个人，可耻，可耻，可耻！ ——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人们在这张大字报上写满了批判性批语，而竟未遭到任何反击。大概八二四的 大多数人也认为该大字报写得太出格了吧。

七、武斗威逼退居化肥厂

“文化大革命”的“史无前例”的斗法，不仅“老保”反感，造反派中的许多 人也反感，且因反感的苦恼造成精神失常。艺术系一位参加造反派的女学生，因在 开封看不惯造反派的所作所为而去新疆串联，到新疆仍看不惯，回到开封又遇到更 激烈的派性斗争，患了精神分裂症。数学系６３级学生党树森，因看不惯本组织八 二四的作为，提意见遭呵斥，精神压力受不了而患精神分裂症。
在１９６７年４月的两派群众大辩论高潮中，开封师院地理系６５级学生、“ 老保”雄辩者王钦友，突然死在东城墙外的小铁路上。经法医鉴定，系钝器击打后 脑勺所致。由于派性干扰，连属于自杀还是他杀，都未明确给出结论，这一人命关 天的大案就不了了之搁置起来。恐怖阴云笼罩开封上空。
两派群众之间的武斗是逐步升级的。一开始是在辩论中夹杂着谩骂、吐唾沫， 然后是推搡，再后是掷砖头、石块；进一步，则是操起棍棒，又发展到长矛；最后 是用抢夺地方武装部和人民解放军的枪支武装起来，有些地方还动用了坦克、大炮 甚至舰艇。
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３日，系里派我和６３级学生李晚成、刘明书，把党树森 送往新乡精神病医院。１６日下午返回路过郑州，在河南农学院（今河南农业大学 ）碰见开封师院卫东队的几位熟人。他们说，开封发生了武斗，他们是来避难的。 在郑州还看到八二四的传单，说开封“老保”在师院打死许多八二四的人，大门口 血流成河。我们赶回开封后方知，几百名八二四工人于１５日早晨在师院西南墙外 用铁锹、棍棒围打左司的干部、工人，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师院“老保”闻 讯，立即组织队伍，高喊“冲啊！”去抢救重伤员、抢尸体。这就是引起中央重视 的开封“７。１５”武斗事件。后来证实，八二四在这次事件中无一人伤亡。
１７日上午，开封“老保”数千人胸戴白花游行，９辆卡车各载一口死难者的 棺材。行至鼓楼街，从广播里听到又有一名重伤者在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而死亡。
游行途中，一位学生头头告诉我，开封火车站有师院八二四的逃难者，让我和 十几位学生、教师去动员他们回校。在火车站见到４位师院教师，让他们夹在学生 排成的单列队中返校。走到市公费医疗门诊部（今第四人民医院）和手持长矛的游 行工人相遇。中文系一个学生高喊：“他叫黄平权，八二四的，他叔叔在台湾！” 这一喊不大要紧，几名工人的拳脚飞来，有的还用长矛刺他，小腿被刺得鲜血直流 ，我立即阻拦。一群医护人员正在大门被关、开着小门的门口看热闹，他们见状马 上关门。我急忙把黄平权拉至门口，用肩膀扛开未来得及上锁的小门，我们进去上 了门。医护人员为黄包扎了伤口。
１８日刚吃过晚饭，听学生说６４级学生冯润生被抓回来了，在西日字院里一 个大房间内。我去看他，见体育系学生正用皮鞭抽打他，就赶紧阻止。当时还见到 政治系教师冯飞已被打伤，躺在地上。冯润生是八二四骨干，曾跟踪我们的长征队 ；４月份在北京给八二四打电话说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建立“毛泽东思想党”的正 是他。我把他领到数学系办公楼上一个房间内保护起来，让学生给他端饭。冯润生 很能吃苦，在东郊劳动中我们已经结下较深厚的感情。“文革”中他也从未伤害过 我，对我一直很好。他是宜阳人，毕业后被分配到偃师，出任中共山化公社党委副 书记，多次路过我家，并对他的同行者炫耀说：“那就是俺老师的家。”因此，村 里人都知道我是冯书记的老师。
后来听说，逃难的物理系八二四学生翟贵祥在南关机械厂被“老保”打死。许 多八二四学生，如数学系刘万杰等，被“老保”抓住打伤。
开封“７．１５”事件发生的原因，一直是个谜。
"7.15"事件发生时，河南两派群众代表正在北京谈判。在“７．１５”后的一 次谈判中，八二四代表颠倒黑白，说我方打死他们多少多少人，我方代表据所掌握 材料予以驳斥。７月２０日前，谈判对我方有利（我方代表张本乐传达北京谈判情 况时讲的）。
７月２０日，武汉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大事件。“７．２０”之后，河南两派在 京谈判的形势急转直下。
７月２５日中央表态，肯定河南二七、开封八二四为“革命造反派”。消息传 来，“保守派”（周恩来等并没有说“保守派”，而说“十大总部是群众组织”— —以二七印发的资料为证）的广大群众还没有来得及思考“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论 ？”八二四就像疯牛一样狂袭过来。成批的中学八二四学生拥进开封师院，住在师 院。逃跑的师院八二四也回校了。“保守派”退缩到十号楼（它原是八二四的造反 大楼），堵死侧门，只留南门，并把楼梯修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工事。
一军军训团撤离师院，换空军进入。驻信阳的６０９３部队到开封“支左”， 杨力勇替代徐文礼任８１７２部队政委和开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组长。
从八二四的广播里听到“文攻武卫”口号。那是７月２２日凌晨，江青在接见 河南代表团时所肯定的。他说：“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叫做‘文 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她告诫造反派：“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武汉的 “百万雄师”被造反派称为“百匪”，开封的“左司”被称为“左匪”。
７月３１日上午，在开封市人民会场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双方都有伤亡。从此 ，除开封师院十号楼外，整个开封市区已无“老保”的据点。
７月３１日下午５点钟左右，师院理发工人郭麦秀在十号楼为一些人理发，回 家路过地理系教学楼时，被一群中学八二四学生毒打致死。
８月１日，我母亲来开封看我，在十号楼平台上睡了一夜。次日早，我送母亲 到火车站，让她回家。
８月３日，郑州二七公社开着２００来辆大卡车，满载头戴柳条帽、腰束红绸 带、手持大刀红缨枪的武士，浩浩荡荡开进了开封师院。他们侦察了一下，要攻十 号楼，难；就用弹弓射楼上的人，有的头、胸部被击伤。接着，离十号楼最近的九 号楼顶架起了对准十号楼的机关枪。
连续几天，当驻院空军战士给十号楼被困者送饭时，都遭到八二四的堵截。战 士们无奈，只好十几个人左右保护，跑步把饭车送进十号楼。
怎么办？面对如此恶劣的局势，“老保”还能在十号楼呆下去？头头们接受了 “支左”首长撤离的建议。８月５日２时左右，扒开了西侧门，在空军战士的掩护 下，我们悄悄地离开了十号楼。出东校门，见到左司的大部队正隐蔽在那里迎接我 们。只剩下４００余人的师院“老保”退到了东郊化肥厂。这时，开封市区全是八 二四的，“老保”退守到东郊化肥厂、空分厂、阀门厂、仪表厂、拖电厂、联合收 割机厂。东郊农村没有八二四的地盘。
到化肥厂的第二天上午，数学系学生曹万灵告诉我，有人要砸保险柜。当我们 跑到的时候，一个房间的里里外外挤满了人。我竭力劝阻不让砸，说这是犯法的。 可是砸的人就不听，许多人还怂恿他，说是为赴京告状凑钱。是一位年轻力壮的姓 吴的外厂工人，他最终用大锤砸开了保险柜。这时我立即让大家都别动，说：“既 然砸开了，咱们推举几个数钱的，每个数钱的要有三个以上的人在旁边监督。大家 同意我的提议。我数了硬币。数完后，写在纸上，数钱的和监督的都签上了名字。 后来，吴被判了刑。
到化肥厂第三天上午，我和数学系学生王巧娥、曹万灵走到宋门，想进城看看 。宋门里外，气氛迥异。在门旁向里观望一会，他们俩说：“我们进去看看，你别 进。”我看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又返回化肥厂。天快黑时，王巧娥回到化肥厂，她 在师院被数学系八二四学生痛打一顿，腿上起了许多紫斑。她还听到传说：刘光耀 被打死了。
在化肥厂没呆几天，师院的人都各自回家。我和一位豫西学生是步行到杏花营 搭的火车。
在师院成为清一色八二四的天下时期，八二四中学生大抄离校“老保”的宿舍 ，还翻腾了各单位的办公室、资料室。教师们的书籍被他们拿到街上卖。我的全部 书籍、资料装在一个大木箱里，放在十号楼历史系资料室，也不翼而飞。后来，许 多教师又从古旧书店买回自己的书籍，他们还见到了我的书在故旧书店书架上摆放 着。
要说，中央既然表态肯定了八二四，我和许多同志也都应该支持他们，可是， 根据八二四一贯的恶行和愈加疯狂的暴行，怎么能让我们服气呢？我们难以理解中 央的这个表态，我们怀疑中央对河南、对开封形势的判断，又怎么能够叫我们支持 他们呢？我们所选择的，只能是对他们暴行的抵制。
（未完待续）


回忆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一个保守派的自述（之四）
·刘光耀·


八、二进化肥厂

偃师的“文革”运动也是如火如荼。以偃师高中部分学生为核心的造反组织“ 八二五”，属于河南二七派，其对立面组织被逼在陇海铁路北、县城东北邻的窑头 村山寨上构筑工事设防。不少村庄的农民也被分成了两派。许庄村还发生了武斗， 一个生产队损害另一个生产队未成熟的苹果。一位花白胡须老汉，在大街上对时局 大发牢骚：“啥世道？！”一个中学生模样的青年指着他说：“老保老头！”老汉 愤怒地举起手上的葱，瞪大眼睛回击青年：“我保我这把葱！你们反得啥？！真没 见过这世道！”青年无语，溜走了。
在偃师得到一份二七公社印的中央领导接见河南两大派谈判代表时的讲话。周 恩来总理说，河南十大总部是群众组织，二七公社和十大总部要团结，要向前看， 向大联合走，向大联合看。陈伯达、康生也讲了类似的话。我把这些话摘录在卡片 上。我认定，我们这些“老保”是忠于党和毛主席的，决不是“非法之徒”；八二 四的错误是严重的，单靠八二四天下就不会太平；群众终究要联合。开封消息我一 点也不知道。一天，接到了红卫头头之一、物理系学生宋少展寄给我的信和一些传 单。他希望我回开封化肥厂，同他们共同战斗。我在家实在待不住，就带着摘录的 卡片于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１日重返开封。我在兴隆站下火车，步行到联合收割机厂 附近，见一列十几个人的荷枪者，（当时我很纳闷：不知什么时候两派的棍棒、长 矛都换成了钢枪，枪是从哪里来的？）我猜他们是左司的，就问：“去化肥厂怎么 走？”他们说：“跟着我们走吧。”走到收割机厂门口，他们说：“天快黑了，今 晚住我们这，明早我们送你去化肥厂。”我依了他们。次日我进了化肥厂。除了工 人外，那里有师院红卫、井冈山的几十名学生，还有一些中学生。一位工人给我送 来一套工作服，数学系学生用罩机器的布给我缝了一条棉被。我被安排在广播室里 编辑稿件。
９月１３日夜，八二四武装袭击联合收割机厂成功。此前他们已夺去空分、阀 门、仪表、拖拉机机电各厂。至此，开封“老保”只剩下化肥厂一个据点。大家骂 杨立勇“撕毁两派北京谈判协议”、“支持八二四武斗”、“执行新的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是开封的蒋介石”。
两派都不乏神枪手，阀门厂经常从水塔的窗口向化肥厂打冷枪，一名中学生丧 命。化肥厂则用钢管做炮、螺帽为弹打伤阀门厂的人。
郑州某空军师师长王洪智来到开封。他瓦解“老保”组织的手段特别高明。他 让化肥厂左司头头周学礼的母亲和在七机部工作的周的弟弟住进化肥厂做周的工作 。他又让开封师院数学系革委会给我母亲写信，让她来开封化肥厂做我的工作。他 还亲自到红卫头头鲁枢元的家，让鲁的母亲做鲁的工作。周学礼的母亲和弟弟未能 做通周学礼的工作。鲁枢元的母亲也未做通鲁枢元的工作。一天，我母亲进了化肥 厂，一见面就说：“你伯不行了，快回去。”她见我神色骤变，赶快拉我到无人的 地方说：“别害怕，你伯没事。”我放下心来。她说，她是解放军用吉普车从师院 送来的，在附近一位八二四成员的家住了一夜，女主人对她很热情，给她做了很好 吃的面条。她听女主人说，化肥厂里边男女作风很乱，吃的很紧张。其实，我们早 就听到外边传说：化肥厂几个人啃一个烂茄子，不少人都没有裤子穿，几个男的和 一个女人睡。我对母亲说：“你先住下，看一看你就清楚了。”我们住的是集体房 间。母亲被安排在一个大资料库的桌子上睡。第二天早上母亲对我说，她夜间几次 悄悄到各房间门口、窗下听动静，根本不像外边说的那样。她看我的态度很坚定， 就说：“我也不走了，在这陪你。”她每天和女炊事员一起干活，大家都很尊敬她 。
一天下午，地理系学生吕志华告诉我，师院的大部分学生都和戴松成（外语系 学生）一起离开化肥厂走了。正说间，周学礼的弟弟来了。他说：“真对不起，事 先没给你们两个打招呼。你们要走，我现在就送你们。”我立刻明白了一切，严厉 地说：“对不起，在我们身上立功小了点，还是在你哥哥身上立大功吧。”我起身 向指挥部走去。头头们正在开会，听到周学礼说：“他们的后台还没有走。”我进 了指挥部，周的弟弟也尾随而至。我板着脸冲周学礼说：“今天的事情就请你弟弟 解释吧！”周学礼似乎猛然醒悟，立即从腰里拔出手枪对着他弟弟厉声道：“我毙 了你！”挨着周学礼坐的二号头目罗登云赶紧抓住周的手脖儿。我扭头离开指挥部 。接着，周学礼的弟弟离开了化肥厂。

１０月的一天，王洪智带着姓陈的秘书进了化肥厂。他和蔼可亲，很像一位活 菩萨。他见了我问：“你是哪个单位的？”我指着工作服上“开肥”二字说：“你 看，开封‘左匪’。”他没吱声。我离开他，立即上楼，提笔十几分钟写成了一篇 广播稿：《口蜜腹剑者，滚开！》当即播出。女播音员的铿锵清脆的声音响彻开封 上空。这篇文章还印成传单撒向市区。王洪智以为是鲁枢元写的，就拿着传单到鲁 的家，气冲冲地对鲁的母亲说：“你看看，这就是你儿子写的文章！”当他后来得 知是我写的时，更加恼羞成怒。
１１月１０日上午，周学礼、罗登云等几个头头被吉普车带到市内，王洪智向 他们传达中央军委关于军管化肥厂的命令和化工部致化肥厂职工的信以及刘建勋的 指示。传达完后，周、罗被扣留，其余几个带着一大卷张贴用文件回厂。到厂内， 他们分头到各片说明情况。我当即表示：服从。我要了一份文件让广播，然而停电 了。转眼工夫，６０９３部队的战士冲进了化肥厂，几个战士站在了广播室门口。 我问他们，为什么切断电源不让广播文件？他们不作声。我要上厕所，一个战士双 手斜握着带刺刀的步枪，跟在我的后面。原来，在６０９３部队进化肥厂之前，王 洪智已经向他们交代：要特别注意被称为刘老师的那个人，他戴眼镜。我认为他们 不是按照中央精神保护我们、保护工厂，而是采用镇压的手段。他们让大家晚上坐 车去师院十号楼。我让一个学生在被集中的群众面前向首长提出三点要求：⒈不去 师院十号楼，要去驻军大院；⒉夜里不走，要白天走；⒊不坐汽车，要步行。他们 哪能听我们的。夜间，人们坐汽车走了。我和鲁枢元、武绍庆（红卫头头之一，政 治系学生）留下，被关在一间屋内。我母亲就在隔壁，但不让我们见面。据说还有 几个左司头头、三司头头小李和老工人杨成生，分别被关在另外几个房间内。第二 天，他们让我母亲回偃师了。母亲离厂之前，王洪智去看了她，王说：“你那儿子 坏得很啊！”母亲说：“我儿子坏不坏，我知道。他在这做坏事了没有，我看得清 清楚楚。”王洪智眼一瞪，悻悻而去。１１月１３日，下着小雪，地上全白了，我 、鲁枢元、武绍庆和杨成生被某部尤参谋长用吉普车拉到十号楼，住在三楼东北角 的一个房间里。前几天来的在二楼住。
开封市的“保守”组织的地盘被剿除得干干净净，王洪智立了大功。所以，后 来江青夸奖王洪智是“杨子荣式的人物”。就是这个王洪智，曾通过他的老婆（开封师院艺术系教师）在开封师院为林彪的儿子林立果选美女。

九、冬季的抗争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份的开封师院十号楼，除了从化肥厂拉进来的人和６０９３ 部队看管这些人的官兵外，没有别的人了。虽然这些人与外界隔绝，但并不感到寂 寞。大家整天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在化肥厂时还没有那么多工夫。由于十号楼的 结构，使我们经常听到和我们相对的二楼东南部的欢笑声，我们在走廊可以看见他 们在二楼走廊的蹦跳，他们给我们打招呼。我们这个房间倒不太活跃，我们只能在 三楼东北角一小段走廊活动，不能去二楼。二楼的人也不能来三楼。我们几个的饭 菜由士兵送到房间来。二楼的人是在二楼大厅打饭，各自回房间吃。每到开饭令下 ，二楼的人就敲打着碗筷，吵着闹着到大厅集合，由吕志华整队，指挥唱几首歌， 再呼几个口号：“反迫害！”“要民主！”“要自由！”“反对支一派压一派！” “反对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然后才打饭。看管的官兵无可奈何他们。
开封市区的“左三红”始终没有停止地下活动。师院也有人在活动。他们想办 法和十号楼的人取得联系。有一位看管我们的战士给我们带进了社会上的传单。一 天，左司的新头头冯国治的小孩溜了进来，告诉我们，要组织大游行，希望我们配 合。十号楼的人早就急着出去参加社会活动，和家人团聚，但看管者就是不放，还 美其名曰，这是对我们的“保护”。我让那小孩去二楼悄悄地告诉一个他认识的人 ，组织绝食。其实，这个办法早已从二楼传来，我没同意。开晚饭的哨子响了，二 楼走廊挤了一群人冲我们高喊：“我们绝食了！”我们的饭送来了，我说：“咱吃 咱的，不管他们。”大家同意我的策略。在绝食压力下，首长答应，让各自所在单 位的人来领我们出去。
十二月份的一天，我被叫到一楼首长办公室，几个数学系学生已经在那里。他 们向我提了几个问题，我的回答没有使他们满意，就吵了起来。首长说：“看样子 ，现在让刘光耀回系难以保证他的安全，今天就不回了。”又过了几天，数学系来 了两位教师和我谈，他们没有提什么问题，态度比较和气。我打了借条，带上从化 肥厂带出的衣被随他们出了十号楼，被安排在东工字楼６５级学生宿舍住，受学生 监督。第二天６５级学生李柳辰发现我的棉被很薄，没有褥子，就让梁善道给我送 了一条棉毯。不久，就有人借此事用大字报点名批判李柳辰。一天，我从宿舍出来 散步，见一位士兵在我住的楼旁转来转去。他向我走来，说他已经认识我多天了， 问我是不是偃师人，我们同乡。他从口袋掏出１０元钱说：“你的经济一定很困难 ，拿上用。”我执意不要。看样子，他也是怕被人发现，我们就分开了。
没过几天，６５级一位学生悄悄对我说，让我到中几排某房间去一下。我去了 ，那是一位电工的住室，相当安全。一位造反派不让参加毕业分配的井冈山头头在 那里，我们聊了一会儿。以后，那里就是我的常去之处。我们在那里抄了一些赴京 访问录和中央领导人讲话，由艺术系两位女学生贴出去。市内和我们联系也是通过 那里。１２月到１月，我到市内参加过几次左司头头的秘密会议，参与筹划了“左 三红”的两次游行、集会活动；替他们撰写了《彻底纠正错误，为实现全市革命大 联合而奋斗——告全市人民书》，在全市造成很大影响。此外，我还为井冈山起草 了一份《上访提纲》。到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２日，师院革委会政治部政工组把它印 发全院，并加了“编者按”，说它“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是为‘二月逆流 ’翻案的反革命代表作”，要“批臭这篇大毒草”。可是，一直未见谁拿出批判它 的文章，只是在批斗我的时候捎带了几句。（该文附后）
开封市和师院的大字报越来越多，主要是批判杨力勇在１２月４日的长篇讲话 里对形势、大联合、“左三红”的看法和态度。杨还说，“共产党就是靠打、砸、 抢起家的”，以袒护八二四的打、砸、抢恶行。有一位教师的文章《斥“一不支持 ，二不扶植，三不反对”》，说杨所主张的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八二四又见我经常不在宿舍，就怀疑我搞地下活动了。于是，他们派人专门跟 着我，死盯住我的行动。我向跟我的那位同学说，我要去找军代表，他同意了。我 们到办公楼，首长让我们在另一个会议室等他开完会再谈。在会议室，那位同学说 我“反对毛主席”。我反驳道：“我本来是团结在毛主席周围的人，是拥护毛主席 的，可你硬要把我从毛主席身边推开，让跟毛主席干革命的人少一些。你说到底是 谁反对毛主席？”他无话可辩。他说他上厕所一下，警告我不要乱跑。趁他上厕所 ，我立即走出会议室到相距不远的校大门传达室。传达室有几位工人在那里说话。 我对门卫师傅说：“有人抓我，我来躲一下。”他们把我藏在里间。那位同学到处 找我，来到传达室问：“见刘光耀了没有？”都说没有。停了一会儿，工人告诉我 ，那个学生往北走得看不见了。我把已经写好的纸条（“首长：我感到人身安全受 威胁，只好离校回家。刘光耀”）交给他们，请转给首长，就走了。


回忆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一个保守派的自述（之五）
·刘光耀·


十、“希特勒临死还要结婚”

这个标题是一位先生在批判我的时候的一句原话。
开封“左三红”被摧垮之后，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形式均不存在，但是斗争并 未停止，而且各级革委会成了造反派压制、打击“老保”和不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 部的组织领导机构。
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６日，即农历腊月二十七，数学系革委会派一位我的同乡同 事和一个学生到偃师我家，通知我返校参加学习。我到开封先在卢树森家住了一夜 ，了解一下学校形势。２７日回校。２８日下午，数学系革委会召开部分学生会批 斗我。因为他们没有掌握我的什么材料，没有人系统发言，只是让我交代我的“罪 行”。我交代得“不好”，就呵斥说我“顽固”，还用鸡毛掸子打我。会议结束时 ，革委会委员（６４级学生）给我戴上了手铐，让去院办公楼。出门后我按习惯向 大路走去，押我的学生却叫我走较偏僻的小路。到院保卫组，院革委会副主任段文 德（中文系６２级学生）在座，组长（数学系６３级学生）让打开锁，然后命令我 ：从明天起，去东郊牛场劳动。这个春节就在牛场度过。
师院办的牛场，有７头奶牛，另有劳动改造的８头“人牛”：“走资派”韩倩 之、赵文山（党委副书记）、傅世海（党委副书记）、郭象天（党委常委、副院长 ）、翟子荣、戴鸿儒、傅刚（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和“走资派”兼“叛徒”李烈夫 （党委常委兼历史系党总支书记），而我还没有戴任何帽子。我这个没有名份的党 外年轻人和那一群老资格的大人物同在一个牛棚除牛粪、铡草、推土，倒毫无拘束 ，还觉得很开心。这也许是我和他们“臭味相投”吧！然而，我干了还不到一个月 ，就不守本分了。我去找保卫组长，问：“我到底是什么矛盾？”答曰：“人民内 部矛盾。”又问：“走资派是什么矛盾？”（虽然我并不认为他们是走资派）又答 ：“敌我矛盾。”再问：“那为什么叫我和走资派一块劳动？”再答：“刘老师， 那你就别去了。”好，这一天我就没去。下午，上班约个把小时，管牛的头儿、姓 何的工人（摘帽“右派”）到数学系办公楼吆喝：“刘光耀！刘光耀！”我听到吆 喝声躲在了住室墙角。数学系干部左德有和吴迎繁正在我对门打乒乓球。何问：“ 你们见刘光耀了没有？”他们答：“没有。”其实，他们明知我在屋里。何又喊了 几声就走了。原来，保卫组没人去通知他，好像我应该自己带上保卫组长的决定去 向他说明。第二天我去了牛场向何牛头解释。何不问三七二十一，就审讯我，令我 低头，并让一个年轻小伙子用木棍打了我一顿。接着又干了几天，姓何的才说：“ 滚蛋吧！”啊，我想起来了，６７年１月份，我和张佳魁等第一次去数学系挨批之 后，张佳魁就说过几次：“开批斗会，最喜欢听的就是‘滚蛋！’”那一次，从会 场一“滚”到住室，张佳魁“噗哧”一笑，然后向我总结了这个体会。
学校暂时没我的事了，就回家谈情说爱吧。当时，我３２岁，蔡淑珍２９岁， 都只顾“革命”，不多考虑终身大事。蔡淑珍已经从吉林回偃师，又去西安她姐姐 处再回偃师个把月了。我们决定结婚。我从偃师返回开封，请系里开介绍信到院办 公室开证明。证明开过了，就要起程，系革委会主任（６４级学生）告诉我：“为 了对你爱人负责，我们派一个女同学（６４级学生）到偃师和你爱人谈谈话。”因 为那女同学得回家准备一下，我只好去预售点买了两张夜间的火车票。系里老师们 闻讯，多有不满。几个党员对我说：“别理她，只管走你的。”还有说得非常难听 的。我说：“算了，已经买过票了，我不怕破坏我们的婚姻，谁也破坏不了。”晚 上１０点多我步行到那位女同学家，我们又步行到火车站。次日凌晨，我在偃师站 东的回郭镇站下车，那位女同学到偃师站下车等我们。近９点，蔡淑珍到偃师火车 站和那位女同学谈。谈完后，那位女同学回开封；我和蔡去民政局办结婚登记。路 上，蔡淑珍笑着对我说：“她说你的问题很严重，要我和你划清界限。”“划清界 限”，就是散伙。可蔡淑珍不干，宁愿和我这个“问题很严重”的人结合，怪哉！
一般来说，办结婚登记时，工作人员会让申请结婚的人背诵《为人民服务》等 等，我们也做了准备，但是没有让我们背。工作人员问完情况后，就要开结婚证， 我问了一句：她是造反派，我是“老保”，不知道受不受影响？工作人员微笑了一 下，轻轻地摇摇头，点燃一支香烟。这时我才想起，我应该买一合香烟带上。工作 人员再没有说什么，就给我们开了结婚证；并让我们付四角钱，这大概是结婚证的 工本费。这四角钱，就是我们从恋爱到结婚，我总共付出的费用。
我们实行了到许昌蔡淑珍的至好王翠芳家旅行结婚。坐的是夜间从西边来经过 郑州向南方去的火车。车上拥挤得要命，走道和两车厢之间挤得满满的，站着连脚 活动的余地都没有，淑珍背靠着我一直站到许昌站。车缓慢地停下来。可是，怎么 下车？却成了难题。要想从车门口下，非常艰难，极可能被误在车上。幸好，我们 离车厢一端的第一个窗口很近，几个好心人劝我们从窗口下，挨窗口坐的两位中年 人给我们打开窗户，我先下去，在那两位中年人的帮助下，淑珍爬上车窗，我把她 接下车。下车后，天还不亮，我们就在候车室一楼到二楼的楼梯转弯处的平台上偎 依到天亮。然后去了许昌师范学校王老师家。
三天后回偃师，趁生产队开会时，给大家行了礼，撒了糖。
吉林永吉县来电催蔡淑珍返永吉县开会，我们的婚假不到十天，就各自返校。
回到系里，一帮人非要吃喜糖不可。我去商店买来糖往桌子上一放，你争他抢 ，女党员王丽敏摔了个响叉，咯咯咯大笑，全楼都听到了。王为此还挨了训。十年 后，到偃师做蔡淑珍工作的那位女同学和我们同住师院西北院，她见了蔡总不好意 思，还特意向我们表示歉意。我想，她那时年轻，没有社会经验，要不，她决不接 受那样的任务。
１９６８年４月批斗我时，把我比做纳粹魔王希特勒，说“希特勒临死还要结 婚”。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希特勒”不是我，我远不够格；“中国的小希特勒 ”也不是我，而是另一些人，但他们也只不过是“中国的比较大的、中等的希特勒 ”的走卒而已。历史也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我刘某的寿命比希特勒的寿命 要长得多得多。

十一、“反革命小爬虫”痛哭主席像

１９６８年３月，北京发生了林彪、江青一伙为扫清敌手而采用卑劣手段制造 的“杨、余、傅事件”。作为“打倒杨、余、傅”的前奏，江青等按照毛泽东的决 定，先端出了“王、关、戚”。北京大街小巷布满了“打倒变色龙杨、余、傅！” “打倒小爬虫王、关、戚！”的大标语和各色各样批判他们的大字报。
这股狂风很快波及全国。
我刚结过婚没几天，１９６８年４月１日，在动员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全系 教职工大会上，系革委会委员（教师）宣布：准备批判刘光耀！会后，另一位负责 人对我说：“光耀啊，我们对你还不是按敌我矛盾对待。”５日下午召开全系师生 大会，我受到了较大规模的批斗，只听喊：“低头！”但没人按，没有武斗。只一 位先生发言，稿子很长，题目是：《把反革命小爬虫刘光耀端出来示众》。帽子是 从北京借来扣上的，“端出来”一词也是借来的。这样，我就成了杨成武、余立金 、傅崇碧线上的人了；而且，和国家副部级干部王力（王力进中央文革前已是国务 院中联部副部长）等戴同样的“反革命小爬虫”帽子，似乎“荣幸”（“文革”后 有人和我开玩笑，说我没有资格戴这顶帽子，那样不就和国家副部级干部平级了） 。“希特勒临死还要结婚”，就出自这篇《端》文。全院贴了很多“打倒刘光耀” 的大标语。
４月７日下午又开了一次全系批斗我的大会，还是那位先生发言，题目是：《 再剥刘光耀一层皮》。９日晚上让我在会上检查。对我的检查不满意，就用鸡毛掸 子打我的头。散会出门不远，就被推倒在地，狠揍一顿，眼镜也飞了。后来听说， 系办公室工作人员、因家庭出身不好八二四不敢吸收为队员的张华英，见我挨打掉 了眼泪，受到训斥。
４月１５日下午，全院大会，韩倩之被押上了台，接着，我和艺术系党总支书 记翟克让被造反派学生押上台，井冈山头头之一张振江和工人头头卢树森也被押上 了台。给我脖子上挂了一块大牌子，上写：“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 。翟、张、卢未挂牌子。发言人也只有一个，还是５日批我的那位，题目也没变。 只对韩捎带了几句。韩、翟、张、卢都是我的陪斗者。押我的两个学生，狠向下按 我的头。不到批斗完，我的脚前已滴湿了一大片汗水。
批斗会结束，我被架出大礼堂，刚一出门，体育系的几个彪形大汉就揍我一顿 。然后，一个人揪住我的头发，两个人各拉我一只胳膊，把我从大炉渣铺的路上拖 到十号楼的一个大套间办公室里，又是一阵拳打脚踢。翟克让也被带了去。……体 育系的打手走了，办公室两个学生之一也走了，另一个让我去里间床上休息。翟把 我拉起架进里间。我抬头一看见毛主席挂像，便止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哭足后，翟 扶我上床，他回家了。我神志逐渐清醒，感到头皮刺痛，右手从前向后一理，四个 手指缝全是头发，数了数，６４根。晚上１０点多种，那位负责同学进来，他自我 介绍是外语系的，说另一位是中文系的；他扶我起床，又给我一根棍，让我拄上， 他把我扶回住室。据说，外语系这位同学，还有中文系那位同学，后来被批评为“ 右倾”。
这一夜我想了许多。我为什么在毛主席像前痛哭不止？我也说不清楚。不过， 有一个问题在脑子里提得很明白：毛主席您老人家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就是叫这样搞法？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对他老人家提出质疑。可是，我哪能理 解得了呢？１９４８年国民党军溃退前，伪保长的狗腿子到我家逼苛捐杂税，我母 亲遭毒打；而今，我怎么又尝到了国民党反动派时期的那种滋味，而且还更甚？究 竟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主张按《十六条》行事，反对乱揪乱斗，反对武斗 ，抵制造反派的胡作非为，就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怎么能把我和王、关、戚 搅在一起？他们操纵、怂恿造反派毁我长城，可我恰是长城的维护者！我“翻案” ？翻什么案？谁定的案？我按照周总理指示，呼吁群众大联合，抵制造反派一派掌 权，就是“右倾翻案”？我真不明白！
第二天，让我搬到东工字楼上南边正中的屋子里住。那是套间，系革委会副主 任（６３级学生）在里间，我住外间。
在批斗我的同时，数学系办了陈顺卿、李天增、田继善、左德有、吴迎繁等５ 人的学习班，旨在揭批刘光耀，并各自检查自己。
过了几天，数学系贴出大标语：“把反革命小爬虫李天增端出来示众！”并在 全系大会上批斗，挂的牌子是“坏头头”。接着，又贴出“把反革命小爬虫陈顺卿 端出来示众！”也在全系批斗，挂的牌子是“大滑头”，吃饭、上厕所也得挂在脖 子上，回屋时挂在门上。各个单位都端出了“小爬虫”。体育系贴出一张大漫画： 一棵大树——“爬虫树”，党总支书记坐在地上，脚夹着、手搂着树，树干、树梢 儿都是“小爬虫”，共七条，何其多！人才辈出的古老大学开封师范学院，当今盛 产“小爬虫”，而且还“反革命”！
４月下旬一天午夜，我被私设公堂，严刑拷打，几乎丧命（下一节详述）。
在我伤还没有好的５月初一天早饭后，我和韩倩之挂着大牌子上了一辆大卡车 ，外语系的学生队伍跟了过来，车开到市政府大院，给我换了块牌子，上书“坏头 头”三个大字。我的“名份”变了，帽子换了。然后游街到汴京公园南边的汴京球 场。场上已站满了人。我和韩倩之被带到台子上，随后，开封市教育局局长和几所 中学的党支部书记等５个人也被带上了台。批斗会开始，先由师院外语系一个学生 发言。他批韩倩之的内容没有多少，主要是批我。今天，我又成了主要批判对象。 会后又挨了一顿打。返校后见校园贴出了大标语：“打倒坏头头刘光耀！”
看来，我是个“头头”，虽然我在“老保”组织里的职务很小，但如今成了“ 小爬虫”们未经选举而被“上级领导”任命的“头头”，要不，为什么只我一人在 全院、全市大会上被批斗？
没过几天，我被叫到体育系一间房子里，一位教师主持，几个学生手里拿着木 棒，那位教师要我交代和他系“老保”的联系问题，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学生就 用棍棒“伺候”个够。
又隔几天，师院附中的一位曾经和我合作管理一个班的女教师（“文革”开始 时，学生曾把她的头发剃光，可是她也参加了造反派）领着几个学生到我住室，说 我是附中“老保”的后台，要我交代。我是在１９６５年上半年去附中锻炼的，“ 文革”中从未同附中的人有任何联系，我当然无可交代，也就“当然”地吃了拳脚 之苦。
从４月份起，我的信件被拆审后才给我看。从５月份起，工资被扣，发给我每 月的生活费是１４。９１元；银行存款被冻结。
我之外的众多“小爬虫”们的日子比我也好不了多少，很有一些吃皮肉之苦的 。其中最惨的，是张俊民。张俊民是一位有十多年党令的中共党员，艺术系团总支 书记。在中央表态之后，逃回家乡新蔡县；八二四派人到新蔡把他找回来。回校一 看，八二四制造的白色恐怖很怕人，就又逃走。艺术系某些人不善罢甘休，又派人 去缉拿，他们在新蔡到处造谣，说张俊民是开封武斗的总指挥，打死了很多人。这 样，新蔡的造反派就帮助缉拿。最终，连保护他的妹夫也动摇了，就让开封师范学 院的造反派把张俊民抓回开封师院。在刚刚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中，把张俊民 关进“牛棚”，对他进行多次批斗，并令韩倩之等“走资派”相陪。艺术系和体育 系的一些学生、教师，多次毒打他。因为张俊民在个别要好中说过１９５９－１９ ６２年，新蔡县饿死人的实情；“文革”初又传过毛泽东保护朱德不许北航造反派 批判的小道消息，而在揭批时，把毛泽东保护朱德说成了“保护刘少奇”，就把他 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三反分子”，对他的武斗、毒打进一步升级，致使第 四节腰锥骨被打断。
在这场反击“翻案风”中，赵文山被打断了腿。河南赴京谈判的开封我方首席 代表张本乐的腿也被打断。王秀莲第二次被打成严重脑震荡，住院治疗很长时间。

十二、我的“第三次”生命

生命之于人，只有一次，我何有“三次”？
我在母腹成胎，获得生命，这是父母给的。
我两岁丧父，母亲艰难地养我，体弱多病。一次重病不愈，瘦骨嶙峋，即将断 气，母亲把我放在煤灰垫的地铺上，准备送出去喂狗。过了许久，母亲以为我已经 死了，可一看我，我又活了过来，母亲赶紧做稀面汤喂我。我稍懂事之后，母亲和 我的外祖母、舅母、姨母、姑母，都叫我“狗不吃”。这算是“上天”给我的“第 二次”生命吧！
１９６８年４月下旬一天晚饭后，同学们在东工字楼前赛排球，我也挤在人群 里看，还不时鼓掌叫好。当时并没有发现周围有人注意我。夜里１２点左右，我从 睡梦中被６３级学生刘俊安等二人叫到东北角的大房间里。刘俊安向我提出了５个 曾经多次对我提过的问题，诸如对形势、对“左三红”、对大联合等的看法，我自 然和往常一样回答。他令我脱下棉袄，爬在床上。他们用破布塞住我的嘴，蒙住我 的眼，把我的两手反绑背后，猛拉两腿，把我拖摔在地板上，一人按住双腿，一人 用凶器狠打，打得我昏过去才停下来；等我醒过来，又打；再昏过去，再醒过来， 再打，反复多次。打完，等我醒过来，掏出嘴里的布，问我：“卢树森、夏德明（ 化学系干部）已经跑了，你跑不跑？”我已无力说话，半天才回答：“我已成这样 ，还咋跑？”他说：“你放老实点，不准对任何人说你挨打！”这才揭开蒙眼布， 松开绑，叫我走。我好不容易撑起，扶着墙，挪几步，歇一歇，好半天才回到住室 。不能卧床，就左腿支住地板，右腿在床上爬着。口渴得很，一摸暖水瓶，是空的 ；又摸刷牙缸，也是空的；再摸洗脸盆，反扣着。口越来越渴，简直像冒火，那难 受味儿远远超过疼痛的味儿。我愤怒：真狠啊，没把我打死，要把我渴死！大约三 点左右，刘俊安来了，他看我还活着，就要走，我忙乞求：“能不能叫喝点水？” 他说：“你要想死，我现在就给你弄水。你知道翟贵祥、郭麦秀是咋死的？他俩都 不是叫打死的，而是喝水喝死的。”噢，他们是怕我死才倒了我准备的水。我还真 不知道挨毒打后不能喝水这个常识。无奈，只好强忍，在床沿爬到大天亮。
啊，这一次我没有死，是打我的凶手有知保住了我的性命。我称之为我的“第 三次”生命。
八点多，在大礼堂批判我的那位先生来看我，我要求去医院，他说：“在路线 上我们没有调和的余地，但在生活上我们还是要关心你的。”就让刘俊安扶我去医 院。出门就是楼梯，我扶着栏杆刚下一阶，就晕倒了。醒来后，刘俊安扶我到楼下 ，给我一个竹扫帚把，说：“你自己去吧！”楼外就是篮球场，我实在走不动，在 压球栏架的石头上坐了半晌才站起来继续走，路上歇了几次，勉强走到校医院。我 穿的秋衣被打得稀烂，血肉模糊，和秋衣沾在一起，忍着疼痛请王歧山医生慢慢剪 去秋衣，上了药，量了血压，又扶我去透视；又晕了过去，当醒来时，我发现自己 在透视架旁躺着。医生让我住院。扫地老女工吴秀玉见状掉了眼泪。次日下午，刘 俊安就叫我出院。在回住室的路上碰到一位教师，他说：“你要正确对待。”我无 恨无怨，还该怎么对待？
我给母亲、伯父写了信，只说“非常想念大人。”伯父先来看我。母亲接着来 看我。母亲回到偃师，村里人已经猜到我挨打了，就问：“光耀咋样？能走不能？ 胳膊腿能动不能？”母亲哭着说：“骨头还没伤着，只要不死、不残废，就是福。 ”那一年，我母亲来开封看我６次。一次，还是要我“正确对待”的数学系那位教 师对我母亲说：“以后准备叫刘光耀回家背锄头哩！”母亲回答说：“我给他准备 得现成的！”
在我被打后不久，刘俊安等三个学生到偃师我家，掂着手枪威逼我母亲，硬说 我带回家有枪，要我母亲缴出来，把我母亲吓得浑身哆嗦。母亲说：“他回来没带 啥东西呀！他的存折还是我去开封看他在饭店交给我的。”母亲把存折交给他们看 （共５００元左右。１９６７年“７。１５”后，我把存折交给北道门储蓄所，请 他们替我保管，年底，我从银行取出）。他们问：“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怎么会 有这么多钱？”从此以后，我母亲说起或想起那些学生的凶相，就心里直打寒颤。 她的高血压、心脏病就是那时候得的。
刘俊安等回校后，让我披戴上我从化肥厂带回的衣、被、毯子，挂上“大财迷 刘光耀”的大牌子游饭厅。有女学生大声问：“那就是给灾区捐款的刘光耀？”任 其侮辱，任其损我形象，但我没有做亏心事，我不会有丝毫愧色。
５月中旬以后，令我在左胸戴上一个醒目的大名片：“反革命小爬虫刘光耀” 。这在全院也是我独享的待遇。刘俊安等打我时用的什么凶器？我不知道。从我左 臂、后背留下的伤痕：小半园弧形、中心是小方块，可以判断：可能是带有手工打 的大盖铁钉的木板。这次拷打是不是事先策划好的？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我入 睡前里间那位革委会副主任还未回屋，在我挨打过后很久他才回来。从来没有人追 查过这事，也没有必要追查。我估计他们是见我无论怎么挨斗都不在乎，就让我大 吃皮肉之苦，要我苦得“老实”起来。
我被打之后，造反派中也有责备凶手的。刘俊安是全院闻名的打人凶手。“老 保”学生曾在校园内举行过一次声讨打人凶手的游行，横幅上所列的十几名凶手名 单中有数学系两名，除刘俊安外是高玉泰（６３级学生）。可正是这个高玉泰，在 一次去吃饭的路上问我：“你那书桌里的碎钢笔块儿是咋回事？”不知他什么时候 进我屋发现的。显然，他已猜着了答案，想再证实一下。那些碎块儿大约有一百多 ，是我裤子后边口袋上卡的钢笔的变形物。我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没啥。” 他摇摇头：“太不象话！”
１９７７年许昌市两名公安人员来向我调查刘俊安的问题时，我除提供打我的 情况外，又提供了刘俊安打韩倩之、戴鸿儒、范进堂（院组织部干部）和学生林庆 兆、女学生赵玉兰（其实还有他的同班学生曹璞和几个数学系教师中的“老历史反 革命”）等。林庆兆的耳膜被打破。范进堂被打以后，拿着绳子外出准备上吊，他 想到自杀等于叛党，又取消了轻生的念头。
我问调查者：“刘俊安交代得怎么样？”调查者说：“他一口气交代了６名， 和你说的差不多。”他们还说，许昌就办了刘俊安这一个学习班。我说：“既然如 此，就别给他处分了。”调查者吃惊：“你怎么这么想？向别人调查时，都对他咬 牙切齿！”我就把他为怕我死所采取的防范措施讲给他们听。他们理解了。我又说 ：“年轻人嘛，他们也是‘四人帮’的受害者，只要认错就行，重在教育。” （未完待续）


回忆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一个保守派的自述（之六）
·刘光耀·


十三、“相煎何太急？！”

１９６８年的７月１日，中国共产党诞生４７周年这一天，想起党多年对我的 培养教育，精神振奋起来，遐想未来，充满信心。我不会写诗，硬学着凑了一首小 令，其中几句是“遥遥长矣革命路，抖擞精神紧迈步。紧迈步，全球解放，妖魔尽 除。”
不批我，不斗我，也不打我了，我倒又觉得寂寞，一个人在屋里呆呆，到室外 转转，无书可读，无报可看，滋味很不好受。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我提出劳动的 要求。答复说，没有什么活可干，那你就擦墙上的大标语吧。我找来一些玻璃片， 慢慢刮了起来。不多久，令李天增、陈顺卿和我一起搬到另一房间住。我们商量挖 地下旧房基砖。得到准许，就干了起来，挖挖抬抬，堆成了许多小山。陈顺卿打趣 说：“咱这也是对社会主义做贡献。”挖着挖着，又令我们刻、印“革命歌曲”及 其它资料。
“文革”中经常在广播里听到发表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接着，人们就 集合上街游行、欢呼。有时晚上下雨，这类活动也照样举行。这类活动，我当然没 有资格参加。但我倒庆幸，可免奔波劳累挨雨淋之苦。
"7.15"一周年到了。东工字楼后、８号楼前，是３０多个八二四队员在武斗中 死难者的坟墓，名曰“烈士陵园”。本来，一年前的“７。１５”“老保”被打死 １０人，翟贵祥是在此后逃难时被南关机械厂“老保”打死，其余“烈士”都是在 靠后的东郊枪战中死的，然而１９６８年的“７。１５”却成了“八二四烈士”死 难一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上午，李、陈和我正在东工字楼上东北角的大房间刻蜡版 ，忽听楼后有哭叫声，隔窗一看，见许多披麻戴孝的男女在挨打，有的急往前跑， 后边紧跟持棒者追打。他们是外单位的“老保”，光为“烈士”在砖、石上磕响头 叫“八爷”并不够，还得再加上“老保”的皮肉供品。于是一幕幕踢打、追赶、哭 嚎的“活报剧”上演了。光天化日之下的如此场面，我还是第一次目睹。
中午，我正在数学系办公楼西边的学生大餐厅吃饭，见体育系的两名教师、两 名学生戴着高帽、反绑双手被几杆长枪押进来。我见势不妙，忙边走边大口喝下半 碗稀饭。还没有把碗洗净，就听一个数学系６３级的学生喊：“刘光耀，走！”我 被推到那四个人旁边，令我和他们并排跪在一起，有人踢了我几脚。斗过那四个人 之后，令站起，排队出门。我放慢脚步，当距他们五、六米远时，走进了数学系办 公楼。体育系那四个人到“烈士陵园”给“八爷”磕头之后，被宣判死刑，几声枪 响，他们仍然站着，原来是“假枪毙”。
林庆兆、赵玉兰就是这一天下午在“陵园”被打的耳光。
"7.15"一周年“纪念”期间，最惨的是燕勇孝和张俊民。
燕勇孝只是个普通党员、外语系学生辅导员，在“保守”组织里也未担任职务 ，就是“老保”观点“太顽固”了，一些“八爷”就特别恨他。一天晚饭后，几个 造反派学生看管着他，不让外出。晚上８点左右，说让他去大礼堂“开会”，却被 枪杆子押到东城墙根儿，蒙上眼睛，反捆在一棵桐树上，几个人轮番踢打，有人用 大头针扎他的指甲缝，疼痛难忍。打足打够，松开绑，把他向前推了几步，一人宣 判燕“死刑”，“立即枪决！”只听一声枪响，一人从背后用脚猛蹬一下，他扑倒 在一个土坑里，那坑是事先为燕准备好的。然后又把他拉出来，揭去蒙眼布，押回 住室。当夜，一位同情燕勇孝的上海籍教师，劝他赶快离开学校，偷偷地送他到火 车站，怕被抓住，就让他搭火车往东走几站，再搭往西的火车回老家许昌。两天之 后，他才到家。夫人一看，浑身都成了青砖一样的颜色。燕的生殖器被踢坏了，几 年以后才复原。
前边已经谈过张俊民被武斗、毒打的情况，在“７。１５”一周年这一天，艺 术系的一些人，又把他押到“陵园”，按住他的头，强令他在石板上给“八爷”磕 响头，直磕得前额肿得像馒头。回到“牛棚”后，艺术系的造反派头头怕“影响不 好”，就不让他自己到饭厅吃饭，而是由造反派的人去把饭端到“牛棚”里交给他 。张俊民被折磨成这个样子，就想跳楼自杀。但想到住的是二楼，跳下去怕死不了 ，落个残废，惹人耻笑，更糟糕。当他能去饭厅买饭时，见韩倩之买两份条子肉吃 ，心想，韩倩之不仅不想死，还要尽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我也得这样，不能死， 不能当“叛徒”。
在“７。１５”一周年“纪念”活动中，我还算“幸运者”。因此，在北郊劳 动，让我戴着大“名片”在农民家吃饭时，一个女学生说：“我们是按政策办事的 。你叫他说，‘７。１５’　一周年那天，有的单位叫老保头头儿磕头，我们叫他 去了没有？”好个“按政策办事”，真个凭“良心”！
几个月了，我就上街一次，还被小偷儿偷去了钱和饭票。无钱买牙膏，更无钱 买饭票，咋办？只好找那位教师身份的革委会委员。他不给解决，我豁出去了，把 桌子一拍：“我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矛盾？你把文件给我搬出来，按哪一条扣我的工 资、冻结我的存款？！”他无语。他们经过研究，终于让我从银行取出１００元。 给我母亲、岳母、外祖母共寄去８０元，我留２０元。
从４月份我被批斗之后，同志们看见我不敢打招呼。有的仰脸看看天，有的缓 慢地点一下头。数学系的共产党员、干部左德有在厕所里见我，问：“听说你的饭 票丢了？”他悄悄地给我了１０斤粮票。
一天上午，正在刻蜡版，我突然大声朗诵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很快被告。下午，传讯我到６４级一 个宿舍，要我再背诵一下上午朗诵的诗。背完后问我：“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回 答：“这是我从小读的，是曹植的《七步诗》，曹植的哥哥曹丕令他走七步成诗， 否则杀他。意思是，兄弟之间，何必互相残害？我的意思是：我们两派都是阶级弟 兄，何必互相残害？”他们无言，放我回去。我刚回到刻印室，一个同学就跟了过 来，问我“燃豆萁”的“萁”字怎么写，并让我把那首诗写下来拿了去。噢，我体 会到了“告密者”的“良苦用心”，这位同学的如此行为，就是背诵那首诗而被告 的效果初现。这使我又想起５月下旬的一件事。一个同学到我房间，先自我介绍说 ：“我是外语系６４级学生，八二四的。”然后，他拿出数学系“革委会”印的带 有“编者案”的供批判的两篇文章：《多余的声明》和《上访提纲》，说：“你写 的文章很有气魄。”他低头思忖了一会儿，欲言又止，就走了。我还从未见谁写出 批判我那两篇“大毒草”的文章，也未听到有人发言批判，今天倒听到一位八二四 造反者的如此评论，这正是那两篇“大毒草”让批判的效果。
相煎何太急？！毛主席您老人家为什么要让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您的同事、 您的部下遭受残害？！为什么要让炎黄子孙互相残害？！
“文革”开展以后，不仅从中央到地方，从领导干部到群众，都被分裂成为互 相对立的两大派，工、农、商、学（知识分子）、兵（主要是军校）都被卷了进去 ，而且，许多家庭也打起了内战。开封师范学院一位党委机要室的打字员（“老保 ”）要和在某厂当工人的丈夫（“老造”）离婚。民政局工作人员劝他们：“因为 派性观点不同就离婚？你们回去好好想想吧。”未批。开封师范学院政教系一位中 年讲师，是河南省某专业的一位“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牛棚”，专案组派人 找他在某中学任教的爱人，令其揭发丈夫的“罪行”。专案组以这些上不了纲的“ 罪行”材料做“炮弹”，逼迫该讲师交代其“反革命罪行”。该讲师除了交代其个 人的某些“罪行”外，又揭发了他爱人的几条几乎可以上纲的“反革命罪行”。因 此，他爱人吃尽了苦头受尽了折磨。但到后来落实定案时，该讲师全部推翻他对其 爱人的揭发。某中学专案人员问：“当初你为什么那样揭发？”该讲师振振有辞： “谁叫她揭发我哩？我报复她哩。”真是恶作剧！

十四、“刘少奇的孝子贤孙”

１９６８年８月下旬，工军宣队进校，取代了派性革委会的领导权。但“老革 ”“老造”们对我们这些“虫”们，那些“走资派”们以及那些“老牛鬼蛇神”们 ，仍然斗争不止。数学系革委会令我和“走资派”及“老牛们”住在一个大房间里 ，同学习、同劳动，年届花甲的“老牛”也得拉大胶轮车。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３日至３１日，中共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１１月２日公 布了全会公报。公报说：“全会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 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在城市一阵欢呼之后，要到冷清的农村宣传。于是，数学系的“走资派”和我 以及那几头“老牛”，或戴上刘少奇的面具，或戴上王光美的面具（我戴的是刘少 奇的），挂上大牌子，被夹在敲锣打鼓者和学生队伍之间，到郊区农村去了。每到 一地，就让我们跪在地上，“革刘少奇的命”者先宣讲《公报》，再让我们揭开面 具，露出真相，向众人介绍：这都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一个个历数其“罪行 ”。我们这些新老“牛鬼”都和刘少奇联成一族之亲了！
回校之后，我又想了许多。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他怎么能“睡” 在毛主席身边那么久，而竟没有被“最伟大、最智慧”的毛主席和毛主席身边的“ 火眼金睛们”发现？不是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吗？怎么当今出现了如 此大的反差？这是我从思想上对毛泽东又一次提出的质疑。我从高中到大学到工作 岗位，曾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读过好多遍，能够背诵其中许多佳句， 还读过他的《论党》，不仅是我，我发现很多很多人都把刘少奇当作自己的楷模。 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黑”，黑到哪里？它的精髓的的确确渗透到广大中国共 产党党员及其追随者的思想灵魂深处了，可谁会感到它有不妥之处呢？它的发行量 那么大（１８００万册），影响那么广、那么深，毛主席和党中央可从来没有提过 批评啊！想来想去，我最疑惑的还是那个“叛徒”结论。关于“叛徒”的那些“罪 证”的真实性到底如何？靠得住吗？“６１人叛徒集团”，几十年都没有被大人物 们发现，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让一些中学红卫兵毛孩子给揪了出来，岂不怪哉 ？
我越想越想不通，对于我受的“待遇”，越想越恼火。于是，在“上班”时大 发牢骚：“硬把我们往反革命那边推”，“连通讯自由也没有了”，“开除也行， 判刑也行，想咋整咋整，随便！”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