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心老顽童：惊风暴雨的1967年

tuffy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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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风暴雨的1967年 （一） 三次打击

转眼间,风起云涌的1966年过去了.我们迎耒了惊风暴雨的1967年.
首当其冲的是“红色政权保卫军”（自称“红保军”）。在1967年1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刊登的，名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社论中，明确指出：“红保军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时隔六天的1月22日，周恩耒总理在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又再次提出这一结论。至此，文化革命期间长沙市的第一轮“革”“保”之间的争斗也由中央定论，有了结果！
也就在这年的一月末，中央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革运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简称“三支两军”）。
随着“长保军”的垮台，和解放军的介入，原耒的造反派中出现了裂痕和分歧。究其原因不外有以下几点：
“红高司”方面（包括与其观点相近或相同的组织）认为：
1、66年10月后，为“黑鬼”平反有功，高人一等，其余的造反派组织应俯首听命，唯其马首是瞻；
2、组织成份较纯，清一色的热血青年，不象“湘江凤雷”等组织那样杂乱；
3、学生们组织纪律性较强，因而战斗力也较强；
此外，“长保军”垮台后，其中的学生都转入了高司。这对高司不无影响。
“湘江风雷”方面（也包括与其观点相近或相同的组织）认为：
1、自己“苦大仇深”，曾经受迫害，当“黑鬼”，革命立场坚定，造反精神强，是当然的造反领军组织；
2、在任何一次革命运动中，学生都只能是带头羊，而不可能成为主力军，所谓“秀才造反，＋年不成”。
人民解放军方面（此时是以湖南省军区为代表）则认为：
1、高司组织成份较纯，而湘江风雷则成份较杂乱；
2、高司组织纪律性较好，比较听话，相比之下湘江风雷就不大听从招呼。
就在草命造反派，还没来得及庆祝长保军垮台时，第二冲击波又来了！不过这一次的打击是降临在造反派头上！在一月中旬，长沙发生了红旗军冲击省军区大院的事。起因是:风传抓“黑鬼”时整理的“黑材料”，被藏在了省军区内，有人准备“秋后算帐”！结果在20日夜间，省军区宣传车突然上亍，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批示：“红旗军是反动组织！必要时将其少数头头逮捕，可起分化作用！”省军区据此，对红旗军的几个头头实施了专政！
几十年过去了，但“一、二O批示”从耒没被官方（不论是在湖南，还是在中央），再次证实过！
红旗军的被取缔，据说是中央不希望出现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尤其成份单一，全为荣誉、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的全国性组织！当时还流传过一句话：说红旗军“大有成为第二武装（除解放军外）之势！”
不过这一打击对造反派的打击还不是很大，其原因：
1、红旗军虽说是全国性组织，但在湖南省内的规模及影响，并不是很大；
2、打击也仅限于对红旗军司令部的几个头头。
就在造反派开始为红旗军抱不平时，第三次打击又来了！
号称有百万之众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简称湘江风雷），在1967年2月4日，被中央文革以批示（二、四批示）的形式予以镇压。该批示的全文为：“湖南省军区应对湘江风雷的反动头目，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受蒙蔽的群众。 全军文革办转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七时”
但是这一切都发生得极其突然,白天和往常一样平静的过去了.除了高司派的群众和湘江凤雷派的群众在亍头,就红旗军继续辩论,相互复盖对方的标语和大字报外,没有一点异常的迹象!当晚十一点多，高司的宣传车在市中心五一广场，播放“二、四批示”时，还被认为是造谣。被愤怒的群众砸了车！但紧接着，亍头上出现了一车车全副武装、荷枪持弹的解放军战士，直接扑向各单位的湘江风雷支队（最基层的组织），在原长保军及高司派群众的指证下，对其正、副支队长以上的人员一扫而光！有消息证实：当晚除各看守所外，省军区礼堂及两个没电影可放的电影院，都成了临时的拘留所！仅长沙市内被抓捕的人数在万人以上。这次打击对造反派的伤害，远远超过了元月份的笫二次打击！
现在说起来都让人好笑！湘江风雷的主要罪状之一是：“私藏武器，谋图不轨！”而经最后证实的真象是：市博物馆员工绝大多数参加了湘江风雷。馆藏的展品中，确有几支老式步枪。但早己生锈，且收缴了枪栓，根本无法打响！而这几支只能看、根本就无法使用的破枪，就成了拥有百万之众的湘江风雷，“私藏武器、谋图不轨”的铁证了！
这一次打击也落到了我的头上！那天当晚，我仍往在位于东茅亍市工商联院内的、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内。虽已听到相临解放路上闹哄哄的，还以为是和往常一样：又有人在亍上发生了争吵和起哄。到五号早上才知道湘江风雷出了事。在不知道一点头绪，又联系不上谢若冰等人的情况下，经往在总部的几个人商议后，决定让我以总部组织部长的名义，去省军区了解情况。一切都等我回耒后，再商议和决定下一步的安排。我带上介绍信就出发了。但没走多远，在五一路就碰上大学的几个同班同学。他们一拥而上围往了我，请我回校参加运动（我自从1966年10月初，随谢若冰等人离校后，就一直没回去过）。那时湘江上还没修桥，过河需经渡轮。在船上，趁同学不注意，我撕碎了介绍信丢入江中（此前同学也没搜我身）。就这样，我被前呼后拥的同学们，“请”回到了巳离开四个月之久的学校中！


惊风暴雨的1967年（二）动荡的早春

我被请回学校后,除每天必须参加“早请示，晚汇报”外，行动也还自由。只是我在校内走动时，常有一两个认识我的同学，也正巧在不远处散步。我也比较自觉，反正不出校门罢了。过了几天，长沙市各界在东风体育场（位于烈士公园西侧、体育馆路以南），召开“庆祝粉碎反动****----湘江风雷大会”。我也有幸应邀出席，同时还享有专车接送的待遇：一辆卡车上只站有二十来人。其中：十余人被授予各种头衔：“地主”、“富农”、“特务”、“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则受益于前文提过的小报及文章，被授予“政治扒手”的称号。胸前挂着块特大号的名片，上书“政治扒手郑xx”。毫无例外，姓名上还打了个大x。在整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受到“喷气式”的待遇，由我们自巳站在车边。只不时有人在身边提醒：“低头！低头！”一路上我也在四处张望，想见到熟人，又怕见到。想见是希望有人，去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报告我的行踪；但又怕被亲戚看见，引起长辈们不安！
真还是越怕什么，就越有什么！学校在河西，会场在河东。那时湘江上还没有桥，过江要靠渡轮。在等渡轮时，偏偏被在省戏剧学校的表妹看到了。她回家后急得大哭一场，其他亲戚也就都知道了！
大会之后，对我的看管更松了。有时外出也看不到散步的同学。又过了十多天，在一个白天，我就离开了学校，回到了井冈山红卫兵总部。
1967年的1月下旬以来，湖南的造反派，在对待原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的态度上，己出现了裂痕。而在“二、四”之后，就正式分成新一轮的“革”“保”两派。这一次的分界线除对张平化的态度外，还有两点：一是对湘江风雷的态度；二是对湖南省军区的态度。这次****的结果是：在湖南出现了“湘派”和“高司派”。
在1967年2月4日之后，长沙市又成立了一些新的群众****或总部：
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委会（简称省红联），成立于1967年2月8日。成员****有：高司、毛主席真理军、湖南革命工人造反军、毛主席故乡红卫兵（这是由长保军变化而来的****）。
孙大圣挺进军，成立于1967年2月14日。成员以工人为主。
红卫兵长沙中等学校革委会（简称红中会），成立于1967年3月18日。成员****为长沙市各中等学校中的造反派红卫兵.红中会成立的日子选在巴黎公社纪念日，是有其更深层次的含义.
长沙工人，成立于1967年4月1日。
长沙市最大的产业工人****---工联，也在1967年4月15日成立了。工联全称为：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成员****都是市内几大企业的，如：长沙汽车电器厂的造反有理总队、曙光电子管厂的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长沙机床厂的三三一造反兵团、长沙红旗内燃配件厂的红色造反派总部、长沙建湘瓷厂的红色造反团、长沙造船厂的文革筹委会、市搬运公司六号门、湖南橡胶厂造反总队、市总工会红色观察哨等基层****。其领导人是：胡勇（汽电）、唐忠富（曙光）、雷志忠（湘运）。它一成立就因成员纯（清一色的产业工人）、纪律性强、战斗力强，而受到各派的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孙大圣的成立。距2月4日仅有十天。该****虽人数不多，影响不大。但它的成立，表达了广大造反派对“二、四批示”的不满和****。
而工联的成立，则标示着长沙产业工人，开始杀入了社会上的文革运动。
“二、四”以后，省内各造反派经过短暂的休整，恢复了斗志，活动也由为红旗军打抱不平，转为湘江风雷翻案。在多次赴京****和报送材料后，到四月，造反派终于见到了一丝曙光：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翻案行动更加激烈，也更加直接。四月七日井冈山红卫兵封了《湖南日报》。这是我们第二次封报了。目的是：****该报一边倒的批湘反湘宣传。而省军区这一次的反应，比起“二、四”耒，却显得格外软弱无力，无所作为。只以“影响群众学习******思想”的罪名上报。经过各派代表，几次赴京协商都没有结果，最后****决定：“封报期间，只刊印《新华社电讯》。不出现《湖南日报》的报头，不刊登湖南自已采写、组稿的文章。”这样一来，报纸的报头就改成了：《新华社电讯》，也只刊登新华社的电讯。时间持续了好几个月，实际上达到了封闭省军区喉舌的目的。
同时，我带人进驻了湖南日报社，也得以进入平时闲人免进、戒备较严的新华社湖南分社。当时，它位于湖南日报大楼的顶楼。我的任务是：监督新华电讯的收发，及其后的排版印刷。不让人以新华电讯的名义，刊印本地的稿件（如先发至北京新华总社，经审查同意后，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发回来的除外）。我所见到的新闻电传机，与电影里的电报机、现在的传真机都不太一致。传耒的稿件是：在宽约十多厘米、不间断的纸条上，纵向并列几行同一新闻。接收后先裁成A4纸的长度，再纵向分成几条粘贴几张纸上。每张纸都是同一条新闻的内容。再分送到编辑、审定、校对手中。实际上报社人员的观点与我们是一致的，只是不好以湖南日报的名义，查封湖南目报而巳！因此我的工作还是很轻松的。
另一次行动是：到省军区门前****。这是次全省都有人来长参加的行动，有的地区则是在军分区门前****。目的是要省军区的龙书金司令员接见群众，代报材料。但龙一直不肯出面，****最后变成了绝食。长沙市最终饿死一个老工人，听说衡阳也死了一个人。我当时仍是负责宣传，并没直接参加****绝食。此事后来是在****（具体是周总理）一再调解及劝说下结束的。这一次，除在龙司令接见上，军区一直没松口外，反应也是极其软弱无力，只是派出解放军战士送来牛奶、豆浆、葡萄糖水及面包，劝大家进水进食。
就这样，日子在两派的争吵中一天天过去了，两派的关系也日益紧张起耒，直到迎来了《血腥的夏季》！


注：
1、早请示，晚汇报：最初是解放军中出现的，一下就风靡全国，成为全民每天必作的事。早晚两次手拿毛主席语录，在毛主席（后还有林彪副主席）相前，唱《东方红》，学语录。早上是为了指导一天的工作，晚上则是总结一天的工作。人称：“早请示，晚汇报”。
2、喷气式：被批斗人员站前，后面两侧各站一个大汉。将被斗人员双手向两侧斜上方高举。此时被批斗人员自然弯腰低头认罪了。脖颈上再挂一块大牌，那滋味则更隹！因双手斜举，象当时米格战机的后掠翼，所以人称：“喷气式”。


惊风暴雨的1967年(三) 血腥的夏季

在新的一轮“革”“保”的之争中，湖南的文化大革命迎来了1967年的夏天。那真是个血腥的夏季！
说来也怪，高司虽有湖南省军区的全力支持，但在争斗中，仍一步步地走向了下风！在长沙市内他们基本上站不住脚，竟被挤了出去。他们的大字报，只要涉及到造反派，一贴出就会被复盖，或被撕毁。除了城北的湖南医学院、城南的湖南铁道学院外，高司最后只剩下五一广场附近的，反修大楼（原名中苏友好馆）这一据点了。这是栋建于五十年代、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亲密时的四层楼房。外观显得庄重而大方。双方围绕着它唇枪舌剑不知斗了多少次，最后竟发展到断水断电的地步。最后终于发生了“六、六惨案”！
这件事的直接起因和具体经过，我至今也没弄明白，也从无人出耒说明白。我六月五日白天路过这里，还一如往常，只是双方的广播在对战（高司运进了发电机）。当晚我仍住在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没有外出。但六号凌晨惨案发生了！大楼外面围观的群众说：是楼内高司的人出来,打撕他们大字报（可作废纸卖）的小孩引起的；而高司则称：是自己贴大字报的人被打而引起的。
时至今日，撇开当时盛行的派性，客观的说，我个人认为第一种说法较为可信。原因有二：1、六号上午，我在蔡锷北路遇到一队人，足有二、三百人。个个头带柳条安全帽，手持狼牙棒，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外出时一般不带袖标）问过他们，回答是；“高司的，到医院去”。原来是从中苏友好馆突围而出的人员；2、事后我去现场调查时，据附近居民反映，当晚从中苏友好馆两侧小巷中，曾各冲出一队上述装备的人群。细想起来，如无事先准备，何来如此统一的装备？
此外，还有个我始终没解开之谜：事发的当晚，事先有数百名解放军战士，正巧在现场东边不到一里路的，长沙火车站前广场唱歌。这可是前所没有的事！而当有群众报警说：“那边有人武斗！”他们并没行动。但等到高司人撤的撤了，耒不及撤的退回到大楼内，而外面围观群众越来越多、情绪越来越激愤时，他们才把大楼围住，把两派群众隔开。前后也就差几分钟，时间掐得可真准！
事件的结果是双方都有伤亡！但具体数一直不清楚。跟文革中以后的流血事件一样，是一笔糊涂账罢了。我只知道：有个文革前和我关系不错的，同级同专业的四川老乡（古蔺县），叫王德虎的被打死了。后来就葬在矿冶学院锅炉房后的小山上。
事后，这栋大楼内可燃的东西被烧的精光，墙上一片漆黑，只剩下房屋的主体！后来经过维修，现利用它开办了长沙口腔医院。
就这样，为湘江风雷平反的工作，一直没有停过。****在1967年7月27日，终于表态：支持湘江风雷、工联，撤销了“二、四批示”。毛主席在批示中写到：“何必匆匆忙忙，沉不住气，听信一面之词”。平反的决定是1967年8月10日正式公布的。同时还派遣解放军47军主持湖南“三支两军”工作。
此后，高司及其支持者退到了湘潭，那里成了他们新的根据地。他们扬言：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长沙市内则成了造反派的天下。
高司派与造反派随后的武斗，主要发生在长沙市南郊、地属湘潭市管辖的易家湾一带。这是个小镇，但突出于长沙和株洲之间。公路、铁路及湘江都经过这里！高司控制了它，就切断了长沙与株洲的联系，进可攻退可守；造反派控制了它，则可使长沙与株洲、这两大造反派地盘联成一片。今天这里也是长株潭三市融城的中心。
当时，双方在这一带反复争斗。高司借助于几家军工企业的帮助，甚至出动了坦克。而长沙的造反派也不示弱！就用重型卡车改装成装甲车，与之相抗。双方的争斗相当激烈，以至后来还出现过杀俘的事！
而在长沙市内，造反派之间也因各种矛盾，也发生了武斗。一次是在解放路（现为解放西路）。青年近卫军的海司令率人攻打东方红总部。起因是为一辆嘎斯69小吉普，打了三天。致使一名前来制止武斗的47军战士牺牲。这是在处决海司令的布告上明示了的。再一次是各派联合攻打青近总部（位于五一广场的湘绣大楼，，现在原址改建了锦绣中环大厦）。
再以后，47军进驻了湘潭。事先用直升飞机在湘潭市上空，散发了通告。但仍遭到对空射击，幸没造成损失。但在正式进驻时有相安无事！
这时，我母亲接到在长亲友信件后，千方百计赶到长沙，把我接回四川。让我暂时离开了长沙，也离开了这个充满了血腥的夏季！

“六.六惨案”后作为报复，同学们将我留在校内的行李，付之一炬。文革后期因此得到九十元的赔赏。


惊风暴雨的1967年(四) 夏天的轶事 (上)

在那个夏天,还有几件事,应该提一下:
一.反间计:
就在高司与造反派的分歧越耒越大,但高司风头还很盛.两派胜负末分之际,从高司中又杀
出几个人,反戈一击投入造反派一边.当然这些人都无一例外的,受到了欢迎和重用!井冈山红卫兵总部也来了一个,他原是高司政治部的负责人.姓名我早巳忘了,但事情绝对真实!
最初造反派内也有人提出过:这些人是不是卧底？但并无证据,也不能肯定.但事实的发展
表明:这些的确是来卧底的.就井冈山红卫兵而言,直到最后也没对此人给予惩处,他一直来去自由.后耒他也确是自由的返回了高司.
但就我耒说,也一直没发现井冈山红卫兵内部,还有什么机密的事,不可对人言!值得高司如此费尽心机,派人打入,以获取所谓的"情报"!
二.我是特务!？
为了能及时沟通上下左右的信息,造反派成立了个《红卫兵通讯社》（简称红通社).全体也就三.四个人,由我负责,且大多是井冈山的.任务就是收集各方面的消息,再用油印小报发给各造反派及在长的新闻单位.红通社存在时间并不长,也没印发几份小报.因没起什么作用,后来也就无形中解散了.最初红通社是在人民中路的,湖南省歌舞团的.一间空道具库房内,原先存放服装道具的架子,就是我们的办公桌及睡觉的床.在那里事没干多少,书倒看了几本.因为里面早巳没有服装道具,却有不少破四旧时查抄来的书:小说.文艺理论.杂文之类.闲空时我就看书,什么《三国演义》.《红楼梦》.《牛氓》.《童年》.《清宫十二朝演义》.《斯坦历斯拉夫》.《戏剧表演艺术》等等都是那时看的.
这段经历在我个人只是段小插曲.红通社的成立也只是一件小范围的事,造反派内有的人和单位自始至终都不知道.但在高司眼里,却成了大事.高司撤出长沙后,在其留下的内部通报中(也就在红通社成立一.二天后),居然有一条"他们新成立了一个特务机构:红通社,负责人是井冈山红卫兵的郑**!"我的身份也就一下子从"政治扒手"变成了"特务头目".看到以后,我不禁哑然矢笑,感到哭笑不得!
这一定又是上面提及的卧底,所上报的情报之一吧!


惊风暴雨的1967年(四) 夏天的轶事 (下)

枪林弹雨

在文学作品中,人们形容战斗之惨烈,常用“枪林弹雨”一词。但要见识到枪林弹雨，则不仅限于战斗中！
在1967年的夏天，造反派与高司派在暮云市的武斗正烈，常有伤亡人员。这些死去的人当时都被视为烈士。因此，送葬的场面就非同一般了：只见黄兴南路上行驶着一条卡车的长龙，每辆车上站着二、三十个荷枪持弹、头戴钢盔的人，枪口向上不停的开着枪（时尚的鞭炮）！从前后看去，真是一片枪的森林！
而见识到“弹雨”，则是在另外的时间和地点了。大家知道：枪口向上射击，子弹是向上飞。但弹头不可能脱离地心引力飞出地球（如是那样，卫星的发射就省事了），最终还是要落到地面上。一天下午我正走在天心阁下面的马路上，兰天白云，平静如常。突然，一颗子弹从天而降，落在我的身旁，弹跳了几下。我当时被吓了一跳。平静下来后，我拾起一看，是一颗7.62mm口径的、苏制五零式冲锋枪子弹（也用于五四式手枪）。这两种枪在抗美援朝及六十年代初，是解放军的标准装备。退役后－直存放在仓库里，这一年被重新“请”了出耒，再次大显身手！我正在庆幸：好在没落到我身上！这时就听到身后传来“唉哟”一声，回头一看：另一位老兄就没我幸运了！另一颗从天而降的子弹，正落在他的右肩上，顿时鲜血直流。那也是我在那一年唯一见到的鲜红的、流淌着的鲜血！
我们几个路人七手八脚的，把他送到了最近的医院。医生在听了我的讲述后，感概地说了一句：“飞耒直祸！真的有弹雨啊！”

出行之一

眼看着再次开放“大串联”遥遥无期，我们几个人也动了出游的念头。经过一番商议，我们决定走华东，去上海、杭州一带。几个人兴冲冲地赶到了株洲，想经淅赣线前住（那时还没有长沙至上海的直达车）。因为暮云市一带还在大战，为了安全（现在看耒，当时主要还是心理上的作用），我顺手牵羊地从保管的手榴弹中，带走了两颗。这也是我在那一年里，唯一占有过的武器。好在交战双方对列车并无举动，因而也没用上。到株洲后，考虑到出省后没必要再带，同時也确实让自己提心吊胆，就把它们送给了株洲机务段的造反派。此事在后来的“一打三反”中还经有关部门一再核实过。
由于等车，当晚我们就在株洲火车站的站外广场上，垫上几张报纸“席”地而卧。一觉醒耒，才发现糟了：放在裤兜里的钱包不安本份，自己跑到地上休息了。打开一看除了钱和粮票之外，一切都在。因此我的游兴大减，自己就打道回长沙了。剩下的几个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前往华东去了。
我在文革中的最后一次串联，就这样结束了。

出行之二

1967年里的最后一次出行，是和母亲回四川。凭井冈山红卫兵总部的介绍信，几经周折我搞到了两张到成都的免费火车票。一如往常，在办车票时我留下真实的姓名和地址。所以在文革后期查账时极顺利的找到了我，补交了这些票款。
我没经历过现在的春运，但那时候的列车上也是人满为患，挤得一塌糊涂！车厢里、厕所里，凡是能站人的地方都挤满了人。一眼望去，全是人头！上车站了好几个小时，好不客易找了一个座位（还是定员坐三人，实际挤了五人），让母亲坐下。我就到处打游击，见缝插针，只要有空地方就坐一下，几分钟、十几分钟，最长也就个吧小时。睡觉对我倒还好解决：行李架上、座位底下我都睡过。人们那年头出门也没啥行李，因此我就把自己当成行李放了上去。那时我睡觉从不乱动（这也是幼年时练就的功夫），所以不必担心因翻身掉下耒。座位下垫上几张报纸，就可以睡几个人。只是常有翻倒的茶水、小孩子的童子尿，会骚挠一下，可远不及行李架上舒服。那时坐火车最难的是吃、喝。除了在上车前自带点外，只能在停车时去买，那就真让人提心吊胆！那年头一切都乱了，列车基本没有点，有时还没有站！一切都取决于停靠点（不一定是车站）的秩序，有时停一、两分钟，有时停一、两小时。事先没预告，说开走就开走。其怕下车买东西时，一回头车不见了。我们还算幸运，没掉在半路上。几经停顿，总算平安到达了成都。
对我耒说，1967年就这样过去了。


惊风暴雨的1967年（五）冬天的轶事

在1967年夏末返回成都家中，经过短暂休息后，我又在那年的初冬来到了长沙。来到长沙后，革命激情大为减退，基本上脱离了文化大革命。我住在亲友家中，当起了“消遥派”。直到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兵团负责人陈勇，让冯美瑛带口信，要我回校“复课闹革命”才返回学校。此时的矿冶井冈山兵团，是由湖南井冈山红卫兵矿冶分部改名的，为的是区别于金胜利等人的矿冶井冈山公社红卫兵。
回到学校后的我，并没有参加井冈山兵团在院、系的“服务组”。不久后，连班上的召集人也改由原班长（也曾是高司在班上的负责人）程南官担任了。
在这一年的冬天，我参加了学校井冈山兵团举办的第二期******思想学习班。这次是去韶山冲毛主席旧居参观学习。我们一行三十二人，在驻校解放军宣传队员的带领下，自已背着被子，沿着乡间小路，走到了韶山冲。我们借住在毛主席旧居正对面的汤瑞仁家，借她家炊具自己做饭吃。在1959年6月，毛主席在离家投身革命32年后，首次返回韶山时，曾到她家作客小坐（后来以她为董事长开办了《毛家饭店》，现已发展为分店遍布全国多个城市的有限公司。她是改革开放后韶山冲里第一个投身商海的人）。
在那之前的1966年冬，我曾独自一人骑自行车去过一次。



我们是1967年12月底去韶山的，住了三天后，于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返回。之所以定在这天返回，是因通往韶山冲的铁路在这天通车。这是为了方便人们去韶山冲参观学习、也是为了纪念毛主席诞辰赶建的。建好之后，免费让大家乘坐三天。



但那一天傍晚七点多，火车到了株州市停下后，直到九点多都没动静。下车一打听，是一群火气正盛的小将不知为什么，与司机动口又动了手。司机一气之下，把火车头开跑了，声言：不再走了！满车的人一听就急了，纷纷收拾好行李下车，打算在株州找交通工具返回长沙。我看车外又黑又冷，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干脆自已找了个卧铺（当时也是做座席车用），摊开行李睡了起来。天亮后起来一看，哈哈！车窗外是长沙北站，深夜里火车回到了长沙！我捆好行李下了车，才发现整列车上和我一样，没在株州下车的就只有三、五个人。
等我返回学校后很久，那些在株州下车的战友才回到学校。原来夜间的株州也没有其它交通工具返长，他们只好火车站挨冻受饿地呆了一晚。问我为何大胆的留在车上，我说：“火车头是长沙机务段的，车厢是长沙客运段的，无论如何它总会要回长沙。而即是夜里不回，睡一觉到天亮后，在陌生的地方也比人生地不熟的摸黑好些。何况我们都带了被子又不怕睡觉受冻！” 大家说我：“傻大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