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文革录（陕西户县） 第6-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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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回两派分化乱象丛生闹腾机场失策“红联”
一番斗争迷误不断支左天平倾斜“兵团”

诗云：
派性发作乱纷纷，都云是毛护卫人。
从此家国武斗场，烧杀抢掠夜沉沉！

却说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迅速波及陕西，到处都在夺权，全省特别是西安陷于空前的混乱之中。在夺权的混乱中，出现了造反派夺权、争权的局面，所谓的“革命组织”迅速分化，纷争不断，使动乱情况更加严重。
1967年1月到3月，西安地区两派大中院校学生及工人、农民、干部，分别组建了各自的地区性联合组织——工联和工总，这两大派组织运用大字报、宣传车、传单、报纸、有线广播喇叭、召开大会、游行等方式，互相攻击、谩骂，甚至发展到武斗，有的学生组织还提出“革命的打、砸、抢好的很”的口号，局面混乱不堪。此后，陕西各地不断发生两派为了各自的利益冲击军事机关，抢夺军火、破坏交通，抢银行、仓库、档案机要文件库等违法事件，使两派之间的打、砸、抢等武斗行为，日益蔓延和扩大。到1968年5月，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还不能有效地制止武斗，而且更加升级，直到1968年9月以后，才逐渐平息。武斗持续长达22个月，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很大损失。从1966年底到1968年7月间，全省发生的重大武斗事件有：
西安地区1967年1月28日在庆华电器制造厂、2月10日在西安造纸厂先后发生两派较大的武斗事件。特别是2月10日在西北光学仪器厂两派为夺权而发生的武斗事件中，一派调动韩森寨地区国防工厂千余人前往支援，冲击厂区，致使该厂装配车间停产，严重破坏了国家财产。
在西安地区两派斗争日趋激烈的严峻形势下，1967年2月23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一派组织代表时指出：“革命的打、砸、抢好的很的口号是错误的！”3月2日，周恩来接见西安地区两派组织赴京代表时，再一次指出：“打、砸、抢是错误的！”但这均未能阻遏住武斗的浪潮。
1967年8月5日至9月17日，工总发起了著名的所谓“八.五静坐”行动，煽动了799个单位的群众，9.8万人静坐示威，其中有西安市以外各地、县90多个单位的群众1900多人。他们冲击省支左委员会办公楼和21军军部，给部队施加压力。在此期间，工联和工总两派各自成立“文攻武卫”机构，组织专业武斗“战团”，疯狂进行打、砸、抢、抄、抓；不断冲击军事、公安、法院、监所等军法机关，殴打军官、战士，抢夺枪支弹药；围攻、抢占机关、工厂、医院、学校；还私设公堂、牢房，严刑拷打被抓的人员。到8月中旬至9月间，两派常常出动成百成千人，持枪带刀，乘坐汽车，在市区横冲直撞，争夺、攻占工厂、机关、仓库等，使武斗不断升级和扩大，遭射击或酷刑致死人命的事件不断发生，恐怖气氛笼罩西安全城。武斗趋向也迅速蔓延到户县。
1967年5月16日，户县一中“造委”和八中“造委”300多名学生以“文化革命”初期，县公安局曾派干警抄录学生造反大字报、跟踪学生上街宣传活动以及拘捕秦镇街两名造反居民（该二人曾冲击秦镇派出所，封了办公柜和档案柜，使派出所无法工作）为由，在县公安局大院静坐。学生向公安局提出七条要求，核心是要求公安局承认镇压革命造反派，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带枪的刘邓”，并要求撤销公安局临时领导班子负责人的职务，释放被拘捕的秦镇两名居民。静坐第二天风雨交加，公安局给学生搭起雨棚让学生避雨，遭学生拒绝。由于公安局没有答应学生提出的七条要求，第三天（18日）零时起，八中“造委”学生首先宣布绝食，继之，一中造委也宣布绝食，向公安局进一步施加压力。绝食中有学生昏迷，且人数不断增加，事态严重。第四天（19日），县委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5·16”静坐绝食事件。经讨论后认为：一中、八中学生静坐绝食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革命造反精神是好的”，“县委和公安局应该检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据县委指示，公安局“人民公安战斗队”负责人向学生作了检讨，答应了学生提出的部分要求。第6天（21日）学生宣告静坐绝食胜利结束。
1967年5月以后，户县群众组织也分成两大派，一派是“户兵团”，倾向于西安工联；一派是“户红联”，倾向于西安工总。两派在一中的对立组织首先出现许多摩擦。
1967年7月底，户县红联一派出于标榜自己是革命派，给另一派施加压力的目的，以拥军的名义，与031部队、户县人民武装部联系，要求于8月1日和解放军进行联欢活动。解放军答复：内部有通知，不让搞这种活动，可以用其他形式。于是红联方面研究，决定8月1日给解放军送慰问信。8月1日，红联一派敲锣打鼓，给支左办公室、县人武部等送了慰问信。但8月2日，红联方面得知031部队与兵团一派其中的一个组织于8月2日晚在县体育场联欢，。于是立即与031部队联系，要求部队在3日晚在县体育场和红联一派联欢。解放军答复：才接到通知：“八、一”建军节前后可以与各革命组织举行联欢活动。同意8月3日晚在县体育场与红联联欢。红联在8月2日下午2时左右向外张贴了海报。海报贴出后，户兵团一派也立即派人与031部队联系,部队也同意了户兵团的要求。 但这一决定却在两派之间引起了矛盾，都要在3日晚和部队联欢，经过两派与部队反复纠缠和协商， 最后部队答应2日晚解放军公演，8月3日和红联联欢，和兵团方面4日联欢。
当晚7时，迎接解放军公演的两派谁先谁后就发生了许多摩擦，到了体育场又为场地闹了很多矛盾，互不相让，闹嚷嚷反复争吵，最后造成不能公演，更使3日、4日和两派的联欢也都夭折。经红联一派和部队反复讨价还价，又商定7日进行联欢活动，并约定了海报要统一等事项。
两大群众组织要求和部队进行联欢，名以上是为拥军、纪念毛主席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和《十六条》发表一周年和纪念建军，骨子里却是借联欢之际，捞取政治资本，达到压垮另一派的目的。红联一派还决定把各城镇、学校相同观点的群众也召集来，由一中临代会通知学生，工造司通知城镇工人，规模开大一些，声势大一些。
8月7日，红联所属“户县地区红色造反着批斗一小撮联络站、户一中文革临代会”不按约定，发了一份海报：

最高指示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海报
为了隆重纪念毛主席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和《十六条》发表一周年，户县地区红色造反者批斗一小撮联络站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字）031部队，决定于今晚8时在户县人民体育场联合召开纪念大会，会后联合演出文艺节目。
我们严正警告安、何、曹之流和被他所操纵的保守组织，你们破坏了我们8月3日和4日的联欢晚会，企图挑拨我们和解放军的血肉关系，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解放军之间的战斗友谊和团结将给这些小丑一无情的鞭鞑！
我们热烈欢迎各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光临参加，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从中捣乱！
7日下午7时，红联所属各组织好几千人，熙熙攘攘地聚在面粉厂门口，准备迎接解放军，但只等等不来，后接到通知，解放军因为知道有上面的海报后，认为有派性，因而不来了。这下红联方面一下子炸了锅，闹闹哄哄，一些人在中间煽动，好多人开始向机场方面走去，要去质问部队。要知当时的所谓革命组织，本是十分松散，无所谓纪律。红联一些大小头头在混乱中纵容人们去机场闹事，一部分头头劝阻，满头大汗也无济于事，一些人敲着锣、打着鼓，轰轰闹闹地向北走。更有一些部门的头头急忙组织卡车载上人群，还有的骑上摩托车、自行车，络绎不绝地奔向机场营房门口。一些人在门口喊口号，一些代表进去和部队首长谈判。9点半左右，谈判达成，部队拉文工团的卡车开出营房大门，谁知一中学生的造反精神又来了劲，挡在车前，说：“现在时间已晚，不要你们去了！”门口的人群顿时大乱，有喊的，有叫的，不停的喊口号，部队卡车只得又退回。后红联又派代表进去谈判，并宣读了几点要求：
1、联欢继续进行；
2、要首长接见群众；
3、要承认错误……
里边在反反复复地进行所谓谈判，外面是不停地喊口号：“我们要见政委！我们要革命！”谈判进行了整整一夜，第二天8点时，终于又达成三点协议：
1、联欢继续进行；
2、由部队李主任接见群众；
3、出的与协议不符海报在大会上声明作废。
在代表们和李主任给群众传达这一协议将要散去时，谁知又横生枝节，一中一些师生却表示反对，提了很多不满意见。部队李主任当即表示：“对这些意见，我现在不讲，但我保留发言的权利。”这话激怒了学生，纷纷围了上来，非要让李立即讲出他的意见，几个学生还拖拉李主任要到军区“讲理”，这样闹闹嚷嚷，直到中午12点，才算勉强平息，人们才陆续散去。这就是有名的“八、七事件” ，这次事件让支左的天平彻底倾斜，红联被认为是反动组织，后来成立革委会时被彻底抛弃，一些头头作为“坏头头”被追查。
8月14日晚，一中“造委”闯入公安局档案室，砸坏四只桌柜上的锁子，拿走一些档案。第二天（15日）下午一中“造委”学生数十人又进入公安局，砸坏打字室等八个房门，撬坏15张桌子抽屉，拿走一些档案、会议纪录和局负责人四本笔记。第三天（16日）下午，一中“造委”向公安局提出七条通谍，要求交出整学生的“黑材料”，交出被拘留的群众组织的头头。
接着又发生了“九、二”事件。1967年9月1日晚，户县一中两派学生发生局部冲突，出现了吵架、武斗，一中“临”学生杨克勇、张占民等受伤住院。当晚一中学生范新涛向户红联请求支援，要求搞一次集会或游行给对方组织施加压力。2日晨，几名红联头头和一中“临”学生一起研究决定，12时抬受伤学生游行，确定了总指挥，并作了分工。决定游行队伍前边是一中学生，下来是工造司，接着是人委机关和其他组织，最后是森工（临）工人。
快到中午，各路人马，纷沓即至，游行还未开始，原县委干部张某某（红联方面）带着本组织一些群众，去县医院慰问受伤学生，并讲了话。这时同去的王某某找学生们说：“县委（原造）借了我们的喇叭，一直不还，我俩去要，毛某某不给，我就动手搬机子，毛不让搬，还打人！”这个某某就是文革初期，被批是何勤如的黑干将的。学生们当场表态说：“保何干将还打人，想翻天了！狗胆包天！把他拉来！”于是一伙十几个学生前去抓人，但没拉来，红联头头气冲冲又带了十几个人将毛某某强行拖拉了出来，挂上牌子，进行游街。
游行队伍走到县印刷厂门前，被支左的解放军五、六人挡住，宣传中央文件，制止武斗，要求停止游街。但这群人不但不听，还继续押着毛某某游行。解放军让把毛身上的牌子去掉时，红联一派的森工（临）工人上来打骂解放军。另一派工人关某某来保护毛，也被殴打，撕烂了衣服，钱包也不见了。在闹闹嚷嚷中，一直持续到第二天。
9于3日，一中临学生到支左办公室反映一中造不给他们吃饭，同时还用广播大造舆论，要求营救、支援等。解放军为了不使事态扩大，避免冲突，就阻止外界企图参与的人员进入一中学校。森工（东方红）一群工人在门外吵嚷、质问，强行推开了一中北门，解放军在阻止时，遭到围攻，被撕去了领章，摘掉了帽徽。此次事件被称为“九、三事件”，从此，红联一派彻底被支左抛弃。西户区,西安西户区,户县,户县论坛,户县社区,户县新闻,户县门户,户县教育,西户公交,户县网- _7 ?& `3 e& D( d5 n
还有一次未遂的炸桥事件，9月中旬，惠安工总司召集了联防会议，户县红联代表参加了会议，西安工总司一常委传达说：“西安工联在西安被打得站不住脚，可能要钻山，要组织起来阻止工联南退。”为此，户红联专门开会研究，把户县大致分为三个段：一是大王；二是户县；三是余下。必要时要炸掉西安通户县的桥梁，具体炸桥任务交由森工（临）主搞，户县工造司配合。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现。
1967年冬，渭北地区的武斗进入白炽化状态，两大武斗集团都需要枪支弹药攻击对方。泾（阳）、三（原）、高（陵）、铜（川）地区武装部的枪支弹药已大部被武斗集团枪夺，缺少武器的武斗集团一方面自制土枪土炮，一方面极力寻找抢枪的地方和机会。陕西省立重点高中三原南郊中学的造反组织“南筹”打听到户县武装部的枪械尚未被抢，遂决定来户县抢枪。抢枪之前，“南筹”先窥测了户县武装部的方位，并且了解到武装部和一中仅一路之隔，而一中驻有031部队的军宣队，估计抢枪时军宣队会出手协助武装部拦截。经过周密策划，1967年2月 日下午，“南筹”先向户县一中派来毛泽东思想文艺演出队，当晚在县剧场为一中的“革命群众组织”和军宣队进行慰问演出，用以麻痹一中的学生，特别是麻痹031军宣队。文艺演出正酣时，黑夜从三原县开来的三辆卡车已停在户县火车站，车上载着几十名持枪的“南筹”学生。学生们拥入武装部后先剪断了电话线，然后向武装部领导坦述“来意”：三原造反派受压制，极需武器自卫，请户县武装部借给枪械，愿打借条。其要求被武装部拒绝后，学生们便夺下军械库卫兵的枪，然后将武装部人员拥入一间房子内看押起来，就在这时，一名武装部人员称学生不防向天空打了三发信号弹。当时根据中央军委规定，解放军对待革命左派群众，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不能随便开枪，所以武装部无法阻止学生抢枪。学生们打开军械库后，便扛着枪械和弹药箱，沿着武装部门前大道向火车站方向急奔，装上车后又返回武装部再搬运。在搬运途中，被县棉花公司（同武装部紧邻）执勤民兵发觉，便从棉司炮楼上向门前大道开枪乱扫，“南筹”一名学生被流弹击中当场毙命。学生们将同伴尸体抬上汽车，不顾头顶枪弹扫射继续搬运武器。学生们将抢得的枪械弹药装了三卡车后，清点人数后便开车逃离。原计划由户县籍学生引路沿土路返回，不料黑夜中有两辆汽车慌乱中迷失了方向，开到了西户公路上（另一辆车沿土路逃离了）。同县武装部早有联防协定的031部队发现了武装部上空的信号弹，迅即派出警通连，荷枪实弹埋伏在光明公社东羊村公路两侧，公路边那棵大杨树上架着一挺重机枪。当“南筹”学生的汽车驶至东羊村时，被031警通连拦截，持抢学生看见面前是武装部队，未敢还击，遂被缴械。随后，031部队警通连将“南筹”学生、汽车、枪弹及那个被打死的学生一同押往咸阳军分区。军分区给“南筹”抢枪学生办了两天学习班，遂将学生放回，毙命学生由“南筹”自行处理。

正是：
锣鼓喧天旗如林，万众欢呼改乾坤。
为将权力夺我手，昔日战友成敌人！
欲知后事，请看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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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回王司令运筹帷幄竖旗杆大闹“革命”
捍卫军困兽犹斗抢武器泾阳卖命

诗云：
红潮涌处晚风腥，左调高腔怪有声。
处处争斗时时闹，只为掌权拼性命！

却说那1966年文革乍起，风狂雨骤，户县却也出了几个人物，那王顺山团长实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王顺山，1913年生，户县玉蝉公社南新大队人。小的时候，家境贫寒，1938年从兴平出卖壮丁到徐州给国民党当兵。后部队辗转被八路军改编，在八路军黄河支队第二大队当兵，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滨海军区一分区、东北兵工厂、南昌军分区、军委总后满洲里基地转运站工作，先后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大队长等职，为正团级干部。1965年6月退休，回到户县，住北街任家巷赋闲。当时军队团级以上干部退休回户的极少，真是凤毛麟角，户县只有两位，一位是著名的智取华山的英雄马华亭，另一位就是王顺山。
王顺山才回来的时候，很受政府部门的尊重，经常请他去给干部作报告，他也讲得眉飞色舞，有声有色。街上人们经常看到他身穿一身黄尼军衣，对他很是敬仰。
文革乍起，风狂雨骤，时年53岁的王顺山也耐不住寂寞，在一中学生的“8.14革命行动”以后，他也给街上出了两张大字报，一张是表示对学生的支持，一张是指责户县县委为什么把离退休干部搁在一边不让革命。此后，他就和几个转业军人酝酿要“造反”。1966年12月，西安成立了“西安地区复转军人毛泽东思想捍卫军”，王积极挂钩，竖起了“户县地区复转军人毛泽东思想捍卫军”的旗帜，得到西安“工总”派的支待。此后招兵买马，扩充人员，多次到县委提出要求，得到县委领导同意，在县委有专门的办公室，配有打字机、摩托车等办公设备，办公人员达15人，还得到县委领导批给的500元经费。“捍卫军”很快得到大批扩充，王顺山任司令，还设有政委、参谋长等，在多数公社设有战团，战团下辖中队。其成员都佩戴印有“户县地区捍卫军”字样的红袖章，还有一些在文革初期被批斗的中层领导干部也或明或暗地参加了进来，成份非常复杂。中央不允许跨行业成立组织的文件下发以后，改名为：“户县地区工农联合毛泽东思想捍卫军”，通称“捍卫军”，又有大量的农民参加，好多后来成为该组织的骨干，杨言有六、七万人之众。
“捍卫军”先后于1967年1月初在县体育场召开了“全县捍卫军批斗何勤如、曹文清大会”，在西街小学召开了批斗县长何勤如大会。
1967年1月20日晚，以县人委机关“红色暴动队”、“12·18战斗队”、一中“造委”等为首的80个文革群众组织以“捍卫军”是“大杂烩”、“马蜂窝”、“牛鬼蛇神避难所”为由，砸了“捍卫军”城关战团的摊子，后又到县委，捣毁了户县“捍卫军”司令部，还成立了“户县红色造反者摧毁户县捍卫军联合指挥部”，先后摧垮了“捍卫军”各个战团，并将“捍卫军”王顺山等七、八个大小头目进行游街示众和批斗。不久，“户县红色造反者摧毁户县捍卫军联合指挥部”又分化为“户兵团”和“户红联”两对立派，在以后近一年时间里，这两派互相攻击，揪斗对方阵营内的“坏头头”。
户县“捍卫军”被摧毁后的第三天（元月22日），其所辖原甘河战团、涝店战团、大王战团、苍游战团等2000多成员在县城举行游行示威，张贴大字报，“强烈抗议”捣毁“捍卫军”司令部的行径，并揪出县委领导何勤如、曹文清，要求何、曹二人答复“捍卫军”被砸事件。何勤如当场答复“对幕后策划者、带头砸捍卫军司令部者进行批判教育，对其中首要分子，可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并“建议12.18造反队及红色暴动队审查自己组织内成员的历史和政治面目”。可是，当晚县委在一中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时，在几十名摧毁“捍卫军”指挥部的头目骨干的威逼挟制下，对“捍卫军”被砸事件向全社会（印发数千份传单）作出了与何勤如口头答复完全相反的公开表态：
一、户县“捍卫军”司令部不是革命的，理由是该组织是跨行业跨地区的，其领导人不是群众选举的；
二、参加“捍卫军”的群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革命的或者是愿意革命的；三、撤销何勤如元月22日所作的答复；
四、革命群众砸捍卫军司令部是合法的；
五、捍卫军司令部不得在广播站发表言论和在印刷厂印刷文件。
“捍卫军”领导人对县委“出尔反尔”的答复提出抗议，随后便挟持安生高、何勤如数次去省军区、省支左委员会，还三次去中央文革接待站反映“冤情”，要求为捍卫军平反。
1968年2月，县上在办“三结合促进会”期间，捍卫军向县人武部用书面提出了质问，提出了5个为什么：
1、人家砸我们组织的摊子，我们向你们报告，你们不管，这是为什么
2、省军区多次写信、打电话叫你们为我们组织平反，你们压住不理，这是为什么？
3、你们不主持公道，为我们平反，，反而勒令我们解散，这是为什么？
4、我们要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请求你们支持和指导，你们说“我们不反对也不支持”，这是为什么？
5、我们要和县上其他农民组织联合办学习班，你们又不支持，这是为什么？
捍卫军出于对县人武部的强烈不满，贴了一张大字报对人武部进行讽刺：
我们的“光头”就是户县最大的山头，光芒万丈、前程似锦……
言下之意，是说人武部在搞派委会，所谓“光头”就是指人武部李部长。
1968年2月，捍卫军在县街道贴出了一张很惊人的“王八图”，图上以曹文青为中心人物，罗列了近百名“乌龟、王八，羽翼爪牙”，绝大部分是县上党、政、公、检、法机关部、局长领导干部，污蔑他们都是所谓“叛徒、特务、死不改悔地走资派、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捍卫军对原县委书记安生高作为三结合对象极为不满，在筹建户县革委会期间，出了不少大字报，说：
户县“盖子”没揭开，“王八”走出来，成立“勾”委会，究竟该不该？！
户县“三结合”促进会是人武部一手包办、户兵团一派独抡的组织……
筹备工作“不明不白”，玩的是欺上瞒下的把戏……
还画了一幅题作“好”的漫画，一个黑色的手的五个指头中间攥着一个伞式的毒草，拇指上写XXXX”,实指户县人武部，食指上写“县委”，中指上写“人委”，细小的无名指上写“工人”，更细的小指上写“农民”，在草叶上写是带引号的“户县革命委员会”。用这张画像象征“三结合”促进会及其正在筹建的革委会，是不民主、不公开、不合理的，不会有好结果的“三凑合”！
与此同时，捍卫军还到人武部问理，又在县委楼下举办所谓的“学习班”，与余下“农总会”等农民组织开了一个所谓的“农代会”用以和“三结合”促进会、学习班大唱对台戏！在这之前，捍卫军就住在县委大楼以办学习班为名，跟“三结合促进会”唱对台戏，企图阻止和推迟革委会的成立，自己另搞一套，至少也要把自己这派组织插进去。西户社区-西户区) C( ]9 f; q9 Y5 [- z& J+ j
捍卫军闹了很多名堂 ，如走访省支左委员会，在县街道出大字报，贴漫画，开所谓“农代会”等等，但都无济于事。眼看革委会要成立了，捍卫军干着急再无好法可想，有些人就提议：软的、文的不行来硬的、武的 ，如樊云明、屈彦、屈振明、王崇义、姚凌辉等人，都曾谈过多次，有的不同意，认为这样无济于事，即使把“三结合筹备处”，大会会台轰了，不等于把革委会轰了，捍卫军顶多只能推迟开大会的日期，而动武轰炸必然造成严重恶果，适足以暴露捍卫军的凶恶嘴脸，争议不定。先听说省支左委员会已批准革委会成立，捍卫军绝望了。3月4日早晨，不知道谁得到的消息，说是省上并没有批准户县革委会，还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呢。捍卫军就认为还有“挽救”的“一线希望”，也就是说，还可以在阻挠革委会成立的道路上再挣扎一下。于是，就在原县委一楼西头北首的一个房子里（捍卫军的“办公室”）开了个临时会议。传达了省上没批的消息，研究捍卫军下步应该怎么办？参加会议的人，共有二、三十名，其中有王崇本、姚凌辉、孙德才、王天运、王炳元、屈彦、屈振明、屈善让、何允文、张德祥、李某某（永安滩文革会主任）、孙姑村几个负责人，樊云明等。会上大家一致提议动武，事不容迟，再犹豫就是坐失良机，动武的目标是轰“三结合筹备处”和体育场大会台。原则是抢材料，破坏大会设备，尽可能不要炸死炸伤人，目的是进一步造成舆论，表明户县广大革命群众对“三结合促进会” 搞的革委会很不满意 ，一则引起群众的怀疑和反对，二则引起省支左委员会的重视和调查，从而达到捍卫军的目的。
4 号晚上，捍卫军骨干又在原县委一楼，一号房间（南大门东首 ）进一步作了研究，具体分了工。分成了两个组，一个组轰“三结合筹备处”,其中有樊云明、屈振明、张发财、王炳元、王崇本。另一个组轰体育场大会台，其中有吴安民、孙德才、樊云明、屈振明、姚凌辉、李德印（太平口人）。
当晚，捍卫军的骨干分子纷纷翻墙到王顺山家准备，带的有手枪、手榴弹、炸药包等。并约定：先轰体育场；体育场炸响后，“筹备处”这边再干。边研究，边包炸药包，到准备好，已经东方发白了（这些工作，王顺山不知，他当时在“陕工总”住着，但他原来也有这个意思）。就先后出发行动。
到体育场去的这个组，都后发现会台上睡着十几名解放军，旁边还有几名游动哨，根本没法接近下手，就给台子一边没人处投了一颗手榴弹，（没响），绕着体育场南侧，到原县委南墙外，给原县委后院撂了一个炸药包（响了）。“筹备处”的人这边等体育场的响声等不见，看看天明了，再也等不下去，就给“筹备处”房子山墙外撂了一个炸药包（响了），撤了回来。
1968年3月6日，县城锣鼓喧天，在召开户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捍卫军骨干就在大街上散发了几百份传单，在传单中“揭露”所谓户县革命委员会的“底底”，还准备利用大会作讲坛，当众“揭露所谓户县革命委员会的底”，因周围警戒严密，未能得逞。大会还未结束，捍卫军就在街道几处贴出了第二天要揪斗“三反分子安生高”的海报，有意给革委会脸上抹黑。捍卫军还详详细细、周到备至地列了所谓十个问题，写成大字报，公开地向革委会提了出来。
捍卫军的行为遭到反击，街道出现了多幅反击的大字报，巨幅标语， 23个系统举行反击大游行。捍卫军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但这一干人死不收心，进一步写了《向……还击》、《问有关安生高五个问题》、《……再说一气子》、《避难声明》、《户境言法》、《答记者问》、《连珠炮》等东西，向围剿者还击。
那《户境言法》这样写道：
开场白：察言观色，必须神会，代圣言法，冀君免罪。
一、任何群众、任何组织，只许说户县革命委员会好，好得很！决不能有任何不满，任何腹诽，任何意见。连提出疑问，例如，问户县革命委员会是怎么几个腿子？怎么个来历？现在是怎样个样子？有些什么人手？等等，都是完全不适当的。否则，便是蠢蠢欲动、跃跃欲试，就是反对新生事物——红色政权，就是反对革命委员会，就是无政府主义，就是刮右倾翻案妖风，替何勤如、曹文青翻案！
二、任何群众、任何组织，只许说户县武装部和伟大的驻户031部队支左支得好！支的特好！一点没支派，没支一点派！只许相信、学习、依靠、拥戴他们，决不准有任何不满情绪或意见！即使它们不给你们平反，叫你们解散，用宣传车放毒，用枪托打人，用皮鞋踢嘴，也应该顺之、从之，叫之爱之，泰然处之，死都不要吭声！否则，就是矛头指向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和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便是蓄谋毁坏我们伟大的长城。
三、任何群众、任何组织，只许说安生高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干部，是户县革命三结合的第一号良种，见了他要毕恭毕敬，提起他要满口称颂。至于为什么要打倒他，现在又要结合他的道理，它究竟是一个什么货色的问题，根本是问不得的！否则谁若还敢对这位第一书记、兼主任有所不满，……那他就是不知好歹，无法无天，就是反对革命领导干部，就是反对革命委员会，就是反对毛主席的司令部。
四、任何群众、任何组织，只许说户县的全县大联合搞得好，好的太！一点没凑合！秩序说现在户县革命委员会里的组织都是革命左派。不管他们的作为怎样，都是响当当！如若他们向谁发动进攻，谁就是牛鬼蛇神，阶级敌人！谁就只有服服帖帖的义务，绝没有辩论的权利！否则便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便是你垂死的挣扎，便是破坏大联合，重新造分裂……
五、任何群众、任何组织，只许说户县的形势大好，特好！没有一点不好！户县是一个红彤彤的角落，是一个不受走资派及地富反坏右控制的地区！阶级斗争的盖子彻底揭开了，乌龟、王八一个不剩地揪出来了！决不能有不同的看法！……否则，他自己就是乌龟、王八、残渣余孽、孝子贤孙、走狗爪牙，就是大逆不道的匪类、非砸不可的狗头，就是一股反革命复辟的逆流。
捍卫军前后坚持了20来天，寡不敌众，加之城关镇及全县的群专部成立了，看风头不对，捍卫军一干人跑到西安，找靠山西安工总。
1968年6月，捍卫军内仍坚持活动的头目与户县地区处于弱势的另外七个“革命组织”（“户县工造司”、“户县农造司”、“户县中革联”、“森工临”、惠安“统指”、余下三工区“大联委”、地质八队“红色造反队”）相互串联，借地交大西安工总司令部成立了“户县地区联防指挥部”，简称“户联指”，设有正付司令，指挥部驻西安交大。“户联指”成立后，提出“杀回户县、杀回惠安，彻底打破户兵团、惠安工联一派独霸的局面”的斗争口号，先后策化和参与了县内外几次抢枪和武斗事件。
捍卫军头头及一些骨干王顺山、吴安民、王炳元、仝成林、王天运、姚凌辉、屈善让、尚德权等，在西安“陕工总”楼下王顺山所住的房子里开会，总结了捍卫军失败的“教训”，认为是：
捍卫军太右倾，没有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精神，对方砸自己，自己不敢反砸，人家动武，自己不敢还手，参照西安、外地的经验“敢”字当头，才有前途，“怕”字当头，万事俱休。干革命，要“听话”，还要“不听话”，一些有名的组织从弱到强，从一无所有到掌握大权，都是硬干、大干出来的。
捍卫军骨干们认为，现在想“像样的” 回到户县，只有武装斗争一条“明路” ，而当务之急就是弄武器，弄武器主要靠在户县地区民兵手里弄，但先得有一批“引子”，在外地或借、或挣，搞一批枪支弹药，以作在户县抢枪时壮胆、护身之用。为此，捍卫军曾向“陕工总”、“兴平联总”，乾县一个农民组织伸手借过，但都一无所得。后来，听说永乐店军火库被打开，当地武器很多，便也想去捞一把。“侦察”了一回，摸不着门路，随后便以“临潼农总司”名义，投奔“泾阳红指”帐下，通过卖命搞武器，向对方表示愿尽力卖命，遂被收留。
捍卫军去泾阳去参加武斗的人，共有十多名，第一批去的有：吴安民、姚凌辉、王炳元、王崇本、赵忠义、唐成林……；后来先后个别去的有：卫平、王中南、王顺山、张济元、王天运、孙德才、訾玉、宁振海（太平公社煤场大队人）等人。
王顺山在“泾阳红指”担任参谋工作，负责审查俘虏，监修防御工事。王炳元、姚凌辉、王崇本、吴安民在三支队当队员。后来，户县地区几个组织在泾阳合伙成立了一个武斗班子。王炳元当了这个班子的头目，其他成员给人家站岗放哨混饭吃。
此后，这一干人便随“泾阳红指”参加了泾阳县“一打金柳村，再打金柳村，三打永乐店”的武斗。6月10日晚，首次攻打县城附近的金柳村，结果大败而逃，捍卫军骨干姚凌辉大腿中一弹，未死，对立派冲上来后又向其后脑打了一枪，姚凌辉当场毙命（24岁，户县大王东人）。
参加泾阳武斗后，捍卫军以一条人命换回的武器弹药共计有：手枪5把、步枪、冲锋枪七、八支，手榴弹五、六十枚（多数不响）。
上边说了捍卫军到泾阳去参加武斗的目的，是给自己搞一些武器，好在户县地区抢武器、搞武斗，夺取政权。在泾阳干了四十多天，随后根据“户联指”的指令，成立了武斗班子——“户县支队”，头头为王炳文。带着武器，转至兴平，在渭河对岸的陈皮村住下，开始挑起武斗，先后制造了在永安滩打伤民兵，在渭丰公社抢枪，在永安滩打宣传队的事件。
1968年7月中旬的某天晚上，”户县支队”头头王炳文为了摸摸县上在渭河滩一线的防御布置情况，抖抖户联指以及他本人的威风，同时也为了看看家（永安滩），到兴平的第二天，便领着吴治水、屈善玲和张济元，到永安滩进行所谓“侦察”，携带的武器有：冲锋枪一支，手枪三支。把在泾阳捞到的药品，白糖及姚凌辉的安家费带回家里。
这四个人到永安滩后，就住在王炳元的家里。第二天没有发生什么事。第二天晚上的半夜，涝店公社组织的二、三百名民兵，将王炳文的家包围了起来。王炳文、吴治水被民兵截到二队的场里。民兵呐喊叫王炳文缴械投降，王炳文要民兵给自己留路脱身，并警告说，如果硬要为难，他就要开枪了。民兵不让，并用铁锨向王炳文的身上铲来。王炳文便向民兵开了枪。吴治水也打了一枪，各打伤民兵一名。民兵闪开，他们急忙狼狈逃窜。屈善玲在民兵包围后，钻到玉米地里，在一个坟堆后藏身，民兵发现他后，他也开了枪，但没有打响，把扳机扣了又扣，终于响了一枪，没有打伤人，民兵闪开，便也脱身逃回。张济元钻到玉米地里，被吓瘫痪了，被民兵连人带枪抓获。
民兵还从王炳文家里搜出了一支手枪（连张济元带的一支，共两支）。据事后了解，被打伤的两名民兵是谭家滩人。
接着又发生了“七–二八”到渭丰公社抢枪事件。1968年7月28日上午，“森工临”成员李根旺由他村渭曲坊过河去向”户县支队”报告说：渭丰公社住有民兵，人数只有十数八个，有三、四支步枪，两支半自动步枪。他是就地人，所得消息是可靠的，既然准备抢枪，这就是好目标，不要失去机会。王炳元，王炳元又给”户县支队”“政委”吴安民说了。吴安民便和王炳元、孙德才一起，把李根旺叫到跟前，仔细问了一遍，觉得这情报可靠，机会不错。加之，武斗成员们“求战”心切，要求速干。武斗班子便召集各武斗小组组长（杨明权、李富科、吴治水、王汉章、王清风、訾玉、何允文、王崇本等）开了个会，正式做了讨论决定，为了取得兴平“联总”的支援，会后由王炳元去“联总”司令部（扎阜寨）报告。半下午，王炳元回来说，他去见到“联总”头头之一——王志刚，“联总”同意并支持这个活动，他们的人手天黑前就来，于是，捍卫军武斗班子又召集各组长，传达了“联总”的意见，确定当晚就干。出动的人员，由队员自报，各组确定。除“联总”人员外，“户联指”武斗班子共出动十五人。指挥员是王炳元、孙德才，“联总”的安崇义，组织形式是：前边一个侦察组，由孙德才、安崇义和李根旺组成。李根旺负责带路，介绍地形。后边是战斗组，由王炳元带队。
果然，天黑前“联总”支援人员由安崇义、三民带着来了，他们的人数，连弯里村临时加入的人算在一起，共是十名。这样，那晚出动了二十五人。携带的武器有：冲锋机、半自动步枪、冲锋枪、七–六二步枪，七–九步枪，手枪等二十来件。此外，还有十几枚手榴弹，一把马刀。
临出发，在伙房门前王炳元作了具体布置：吴安民进行了政治动员，说：这次行动是“户联指”的第一次正式行动，要创个“开门红”为今后的胜利打下良好的基础。大家要争口气，只许干成，不许失败！没料到，结果是恰恰相反，不但没干成，而且被打的落花流水，丢人又折枪！
原来当时户县风传兴平“武工队”要到渭丰坳河村一带枪抢。公社干部作了严密防守。组成“保卫公社战斗队”，密定了口令，布防于公社机关周围。凌晨一时许，武工队侦察组在离公社所在地不远时，被高度警惕的公社民兵岗哨发现了。哨兵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不回答，问了几声，仍不回答。公社里头的人对哨兵说，既然问了几遍不回答，就开枪！孙德才等三人一听这话，认为再不能犹豫，就由孙德才首先开了枪，哨兵接着还了枪。在后边跟进的战斗组听见前边接火了，没等指挥员王炳元发令，就发起冲锋，乱干开了。一部分人越墙进了公社的院子，与房里的民兵对打。大部分人在墙外盲目地乱放枪。由于互相不摸实底，房里民兵不好出来，抢枪的人也不敢进房子；给房里撂了几枚手榴弹，只响了一两枚。民兵们隐蔽于院内桑树林中，发现对方人员爬在围墙上，便向墙上开枪，双方又是一阵对打。元村各大队的干部听见激烈的枪声，立即开起广播，在大喇叭上大喊赶快保卫公社，包围抢枪的人。
互相对峙了十来分钟，“户县支队”几个人被打死打伤，局面越来越乱，越来越惨。加之县上武卫汽车从南边开来了。“户县支队”见此境况，遂迅速撤离。第二天早晨公社民兵又将受重伤的“户县支队”队员李根旺（渭丰公社渭北村人）抓获，审讯中死亡。公社民兵薄大致和“户县支队”一名队员被打伤，“兴平联总”成员李××（兴平里湾村人）翌日回逃时被民兵捉住，经拷打审问后释放。“户县支队”没有枪到枪械，反而丢失了“七·九步枪”和“七·二六”步枪各一支。
“户县支队”去抢枪的人就丢下死的，背着伤的，实行撤退。三三两两，各奔西东，有的天明回来，有的半上午回来，还有的一直没回来。兴平“联总”的李济和，向大王镇方向逃走，被革命群众发现，扭送到县。
这次事件的后果十分严重：公社民兵被打伤一名，“户县支队”被打死两名（何允文、李根旺），打伤一名。
抢枪第二天的下午，“户县支队”在小学的院子，进行“战斗总结”：
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次就失败了，下次再干，千万不要灰心丧气。“失败乃成功之母”。革命就是通过斗争、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条道路前进的。
1968年8月10日，“户县支队”根据永安滩来人（可能是王炳元的女人）的报告，得知县上和涝店公社派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永安滩宣传“七–二四”布告。“户县支队”认为宣传“七–二四”布告是幌子，实际是专门跟捍卫军作对的。于是，便决定将他们赶走以便夺取和巩固永安滩这个滩头陈地。王炳元带着吴治水、王清风、安崇义等一干人，荷枪实弹，扑过河来，宣传队的同志，听说“户县支队”来了，便隐藏起来。当王炳元等人向西边几个生产队走去之后，宣传队决定主动撤走，队长何艾珠和另一个同志正推着自行车往村外走，被王炳元等发现了。王炳元便向他们头顶上放枪，他们只好撂下车子和行李，钻进玉米地里。车子和行李，被当作战利品推到安家堡口。得悉永安滩有武斗的报告，户县和咸阳专区遂派出部队包围了永安滩抓捕武斗分子时，“户县支队”已撤离。

正是：
懵懂莽撞闹“革命”，枪林弹雨去撞风！
舍得一身蛾扑火，回首望时却是空！
未知捍卫军人员命运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捍卫军”司令王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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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回捍卫军曲终人散 王司令身陷囹圄
省革委登台组阁 女社员平步青云

诗云：
文革十年折腾多，却将岁月空蹉跎。
待到曲终人散尽，方醒一支梦南柯。

却说那户县革委会在执行“七–三”、“七–二四”布告过程中，加大了对“户县支队”的追捕，8月15日早晨，兴平支左部队来到“户县支队”后来转移的安家堡，宣传《七二三布告》，户县031部队也在当日过河，捍卫军骨干基本被抓获。那司令王顺山8月17日跑到沈阳市避难，被当地专政指挥部拘留，最终也被抓了回来。捍卫军及“户县支队”全部解体。
捍卫军一些头头并不服软，那吴安民还在1969年4月8日在监狱写下所谓《三点要求》：

毛主席语录
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豆、皮、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

三点要求
公安机关机关军管小组并转有关领导部门：
我谨代表户联指、捍卫军，郑重提出下列要求，望及时予以答复和解决。
一、立即恢复我组织在押成员的自由，以便我们抓革命、促生产，在斗、批、改中立新功；
二、公开将名将我组织成员多名非法拘捕、长期关押、刑讯逼供、大会斗争（有的人还被抄家、示众）得道理及结论；
三、认真为我组织和我个人进行平反，偿还损失，处理有关问题。
户联指、捍卫军负责人之一
吴安民

这些人被长期关押，但罪名难定，那王顺山在被关押近3年之久，1971年教育释放，但申述不断，1973年5月8日，户县革委会政法组又决定改“教育释放”为“无罪释放”；王仍申述，1979年3月3日，户县公安局又作出复查处理决定：
王顺山同志，男，现年66岁，现住户县城关北街，系退休革命军人。
一九六八年九月四日曾因对抗中共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罪被原户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依法拘留。一九七一年四月三日教育释放，一九七三年五月八日改为无罪释放，恢复党籍，补发了关押期间的工资。但由于林彪、“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除未在原范围内公开宣布彻底平反外，拘留时和多次批斗中，强加在王顺山同志身上的“日伪汉奸”、“宪兵队长”、“黑协军”、“叛徒”、“特务”、“兵痞”、“流氓”等不实之词也未彻底澄清，给王顺山同志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
经复查研究决定：
1、王顺山同志文化大革命中，受资产阶级派性影响，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属批评教育问题，依法拘留、多次批斗是错误的。
2、对拘留和多次批斗中给王顺山同志强加的“日伪汉奸”、“宪兵队长”、“黑协军”、“叛徒”、“特务”、“兵痞”、“流氓”等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装入本人档案的一切诬蔑不实材料，应予清理销毁。
3、在原来所涉及的范围给与公开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那捍卫军干将吴安民，1968年8月16日被户县革委会群众专政指挥部先行“专政”，后又转送户县公安机关军管组关押，一直到1971年3月11日，作了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的处理；3月22日，才给他补办了拘留手续。吴安民是甘河公社元驾村人，回村后，元驾大队革委会作出了《关于对现行反革命分子吴安民的六条规定》：
一、必须规规矩矩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并限四月二十八日晚饭前订出改造计划，交大队革委会监督执行；
二、必须老老实实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许无故旷工；
三、必须严格执行请假制度，又要使需外出着，要向大队革委会请假，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出外，假满必须按时回家，并向大队报告；
四、必须严格执行定期汇报制度，每五天向大队革委会主管人员口头汇报一次，每月向大队革委会写出书面汇报材料；
五、不许走门串户，不许私自会客，如若来客，必须向大队革委会报告，未经批准，不许会见；
六、以上五条必须严格遵守，如若违者，以抗拒改造论处！
但吴安民并不屈服，不断申述，户县公安局于1979年3月3日决定：撤销了给吴安民所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但吴安民还不服，继续申诉，户县公安局又在1980年9月18日重新作出决定，认为：
除对吴安民元代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确属不当，予以撤销外；吴安民在文化大革命中虽有一般性错误，但未构成犯罪。原公安机关军管组1968年8月16日接受群专部对吴的专政、关押，及在1971年3月11日决定释放后，又给吴安民补办拘留手续，进行释放，也是错误的。
故决定：除维持对吴安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予以撤销外，因对吴安民的接收关押，违反国家政策规定，故应宣布无效。
其他被关押过的捍卫军人员，也程度不同的进行了平反。至此，捍卫军案件才最终尘埃落定。
就在那各帮各派争权夺利。闹得不开交的时候，一位农村劳动妇女却悄然走入人们的视线，他就是户县苍游公社双永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王凤琴，1968 年5月1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王凤琴的名字赫然在副主任的名单中，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整个七十年代，王凤琴在陕西可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她的朴实、勤劳，刚好符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从一个大字不识的女性，一跃登上了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高位，而且奇迹般地读过了那复杂、多变的年代，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王凤琴原籍是陕西山阳县，出生于1935年，4岁随父亲王奎一路要饭到了户县，落脚在户县永盛庄（现属苍游乡。50年代，永盛庄、双合庄两村合并，就叫双永大队，现双永村）。
王凤琴小时家庭十分贫困，没上过一天学。1953年，她19岁的时候，父亲以20捆棉花的价格，把她嫁到了大王东村。丈夫李怀仁1954年就到兰州当兵去了。她在家支撑着一切——给人套磨子磨面，做农活，做家务。
上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了王凤琴一个很好的大舞台，当时家庭根本不愿入社，王凤琴坚持要加入，家庭内部一直在斗争，终于在1957年入了社。入社以后，王凤琴一心扑在了集体的事业上，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修河网、在炉丹村炼铁，做饭、被石头，什么活累她都扑着、抢着干，被评为模范。在这期间，她还坚持参加文化学习。很快就渐露头脚，引起党组织和政府的注意。1959年，在大兴水利的又一运动中，户县承担着修运渠河的任务（现在来看，这是一个浪费大量劳力、物力的工程，要把运渠河挖开，一直挖到西安），实行了高度的军事化管理，大王是四营，营长是史学礼，王凤琴担任副营长。
在那艰苦的劳动中，王凤琴从不叫苦，总是扑着头干活。在这一年，经史学礼介绍，户县县委副书记王效维主持，她在火热的工地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工程结束后，王凤琴回到大王东大队，担任大队监察主任，1960年转正后担任大王东大队副书记。
此后，在面对三年困难的斗争中，王凤琴不断获得各种荣誉——军属模范、妇女模范等，并担任了县党代表、人大代表、省党代表省贫协委员等职。
1964年，王凤琴继母去世，为了照顾年老的父亲，她谢绝了大王东村干部的挽留，回到了苍游人民公社双永大队，这时候又一场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蓬勃开展，她随即被任命为大队社教工作组成员，1965年社教后期担任了双永大队书记。
如果历史就这样下去，王凤琴就是一个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然而一场长达十年的历史浩劫一下子就把她推向风口浪尖。1966年文化大革命浪潮卷来的时候，王凤琴像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一样，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但时间不长，她又担任了“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的组长，这年冬天，她拼着命带领大家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起早摸黑，把三百亩地的一个大深坑平成了5块旱涝保收的好地，能种水稻。这使她一下子出了名，省上领导苏锦章（军区副司令员）和徐山林（省委秘书长）亲自带领干部来参观。一天，王凤琴正在地里拉粪，被紧急派来的专车拉到西安，省上连夜成立写作班子，由王凤琴口述，进行录音，写作班子进行记录整理，将王凤琴如何带领大家进行平整土地的事迹整理成一篇报告，在召开的全省“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作为重要文件下发全省。《人民日报》还作了专门报道。
1967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华大地一片混乱，上海“一月风暴”迅速波及陕西，到处都在夺权，全省特别是西安陷于空前的混乱之中。在夺权的混乱中，出现了造反派夺权、争权的局面，使动乱情况更加严重。
1967年1月到3月，西安地区两派大中院校学生及工人、农民、干部，分别组建了各自的地区性联合组织——工联和工总，这两大派组织运用大字报、宣传车、传单、报纸、有线广播喇叭、召开大会、游行等方式，互相攻击、谩骂，甚至发展到武斗，有的学生组织还提出“革命的打、砸、抢好的很”的口号，局面混乱不堪。
此后，陕西各地不断发生两派为了各自的利益冲击军事机关，抢夺军火、破坏交通，抢银行、仓库、档案机要文件库等违法事件，使两派之间的打、砸、抢等武斗行为，日益蔓延和扩大。到1968年5月，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还不能有效地制止武斗，而且更加升级，直到1968年9月以后，才逐渐平息。武斗持续长达22个月，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很大损失。
这个时候，王凤琴已成为未来的陕西省革委会备用人选，但他未有半点的升任高官时的欣喜感觉，而是感到十分压抑和颤惕。1968年2月，王凤琴和省上领导胡炜、李瑞山、黄经跃、肖纯以及两派的头头到北京，准备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和调解，但受到派性阻挠，上不上飞机，只得改坐火车。车到孟塬车站又逢武斗，车上保护的部队只得下车阻止，才勉强通过，到达北京，住在京西宾馆。一直在北京21天，期间，周总理几次接见陕西领导和两派代表。在北京这20多天的日子里，两派争论斗争十分激烈。23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一派组织代表时指出：“革命的打、砸、抢好的很的口号是错误的！”3月2日，周恩来接见西安地区两派组织赴京代表时，一个个点名，不准搞派性。他再一次指出：“打、砸、抢是错误的！” 在周总理的强力干预下，在第21天，两派才终于达成“革命的大联合”协议。期间，王凤琴曾三次见到周总理，周总理亲切地对她说：你叫王风琴。你是劳动人民，不要脱离劳动，不要脱离群众！”
1968年，全国各地“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一大批“火箭干部”和闹派人物当上了各级革委会的领导，王凤琴也遇上了这个历史机遇，3月份户县革委会成立，她当上了户县革委会常委。5月1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王凤琴顺利地进入了省革命委员会，当上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工总和工联这两派在多方协调下，两派头头如工总的李世英、马希圣、工联的张培信、杨梦云、孙富林等都当上了省革委会副主任，但他们仍是水火不容，斗争特别厉害。王凤琴一下子和这些人站在了一起，心一下子揪紧了，感到非常压抑和不安，常常不知所措。但她牢牢记住不能搞派性、不能脱离劳动、不能脱离群众的原则，从不多说一句话。一次，省上通知她到西安开会，但当她到达的时候，却发现是派性会，就急忙离开会场。好在他在省革委会并没有具体分管的工作，还在大队劳动，只是省上开会采取参加，避免了许多麻烦。
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前半期，是王凤琴一生最为风光的时期，但更多的是不安。他在1968年10月日国庆19周年的时候，作为陕西代表，受邀登上天安门进行观礼活动； 1969年 “文革”正激烈进行，大批老干部被打倒，全国绝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瘫痪状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69年4月1日，党的“九大”在北京开幕。王凤琴作为九大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九大充斥着极“左”观点和狂热的个人崇拜，通过了林彪所作的主要鼓吹、阐述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以这个理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理论论证的政治报告，这就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这个报告歪曲事实，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它把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大会通过的党章，竟然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可见当时极“左”狂潮已发展到何种地步。王凤琴在战栗和不安的心情下，接受和参与了大会的全部进程。大会结束后，5月1日，王凤琴和所有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庆祝国际劳动节。这期间，她还见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同志，李先念亲切地送他两句话：“不卑不亢，落落大方。”这成为她终身的座右铭。
1972年，王凤琴虽然身任省革命委员副主任一职，但她又被任命为户县县委副书记，主要在基层工作。此后，他已不安的目光，注视着文化大革命不断发生的不测事件，惊人心魄地感触了庐山会议和林彪叛逃事件地震震波。
1974年中法通航，王凤琴荣幸地被选中作为副带队，带领51人坐首航班机到法国巴黎访问，这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回忆。但她回国以后不久，就被卷入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的狂飙之中，也身不由己地说过一些错误的话，伤害了一些老同志的感情。
1975年，王凤琴又被任命为咸阳地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后还分管了一年多的组织和政法工作，他一直兢兢业业，谦虚请教、认真学习，工作还没有出过什么大的乱子。
1976年的打倒“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王凤琴感到既惊既喜，而又困惑不安。随着对过去极左路线的批判，她也感到了相当大的压力和不适应。
1978年冬，全国都在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人和事进行清查，户县县委也成立了清查办公室。经省委同意，王凤琴也被召回户县做检查。在20多天的清查会议时间里，王凤琴内心充满了痛苦和反思，它深刻地对自己多年来自觉或不自觉地的一些左的言行作了检查，并作了诚挚的检讨。取得了户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谅解。此后，在1979年春地委的清查会议上，她再次诚恳地作了检查，一次过关。会后，她向地委领导余明提出请求，希望回农村基层工作，经过地委同意，她卸掉了省、地、县所有职务，重新回到户县双永大队党支部书记。
从天上一下子掉到地上，王凤琴没有感到一点失落，而是感到从没有过的轻松，从新操起了老本行——务棉花。

诗云：
狂风恶雨浪正犹，也思热血写春秋。
谁知劳苦农家女，一朝登台傍龙头？
且看下回。

王凤琴

tuffy05

第九回  “东方红”飞扬跋扈  老队长饮弹命陨
              革委会犹疑难决，   石永相获罪伏法

    诗云：
    满口“革命”逞凶狂，忘乎所以似恶狼。
    待到枷锁牢狱后，却似一枕梦黄梁 。

    前会说到王凤琴回到家乡，一年后，组织终于对她有了一个符合实际的评价。要给她从新安排工作，经过蕴酿，准备派她到咸阳地区种籽公司任职，在征询她意见时，她坚决不同意做正职，最终被任命为副经理。
    王凤琴终于从那风云变幻、云谲波诡的时代阴影中走了出来，以轻松的心情努力干着她比较熟悉的工作，尊重同志，团结同志，热心帮助他人，获得了公司同志的好评。
王凤琴退休后，并没有闲着，仍热情地关心公司工作，在党支部非常活跃，帮助困难通知生活，调节家庭、同志之间的纠纷，同志们有大小事也都喜欢去找她。在市场经济大大潮中，她如鱼得水，并没有被曾是省革委会副主任这个身份所羁绊，亲自在咸阳租了门面房，请了秦镇把式阎振海买秦镇凉皮，给没有工作的儿媳带了一个个体劳动的好头，引得咸阳群众相约去参观品尝，一时传为美谈。
王凤琴从一个大字不识的家庭妇女，经历了太多太多，她的个人历史和共和国的历史紧密相连，从一个角度来说，她的历史也可说是共和国的历史见证，经过那么多风风雨雨，我们的共和国终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王凤琴也从虚无缥缈的天上回到了人间，她并没有被它所身所处的年代的政治风云所撕裂，所粉碎，脚踏在了实地上，是非常幸运的。她现在过着幸福的晚年。此是后话。 | 西户区 | 西户网 | 西安西户区 | 聚焦本土资讯 | 体恤百姓生活 户县第一互动媒体6 K5 s; V" t9 t
    闲言少叙，却说户县也有几个驻户单位，文革时期，很有几个闹腾得厉害，其中驻户陕西省森林工程第一处（以下简称森工一处）在当时就最有影响。森工一处在“文革”中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森工东方红”和“森工临”。“森工临”的成员主要是当地人，组织松散；而“东方红”的成员大多是陕北人，远离家乡，比较抱团，势力强悍，和一中“造委”结成联盟。
    驻户“森工东方红”为了打垮对立派“森工临”，抓住“革命”的枪杆子和印把子，想方设法抢夺、购买、自制武器，先后锻造短刀100把、铁矛500支，还在绥德县购得一批枪支。“森工东方红”头头石永相还曾带领“革命”战士到县人委、秦镇公社、县武装部等处抢枪，又在绥德县买了一批枪，还自造武器，先后打刀子100把、瞄子500把，把本派武装了起来。
    在1968年1月6日晚，森工“东方红”成员在县人委某些造反派配合下，翻越县人委大门，爬到人委大楼三楼，砸烂文教局门窗，将县体委保存在文教局的用于射击训练的10支小口径步枪和数百发子弹抢走，将本派武装起来，在几次武斗中，把“森工临”打得七零八落，纷纷逃离单位，多数成员跑到西安，同西安“工总司”联手。
    为了抓捕“森工临”的人，森工“东方红”无所不用其极，一次，他们开着吉普车在县东街追人，往车下撂炸药包，未想，包还未出手，却突然爆炸了，反把自己炸得面目全非，死于非命。
1968年元月7日（农历腊月初八）石永相主持本派开会，决定并分两路，一路人马去西安抓“森工临”的人，一路由他带领去余下张家堡抓“森工临”的党忠智。
    7日深夜，石永相带领本派成员15人，到达张家堡党某家门口。党某闭门不开，石永相先用枪照后门乱扫，后门被枪打了几十个窟窿，党某仍不开门。石永相便从前门破门而入，用手电筒照明，将党某从被窝中拉起，党某在炕上抓自己自卫用的手雷，黑夜中抓不着，被石永相等人拉下炕来拳打脚踢，党某拼命挣扎。党某隔壁的两个兄弟闻声急忙赶来，其兄手持一把短铁掀乱抡，其弟也上了手。情急中，石永相掏出“二八”盒子枪，朝党某大腿就是一枪，党某被击伤，光着身子被石永相等人抬出门外，撂在汽车上，用军大衣裹住，押回单位（现森工医院驻地）。
    在张家堡事件的当天晚上，森工“东方红”另一路人马持枪直扑西安，也大获全胜，抓回“森工临”另一批成员。 “森工临”的人跑的跑，抓得抓，没有了元气。
    第二天，党某的家属和张家堡几百名村民蜂拥至县城找森工“东方红”要人。县城里的群众也赶来为村民助威，一时人山人海，群情激昂。森工“东方红”早在其驻地周围栽上了铁丝网，其成员手持刀枪心惊胆颤地守卫在楼上。县武装部派人现场调解无效。石永相在楼前沙包上架起机枪，慌忙中却没有压子弹，便跑到楼上命人向楼前摔炸药包，吓唬村民。一连摔了几个炸药包。僵持了大半天，午后村民们才离去。
    1968年3月6日户县革委会成立，与森工“东方红”观点相同的“户兵团”掌权，森工“东方红”头头石永相有持无恐，任意胡来，更加狂妄。
    石永相是陕北佳县金明寺公社石家湾大队人，时年32岁。他生性顽劣，1958年10月在铜川市徐家沟建井队当工人，在1964年因行凶打人被开除公职回家。1965年又到地处户县的陕西省森林工业第一工程处（简称森工一处）当临时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石永相一下子有了用武之地，以他的敢打敢闹、敢造反，很快就当上了造反组织—森工“东方红”的副主任。这下子石永相更加如鱼得水，在“革命”、“造反”的口号下，横行无忌、无所不为，在批斗“走资派”和打击另一派组织——“森工临”时，非常坚决和勇敢。
       1968年6月12日，石永相带领派“革命”战士携带枪支，在户县城郊公社东关大队第四生产队（南宅村）麦茬地里学开汽车，将兰字931部队一根专用电话线杆撞斜，致上边一根线脱担。此时被正在麦场上碾收麦子的生产队长王忠贤发现，便将汽车挡住，要求赔修公物，许多社员也围拢来要求赔偿。石永相面对农民群众，革命威风无法发泄，便急叫人回处求援，一下子叫来了30多人，企图以武力逼社员就范。但农民社员更多，纷纷指责他们，争执中还将他手下人叫薛应生的打伤。见讨不到便宜，石永相只得带领手下人狼狈退回。社员群众将汽车推回办公室扣押，由于害怕“东方红”来抢，将汽车分线合、打火头、电瓶等零件卸掉分别存放。
    石永相等人回去后，气不打一处来，先去找公社协商未果。14日上午，听人说东关大队社员群众忙于收麦，村内无人，趁机带领30余人到村去抢汽车，见无人看守，便推到墙强行将汽车拖回。发现零件被卸，石永相觉得大大丢了面子，便向大队下了一份强硬照会，全文如下：

                              最  高  指  示
    文化革命越接近全面胜利，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越是尖锐、越是激烈。
                                                                      照     会
    南宅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混蛋们：你们听着！“六一二”事件是你们一手策划安排的。所以，你们应承担以下全部责任：
    一、公开检讨，承认错误，并承认扣押我们的汽车、扣押殴打我们的人是违反“六六”、“九五”通令、违反西安市、省革委会、西安警备区第一号通令，破坏抓革命、促生产。
    二、你们打伤的我方薛应生同志，你们应当负担全部的药费和工资，并向其道歉。
    三、赔偿一切汽车上损失和私人损失。
    以上三条限你们与今晚十一点前做出答复，否则，我们将采取有力的革命行动措施。

     这个照会毫无结果，石永相便在下午纠集30余名“革命“战士，全部武装，气势汹汹来到东关大队，窜街进巷，持枪大喊要找队长。青年社员张天成、年近七十岁的社员康丙彦因未给找队长，均遭到石永相毒打。石永相大声叫嚣：“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告诉你们队长，把汽车零件如送不回来，把你们村子要炸平！”在他的带领下，逢人就打，社员范文中、韩清林、曹户记、徐青莲等都被无辜毒打。
    这时，几十名社员群众从远处赶来，队长王忠贤手举“红宝书”（指《毛主席语录》），一面高呼毛主席万岁，一面大喊不要打人，向他们跑来。石永相凶相毕露，抬手用“五四”式手枪就打，将王忠贤打到在水渠边的麦茬地里，腹部穿通而死。社员群众见状气怒万分，蜂拥而上与这些“革命”战士打在一起，此间，社员赵满堂从这些人中夺得自造小口径手枪一支，在反夺枪时，石永相带来的“革命战士”陈魁玉又开枪将赵打倒在麦地里，左胸上侧穿通，后经急送医院抢救，方才保住生命。石永相带领众人狼狈撤回。
    这一事件发生后，引起社员群众极大气愤，自发抬尸游行，冲击刚成立的县革命委员会，要求严惩凶手。14日下午，东关大队上千群众抬着王忠贤的尸体，乱哄哄闯进县革委会，与准备外出的革委会主任安生高相遇，便抓住不放，涌进革委会保卫组房子，要求处理打死人事件。一直闹到傍晚，东关大队等派出代表，其他人全退出，在革委会二楼会议室研究处理此事。群众去后，但尸体仍在一楼中间放着。当晚，达成以下几点：
    1、对“森工东方红”打死王忠贤生产队长之事，县革委要派人查究，待弄清事实后，实事求是的处理；
    2、王忠贤尸体由县革委会出钱，东关大队出面埋葬。
    第二天，县革委会在县木器社借到一副棺木，在百货公司买了一些衣服，东关大队把人埋了。但县革委会掌权的造反派却对把死者拉到革委会十分反感，认为这一事件是南宅（东关大队）一小撮坏人挑起来的，是把矛头对准红色政权——户县革命委员会，将此事定为冲击红色政权的“六.一四”事件，还通过有线广播向全县宣布，明确提出要在该队抓坏人。革委会一个造反起家的副主任第二天到城郊公社召开全社社、队干部会，传达县革委会的决定，并提出要抓出“六.一四”事件的幕后策划者，要抓坏人。广大干部对这一做法十分气愤，公开反对和质问，但革委会还是派宣传队两次去东关大队找坏人，遭到干部、群众的冷遇。由于找不出什么坏人，就把此事放下，拖延不办。还因此事罢了革委会保卫组组长的官，让去祖庵公社当社员，后又让其进了五、七干校进行审查。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仍处于相当的混乱局面，石永相一时逃脱了惩罚。
       1968年下半年，中央制止武斗的“七.三”、“七.二四”布告下发，省革命委员会也向森工一处派出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石永相的问题也开始被追究，但一直未作出处理，直到1970年“一批双打”运动“开始后，石永相才被作为杀人凶手逮捕入监。
    在监中石永相对自己的罪行进行辩解，称自己打死人是无意的，是在武斗中打死人等，但这些理由都被痛加驳斥：
    打死人是有意还是无意，但打死人命是客观存在；属于武斗中打死人的问题，不是事实，因为你所在单位和南宅大队没有发生武斗；同时你们去后，生产队长王忠贤没有持枪，而是手举红宝书口喊：“毛主席万岁！”“要文斗，不要武斗！”没有向你，也没有向你们的人武斗，你说的武斗中打死人，不是事实，这点向你指出，不能成立！
    石永相又辩解说，它是组织派去的。但又被驳斥得哑口无言：组织没有叫你去后开枪打人！
1970年11月24日，户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对他作了这样的判决：
    杀人犯石永相，思想极端反动，前因毒打群众，被开除回家，但不思悔改，后又混进我革命队伍。1968年以来，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竟在光天之下，开枪杀害我手举红宝书、口喊毛主席万岁的贫农生产队长王忠贤，实属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据此，依法判处杀人犯石永相死刑，立即执行。
    1970年12月13日，是一个寒冷凛冽的日子，户县县城笼罩在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之中。时近中午，体育场外，人头攒动，等着公判大会后将罪犯拉出行刑。会后，警笛大作，一辆辆警车鱼贯而出，中间大车上押着一名30多岁的年轻犯人，在武警护持下，形容惨淡，面无人色。警车向南走了有二里多路，在吕公寨西的战备路口，设下了刑场。一声清脆的枪声，罪犯倒在了地上，黑色的污血沾染在绿色的麦苗上，这个死刑犯就是石永相。
    石永相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倒在潮湿的土地上，在那贫穷的年代，他脚上穿的一双翻毛皮靴还被人扒了下来。他是罪有应得，但又有些冤枉，他是那个特殊年代培育并葬送掉的一个人。

    正是：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不信但看檐前水，点点滴在旧窝池。
    且看下回。

tuffy05

第十回  红色政权屡出重拳  社镇学习干部受难
              阶级斗争鸣锣开道  补订成份百姓遭殃

    诗曰：
    全国山河一片红，革命红旗舞东风。
    运动迭起雪搅雨，兴无灭资“敌人”惊。

    却说1968年3月6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支左委员会批准，户县革命委员会暨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立，下设秘书组、政工组、文革组、生产组、后勤组、保卫组。1968年3月，在成立户县革命委员会的同时，成立了中共户县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此后，各社镇和县级事企业单位也相继建立起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对稳定社会局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两大“革命组织”迅速归于云烟，武斗事件也渐平息，然而，革委会的建立却是严重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一些打、砸、抢分子也侧身其中。其成立后，结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连续进行许多极左之事，如举行社镇学习班、迫害老干部、诬蔑地下党，大规模补订成分等等，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文革风云变幻，事件迭起，述一事，欲其完整，必拉前扯后，多有重复，在下文笔又拙，深恐各位看不明白，在此向各位预先道歉了。
    户县革委会成立后的大事如下：
    4月30日，县革委会开展向贫下中农、烈军属、农村基层干部赠发“红宝书”活动，月余时间给全县54380户贫下中农赠发《毛主席语录》54800册、“老三篇”54830册；给农村基层干部赠发《毛泽东选集》28250册。各单位及农村社对都设有“忠”字堂，每日早晚，会前，上工前，家家户户都要进行“敬祝”活动，称为：“早请示，晚汇报”。
    5月 将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有贫下中农管理，中学交公社管理。小学教师待遇改为工分加补贴，实行民办公助，吃农业粮。
    5月25日 ，县上成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公社、大队和事企业单位也都成了“专政队”或“专政组”，对被审查的干部、群众和原定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当作“死老虎”统统揪出，采取罚、关、打、骂等手段，进行逼、供、信。
    6月27日至30日，县革委会召开第4次全委（扩大）会议，部署在全县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8月至9月中旬，举办以清理阶级队伍和“划线站队”的社镇学习班，一些已结合的老干部又重新被批斗。
    6月8日 户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文革组主持革命批判展览，绘制了县、社镇七十多位领导干部的所谓“群丑图”进行展览。
    秋，将补订漏划地主、富农成分，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列为清理阶级队伍的一项主要内容，在全县掀起补订地主、富农成分突击运动。户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七人组成的审批小组（有时组内二、三人也可以进行审批）。仅54天时间，全县就补订地主、富农1540户。
    10月中旬 干部下放劳动，办“五·七”干校。在户县革命委员会的统一组织下，分别建立了桦林湾、腊家滩两个连队，共计280人，其中批斗对象64人。
    12月5日 “户县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干校在腊家滩集中“整修”后，全面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被怀疑、审查和专政的对象，占到总人数的30％左右。
    先说说“社镇干部学习班”。1968年8月下旬，县革委会在县人民会场（即文庙）举办以“清理阶级队伍”和“划线站队”的所谓的“社镇干部学习班”，又一轮迫害开始进行，这次学习班虽没有文革初期教师集训班那样的规模和戒备森严，但也是阶级斗争气息浓厚，令人心惊胆战。学习班办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参加的人员全是公社干部，要求全县每个公社除留2名被认为是工作好的同志外，其余全体干部（包括各社已经在本社揪出的所谓“走资派”、“坏头头”等）全部参加。
    这期学习班，按当时的说法，主要解决三个指向（斗争矛头指向红色政权、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命群众—报刊上的提法）和对中共七三、七二四布告的态度。要在斗争中树立刚诞生不久的红色政权的权威。
学习班划分为大约十个组，（两社为一组）此前各社自己已揪出的同志全部集中在一起，没有参加各组的活动。所编的组，就是按照县上掌握各社主要领导成员的态度和问题大小搭配编组。
    这次学习班由县革委会领导成员之一，靠造反起家的那位副主任负责。是一次划线站队的学习班，名为学习中央文件，实是打击一大片，保护帮派利益，户县22个社镇，成立革委会21个，就有 11个公社的12名革委会主任和副主任被揪出进行批斗，其中有几个都是原公社老党委书记。有秦渡公社杨志新、祖庵公社张省德、牛东公社王存孝，五竹公社黄云龙、红旗公社程尚斌等等。
    光明公社武装干事赵志恒在学习班受到严格审查，他的问题主要是把枪交给了已结合的领导张炳林保管，这次会上张炳林又成了走资派，给抢一事成了一个重大事件，并指责南阳村有私藏枪支问题，而赵不及时上报等等，给其造成极大的压力，10月3日，跳井自杀。造成的恶果十分严重。
    牛东公社革委会主任王存孝在会上被揪出，给他的罪状是：队站错了，全公社24个大队除张五桥大队少数人队站对外，其余全公社都站错队；把矛头指向革委会，指向解放军。穿新鞋走老路。混进红色政权的恶棍等等。王存孝对这些捏造的莫须有的罪名自然是不承认，并讲了历史是无情的，会给每个人做出结论等，那位副主任则恼羞成怒，多次在大小会上批评王存孝态度顽固，要王存孝好好的学习毛主席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律明投降书”等。把王存孝当阶级敌人对待。并指使其他人对王连续批斗，罚站、弯腰、拳打、不让睡觉等。采取逼、压、诱的手段，要王存孝承认错误。由于多方折磨，加之生气，王存孝胃病发作，但不准看病，致胃病越来越严重，痛的不能吃饭，过了五、六天吃早饭时，王存孝的胃终于大发作，导致胃穿孔，疼的王存孝在地上打滚，在场的同志都不忍看，又不敢管。有同志给那位副主任汇报，他还认为是装病。上午好心的同志将王存孝用架子车拉到医院检查，那位副主任又指使人给医生说王存孝装病，把王存孝拉回会场，继续批判斗争，王存孝都休克了，还说王存孝耍死狗，直到晚上，王存孝女人才把王存孝硬拉到医院，经检查穿孔化脓，生命危险。给西安送已来不及，县医院那时很少作开腹手术，又无血源。大夫说，反正给西安送肯定死在路上，咱就当学手术呢。才给王存孝动了手术，算把王存孝给救下了。但后遗症很大，致王存孝终身残废，更可憎的是王存孝都动了手术那位副主任还不相信，派人到医院了解王存孝真的有病还是装病。住院期间，该用的药不给用，也不给输血。
    这次学习班使全县形势再次发生混乱。紧接着，户县革委会又在全县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民主补课”运动，给户县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恶果。
    所谓“民主补课”，是来源于60年代在陕西影响为深广的一个论点：“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是作为批判彭德怀、习仲勋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一大罪状而提出来的，并不断强化、升级。早在1963年的社教运动中，全省就进行过一次“民主补课”，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这一论调，又甚嚣尘上，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民主补课”运动。
    1968年9月，林彪、四人帮在陕西的死党胡炜积极推行极左路线，炮制了所谓“潼关县清队经验”，随后又利用省革委会名义，于12月12日至15日召开了“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掀起农村斗批改新高潮潼关现场会议”，并在《陕西日报》作了报道和推广，广泛宣传和号召“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把混入人民内部的地、富清理出来，是农村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一项重要内容。……没进行过点上“四清”的县、社，都可以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普遍进行。“民主补课”运动很快在全省开展起来。
    1968年10月，为了取得“民主补课”的经验，户县革命委员会选定五竹公社周店大队为试点单位，组成了以县革委会领导成员之一，靠造反起家的那位副主任为队长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进村后，正逢毛泽东主席关于“吐故知新”的指示发表，即马上进行整党，分为大学习、思想整顿、组织整顿等几个阶段。在思想整顿中，宣传他提出“火线练兵、火线整党”，要求村里每个党员都要站在阶级斗争第一线，否则就不能恢复党组织生活。宣传队在会上大讲：“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次搞‘民主补课’，咱们大家在此运动中要先走一步，给全县拿出典型。”由此又转入“民主补课”。宣传队引导大家学习“农村各阶级分析”，特别是构成地、富的有关章节，组织群众反复学习。发动群众大胆怀疑、大胆揭发，并在村子专案组，分工包户、调查摸底，将全大队15户中农家庭财产进行了查封。在准备就绪后，宣传队的启发引导下，大队书记赵海云、大队长化振清“打击贫下中农、维护‘高成分’利益”等问题被揭发出来。有人还揭发赵海云的父亲赵成才解放前给地主李大收租子的问题以及他公开为彭德怀评功摆好、歌功颂德的现行反动言论问题；还有人揭发赵海云的母亲也有现行反动言论等问题。会议结束时，县革委会那位副主任讲话，他说：
    听了贫下中农的揭发很受教育，周店阶级斗争盖子很厚，看来一些人不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本来就是混进干部队伍的阶级敌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在于民主革命的不彻底，使一些坏人披着好人的外衣钻进干部队伍，以合法的身份大干坏事，使贫下中农遭受残酷打击和迫害。这个苦头我们吃够了……
    第二天，那位副主任对宣传队说：
    现在看来整党不能孤立进行，必须和清队结合起来，在清队中整党。清队一很重要的任务是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清理漏划了的地主、富农。
    他还提出了大队书记赵海云家的成分问题，强调“要进一步发动群众，要抓住民主革命极不彻底，才使贫下中农吃苦头这个要害问题”。他还说：“要组织‘忆苦’，增强贫下中农对旧社会，对地主、富农的阶级仇恨”。在他的强力操纵下，宣传队人员有所增强。村里连续召开了批斗会，大队书记赵海云、大队长化振清以及被揭露出来的漏划地、富人员被押上会场接受批斗。个别宣传队员在批斗会上用手捺受批斗者头，踢受批斗者的脚。宣传队又组织召开了贫下中农座谈会，组织外调，大会小会和本人对质落实。那位副主任经常亲临“指导”，抓得很紧。很快，周店大队整理出了6户漏划的地、富家庭材料，上报县委审批。
    1968年12月5日，在户县革委会第41次常委会上，那位副主任在会上大讲：“准备在周店召开现场会，‘民主革命补课’在12月掀起高潮，解决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打好人民战争。”在这次会上，他还讲了“民主补课”划定农村阶级成分的土地“扛子”问题，大大的提高了土改时划定成分的标准，如小土地出租成分的土地“扛子”为旱地50亩（土改时为65亩）。水地一亩顶二亩（土改时一亩顶一亩半），坡地二亩顶一亩半，山地三至四亩顶一亩（土改时山地、河滩地三至五亩折一亩）。会上当场审批了周店大队化振海、化振清、化现，化义林、李世杰、赵成才共6户为地、富成分，原大队书记赵海云被订为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其家被订为地主，其父赵成才虽然已死，难逃罪责，被订为地主分子；其母虽已年迈，也被订为地主分子。
    1968年12月8日，户县革委会那位副主任，亲临五竹公社周店村，召开了全县“清理阶级队伍民主补课现声会”，他在会上大讲：“户县民主革命极不彻底，漏划了大批地富成分，要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报告，办学习班，突出民主补课，大揭盖子，会内外要结合”。他强调说：“周店搞出了地主、富农，你们那里就没有？我就不相信！”“周店是这样，全县各队也不例外，必须进行‘民主补课’。”
    会后，周店大队受极左思潮影响和宗族派性的干扰，补订成分还在继续进行，又补订了化三亭家为地主成分；原大队长化振清家也被补订为地主成分，其本人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此后，各衬、队陆续来周店参观、学习，周店也组织了“整党讲用团”，巡回宣讲，介绍经验。清查漏划地、富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开始大规模地在全县开展起来。
    1968年12月16日，户县革委会在常委会上，成立了“户县农村阶级成分审批小组”，正式在户县农村开展了大规模的“民主补课”运动。
    在林彪、四人帮“西北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漏划了大批地、富成分”的极左思潮影响下，在户县革命造反派头头的极力鼓动和周店现场会推动下，“民主补课”运动的高潮很快在全县形成。
    在“地、富成分一定要达到总农户的百分之六、七、八”的规定下，补订成分可谓雷厉风行，从1968年12月底，全县共补订地、富成分1723户，连同以后个别零星定的，共为1743户（其中地主955户，富农779户）占土改及文化大革命前地、富成分总数1089户的159.2%。共没收补订地、富衣物、家具等财产价值约4600多元，房屋191间。真是时间短，成绩大，“民主补课”取统计表巨大的“胜利”。
这种“胜利”，在突击进行中陷藏了大量的问题。
    比较普遍存在大搞逼、供、信现象，如玉蝉公社北斑、西伦大队，在和补订地、富对象谈话时，连打带骂。名曰让出去考虑问题，实为在室外受罚挨冻；有的搞假材料整人。如玉蝉公社玉蝉大队为给任树升补订成分，到三旗大队去找长工金文娃索取证明，结果调查人根本没见到金本人，就自写张证明材料，由三旗大队盖章入卷定案；还有的是帮派操纵，大打派仗，互相在对方组织里找地、富成分。如玉蝉大队的群众组织，均把对方帮派的一个头头家里订为地主和富农。还有的滥定地、富成份，县审批组将渭丰公社西大队刘吉通家补订为资本家成份，只有一份大队写的材料和公社的简单报告，既无本人交代、口供，又无任何证明材料；在审批中滥放审批权限。审批成份中，多数会议不够规定人数，补订的地富成份中，经县革委会常委会审批的有16户，县审批小组四人以上参加会议审批的有225户，共241户，占补订地、富成分总数的13.8%。1969年1月以后，审批小组分为两个组，深入农村巡审批，在这期间，审批组三人参加审批的有123户；二人参加审批的有858户，一人直接审批的有401户，如审批组有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一人一次就审批地、富成分44户；不是审批组成员的一名解放军干部也直接审批了地、富成分3户，以上不够规定人数参加审批的地、富成分共1389户，占补定地、富成分总数的79.87%。
    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这次“民主补课”运动补订的地、富成分，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补订的成分绝大部分是错订的，如周店大他所补订的地、富成分全为错订，这就把大批劳动人民，甚至许多贫雇农推到地、富一边去了。有些土改、合作化时的老模范、老党员、老干部补错戴上地、富分子帽子。 “民主补课”运动中，补划地、富成分工作直比例，撵进度，搞突击，随意降低政策界限，造成了扩大化，致使被补划家庭的亲属、子女数万人受到株连，有的补开除公职遣回生产队，有的甚至被迫含冤而死许多子女入学、参军、提干、婚姻因此受到影响，如宋村公社南坡大队一户被批为地主后，四个儿子多年问不下媳妇；再如，余下公社安善坊哑巴王功生，家先被补订为地主，后又改订为富农，妻子被打为富农分子。儿子王丁旺1965年毕业于西工大，安排到西安东风仪表厂工作，1969年因申诉自己家不应补订为富农，被坚持反动家庭而开除回家，直到1978年落实政策时才恢复工作。这次“民主补课”运动大大地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许多干部在运动中挨整，不少好的干部由于家庭被错定为地、富成分而受到株连，有的被错订为地主或富农分子。许多干部心有余悸，精神不振，不敢大胆工作。这些问题，对户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正是：
   当年革命醉欲狂，左拳屡出万民伤。
   最是子女株连罪，泪流无语空彷徨。
   且看下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