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 陈克勤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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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访谈录：二十四城记
作者： 贾樟柯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陈克勤，男，1949年生。 　　
1965年9月，16岁，进入420厂当工人。 　　
1970年代，曾获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1982年，考入420厂职工大学。 　　
1985年，职大毕业之后，回厂从事会计工作。 　　
2006年3月，工龄满41年，买断工龄，回家专职炒股。
　　

汽车在繁华的成都街头穿行，我们去找陈克勤的家。 　　
车停在一片新建的小区，周围有星巴克、工商银行、彩票投注站，还有挂着红色横幅的新开业的超市。 　　
陈师傅从小区出来，他先绕到汽车前面，看到剧组车上标有"《二十四城记》摄制组"的字样，就用四川话大声问道：谁是管事的？我们吓了一跳，以为又有城管要驱逐我们离开繁华的街道。制片主任走上去，小心地说：师傅，我是。陈师傅说：陈克勤，是我。 　　
大家顿时笑了起来。 　　
一行人跟着他穿过超市，超市的后门出口便是他家的小区。坐了电梯进他家落座，话题一下子聊到了股票。昨天深股突然大跌，全国人民都在谈论此事。陈师傅以前在厂里做财会工作，如今在家以炒股为生。谈起昨天的股市风云，看得出他还心有余悸，不过他老辣地笑笑：我没事，早跑出来了。 　　
过去的风云变幻练就了他刀枪不入的不变金身，他说炒股比在厂里上班好，每天在电脑前动动手指，每月万儿八千的就进来了，还不用让人管。他对工厂的拆迁好象无动于衷，一句话：无所谓！ 　　
他说话颇有周星驰风格，非常幽默，经常自嘲。当摄影机转动，他坐下来正式接受访谈的时候，我发现他有着跟关书记一样惊人的记忆力。他能够清晰地背出1966年毛泽东"512社论"的全文，他还能够模仿华国锋在毛泽东追悼会上的讲话。华国锋是山西交城人，跟我老家是邻乡，我熟悉交城口音，陈师傅模仿起来非常地道。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他有那样强的记忆力，他记得过去每一篇社论，记得每一个工友的名字，他还记得某一天的天气，那天在办什么事路上遇到的哪一个人。听他讲述的时候我想起了自己，在我混沌一片的生活里，一切都是模模糊糊。他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处在边缘，他不愿意往中心靠近，因而他获得了一种后现代般的自醒与反讽的能力。 　　
话到中间，他站起来从抽屉里拿出一堆"文革"时候的像章和臂章。"文革"是他讲述的重点，也是他不吐不快的记忆。他谈到一场大规模的工厂武斗，他说那天他和一个工友一起看热闹，那个工友刚刚退伍复员，他能够凭声音清晰地分辨枪支型号。第一片枪声响过，他说这是小口径步枪，没事，打不伤人；第二片枪打过去，他说，这是橡皮子弹，没大关系；第三片枪声过去之后，他的工友对对他说，快跑，真家伙来了。 　　
他很少谈到1966年以前的事情，也很少谈到1976年以后的事情，他所有的一切像水泥浇筑一样凝固在了"文革"那十年。 　　
不说话的时候，他会摘下眼镜用衬衣认真地擦一擦镜片。而当他把眼镜重新架到鼻梁上，把视线投给我的时候，他又显露出周星驰般的微笑。对他来说，历史不过是一场你来我往的热闹。

贾樟柯：你是哪一年进入420厂工作的？当时多大？ 　　
陈克勤：当时就16岁吧，1965年9月初我记得就进厂了，恰好那个月24号我就满16岁。我1949年的，共和国同龄人。 　　
贾樟柯：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进了420厂？ 　　
陈克勤：420厂当时到合川去招工。1964年的时候，420厂的811号机试制成功了，所以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那时我刚刚初中毕业，放完暑假就来了。我们一批一起来了有一百多人，江津还有一百多人，比合川多一点。 　　
贾樟柯：正好是文革前一年，那你基本上就是文革的见证者了？ 　　
陈克勤：那当然了，整个文革我知道得比较清楚。1966年，"五一六"通知以后，一般的工厂反应还不是很大，516通知我这儿现在还有。 　　
刚开始只是工人下班以后学习一下，五点半下班，以工段或者小组为单位学习，也没有其它什么，后来才是搞文化大革命的。先是发表社论了，然后大字报来了，大家就开始写大字报，那时满车间到处张贴大字报，墙上牵根绳子，然后把大字报贴上去。那时候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当然说是在毛主席教导下，但是当时并没有停产，还是继续生产，10月份之前都是这种局面。当时420厂这样的大厂，不能乱来，不动。我们厂很严格的，大门都是解放军武装守卫，每个门两个军人，一个端冲锋枪，一个手持半自动步枪，上了枪刺的，所以我们厂当时的生产秩序一点没受影响。但是后来不行了，到了11月份，毛主席第八次检阅红卫兵之后，南下串联的学生，北航啊什么的，"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都来了。当时立交桥没修嘛，厂门口来了很多宣传车，主要是外地的，高音喇叭对着工厂吼，"工人阶级要起来"啊，"参加文化大革命"啊……工人们上班下班都要从厂门口过，就开始关注这个事情了。以后这个厂就开始动起来，成立了群众组织，按照这种步骤就开始了，这个跟全国的情况还是一致的。 　　
贾樟柯：当时有几个组织，也是分保皇什么的吗？ 　　
陈克勤：有保守派--就是保皇派。当时主要是那么两派，一派是"星火"的，一派是"红旗"的，"红旗"就是保守派，"星火"是造反派。当然了，造反派里边又分了以复转军人为主的"八一战斗兵团"，还有什么"革连造反兵团"，还有一个"成都工人造反兵团新都分团"--420厂那时不是又叫新都机械厂嘛，就有一个"新都分团"。当时这些造反派组织里面，人最多的肯定是"星火造反兵团"，那时我才16岁多，还是小孩，但是对这些事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当时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有矛盾，一派要保个什么，另一派要造反，现在我记不清楚了。造反派当然宣传自己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那边，是无产阶级造反派；保守派呢，也不承认自己保守啊，他们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只是不同意造反派的一些做法，比如造反派当时要斗走资派啊，比如游街啊，这些全国都是一样的。 　　
贾樟柯：主要是哪些人被打倒了？当时厂里的负责人都受到冲击了吗？ 　　
陈克勤：主要的负责人都受到冲击了，比如我们厂里的党委书记，首当其冲，最开始是关于他的大字报张贴出来，然后就受到批判了，最后就发展到群众组织要斗他。另外党委副书记啊，还有像黄绍华啊--当时的厂长嘛--也被斗了。要说真正的打啊，我记得有，也并不是好厉害，因为那时候还正常生产嘛。 　　
贾樟柯：你那时候十六七岁，有参加到文革的活动中吗？ 　　
陈克勤：当然了，参加群众组织嘛。一个车间好几个组织，你得参加一个。参加组织干什么呢？我现在想起来莫名其妙，一会儿这个活动，一会儿那个活动。有一次到川报去印什么东西，我也跟着去了，走了一晚上，又饥又渴，然后第二天稀里糊涂地就回来了。说实话，当时在川报印了什么玩意儿我都想不起来了。当时好像是1966年吧，那时候生产还是正常的，我还在干活。

贾樟柯：生产出现问题以后，我听说出现了很大的武斗？ 　　
陈克勤：武斗那是1967年8月18号，这个场面我见过。武斗前几天气氛就很浓了，人心惶惶的，我本来都准备走。但我为什么没走呢？当时在成都有个伯父，还有伯母，每个星期我都上（他们家），我想走之前去打个招呼，不然以后怕联系不上。他俩都是老党员，老革命，我去了伯母就说了，"你不能走啊，你是工人，要抓生产，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我想这话也对，不能走，所以我就没走。但是我们寝室六个人里面，只剩两个人了，其他人都走了。当时的生产已经开始受到影响，因此有不少职工离开了工厂。 　　
到了8月18号，恰好那天我又进城，上我伯母家去耍了一会儿，吃了饭，晚上七点多钟就回来了。回来路上就看到双桥子那一带聚集了很多人，其中有我熟悉的。当时他们互相扔石块，这边叫着喊着往钢管厂冲，钢管厂就是当时的249厂--咱们叫249，因为它是249信箱--这边往那边冲，然后那边又冲过来。当时249有个什么组织，好像是"联总"，是跟420厂"星火"一派的，它受到攻击招架不住，对方据说是重庆来的一帮人。"联总"打不过他们，这边420厂就去支援钢管厂了，然后可能在钢管厂还是招架不住，就散回来了。 　　
那帮重庆人怎么回事呢？那帮人在重庆打不赢815，当时就跑到成都来住了。这帮人在成都就厉害了，成都哪见过重庆武斗的那种场面啊。这伙人用瓶子装汽油，上边点着火扔过来，燃了就一团火。当时我待着看热闹，到了11点多，就听见打子弹了--扑！扑！有人就说了，那是小口径，小口径打不死人，但是我心里边就琢磨了：打不死人，把我眼睛打瞎了怎么办？我想这玩意儿，我得走远一点，我才十六七岁，划不来，没啥儿意思，我就在后边看。大概12点的时候，半自动步枪来了。我也不知道半自动步枪，我们车间有个复转军人，是空军地勤来的，他说声音不一样了，是半自动。他当时就在我旁边，我在后边，我想这玩意儿不是闹着玩的。我说走了，这时候有个人受了伤，我就把他带到后来的二食堂去包扎，当时他耳朵这边受伤了，脸也受伤了。我进去，地上躺了个人，医生过来一看，已经没气了。这时我才看清楚这人，我认识，唐娃儿嘛，36岁，我们一块打篮球，跳得挺高的。他1958年进厂，我1965年进厂，他比我大好几岁。唐娃儿胸部中了一枪，这么大一个眼儿，铅弹头卡在里边了。我想，真死人了！这时候高音喇叭又响了，就在18栋上边：强烈抗议啊，什么兵团826啊，杀害了战友了，参加革命派的战友，什么血债要用血来偿啊…… 　　
我说这玩意儿，算了算了，看都别看了，然后我就回寝室睡觉了。刚好我们一个寝室的老乡，他也走回来了，他说糟了，脚受伤了，被打着了。我一看他大腿，这边进这边出，打了一个窟窿--哦，两个窟窿。他晓都不晓得哪个打的，把他打穿了。我心里边好难受哦，一个寝室一个车间的，还是老乡，都是合川的，我说走嘛，我们回寝室。当时我估计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了，睡也睡不着，8月份嘛，天热，闷热。 　　到了三四点钟，外边还在吵，尖叫声、呼喊声不断。有人喊"房子着起来了"，我一下跳起来一看，就在南边，咱们13栋14栋着火了，火光冲天，映得半边天通红。我心里确实有点害怕，睡觉也睡不成。当时给人的感觉就像电影里边看到的，日本鬼子进村了，火光冲天一路走那个景象，真是那个景象，到处都是。 　　
后来天亮了，枪声不断，我又怕啊，那天吃饭没吃饭我都记不得了，估计没吃饭。我慌慌忙忙的，心里想怎么办，宿舍区住吧，住不下去了，就到厂里边看看，一到厂里边，造反派已经武装起来了。驻厂部队的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全让造反派给抢了，造反派挎上枪就神气了。有几个解放军战士站那儿，有点面熟，我就去问他，你们的枪呢？他说给无产阶级革命派占有了。旁边不是没有站岗的，还有持枪站岗的，不过已经成了"星火"这边的人了，解放军呢，就用《毛主席语录》站岗了。这时候我想厂里边呆不下去，我得回合川了。但是没钱啊，那时候一个月多少钱，二十来块钱吧。1967年，我加起来估计才二十一二块钱的样子，就算上有几块补贴，一个月花下来，没什么剩下的。我们都是23号发工资的，那天是19号，所以我就只能等到23号了。

宿舍不能住了，我就住厂里边，厂里边住什么地方？--消防队。消防队大部分人也走光了，还有个同学在那儿，我就住那里边去，外边打枪我可受不了。以后呢，有时候出来吃一点饭，有时候就在消防队煮饭。那时候简单，就煮稀饭，乱七八糟的，吃的什么菜我也记不得了。就这样熬熬熬，熬到26、27号才发工资。当时，提钱又怕抢，23号的时候就让解放军去提钱，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提到钱，那是我进厂第一次没准时发工资。等到26、27号发了工资，28号我就回合川了。当时整个工厂就是8·18武斗，全面停产了。 　　
贾樟柯：那个武斗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 　　
陈克勤：大规模的武斗应该说是在8月份9月份之间，8·18武斗最严重，以后就零零星星的，大概持续到1968年的4·19。4·19过后，就是强制性地收枪，那以后武斗我觉得基本算是平息了。 　　
贾樟柯：那你回了合川之后什么时候又被通知回去生产的，还是自己回去的？ 　　
陈克勤：自己回去的，家里边催我。我们一帮人回合川，耍了一个多月吧，家里边就催了，说老是在家里边呆着不行，你是工人，得回去生产了。我说哪儿有那么快，现在还没恢复生产。但是我爸老催我，我么在家里边也呆不住，就回去了。当时合川受重庆的影响也搞武斗，全四川都武斗了，后来报纸说重庆什么警备军司令部让两派停止武斗，要恢复生产，那成都应该也跟重庆差不多，所以我想想就回去了。 　　
过了国庆节没多久，10月十多号我就回到420。回来还不是那么回事儿，420当时还没生产。有些外地的，比如上海的、北京的、还有东北的，这些人回去过后，很长时间都不回来。我一看这样，哪儿像生产的样啊，但是既然回来了，就呆一段时间吧。呆着也无聊啊，就耍着，玩扑克牌嘛。好了，一直呆到12月二十几号，快过元旦了，我们这帮人说走吧，看这样子，都快年底了，也不像那回事儿。12月底我们又离开420，在老家耍了两个多月，把春节过完，3月13号，几个人约好，一块又回到成都。回成都一看还是那样，还不像干活那样，又耍吧，反正是不能回去了，老爸又得催，老觉得你工人不在工厂里干活生产，回来耍什么，所以我回去也不痛快，就在厂里耍。 　　
那时候宿舍停电了，就从厂里边拉电嘛，电线，去找嘛。我们几个人从一个食堂里拉了电线出来，有几百米长。爬树的时候我没抱紧，一拉电线触到了，差点摔下来。我说不干了，就有个劲儿大的来接，从围墙里边拉出去。拉电线要过马路，我也不知道怎么弄过去的，反正是接过来了。我们有了照明，就可以打扑克了，煮个饭啊面条啊也没问题。当时就是这个情况，耗时间嘛，打扑克，拱猪，还有打东北的那种牌"两枪"。就那会儿，我把东北的扑克牌学会了，至今都没有忘。那会儿还不太兴象棋，也不会打麻将，就打扑克牌。武斗整个停产期间大概将近一年零两个月，1968年的国庆节以后，两派大联合，他们也看到，生活不稳定了，没啥意思啊，吃饭伙食又差得很，就这样又恢复生产了。 　　
贾樟柯：当时各个派的领导有没有厂里的工人？就是造反派。 　　
陈克勤：真正干活的工人，我了解的几个，没当到什么，造反派领导都不是纯粹的工人。可能有几个干活的工人，但是他们都是有受教育背景的，比如说冯金龙，"星火"的一号成员，1963年北京航空学院毕业的，读大学的时候就入党了。我听说他后来死了，大概就五六年前--他上海人嘛，在我们车间搞过培训，比较熟悉。还有另外一些，大专生中专生什么的，这些人见过世面，不是老土的，字写得相当漂亮，都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当然我认识的毕竟有限，不是所有人都认识，那么大的厂。 　　
贾樟柯：你当时的那些东西还在啊？ 　　
陈克勤：在，我有几个袖套。我这个人有个什么习惯呢，把东西都收藏好。 　　
贾樟柯：你没参加造反派也会有这个东西？

陈克勤：不，我是参加了一个的。当时我十六七岁，跟着玩嘛，别人是二十多岁，比我大多了，我就跟着他们跑。这个东西夏天不戴，只有冬天，有什么活动戴一下，平时也不戴，谁干活戴它啊。一吹哨，集合了就戴它，活动完了马上就取下来了。这么多袖章，不是我参加那么多组织，我没那功夫参加那么多组织，是我的收藏。 　　
我这还有一些证书。70年代我还是学习毛主席积极分子，干活也挺卖力的，有时候得个什么荣誉证啊，我都收藏起来，舍不得仍掉。这也算是我的一个癖好，我觉得它见证一段历史。比如我初中毕业的准考证啊，我中学的学生证啊，我都还保存着。 　　
贾樟柯：到了1968年以后，生产又比较正常了？ 　　
陈克勤：1968年10月份以后才开始恢复生产，到1970年就逐步正常了，生产一正常，到外地去的就回来了。恢复生产后，一开始一段还比较平稳，后来文化大革命不是要深入了嘛，要斗批改、清阶级队伍了嘛，清阶级队伍以后，咱们厂就搞阶级斗争。这玩意儿搞得挺过火的，当时清一个什么劳改党。当时军代表--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成立军管会，军代表就是海军军代表或者空军军代表，党委瘫痪以后，军管会就起领导作用了，什么事都听军管会--说有个什么劳改党是反革命组织，于是就开始抓人了。人抓起来以后，白天上班，晚上车间里面的清退小组审理。搞阶级斗争那个场面你没经历过，比如说审理谁谁谁，就说他是专门来搞阶级斗争的。这么一审，有的人招架不住，就供认发展了另外的谁谁谁，好了，清查小组再去审供出来的那个人，那个人招架不住，又供认发展了谁谁谁……这个车间那个车间，一整估计得有几百人，每个车间都有。时间一长了，波及面比较大，涉及的人很多，估计有上千人，而且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后来挨了整的，有的受不了，就死人了。我们车间阶级斗争的时候就死人了，还有32车间我记得也死人了。咱们车间就是那个杜茂忠嘛，挺熟悉的一个人，我住18栋1楼，他住2楼，最后喝火碱自杀了。 　　
贾樟柯：这个劳改党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克勤：这个劳改党嘛，是这样的。当时有一个1958年进厂的职工，大概是安岳的还是乐至的，文革的时候他就回家躲武斗去了。回去了一段时间，他又回到420厂上班了，结果呢，他家那边公安部门转了一个材料到420厂来，就说他参加了当地的反动组织劳改党，而且把这一条线带到420了。起因就是这样来的。好了，组织就抓他审。当时开大会，有两个地方，一个是77车间的广场，一个是42车间那边一块大空地。最初开始是在42那边开，这可是军代表主持了的，说你们这些反革命分子老实交代，他招架不住，就交代了，说我参加了劳改党，怎么怎么回事儿，是反革命组织。问他还发展了谁，他就说我还发展了某某人。然后呢，厂里面马上开会布置了，各个车间都在抓，一个串一个，全厂都串遍了，每个车间都弄，搞得人心惶惶，真的是人人自危，开个玩笑都不敢。你有问题的，该干活干活，完了继续审你。这审起来受不了啊，那是指着你鼻子问的。你站在那台上，他"啪"一脚就往你腿上踢过来--"站好！"当时就是这个局面，想打你脑袋就打脑袋，想踢就踢。当时我看不惯，但也不能去说他，人家搞阶级斗争，觉悟挺高的。而且当时那种情况之下，人人自危，谁也不想多事。 　　
抓得太厉害，后来演变成这种局面：你今天是清查小组的，你来审我，好，我就说你就是，是我发展了你，你不是来审我吗，我就把你连上牵上。这下不得了，波及面太大，人数太多，最后结果呢，是没有这回事（劳改党）。1970年的时候还挺紧张的，年底一过，到了1971年逐渐逐渐地就松下来了。1972年的时候真相大白，郑重地宣布没这回事儿，给这些受了批斗的人平反。那420厂就炸锅了，不得了了。以前挨了打的，他受很大冤屈，心里边很恼火啊，饶不了你，得打回来，就去报复那些打过人的，全厂那是乱糟糟。军代表觉得理亏，还有当时的骨干积极分子，也觉得那玩意儿没对，审也审了，打也打了，结果整错了。也是72年下半年就开始平反，赔偿损失，工厂给一些钱，安抚嘛，这个过程就比较长了，最后又导致停产。这种停产呢，和武斗的停产还不完全一样，武斗停产是整个车间没人干活，很少有人去，但这一次是半停产的状态，工人偶尔也下去干一段活，总之你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算了。你要说厂里有任务什么的，那没人理你，车间的领导小组没有威信了，说话没人听，厂党委基本上又瘫痪了，工人嘛是想去就去，不想去就算了。咱们就又耍吧，又煮面条吧。

贾樟柯：又开始耍了吗？ 　　
陈克勤：那会儿就用煤油炉子了，我同事自己做煤油炉子，到厂里拿点废煤油、废汽油，有时候车间里面一揣就出来了。1972年停产之后，不光是打扑克了，麻将也来了，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开始了。 　　
当时没有麻将卖，但是难不住我们，420厂职工有的是办法--自个儿做。拿塑料块用铣床一铣，一块块漂漂亮亮的，有人字写得挺漂亮，就负责往上面写字，写了之后就刻，420厂真是人才多啊，想要什么有什么。1972年到1974年停产的一年多时间，宿舍区到处是麻将、扑克牌，也有下围棋、玩哑铃的，当时独身宿舍成了俱乐部了。我不爱打麻将，我烦那玩意儿，四个人一坐一个通宵，我不干。那段时间，我嘛就是练练哑铃，有时候去游个泳啊，有的时候打打篮球啊，挺好玩。那一段时间基本上属于半停产状态，每天还是要到车间去一下，有时候干活，有时候不干，反正没人管，这样就乱套了。后来，中央看到这样不行了，这么大一个厂不生产，就召开四川地区大工业区的工作会议，把问题反映到北京。最后北京来人了，召开全厂职工大会，该怎么安抚的安抚，该干活的干活，于是就开始慢慢恢复生产。这个恢复过程也是慢慢的，最后就过渡到什么时候呢，邓小平那个时候就是国务院副总理了，就开始整顿了。 　　
贾樟柯：那是1975年左右？ 　　
陈克勤：对，但我们厂是1974年就开始了，怎么弄都弄不好。后来有人办了一个什么油印的小报，这个人叫余摄清（音），运动员出身，文化大革命他是造反派头头。他不满意当时一些情况，就搞个右翼小报说是谁谁谁开后门了啊等等，揭露一些工厂里面的事情，传播一点小道消息。中央领导谁谁谁，江青同志讲什么话，又怎么怎么，不外乎就是这样。一写呢，可能当时造成了一些思想混乱，然后就被抓了，说他是反革命。这里其实是一个切入口，那个时候不是劳改党的事闹得没完没了嘛，厂里没办法，最后就从抓余摄清（音）开始，进行比较大的整顿。抓了之后，那当然，比较强烈的手段就开始了。 　　
贾樟柯：他们怎么抓人，抓跟这个做小报的人有关系的人？ 　　
陈克勤：抓人是公安局抓，当时不是有派系嘛，说余是派系斗争。抓余摄清（音）的目的就是作为一个突破口，420厂借此对上级表明了一个态度：厂里不能再这么乱糟糟下去了。这以后就召开群众大会，宣读军管会、厂党委的决定，生产重新又开始了。因为那边一抓人，这边就闹不起来了。当时手段也比较严厉，各种考核都来了，不来干活不行，于是420厂又恢复了正常的生产。那个余摄清（音）关了几年以后就出来了，也没给他什么明文的平反，以后都没见过他，估计是死了。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谈的不是往事，谈的是新的话题了，所以这个人基本上就被遗忘了，但是这段历史要提起来，我是记得有这么回事儿。 　　
1974年到1975年，生产很快就恢复正常了，那就又开始忙了。75年扎扎实实忙，那不是一般的忙，邓小平上台搞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一整顿起来，那是大会战啊。厂里边喇叭一放，还叫小学生到厂外边，上班的时候欢迎叔叔阿姨搞社会主义建设；下班了，他们拿汽水递到你手上：叔叔你喝吧。这种气氛一造，弄花环啊跳舞啊，还搞得挺热烈的。1975年就这种情况。1976年嘛，四人帮粉碎了，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就结束了。 　　
贾樟柯：1976年不停的有领导人去世，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这对420厂有影响吗？

陈克勤：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了嘛，420厂还是举行了追悼仪式的，我记得是在水碾河子弟校那个广场，工厂组织全厂职工开会，悼念周总理。然后，生产也正常，朱德去世的时候，工厂也没什么表示，但是呢，这当中夹了个地震。1976年唐山地震那一次，全国都地震，四川也震了。当时地震预报出来，就又跑人了。我没走，我回去没耍的，就在厂房呆着。那时候我还是团干部呢，在团支委我是两届的组织委员、宣传委员，还有老万啊、老何啊--他们两个后来是处级干部--我们三个团支委，不能说走就走嘛。那天我睡着午觉，地就开始动了，外边吼起来：地震了！地震了！那一阵生产也不怎么干，宿舍区搭了地震篷，人都是睡外边的，不睡家里边，怕房子塌下来。那会儿厂里边要求全厂的武装民兵巡逻，保卫职工家属、工厂的安全。我们晚上就到双桥子、水碾河一带转一圈，几个小时，然后吃一个夜班饭。下雨也得巡逻，给你雨衣就是了。唐山地震完了过后，1976年9月9号毛主席就去世了，那就沉痛悼念。 　　
贾樟柯：当时，你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干什么？ 　　
陈克勤：我正在干活嘛，下午三点，紧急通知，"停了停了，大家外边听广播"，我就把机器停下来，坐到车间外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广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讣告，我记得非常清楚，反复地播，我现在都还记得当时那个语调，都在我脑子里边了。 　
贾樟柯：大概怎么说的？ 　　
陈克勤：就是非常沉重的那种语气，比较慢。"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宣告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因病治疗无效于9月9日0时10分逝世了，毛泽东同志是我们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就开始了，语调缓慢，很沉重。当时有一周的时间搞悼念活动，就是全厂职工、家属都得戴黑纱，但是这个悼念活动并没有影响到生产。我们厂里在16号大楼二楼会议室设了一个毛主席的灵堂，放上鲜花、松柏，挂满了挽联。我们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排着队，一万好几千人，轮流到16号大楼悼念毛主席。厂领导从党委书记、副书记开始，都肃立，然后我们就缓缓地上16号大楼，面对毛主席像三鞠躬，就走。就这样持续了有一个礼拜，最后，中央在北京天安门举行追悼会的时候，我们厂就组织了职工到人民南路听广播直播，我在广场上就站在面对毛主席雕像的左前方。是上午开的会，王洪文主持，王洪文普通话还是比较标准的，但是他带有一点上海味。他是用这种语调开始的：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现在开始。请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就是这样，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然后华国锋就开始讲话了，华国锋的话就带有山西口音："同志们，今天，首都各界……"他就是山西话，以后电台反复地播，所以说那个场景真是太深刻了。毛主席的追悼会结束以后，该干活还干活。到了10月份，就是"粉碎四人帮"了，十月惊雷响，"粉碎四人帮"嘛，我也跟着上街游行。 　　
贾樟柯：也是开了一个会通知大家说"粉碎四人帮"了，还是发文件什么的？这件事件是怎么传到成都的？ 　　
陈克勤：这个事是全国统一在一个时间之内宣布的，不是像林彪事件的传达。林彪坠机那个事，当时的气氛不一样。林彪那时很有威信，吃饭的时候，没准谁碰上你，就让你把《毛主席语录》拿出来--《毛主席语录》随身带，随时得拿出来--"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过后，得"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车间也这样，天天读。所以林彪事件的爆发，当时不但是420厂，全国的震动都是相当大的，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林彪事件采取一种层层传达的方式，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在没有正式传达之前，谁泄露了这个秘密，那是要受纪律处分的，我们当时是普通工人，车间开会传达以后才知道，感到非常非常的震惊。"粉碎四人帮"这个事不是这样，它一下就公布了，所以说十月惊雷响呢。

贾樟柯："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你们吃惊吗？ 　　
陈克勤：还是吃惊，但这一次的程度和林彪事件差别就比较大了，我们之前也不知道"四人帮"，只是知道有点讨厌这几个人，不敢说，就心里边这样想。 　　
贾樟柯：工友之间也不敢聊这些事？ 　　
陈克勤：不敢，绝对不敢，我不敢把我的想法告诉别人，别人也一样。"粉碎四人帮"，那个时候真是举国欢腾：咱们胜利了！咱们都得进城游行，敲锣打鼓呼口号，欢呼"粉碎四人帮"，还抬着一个牌子。 　　
贾樟柯：那个时候好像有很多写"粉碎四人帮"的诗！ 　　
陈克勤：太多了，我也记不清，主要就是郭沫若写的诗嘛。"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狗头军师张"什么的，，我觉得还是能够反映老百姓心声的。老百姓还是渴望有一种安定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切就逐步逐步开始走上正轨了，那时候大家都对文化革命厌倦了，阶级斗争也厌倦了。伙食那么差，住房也得不到改善。那时我还没有结婚呢，还在吃食堂，食堂也差劲，没什么油水。确实我们内心里边还是希望有一种正常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状态，是这样的。 　　
贾樟柯：那"天安门事件"是什么时候？ 　　
陈克勤："天安门事件"是1976年4月5日，那会儿我在工厂，周恩来总理不是1月8日去世的吗？我们都感到周总理太劳累了，内心想要表达对总理的悼念之情，但是受到了"四人帮"的压制。周总理去世的时候，全国人民痛悼总理，当时正式报纸也登各国元首的悼词，但是不足以表达人民群众的感情。当时就有很多诗，我也抄了一些。 　　
到了清明节，全国悼念总理，成都是以春熙路为主，还有盐市口一带，店铺两边，全都是悼念总理的挽联，那个时候不仅仅是悼念周总理了，就有讨伐"四人帮"的味道了。中央里边好像就有这个味道了。我还在文化宫的墙上看到有人贴了总理遗言，我觉得写得很好，但是打个问号，是不是总理遗言？很快上面就追查出来，那是伪造的遗言，报上也登了邓颖超的说明，讲明没有总理遗言这回事。于是就追查总理遗言的炮制者，没多久天安门事件爆发，北京出事了，成都气氛也紧张了，当然成都的情况和北京的还远不能比较，生产还是正常。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好象我们420厂没有人卷入这里边吧，毕竟是在北京发生的，在成都没有发生类似的流血啊之类太激烈的事，420厂这段时间还是比较平静的。 　　
贾樟柯：你还记得总理遗言是怎么写的吗？ 　　
陈克勤：我记得大致内容，抬头是"主席、中央"，就像写给毛主席、党中央的。后面说第二次手术以后，"我"感觉病情加重了，那个意思就是说将会一病不起了。然后呢，在"我"弥留之际，有句话要向中央表达。他想起了谁呢？--恽代英同志。恽代英在牺牲前说了些什么话啊，他也是老革命啊，怎么怎么的，当我们后来的人走过他墓前的时候，什么鲜花啊，那个意思就是说后来的人在革命成功以后，会去看望前面牺牲的同志。"我"最后向中央提出建议，就是说小平同志能力强啊什么什么的。遗言的大致内容是这样。但实际上事实证明，这个事情是一个上海工人干的，他自己模仿总理的笔调写了这个遗言。当时没多久就把他抓住，"粉碎四人帮"以后又给他平反了，这人文笔挺好的，是个上海什么厂的工人。

贾樟柯：你看了那个遗言之后，赞同他说的那些吗？ 　　
陈克勤：将信将疑吧，因为大字报的东西，我想未可全信。但你说一点没根据嘛，它也沾一点边儿，很贴近当时中国的现状，也贴近周总理一些可能的想法。 　　
贾樟柯："粉碎四人帮"之后生产就逐步上轨道了？ 　　
陈克勤：上轨道了。1977年1978年就忙啊，因为空军要发动机要得多。我那个车间，它是生产发动机里边压气机转子的，也叫压缩机转子，每分钟是一万多转，高速的。1971年的时候一个月生产200台，没日没夜地干，难免有些活儿干得比较粗糙一些。1977年1978年的时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好象是这玩意儿质量不合格，出了事故。发动机全都回来了，420厂过道一箱一箱堆着，要换转子。那段时间很忙，1979年811机需求量逐年减少，就稍微松一点劲儿了。1980年之后420厂就投入了新机试制工作，就是那个涡喷43。新机的生产任务必须抽调熟练的工人，那时候我和我一个同事已经进厂十好几年了，我们两个好像干活还可以，厂里就选我们两个干新机试制，从毛料到最后精加工出来，都是我们两个人干。当时有个值班工长带着我们干，专门成立了新机试制小组。那玩意儿挺贵的，那时候工资才多少钱？46块的工资，加上几块钱奖金补助，五十多，但那一个盘就一万多块钱，这玩意儿要是废了，你说它价值多大？ 　　
贾樟柯：精神压力也大？ 　　
陈克勤：压力大，那玩意儿废一件，那打哆嗦啊，真不是开玩笑。为什么它值钱，它钛合金，属于稀有的金属，冶炼和锻造都是不好弄的，确实值钱，你这一刀下去要是废了，损失大；第二个，我们投入这批毛料十多件，要确保比如说五台成品，你这台废了，下台再废了，五台保不了，那还得了，所以说这个压力是很大的。我们一块进厂的那个同事，当时干毛料我记得很清楚，他干我就一边歇着，我干他歇着，两个人，一个人干活一个人把关，非常重视这个事。有一回我一边去喝茶抽烟嘛，他一会儿进来说，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我干的活儿废了。我说敢废？他说真废了，他一刀下去就弄短了，没法挽救了。当时马上停下来，开质量分析会，他就没资格干这个活儿了，那就换人嘛。我就找我们一个同学，非常小心谨慎地干活，当真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这种情况持续到1982年，我就考上我们厂的职大了。那时渴求知识嘛，我只有点平面几何，简单的代数知识，感觉确实不能满足需要。当时我们车间的整个职工文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大学生不止十个八个，北航的、南航的、那都是五年制大学出来的，都有真才实学的。还有几十号老中专生，能说会道，能写会算的。当然我们和复员军人比嘛，还是要强一些，我初中学得比较扎实，平面几何啊什么的懂一些。当然光是这个不够，我就通过一段时间学习，去考了职大。这也算一个机会，但是很严格，当时有一百八十多个人考，其中不少技校生、高中生，我就纳闷啊，这些年轻人，我考不过他们啊。我想反正就花五毛钱，报个名，试试看，结果我就考上了，脱产三年学习，带薪的，就是没奖金。那个时候还有一种政治方面的党校啊或者是政治班啊，那是有奖金的，但我们没资格啊，他要党员，我又不是党员，只能报这个职大的经济管理。这三年学习很紧张，我还是很认真的。 　　
贾樟柯：那你从职大出来已经1985年了，还回原来那个车间吗？ 　　
陈克勤：不去了，我从事会计工作了，到了财务处做会计，做票啊，报销啊。我是搞报表的，全厂的财务数据来了，都集中在财务处汇总，汇总以后我们出报表。 　　
贾樟柯：那你80年代到了财务部门以后感觉厂里的经营状况如何？ 　　
陈克勤：到了财务处以后，我就能够知道工厂的整体状况了。当时军工生产逐年下降，咱们的厂长裴红兵说军品不干了，那个玩意儿不挣钱，要求也挺严格的，不好干。他说军品没提价，就是提价幅度也很小；民品见效，洗衣机、电冰箱，这两样当时不得了啊，那个时候返款也来得挺快的。于是民品生产就开始了，军民结合，420厂开始生产洗衣机、电冰箱，当时生产的洗衣机和电冰箱都叫做双燕牌，80年代中后期，双燕在全国应该有一点名气，但是到后来，那玩意儿你能干，我也能干，洗衣机进入门槛低，大家都能生产。航空发动机门槛高多了，那是高技术产品，没见过不知道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是不是？其实确实该抓住军品不放，但是老裴认为民品能挣钱，军品就没怎么争取。420厂那是一个转折点，辉煌的时候，我打汇总的数字啪啦啪啦响，这么一长串，九位数、十位数都来了，那个数字不是一口气打得通的。后来民品销售受市场影响，竞争激烈，再加上电冰箱出了点问题，上千台退回来，销售停滞，江河日下啊，420厂的经营状况就差了。我们感觉得到嘛，奖金没多少了。

贾樟柯：最困难是什么时候？ 　　
陈克勤：进入90年代以后，又爬了一阵坡起来，换厂长了。新任厂长就抓军品，为什么抓军品？420厂你不靠军品，你靠民品，没饭吃。说生产还是得感谢这个新厂长段昌平，他是航空工业部燃气中心的主任，420厂出去的，又被航空工业部派回来担任厂长职务，挺不错的。我觉得420厂应该感谢他，要不然到后来差点没饭吃。他说上军品，恢复军品生产线，要求空军买咱们的发动机，还真见效，几百台发动机一定，然后他又把发动机的价格提上去，他跟空军商量，反正通过多种渠道嘛，给提上去了。好了，生产几百台发动机，这儿就有饭吃了，我们的基本工资保住了，还多少得点奖金呢。 　　
民品呢，继续维持吧，当然后来洗衣机就整个淘汰了。我们的洗衣机淘汰也很正常，它是不锈钢桶，成本降不下来，人家是塑料桶，你再转型塑料桶，工艺上又要改变，又要做投入，所以后来洗衣机生产线就拆了，只生产电冰箱。到最后，电冰箱也卖不出去了，质量不行，销售逐年下降，管理也很混乱，几千万款收不回来。 　　
大概是1998年，和科隆合资了，咱们以一百多亩土地入股，跟科隆生产容声电冰箱，420厂的双燕就结束了。现在容声冰箱还在生产，科隆还在那儿，420厂要搬，不过这一百多亩土地，科隆是不搬的。90年代后期，军品订货也少了，因为我们生产的发动机整个来说是落后了。我们车间工艺室的一个主任跟我讲，咱们这种飞机啊，1953年莫斯科斯大林阅兵的时候从红场飞过去，这是一种很老型号的飞机了。 　　
几年以后，段昌明就走了，他大概干了五年嘛，以后就是林总了，林总现在是中航一集团的总经理，党总书记，是正部级干部，他从1995年接任这个厂长职务一直干到1998年，1998年的9月底，他就调离420，到沈阳黎明发动机厂去了，现在是一集团的老总。 　　
贾樟柯：你后来是从厂里退休的还是买断工龄？ 　　
陈克勤：买断工龄啊，去年3月份就买断工龄了，就是解除劳动合同，但之前就叫我们填表了。不同的人感受不一样，对我来讲呢，觉得可以（接受），因为我工龄长啊，将近41年，就给我算了六万一千多块钱。我算了算，去年2006年，我还差三年半就退休了。 　　
贾樟柯：按一年多少钱算？ 　　
陈克勤：一年好像是1319块，我接近41年，然后再给我加了六千块钱，六万一千二百多，给了我一个存单，我拿着走了，都买断了。从此我就和420厂脱离关系了，正规叫做解除劳动合同协议。 　　
解除协议是420厂要和我解除，不是我要解除。420厂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和职工签订了长期劳动合同，那么就根据你的工龄进行补偿，实际上这个对420厂也是个好事，减轻了企业负担。对于职工，你说好还是不好？整体来说，大多数还是好。我客观来说，这个解除劳动合同，买断工龄嘛，还是一个好事情。前年工人对这个不理解啊，厂门口围着几千人，热闹得很哦。那个时候虽然还没有买断，我前年春节过后就没有去上班了，调整过后，55岁以上原则上就不聘了，我也理解，这个不是针对我一个人的。当时我能拿300来块钱，我说走嘛，还能过得去，没有什么问题，就走了。后来就说买断工龄了，一年多少多少钱，有些工人就不满意了，就找厂里边，把立交桥给堵了。立交桥一堵，情势紧张了，就算群体事件了，那是前年7月份的事。我那时不上班了，以前一块的一些同学和同事就说"老陈啊，你不来看啊，420厂可热闹了"。我说算了吧，天气挺热的，大老远的我骑车也得骑20分钟了，文化大革命过来，热闹也见多了，有什么意思？这是想法之一，想法之二，如果我去凑凑热闹，厂里边有几个头我还认识，有一两个有点熟，这弄得也挺不好的。我也五十好几了，老职工，工作那么长时间了，有什么过不去的嘛，这个场面我就没有见到。

到后来，工厂根据政策安排，说多少就多少，我说那就来吧，签字嘛。我的年龄不小了，看问题的方法，思维方式、处理态度不一样了，不能像二十多岁三十岁的时候一样，我想咱们就算了，有什么困难我自己克服。最后就是买断工龄，签字，给一定的补偿嘛，一算还可以，每个月还千把块钱嘛。我一个月就是一点饭钱，也没有多的花销，想法也简单，我这个年龄的人不讲究奢华，一切从实际出发。 　　
贾樟柯：你现在主要在家炒股？ 　　
陈克勤：对。 　　
贾樟柯：怎么样，效益还可以吧？ 　　
陈克勤：可以，我有经验嘛，一个有经验，再一个有心态，跌下来咱们就走了，所以说我就不怕。 　　
贾樟柯：你经历了很多420厂的大事，你觉得都讲出来了吗？ 　　
陈克勤：还有一个就是技安事故，死人了，这个是我亲眼目睹的。1966年8月8日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那天晚上我看了场电影。第二天一上班，照例我就把机床啊都弄一下，正在整理刀架的时候，哎呀，一声巨响，那了不得，不得了！我不由自主脑袋就往下埋了，我蹲在地下脑袋都往下埋，太响了，从没有经历过。紧接着，砰！又一声。两声，真是把我着着实实吓了一跳。"出事儿了！"有人大声喊，我就往那边去了，往那边一望，就在我那个厂房，离我十多米远的地方，浓烟滚滚。怎么爆炸的？中机架是这样的，它是个环形，一个圆，切成两半，好加工嘛，因为它是镁合金，在加工的过程中就可以燃烧。打磨抛光的时候，专门有一个抽风筒往外边抽粉末，一抽，粉末在管壁里面沾上了，时间久了抽风效果就不好了，得排除啊。8月9日那天，一个技安员和一个电工，也没经验，就跑到屋顶上面去，他在那里通，拿一个钢棒，砰！砰！砰！他以为这样子能通掉沾在管壁上面的粉末。一通，不得了，那个粉末一撞击，两边爆，一瞬间燃烧爆炸，那个状态之惨烈。我当时只有十多岁，十七岁还不到。 　　
消防车和救护车都来了，在外边等着，就救人嘛，架起一个梯子上平房，房顶是上去了，你怎么把人抬下来？再来一个梯子，两个梯子平行排列，人在上面躺着的，还是没法抬下来。当时消防队没担架，怎么办？只有找两根竹棍绑着，绑着没布啊，不像现在都有配套的帆布担架，工人就把衬衣啊工作服啊扔上去，用竹竿绑着衣服，终于把两个人抬下来了，太费劲了，太吓人了，足足折腾了有半个小时。下来以后，救护车一鸣笛，就送川医了，就是现在的华西医大。后来据我们的同学讲，那烧死的人啊，简直不敢动，一摸就跟烤红薯一样。最后这两个人死了，还有几个工人受伤了。 　　
我们那个厂房是比较高的哦，可能有十多米二十米高，当时爆炸的冲击力有多大，把五个毫米的玻璃窗都震碎了，砸在工作台上，外边的自行车棚都掀翻了。 　　
这算是一个重大的技安事故，我是现场目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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