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文革录（陕西户县）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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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鉴——小城文革乱象录



时光荏苒，文化大革命发端距今已42年了，作为关中一隅的户县，在文革中也发生了许多事，在当时都很有影响，但现在人们却逐渐忘却了，一些青年人根本不知道。从今天起，我将在这个栏目发表再现当年户县文革乱象的《天鉴——小城文革乱象录》，敬请关注，将不断更新。

夏兰秋菊


天 鉴——小城文革乱象录


第一回青松怒发文革肇始败叶纷飞乱象丛生
艺界挨批文士游街剧团遭殃书记投井

诗云：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此首《七律•有所思》乃伟人毛泽东写于“文革”初期的惟一一首表现和赞扬“文化大革命”的诗词也。此时“文革”将起，乱象已生，作者正蛰伏南方，静观事态，匠心独运，蓄势待发。
“诗言志”，毛泽东者，二十世纪之巨人也，其所创作的绝大多数诗篇都与其政治理想和报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样一首政治诗篇，绝真地透露出伟人发动文革之复杂运思。
诗的第一联：“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神都即首都，此段时间，确实“有事”：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揪出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组成的阴谋反党集团”。 5月18日，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大讲古今中外的政变事例，危言耸听，制造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恐怖气氛。林彪在讲话中还竭力鼓吹个人崇拜，宣称“毛泽东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此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开始矣。
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了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 1966年6月1日，刚刚改组的《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迅速传向全国。2日，《人民日报》发表支持聂元梓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次日又公布北京新市委成立的消息，影响所及，北京及几个主要城市的大学首先陷于动荡之中，继北大的陆平、彭佩云被宣布为“反革命黑帮”之后，北京和各地众多大学的书记、校长纷纷倒台。
这一切在全国以至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全国各地，从大城市到小乡镇，到处掀起了横扫“牛鬼蛇神”的高潮。正如作者在诗中所写的：“—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毛泽东泽东赞扬这一切是“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其意为“革命造反派”像青松一样，冲击着旧世界的“苍天”，而难以计数的“牛鬼蛇神”则像“败叶”，被横扫得落花流水。在全国范围内，中国人民正处于大动荡的时刻，毛泽东泽东在“凭阑静听潇潇雨”的情景中，深深地感受到“故国人民有所思”。
若细细阅读伟人的这首七律，再看他在1965年前后的行迹，大致可以触摸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毛泽东泽东是一位坚定的革命家，终生信奉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斗争哲学”。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他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为此，不倦地领导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
人民是不会自发产生正确思想的，惟有人民的化身毛泽东，才能给人民以思想，所以“故国人民有所思”，实际上是毛泽东代表人民在思索。
毛泽东泽东选择了一处“世外桃源”——韶山滴水洞。毛泽东泽东在滴水洞住了11天，伟人之思，至此已有结果，就是要将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这从他6月底在滴水洞写成，到武汉修改后，于7月8日发出的给江青的一封信中得到了证明。
在这封长信里，毛泽东泽东写了许多经过“有所思’’之后的肺腑之言。他在信中说道：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以后还要多次扫除……。
毛泽东回到了北京。8月1日他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会议期间还印发了毛泽东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和《炮打司令部——我的—张大字报》，把运动的斗争矛头引向谓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虽末点名，但明显地是指刘少奇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一些领导人。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运动立即升级，终于在全国出现了天下大乱的局面。
对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至今有很多争论，有反修防修说，反对“官僚阶层”说，倒刘说等等。倒刘说是说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从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此说虽不全对，确是重大原因。
毛泽东在6月的思考终于点燃起冲天的文革烈焰。
　　什么“糟得很”还是“好得很”；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什么“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这种说法还上了“中央文件”如此等等，此起彼伏，一刻也不停地震响在全国城乡的角角落落。当时谁对红卫兵、“造反派”的过火行动和乱来提出异议，红卫兵、“造反派”马上就念：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文质彬彬”等等。按照他们的想法和说法，“革命”就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怎么干都应该、都合理……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一段话被到处滥用：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这段话传遍全国，震撼九州，后背引申成为整个红卫兵运动的宣言和纲领!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
　　——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万万岁!
“造反”至高无上!“造反”就是一切!“好得很”吼声震耳欲聋。从此“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殃及各个方面而又贯彻始终的最核心、最流行的口号，打人、抄家、批斗成为家常便饭，一时败叶纷飞，乱象一片。
有郭沫若写于文革伊始的《水调歌头 文革》此为证：
文革高潮到，不断触灵魂。触及灵魂深处，横扫几家村。保卫政权巩固，一切污泥浊水，荡涤不留痕。长剑倚天处，高举劈昆仑。
铲封建，灭资本，读雄文。大鸣大放，大字报加大辩论。大破之中大立，破尽千年陈腐，私字去其根。一唱东方晓，红日照乾坤。　　
文化大革命中，上层怎样斗争，我辈草民，自然一无所知，只是此次运动，长达十年，影响所及，遍及省县城乡，村村寨寨，家家户户，老少妇孺。在下所居之处，乃一关中小城，古为京畿之地——户县是也。户原为鄠，为专用地名字，来历亦久远矣！其在周时，即为丰京故地。古时农事靠天，常有干旱之时，每每以王为首祷告上天，祈求降雨，仪式隆重严肃，是为雩祭，鄠县之名，当为雩祭而来。
却说鄠县乃关中膏腴之地，清时有大学问家王丰川有诗赞曰：
七言古
丰之山，云飞扬。丰之壤，厥田良。
面山望云作圃场，春稻剥枣供高堂。
供我高堂寿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
丰之水，流悠扬。丰之俗，贻周王。
南邻北舍无暴戕！友助亲睦美意长！
美意长兮子孙良，无不足兮奚所望？
丰之山，云悠扬。丰之水，流悠扬。
结茅临水对山岗。合志同方诵虞唐。
弹琴学道乐无疆！无不足兮奚所望？
这首古风全诗一韵到底，一气呵成，读来顺气流畅、愉悦欢快，真是一首意气风发、心灵悠扬的颂歌；一首农耕时代庆丰安康的史诗。
今人有夏兰秋菊者，亦作《鄠赋》赞曰：
蕞尔小邑；千年古国。背踞秦岭，北临渭水；衣带双都，襟连两河。丰京故里；周城近畿。国史发轫地；温柔富贵乡。丈八梗稻 ，炭谷琼花；户杜竹林，南山檀柘。物产丰隆，号为陆海；土地肥腴，称为土膏。山蕴玉石，金、银、铜、铁，豫章之丰；原产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百工所取给，万民所昂足。此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史由夏启，发祥悠久；啟蟄而郊，龍見而雩。雄山秀水，孕育古代文明；地灵人杰，荟萃人文精英。
似此关中一县，亦经文革蹂躏十年之久。
却说文革初起，大规模的造神运动也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脚步，每一个人手里都有一本“语录”，当时叫“红宝书”。亿万人民手中的“红宝书”汇成了波澜壮阔的“红海洋”，户县的街道上，大门和墙都被涂上红油漆，真是山河一片红！伴随着“万寿无疆”的滚滚涛声，构成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奇异图景。
早在1964年，学习毛主席著作已成风潮，户县县委已几次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大会，布置任务，树立典型。自文革初期林彪的带动，成了亿万人民必须每天必作之事。红宝书"随身带，随手拿，特别是在集会等重大场合，当全体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时，无数本被高高举起"红宝书"又汇成了"红海洋"，景象颇为壮观。
在那个时代，手捧《毛主席语录》拍的革命照片，留下了无数中国人或者稚嫩天真，或者风华正茂的"倩影"，成为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标志。在那个时代，毛主席和《毛主席语录》是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在一切仪式上或各种场合，“万岁”，“万万岁”和“万寿无疆”，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早请示，晚汇报”，雷打不动的“天天读”（每天上班前，第一件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语录卡和传单，学习班，讲用会，经验交流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及“活学活用”，在礼仪化和形式化的过程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有一首当时的歌，凡当时经历过的人至今还有余音回响：
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
千遍那个万遍呀下功夫。
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
只觉得那心眼里头热呼呼。
好象那旱天下了一场及时雨呀，
小苗挂满了露水珠啊。
毛主席的语录滋润着我呀，
我干起了革命劲头儿足。
如今看着这样的照片，哼着这样的旋律，走过这一程的人，心头都会涌上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
有史家咏曰：
新华书店尽红书， 举世嚣嚣闻禁符。
漫说诸家俱毒草， 惟余马列是真如。
户县文革，实始自对秦腔剧《万山红遍》的批判。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此词是伟人毛泽东1925年之作，1963 年12 月方始公开发表。此诗豪迈气派，内涵意蕴丰富，极富想象力。甫一发表，诗中“万山红遍”一词组即成为普天下之简洁、高度概括之政治用语。
却说户县人民剧团，50年代从旧“户县宣化剧团”脱胎而来，原来管理不善，收入微薄，演员生活都难以维持，在团党支部杨隆志、团长王德普等人的努力下，整顿组织，订立制度，认真培养青年演员，时至60年代，已是人才济济，一些青年演员已脱颖而出，如李九龙、李凤贤、王桂贞、山艳芳等一批新秀，名闻全县，誉满关中。
60年代，“千万不能忘阶级斗争”口号响满宇内，户县人民剧团自然不能例外，必须为政治服务，从1964年起就不能再演出传统历史剧，从此就大量演出了现代革命剧，如《红灯记》、《芦荡火种》等等，也积极配合运动编演了许多现代剧，在1964 年配合农村社教运动编演了“刘介梅”一剧，是说翻身农民刘介梅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群众批判了他的错误思想。刘介梅进行着剧烈的思想斗争，认识到自己替资本主义扛了大旗、终于回头的故事；在1965年配合农业学打在运动编演了《政治队长》一剧，反映农村人民公社改肥、改土的斗争故事，这些现代剧无一不是从头到尾贯穿着阶级斗争。
1966年，户县人民剧团根据本县化中大队崔振海、管坪大队张桂芳的事迹编创了反映农民群众战天斗地、改造山河、斩断龙脖子的剧本《万山红遍》，已印出剧本，确定了角色，准备排练，岂料此时突然爆发文化大革命，按照文化革命先从文艺界开刀的路子，6月，《万山红遍》一剧未及演出，即遭猛烈批判，该剧主创人员—县文化馆干部刘滨海被揪出批判：
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德普、敌伪人员袁多寿等人放出毒草《万山红遍》，极力丑化歪曲社会主义英雄人物，把党支部委员、劳动模范林竹英丑化成扒渠放水、破坏生产的反革命罪犯，把党和毛主席一手培养起来的党支部书记说成是林竹英个人培养的，故意抹煞党的领导”。
刘斌海被戴高帽游街批斗，成为户县文化大革命被批斗的第一个人！从此坠入苦难深渊。但此时的的揪人和批判还是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的，开批判刘的大会时，还是剧团党支部书记杨隆志主持，时间不久，烈火已烧到“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身上，户县人民剧团过去上演的现代剧均被批为“歪曲阶级斗争、丑化人民形象”而大加挞伐。杨隆志被批斗的异常惨烈，走投无路，只得投井自杀，成为户县文革开始被批斗致死的第一人。
却说那户县剧团团长王德普酷爱书法，在1965年书写毛泽东诗词时，要写“恭录毛泽东主席诗词”，谁知他粗心大意，在毛泽下面少一东字，自己并未发现，也被人揭发出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揪斗、批判、戴牌游街示众，后还赶回农村，靠在火车站扛包、拉煤生活，直至1979年才获平反，这是后话。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被毛泽东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造反大字报，紧接着，中央改组了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撤销了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之职。中央这两个来势迅猛的决定，很快引发了全国各地的造反行动。
1966年6月，西安地区，西安交通大学（以下简称交大）学生首先造反，数日之内在校内贴出数万张大字报，锋芒直指校党委书记彭康。6月6日，交大学生又在省委静坐，反对省委向学校派驻工作组，并要求省委承认和检讨这一错误，由此掀起西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很快波及到郊县。
6月初，交大等院校学生来户县一中“煸风点火”。6月中旬，一中青年政治教师邢振宏为首的高二级部分师生贴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字报，矛头对准校领导。这是户县文化大革命第一张有影响的大字报。此后几天，一中高中部学生纷纷在校园张贴大字报。当时正在省教师进修学院学习的二中语文教师邓振旅受西安交大学生的影响，回校贴出了把矛头对准该校领导的《评我校八怪》的大字报，二中高中部学生要求住在县城，同一中学生联合闹革命，县委只好给二中安装电话，便利让二中学生同一中学生及时通讯联络。

正是：
血火弥天举国狂，九州底事演荒唐。
城乡造反十年乱，朝野夺权百业伤
冤案广罗牢有限，神坛高筑寿无疆。
尧民既醒南柯梦，史鉴昭然幸勿忘。（ 波月诗社社长，诗人李谟高文革诗）
且看下回。



文革中户县被批斗的第一人——刘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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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 路线反动转移方向学界集训教师蒙冤

风云乍起领导烂额雷暴骤至党委焦头

词云：
运动汹汹凶几度。牛鬼蛇神，又揪出无数。台上挂牌批斗处。吼声伴有拳头舞。斗争无情当日暮。苦戏连朝，哀曲何时住。忍辱噙悲不敢语。低头押向牛棚去。李谟高 参加批斗会志感

怎样开展文化大革命，云山雾罩。那西北局已是混乱不堪，焦头烂额。第一书记刘澜涛还想像一如当年反右一样，以党委领导运动，认为文化大革命应首先向文化教育界开刀，向中央呈送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中央领袖毛泽东此时正在南方“踏芳枝”，暗中筹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把戏，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主席依照历次政治运动的传统办法，同意了西北局的部署。
西北局的《部署》逐级下达。户县自然也作出了暑假期间举办中小学教师集训会的安排。在县委领导下，由副书记曹文青挂帅，组成由组织、宣传、检察、文教等部门领导的教师集训会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主任由一名领导小组成员担任。并抽调相当于参加集训会教师总数三十分之一的“左派干部”为工作人员。
集训会从7月24日报到，参加集训的教师，报到时为1960多人，连同农村积极分子、学生代表共2200多人。分住在一中、文庙、八中（今南关中学）、北小、西小共五处，吃饭分一中、文庙、八中三处。与会人员自带铺盖、碗筷及生活用品。为了保证会议意图的实现，县委抽调69人（后来增加到百人左右），其中部长、局长、公社书记、社长40多人，分派到各组担任工作组组长。实行封闭集训，格外强调纪律：无特殊情况一律不准请假，实行门禁和出入证制度；会内情况一律不许外传，不允许会客；县公安局派人设治安组，一片森严恐怖气氛。
8月14日晚，户县一中300多名高中学生冲击集训会，并到县委请愿，其口号中有一条是“废除教师集训会的门禁制度”。集训会有几名教师支持一中学生的行动，被一些教师视为现行反革命，上水泥制的乒乓球台上进行批斗。另一些教师多次围着一中学生进行辩论。直到8月17日，县委表态：一中学生的行动是革命的；集训会中，参加一中学生行动的教师是革命的，没参加的也是革命的。这场风波才渐趋平息。集训会的进程照常进行。
集训会对所谓四类教师作为敌我矛盾，大小会轮番斗争。斗争形式残酷之至，有逼供，有诈供，有无中生有，有无限上纲，有体罚打人，多以污蔑不实之词及种种罪名强加于被批判、被斗争的受害者。
在集训会上，有的人因家庭成分和历史问题，被一些人多方牵强附会联系他们的某些问题，刻意上线上纲进行批斗，每次批斗都逼供，不是拳打，就是脚踢，或揪掉一撮头发，或被打倒在地，一时爬也爬不起来，被摧残身心的现象不止一例。天桥公社某教师因批斗挨打受不了，给胸口钉钉子以求自尽。某中学揪出领导和教师十多人，被学生代表责令排成队，一个一个使劲打耳光，并训斥，“你们必须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交代问题，不准乱说乱动！”把他们当成囚徒，任意凌辱。
集训会的主题本该是解决政治方面的问题，但解决男女关系竟成了突出的问题，也可能因为这是最能整人的，或者说有些人对这类事感兴趣。庞光公社某校一女教师，有个5岁的女孩，长的机灵秀丽，教师们都喜欢逗她玩。有位男教师逗小女孩说：“给你买个公鸡灯能叫鸣，买个母鸡灯能下蛋。”小孩高兴的跳起来，喊道：“给我买个公鸡灯，再买个母鸡灯。”该男教师笑着说：“那你得把我叫干爸爸。”在集训会上，有人提出质疑，接着就审问、批斗，没事成了有事，搞得男女教师灰溜溜。涝店公社领导小组成员中有人怀疑一男教师和女教师有暧昧关系，男教师在批斗会上一直申诉没有哪回事。几经批斗，搞不出问题来，有人就暗地里做手脚，对女教师说：“你是个民办教师，把问题交代出来，说明你反悔自新，要求进步，当即可以把你转为公办教师。”经再三诱骗，该女教师出自私心杂念，违心地说：“有那么一回事。”会上，竟有人用鞋掌打得那个男教师鼻青眼肿，直至屈打成招，划为“四类”。这类问题比较严重的是说男教师奸污女学生。集训会给县公安局送了15个要求逮捕的教师材料，治安股负责人在审查这些材料时发现不少疑点、后经复查，只有一个材料够立案条件，其余的不是证据不足，就是查无实据，便将这些材料退回。这里举一事例，有一份材料中说，大王公社某小学一男教师奸污了五、六个女学生，其作案过程几乎完全一样，都是在操场边该教师的房子，时间都是课外活动，作案都是在椅子上。材料的调查人事先捏好作案过程，先诱供学生，威吓学生按他们说的过程证明。然后，诈供教师，“学生都检举出你是怎样怎样作案的，你还顽抗吗？”教师坚决不承认，于是采取车轮战、疲劳战整教师。教师只好按他们的要求暂先承认。事后，教师、学生都翻供了。有人问教师为啥要承认？教师答：“折磨的我受不了了！”学生说：“那些话，都是调查的老师说的。我不按指印，就要开除我。这是老师害老师呢！”
在集训会极左思潮的惊涛骇浪中，多数教师除了心有疑悸外，对极左分子作贱教师是有看法的。如批斗大会上，除少数过激分子声色俱厉，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污蔑陷害被批斗的教师外，多数教师沉默寡言，或在小会上顺口溜上几句，或当会不说，背后却窃窃私语，消极抵制，被批斗者多逆来顺受，但也有顶风反驳的人。如当时县文教卫生局局长陈宗仁在集训会开始后，有人指责说：“咱县文化教育上的问题都是陈宗仁造成的。”陈反驳说：“文化教育上的大问题是什么？是政策问题？还是路线问题？如果有这么几个重大问题，我负全责。”“在我工作范围内，凡属行政工作上的大事，我都请示了县长。”一些人从陈宗仁工作上找不出什么大问题，只好给陈扣大帽子，“你是漏划了的右派分子！”并把陈的一些鸡蒜皮小事无限上纲，进行小会、大会批斗。在批斗会上，陈宗仁该反驳的反驳，不想反驳了就不屑一顾，弄得批斗的人很没趣。一次，大会批斗陈时，有几个人拉扯厮打，陈宗仁挣扎反驳说：“你们只能触及我的皮肉，侮辱我的人格，但我的灵魂是纯洁的。”
集训会进行得如火如荼，外面的世界已是风狂雨骤。8月14日至16日，西安交通大学等院校的一些红卫兵以否定有人在街上贴出的“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两个标语口号为中心内容而与一些工人、干部辩论、冲突，为造声势，鼓动一些大中学校5万多红卫兵在陕西省委机关附近静坐示威。并在静坐现场召开“声讨省委黑帮大会”，向省委提出“八点最最强烈的要求”。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领导干部被迫到静坐现场承认 “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才使静坐收场。静坐事件之后，红卫兵动乱更加剧烈。
在此影响下，。户县一中、二中学生首先成立了红卫兵，他们高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号，成为户县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他们还纷纷去西安、咸阳进行串连，到各高等院校观看大字报，学习“革命经验”，还同西安的学生“革命组织”取得联系。8月14日晚8时许，一中300多名高中学生集体上街到县委请愿，要求县委立即废除教师集训会门禁制度，允许学生出外串连，让贫下中农进校参观大字报。并指出陕西省委和西北局“问题”很大。有些学生当场烧毁集训会出入证。学生们高呼:“砸碎门禁制度！”“我们要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我们要造反！”“打倒当权派！”等口号。县委立即电话请示省文革办公室，对学生提出的四条要求作了较满意的答复。之后，学生们又分成三路，分别到集训会另外三个住处（西街小学、北街小学、文庙）进行宣讲，并一路继续高呼造反口号。遭到集训会许多教师的反对和谴责，双方展开激烈辩论。有些教师围住学生录口供令其画押，直到第二天凌晨三时许才收场。
8月15日，县委根据省委批示，成立县接待办公室，并在县城东街、余下、涝店设立接待站，接待外地串连过往学生。但又指示集训会，停止集训，集训会教师向一中学生“8·14”造反行动进行反击，2—3天内，贴出三千多张大字报，声讨学生们的举动是“闹事”，是“反革命暴乱”，是“300名暴徒”。与此同时，城关公社连丰、西郊两个生产大队的干部群众100多人手持大字报高呼口号，进入一中校园声讨学生们的造反举动。期间，曾形成了教师和农民斗学生的局面，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学生的狂热行动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愈烧愈炽。17日下午，县委常委会被迫用大字报形式向一中学生明确表态：“8·14“行动是革命的行动；学生们要求县委答复四条要求不是反对县委更不是反党。县委副书记曹文青、白炳伟还向集训会教师和城郊农民作了解释，劝阻他们不要围斗学生。
此时，民众哪知此次运动是彻底撇开党委，在西安交大等院校师生连续“炮轰”省委和西北局的形势下，8月中旬，西安地区数十万干部和工人连续多日走上街头，敲锣打鼓，高举标语，高呼“坚信西北局是正确的！”“坚信陕西省委是正确的！”等口号，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回击交大等院校学生的造反行动。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和检阅了百万红卫兵革命小将，表示对红卫兵运动的坚决支持。此热烈场面被拍成电影在全国公映，各地红卫兵都想去北京接受毛泽东检阅。9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规定从本月6日起，各地所有大学生和高中、中专学生代表（每10人选一名代表）分批分次赴京“参观首都文化大革命”。
伟人明里煽风，中央文革暗中点火，可怜那省委的大员们还在鼓里梦中，多般挣扎，陕西省委9月初借传达中央两个指示之机鼓弄出了一个“两坚信”的所谓“理解”，层层传达，其主旨为：
坚信西北局是正确的。
坚信陕西省委是正确的。
说西北局、陕西省委是黑帮是错误的。西北局不是黑帮，陕西省委不是黑帮，但有黑帮分子，例如赵守一就是黑帮分子。
赵守一等黑帮分子是以霍士廉同志为首的省委挖出来的。
赵守一是陕西一切黑帮的总后台……
这个“理解”用意其实很清楚，那就是说，陕西再没有黑帮了，学生们不要再闹了。用学生们的话来说，就是企图转移斗争大方向。
户县县委9月9日在剧院向干部和学生传达省委提出的 “双坚信”口号，当场遭到户县一中学生的强烈反对，当场要求说明这个“理解”是谁的理解，要求代县长何勤如交出讲话稿。翌日，县城贴满“坚信”和“反坚信”的大字报，学生和工农群众进行激烈辩论，县城秩序混乱。这种大辩论先是在县城街道，后又波及到农村，由此在社会上亦出现“保守”和“造反”两种观点。
在学生的不断冲击下，“两坚信”只得掩旗休鼓，教师集训会也只得于9月24日混乱中结束。但在教师集训会期间，仍先后有454名学校领导和教师受到错误批判，其中98人遭到斗争，47人被开除公职，29人被迫退职，59人被撤职、免职。
自此，红卫兵运动很快波及到全县各中学。学生们都停课闹革命，纷纷到机关和农村宣传“16条”，宣传造反，在全县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一中的学生首先上街砸毁了久负盛名的户县老字号药店——县城东街的谢家店。在破“四旧”运动中，全县的文物古迹遭严重毁坏。享有中国“全真圣地”盛名的祖庵重阳宫，其内宏伟的建筑老君庙被拆除，中国道教全真派祖师王重阳之墓被掘，其石棺被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化羊庙原有的130间庙殿建筑群，被拆除后仅存19间。甘峪口望仙坪数百尊千姿百态的精致浮雕被毁之贻尽。地处庞光镇焦将村南、据传为宋朝焦赞、孟良陵墓的两座高大的土冢被铲平。全县各地大小寺庙里的佛像多被毁，古碑被砸，村里的祠堂多做生产大队办公之用，其内古装饰物被毁。红卫兵和造反群众还焚烧旧书旧画，查封古戏箱，禁演古装戏，取消婚丧仪式，同时将带有“封资修色彩”的村名、街名甚至人名改换为具有“革命色彩”的名字，如“东升”、“东红”、“红卫”、“卫兵”、“卫彪”等等。
10月5日，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根据林彪建议取消军事院校由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的指示。10月9日至28日，林彪和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大肆批判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后，西安地区的军事院校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斗“走资派”、“叛徒”、“特务”的狂潮，到10月中下旬，全省到处是批斗“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抓“叛徒”、“反革命”的场面。不断举行几万人、十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批斗大会和游行。西安市与全省各地、县以至全国来的红卫兵、造反派相互串联，到处煽风点火，冲击党政机关，揪斗党政干部以及科技教育、文艺、文化部门的专家、学者、教师，哄抢档案资料，破坏文物古迹。“火烧西北局”、“炮轰陕西省委”的口号此起彼伏。红卫兵与干部、工农群众不同派别、组织之间因不同观点、利益和矛盾，不断地相互攻击、斗争。到1966年12月底、1967年1月初，西安地区造反派组织挤垮了保护支持党政领导的所谓保守组织。此后，得势的造反派组织内部又发生分化和斗争。这种分化和斗争的波及，造成了全省各地、县造反派组织之间的对立，助长和激化了动乱局面。在动乱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全省各级党政机关难以进行正常工作，逐渐趋于瘫痪。到12月底，完全陷于瘫痪，全省各级党政机关都被冲垮，党员的组织生活也被迫停止。西北局、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干部刘澜涛、霍士廉、赵守一、李启明等被诬蔑为“叛徒”、“走资派”收到揪斗批判，全省各级党政组织和事、企业单位的领导干部，绝大部分都被诬蔑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同样受到揪斗和批判，有的被打致伤、致残、致死。
1966年12月，各级党委领导风雨飘摇，无可奈何，不知所措。户县领导在学生的不断冲击下，焦头烂额，忙于应付，7日，在全国各地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中，中共户县县委召开群众大会，某领导代表县委作了“关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检讨”，承认“教师集训会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大表现”。至此，属于刘、邓体系自上而下的教师集训会宣告最终破产，被红卫兵诟病的所谓“企图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图谋也终于失败，各级党委逐渐瘫痪，各级领导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正是：
神州火似荼，炼狱论何足。义举惊庸世，寄文愧烂书。
山河添豪壮，风雨更歌哭。唯念诸伯仲，时发一短呼。
（《出身论》作者遇罗克诗）
集训会被批斗教师命运及县委领导命运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tuffy05

第三回大串联引来新局面 大夺权打破旧格局
革命组织纷纷登场 领导干部个个被批

诗云：

组织纷如云， 派别一何多。

派别纷总总， 派性相诋摩。

都云卫领袖， 相峙示干戈。

都云拥中央， 骂阵互斥呵。

百姓生此世， 难解其中讹。

苟沾派性边， 刹时便着魔。

一家分几派， 观点各偏颇。

当其辩论际， 舌战奋吹螺。

父子不相认， 夫妻大失和。

大讲斗争性， 高唱革命歌。

实则窝里斗， 革命义云何。

哀哉我同胞， 光阴浪掷梭。

此诗乃文人殷明辉《文革杂咏》内一诗，真实反映了1966年9月到1967年初的混乱景象。

那户县县委在形势逼迫下，12月7日，召开了有一中、二中师生参加的群众大会，县委副书记、代县长何勤如代表县委向师生作检讨，公开承认向一中、二中派工作组和举办教师集训会“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大表现”，并将检讨材料印发给事企业单位和农村社队。12月18日，根据中央10月5日的《紧急批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县委成立了以何勤如为主任的平反委员会，宣布集训会后期调动的教师，一律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所提升的领导宣布无效，受处分应平反的予以平反；集训会整理教师的材料，应烧毁的烧毁或退本人；处理错了的教师平反后补发工资；集训会处理的民办教师平反工作由所在公社和办学单位负责，烧毁了集训会给被害教师整理得黑材料。至此，教师被整总算被翻过一页，那上上下下各级党委企图“转移革命斗争大方向”的图谋得到最终失败。那在各级领导位子上的长子号官僚，个个狼狈不堪，陆续被关进“牛棚”，勒令交待问题，接受批判。
到了1966年12月后，全国又兴起徒步到革命胜地串连的热潮，有“南下韶山，北到延安”之口号。户县一中、二中及各初中的部分学生穿着“红卫服”，挎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挎包，徒步赴延安，有的还去了韶山。一些没有出外串连的学生，听说中央来年春还安排一次大串连，便等着春暖花开后走游天南海北见见世面。1967年3月下旬，中央却发出[67]106号文件，要求停止全国大串连，并取消原定1967年春的大串连，至此，各地及我县学生的大串连停止。大串连使学生们见识了北京、上海等外地“文化大革命”的世面，回县后批斗当权派的火力更猛了。
1967年1月3日，户县一中、二中以及全县各初中在县体育场召开有三万人参加的批斗何勤如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可怜那何勤如在6月份才被任命为代县长，还未及行政，即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此后，由学生发起的全县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达7次，参加大会人数达20多万人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学生们和造反的机关干部“踢开党委闹革命”，各级党组织遂陷入被动地位，以至于瘫痪。
文革初期，根据“16条”精神，户县一中、二中在工作组的主待下都成立了本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文革会），文革会以学生为主，统一领导学生闹革命。后来学生们要求撤销了工作组后，根据不同的政治观点各自成立了自己的“革命群众组织”，自行发号施令。一中最早成立了“户县一中革命造反派临时代表委员会”，简称“一中临”。1966年12月，一中学生大串连返校后，批判校长杨瑞安的火力更猛了，翌年元月抢去校印，宣称夺权成功。夺了权的学生另立山头，成立了“户县一中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一中造”，约有半数多学生加入到“一中造”。“一中临”住校南院，“一中造”住校北院，形成两个对立的“革命群众组织”，各自架起高音喇叭，互相攻击，指责对方是“保皇派”，宣称自己是“革命造反派”，对学校领导的态度则表现为“你批我保，你保我批”。在一中两大派别的旗帜下，还成立了以毛泽东诗词命名的小的“革命组织”，如“指点江山”战团、“革命造反队”“从头越战团”、“劲松战队”等，分别受两大派统领。

户县二中也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文革会”）和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两大派组织，后来又分化出韶山公社等革命群众组织。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已经波及到各机关单位、事企业，县百货公司、印刷厂、烟酒公司、商业局、供销社、食品公司、肉食加工厂、食品站、工商局、粮食局、文教局、广播站、县工会等单位都成立了先是一派后分裂为两对立派的“革命群众组织”。1966年12月18日、19日，县人委机关干部相继成立了“12·18”红旗战斗队，“12·19红旗战斗队”，还有“红色暴动队”、“战斗兵团”、“红色造反队”、“前哨战斗队”、“抓革命促生产战斗队”等11个“革命群众组织”，并且控制了各部、局的权力。这11个“革命群众组织”又联合成立了“联合造反司令部”，简称“联指”。后来受西安两大派“工总”和“工联”的影响，“联指”又分裂成“红联”和“筹委”两派。县委机关的“革命群众组织”“造反委员会”（简称“造委”）也发生分化，一部分人退出“造委”，成立了新的“造委”，原来的“造委”改名“原造”。户县地区的各“革命群众组织”都根据本派的“观点”和同派联盟，在社会上联合行动，也常去西安支持和参加“工总”和“工联”的造反行动。一时各色头头如过江之鲫，有称“司令”者，有称“总指挥”者，有称“战斗队队长”者，真个是一个个你方唱罢我登场。那批斗的对象已不限于县委、县政府领导，各部局的头头这时也遭到灭顶之灾，个个被冠以“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被揪出批斗，个个头戴高帽，颈挂大牌，游街示众。每天敲锣打鼓，跟着一串“牛鬼蛇神”，蔚为大观。
受县城文化大革命直接影响，县城东街、西街、北街等生产大队最先成立文革会，后又分裂成两对立派。1966年底户县农村文化大革命全面兴起后，各生产大队纷纷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生产大队干部“靠边站”后，这些文革会和文革小组成为农村的临时领导班子。后来，一些大队的文革会由于“观点”发生分歧，又分化为两个对立派。庞光公社焦东大队对峙的“东派”和“西派”，派仗持续了三、四年之久，都在对立派里揪“坏人”，全村每个人都必须表态“站队”，持相反观点的个别人被视为异已分子在本队无法劳动和生活了。户县在1967年春出现了对外宣称为全县性或地区性的农民“革命组织”，如“户县农总司”、“户县农总会”、“余下农造司”等。
1967年1月，以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司令王洪文）为首的32个造反组织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遂向32个“革命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贺电称这一事件“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战斗任务，就是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组织夺取并执掌上海党政大权，时称这一事件为“一月风暴”。
在“一月风暴”的鼓燥下，全国各地刮起了夺权的风潮。户县的夺权先由户县一中开始。元月
日，一中“造委”批斗校长杨瑞安并令其交出校印，杨未从，“造委”便于当晚抢走校印。翌日，“造委”宣布夺权成功。随后，县城各单位纷纷夺权。县委、县人委及多数职能部门已经被“革命群众组织”控制。县委书记安生高、代县长何勤如、副书记曹文清，分别被打成“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叛徒”，他们一方面要“规规矩矩”接受群众批斗，一方面在造反派监管下，按照造反派的旨意以县委名义签发一些文件，成为造反派的傀儡。在这期间，很多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报送来撤销本单位当权派职务的材料，被胁迫着的县委几名主要领导只能按造反派的决议在材料上签上“同意”二字，然后便以县委名义发文件，撤了这些当权派的职。当时，户县一中、二中、八中、玻璃厂、水电局等单位的11名主要领导，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以县委名义撤销了职务。造反组织还要求县委对他们的各种造反行动包括打砸抢事件表态支持，被胁迫的县委领导在无奈之境便作出支持的决议。这种被监管胁迫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军队介入户县“文化大革命”。县委、县人委各部、局、委、办的负责人“靠边站”后，其行政职权便分别由11个“革命群众组织”执掌。1966年底至1967年初，户县的党政大权在事实上已被各“革命群众组织”掌握。上海“一月风暴”使得刚刚掌握户县党政大权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们更加理直气壮更加合法化了。1967年元月30日，县公安局机关成立了“人民公安战斗队”，批判了以局长傅鸿儒为首的局党组后，由“人民公安战斗队”夺权后组成公安局临时领导班子。紧接着，县法院、检察院机关成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战斗队”，夺取了法院和检察院的一切权力。各公社也纷纷被当地“革命群众组织”或公社“捍卫军”战团夺了权，全县79名公社正副领导，有58人被夺权后“靠边站”。全县各事企业单位及学校的权力几乎都被“革命组织”执掌。之后，农村生产大队的干部多被批斗“靠边站”，由各大队“革命群众组织”掌权。
有些单位属一派夺权，对立派不服，又发生你争我夺的反夺权。有极少数造反派夺了本单位的权，却不懂业务，胡乱发号施令，群众不照办，无奈之下，这些造反派又将印鉴交给原领导。一些单位表面上没有夺权，但这些单位的领导在“革命组织”的监控下工作，有名无实。还有个别单位领导一看夺权“大势所趋”，早早将权交给“革命组织”。
“一月风暴”后，绝大多数党政领导都被夺权“靠边站”，掌了权的“革命群众组织”对“当权派”的斗争更加合法化了。其斗争形式也由开始时的大字报、大揭发，发展为大会批斗，游街示众，不少“当权派”还被关押遭受肉体折磨。全县从县委书记到部、局、社、镇领导、中小学校长、生产大队的支部书记、大队长，多被冠以“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变色龙”、“小爬虫”、“叛徒”、“特务”、“假党员”等等各种罪名，接受群众的批斗。
揪斗各级领导期间，县城内外的口号是“上打刘、邓、陶，下打安、何、曹！”（陶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县委几名主要领导随意被各“革命组织”拉去批斗，有些“革命组织”怕“揪不到手”，常于黎明时分就将这几名领导抢去。“革命群众组织”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批斗方式五花八门，有头戴高帽身披羊皮游街，双手提铜锣，边走边敲，边敲边喊：“我是披着羊皮的狼”；有在批斗会上被罚跪，跪铡礅，跪炭渣，跪玻璃渣；有的头顶打字机，脖子上挂一块几十斤重的大黑板；有的被剃成光头抹成黑脸；有的被双臂反剪腰弯90度头抵地面（名曰“喷气式”）。批斗气氛十分骇人，常有“油炸×××！”、“火烧×××！”“热蒸×××！”、“×××不投降，就叫他死亡！”“将×××打倒，再踏上一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口号助威，不少领导干部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却说这些被批的部局、社队领导干部长期在基层工作，直接面对群众，所处理的事情都非常具体，难免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有的人在文革初期已经调离，到一新单位，因人生事疏，虽经触及灵魂的批斗，但受辱较轻；一些基层领导长期粗暴简单，积怨甚多，且未及时调离，此时便倒了大霉，不但要经受轮番批斗，触及灵魂，而且要受皮肉之苦。祖庵公社书记魏某某长期在此工作，就受到极为难捱的批斗，群众在揪斗他时，就给他挂上“魏阎王”的大牌。一篇批判他题为《拨开罪魁祸首魏某某的五脏六肺》的大字报在罗列了他的好多“罪状”之后，这样写道：
魏某某是祖庵地区一株货真价实的党内走资派，是个彻头彻尾的封建地主阶级分子，是隐藏在革命阵营的一颗定时炸弹！不清除这个大隐患，有朝一日，革命人民就要遭殃，革命先烈的鲜血就要白流！贫下中农、革命群众的人头就要落地，中国就要变颜色，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呀！
极力夸大，强力煽动，是那时批斗会的特色！
石井公社书记芦某某，在大跃进时代，曾说过“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1959年反右倾时曾被戴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后甄别取消，此时又成了他被批判的把柄，对他反复批斗。
县人委总支书记段某某由于的所处的特殊地位，受到严厉的批判，指斥他：
9月中旬，正当人委机关无产阶级大革命运动进入高潮之际，身为总支书记的段某却费九牛二虎之力，又时幕前，有时幕后，简直忙得不亦乐乎！划框框，定调调，耍阴谋，放暗箭，扼杀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不仅如此，更阴险更毒辣的是，还以党总支的名义，组织人委机关所有干部密谋策划，有条不紊，充分发动，全力以赴地围斗学生，几乎造成白色恐怖。在段某某的密策下，人委总支成立了材料组、文印组、张贴组，有计划、有部署的向革命学生围攻，把矛头直接指向革命学生。现在我们觉悟了！要革命！要造反！要揭发！要批判！要斗争！要坚决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
在批段某某时，将其曾在旧政权时的公路和水利机关任职的事也抖搂出来，对他猛烈批斗！
县税务局田某某，商南县人，身世坎坷复杂，1939年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1945年被我部队解放入伍，曾任营长、团长。解放后曾先后在宝鸡第二荣院、华阴荣院、华阴文化补习学校任大队长、校长等职，1956年调户县工作，曾任县服务局、商业局、税务局局长，此时遭到灭顶之灾，税务机关造反群众成立了“专打田XX战斗队”。他被打成“假红军”、“假团长”、“假党员”、“假残废”，被批斗后下放到农村劳动。
在最基层的大队，支部书记及大队长，几乎个个都被批斗。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口号虽然冠冕，动机却未必堂皇，许多都是挟私怀忿，借机报复。一些农村大队干部被批斗的十分残酷，在触及灵魂的时候，也都曾被触及皮肉，痛苦不堪！玉蝉公社孙家卫大队书记杨某某被批斗时多次遭到殴打，后还被补订为地主成份，戴上帽子，成了阶级敌人，被打得更为厉害，造反派用竹竿在其背上猛抽，以致其背血迹斑斑，竹竿也被打成竹片。被打干部此时有极复杂的心理，既有极其反感之念，又有不知所措之感，有的人甚至含恨轻生，秦三大队书记薛某某就难忍羞辱，含愤自杀！祖庵公社祖南大队书记张生春，为人正直，刚直不阿，被轮番批斗、凌辱后，气愤难当，半夜起床寻到一把斧头，在世上磨起来，准备与造反派拼个你死我活，幸被其子发现阻止，才避免一场惨祸。

一篇墙报起中央，烈火干柴势不当。
妖魅几邦齐出洞，军民七亿共勤王。
夺权标语遮天地，造反歌声震斗罡。
公检法司锤砸碎，室中猫去鼠猖狂。
欲知动乱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tuffy05

第四回 镇压学生运动 县长罪魁祸首
翻腾历史问题 何公雨骤风狂

词云：
满树桃花红烂漫，一阵狂风，吹掉一大半。落地残红何足羡，且待来年看新瓣。
人间变化千千万，升降起落，犹如急流泛。天翻地覆大转变，英雄转瞬成坏蛋。

却说此诗乃黄克诚大将１９６７年１月，从太原押至北京，辗转于数间牢房，4月仲春，看见窗外一株观赏桃树上开满了桃花，花红似火，灿若云霞，但不久即为狂风所袭，零落不堪。有感而作。外界正是夺权高涨之时，猛过狂风。
却说大夺权之后，户县部局、社队的大大小领导均在被批斗之列，那县级领导众目所望，自然更是劫数难逃，街头到处张贴着“打倒安何曹”的大幅标语，安者，县委书记安生高也。何者，4月份才任代县长的何勤如也。曹者，县委副书记曹文青也。安生高后来被结合，街头大幅标语又成了“打倒何曹张”，组织部长张克仁被补了进来。标语虽如此写三个人，其实县委、县人委领导均被扣以“黑帮分子”帽子，在批斗、打倒之列，被囚禁在县委大院内专设的牛棚中，每天接受来自全县大大小的革命组织的批斗。
这些“黑帮分子”有专政队专门看管，那专政队队长名叫崔某某者，乃本县人氏，曾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在上甘岭战役中，英勇受伤，留下了多个光荣印记，转业后曾在户县造纸厂工作。此时的崔，已昏了头脑，对这些领导干部，似乎还是他在上甘岭遇到的敌人，憎恨不已，时以拳脚相加，动辄进行肉体处罚，给这些老干留下了难忘而痛苦的记忆…… 1966年4月，县委书记安生高去咸阳参加点上社教，户县党务、政务，自此由县长何勤如主持，何此年43岁，正想大展抱负，未料狂风来袭，被夺权之后，被批判最多的就是此公。
何勤如，本县玉蝉公社曲抱村人。解放后参加工作，曾先后当过干事、区委书记、农工部长、副县长等职，1965年6月，才担任户县代县长。他在文革初期的所有行迹，均遭到严酷批判。一波又一波的革命组织对他进行批斗，反复讨伐他镇压学生革命行动：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何勤如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的罪行，便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极力转移斗争目标，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1966年6月某日给他的保皇干将下令通知，召开紧急会议，在户县剧院做“紧急报告”。按照他的主子的指示，向与会同志说：“中学生高文化革命，只停文史课、政治课，其它课照上。”千方百计限制广大群众起来闹革命。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明确指出，中学以上学校，放假闹革命。而何竟然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叫一部分学生上课，很明显是在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对抗文化大革命。6月8日至9日，户一中革命师生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毛天才（支部书记）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而负责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何老爷怕革命小将将火烧到自己身上，于10日中午，派他的忠实走狗某某召开紧急会议，给一中学生所谓“指方向”，大喊大叫，学校要加强党的领导，搞文化革命，你们没有经验。叫喊什么“全国第一”、“本单位第二”等论调。激起了全体同学的极大愤怒，纷纷写大字报，要他们从一中滚出去。何的阴谋未能得逞，气炸肝胆，便气势冲冲地带领教师集训会五—六百名兵将于镇压革命师生的刽子手（原公安局长）付鸿儒，身佩短枪，杀气腾腾，闯入一中南院食堂，将三百多名革命小将团团围住，前后大门严禁封闭，不准随便出入。何勤如急急忙忙跳到扩音机前，指着同学大喊大叫：“在哪里找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就是！”当场有人提出，要求撤毛天才等的职，罢他们的官，而何厉声喊道：“老实警告你们，撤不成！某某讲了几句话，你们要轰要撤职，我今天晚上讲了话，你们要轰，要撤我的职！明天毛主席来你们也轰？！你们不要嚣张！我来就是给你们泼冷水的！反对党支部就是反党！……你们年轻轻的当了小右派，看你们以后怎样生活！”此后何勤如编织忠实走卒到各教室、宿舍，搜查大字报，将大部分大字报抢去，一部分当场扯坏。何勤如这个混蛋还不甘心死亡，抽调二中反党分子白德全、牛鬼蛇神杜荣华（已定性）及其他干部共30多人，组成工作组，前往一中镇压学生运动。组长白德全对学生说：“我们来就是来整你们的！”保皇干将李某某说：“昨天晚上谁敢轰何县长，当时就把谁绳了！”在此期间，一部分革命师生被开除出资料室、广播室，有的同学被迫写出检讨承认错误。并吓唬学生说：“以后向外贴大字报，必须经过审查，才能张贴。”何勤如这个混蛋，还叫工作组给革命师生整料很多黑材料，当军委紧急指示下达后，何还以对抗的手段，迟迟不交，准备秋后算账，妄图把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压下去！ 7月24日，何勤如又玩弄新的花招，颠倒是非，转移斗争目标，把户县中、小学教师及耕读教师、农村青年共达两千多人，集中到县城，美其名曰“教师集训会”。一开始，就指派他的爪牙纠集各校当权派，将所有教师划为一、二、三、四类，斗争锋芒指向群众。集训期间，严密封锁消息，制定门禁制度，与会人员持出入证进出。还规定不许外人看大字报，不准给外人交谈情况，会议内容不准泄漏，不准给别人写信告诉内部消息等。直至结束，仅两月之余，将近百名教师打成了“反革命”、“牛鬼蛇神”等等，有的被开除回家，有的叫本校监督改造，有的同志被气的精神失常。8月14日300多名革命小将点起了暴风骤雨的革命烈火，到了县委，高喊“砸碎门禁制度！”“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当场烧毁了出入证。这时，以何勤如为首的一伙家伙，在革命小将面前，吓得发抖，怕得要死，立即指示黑参谋某某给县公安局、各派出所打紧急电话，要整装上阵，准备进行血腥镇压。何的忠实干将、杀人不见血的侩子手—付鸿儒便遣兵调将，对学生大轰大闹，被轰者达30多人，被围斗和拉打的达20多人，时达7小时，这就是何勤如一手策划下的又一滔天罪行！ “革命组织”还揭发：何勤如这个罪魁，在文化大革命中，实行了种种阴谋诡计，利用金钱引诱、物资收买的手段，腐蚀革命群众斗争意志，，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黑线，不顾原则，破坏国家财政、金融政策，大搞经济主义，转移斗争目标，企图把毛主席亲自点燃的胡恩古恩格列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向邪路。截至元月15日的不完全统计，以何勤如为首的户县县委及何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任意批钱、批物，计有二十二万零六百五十五元。其中经费补助等九万一千五百三十五元；教师集训会后，开支工资一万三千多元；县级一个单位五个干部一次出外，发给串联费两千元；各种物资折价二万九千一百二十元；一次购塑料床单、裤带等价值七百六十余元；粮食三千余斤；大小工具四百五十余件。何勤如利用职权，大肆挥霍浪费人民财产到了何种地步，直接影响了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
各个“革命组织”还对何勤如指示围斗学生的所谓“半个城事件”、“电厂事件”，还有在剧院传达“两个理解”以及“大搞经济主义”的“罪恶活动”，抓住不放，对他轮番批斗。随着对他批斗的深入，他历史上更多的“罪恶”被大量地揭发出来。有揭发说：1948年6月，伪户县中统特务头子、伪县参议长、私立农业专科学校校长陈昆山（已处决）为了发展反动势力，曾指示专科学校学生东克信、申伯俊在该校成立反动组织“中国青年党”，何积极参加这一反动组织，并参加了这一组织的成立、选举大会和交纳党费等活动。另一揭发说：1949年5月，关中、西安临近解放，特务头子陈昆山为了对抗解放，保护狗命，欺骗并组织学生成立了“反共自卫队”，何勤如参加了这一组织，并跟随大队潜逃一天。
这两个揭发，是何勤如受到很大打击，组织对此进行了长期的调查，待调查结束，何公青春已不复在。还有人揭发何勤如还有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行”：
早在1956年合作化运动高潮中，何迎合了阶级敌人的需要，假借“农民之口”，污蔑攻击合作化运动，说什么：“在缺粮社和缺粮户中，普遍反映“有的哭，有的熬煎，”，“劳强的再做也是210—230个工，劳弱的收入少的叫喊没办法，部分五保户谈起社来都暗地流眼泪，缺劳而收入特少的干部家庭哭哭啼啼，叫喊“社富社员穷，高级社，天不容！”“一霎时，觉悟低，失了家产，为工分，把人的心血劳干！！”并对干部张某某说：“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 1959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7月何勤如在东街食堂借一次群众吃饭之机，对张某某说：“国家粮食任务这样大，把群众口粮都拿回来了！不顾群众生活！公社有优越性？弄得群众没啥吃，优越性在哪里呢？我们年年说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形势是大好的，现在这个样子，这叫人给群众怎么个讲法？” 三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国内外阶级敌人遥相呼应，农村刮起了一股单干妖风。1961年9月何勤如向在省党校工作的山某说：“你在省党校研究来没有？核算单位下放了，人民公社还有‘一大二公’没有？”山某回答说：“有。”何便说：“有球呢！社队都划小了！还有啥呢？” 1962年4月，常委会研究《社员生活安排及意见的报告》中指出：“高利贷在石井、庞光等地发生。有些借人一斗粮，夏收后还斗二升、斗三升小麦，甚至更多，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注意！”何勤如却说：“借一斗粮，夏收后还斗二升不算高利贷！。”直至1966年春，还向干部赵某某说：“信用社存钱都有利息，加二合子有什么要紧？” 1964年国民经济全面好转，形势一片大好，1月，何勤如在省召开的棉花会议上对某某说：“山区群众七、八个人没有“抽波”大的被子，小孩子一盖，大人把炕烧热，，烙了前心烙后心。……山区几个人穿一条裤子，女人下去做饭，男人精沟子坐在炕上；男的下地做活，女人精屁股坐在炕上。”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他的揭发批判还有他政治上的“罪恶”： 1957年又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何勤如拿上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向党进攻的文章，对原县委干部张某某说：“章伯钧、罗隆基意见提得好！反映了实际情况，现在农民生活就是苦，合作化发展得快了。章、罗提出的两党制，我看是个好办法！美国一党在台上执政，一党在台下还可以批评。咱这是一党专政，只凭下级各党组织的汇报和报告情况。”并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地攻击说：“毛泽东就是有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谁反映了实情，他还要整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何勤如出于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和个人主义恶性发作，曾散布了不少污蔑文化大革命的言论，有些把矛头直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如1966年12月，对原公安局局长付鸿儒说：“现在还是只放不收，毛泽东这佬家不知咋想着呢？”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被全国广大革命群众揪出来后，1967年4月，何对某某说：“……打倒刘少奇，是刘少奇反对毛主席个人崇拜引起的。”还对县委干部某某说：“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错误就多。林彪养病没工作，当然就没有多少错误。”为刘涂脂抹粉。何同时还对某某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把新人提上来，把老人手打下去！不然毛主席提拔林彪，林彪年轻，不打到老人手谁能服气他？你算，中央把多少老人手打下去了？！难道中央就那么多修正主义分子吗？一朝天子一朝臣，世事就是这个样子嘛！不然林彪咋能上去呢？”又说：“解放后各大运动，都是波浪式的，这一派下去，那一派上来了，再来一个运动，打下去的那一派就上来了，这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现在来看何勤如的这一番话，不幸被他所言中，虽粗率，但却是事实。还有人揭发：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群众运动。此刻，何对某某说：“批判我打击一大片，你看全国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一样，中央从前有多少领导人，现在只剩下毛主席和林彪了，其它都靠边站了。”还说：“北京市各委会的成立是中央硬凑合起来的，条件不成熟！“等等。又对干部某某说：“我看过一个权威人的材料，他说很痛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些老干部都打完了！” 1967年8月，毛主席视察三大取得重要指示发表后，何勤如对干部某某说：“从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来看，中央原来那些领导人，紧跟毛主席的没有几个了，从上到下都是干部大换班！” 揭发何勤如还有诋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言论： 1966年，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迅速开展，4月，原人委办公司主任秋某某提出对“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的反动谬论，广大干部群情激奋。展开批判，身为代县长的何勤如却公然叫喊：“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他还进一步地污蔑说：“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适用，在外国就不一定能用上”；“毛主席著作有些在这个时期适用，过一个时期就不一定适用了！”并在干部、学生中散布“毛主席和大家一样也是个人，也有两个耳朵，一个鼻子，两个窟窿，这也是一分为二！人能一分为二，思想为什么不能一分为二？”并将这一反动谬论在人委机关到处散布，造成干部的思想混乱。对此有的同志提出批评，何勤如便积极寻找《中国青年》上“真理可以一分为二”的所谓理论根据说：“真理都可以一分为二，你们既承认毛泽东思想是真理，那为什么不能一分为二？”6月13日，户县一中革命师生揭出教师某某要把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的谬论，广大革命群众无不愤慨，据理批判，何勤如向写大字报的革命同志大泼冷水，说：“没有充分的理由驳倒他们。要驳，就拿出充分理由。不拿出充分理由，不能使人家心服口服！”“现在批判人家把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小心将来人家批判你的‘合二为一’。”当广大革命群众讲这一反动言论驳得体无完肤时，何勤如却散布说：“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这个问题说不清楚，叫大家吵吵去！”“现在的批判材料都不能说服人，都说不能一分为二，但为什么不能，谁也说不出道理来。这个问题以后请示省委。”6月下旬，何勤如就指示宣传部请示省委，在省委明确答复“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分为二”，县委又作出“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分为二，不许今后再传播的决议后，1967年2月何从咸阳地委开会回来，还传播说：“这次地委开会，与会的各县委书记对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的问题观点不统一，有人说不能一分为二，但是大家都不同意。……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何勤如的问题后来被折腾了多年，直到1979年才彻底得到“解放”，还曾做过一任咸阳市（县级市）副市长。退休后，还想为家乡做一些事情，参与了企业管理，但不幸突发心脏病离世。

正是：
英年恰逢闹哄哄，人生能受几折腾？！
   待得晚霞辉耀时，却是仙去室已空。
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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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回被斗争汗流气竭县委副书记蒙屈跳楼
遭批判精疲力尽政协副主席含愤投井

词云：[如梦令]

先自揪翻搞臭，更要批深批透。造反罢官时，旧日衙风难抖。难抖、难抖。落魄丧魂如狗。

高帽黑牌初就，台上躬腰俯首。论罪理当诛，舌剑唇枪批臭。批臭、批臭。个个站桩功厚。

却说当年户县县委领导被斗，最惨的莫过于县委副书记曹文青了。
曹文青是本县曹家堡人。老地下党员。1936年，曹希文父子在曹家堡创办了辛垦小学。1938年，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安吴青训班先后介绍共产党员高沂、李奎、韩潜、罗枫、孟坚、陈权生、雷文钦等人前来任教，同时成立了党支部。他们建立了农民文化夜校，并在妇女中建立了姊妹会，进行识字教育，宣传妇女解放，开展为抗日战士募寒衣活动。周末师生们以自乐班形式演唱进步歌曲，传播革命思想。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不少学生都参加了革命。从1936——1945年，这里始终是中共地下组织的秘密堡垒。曹文青就是这个红色堡垒发展的地下党员，曾担任辛垦学校校长两年，一直利用校长、伪县政府建设科员等身份，从事着地下革命工作，在那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时代，从来也没有悲观失望，而是谨慎周旋，作出了重大贡献。解放后，曹文青任户县委副书记，从1957年开始，曾长期主持县委工作。

对曹文青的批判，最初是对他加入社的态度及在主持县委工作时的揭发：

1954年6月，他村建立初级社时，，作为县委副书记的曹文青，本应动员家庭积极带头入社，但经村干部多次动员，仍未加入，在群众影响很坏。直到1955年冬全面合作化高潮中才被卷了进来。广大贫下中农相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要求入社，但曹却认为要整顿一下，怕建立了巩固不下来。并说“合作社的步子跨的大了！”把一部分农业合作社办得很小。并狂妄地说：“只要不是搞单干，要分小，还可以。”致使我县很多大社分成小社。公社化后，涝峪公社提出有队要实行包产到户，曹文青竟然同意了这种做法。62年曹曾参加地委召开的包产到户座谈会。我们要问曹文青，你在这次会内外都放了哪些毒？必须老实交待。
1957年涝峪反革命暴乱时，有意放纵匪首张春有等市人民财产受到了很大损失。暴乱前，公安局侦查匪首张春有、杨高山、王子长等在木家庄开会，并经县委会议决议立即逮捕，后由于曹文青极不果断，致拖至当晚3时去捕，匪首跑掉。在公安机关探知敌人准备出涝峪口时，同志们要求给涝峪口派部队包围和袭击敌人，曹态度犹豫，坐失有利时机。敌人聚众暴乱，捣毁我乡政府，枪击我干部，抢去供销社的大批物资，又西窜进山，四处逃窜，致平息暴乱拖延了时间，使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到了很大损失。
1958年整风整社时，宣布树木归集体所有，但曹的爱人借曹之势乱砍乱伐，大队当即将砍下的树木收回，并给以批评。其妻不但不接受，反表现蛮横无理，大队曾重点进行了批判。曹对其妻这一行为从未进行批评。更露骨的是66年春，大队将曹的一些树木收归集体，曹非但不满，到处散布‘石井公社（曹家所属公社）把树木收的太扎了！把我家不该收的树都收了！’曹文青梦想资本主义复辟不光是表现在对待私人利益上，而且在他指导农业生产时，不管在大会作报告，还是在下乡检查工作，……到处散布单干生产的“优越性”，说什么地主、富农、上中农过去庄稼做的是如何好。并常用他们做庄稼的方法和要求来指导现在的集体生产，叫人们对个体经济念念不忘，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
1962年5月，我们国家由于苏修的背信弃义，给我们的经济建设造成了暂时困难，这时以杨伟名为首的七一大队三个共产党员向党放出了《当前形势怀感》的大毒草，在这篇9000余字的毒草中他们恶毒地污蔑我们的社会是“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声”，“生产凋敝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频于破碎的农村经济代替了昔日的繁荣景象”，并警告我们要拿出“主动撤离延安的精神”，采取断然措施，实行“社会主义单干”，土地分到户，牲口可以私有……毛主席看了这篇大毒草后，明确指示：“反动的、彻底的修正主义观点。”但曹文青却对这篇毒草大加赞扬，说：“这篇文章有些地方还有道理。”我们要们曹老爷，你的屁股到底坐在哪方面？很明显，这个老货在为修正主义鸣锣开道！
后来对曹文青的批判涉及方方面面，如说他大肆重用坏人，把国民党区分布委员杨自修扶持为副县长、把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杨林扶持为商业局副局长、县财贸办公室副主任，把漏划地富成分家庭的阎义侠安排到统计局任局长，把解放前曾两次参加国民党，加入反动组织—通讯联络组任组长的王丙岐准备被提拔为县委副书记等等。这些多有贡献的干部，皆受到批判。
曹文青最大的“罪恶”在于他主持编写了《户县地下党活动史》，“贩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货”：
1960年，户县县委以曹文青、王丙岐为首，成立了户县地下党活动史编纂委员会。在调查编写过程中，曹从未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指示，仅只召开了一次工作人员会。会上曹大肆吹嘘自己的丰功伟绩。经过半年的巧作，便出了一部为地、富、反、坏、叛徒、劣绅、牛鬼蛇神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炫耀个人的所谓《户县地下党活动史资料初稿》。这是一株充满着修正主义货色的大毒草，它的脱胎，在我县流毒非浅。
其“罪恶”是：
1、不宣传党的政策，贬低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作用，扩大个人在群众中的影响。……这部长达十余万字的《党史》中，没有用过毛主席的一段语录，很少提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却长篇累牍的叙述个人在党的活动中的“不朽功绩”！
2、《党史》中未明确提出党对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仅只轻描淡写地说“这时革命统一战线业已形成”，这就大大遍地了当领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作用。
3、1925年—19267年，全国工农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但在《党史》中只着重说明军阀割据与人民的悲惨处境，而对于“五卅”省港大罢工及湖南、广东等处工农运动只字不提，这就不难看出，他们把户县党组织凌驾于党中央之上。
4、1928年月月至4月，间及1933年3月，我县地下党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但是在《党史》中却大加赞扬。
5、吹捧个人作用，把曹文青、曹希文、曹智中描绘得比党组织还高明，突出曹文青的家乡所在地曹家堡，夸张其为“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把村的学校美其名曰“抗日救国的红色基地”等等。
6、曹文青系39年入党，但在《党史》中却吹捧他，说党在36年就把在户县开辟工作培养新生力量的历史任务赋予了自己。为了陪衬曹的“伟大”，将其所办的“辛垦小学”称之为“户县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的红色基地”、“党的红色基地—辛垦小学”等赞誉。
7、对上级派来的罗某、孟某，大加吹捧，说什么“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为户县带来了乳汁，带来了希望。”
8、为了炫耀某些领导人，将一些解放后入党的都在《党史》中记入1948年入党党员之列。
9、对反革命分子大加赞许，在《党史》中屡见不鲜。如宣扬血债累累的周、户、眉伪三青团干事长、反革命分子，已被我镇压的郑炳南，在《党史》中曾多次宣扬，把郑描绘成革命的英雄，把名字写成郑向南。。
10、大肆为叛徒们表彰功勋，开脱罪责，先后将26名叛徒予以宣扬，如对现行在押劳改犯、叛徒杨世豪大力渲染，夸耀杨的“功绩”。将出卖同志、背叛组织的民族败类称为同志。
这些说辞几乎将户县地下党一网打尽，无一幸免。后来在县革委成立后，更对户县地下党给以全盘否定，这在后面还要详细叙述。
曹文青在一次批斗会后，奋身跳楼自杀，跌断了腿，但造反派还不准他看病。他在屈辱中度过了那漫漫的十年长夜，人民总算还给了他的清白，在改革开放的初年含笑离世。
再说说对户县政协副主席杨自修的批判。
杨自修，户县庞光镇杨家堡人，为人蕴籍好学。在解放前一直在教育界教书，解放后任小学校长，1954年曾任县文教局科长，后担任主管文教、卫生的副县长，一直干到1966年5月，改任县政协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先从文艺界、教育界开刀，杨自修首当其冲。他被揭露：
他担任副县长时，分管文教、卫生等工作十多年，一贯执行着一条修正主义的纲领，干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坏事，犯下了滔天罪行。
他被扣上的第一个大帽子是：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大肆宣扬封建主义、修正主义毒素。
自1959年—1961年，……杨对党的领导的农业合作化怀疑“进度是否快了？”对社会前途发生动摇。63年一次向某某讲“三自一包”、“三合一少”、“毛主席英明一世，糊涂一时”等等。还说“光给人讲人都有鞋、电壶，生活提高了，不能说服人。拿庞光镇来说，过去有酒坊；肉随便买，一天卖几个猪，现在都没有了！”对粮食政策不满，说“对粮食政策我总觉得征购任务大，群众吃不饱，对生产积极性影响很大。我同意把粮食市场保留下来。”
留恋旧社会，留恋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从过去他个人的爱好及房子内的摆设看，尽是什么盆花、什么石山、、佛像、古画、，什么陕西通鉴选、渼陂集、丰川集、户县志等杂七杂八的书籍很多……
下一个罪状就是“在文艺战线上歪曲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反对演现代革命戏剧，宣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戏、鬼戏。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毒草鸣锣开道”：
毛主席早在1944年就告诉我们：“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杨自修十余年来不执行这一最高指示，反而热情支持户县剧团演出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鬼戏、坏戏！有的还是他一手炮制出来的鬼戏、坏戏！到处散布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毒素，特别是1962年以来，发展极为严重！我县文艺界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大肆蠢动，大批坏戏纷纷出笼，如对鬼戏‘游西湖’、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大毒草‘谢瑶环’非常重视，并亲自参加排导。当剧团排演‘谢瑶环’一剧时，杨对剧团负责人说：‘这回抓的基石，我打算给你通知呀，你们就排了这戏，要好好地排演！’演现代戏以后，杨对古典戏还表示非常留恋，如65年元月，剧团以收学生为名，杨以县长职权，硬叫服装管理人员打开古典戏箱，化装上演‘黄鹤楼’一剧，这不是明目张胆的破坏、践踏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是什么？他本人也在一次检查中说：‘由于自己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留恋‘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东西，直到64年后大演现代剧，完全停演古典戏时，自己思想上还一时转不过弯来，总觉得古典剧还可能暂演一点’。这不是清楚地说明了它是一个地地道道忠实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走卒是什么？
在戏剧创作方面，我县创作的‘夜哨’一剧，专区评剧组同志认为是一出模糊阶级界限、脱离现实生活，由作者空想、臆造的剧本，但杨肯定是好戏。另外，创作‘万山红遍’一剧时，杨首先同意，将一个贫农、共产党员、老支书、全省劳模林竹英写成反面人物。当同志们指出不能把林竹英写成反面人物进行丑化，但杨还说∶‘可以写，但要掌握分寸。’这一出坏戏的创作是原则上、政治上的错误，从根子上就错了，但杨还强调叫掌握分寸，这是咋样的掌握呢？
杨自修对抗毛主席的文艺方针，积极吹捧和炮制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让他们牢牢的统治舞台，不难看出，他就是要让资产阶级、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毒草黑货、幽灵厉鬼、文人墨客、恶棍流氓等牛鬼蛇神充塞舞台，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
杨自修在当副县长的十多年的工作被颠倒黑白的被所谓揭发，许多理当进行的工作都被说成是“罪行”，受到反复批斗。
正当扬自修被批斗的心力交瘁之时，东街大队的造反派也闯进县委大院找他算账来了。原来，东街大队的饲养室一直就在正街上，严重地影响了市容和卫生。1965年，作为主管县长的杨自修，曾多方做工作，促使这个大队将饲养室迁到了其他地方。这本来是件好事，但却成了他的“严重罪行”。
1967年元月30日的下午，一群戴着红袖章的农民闯进县委大院牛棚，找到正在写检查的杨自修，挥舞拳头，大喊大叫地把他拖出来，进行批斗，从批斗的内容看，原来是大队死了5头牲口，大队造反派认为是因为杨自修让迁移饲养室引起的，故此要对他进行批斗。杨自修成了“破坏农村集体经济”、“破坏生产”的罪魁祸首、“阶级敌人” ！
天色已黑，批斗杨自修的造反派也斗的人困马乏，便宣布批斗会暂时结束，扬言不把杨批倒、批臭决不罢休。
当晚，杨自修心力交瘁，辗转难眠，决心离开这个世界，于是趁人不备，找到一井，奋身投入其中。但是死也是不容易，很快被专政队人员发现，七手八脚把他拉了上来，浑身已被水湿透，狼狈不堪。人未得死，活罪难饶，他被认为是“向革命群众示威”、“自绝于人民”。对他进行了更大范围的批斗，批斗时说他“罪责累累，罪恶滔天！”扬言：
杨自修这条落水狗，用自杀来威胁我们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企图软化我们的战斗力、我们的士气，这是办不到的，一万万个办不到！
正告杨自修：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敢谁干！？我们一定要大造特造他的反！把他这种丑恶嘴脸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他的滔天罪行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后来，杨自修还被揭发曾任国为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这下，他的罪恶更大了，长期处于批斗之中。所幸，他终于渡过了那漫长的十年浩劫，获得了新生，活到了21世纪，在2005年90余高龄的时候，无疾离世。

正是：
书记县长齐遭殃，打到火烧喊声狂。
弯腰低头喷气式，县府顿成炼狱场！

要知何人还受到批斗，请看下回分解。


曹文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