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禾：老三届朝歌·狂飙——红卫兵童话--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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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于全面“夺权”的需要，伴随着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怒
潮，“抓叛徒”活动应运而生。
    一时间，“抓叛徒”活动如火如荼。被揪、被斗、被审、被打和被逼含冤死去
的老干部难以数计。
    “抓叛徒”活动起源于不懂历史、不知内幕的红卫兵中，但康生、江青、陈伯
达等人的怂恿和纵容却是别有用心的。

                   康生把已有定论的历史问题重新提出来

    “抓叛徒”活动中最著名的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和“《伍豪等脱离共党
启事》案”。
    1935年11月，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刘少奇在天津主持中央北方局的工作。时值
日军侵占华北、全国救亡运动高涨之时，北方局急需能开展工作的干部。1936年北
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提出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党员履行国民党规定
的手续出狱的建议。北方局经过考虑作出同意此建议的决定并请示中共中央。
    这些富于斗争经验的党员如不及时营救，其后果或是被国民党政府解送南京继
续关押，或被日军攻入平津后屠杀。鉴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中共中央从大局出
发央定让狱中党员办理出狱手续，发表“反共启事’咄狱。这些党员出狱后大多成
了抗日战争的领导骨干。“文革”之前，中共中央曾多次对这些同志进行审查，认
为毫无问题。
    1966年8月，康生把已有定论的这一历史问题重新提出来，让彭真专案审查小组
办公室进行“调查”。
    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
‘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
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随
信还给毛泽东附上1936年有关的报纸复印件。
    回回月初，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组织的成员在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华
北日报》上发现了包括时任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在内的61人“反共启事”。由
于不知道这些人是经组织批准而办理手续出狱的，于是他们立即向中央文革小组报
告，并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组织的名义于11月13日发表了《告全国人民
书》和大字报，这一材料的公布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11月24日，周恩来在中共西北局报来的关于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要求追
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上作了批复后，将批复送给毛泽东审批并附信一封。
    周恩来在信中说：刘澜涛等人出狱“当时确为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
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在批复中周恩来写道：“请
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
澜涛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
    毛泽东也在周恩来的批复上签字同意。
    然而，对于61人“反共启事”了如指掌的康生，却称赞南开大学“八•一八”
和“卫东”红卫兵组织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有功，井批准他们成员以“中央特
许”和“中央专案组”名义，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审讯和查阅机密档案。康生
还亲自向南开大学“卫东”和“八•一八”红卫兵组织成员部署调查一些老干部的
“历史问题”，从而使“抓叛徒”活动向全国各地蔓延开来。
    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组织派出了几十个抓叛徒小分队，几百个专案调
查组、调查人员出动了几万人次，行程约150万公里。从海南到黑龙江、从天山脚下
到东海之滨，从云贵高原到福建前线，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除台湾、西藏外，
全国28个省、几百个城市都留下了“八•一八”战士的足迹，共计调查了北京、太
原、济南、武汉、开封、南京、苏州、杭州、保定等12个敌伪反省院材料。

    南开大学另一个红卫兵组织“卫东”也不甘示弱，他们不仅调查了“北方军人
反省分院”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12月，他们还联合了西安交通大学、一
轻部和七机部的造反组织共同组成“三六专案联合战斗团”，“反复提审了一批叛
徒，查阅了部分敌伪档案，调查了部分敌伪人员，”先后“挖出了北京黑市委叛党
集团，天津黑市委张淮三叛党集团、中国托派反革命集团。”
    此外，由北航“红旗”红卫兵、西安交大“文革”委员会、北京化工学院红卫
兵等所谓“联合调查组”也到处煽风点火。
    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虽然挨了重重一击，但他仍然是国家主席和政治局常委，
林彪、江青一伙还无权为他设专案。于是这伙人采取顺藤摸瓜的办法，首先在王光
美身上打主意。
    1966年12月18日便设立了“王光美专案组”，虽然名义上是王光美专案组，但
实际上也是兼搞刘少奇的材料。江青、康生、谢富治曾多次地交待专案人员：刘王
是一案，“不可分割”。
    为了牵连上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想方设法收罗一切材料来证明王光美为
“美国情报局特务”，如果把王光美打成“特务”，刘少奇自然也就成了“特务”。
    王光美原是辅仁大学学生，英文很好，中共地下党员，解放战争初期曾被北平
地下党推荐到军调部当翻译。1947年2月，蒋介石进攻延安前，王光美随同军调部工
作人员撤回到晋察冀。据此，富于联想的康生凭自己的“经验”判断：王光美是美
国情报部门派遣到军调部当翻译，然后混入解放区。
    康生先行定案，然后江青指使专案人员四处寻找“证据”，真是臭味相投，一
拍即合。
    为了找出“证据”，江青不惜一切代价，视广大干部和群众如同蝼蚁草芥，生
杀予夺，她可以任意处置。她下令专案组把解放前曾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建国
后为河北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的张重一拘留起来，进行轮番逼供审讯。其实，张重
一既不认识刘少奇，也不熟悉王光美，他只认识杨承祥和其夫人袁绍英，杨、袁认
识王光美。江青就是按这种逻辑拘留张重一的，真不愧是“康老”的徒子徒孙。
    当时，审讯张重一的录音带共有80多盘，后来有些被洗毁，仅剩下20盘了。
    这些录音夹杂着病人的嚎叫声、痛苦的挣扎声和制止挣扎的声音及对他的呵斥
声、逼问声和语无伦次的回答声等。
    对张重一这样一个垂危病人的逼供、诱供及折磨，他在昏迷状态中语无伦次、
互相矛盾的交待，使江青、康生等如获至宝。就凭这个“口供”和另一个病人杨承
柞类似的“口供”，他们定下了王光美是“美国特务”。
    打倒王光美，是为了打倒刘少奇。
    欲置王光美于死地的罪名是“特务”，欲置刘少奇于死地的罪名则是“叛徒”。
    细细推敲刘少奇的历史，专案组找到了“突破口”：刘少奇1929年曾经被捕。
只要是被捕过，那就不难给安上一顶“叛徒”的帽子！
    那是1929年8月22日，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和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部
长孟用潜一起来到沈阳奉天纱厂，尚未进门，便受到该厂厂卫队时盘问，以为可疑，
当场拘捕。内中的原因，是该厂有人向厂方密告中共活动，使该厂中共地下支部书
记被捕，因此门口对外来人员的盘查也骤然加紧了。
    刘少奇和孟用潜，只是因厂卫队以为“形迹可疑”而被捕。审问了一番，没问
出什么名堂。半个多月后，两人“取保释放”。其中对孟用潜的判决是：“煽动工
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刘少奇是“不予起诉，取保释放”。
    为了“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孟用潜一下子成了“要犯”，在1967年5月2
2日被隔离审查。
    孟用潜在1968年1月22日写的申诉材料中说：
    “1929年在沈阳被捕，我没有叛变。在隔离审查过程中，我确实是交待过刘少
奇和我1929年被捕后的叛党罪行。但是这些交待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
    1967年1月10日，戚本禹在同总政文工团一些人谈话时说：“红卫兵小将查出安
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的组织者就是刘少奇。”2月12日，关锋对军训
解放军代表讲话时说：“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工
交等很多重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执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发
动起来，小将是有很大功勋的，这些人是自首分子、叛徒。”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
首叛变材料》，在批示中指出：“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
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些变节分子……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
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个批示显然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而毛泽东在明知内情的情况下，仍然同意
将此案定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最主要的原因是要借此彻底摧毁以刘少奇为首
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在这个问题上，康生说的更明白：“抓叛徒的问题……红卫兵做大量的工作，
挖出了许多叛徒、变节分子，做了许多贡献。”“为什么要将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
材料那时发下去呢，那是为了证明，刘、邓不但有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而且
还有一条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而红卫兵小将们显然又是被野心家和政治需要所
利用了。

                             周恩来涉险过关

    1967年5月，江青利用国民党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共党启事》企图迫害周恩来。
    1932年2月，《申报》、《新闻报》等报纸相继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周恩来早在1931年已进入苏区，不可能在上海报纸上发表“启事”。此事后经中共
中央查明，纯系国民党特务的捏造。
    没想到30年后，在“抓叛徒”的高潮中，当江青把《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送
交给林彪、周恩来和康生时，说“他们发表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
康生了解“伍豪启事”事件全过程，却不说明事件真相。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给毛泽东写信，说明事件原委，并附上周恩来亲自编写的与
此事有关的大事记、由毛泽东签署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判处登载伪造启
事而又拒绝刊登更正启事的上海报纸的总经理以死刑的布告和有关的上海报纸。毛
泽东阅后批“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12月22日，北京大学又有人写信反映此事，毛泽东1968年1月16日批示：“此事
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这样，周恩来才算涉险过关。
    1967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指出“抓叛徒”
中存在的问题，并作出5项规定，如“不要根据不充分的、未经核实的材料，自行宣
布某人为叛徒。”“要把有一段历史问题的干部同叛徒、特务，严格区别开来。”
    但各地执行起来不但不按政策，反而适得其反。1968年2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在批示上中央毫无根据地
说：“刘、邓、陶及其同伙彭、贺、彭、罗、陆。杨、安、萧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
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
要求各地“坚持群众路线，彻底清查敌伪档案，把隐藏在各地区、各部门、各角落
的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清查出来。”
    由于上述文件的下发，各地造反组织纷纷成立“揪叛徒”的组织，把过去已经
有结论的问题统统加以复查，甚至捕风捉影地“挖出”了一大批“叛徒”。
    1967年初，南开大学“八•一八”、“八•三一”红色造反派抓叛徒战斗队各
小分队转战大江南北，协助西藏歌舞团造反派，“揪”出了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
“大叛徒”王其梅。协助江苏化学公司造反派，“揪”出该公司政治部主任、“大
叛徒”方立几。
    仅据当时以“抓叛徒”红透中国的南开大学“八•一八”和“卫东”红卫兵两
派组织宣称，他们的活动涉及并迫害的行政12级以上的各级领导干部即达1200余人。
    1967年5月份，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与石油部机关宣布“揪’咄“叛徒”
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周文龙和财务司副司长宋冠英。中国人民大学“三红”宣布
“揪”出“叛徒”西北局书记处书记胡锡奎、人大党委书记郭影秋等30多人，北京
铁道学院将铁道部副部长李梨初、院党委副书记陈迪威宣布为“叛徒”；北京地质
学院宣布院党委副书记周守成为“叛徒”，北京轻工业学院将院长朱康定为“叛徒”，
中央民族学院“抗大公社”红卫兵将院党委贺致平与陈林定为“叛徒”；北京农机
学院“东方红”红卫兵宣布挖出“大叛徒”前院长何磊。

                     “中央首长”指出了下一步的方向

    在抓“叛徒”的浪潮中，也有不少中学生红卫兵参与其间。
    石天勇，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以深挖叛徒为名，迫害革
命干部，制造了闻名全国的“深泽叛徒集团”的假案。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石天勇在天津一个中学读书，参加了红卫兵。后来，
红卫兵大串连，到处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石天勇也参加了。那时候，石天
勇“以天下为己任”，处处冲杀在前，有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真是“刀山敢
上，火海敢闯！”
    1967年1月份，上海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当时，极左思潮盛行，什么事都要和
阶级斗争扯在一起。报纸、电台经常宣传“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
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
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还说：“党政军民学、工厂、农
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
    石天勇确信这是事实，所以头脑中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觉得到处是敌人，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在一篇日记里就这样写着：“文化大革命才使我真正看清
楚，所谓‘一小撮阶级敌人’实际是一大批，他们隐藏在各条战线、各个部门，暗
中破坏，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现在是彻底清除这一堆垃圾的时候。”正当石天
勇们在天津揪斗所谓“万晓塘、张淮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主要成员天津市委
书记处书记、副市长宋景毅，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市委常委、监委书记李
守真等人的时候，2月21日，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在北京接见了天津“造反派”
代表，指示说：“深泽有一个很大的叛徒集团”。
    石天勇们认为，“中央首长”的指示，不但肯定了他们在天津的“革命”行动，
而且指出了下一步的方向，就是说要到深泽县挖叛徒的老窝。于是，石天勇们组织
了一个抓叛徒小分队，个个胸挂毛主席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兴致勃勃，于3月上
旬到达了深泽县。
    深泽县位于河北省腹地，10个公社，16万人口。县城规模不大，房舍简陋。但
由于江青“二•二一讲话”，这个小县城却在全国出了名。到这里搞外调、揪叛徒
的人越来越多；大字报、大标语满街满巷；散发传单的，发表演说的，熙熙攘攘；
高音喇叭震耳欲聋，从早到晚，叽哩哇啦地喊叫着深泽县“庙小妖风大，池浅三八
多”，“叛徒特务有的是”，“要刮十二级台风”，“要打一场清查叛徒特务的人
民战争”等等。石家庄革委也派来了抓叛徒小组，并拨发了一笔抓叛徒经费。刚刚
建立不到两个月的县革委会于3月17日急急忙忙向全县发出了《关于开展群众性清查
叛徒、特务集团活动的决定》，并组织了抓叛徒专门班子。一时间搞得全县乌烟瘴
气。
    根据抓叛徒办公室的意见，石天勇们和石家庄的学生结合在一起，进驻了十几
个重点村。
    石天勇第一次去的是宋景毅的家乡北冶庄头村。
    石天勇所在的这个组共9人，组长原名杨孝义，“文革”开始，觉得这个名字没
有阶级性，便改名为杨向东。当时，社会上“忠”字化正盛行，红卫兵当然不能落
后了。每天早晨起来，石天勇们9个人排成队，站在毛主席像前，学几段关于阶级斗
争的语录，表示主席在指挥着石天勇们的行动。然后再研究战斗策略。杨向东向石
天勇们介绍说：“宋氏兄弟的房子让一个名叫王怀丹的住着，王怀丹虽然出身贫农，
17岁就给东家当长工，但他住到这里以后，就变成了东家的忠实走狗，和大叛徒宋
景毅关系密切。今天，我们给他来个突然袭击，把叛徒的老窝闹个底朝天，把他们
的罪证搞到手！”
    他领着石天勇们来到王怀丹的门口，把手一挥就闯进了院子。
    “王怀丹滚出来！”
    随即从北屋走出一个约莫40来岁的女人，后边跟着两个孩子。石天勇们断定这
是王怀丹的妻子。她刚说了声“他不在家”，就被七手八脚地倒背剪捆起来。杨向
东“啪啪”打了她几个耳光，厉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宋文江。”
    “跪下，小爬虫！”
    杨向东一边喷着唾沫星子，一边抄起一把镐头，一下把宋文江打倒在地，还踏
上了一只脚。这时，本村的“造反派”也来了，他们一个个戴着大口罩。
    石天勇只听组长说了声“搜！”大家就一齐冲进屋内，砸锅、摔碗、翻箱倒柜，
把被子、褥子、破衣烂裳统统扔到屋外。有半罐子春节舍不得吃的猪油，也给搬出
来摔在门台上。看到一罐子肥田用的氨水，不知是谁喊了声“毒瓦斯”，硬逼着宋
文江交代保存“毒瓦斯”的“罪恶目的”。一块印有“天津”字样的布，也成了和
宋景毅联系的“罪证”。这时候街坊上一个60来岁的老人，用颤巍巍的声音说：
“文江娘家只有这么一个闺女，这是她叔叔给她买的陪送……”
    话没说完，立刻遭到一顿呵斥，吓得老汉赶紧退了回去。
    王怀丹回来后，大家蜂拥而上，不问青红皂白，摁住就打。王怀丹的脸被打歪
了，门牙被打掉了，鲜血顺着嘴角往外流。这时，有人给宋文江穿上了出嫁时的花
衣，脸上抹了黑，让她和王怀丹一起跪在院子里。
    组长杨向东不知怎么翻出了一把杀猪刀子，硬说王怀丹私藏凶器，想伺机杀人，
进行阶级报复。
    王怀丹说：“共产党领导我翻身做了主人，我向谁去进行阶级报复呀！”
    宋文江赶紧解释说：“这是从别人家借来刮猪头用的。”
    组长火了，用刀背猛磕宋文江的牙齿，骂她不老实。就这样，从上午8点一直打
到下午两点，最后把王怀丹夫妻和孩子赶出了家门。
    当天夜里，石天勇们又把宋文江从她娘家揪到大队专政组，继续审问她家和叛
徒集团有什么联系，叛徒集团给他们布置过什么任务。她什么也说不出来。等让她
回娘家的时候，已经是半夜多了。
    宋文江已被打得站不起来，她双膝着地，慢慢往娘家爬。组长让石天勇和另一
位同学跟宋文江一段路。夜很黑，月亮和星星被蒙上了一层云，好像不忍看这人间
悲剧似的。
    石天勇们一直跟到她家门口，才往回走。可是，石天勇们走了没几步，就听到
一声撕人肺腑的哭声：“怀丹呀，你死得好苦哇！……”
    不一会儿，村里的高音喇叭也响了：“王怀丹是叛徒特务的看家狗，畏罪自杀，
死了活该！”
    王怀丹死后不久，到4月下旬，县里召开了一次抓叛徒经验交流会。会上重新学
习了“二•二一讲话”，以及报纸有关社论和重要消息。当时河北省革委会继续召
开会议传达贯彻“中央首长”“二•二一”接见天津革委会委员和革命群众代表时
所作的讲话，并反复强调，这个“讲话”及时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指明了前进
的方向，是伟大战略部署。《河北日报》还在头版头条接二连三地报道学习“二•
二一讲话”的消息。
    这给了石天勇们很大的“鼓舞”，坚定了石天勇们抓叛徒的信心。通过交流情
况，不但看到了“辉煌战果”，也进一步使石天勇们认识到，这场斗争，确实是
“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
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会上，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各组揪斗的重点人都是党员干部、贫下中农占
多数，这与党的阶级分析理论有点矛盾。但最后还是统一了，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
阶级敌人明火执仗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很困难的，所以就采取在党内、阶级队伍
内部寻找代理人的办法。石天勇们不能书生气十足，要认识这个新特点。会议决定，
下一步要连续作战，扩大战果，把深泽县抓叛徒的斗争进行到底。
    会后，石天勇们到西内堡大队，目标是党支部书记宋白子。宋白子是1940年入
党的老党员，一直在村当干部。
    当石天勇们追问他和宋景毅有什么关系时，他摇摇头说：“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没有任何关系。”
    组长杨向东生气了，大声呵斥说：“你和宋景毅不都是姓宋吗？”
    这个老干部本来对红卫兵们这种行为就有意见，一听这种毫无道理的训斥，实
在忍不住了，便顶了句：“难道天下姓来的就都有关系吗？”
    这一下可闯下了大祸，就像火星捧在炸药上，“轰”的一下，拳头、巴掌、棍
子、皮带一齐落在他身上，打得未白子翻来覆去在地上打滚。
    杨向东一边打一边说：“你就是不吃好草！你的主子都完蛋了，你这个小爪牙
还能怎么样！”
    乱打了一顿之后，就把宋白子架到一个名叫秋福的家里，让他跪在毛主席像前
请罪，不准转动，不许斜视。
    晚上，杨向东决定对宋白子动一动“大手术”。可是，究竟宋白子有什么问题，
他们什么也没搞出来。
    一天，石天勇去南白庄大队看望同学郭永红，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搞的。这是
天津市委监委书记李守真的家乡，他妹妹李素端是村里一个老干部。抓叛徒小组对
李素端这样的人当然不会放过。郭永红小组和村里一些对李素端有成见的人严刑逼
问她关于李守真的叛徒问题。
    李素端宁死不屈，说自己哥哥是老党员、老干部，1936年就参加了革命，不是
叛徒。这真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共产党员。可当时，却说她“顽固不化”，抄了她的
家，封了她的门，让她和四类分子一块劳改，还逼着她刚过门的儿媳妇离了婚，说
这是与叛徒集团的黑爪牙划清界限。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被搞得七零八落，人
走财失。
    郭永红小组代管的中白庄大队更厉害，他们挖出几十个小国民党，还有国特、
暗杀团。据说这些人和台湾、香港有联系。全村重点审讯的就有13人，打死3人。老
贫农秦小堂被打死后，还在灵前开了批斗大会，棺材上写着两个斗大的“叛徒”黑
字，还画满了乌龟王八，并下令亲属不准哭。
    石天勇回到驻地的第二天是个集日，县抓叛徒办公室通知大家到集上参观“亮
货”。
    “亮货”，这个词石天勇开始不懂，等到集上一看，全明白了。只见临街靠巷
的房顶上有一排排弯腰曲背的人，街上也有排成队的，他们是县直单位和部分社队
揪出来的“黑货”。这些人有的戴着白袖章，有的背着单人像，有的脖子上挂着沉
重的大木牌子，是叛徒是特务，都写得清清楚楚。最显眼的还是那用4根竹杆固定在
人身上的1丈8尺高的特大纸帽子。据说这纸帽子还挺贵，谁戴谁掏钱，一次4、5元。
    街上挤挤撞撞人很多。开始石天勇还以为这些人是看热闹的或是买卖东西的，
后来才知道，其中大部分是被揪斗对象的家属，他们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装出
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不声不响地混在人群之中，在附近的街道上转来转去……

                 “江青说是一个集团，你们怎么搞成两个”

    过了一段时间，石天勇们就回天津了。记得临走的时候，石家庄和深泽县的
“战友们”都有点恋恋不舍。石天勇很关心深泽的抓叛徒运动，要求他们及时把情
况告诉他们。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瞬一年过去了。原天津市委的那几个“叛徒”，有的
自杀了，有的仍关在“牛棚”。深泽县抓叛徒的情况，到1972年，石天勇才从深泽
一位战友的信中得到了消息。信的原文是：

××同志：
    你好：我所以迟迟没给你写信，是因为抓叛徒运动尚无结果。现在看来，无结
果恐怕就是这场运动的结果了。
    过程是这样的：1970年以后，运动进入专案审查和落实政策阶段，情况比我们
想的要复杂得多。当时全县列为专案的有60多人，大部分证据不足，其中16名算是
叛徒集团的主要成员。但他们有的是在白色恐怖下入党的，有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参加革命的，时间不同，地点不一，找不到他们联系的证据。于是，我们费尽心机，
根据他们参加工作的时期，划分了两个集团，一是“1927年一1934年共产党员叛变
自首集团”，另一个是“1942年投敌叛变集团”。谁知，我们将情况向省、地领导
一汇报，就挨了一顿批评。一位领导同志说：“江青说是一个集团，你们怎么搞成
两个，这不符合‘首长’指示精神，回去重搞！”
    这件事使我们很为难。“两个集团”是根据两段时间定的，搞成一个不符合事
实。但这是“首长”指示，必须照办。大家围坐在办公桌旁，苦思冥想，反复研究，
把两段时间的人员合并在一起，凑成了一个所谓“深泽叛徒集团”，最后，深泽县
革委给石家庄地革委写了一个《关于深泽叛徒集团的审查报告》。
    但是，报告中明显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叛徒集团”主要成员叛变自首的证据
不足；二是主要人员互相勾结、包庇的证据不足；三是这些主要成员大多数在外地
工作，本单位尚无结论，县里不能给他们定案，而且证据不足，因此，这个报告又
退了回来。现在大家都没了信心。如果上边催劲不大，很可能就不了了之。这件事
使我很迷惘，是我们抓叛徒运动搞得不深入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请你帮我解除
思想的疑团。
                                                       ×××
                                                       年月日

    看了这封信，石天勇也迷惘了。这次抓叛徒是成是败，有益有害，石天勇不得
而知。
    深泽县是革命的老根据地，早在1925年就建党。宋景毅早期曾任过深泽县委书
记，王亢之、李守真都是早期党员，“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南逃，这里的共产党
组织很快建立了抗日武装。吕正操领导的抗日人民自卫军就是以这里为根据地发展
壮大起来的。正因为如此，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对深泽人民十分仇视，多次
进行疯狂镇压。1942年“五一”扫荡以后，环境变得更加残酷。但是，深泽县广大
党员和人民群众并没有被吓倒，同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谁想到，在新中国成立20年后，因为反革命野心家江青一句话，深泽人民又遭
到这样大的一场浩劫！据统计，全县被揪2900多人，1500多人在集日亮过“货”，
370多名大队党支部委员挨过斗，受株连的达3万余人，占当时人口的五分之一。不
少人被打致死致残，有的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粉碎了“四人帮”，“深泽叛徒集团”这一假案平反昭雪
了，10万多人参加了平反大会，江青压在深泽十几万人民身上的一块大石头终于搬
开了。
    回顾这段历史，石天勇十分悔恨。虽然这不能全怪石天勇他们，但石天勇毕竟
是参加了这场迫害深泽人民的罪恶活动。石天勇牢牢记住了这沉痛的教训，加倍努
力，为四化建设多做贡献，以求补过于万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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