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作者罗广斌文革惨死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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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后，“文化大革命”狂潮席卷神州大地。《红岩》这本写得非常“革命化”的小说，居然被指控为“是在原西南局、省、市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直接指导下，并得到旧中国宣传部大力支持，由叛徒罗广斌等一手炮制出来，以吹捧刘少奇的‘白区工作经验’为目的的大毒草！”“为叛徒翻案”、“反毛泽东思想”、“美化敌人”，成了《红岩》的三大罪状。批判者把《红岩》同国家主席刘少奇写的一本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同列，气势凌人地批判道：“小说《红岩》和《论修养》一样，颠倒历史，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从沙坪坝书店的开办失败，《挺进报》的暴露，许云峰、江姐、成岗、余新江等大批革命者一个接一个地被捕，以至后来，在狱中洒下鲜血，迎着敌人的屠刀，又一个一个地壮烈牺牲……可以这样说，《红岩》作者所急于宣扬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必然失败的历史，地下斗争必然失败的历史，人民战争必然失败的历史！也更是一部为中外反动派树碑立传的历史！”②④马识途、沙汀、李亚群等文艺宣传部门的重要领导人，被定性为“三家村”黑线头目，痛加批判。罗广斌自然被说成“一根线拴住的蚂蚱”。1966年6月22日，进驻重庆市文联的工作组收缴了罗广斌等人的创作笔记，准备批判……罗广斌惶恐不安，1966年7月15日被迫写“检查”材料说：“小说中没牺牲的人物篇幅写得少，多是完全虚构，如对李敬原的描写，他有斑白的发丝等等，历史上便没有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心目中，则是想按着刘少奇同志这样正确代表写的)……”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大、中学的学生娃娃们被别有用心地捧为“天兵天将”、“小闯将”，成为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他们写的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罗氏交出了‘斑白的发丝’和后台老板……无怪乎《红岩》出世后，得到旧中国 宣传部拍手叫好。肖泽宽在1962年冬，还大肆鼓吹：‘中国宣传部对这本书评价很高，认为是白区党的斗争史，就到此为止了……’这正说明肖泽宽、罗广斌等人与旧中国 宣传部阎王殿是一丘之貉！”《红岩》大受批判之时，全国各地“大串联”的红卫兵潮水般涌到重庆白公馆、渣滓洞。新修的展览厅成了最好的红卫兵“接待站”。“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红旗插遍歌乐山间，“反革命的王八蛋，你睁眼看一看”的歌声响彻云霄……文物工作室里的展品文物被洗劫一空，除了杨虎城、叶挺外，其他烈士概不准宣传，都有“叛徒”嫌疑，都在“打倒”之列。罗广斌从运动开始不久，就成为批判靶子：首先针对其“反动家庭出身”，大骂他是“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第二说他炮制《红岩》“反动”小说；第三，揭发他是“叛徒”！当年有这样一条“最高指示”最为流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种“造反”，是号召造刘少奇等人的反。“造反”成了时髦语，“造反”也成了保护神———要想不挨别人整，就得起来“造反”。受批判的罗广斌忍无可忍了。1966年10月23日，罗广斌写出《致文联机关全体同志的一封信》，这是他的“造反宣言”。他还在市中心“解放碑”广场慷慨激昂地与市委工作组“大辩论”，痛斥他们的“反动路线”！于是罗广斌成了重庆家喻户晓的“造反派”。他自认“态度鲜明，斗争坚决”。因为坐过牢不被上级信任，只是十五级干部；“许多会议不能参加，许多报告不能听，许多文件不能看”……面对许多揭发他的大字报，他宣称：“我不是叛徒，我的作品没有问题……”《红岩》毕竟是“文革”前各方面大力赞扬的小说，还据“文革”中批判罗广斌的“重磅炸弹”———重庆工农兵文艺兵团编印的十多万字的专辑《叛徒罗广斌》，在罗横死之后仍向其大泼脏水223四川此拍过电影《烈火中永生》，许多人仍崇拜它的作者。许多红卫兵来渝串联，参观白公馆、渣滓洞时，罗广斌就为他们作报告，还录了音，每天上午九时和下午三时播放。1966年11月27日，在重庆体育场召开“11.27集中营烈士纪念大会”，罗广斌还以“大屠杀越狱英雄”“革命作家”、“造反派”等多重身份在红卫兵簇拥下绕场一周亮相。于是诸如“向革命老前辈罗广斌同志学习！致敬！”、“强烈要求市委给罗广斌等同志平反！”的巨幅标语贴满了重庆。文联大门上还贴出一副赞颂罗广斌的对联：“想当年无辜系狱犹青松临风立，到而今横遭诬陷似红梅傲霜开。”一些人不满了，攻击他“以烈士战友自居，把自己巧扮成‘越狱’的英雄，到处做报告，编造事实，哗众取宠，渲染自己……”1966年底，重庆发生“12.4武斗事件”。罗广斌等人非常痛心和愤怒。12月5日，他在声讨所谓“保皇派”重庆工人纠察队时扬臂高呼：“打倒黑市委！解放山城重庆！”罗广斌等人以“文联全体革命同志”名义，写出大字报《愤怒控诉制造12.4大血案的重庆市委会》。又在12月5日给党中央、毛主席拍发的电报中说：“我们怀着悲愤的心情向您报告……当场打死多人、打伤一百余人。”混乱年代，难免词语夸张，一些人又借机攻击罗广斌等“伪造事实欺骗毛主席、党中央”！12月9日，罗广斌和北京南下的红卫兵以及重庆造反派组成“12.4惨案上京告状团”，他还掏钱买了十多个人的火车票。罗广斌政治上很敏感，在风云变幻、正反人物常急剧变换角色的时代背景中，他惴惴不安，深感前途险恶莫测。正因为如此，罗广斌深知反对他的人正对自己虎视眈眈。罗广斌不得已，活动时常用当年搞地下工作的形式。后来“8.15派”攻击说：“罗广斌时而气壮如牛，时而胆小如鼠。害怕时，出门要人保镖，怕革命群众揪他；门上安告警电铃，睡觉也要人保护；罗广斌上京‘告状’，临上火车，碰见文联一位干部送孩子上成都，吓得回头就跑，到火车开动时，才从暗角里一步跳上车厢。当时的打扮是鸭舌帽压住眉梢，大口罩遮到眼眶，大衣领竖得很高……到了北京用化名、暗号和重庆方面联系，行动诡秘。罗广斌可以一口气狂笑四五分钟。掏出烟来，厚厚的抹一层万金油，一口气抽它小半截。然后烟头一扔，又抹又抽……”④12月17日，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红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主持召开“全国在京革命派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师大会”。罗广斌是唯一在大会上发言的外地造反派代表。会上，他还通过“红三司”将一大摞“告状材料”交给了中央领导……②④⑤罗广斌不带头“造反”，不一定死于“文革”；因为当时受批判者实在太多，随时间推移，罗广斌也许就算不上引人注意的人物了。但不幸，罗广斌后来不仅引人注意，而且成了重庆地区两大派系激烈斗争的焦点———他的惨死似乎就很难幸免了。

文革伊始叱咤风云
5月15日晚上，重庆师范大学后门车水马龙。等待了大概10分钟，记者见到了先前约见的重师退休教师杨向东。漫步在校园休闲走廊里，他的手上拿着一份文革小报的复印件，那是在罗广斌死后，1967年11月20日出版的“打倒叛徒罗广斌专刊”第二期，标题“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文革里杨是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因罗广斌冤案的株连，他曾被打成“反革命同伙”，也曾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不断调查过此事，收集相关资料，是少数的知情者之一。
杨向东说，文革伊始罗广斌等作家就向全市发表公开信成立战斗小组，参与造反夺取了市文联领导权，在市级机关团体干部中最早造反，“1966年8月底，市文联职工郭青等发起成立造反派组织‘红卫兵战斗小组’，当时罗立刻表示坚决支持并说：怕什么，最多是坐监牢，掉脑袋，全家打成反革命！”
罗广斌参与文革的坚决态度是有原因的——众所周知，由于小说《红岩》在全国影响太深，他作为作者之一，又是大屠杀幸存者，自然而然也成为青年们崇拜的英雄。但是那时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出版小说《红岩》后他的名气虽然已如日中天，但政治生活却依然遭到诸多限制——1963年团中央提议推选他为访日代表，被市里以“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为由否决；第二年共青团召开九大准备安排他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因同样理由被否决。
当年《815战报》编辑周孜仁现在是云南著名作家，对于罗地位崇高却政治受压的原因他分析指出，“罗的受压主要是因为当年在大屠杀之夜从狱中脱险的经历。因为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那段传奇的经历正好构成了其让人放心不下的历史疑点。”
1966年12月4日，大田湾体育场爆发两派群众组织大规模武斗。12月9日，罗广斌参加由造反派组成的“12.4惨案赴京控告团”启程北上。12月17日在北京，他作为惟一外地代表在40分钟发言中强烈要求“严惩制造血案的罪魁祸首！”他的讲话录音被迅速送回重庆，在各地反复用高音喇叭播放，让造反派声势大振。
作为当年重大造反派的知情人士，周孜仁说：“当整个社会秩序被一朝颠覆，当像大山一样压得罗喘不过气的大人物们，突然间被年轻娃娃打得落花流水，那一刻，他的兴奋是多么真诚。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从文革一开始，就是真正的造反派。他确实去重庆大学找过‘815’的负责人，在一次全团战斗组长会议上，总团一位‘勤务员’曾通报过这情况，结论是：‘听说这人历史有问题，我们不理他。’”
接触重大造反派却被怀疑“历史有问题”，于是罗广斌理所当然受到重庆另一个实力组织西师造反派的接纳，很快成为座上宾。“12.4事件”发生时杨向东在“12.4惨案联合调查团”任宣传组组长，12月中旬后成为调查团的留守负责人之一。其时由于各方意见分歧，造反派在调查团内部已经分裂成两派。他回忆：“就在闹分裂时，杨益言派人到人民小学调查团团部，邀我去市文联会晤。很快杨请我牵线，与西师造反派头头岳朝亮见了面，从此西师造反派与罗等人的关系逐渐密切了起来。”
联络站与“廉罗站”
杨向东与罗广斌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67年1月。对于那次见面杨向东很清晰的记得：“罗广斌家中我问老罗：你在北京的讲话录音对保守势力的打击很大，你说死了十几个造反派战士，有没有钢鞭（证据）？他哈哈笑了几声说，我们走得匆忙，当时又很混乱，各组织汇报材料时统计的，无法核实。”
事后罗请杨向东约见西师造反派头头岳朝亮，准备到北碚和西师走一趟，向那里的造反派宣传主张。杨向东回忆，那年1月中旬在他陪同下，罗广斌、杨益言乘市文联黑色轿车驱车前往北碚，途经沙坪坝时，罗提出顺道去重庆大学，找重大造反派头头再谈一次，“汽车停在重大8.15总部楼下，他一人上楼，我们在车上等。不一会老罗就回到车上，告诉我们对方不欢迎他，事情没谈成。他说本想再劝说对方一次，希望他们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克服右倾情绪，把矛头对准市委，但既然不欢迎，自己就是仁至义尽，算了！”
不久上海造反派“一月夺权”被中央肯定，各地纷纷闻风而动。重庆造反派内部在夺权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就在1月24日，重大造反派在市委贴出布告，宣布夺权成功，西师造反派与工人造反军等组织公开声明反对。杨向东表示，那时罗广斌通过西师造反派、工人造反军等串联了几十个组织，在人民小学宣布成立联络站反对重大造反派夺权，1月底他们向北京发出加急电，认为其单方面接管全市党政领导机关大权，“是假夺权，是在搞分裂”，要求上面干预宣布夺权无效，重新实行大联合夺权。
于是以重大造反派为一方，以罗广斌为代表的市文联造反派、工人造反军和西师造反派为另一方，双方矛盾冲突日益剑拔弩张。已夺权的一方加紧筹划掌权事宜，而反夺权的一方除了公开反对外，也正苦等上面表态。此时夺权方利用一切舆论工具对联络站进行分化瓦解，因罗广斌姓罗而工人造反军头头叫黄廉，便戏称联络站是“廉罗站”。
1967年1月31日，矛盾终于一触即发：支持夺权的北航红旗驻渝红卫兵率先抛出了批判罗广斌的文章《罗广斌很像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我们为什么要揪罗广斌》，攻击他的帽子一顶接一顶：“周扬黑线上的人物”、“与黑帮分子沙汀、马识途等关系十分密切”，“重庆文艺界最大的铁杆保皇分子”，“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
尽管形势显然对罗广斌不利，但在1967年2月3日上午，联络站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时，罗依然谈笑风生，毫不介意。杨向东说，“那天上午9点多，老罗等相继到达人民小学后楼，我看见他似乎并未在意街上的大标语，就笑着说，老罗，有人说你是埋在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那你好久爆炸？老罗哈哈大笑说，黔驴技穷，不屑一顾！我又说，人家说你想当市委书记，有野心。他却笑着说，我还嫌市委书记太小了哩！”
罗广斌之死的余波
在群众组织两派公开决裂时，罗广斌在选择站到其中一方的同时，也深深陷入派性斗争。眼看联络站积极活动，夺权方马上还以颜色——2月2日，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发令抓捕罗；2月5日，建工学院红卫兵将罗从家中绑架并抄家；2月8日，夺权方的重庆市革联会宣告成立；2月11日，宣布市文联等反夺权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保罗（广斌）组织”，勒令解散……
“在我看来罗的死亡显得非常突然，”杨向东说，“2月6日有学生将罗写的亲笔信送到罗妻手中，但因不知关押地无法回信。7日罗再次送出信件要求其妻给他一个月的钱、粮票和两条香烟，看上去似乎是准备长期斗争，但不久就传出罗在2月10日早从关押地坠楼自杀的消息。”
文革中周孜仁无意里保存的图片说明将过程照录如下：“二月九日，某院校广播了罗广斌的罪恶历史，叛徒罗广斌十分恐慌，情绪反常。九日，罗广斌开始写书面检查，写到解放前夕被释放的情节时，他就停止往下写了。当晚十二点后才睡觉，整夜翻来覆去，没有入睡。十日晨八点，罗到三楼卫生间洗脸和解手，看守人员张某某在厕所外面等候，约两分钟，张不见罗出来，回头看时，罗已趁机爬上窗台，张急忙喊了一声：‘你要做啥子？’罗广斌却从窗口跳了下去。”
为了寻找罗的死因，杨向东曾找到当年看守，其交待罗实在是不堪忍受连续几十小时的精神折磨而跳窗而死。杨转述看守的话说：“罗当时被关押于大坪马家堡后勤工程学院，审讯者要他必须认真交代1949年‘11.27’如何被特务放出监狱。从5日被绑架到9日深夜，连续几十个小时不间断轮番逼供，罗一支接一支吸烟，还将清凉油涂在烟上，神态异常疲惫痛苦不安。这样彻夜不眠到了10日早上，罗端着洗脸盆被押到3楼厕所打水洗脸，趁人不备他爬上窗台，高呼‘毛主席万岁！’后跳下，坠地后撞在台阶石梯上，当场死亡。”
记者经过调查，罗广斌被拘禁地点是后勤工程学院的八一大楼。这幢大楼面向球场的一侧，右端有厕所，楼下有石砌台阶。当年住在该军校人士说，那天早上听说大楼下死了人，他到现场看热闹，目睹罗躺在大楼朝向球场一面厕所下方石阶上，台阶上有一大摊血迹；罗个子1米6左右，身体发胖，头部有个小洞，离尸体几米远的脑浆中还有块小骨头。当年现场惨状，令他终身难忘。
关于罗广斌的死因，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是畏罪自杀还是以死抗争？是谋杀还是逃走时不慎坠楼？……文革中这几种说法曾被造反派对立两方炒得沸沸扬扬。到了一年过后的1968年3月15日，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省革筹以及部队领导会议上，才由江青一锤定音罗是“叛徒”、“反革命”。她在那次会上表明态度：“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
杨向东感慨地说：“罗广斌悲剧是一个政治事件，他是在文革中大动乱、大夺权的激烈斗争中含冤而死。但是迫害罗并不是斗争的终结，而是又一场政治迫害的开端。直到1973年，罗广斌的同事杨益言、刘德彬仍未恢复党的组织生活。1978年小说《红岩》在北京已经再版，然而在西师图书馆还被封存。直到1978年秋天，罗广斌骨灰安放仪式在重庆隆重举行，至此冤案得以昭雪。”
现在，罗广斌的家人仍坚持认为罗广斌之死有疑点，而另外一些人一般又倾向于接受他是自杀的。周孜仁认为，“文化大革命来了，他压根不知道发动者的意图，但对于个人，他以为是一个机会，于是开始用全然不同于文学的手段再次抗争，这恰恰是他的弱项。我不知道文革史家们对罗广斌之死有什么新的考证，但我更愿意相信他是自杀的。这不再是出于几十年前的派性偏见，而是我个人以为他的自杀更符合文革的悲剧性逻辑。”

转自 新浪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