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1967年军以上干部会议的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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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军以上干部会议是周恩来与叶剑英等商量提议召开的，主要议题是动员军队帮助地方抓春耕生产。

    中国的2月，正是一年一度的春耕农忙生产开始之时。

    然而，1967年2月，正值“一月夺权”的狂潮甚嚣尘上，席卷全国。省、地、县及公社一级的领导班子多陷于瘫痪，连许多生产大队都被“炮打司令部”，春耕生产无人负责。早已烧进广大农村的“文革”邪火，使大批农民也外出四处串连，闹起了“革命”。

    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尤其如此。一年一度的春耕生产直接关系到7亿人一年的吃穿。怎么办?

    在一片内乱中苦撑危局的周恩来忧心忡忡。3年困难时期亲自领导全国人民共渡粮食难关的周恩来，比任何人都清楚农业和粮食问题的重要性。

    2月11日，周恩来把农业部、农垦部、水产部、气象局、农办等机关“权力接管委员会”的代表和农口红色造反联络总站的代表召集到国务院会议厅。分管农林口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农业部副部长江一真等也在场。

    当时，农业部、农办、农垦部、气象局等机关相继被夺权，成立了所谓“权力接管委员会”。周恩来逐一询问了各单位的夺权情况后说：当前春耕生产到了，你们要抓革命，促生产。今晚找你们来谈，目的是要打好春耕生产第一炮，你们要全力地抓。政府部门、业务部门，并不是每个部门问题都那么严重，都非夺权不可。你们农口要准备一下，搞一个对全国的呼吁书，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光有青年人参加还不行。青年人有闯劲，但缺乏业务经验，要三结合，搞个像样的全国呼吁书。总之，中心是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季节性很强，一年之计在于春，过了季节就完了，不像工业。你们接管委员会负责生产的班子要认真研究一下。

    2月20日，周恩来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农村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发出了一封抓紧搞好春耕生产的信。信中指出：党中央相信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的干部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补过。建议立即召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会，布置春耕生产。但是，周恩来知道，在那种局面下，这封信的号召力和约束力太微弱了。没有具体的组织领导保证，仅靠一般的号召是唤不醒早已被一种政治狂热所湮灭了的良知的。必须采取措施，否则，3年困难时期“粮荒”和饿死人的历史悲剧又将重演。

    周恩来想到了军队。人民解放军在当时是全国惟一保持组织系统并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重要力量。2月23日，周恩来把在京的各大军区、各省军区的负责人召集到京西宾馆，要求各军区立即行动起来，帮助地方抓好当地的春耕生产。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也参加了会议。

    周恩来说：军队的担子很重，不仅要处理好军队自己的问题，还要把地方的担子担起来，抓好工农业生产。当前比较紧急的工作是春耕生产问题，季节逼人。这个问题耽误了不得了，生产没人搞，没饭吃了，什么事情都办不成。当前的春耕生产由各大军区、省军区负责领导，要立即分两条线布置春耕生产。一是打电话传达布置；二是由省军区负责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军分区、县武装部来人参加。有的省、地、县已经瘫痪了，也要找几个人来。组织各级生产办公室，由军区领导同志汇总，吸收省的干部参加，最好是过去管农业的。也要吸收农林部门的同志参加，他们熟悉情况。会上，有人为难地提出：现在省市领导干部大多被打倒，有的没有“过关”，怎么办呢?周恩来说：省、地领导干部有些没有过关的，也可以先出来工作，以后再过关。每个省总可以找出几个干部。今天是23号，要快一点，季节逼人。南方更要快一点，三级干部会议都要在2月底开完。会议不要开长，顶多两天，把中央的精神讲一讲，就说中央委托军区、省军区抓生产。对地、县都要抓，县一级是重点。省、地、县各级都以军事部门为主，党、政机关找几个领导参加，组成生产办公室。

    考虑到参加这次会议的仅仅是在京的大军区、省军区负责人，因此，周恩来和与会的叶剑英、肖华商量，提议召开一个全军军以上政治干部会议，就军队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和“夺权”等问题再强调和布置一下。

    大家都同意周恩来的这一提议。叶剑英说：那就趁热打铁，25日就报到，26日开会。
    周恩来说：可以，发通知来不及了，请示一下林彪同志后就以电话通知各军。下午，周恩来在怀仁堂召集中央碰头会，把召开军以上政治干部会议的打算和目的说了。晚上，周恩来将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的想法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指示每个军至少应该来两个人。

    周恩来下午在怀仁堂召集的碰头会，叶群参加了。她很不高兴，原因是林彪作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管军队，事先却没有得到要开军以上干部会议的报告。周恩来也确实没来得及及时报告林彪。但他心里是想到了要报告林彪的，因为在京西宾馆的会上，他还特意说明了一下要请示林彪。这件事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即使是一时的疏忽延误，也可以理解。周恩来一天到晚忙得焦头烂额，饭顾不上吃，觉不能睡，这种疏忽延误在所难免。但是，林彪、叶群、康生、江青等人却企图利用这件事整周恩来。叶群放出话来：林副主席被架空了。

    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一天下午，叶群从钓鱼台康生处打电话给他说：“我现在在钓鱼台，正在和8楼、11楼(8楼和11楼分别是康生和江青在钓鱼台的住处——笔者注)商量一件大事。你快去向首长(指林彪)报告一下：最近，总理向主席建议召开军级干部会议，主席同意了。之后，总理才把这件事报告首长。这样做，就把首长架空了。首长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又是国防部长，军内要召开这样大的会议，为什么不先经首长同意后再找主席呢?如果什么事都先报主席，后报首长，那还行吗?所以康老(指康生)说，此例不可开。11楼(指江青)也同意康老的看法，认为这很危险。这个事，首长要有个态度。文革都在支持他，他不能老是不吭声，你快去报，我在康老这儿等着。”

    张云生立即把叶群的话报告给林彪。林彪问张云生：“叶群在什么地方来的电话?”
    “钓鱼台，康老那里。”林彪闷头来回踱了几步，吩咐说：“告诉叶群，叫她马上回来。”叶群被叫回到毛家湾，与林彪一番密商后，又和康生一起到毛泽东那里告了周恩来一状。话传到周恩来耳中，周恩来被迫写信向林彪解释：

    林彪同志：

    昨(23)日在京西宾馆邀集各军区同志会谈，请他们回本地后负责召开省、地、县三级以军区为主的会议，布置春耕工作，同时以电话通知来京的省军区照办。在讨论时，联系到无锡31军的要求，我与剑英、肖华两同志商量，提议召开各军政治首长会议，讨论帮助地方春耕和支持参加夺权斗争问题，当时大家都赞成。我说了请示林副主席后就以电话通知各地，剑英说25日报到，26日开会。当日下午，我在怀仁堂碰头会上又提出此建议，夜间报告了主席，主席还指示每军应到两人，我并说要请文革小组参加指导。在这些报告中，我竟疏于检查剑英和我的秘书是否报告林副主席。下午，又未再向叶群同志在碰头会上打招呼，这是一大错误。

    应该说，周恩来的这封信，大致把军以上干部会议的缘起和主要议题都讲清楚了。
    有同志担心军队会成为工作组，周恩来说：不要怕。会议几位主要人物的讲话都没有涉及打倒刘少奇的内容。

    1967年2月26日，军以上干部会议按原定计划正式拉开帷幕。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军以上干部100多人。会议主要是叶剑英和其他几位老帅主持。
    由于军队高层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情绪，同时，军队在执行毛泽东的“支左”指示过程中，也遇到种种困难，感到无所适从。因此，会议开始后几天，与会干部在会上纷纷发牢骚，倒苦水。

    叶剑英在预备会议上动员说：希望大家打消顾虑，反映部队的真实情况，包括正面教育、军事训练、三支两军、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机关被冲击后和反冲击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谈谈。有些典型事例可以在会上讲，也可以写成书面材料。

    在了解部队各方面的情况后，叶剑英在会上有针对性地作了数次发言，就“文化大革命”应当怎样看、部队如何搞法、怎样处理军队与地方的关系等一些复杂棘手的问题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他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稳定整个国家的局势和国民经济问题。
    周恩来在会上有过两次讲话。一次是在3月8日，是谈军队帮助地方抓工业生产问题；一次是3月13日。

    在13日的讲话中，周恩来主要是谈军管和生产问题。他先通报了全国军管的情况，说：到2月中旬，全国实行军管的单位有6900多个，大多是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等。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已实行军管或已批准将要实行军管的有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等10个。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以解放军为主。总要有一个推动力量，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

    周恩来呼吁：无论如何要在3月份解决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机构问题，以便抓革命，促生产。各级领导机构成员以解放军为主，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如果没有省、市、自治区领导机构，生产怎么能搞好?没有领导机构的地方，可以先成立生产指挥部，像报纸上介绍的怀柔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季节逼人，现在就抓，不能再晚了。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

    当时，有些干部鉴于“文革”初期的工作组被打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教训，担心军管也会被说成是工作组，因为当时造反派攻击军管、军训“比工作组还工作组”。

    对此，周恩来说：有的同志怕军队成了工作组。这要看是什么工作组。如果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三结合”的实现，为什么不可以?不要怕。周恩来、叶剑英在会上的讲话精神，体现了会议发起的初衷。周恩来着重讲的是军队要帮助地方抓生产的问题；叶剑英讲的主要是如何处理“支左”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以保持军队的稳定。他们的讲话都没有涉及到打倒刘少奇的问题。

    会议期间，主持会议的叶剑英想请毛泽东和林彪到会上讲话。毛泽东表示，他不想讲，要林彪去讲。林彪去讲话，讲什么呢?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林彪向张云生布置起草讲话提纲时，主要是讲如何把部队的“支左”工作做好，把两个月来的“支左”经验总结一下，并要沈阳、济南、南京、广州、成都等几个军区提供点材料。

    同时，林彪还要张云生到会上去了解一些“活思想”，看看与会干部们希望他讲些什么。张云生到会上了解情况后，向林彪作了汇报,说与会干部最关心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对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普遍感到忧虑，究竟应当怎样看?另一个是军队介入地方运动后，遇到了许多复杂的情况和问题，究竟应当怎么办?这两个问题大家希望林彪讲一讲。经过一番商量、考虑后，林彪确定在会上讲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主流与支流，也就是形势。第二个问题，讲阶级观点、阶级斗争问题。第三个问题，讲军队如何“支左”问题。第一个问题主要是解决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主要是针对军队干部对造反派的态度、立场问题。林彪、叶群认为，广大干部对造反派看不惯，没有真正支持左派，是阶级观点问题。第三个问题主要是针对军队介入地方运动后，特别是“支左”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3月20日，林彪在会上讲话。但他没有完全照讲话稿讲。在讲阶级斗争、阶级观点时，林彪说：“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所有现象的总的根源。离开了这个总根源去观察社会现象，就观察不出来，就会观察错了。整个的社会，几千年来都是处在阶级、阶级斗争中，阶级斗争通常采取三种形式来进行，一种是思想战线；一种是政治战线；一种是经济战线。可是这三样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有的时候以这一个为主，有的时候以那一个为主。林彪要求用所谓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对待“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所有事情，“不然，我们老是犯错误，老是跟不上。”“我们要主动进攻”，“刮它11级、12级的台风，来摧垮他们”。

    关于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林彪说：看文化大革命，要看主流是主要的。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乱，也付出一点代价。但是，把敌人、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的资产阶级的头头，社会上面的资产阶级头头，打得落花流水，把他们打乱了。这样的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很好的事情。所以说，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可以说这场阶级斗争中，我们是打了大胜仗，得了大胜利，中国人民的大胜利，人类的伟大胜利。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总的看法。

    关于军队支援地方，林彪说：“总的方面还是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只抓革命，不促生产了，把生产停顿下来。也不要只搞生产，把革命停顿下来。我们应该同时进行，而且应该以革命来带头，来挂帅，来促生产。”

    从林彪讲话稿的酝酿和最后讲话的内容情况看，林彪讲话事先似乎也没有明确的主题，也没有涉及到刘少奇的问题。如果会议的主题之一是在打倒刘少奇方面统一军队高层干部思想，那么作为“副统帅”的林彪，他的讲话应该多少涉及到这个问题。如果说林彪讲话的主题是在认清“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方面统一军内高层干部思想，那倒是事实。但是，林彪的讲话是在3月20日，此时，持续近一个月的会议已接近尾声，所以，把林彪讲话的主题说成是整个会议的主题，似乎也讲不通。

    周恩来、叶剑英、林彪3个人无疑是这次军以上干部会议的主角人物，从他们3个人的讲话内容上，难以看出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统一军内高层干部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他们的讲话都没有批判刘少奇的内容。如果说，这次会议的主题之一是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统一军队高层干部思想，那么，周恩来、叶剑英的讲话内容没有涉及批判刘少奇暂且不论，而一向善于“紧跟”的林彪，他的讲话也只字未提批判和打倒刘少奇，那是不可能的。

    陈伯达、康生冷不丁打出一阵“黑枪”，煽动打倒刘少奇，背离了会议的主题，给会议罩上了一层迷雾。那么，为什么许多人会把军以上干部会议的主题误认为是在打倒刘少奇方面打通军队高层干部的思想呢?这完全是因为陈伯达、康生的讲话给会议笼罩上的一层迷雾。

    3月9日、10日，陈伯达、康生参加会议，并都在会上讲话。他们的讲话完全背离了会议的初衷，是冷不丁打出的一阵“黑枪”。陈伯达、康生的讲话，也讲了一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但突出的内容是从历史到现实，在一系列问题上对刘少奇、邓小平等进行诬蔑性批判。

    陈伯达先是引用了毛泽东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然后诬蔑说：“1962年刮单干风，就是刘少奇为首、邓小平赞成的。他们的那一套，就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1964年刘少奇作了一个公开报告，反对毛主席。”“日本投降以后，他就提出共产党员要当‘红色买办’，就是要当美帝国主义的买办，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那时，刘少奇是完全悲观的。”

    陈伯达的话等于公开点明了毛泽东在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中所指的“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的某些中央领导，就是指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还有意识地把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意见端了出来：“毛主席认为，这本书脱离阶级斗争，脱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空空洞洞地讲一些个人修养，是欺人之谈。”“毛主席说，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本书尽管讲了那么多马列主义概念，阶级斗争概念，结果把阶级斗争变成了个人修养。毛主席说，不讲现实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

    康生在讲话中说：1951年，“刘少奇到天津视察工作，向天津的工人代表会议公开声明说，中国今天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否则就违背人民利益，违背工人的利益。这是刘少奇的政治纲领。同一个时候，他在干部会议上讲了两句概括的话，他说：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这些是修正主义。”“他在城市发展资本主义，在农村反对搞合作社，主张发展富农经济。后来的大砍合作社，事实上是他的主张。他1957年反对党校学习毛泽东思想，1959年在庐山反彭、黄时不积极，1962年又大刮单干风，1964年搞形‘左’实右，在文化大革命中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切是有联系的，决不是偶然的。”

    陈伯达、康生给刘少奇罗列的这些“罪名”，有些纯属无中生有的诬蔑，有些恰恰被历史证明为正确的思想。令人深思的是，陈伯达、康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在这样一个军队干部会议上肆无忌惮、指名道姓地公开诬蔑批判刘少奇?对刘少奇，据王力回忆：“八届十一中全会，主席打倒刘(少奇)的意思，原来只是换换位置。”但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一直在鼓动彻底打倒刘少奇，欲置刘少奇于死地，并一直在罗列伪证。到1967年2月，他们罗列的所谓“罪证”已对毛泽东有所触动，能够影响到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1967年3月初，章士钊曾写信劝说毛泽东不要打倒刘少奇。章士钊在信中说：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如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希望毛、刘两位领导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给章士钊回信说：“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毛泽东还把康生他们搞的有关刘少奇的材料送给章士钊阅看。

    陈伯达、康生等这时想必已得知毛泽东的想法，所以他们才对刘少奇这样公开大打出手。戚本禹那篇打倒刘少奇的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紧锣密鼓地炮制出笼的。而且，陈伯达、康生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诬蔑批判刘少奇的讲话，恰恰是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批判刘少奇“错误”的蓝本。

    这恐怕不能说是巧合，而是陈伯达、康生等人精心设计的一个阴谋。陈伯达、康生的讲话等于是预先给军队高层干部吹风和打招呼，免得戚本禹的文章公开发表出来后，引起广大干部的思想震动。从刘少奇被彻底打倒的整个悲剧历程看，陈伯达、康生煽动打倒刘少奇的讲话，在事实上使这次军以上干部会议成为动员打倒刘少奇的一次重要会议。因为在党内军内这么大范围内，这么多高级干部面前，系统地罗列这样多的“罪名”公开指名批判刘少奇，这恐怕还是第一次。所以，有学者把这次会议与1967年4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并称为动员打倒刘少奇的两个会议，也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的。

    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1967年军以上干部会议的主题是在打倒刘少奇方面统一军队高层干部的思想。即使陈伯达、康生有把会议主题往打倒刘少奇这一方面引的意图，但至少是他们的意图没能得逞。因为周恩来、林彪的讲话时间均在陈伯达、康生之后，他们的讲话都没有涉及到批判刘少奇。当然，也不排除陈伯达、康生只是就刘少奇的问题先向军队高层干部吹吹风。所以，从整个会议的情况看，陈伯达、康生煽动打倒刘少奇的这番表演，充其量不过是对军以上干部会议的一个干扰。把他们讲话的主调定为整个会议的主题，恐怕有违历史的真实。

    事实上，这次军以上干部会议从整个情况看，基本上还是体现了会议发起的初衷，尽管有陈伯达、康生等的干扰。从这次会议的作用来看，还是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一是这次会议对军队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潜在作用；二是军队及时地帮助地方把迫在眉睫的春耕生产抓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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