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年 寄给杨小凯[杨曦光]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长沙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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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给杨小凯[杨曦光]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长沙一中　　　　　　　　　　　　　　

朱大年

昨天，与在澳洲的老朋友陶洛诵通电话，她悲痛地告诉我：“杨小凯去世了。我们又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战友。”声音哽咽，再也说不下去了。她的话，勾起我一段久远的回忆。鬼使神差，我真不该告诉她。接着，她把“使命感”架到我的脖子上，非要我写出来，也寄托上她的哀思。我没过上多少年安静日子，只求如闲云野鹤，找块安静的绿洲度日。再者，多年前，我已认基督就是真理生命与道路，视撒旦统治的拜物世界并非乐土。我早已哀鸣够了。又有谁爱听你哀思呢？　　

可我还是按她的要求，登上了ＣＮＤ网。看见任不寐的哀思，才知道，原来杨曦光已经站在李慎之与路德之间了。这么说，我与杨曦光在上帝那里终归是要欢聚的。那我就写写我们相识的起点，以此提醒他，在我去的时候，别忘了欢迎我。　　

为了确认与杨曦光相识的时间，在屡遭沧桑损毁的故纸堆中，我找到了两篇会议记录。一篇是我和周中栋代表《北京刺刀见红战斗队》与谢若冰、李筑银代表的《长沙井冈山红卫兵》的联席会议纪录，时间是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５日。另一篇是我们一起与《湘江风雷》工人的座谈会议纪要，时间是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６日。还有几张时间不详的纸片。据此，我便可以推算出我与杨曦光（对不起，我习惯称杨曦光）见面的时间，应该是１９６６年１１月中旬到１２月上旬之间。地点是在湖南省堡商联及长沙一中。１１月初，我与谢若冰的组织联合后，一部分人开宣传车去韶山、株洲等地宣传，配合《湘江风雷》向广大市民介绍“９.２４”前后张平化打“黑鬼”的暴行。一部分人下到工厂搞调研，了解“保皇势力”强弱情况，并据此选“点”，确定平反的“重点厂”。我、朱维理和《长沙井冈山》的刘建成，一直留在湖南省堡商联的总部二楼，汇总材料，办《井岗红旗报》。　　

那天冷雨霏霏，我正站在二楼木制走廊，斜倚栏杆，观看天井中的植物。它在无声润物的冷雨中静静地，似正表达某种情致。门响了，木楼梯响了，随着湖南话声，谢若冰与一个小伙子走上楼来。“这是朱大年，北京的。”　“这是杨曦光，一中同学。” 谢若冰介绍完就进屋去了。在此之前，谢若冰已向我们介绍过长沙一中的运动情况，所以，杨曦光这个名字对我并不陌生。我们握握手，互相看看，便直接谈起湖南运动的情况。那年，我十八岁，他十七岁。近３８年后的今天，他那隐含深沉忧虑的炯炯眼神，仍然刻在我的脑海中。他对当时湖南，尤其是长沙，运动的来龙去脉、各派的政治背景，以及株洲某厂三百多人打成“黑鬼”、某航校的绝食斗争等实例，说得一清二楚。我向他介绍了我们在“红八月”组织战斗队与“血统论”对着干的经历以及我所关心的平等问题。我们在“群众迫切要求平反，是表达解放自己的政治要求”上取得共识。我与他探讨当时我面临的一个具体策略问题：“人来搞材料与材料发动人，孰先孰后？”那天谈话是如何结束的，完全忘了。但这几个问题，奇迹般地残存在我的故纸上。我和谢若冰的组织与《湘江风雷》等工人市民组织一起冲击了《湖南日报》社。我和周中栋进了报社总编室，我拿了一张一寸毛泽东标准像留作纪念。这以后，我与杨曦光又见过几面，大约是在长沙一中。谈到过“学生左派的‘硬’及其弱点”、“工人的顾虑及蕴藏的动力”、“运动阻力的新形式及面临的反复可能”等问题。具体内容完全忘记了，而这些题目还在我的故纸上。在长沙期间我不仅认识了谢若冰、杨曦光等学生，还认识了叶卫东等工人。在我们的交谈中，几乎每个造反派“头头”都谈到过将来的“政治危险”；有的人经常做反手吊单杠的锻炼，提前做好受酷刑的准备。我们几乎都知道“反抗”的后果（无论在思想上、言论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是一样），开了头便别无选择，“一反到底”就是我们心知肚明的无奈表达。　　

在一个冷雨天，我跳入湘江横渡，真想体验一下毛泽东“浪遏飞舟”的豪情。一条大舸从上游飞驶下来，擦身而过，船上面兜头泼下一桶粪汁，差点呛死我。毕竟年轻体力好，总算拼死登上了“橘子洲头”。真是绝妙的预兆。以后，造反派都被“兜头泼下的粪汁”呛死或差点呛死，几乎无一幸免，至今去不掉臭味儿。谁让大哲人说了“社会的统治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呢？！　　我决定回北京壮大组织。湖南以《湘江风雷》为代表的工农造反派组织使我明白了“反对政治迫害，要求平等政治权利”是藏在人心里的。回北京去，团结我校师生到我们组织里来的最得人心的办法，就是让大家为自己争取“平等的革命权利”。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中旬，我的战斗队大部分返回北京，留下印平华等几人在长沙与谢若冰、李筑银、杨曦光等及《湘江风雷》诸战友继续合作。临别时，杨曦光交给我一个包及地址，托我送交他的亲戚（叔叔或伯伯）。我到北京第二天，在人民艺术剧院北面的胡同找到他亲戚家，完成了他的托付。以后，通过印平华、马沂文等人经常可以知道湖南战友的情况。也正因为他们（当然包括杨曦光）对周恩来在文革中实际作为（至今知者甚少）的了解与反感，使印平华等战友坚决反周。１９６７年６月，印平华成为《北京５.１６兵团》中学部负责人。最终导致我参与《５.１６兵团》的活动，成为中共内不同派别反复调查的对象。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中关于“５.１６”那段，就是冲着我们写的。全国抓“５.１６分子”伤害的人不计其数。当达到消灭了所有群众组织的目的后，中共宣布对几乎全部“５.１６分子”平反，似乎不存在“５.１６”这回事。而我们作为“５，１６分子”近十年，最终不了了之。　　

几十年来，明白其手段其目的的又有几人？我们明白，没有机会说。杨曦光明白，他在海外说了。那些只有亲身经历亲身体验、才能明白才能写出的东西，杨曦光写了。他可以告慰他为之付出很多的那片土地及其人民。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又用自身的行动，告诉他魂牵梦萦的人民，灵魂逐步抽离的拜物主义会从根上毁掉这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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