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相陵 我的文革初期纪事（1-8）【南师附中】

tuffy05

如果有人对网页文革调查有顾忌，可以理解。再与“迫害”联系在一起，就更可以理解了。我当然同意调查，可是涉及的字眼有点可怕，于是就有阻力，有人反对。
以我愚见，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先写点个人回忆出来，就像我一样。
以下，是我文革回忆初稿的第一章，即引子。为什么要写和怎样写文革。
并非说教，只是个人想法和做法。有的也是老调重弹了。不妥之处，望众学友评论为感。

我的文革初期纪事（1966–1968）
<我的文革初期纪事（1966-1968）>是我在南师附中1966届初三丙班网站http://www.nsfz.net/classroom/myclass.asp上发表的连载。最近才有腹稿，时间上应排在<祖国的花朵>之后。本文将主要记录我所经历的文革前三年，从1966年6月1日文革的爆发，到1968年11月20日我下乡插队为止。本篇文体,我仍视为长篇自传性报告文学的提纲,离正式出版,还有待于认真的充实和修改。
诸位如有兴趣一读,还希望批评指正为感。

戴相陵 2008.11.06


我的文革初期纪事（1966–1968）

（1）引子 – 心理障碍
2008年初，在相继完成<祖国的花朵><父亲母亲和我><从知青到工人><我的大学梦><婚恋风云><大学校园生活><初到美国>等七部长篇自传性报告文学的初稿二稿后，我就有了写文革的念头。之所以迟迟没有动笔，除了没有时间外，还有着诸多几乎不能克服的心理障碍。
心理障碍之一：该不该写在我身边发生的文革。
1966到1976年，为期十年的文革，本应该是史学界最热门的共和国史和中国现代史的课题，但也恰恰是今天执政党、当局和政界最敏感的话题之一。
要把这个矛盾理顺不是很容易。
文革结束后没几年，官方就通过了针对文革的历史问题的决议。而且，还用法律的形式，把江青和林彪两个反党集团公开送上了法庭。
可以理解，为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当局希望人们，特别是子孙后代，相信官方编辑的文革“正史”。如果从民间再写出什么百姓所目睹的文革的话，就会被指责为别有用心的用文革“野史”来搅乱稳定与和谐的社会。
可是事实就是事实，罪孽就是罪孽，历史就是历史。不管是编入正史还是野史，掩盖、扭曲、误导，最终都改不了历史事实。
文革十年，说是共和国史上最黑暗的十年，怕不算过分。违法无辜大量地整人、害人、打人、杀人、甚至吃人，文革时期都有。
问题出在追查文革的根源。有人在追到四人帮时，就想叫停了。当追到毛泽东时，就更扭扭捏捏了。从毛泽东再往下追，那就要犯大忌了。
怎么办？只有不要人为地再谈什么文革、再回忆什么1966、1976，或者把文革的真相隐瞒一些，淡化一些，让老一辈人人忘却、小一辈人人无知，才是万全大计。
难道我们就不应该顾虑一下当今大力提倡的社会和谐？
可是就是在和谐的公民社会里，个人是允许按自己直观印象叙述历史的。更重要的是，公民社会决不允许官方或者一两家人来垄断历史，来撰写正史。
如果大家都闭口不谈，会不会中了那些想掩盖这段历史的人的套套？恕我政治觉悟平庸。有关历史，总不应该失传吧？
心理障碍之二：反思文革和反思自己。
在文革中，我的周围发生过太多太多的错事、蠢事、丑事和坏事，其严重性从受蒙蔽瞎起哄、到丧尽天良的反人类罪行都有。
往事不堪回首。当事人有很多诚恳道歉，痛心反思的；也有受害者紧追不舍，想讨个说法的。
谈到个人历史，也不能说本人没有一点干系。人无完人，文革中几乎人人都有些干系，只是“时代造就英雄”，经常是身不由己。
如果我有幸也属于“里里外外红透了”的一员的话，那么本人文革中的举指言行与当年红卫兵相比，可能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幸运的是，由于本人的家庭出身，我总的来说，是被压迫者，而不是压迫者。我当时卷入得不多、不深，所以人性的丑恶面没能得到充分发挥罢了。
尽管如此，在文革中，我也做过错事、蠢事、丑事和坏事，涉及包括师长中的沙尧、任应培、陶强、苏万物，甚至自己的母亲。在今后的回忆里，我将尽力对自己严格要求，全盘披露，逐一忏悔和反思。
对于自己在文革中犯浑的反思，我遵循两条准则。
第一，要分清当时的社会责任和个人责任。前者是外在因素，而后者是内在因素。两者不可混为一谈，更不可以把个人责任通通推给社会。想不通时，就应该问问自己，比如，为什么人家的家庭出身和我一样，而他就没有犯我这样的错误？
第二，要分清他人对我造成的伤害和我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前者是他人的罪孽，而后者是自己的罪孽。这两者也不可混为一谈，更不可以用前者来“抵消”后者。比如说，在文革初期，我是整过人，可是后来我自己也被弄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 两者“扯平”了。想不通时，就应该问问自己，那些众多被迫害的人们，他们在文革期间可没有任何恶作剧的举止，难道他们就不应该得到一声他人的赔礼道歉忏悔，以安抚受过创伤的心灵和身躯吗？
只有这样去理顺头绪，我认为，才能在有生之年得到自己心理上的平衡和宁静。道理很简单：苍天在上，个人在文革中做过的每件坏事，老百姓和老天爷都有记录。
对目击他人干的坏事，我要写的是个人观察，经校正后，追求的是史实。我无权要求、也不指望人家去忏悔和反思。他人的反思很敏感、很复杂，还是留给当事人或者后人去做吧。
心理障碍之三：主观世界中的文革和客观世界中的文革。
在几代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下，只要一提起“主观描述”，就会遭来道貌岸然者的说教。
他们说，应当避免只凭个人的直观印象叙述历史，也应当避免用未经证实的道听途说作为叙述历史的依据和资料。
正因为是个人直观，就难免有错误。于是就需要其他个人也来加入叙述、校正，以便客观地反映历史。没有一个个主观地对某一事件的不同的叙述，哪会有全面、真正的客观历史？既然是第一个人的直观，就有可能未经证实。去伪存真，还指望大家的介入。如果未经证实，就叫道听途说，从而就大家都闭口不谈，那我们的后代要想知道文革，就只能读官方编的“正史”了。
那么有人要问，你凭什么、有什么资料写你周围的文革？
回答很简单。就试着用尚未痴呆的大脑里残存的纪事，还有至今保留在手的四十几年前的一本日记吧。

转自南师附中老三届网

tuffy05

（2）四十几年前日记的局限性

这是一本50开日记，硬纸绿色封面上“大庆”两个字上面是红日照耀下的油田。
日记本前后扉页上盖满了红颜色的参观纪念印章，分别是“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长沙第一师范”、“长沙清水塘”、“参观毛主席旧居韶山留念 1966”。这些显然是文革大串联时留下的印记。
另外，还有“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郭嘉宏日记展览会 参观纪念 江苏 镇江 1967 5”的印章。
第一篇日记的日期是1966年2月25日；最后一天是1968年元旦。
下面是几个1966年的日记片断。
6月8日 星期三 晴有阵雨 下午学校出现了许多批判某些教师反动言行的大字报。
6月10日 星期五 晴 上午我和姜树李贴了一份揭露妈妈的大字报。
8月12日 星期五 多云 最近干部子弟在学校要造反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9月19日 星期一 晴 这次下乡是红卫兵组织的 狠挖阶级烙印。
11月25日 星期五 晴 在下午1点40分看见毛主席了。
对于一个想写文革的作者来说，手持这本日记应该是有如获至宝的感觉了。
可惜情况并不乐观。
首先，日记是根据自己当时的兴趣和心情写的。而且，文革前三年的在校期间，我基本上是逍遥派。很多重大的事件都没有记录。有记录的，多半也是一笔带过。所以拙文只能用日记中的时间和提纲对着自己的回忆去写了。
更糟糕的是，手头的另一本日记，是从1969年3月19日写到1971年为止。上面不完全地记着我插队当知青的历史。
也就是说，出现了时间的空白。我的1968年元旦到1969年3月18日的日记没有保存下来。
我记得那是我的第二本日记，纸质呈黄，像个练习本似的。在后来四十几年的沧桑里，何时丢的，怎么丢的，我不得而知。
记得大概在1980年夏天，下放在苏北的全家被恩准迁回南京。经过一天的卡车颠簸抵达后，家父声称家什中少了一个麻袋。据说里面都是数学书，当时委实使他伤心了好一阵子。后来我来到美国，开始怀疑我价值连城的两本早年的集邮簿，还有那本日记，也阴差阳错地塞在了这个麻袋里。
麻袋既然被颠下了车，被拾荒的农民捡了去，抬到了废纸收购站。按斤论价后，把麻袋带回家去盛粮食了。这大概是比较自然的推理。
言归正传，实在没有办法，只有靠大脑里的记事了。
这些零零碎碎、不成系统的纪事，无论是对初三丙班、南师附中，或者南京市的文革，恐怕连“野史”的档次都够不上。充其量只不过是搜集中的史料里的一家之言罢了。因为还要夹杂着当年和当今的感受，还有可能被指责为“一派胡言”。所以，我在这里得求求同龄的热心读者一起帮着回忆、及时校正了。
不过我最希望的是，大家能和我一样来写自己的一家之言。如果这样，文革野史的原始资料就可以尽量凑齐了。

tuffy05

（3）大字报

6月1日，很多人认为是文革的开始。在校园里，也是小小组的第一次活动的日子。在以后的两个月里，运动是在校党支部的控制下，按照党中央、省市委和人民日报的基调，以小小组为单位进行的。
直到6月8日下午校园里出现针对老师的大字报为止，小小组上午还是在上课的，只不过有时是整个一上午的文化大革命课，专门写批判文章。
6月9日我们开始停课，专门写大字报揭发老师的反动言行。从此，校园内的大字报是铺天盖地。墙上不够贴，就沿路搭起芦席架。
这段时间，中央和人民日报的基调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肯定北大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罢官北大领导陆平、彭佩云、改组北京市委。今后矛头的指向不太清楚。
省市委和新华日报是紧跟中央，先后抛出匡亚明（南大校长）、吴天石（省教育厅长）、陶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和孙叔平（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
而我们学校的大字报是对着广大教师而来，集中在以下几位身上。
任应培老师教语文，已经有六十岁了，住在我家楼下。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虐称“任秃”。
陆远猷老师教俄语，说他是“漏网右派”，虐称“陆远溜”。说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在授课时发过牢骚。才第三节课时，他就说肚子饿得咕咕叫了。
陈继贵老师教政治，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虐称“乘机鬼”。
另外被上纲上线的还有美术老师赵峻山、化学老师周兴发、英语老师吴耀卿、历史老师马笃庆等。
那几天形势发展的极快。
6月8日出现大字报，6月9日已经贴到李夜光副校长和吴天石厅长头上了。我们小小组贴了我们数学老师朱景云的大字报，揭露了他平时的反动言行。
在当天，出现了严文淑老师的大字报。写这张大字报的不是别人，而是她的儿子和侄子。两人当时都是附中的学生。对此，我开始感到有压力了。
我当时读初三，十六岁，但在政治上可能比同龄人敏锐和早熟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首先是归功于父母经常谈起的1957年的那场耸人听闻的反右运动。对周围众多的右派分子，除了警惕外，更多的是一种同情。前者来自红色教育，后者来自家庭教育。而我已经认定，反右运动是一场引蛇出洞的阴谋。面对右派分子受到的迫害，中国知识分子从此一蹶不振，不敢有自己的脊梁骨。
其二，要归功于几个月前刚刚走进我家庭出身的海外生父。眼下党的阶级路线执行得越来越左，我是太怕生父被人提及了。如果被人拿出来做文章，我是家庭出身问题，前途渺茫；而母亲，却直接是她的第一个婚姻，完全可以被揪出来的。所以我的命运是和母亲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
政治上的早熟形成了我运动初期的既定方针：要随大流投身文革，但一定要取鉴反右教训，尽力保住母亲。我的下意识在告诉我：不管怎样折腾，他们做干部的，最终还是要上台的；他们干部子弟，最终还是要接班的；而我们，仍然是我们。
6月10日上午，在无形的压力下，我和姜树李合伙写了一份妈妈的大字报，贴在了学校厨房附近的临时报栏上。“作为她的儿子和侄子”，我们揭发了她“唯有读书高”和“下农村苦”的旧思想。我们的大字报“得到了同学们的支持”。
与昨天贴朱老师的大字报比，母亲的这张显然是低调、避重就轻了。
我虽然记不得朱老师的大字报的具体内容了，也记不得是以小小组名义还是自己了签名，可是“反动”这顶帽子，在那敏感的年代里，是能随便给人扣的吗？
遵从天地君亲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贴老师和父母的大字报，本身就是大逆不道。而且朱老师的那张，因为涉及到反动，是不能用轻描淡写的一句“受蒙蔽瞎起哄”而带过去的。对母亲就知道不滥用反动二字，这反映了自己灵魂深处的算计。
大字报一天比一天多，内容也趋向于上纲上线。在6月11日的日记里，我已经认为陈继贵、陆远猷、吴耀卿、马笃庆四人属于“敌我矛盾”了。
令人担忧的是，大字报出现了两个敏感的话题。一是说这些老师打压干部子弟、亲睐出身不好的同学。二是这些牛鬼蛇神受到学校的重用。前者的矛头指向了同学；而后者，直指校领导。两者都是当局不愿意看见的。于是运动被导向去批判校外的陶白，整整两个星期，直到六月底。
在“批陶白”期间，6月14日高三同学首先发起了声讨会。6月18日高考制度废除，解除了升学考试的后顾之忧后，我们就更加一心一意地投入文革了。我们初三级请了复员军人参加的声讨会。
我们还为七一文艺汇演排练“东方红”。高三的乐队为我们伴奏，不过好像指挥却是高二丙的杨清峰。晚会的主题歌是“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屡唱不衰。

tuffy05

（4）老师、领导、同学，运动升级

6月底，运动对象从校外又转向了校内，针对老师的大字报又卷土重来。
除了前面提到的老师外，英语老师吴耀卿被揪了出来。具体的言行，我没有记录。可是严重的是所谓的历史问题，说他是国民党军队的翻译官。
诸如此类的问题，恐怕早就有过组织结论，写进了档案。现在又被学生翻出来，使老师们不寒而栗。因为档案当时是机密文件。这就牵涉到了抛档案的人，还有授权抛档案的人。母亲对我说，历次政治运动结束时，每个人的历史问题都要重搞一遍的。可是此时运动刚刚刚才开始啊。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的大伯母，也就是姜树李的母亲，神秘地造访了我们家。她和母亲小声密谈到深夜才离去。我不知道谈话内容，但第二天得到的印象，是她被运动的势头所震撼了，要母亲顶住，不要怕。历史问题已有组织结论，要相信组织。
我想，在那些天，这样的密谈和互相打气几乎在每家都有。我们的上一辈，尤其是有历史问题的人，确实不知道这次运动到底是要搞什么人，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能不能过关，或者怎样过关。
此时，运动的特点之一是“打击一大片”。几乎每个老师都挨了大字报。
7月4日，高三的同学也行动起来了。秦欣、柯倚霞、胡百良、袁金华、张守己等老师也开始有大字报了。这些老师都党团员，学校的骨干，没有历史问题的。在这之前，高三年级好像受到校领导的导向，没有把矛头指向这些老师。
在这种人人都有问题的形势下，母亲的心情稍微好了些，因为她唯一的大字报，就是我的那张。现在好像成了沧海一粟，不被人注意。可是，最大的隐患，仍然是我的生父问题。
运动的特点之二，是除了无中生有和无限上纲外，再加上了“狠狠揪住不放”。
有些老师为了早点脱身，就写了“自我检查”。6月30日，马笃庆的检查才贴出来，就遭到了反驳，说是又臭又长、假检查、真反扑，想蒙混过关，声称决不会放过这条只老奸巨滑的狐狸。
7月2日，我们小小组也贴出了一张揭露马笃庆自我批评的文章。
那个年头给人们的是狂躁。出了手后，就非得把他人置于死地而后快。也使人们至少淡漠了两样东西，一是独立思考，二是良心。我们从来就没想过，马老师解放前虽然当过法官，可是他在给我们上历史课时，讲过反动话吗？再想一想，如果这是自己的父母在做检查，我们也会死死揪住不放吗？
运动的特点之三，是开始出现所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7月4日，校园里突然群情激奋。我在日记中是这样写数学教研组组长陶强老师的。
现行反革命分子陶强！居然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石膏像的眼睛挖掉！将其脸部用刀子乱划！然后命令她的保姆把石膏像扔掉！我们知道后都非常气愤！把她围起来，揍她！大家高呼“打倒陶强！”、“烧死陶强！”
我因为被挤在了人群的外围，所以看不清现场。可是就凭这么多的惊叹号，就可以想象到肆虐的惨烈。当时陶老师是有口难分辩，尽管后来，此事被证实是无中生有，或者是无限地夸大。
我的日记继续在记录大字报上的揭发。
陶强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她利用丈夫的天文台长的职位，安插了两个坏分子在天文台 …… 还用小恩小惠来收买年轻教师，闵开仁、仇炳生等都受了骗，另一个受骗者被开除了！
我记得好像在校园的一角，陶老师送人的小提琴被掼在了地上。
运动的特点之四，是大字报开始指向学校的领导核心，指向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沙尧。内容除了执行封资修教育路线外，还是老调重弹，重用牛鬼蛇神，亲睐出身不好的同学，压制干部子弟。
7月3日，我们小组派我去找到二伯家的堂兄姜树海，去证实党支部副书记兼团委书记吴鼎福老师两三年前对一件事情的处理。
事情是这样的。
日前我们获悉，高二甲班的李远归同学，在准备为这件事贴吴鼎福的大字报，但在班上处于孤立，遭到反对。我们小小组决定掺合进去，给予支持。
具体记不得了，可能是涉及到对干部子弟事宜的处理不公，而且是两年前。那时候姜树海和李远归是同班；现在，李因为休学仍然在高二甲，而姜已经是大学生了。
拿吴老师说事，非同小可，因为他代表着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党团员、党支部，不能和旧社会过来的老师同语。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也想去搞吴老师，是要三思而行的，最起码不能当策划者。
陈南北同学是小小组组长，在班上有威望。我与他关系一直比较好，而且他是干部子弟。于是，我就一直跟着他，跟着小小组走，自己决不能当出头鸟，运动中一定要比别人慢半拍。
可是我作为一个“要革命”的学生，头脑就忍不住会发热的。一经道出姜树海这层关系，就接受了调查的任务。
那天在堂兄家，我把事情证实了后，姜树海说，我看吴鼎福就是有问题。没想到，这话被一边的二伯，也就是他爸爸听到了。二伯当即就呵斥我们是胡闹，吓得我马上离开，不敢留下来抻饭。
第二天，我们小组准备继续收集吴鼎福的材料，就去找到了李远归。他鼓励我们要努力学习，继续深入调查。于是我们有所收敛。
可是也就推迟了两天。这两天，针对校领导和沙校长的大字报开始充斥校园。于是，我们鼓足勇气把吴鼎福的大字报给贴了出去，而且还点了团委副书记方永兴老师的名。
有对领导的攻击，就会有捍卫领导的“保皇派”。我们的对吴、对方的大字报一贴出来，就立刻遭来了议论纷纷，尤其是初三丁班平时与方永兴走得比较近的一群女同学。对沙校长，打和保也初见端倪。
对校领导的大字报后果之一，就是机制瘫痪引起的运动失控。除了打击一大片外，失控的初始现象是同学出手打人、虐待和武斗。
7月8日，我在日记中抱怨，初一初二的小同学简直是胡闹，他们不写大字报，专找那些牛鬼蛇神打人，严重违反了党的政策。
可以想象，运动趋向失控是普遍现象，其他学校也相继发生。于是就了官方举办的五台山体育场万人大会。江苏省暨东南京市党政军主要首脑都在主席台上就座。会上，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
7月9日，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全文刊登了江渭清的报告，大约有两三个版面。我们在小小组里学习和讨论了这个报告。
7月11日南京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进驻本校。
7月13日早上，工作组召集全校的师生员工在教室大楼西侧的篮球场集中。组长张寿春当众宣布，市委工作组进校，是来协助南师附中党支部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的，下一步是搞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工作组这一句话，等于代表了市委给校领导，尤其是沙校长，定了性作了结论。意思是这里不是北大，党支部和沙校长不是打倒对象。
听了了宣布后，全场一片默然。我不清楚当时那些要揪出沙校长的人此时的心情。不过当张寿春傲慢的眼神扫向人群时，我的警句又在耳边响起：他们做干部和领导的，最后还是干部和领导。
可是历史证明，工作组是左右不了运动方向的，因为派工作组不是毛泽东的意向。于是校园里还是有校领导的大字报。而且，工作组很快在8月初就无声无息地撤离了学校。
在这段时间，我的日记没有敢记载附中文革的事件。主要原因可能是牵涉到对校领导的造反、对牛鬼蛇神的武斗和血统论的肆虐。这三个敏感话题，如果在日记上被人发现，后果将不堪设想。
根据其他人和网站上的回忆，7月5日，高三甲《只争朝夕》小组贴出《为毛泽东思想而战》大字报。至8月9日，该小组贴出三期大字报。在这之前，还有初二及高一丙徐小进贴校领导的大字报。
7月13日，高二丙张阳宁、吴芸生等人贴出的《南师附中对谁专政》，提出学校在新生录取和典型培养上的阶级路线问题。现在看来，不管这张大字报的动机何在，当时在客观上，其矛头直指两类人，一是校领导，二是出身不好的同学。对后者和我来说，可以说是反动血统论在附中肆虐的前奏之一。
8月5日，全校听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对当前运动的指示：撤销工作组，一切权力归师生革命委员会。也就是说，从此校领导和党支部要靠边站了。
也就在当天，在成立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争论中，形成了两派。一派以高二丙张阳宁为首，认为应该她们提出名单，然后由大字报辩论的形式产生代表。一派以高三丙为首，提出由各班产生一名代表。
8月6日张阳宁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同意各班产生一名，由全校绝大部分通过。本班推选出陈光国。
8月8日上午，由筹委会候选人召开的全校师生员工大会，结果被高三丙余瑶瑶和高三丁程江江破坏了，与会者被哄散了。这是我的日记摘录。具体情节记不得了，为什么用了“破坏”二字，也回忆不起来了。
8月9日上午，文革筹委会宣布成立。
8月10日上午，我们去省委表决心，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此时，踢开党委闹革命已经形成势头，因为中央的意思是，在运动中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8月11日，我们听取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的指示。
当天，高三甲的曾小渤，王史维，李天燕联名贴出《造反有理》的大字报。这是附中第一张公开“造反”的大字报。当天，王史维又以“红色造反军”的名义写了《夺权——交出管理大字报权力》的大字报，敦促学校将管理大字报的权力立即移交给文革筹委会。
此时是高三同学开始策划成立红卫兵组织。
8月12日，《红卫兵第三次世界大战备战军校红色造反军》成立。此前，李天燕得到北京红卫兵《造反三论》，毛泽东给红卫兵的信，以及哈军工成立“红色造反团”等信息。《只争朝夕》小组已经决定效仿北京成立红卫兵，取名红色造反军，先在高三年级串联酝酿。红色造反军是附中第一个以家庭出身为特征的红卫兵组织。
此时，我与其他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一样，感到压力很大。不仅自己不能革命，而且时时可能沦为“革命的对象”。我实在想不通，明明是早就被批判过的自然红思潮，有着浓重的封建主义色彩，怎么现在又能重新得到了承认。在日记上，我也只好写下了要改造自己，与家庭划清界限的词句。
那年的8月非常闷热，对应着我沉闷的心情。
有一天晚上，我终于憋不住了，就下楼敲开了王亮家的门。
王亮在高三丁班，与我小学就是同学，也是我童年的楷模。与我的生父相比，他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物以类聚，找他去探讨一下、宣泄一下，是问题不大的。
那天我们彻夜长谈，观点完全一致。尽管没能超越文革思维，我们认为血统论是荒谬的。照他们的说法去推论，真的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的话，共产主义是永远实现不了的。既然大家都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那些红卫兵们何必要对我们这样极端呢？
牢骚是可以背地发一发，可是我从来没敢想过公开抗争。可是，世界上还是有勇敢者的。
也是在8月12日，高一丙班何纪宁、秦志宁等六位同学贴出反对自来红的大字报。第二天有高三丁李得宁的大字报响应。
我不太记得何纪宁的大字报了，可是记得李得宁的，就贴在教室大楼的东山墙上。看完后，觉得句句都在理，道出了我的心里话。
写大字报的人马上遭到了围攻。第二天我路过高一丙班教室，看里面挤满了人。我从后门进去时，后面两排的人是站在课桌上呐喊围攻的。我根本看不见谁在前台被围攻。
当时最敏感的是这些人的家庭出身。好像除了何纪宁是干部子弟外，其他的都不是。李得宁出身是资本家，秦志宁被说成是曾国藩的后代。而后来的大字报还别有用心地说何纪宁上了别人的当。我替他们捏了一把冷汗，也十分佩服他们。尤其是何纪宁，在既得利益前，她能保持清醒的独立思考。
8月13日下午，我们听取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据说，十六条就是在会上制定的。与历次全会不同的是，以聂元梓为代表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列席了会议，而且在会议期间起了举足轻重作用。也就是说从今后起，本来就不健全的党纪国法已经不重要了，取而代之的将是无法无天，人们的命运将操纵在造反派、红卫兵和重新上台的当权派的手中。
8月16日，全校选出了革命师生代表大会的代表。我们班推出陈光国、陈南北、张宁阳、牟承晋和康家莲等五人。前三位在文革前就是有一定威信的班干部，第四位在文革前好像就有点激进。只有康家莲是工农子弟，她平时就处事低调。这次给选上，一看就知道，是给干部子弟的一统天下做花瓶摆设的。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检阅了百万红卫兵和群众。这就是文革史上所谓的“八一八毛主席检阅红卫兵”。从此开始，人民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也趋向狂热。
那天上午，大家群集在五四草坪西侧的报栏旁，兴奋地听着高音喇叭里传出的检阅实况。当听到李天燕也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而且就站在领袖身边，作为外地学生代表之一向全国发表讲话时，全校沸腾起来，不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1966年的8月是极不寻常的8月，后来有人称为“红八月”。所谓的红，除了指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外，可能还指他们手上的鲜血。这个8月是血腥的，是文革发动后的第一个血腥高潮。红卫兵内心的邪恶，在他们的领袖和长辈们的唆使和鼓励下、在专政机关的纵容和配合下，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的所作所为，在现代地球村人的眼里，在法律面前，都是属于“犯下反人类罪”的范畴之内的。
我们学校可能还算文雅一点的，可是仍然是不堪回首。主要表现在对两群人进行的攻击，而且是夹杂着暴力和肆虐，对象分别是学校的师长和出身不好的同学。
在这期间，随着红卫兵杀向社会“破四旧”—— 其具有极大的破坏、杀伤和毁灭性，附中也被各派组织走马灯似地宣布，改名为“红卫兵战校”、“红卫兵第三次世界大战备战军校”和“工农红军大学附属中学”。

tuffy05

（5）煽动唆使下的大逆不道

这里对校长沙尧出击的主力军是红卫兵。出身不好的同学，主要是跟在后面起哄和喊口号。批判内容，除了老调重弹外，似乎又增加了压制群众运动。
8月20日的晚上，附中召开了批判斗争沙尧校长的大会。
既然有贴沙尧大字报和要揪斗沙尧的人，就会有保卫他的人，双方各有自己的动机。
在这些日子里，就有一群党员教师把沙校长藏了起来，以免被同学揪斗。结果后来被发现了，在大会上斗得更惨。
8月22日下午，开辩论会和沙尧斗争。吴鼎福、鞠健（校党支部副书记）、胡百良、袁金华等老师也表示要揭露沙尧。在这之前他们被视为沙尧的走卒。此时，工作组部分成员也被揪回学校。
我参加了这两次大会，可是的日记并无实质性的记载。现在回忆起来，至少有一次是以张阳宁为首的那伙红卫兵，即八一战斗队，主持会议的。会上，语言和行动已经很粗野，但还没有发展到打人的地步。
8月27日，附中成立了劳改队，对象包括沙尧、吴鼎福以下十几个人，由一个初二的同学看管。
9月3日，我的日记中这样写到：今天市委决定解除反革命分子沙尧党内外一切职务。听了决定后，立即将沙尧拖出去游街。
我没有参与和目睹这次游街。也不清楚这次游街，是否就是若干网站上报道的、那次红色造反军组织的附中教职员工（包括工作组）集体游街，由校门口一直到三牌楼山西路附近。据说，工作组长当时被勒令叼着鞋子游街，被剃了阴阳头，光着脚跑回了市委，委屈地大哭一场。
我也不清楚，曾小渤对柯綺霞老师那臭名昭著的一记皮带，是否也发生在这次游街中。
在2007年的一期《华夏文摘》网页上，有一篇附近市民目睹游斗的片断。其中提到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对沙校长的不恭，引起了沿街市民们极大的愤怒。有人当场对此提出质问，就遭到耳光，而且被拖着，一起游街。
我在游街发生后赶到了山西路，街上人山人海。到了山西路，众多的机关干部和工人把我们附中学生分割包围起来，与我们辩论，说我们不该武斗、不该打人。由此可见，刚才过去的游斗一幕是多么粗野、多么不被群众所接受。

在众人的指责下，在场的同学反而很愤怒，认为自己有理，继续在与市民们争辩。大家承认武斗不对，可是在开斗争会时拿武斗说事，岂不是长了黑帮的威风？
我一个人被五六个机关干部给围了起来。他们误认了我也是红卫兵，严厉地呵斥我不懂事，如果下次再对师长动粗武斗的话，也要请我尝尝他们的拳头了。
后来的几天，本校与周围群众的的矛盾急剧加深。
9月8日，“南师附中周围革命群众”贴出一份大字报，说我校“红卫兵把沙尧和牛鬼蛇神折磨得奄奄一息”。可是这边马上就有反驳的大字报，或者就在原来的大字报上写上批驳，说他们是“社会渣滓”、“政治扒手”。
9月10日和11日两天，山西路一带出现很多“革命群众”揭露我校红卫兵打人的大字报。在鼓楼和新街口一带，大字报云集，很多都是我校红卫兵给市委、省委贴的。
记得当时有一张是针对市委的阴谋和罪行的，说是生物实验室里的头盖骨标本，收集地点上居然写着：南京雨花台。这是对革命烈士最大的亵渎。听说我校红卫兵（红色造反军）在市委与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辩论时，手上挥舞着铜头皮带。
我赶到北京西路省委大院的大门口，立刻被聚集在那里的省级机关干部给围了起来，里三层，外三层的。和我被围在同一圈子里的，还有高三乙的戴佐农。
我俩成了众矢之的，他们的手指都要戳到我们的脸上了。戴佐农与他们极力争辩，双各方都在推推搡搡的，非常敌视。
我的心理是非常复杂和矛盾的，因为家庭出身仍然是我的首要心头大患。
在这期间，家庭出身的一端是“红五类”，即工人、农民、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出身于这类家庭的人是可以参加红卫兵，成为运动的动力的。
我对他们极端羡慕，也想成为运动的动力。在那个年头，革人家的命是最容易、最出风头的。
另一端是所谓的“黑七类”。资本家和黑帮，也加入了被专政打倒的行列，五类分子已扩充成七类，即地、富、反、坏、右、资、黑。出身黑七类的同学，在血统论的迫害下，日子不好过。
在对他们同情的之余，我当然不敢主动与他们群集在一起。
在红五类和黑七类之间，存在着大片的模糊地带，比如中农、职员、小业主、手工业者、城市贫民等。
我非常在乎人们怎样划定我的出身。由于海外的生父不久前写进了我的档案，我生怕被人提及被划入黑七类。
在这种情况下，在运动中我应该只能跑跑龙套、喊喊口号而已。就这样，还生怕被指责为别有用心的阶级报复，因为今天那些被揪斗的黑帮，在昨天还是“革命干部”呢。“看到共产党的干部被斗，你高兴什么？”，好像有一张大字报是这样写的，大概出于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谭力夫的讲话。
随着运动向纵深发展，我还得积极参与。否则，又怕被说成是黑帮一党的，或者以前就是黑线下受宠的。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想出风头，要显示自己是革命的。所以，在街上被人错当了红卫兵，与机关干部和群众舌战，被他们围攻，我不仅不觉得冤枉，反而感到兴奋。
9月6日，我与其他同学一起填了表，申请参加“学习红卫兵行动队”。据说那是一个不接受黑七类子女的红卫兵的外围组织。不过这个组织后来没了下文。
9月12日，我们写了一份“请战书”，请求红色造反军给我们任务。
第二天，任务就下来了，要我们抄写和张贴沙校长给自己写的大字报。我们一伙人是在察哈尔路口的邮局大厅里抄写的。
可是我投身革命的好景不长。在9月16日，有人说我是黑七类出身，让我出局。我只好伤心地看着其他同学为红色造反军上街散发传单了。
在这些日子，红卫兵在校外的破四旧和抄家非常猖獗。
有一天早上，我去学校。在察哈尔路上遇到一队从北操场冲出来的飞车队。为首的手中红旗，迎风飘得啪啪直响，红袖章上的字都是黑色的。显然他们是出去抄家的。抄的对象，可以是黑七类，也可以是任何他们认可的人家。
工人王金，是南京第一个死在红卫兵皮带和棍棒下的冤魂。据说，王金早上起来开门，发现自家的门被大字报被封盖住了，于是与红卫兵发生了争执。打死王金的凶手，是以官沪宁为首的外语学校的红卫兵。市民们在谈论此事时，有不寒而栗的，有敢怒而不敢言的，但也有为红卫兵的罪行开脱的。有人对我说，官沪宁在夜晚指挥手下审问王金时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时，人已打死了。意思是官沪宁没有责任，还有就是没事不要去招惹红卫兵。据说后来官沪宁被捕，但又放了，此案不了了之。
据一些文献记载，红卫兵当年的行动，是得到居委会配合和专政机关默许的。
高三丁班钱南秀同学的纪实报告文学“虫虫虫虫飞”里提及的她的母亲，就是我校红卫兵无法无天肆虐下的牺牲品之一。打人凶手，至今都没听说有忏悔的表示，甚至没有人敢承认。
在校园里，所有的牛鬼蛇神都圈进了劳改队。他们中的一些头发从前额到颈后给剃去了一半，虐称“阴阳头”。红卫兵这样做是为了侮辱他们的人格、使他们丧失尊严和信心、让整个社会歧视他们。可想而知，被剃了阴阳头的女性，在心理上要承受更大的压力。我校至少有四位不幸的女教师被剃了头。她们是王倚琴、吴至婉、吴寿玉和陶强。
我亲眼目睹了她们给陶强剃阴阳头的经过。
那天下午在校园内湖边的西标本林一侧，一群人强迫正在劳动的陶老师自己给自己剃阴阳头。为首的是一个女红卫兵。她白生生的脸，身穿当时时髦的、发了白的军装。她抿着嘴，强忍着笑，却装着一副严肃的样子。她好像是高一乙或者高一丙班的。
陶老师弱弱地哀求把头发留得长一些，比划着要留到耳朵的上方，结果被无情驳回。她马上解释是这是某某红卫兵头头恩准的，才被允许。于是一把普通剪刀扔了过去。在一片哄笑声中，陶老师自己给自己剪了头，受尽了人间最大的人格侮辱。那个女红卫兵也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陶老师是劳改队中受辱最重的受害者之一。除了女性阴阳头外，她出身大家闺秀不适应做重体力劳动，所以在劳动时总是一扭一扭地、吃力地挑着沉重的粪桶，引来了众人的哄笑和追逐。
更有甚者，陶老师在1968年对我母亲提及，她在劳改队期间伺候过高二甲班的红卫兵王晓淮，为他做过类似保姆或勤务兵做的事情。她伺候过王用早点。她还暗示王在红卫兵抄家期间的生活相当奢侈。因为当时正值文革期间，所以陶老师对王晓淮的所作所为不太敢详细披露。
奢侈的生活，经济来源何在？这使我想起后来流传的一则新闻。在毛泽东在检阅红卫兵后，人们在天安门广场发现了被检阅的抄家者不慎遗失的金条。
我去参观过校园外的一个红卫兵抄家破四旧的成果展览会。里面除了少量的金银钞票浮财外，大部分都是一些一般居民消费不起的高档日用品，比如衣物和家具。
在那个无政府的年月，抄家所得是没有正规的入库入账程序的。文革结束后对受害者的归还，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大部分财物，都下落不明、不了了之。
我没听说过有证据确凿的贪污行为，可是至少在道义和良心上，当年参与抄家的红卫兵，尤其是他们的头头，是逃不过经济上不清的嫌疑和指控的。
那年八月南京极端闷热，校园里的倒行逆施也层出不穷。
有一天，一队牛鬼蛇神在校园里游街后，排着队走进了教室大楼前的水泥场。
他们中的一部分有的是光头、有的是阴阳头，有的还戴着高帽子。每个人都在喊自己是反革命。我挤到了最前面去看热闹。他们一个个都在我面前经过，老师们用老南京话喊出的“我是反革命分子秦琦”、安徽话喊出的“我是反革命分子马笃庆”至今历历在目。
全部进场后是列队示众。他们被喝令面对五四草坪立正、弯腰近九十度，一个个光头在烈日下淌着汗。
这时我随着起哄的人群挤到任应培的后面。突然，一只手掌从我的后面伸出来，对准任老师的光头后脑勺狠狠地左右开弓地抽起来。噼噼啪啪足有十几个来回，一面打还一面骂。任老师在弯腰受难时，下低的脑袋连动都没敢动一下。
在最后面的，竟是一个高二甲班小个子男生，也剃了光头。这位同学被几个人粗暴地扭进场，跪在地上，手臂被扭在后面，头被按向地面。人们一面对他殴打，一面逼他认罪。他起先还在抵抗，后来实在不堪折磨了，只好哭喊着当众屈服：我是流氓戴乔奇、我是流氓戴乔奇。
这次游校示众施暴的主谋和打手，我没有日记记载。
也是8月的一天，我看见高三丙班的任维新同学被绑坐在一把椅子上，在教室大楼前的水泥场的烈日下示众。一个竹纸篓做的高帽子狠狠地倒扣在头上。由于纸篓砍下来的力度太大，任维新的头和嘴脸都罩在了纸篓里。篓子的边已经落到了肩上，竹签都压断了。纸篓上贴着的纸上，流氓两个字被圈上并打上了红叉叉。我知道受害者的名字，是因为他和我小学同学，比我高三级。
还有一天，东三楼前人声鼎沸。我跑过去一看，二楼走廊上挤满了人。原来，一群同学要翘砸学校档案室。档案，当时是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是群众不能随便接触的。我站在楼前的草坪上，只听见上面在扭打，一片混乱。小个子的许祖云老师在嘶喊：你们这样做要犯错误的。他显然在极力阻挡同学们进入档案室。
在楼上乱哄哄的同时，我发现，居然有一个人被五花大绑着，被扔在楼下冷清的草坪上。他是已经离开附中的教师杨壮彪。只见他上身的衣服被撕碎，前胸和臂膀上有一道道很粗的血痕。显然刚被皮带或者绳索毒打过，否则不会有这样皮开肉沾，青一条、紫一条、条条暴肿。这是我文革中，也是一生中见过的，施暴后最血腥的恶果。
杨壮彪教数学，1963年我刚进校时，他是初三戊或者初三己班的班主任。不久，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听说是因为他与自己的学生谈恋爱。而这位女同学的父亲恰好是许家屯，当时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
回家后，我把杨壮彪被揪到学校批斗挨打的事告诉母亲。她感慨地说，可惜他当年没能成为许家屯的成龙快婿。
8月17日，我校发生了殴打周钦老师的恶性事件。受害者窒息休克，我是上百个目击者之一。
听母亲说，周钦原来是老师，后来“犯了错误”，被调到了总务处工作。其错误的性质和处理，早在文革前就有了组织结论。听说是经济问题，不过后来又听说是政治问题。1964到1965年，他曾去马坝去劳动锻炼和搞社教，多多少少带有惩罚性质。
下面是一位高一甲班同学，署名一棵小草，在南师附中老三届新浪网站上发表的对事件的回忆。
[
周钦捆绑示众的经过
看了许多人写得文章，提到文化革命中所发生的史实，有的是骇人听闻，有的是倍感惋惜。下面一件事，还无人提及，在场前后数百人看到，不至于会所述各不相同吧。做这件事情的人可能都以淡忘或埋在心地不想提及，可我们有些非红五类子弟，特别是劳改队的老师们都有兔死狐悲的感觉，害怕有一天遭到同样的命运，他们的记忆力是十分顽强的，四十年也抹不掉的。
六六年可能是八月份的一天，时间为上午十时前，热辣辣的阳光直射大地，闷热异常。我从宿舍区过金川河向五四大楼走去，只听前面人声鼎沸，有些声嘶力竭吼声叫人听得毛骨耸然，我在想，不知又是谁在遭殃了。等人群从大楼东侧转来，看到几十人正围打一个光头的男子，雨点般的拳头向他头上砸去，该男子双手捂头，跌跌撞撞想挤出人群，却怎么也逃脱不了。围打的人绝大多数是根正苗红的干部子弟，也有两三个想表现自已革命热情的非红五类。人群随一片喊打声到了大楼西侧的篮球场上，我看出被打者是总务处库房管理员周钦。我想到总务处长杨长庚才倒了霉，被人揪出来还打了一顿，怎么今天周钦又倒霉了。我对周钦虽不了解，但知道他是一个树叶落下都怕打破头的人，可能是成份问题引来大祸了。
听得有人说：“地主分子周钦太猖狂了，把他捆起来示众。”有几个人抓住了周钦的手向后扭到篮球场北侧的篮球架上，几个人找来一大捆绳子，足有几十米长，几个红卫兵先将周钦的双手紧紧地反绑在篮球架上，然后从上到下绑了二十余道绳子，把他身体也牢牢地固定到篮球架上。打人中我看到了赫赫有名的XXX，捆周钦的更是以他为主。XXX那时很喜欢出头，大字报写了不少，可是附中名人，所以我的印象就特别深。
被捆的周钦双目紧闭，一动不动，在激烈的活动后只看喘粗气，身穿的汗衫已经撕破，露出白白的皮肤。又看几个红卫兵拿来牌子，上写“地主分子周钦”，挂到了周钦的脖子上。
这时，有干部子弟述说事情发生的经过，原来是一位初二的受到南师附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的烈士子弟领了几个同学，到总务处库房领笔、墨、白纸要写大字报，周钦也发了，烈士子弟嫌不够，周钦说还有人要领，先将就用吧。殊不知这位人气指数因烈士身份在全校大会上曝光而急剧上升的同学不买帐，引发争辩，发生了推拉行为，被经过的高年级干部子弟们看到并加入，说周钦这个地主分子对烈士子女“打击报复”，是典型的迫害行为，最后就是周钦被群殴，落荒而逃，几十人追赶，百余人围观的场面。
周钦被捆示众之后，天太热，围观的学生、教师都散去了，只有周钦还头顶烈日捆在那儿。
过了近一小时再去看他时，他浑身是汗，脸色通红，头歪倒在一侧，己经昏迷过去了。
吴寿玉、陶强、吴耀卿等劳改队的老师中午吃饭时从旁边经过，一个个低头不语，脸色凝重。
直到中午十二点多，估计是造反军的首领觉得威慑的目的己经达到，有人告诉周钦血压高，心脏不好，才被放了下来，让劳改队的老师一边一个搀扶走了。
几天后，周钦的身影就出现在劳改队里，我当很佩服周钦身体的顽强。我注意过此时周钦的脸色，还是过去的一副没有表情的脸，但见到干部子弟，腿就站得端正一些，腰就哈了一些，脸上会出现惶恐不安的表情。
文革后四、五年，我成了陶强老师家的常客(她还热心给我介绍对象，但没有成功。我结婚时她到我家来看我，她也需要交流)。陶强有次对我说，周钦曾私下里对她说，自已一辈老实做人，不敢出头，文化革命中还遭此厄运，被人捆绑，颜面扫地，说话时痛哭不己，后来文革结束了，周钦得癌症很快就去世了，好象陶老师跟我讲的是得了肺癌。听了陶老师的话，我只有默然。
如果说有打人者还想去道歉的话，周钦也听不到了。为了陶强老师，我也应该写出这段史实。
历史给了我们太多的悲哀，可我们当时只能沉默、沉默、再沉默，现在也只能反思、反思、再反思……
一棵小草（高一甲）
]
我本人并没有看到在篮球场上捆绑周老师的一幕，可是看到了在五四草坪上的暴行高潮。当时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把周老师围在里面，我的位置离当事人只有几米远。
只见暴徒们对着周老师的光头，你一拳我一拳的猛击。那外三层的人们也起哄着向前面挤。
周老师体格结实，开始还在极力抵挡，试图保护自己。可是很快就寡不敌众。他的双臂被强扭到背后，上身完全暴露在雨点般的拳头中。
打了一阵后，有人拿来一份大字报，让周老师读，上面都是揭发他的罪行。结果倔强的周老师不服。读完后被问道感想如何时，他几把将大字报撕碎，喊道：这完全是造谣诬蔑！
这无疑是以卵投石，给施暴火上浇油。于是新一轮的殴打又开始了，而且越来越重。看着看着，周老师要吃不住了。
这时候，打手中有人想出了更损的一招。他把地上的尘灰扬起，向受难者掀去，一波一波地不停。此时，周老师的头被按住向下，所以他的嘴和鼻子在直接吸进迎面而来的尘灰。没多久，他的头就搭了下来，昏死过去了。
首先是烈日当空下的殴打，加上人山人海的空气污浊，最后加上对尘灰的吸呛。所有这些，导致了受害者当场中暑、窒息和休克。
周老师倒下后，校医室杨秀清老师及时赶到，想履行扶死救伤的人道主义职责，结果被挡驾回去。第二天，她和董美瑞医生一起，为此还挨了一张大字报，质问她们为什么对坏分子如此同情。
事后，同学们问周钦有何感想？他说：无感想，等你们再来！这是我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纪录的。
对照一棵小草的描述，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话，我本人所看到的，是殴打事件的开始和高潮。而篮球场上的捆绑，则是在周老师昏迷苏醒后，受害过程的继续。
另有目击者在评论一棵小草的描述时是这样写的。
[
XXX是否开始即打周钦老师，还需要证实。本人记忆已差，虽然当时捆周钦老师前也在场，现在也记不清XXX是最激烈者。我清楚地记得最激烈对待周钦老师的是个后来造反军的初二同学。周当时还敢强辩说“你这样不是太蛮横了吗?”说明当时的气氛还没有坏到不敢说话的地步。捆绑、殴打、折磨周钦老师是附中文革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起点，我们开始肆无忌惮以残暴手段地对待我们的老师、同学。这一天南京有老师、校长被打死。
我的印象是此时高中同学还没有参与打人，但是纵容了初中同学的行为。这应该是一个教训。
]
文章中提及的殴打总务处长杨长庚一案，暴行之残忍，令人发指。
这件事，直到41年后的2007年才公开披露，出自一位匿名的初中同学上勇敢的自我忏悔。他是当年参与对杨老师殴打的同学之一。
他在网站回忆到：因为听校长室的杨琼说他（杨长庚）是国民党特务，因此，我们打他特别狠，除了拳打脚踢，更是把他扎在麻袋里用棍棒打、用脚踩，然后连麻袋一起放进学校池塘里呛水，洗去嘴里的血，再放了他。
另外，也有人听工友李得福说过总务处主任杨长庚被几个同学残酷欧打的事，多处内伤。同一天被打的还有徐康宁老师，也说是国民党特务，也是装麻袋打的，事后睡在床上一年多起不来
那些日子，敦促非红五类子女造自己家反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它们灼灼逼人，充满了敌意和别有用心。
9月2日，我们班的非红五类子女在谈怎样在自家造反的。主要是把家里属于四旧的东西清出来，上缴或者焚毁。记得姜树李说，他要他母亲把金戒指当作浮财交了出来。
我家住的附中大院里，有被揪出的黑帮、也有历史反革命。那些日子，红卫兵随时会创闯入抄家和破四旧的。如果他们来了，顺手牵羊似地光顾我家，可能性极大。
与其说是被迫为了顺应潮流，还不如说在红色恐怖的威慑下，更是为了以防万一，有一天晚上，我也着手搜索和清理家里的四旧之物了。
家中的贮藏室里有一只绿色的大帆布包，从我记事起，就一直躺在那儿，上着一把老式的黄铜锁。当父亲说这是当年出走海外的一朋友留下托他保管时，我就强行开了包。打开一看，里面除了旧时的衣物和书籍外，还抖搂出几张国民党时期的纸币。
与家里其他地方搜出来的四旧归拢在一起分类，第一类是衣物和书籍。第二类是旧纸币和印有国民党青天白日的文件，主要是私人信件和毕业证书之类。第三类，是几枚金戒指和银元，还有几本人民银行的存折。这些是当老师的父母多年来的积攒，谈不上什么浮财。我不愿意不明不白地拱手相让给抄家者。于是我把它们藏在了水门汀地上的一个小洞里。
对于前两类东西，是上交红卫兵、还是自行烧毁，是个棘手的问题。
上交，可能不仅得不到表扬，反而会自找麻烦、惹祸上身。一把火炬之倒是死无对证、一了百了，可是人家会不会说销毁罪证？
这些东西留在家里，就像定时炸弹。我正在左右为难，突然楼下院子的菜地里燃起了一堆火，而且越烧越旺。
原来是楼下杨时久老师的女儿杨远辉正在公开焚烧家里清出来的四旧。其他几家也在加入，把东西往火里投。我当机立断，马上把自己家的也搬了过去，扔进了火里。
那把熊熊大火火头窜出两层楼那么高，把夜空都映红了半边。
我校的红卫兵也够兵贵神速的，在我们焚烧的第二天就来了。
我听见楼下人声嘈杂，估计是在抄王亮家，或者是任应培家。
我没有下楼，主要是怕惹事生非，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
果然，他们上楼了，涌在我家门口，向里面探头探脑。我一只脚踩住了藏存折的洞口，一面与他们冷眼对视。
僵持几秒钟后，有一个不请自进。红袖章上的黑字，分外惹眼。
他进来后，从外间走到里间。我与他对视时，冷眼变成了怒视，而且双手紧握成拳，做出不欢迎和准备格斗的架式。他终于从里间又回到了外间，没有动任何东西，出门离去了。
我家就这样躲过了文革初期的抄家之劫。
干坏事丑事错事蠢事，并不是红卫兵的一家所为。人性的丑恶面，是普遍存在的。只要条件成熟就会暴露出来，出身不好的同学也这样，包括我自己。
校园内此时是一片无政府状态，一片混乱。从老师到校长，似乎没有一个是好人。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传统之一，师道尊严，在一瞬间就荡然无存了。
我们班教室是教室大楼三楼的东北间。
那一天早上，我走进教室，一群同学正趴在窗子上向楼下一面起哄、一面吐口水。这些同学都不是红卫兵，红卫兵都在外面破四旧呢。
我也马上加入了进去。头伸出窗口向下看，有几个牛鬼蛇神老师正在楼下路过。他们接受同学们的口水似乎是很有道理的。
我也向下吆喝，吐了一口下去。不料前面的目标已经错过，而苏万物老师在后面出现了。他似乎察觉到有上方的飘落物，抬头看了看，然后后退一步，躲避了口水。我们在楼上大声哄笑。
苏万物不仅是老师，而且是归国华侨。我在犯浑时，已经完全忘记，就在两个月前，我下河游泳，脚底被划得血淋淋的时候，是苏老师用他的真丝手绢扎住了我的伤口，然后用他的自行车把我推到医院急救的。
还有一天，我在教室大楼的西楼梯刚刚上到三楼，正遇到一群同学在向东追撵陶强老师。有的在向她吐口水、有的在扔纸团，更多的是跟在后面起哄和吆喝。我马上也顺势跟了上去。
只见陶老师护着自己的头，疾步从东楼梯口向下面的二楼逃跑。等我尾随到三楼楼梯口的时候，正好居高临下地与刚转弯的陶老师打了个对面。我也把手中的纸团向她扔了过去。在人声鼎沸中，她低着头往下跑，没有被无力的纸团命中。
陶强是什么人？她是我校德高望重的数学教研组组长，是世界著名的天文学家、南京天文台台长张钰哲的夫人。而且，她还是我父亲母亲的结婚介绍人，是什么东西驱使我也这样出手？只能是人性的邪恶。
我在1966年8月28日的那次对我家楼下任应培老师的过激行动，是在文革中，也可以说是我一生中干的最缺德、最亏心的事了。
任老师是我校第一批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之一。他的夫人在我院子里，与有些老师家积怨较深。在对任老师落难的幸灾乐祸之余，他们希望看到任老师回到家里日子也不好过，很乐意有人出头来整他一下。于是，我当上了主角。
那一天，我带头把前一天晚上写好的对联贴在了任老师家的门前。左联是：任秃反党罪该万死，右联是：老太偷刮理应改造，横联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原来以为事情已经完了，可是没想到任老师的儿子从家里冲出来，三下两下把对联撕了下来，一片一片的，上面的浆糊还是没干呢。
他叫任敏真。去年在南京师范学院毕业，眼下正在乡下搞社教。这次回来探亲，正好赶上了这档子事。
他血气方刚，对我们的对联极端反感，于是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有人提出去把红卫兵喊来。
我马上骑车去了北操场，引来了一伙红卫兵，竟没想一想有可能发生的伤害。
谢天谢地，那伙红卫兵没有大打出手。他们只是迫使任敏真把撕碎了的对联重新还原到门上，然后还要他写一份检讨。
尽管有种种客观理由似乎能对我的这次愚蠢和过激的行为开脱，可是想表现自己、出风头，想革别人的命，是主观动机之一。记得我把王亮也拖了进来一起贴对联，可是从开始到结束，他一直是低调地站在旁边观望，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
任应培事件，与苏万物事件和陶强事件一起，还说明，尽管我自己的家庭出身危机四伏，自己的父母随时可能被揪出来，自己的外婆在两天后就进了劳改队，但只要有机会，哪怕只是一点点的机会，我也会人性的丑恶大暴露，干出与红卫兵一样的大逆不道的事来。
尽管后来我对任老师做过赔礼道歉，得到了他的宽恕，可是我从来没有对其他受害者和当事人忏悔过。他们中有的甚至不知道我在里面也跟过起哄、插过一杠子。
在这里，我第一次把这三起事件一一全盘托出，并向他们道歉、深深地忏悔自己的罪孽了。

tuffy05

（6）血统论的盛行和“挖烙印”前后

在毛泽东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后，我校出现了三个红卫兵组织。
“八一战斗队”是以高二丙班同学张阳宁为首。他们好像是以军队干部子女为主。当时，文革已经两三个月了。按家庭出身而言，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中的“革命干部”，因为“涉嫌”走资派和黑帮，已有朝夕不保的惊慌。此时运动尚未涉及“革命军人”，而“革命烈士”似乎已是铁板钉钉。所以有着这两种家庭出身的人，底气足，他们中一部分人的张狂劲才能发挥的淋漓尽致。八一战斗队的队部好像设在东三楼。
“红色造反军”占据着东一楼，以高三甲班同学李天燕、高三乙班纵晨光等为首。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头目是高二乙班同学陈光华和高二丁班朱会民。他们占据了北操场的体育教研组的办公室，加上他们的红卫兵袖章上的字是黑色的，后来被人们疟称为“北操场黑字兵”、“黑字兵”或者“思想兵”。
作为无条件加入红卫兵的局外人，我不知道这三支红卫兵之间有无矛盾，可是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他们在攀比谁对“旧”社会的破坏最大的同时，谁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整得最狠，是衡量谁最革命的标准之一。且不谈那幅从北京引进的臭名昭著的“鬼见愁”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了，就我们附中的一幅“老子跟老子干/儿子跟儿子干”，就可以看出这帮人的矛头所向。那第二个老子和儿子是打上了粗暴的红叉叉的。这足使我们这些人不寒而栗了。
下面是从同一网站上摘录下的当年众多类似大字报中的其中一张和编者按。
[
说起当年的“血统论”，有些当年的红卫兵觉得委屈，那就请看当年班上红卫兵重量级的文章，简直不可思议，当年却是有言论，也有行动。从崽子到姓资的混蛋，也是骂得尽性。
一棵小草

快 滚
在两个敌对阶级激烈搏斗的时候，要么做革命派， 要么就是反革命派，骑墙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不革命， 就是反革命！不要以为不革命就可以滚到一边去享清福！
因此，, 我们向你们这些姓资的混蛋发出最后通谍， 命令你们立即滚回家去， 造你他妈狗娘老子的反！不准你们进入劳动人民造的教室， 不准你们留在红大附中！不准你们整日吃饱饭胡思乱想！不准你们东窜西流， 勒令你们快滚回去，把家里什么黄色小说，黄色图片，黄色唱片，黄色塑象， 黄色相片，,祖宗狗牌位，尖头皮鞋，奇装异服和金银财宝统统翻出来，不准破坏， 不准销毁，下星期一统统交到＜红旗＞战斗小组来， 违令者，当心刺刀见红！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
（每人都必须发表己见）
同意者签名 不同意者加批
（红匡） （黑匡）
1966.8.25.
]
重温“一棵小草”再现的当年勒令崽子们回家造自己娘老子的反的大字报，在那一头，有同学肯定会说：记不得了。更有人会轻飘飘地说道：四十多前的事了，难得你们还记得这么清楚。
这群人中，有的就是写这些大字报整人的人。
而在这一头，肯定有同学会说：重读后的震撼和恐惧，就象发生在昨天一样。
这群人中，有很多就是这些大字报的受害者，他们属于当年的弱势群体。
这种在心灵上遭受的震撼之大，是一辈子忘不了的。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在二十岁时，能在噩梦中见到它后惊醒；三十岁时也这样；四十、五十，甚至到了六十，还会在噩梦中见到它。
自揭伤疤，到了这把年龄也不怕别人笑话，我也是做过类似恶梦的人之一。
“回家造自己娘老子的反”吧，肯定是违背本人、中华民族及全人类的亲情道德准则；要是不造反呢，这边要刺刀见红了；再说了，即使回家造反了，也十有八九会得到“假造反”、“假革命”、“捞稻草”的责骂。这一幕幕昨天的电影，又在脑海里开演了。
我是在文革前不久才得知从小养育我的父亲是继父。而我的生身父亲是“畏罪潜逃”香港后去了美国的前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主任助理。我是在十六岁时的一夜间，这位从未谋面过的生父的幽灵，在我原来想当然的、不红但也不黑的“职员” 出身上，涂上了浓浓的黑墨汁的。
心理上的委屈和不承认，是不到红卫兵、红五类和社会上的同情和认可的。
运动初期，为了显示自己是革命的，我和其他同学一起，上街为红卫兵散发传单。直到有一次，班长梁立成不准我去了。我问：为什么？答曰：你是黑五类出身。我争辩说我不是。但他斩钉截铁地说：你是。这是社会上对我心理上第一次重大创伤。从那天起，到后来的十年时间，我一直在郁闷中生活，有时甚至是提心吊胆。
不久，红卫兵运动进入了大规模的整同学的阶段。
据网上的文献记载，9月初，红色造反军在教室里搞过一次针对杨洪苍等同学的批斗会。会上由北京来的女红卫兵带头，对杨进行了人格侮辱及殴打。当时的口号有“此反必造，同学必斗”。
与此同时，其他红卫兵组织也利用血统论整同学，包括人格侮辱，抄家和殴打。 比较众所周知的是高二乙班的陈光炎和谭钢屏同学。他们头戴高帽跪在地上，被黑字兵及其帮凶打得下身失禁。
血统论，就其本身而言，只不过是一种思潮和信念，你可以信仰、也可以不信仰。但关键在于要害：当年血统论的要害，是在于你有没有利用它进行过迫害。这段话一针见血，是李得宁在一次文革反思研讨中说的。
我同意这个观点，并认为附中文革初期整同学是一种迫害。这是因为施害者的整人是在共和国领袖们的唆使下，在自己父兄的支持下，在舆论宣传的赞扬下，在专政机关的纵容、配合和保护下进行的。而受害者，在当时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则属于手无寸铁、任人宰割的弱势群体。他们不愿意、也不敢对那个政权的行径说个不字。更可悲的是，归功于长期的红色教育，他们还在单恋着那个政权。
既然是迫害，那就必须区别于文革前街头上顽童之间的殴斗、校园里同学们之间的吵骂打架。他们有时为了争夺一粒弹子球或者一片香烟纸，也会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打得头破血流。
如今不同的是，我们面临的这群施害者，他们的世界观已逐渐形成。他们仗着强大的后盾，对同学的出口出手，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和生理上的伤害的。而这些人，有些恰恰是文革前成绩不出众、不被校方看好的学生。不能排除他们在整同学的过程中，带有报复、泄私愤和想赢得社会承认的情绪。
我这里不很清楚、也无意评论这些同学中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他们的世界观、思维、身份、处境、甚至成就。可是，回顾几十年的历史，我还实在找不到几个搞血统论的，当年他们确实是自己要革命，而且继承着天赋优良的血统，也真心实意地团结其他血统不良的人一起革命的。
9月9日，本班同学牟承晋走进了教室。他是从八一战斗队来整人的。朱琦琦、余曰辛同学被喝令分别站起来。他们被指责平常有反动言论，表现不好。牟对他进行了严厉大声地训斥。
我坐在课桌前，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他下一个点到自己的名字。我想其他在台下同学的心灵，也受到了同样的震撼。
其中最荒唐的训词是：对女生言行上的违规，干部子弟和你们这些人，性质上完全不一样。
这真是应了当时红卫兵的口头禅：对你们只有斗，斗过来就团结，斗不过来就专政！
还有两位黑七类的同学也受到了责问。所幸的是，我的名字没有被提到，整人没有升级到打人，在场的同学基本上没有帮腔的。
牟还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进行了教育，要我们和家庭划清界限、造家庭的反。最后，他力竭声嘶地、用昂奋的男高音，向我们朗读那篇杀气腾腾的文章“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
从9月中旬到国庆前后，北操场黑字兵别出心裁地发起了“挖烙印”的活动。他们要黑七类同学把家庭给自己烙上的黑烙印给挖出来。其余的人得挖黄烙印。他们“里里外外红透了的”的红五类，是想当然的挖烙印的监督者了。
挖烙印的理论依据，就是那条毛泽东语录：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当时最不可思议的，是红卫兵把“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认定为“只是在自己家庭历史背景和家庭政治影响下生活”。他们无视十七年来党和国家对青少年的红色灌输。他们把几年来前就批判过的“自然红”思想重新翻出来，极力鼓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血统论。
他们中绝大多数，智商并不低，想必从心底上早就意识到血统论的封建性和荒谬性，意识到它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教义是违背的。可是为什么还要那样狂热地推行呢？大概除了出风头、标榜自我革命、革别人的命外，在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有更吸引人的东西。那就是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利益，眼前的，而且希望是永远的。
实践荒谬的理论是会闹出笑话的。
有些人在昨天还在标榜自己里里外外都红透了、大喊要整人，而今天就突然跌进了黑七类的行列，哀号着要与家庭划清界限了。
我印象最深的笑话，是高二丁班钱玲同学家庭出身的突变。前一天，她革命干部的父亲钱静仁还是显赫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而第二天就被新华日报点名为黑帮。一夜间一落千丈的政治地位，迫使她划清界限，在自贴的大字报中声称：永远不会忘自己在战争年代，曾被老乡挑在筐里跟着部队行军。
9月20日那天傍晚，我们背着背包，集中在北操场。黑字兵乘下乡支援秋收之际，把挖烙印给参合进来。
我们即将徒步开拔陆郎农村挖烙印。临行前，听司令台上的两位训话。一个是朱会民，另一个，就是陈光华。大概前几天，也在这里，他们两个做过挖烙印的动员。
他们还规定了我们在挖烙印期间必须干的两件事：把日记交出来检查；向贫下中农说清楚自己家庭的问题。这两件事，在现代，均属个人的隐私，受着法律的保护。这就解释了当时为什么我的头脑与天色一样，一片昏暗。
行军的第一站，是在雨花台祭扫革命烈士墓。
然后在夜幕里，我们沿着宁芜公路西进。郁闷的心情导致了不活跃。后来累了、瞌睡了，连口号也不喊了。有一段路，竟是昏昏沉沉地走过来的。
有人提醒：这是阶级烙印的表现。于是在休息时，有人就主动站出来挖了。一个高二的女生，当场作检查，公开骂自己是“混蛋”。接着下面来了一阵违心回应：红五类在行军过程中表现比我们好。他们一路精神抖擞，带头唱歌、喊口号。难道他们不累吗？不，因为他们的感情和我们不同。
第二天中午，我们抵达陆郎镇。一夜行军的疲惫使我们在烈日下的场地上倒头就睡。
当我大汗淋漓地醒来时，突然想起昨晚动员时的规定。挖烙印时，要把日记交出来的。我马上把日记拿出来检查，生怕有什么出轨的言论。结果，除了对血统论的几句温和异议外，最大的牢骚就是针对买不到〈毛主席语录〉了。学校把分配到的、当时很抢手的语录，分发给红五类同学和工人后，剩下的三百本全退给新华书店了。我偷偷地把“唉，宁可退也不卖给我们这些人！”改成了“为什么还不卖？”。我在希望我的涂改不会被查出。
这天下午，我们初三丙的男生，下到了江宁县陆朗公社朱庄大队三家生产队。
9月22日起的一个星期里，我们都是上午劳动，下午就席地圈坐在一起，开会挖烙印。邻村的本班女生和高二丙班的女生和我们编为一个中队。她们每天下午来我们这里集中，一起挖烙印。
主持我们这队挖烙印的红卫兵是本班同学朱晓民，副手是陈光中，陈光华的二弟。还有两个初一初二的女黑字兵被派到我班协助朱晓民和陈光中。 一个脸微黑长得很象曹素兰，另一个脸微胖，外号“江胖”。
我们围坐在生产队的场地上，一个接一个地检查、反省、揭发、挖烙印。材料都是前一天晚上在煤油灯下写的。挖烙印是一轮一轮地进行的，一轮比一轮深刻，一轮比一轮激烈，人人过关。
所谓的黄烙印，当时的代表作是“白专道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轻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工人农民”、“怕当农民、怕下农村”之类的东西。
黑烙印，如果真要上纲上线，就会很严重。黑的东西涉及到对新社会、共产党、阶级路线的不满，甚至是仇恨。窝藏地契、变天账、金银浮财、旧时军用地图，梦想老蒋回来、反攻倒算，包括下意识的“忆甜思苦”，都算是黑烙印的反映了。
我们挖烙印的人受害程度也不尽相同。主要取决于当事人的家庭出身有多黑，本人在文革前受学校的宠爱有多深，本人对红卫兵和挖烙印的态度有多诚。当然，主持挖烙印的黑字兵掌握着决定权，文革前与他们的关系好坏，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挨整的同学中，对挖烙印的态度也不相同。
有些同学在历史上就一贯紧跟、要求进步和向组织靠拢的。这次他们也是这样。承认自己是黑崽子，有黑烙印，把自己的父母骂得一钱不值。他们违心揭发自己父母的东西，连他们自己可能都不信。他们都是一些从普通职员到高级知识分子家里出来的孩子，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家里哪有什么耸人听闻的反攻倒算呢？
可是有一点很讨厌。他们在骂自己的同时，也往往帮红卫兵整其他同学，充当了打手和“二黄”的角色。
另一种态度是对无中生有的指责和高压予以坚决的还击。下面是孙重明同学2004年在初三丙班网站上的一段述说。
[
记得北操场红卫兵把我们押到陆郎时，要我们斗私批修，朱晓民要我承认我父母反动，我当时毫不客气的回答他：“我父母不反动！你凭什么说他们反动？”好在朱晓民没有下文，这事也就结束了，但在我心中却刻下了一个烙印，可能永远也忘不掉，尽管我一点也不记恨朱晓民。
]
我看了后，经回忆，是这样回复孙重明的。
[
当时你反而说你父母一直追求进步，并给出凭据：我父亲因揭发某反革命分子立功，单位领导还奖励他一辆自行车！我在场作为被整者之一，只能心中暗暗为你叫好。对你大胆的有理有节的自卫很佩服。当时朱晓民比较尴尬，你是胜者。
]
绝大多数同学，包括我，都采取了软抵抗的策略。
我最恨与自己的亲人和家庭划清界线。从我记事以来，父母就是拥护共产党的。父亲还向我讲过他收入比解放前高，他们怎么可能讲反动话？况且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对反动话有免疫力。
我的底线是很明确的：我和生父只是血统关系，我没见过他，所以也谈不上他对我的影响。再说了，违心地说自己有黑烙印，在那无法无天的红色恐怖的日子里，会给家里带来极大的麻烦的。谁能保证不招来抄家、驱逐、甚至杀身之祸？
于是轮到我讲时，我先自我介绍了三代。没办法，祖字辈都是地主。
尽管想回避生父和黑烙印，可是生父问题却是一定要讲清楚的。这也是母亲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经验之谈：不交待也没用，因为他们和黑字兵都知道。所以“军统特务、美国大使馆新闻处主任、潜逃香港去美国”是一定要讲明的。
交待完了，我紧接着轻描淡写的一句“没和生父见过面”，就直奔黄烙印去大做文章了。
我闭口不谈与反动有关的黑烙印，只挖黄烙印，大谈只专不红之类的东西。这既是为了保自己过关，也是为了保自己的家庭。
在场的红卫兵倒是对我的发言未置异议，没想到刚过了关的毛永年发言了。他说话有点结巴，咬牙切齿地说：“戴相陵挖烙印一点都不深刻。且不谈你的生父问题，你的外婆还是地主分子,你难道就没有黑烙印？”
这一军将得我头昏眼花，使我无话可说。
全场沉默、呼吸窒息。
这个的发难，我还真是没有预料到。
其一，血统论的肆虐当时还只是针对我们的父字辈。其二，如果再挖深到祖字辈的话，那么众多的红五类也要圈进来了，甚至包括众多的中央首长。其三，附中教师的家庭出身百分之七十是地主。我当时可以毫不费劲地报出在场的不下十个同学的祖字辈是地富。况且我的还是外祖字辈，能有多大的事啊。
可是发难人哪，你可知道这发炮弹在当时的分量？
在当时没有追查任何人祖字辈的情况下，我被开了先例。这点我倒不怎么怕。我怕的，是你的前一句的“且不谈”。客观上，你至少是在提醒黑子兵及其打手，不要忽略了我的生父。
你可掂量过这发炮弹如果爆炸，有可能产生的极其严重的伤害性后果吗？
感谢朱晓民，他没有对我追究；其他的红卫兵也没有下文。
总的来说，朱晓民对本班男生，还是高抬贵手、放人一马的。
感谢在场的本班同学和高二丙班的女学长，他们中没有任何人跟着发难、起哄和鼓噪，使我逃过了本人文革中的第一劫。
至于毛永年，虽然他的质问有惊无险，没有造成伤害，可是我非常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在后来的岁月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警惕、理解、原谅、宽恕、释怀，逐渐主导着我的心绪。
听说上面嫌我们这组烙印挖得太温和，怪罪了下来。于是当我们的日记交了上去后，两位高二丙班女生的日子就要难过多了。
韦楚和余含玲的父亲都是南京军事学院的教官，是原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过来的，国军少将军衔。
红卫兵称这些人为老白党、反动军官。旧军官，算是客气的称呼了。革命军人和旧军官曾是国共战场上的死敌，可是现在是和平年代了，干部子弟对旧军官子弟好像总还是看不惯。其中革命军人出身的最恨旧军官出身的了。可能有两点特别碍眼。在文革前，后者可以填出身为革命军人。他们的老子还穿着解放军的军装。这与真正的革命军人有什么区别？那幅“老子跟老子干/儿子跟儿子干”的对联，好像就是这个背景和心态下的杰作。
发难那天，黑字兵们先分别对韦、余二人大声呵斥，要她们老实交待。可是两人确实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说了。于是江胖把一本日记本扔了过去，点出一页，叫其中一人读 （具体是叫韦还是余，我记不得了）。
那篇日记的内容是讲当天突然雷声大作，父亲以为是美国的原子弹来突然袭击了，于是就领着家人跑下楼躲避。
就这点事，也得大做文章。先是讽刺挖苦，然后就无限上纲、毫无根据地诬蔑人家欢迎美帝打进来。
好在除了在场的黑字兵外，没有任何人想就此跟着做文章。见没人跟着起哄，于是就喝令读另一篇日记。
第二篇写的是参观肉类联合加工厂屠宰场的场景和联想。眼看着满地被屠宰的猪羊的头、肉、皮、毛、血，还有那牲口的惨叫，作者联想到了革命烈士临刑遇难时的壮烈情景。
于是这个联想被说成是反动和黑烙印。上纲上线后，说把杀猪和革命烈士放在一起说事了。
我们在下面，虽然也觉得这种联想有点新颖，可是没有任何人跟着干落井下石的事。于是日记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们是上午劳动、下午挖烙印、晚上写交代。直到近几年，我才听说，晚上邻村的女生不象我们一样平静。在她们的茅草房里，有人对本班同学冷杨进行了围攻。整人的具体情况，还有待披露。
一天晚上，朱晓民把我的日记还给了我，连一句评论都没有。
挖烙印的最后高潮，是向贫下中农说清楚自己家里的历史问题，再聆听他们的教导。此事一直扭扭捏捏地拖到了打道回府的前一天。朱晓民把我们带到了贫协主席家。
他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像个有文化的农民。我们面对着他，一个接一个地把自家的祖宗八代都搬出来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反动军官、特务、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这些天天下午提及的黑字眼，又一次地被提及。轮到我时，自己的生父和外婆政治面貌，我按黑字兵的要求，点评得非常清楚。
贫协主席的眼神里有点疑惑和不知所措。尽管他可能为此预先被红卫兵打过招呼，可是他似乎在问：你们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耐心地听完了所有人的交代。出乎意料的是，他没有对我们进行任何呵斥甚至是教育。当着大家的面 – 整人者和被整者，他只说了一句话：我相信你们这些同学将来都是好人！
听了朴实的贫协主席的这句话，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安慰。在以后十年的黑暗岁月里，我一直把这句话看成是普天下对反动血统论的彻底不认同。我感谢全体贫下中农、劳动人民和全国人民的知心知音。
9月27日是挖烙印的最后一天。把自己的检查整理好后，我们去了当地的一座土堆的烈士墓。老贫农在讲话里，只要求我们向贫下中农靠拢、读毛主席的书；而朱会民的，仍然是训词。
第二天，我们按班级分别离开陆郎，步行回南京。中途在宁芜公路上，附中的校车载了我们一段。
9月29日，星期四，晴。我的日记上写着：今天在家，到医院看病。
推出“红外围”的理念、成立“红卫公社”，到底是在挖烙印前、还是挖烙印后，我没有记载。早在9月7日前，附中就有了“学习红卫兵行动队”，只接受非红卫兵又非黑七类子弟参加。它是红卫兵中那一支的创举、它是否是红卫公社的雏形，我也没有记载。
红卫公社的组织路线照旧，把一些非红五类出身的弄了进去。进红卫公社要有人两个条件。一是家里不能沾黑或“有问题”，二是要“表现积极”。这些人虽然是红卫兵不够格，但毕竟进入了红外围。
我当然是连红外围也都摸不着的人之一。10月4日，我申请加入红卫公社，结果遭到拒绝。
被拒而进入另册的有十几个人。我觉得在班上背后被人指指戳戳。去问过朱晓民，也没有结果。
红外围和红卫公社是的是群众斗群众，学生整学生的典范。
红卫公社成立的列队前，李强，一个高二的同学，被黑字兵任命为红卫公社的头头。他白净净的脸上架着眼镜。我觉得他眼神有点阴险，说话有点显得底气不足。虽然红卫公社的寿命不长，不幸的是李强同学，他不止一次地被人称为“二黄”。
实践证明，二黄们的整人，有时还真比红卫兵更有特色。自己不是红五类、当不上红卫兵，却要对处境更险恶的同学来雪上加霜。这是那个特定时代的心理言行被扭曲的表现之一。听说高二乙班日前对两位同学的殴打，与二黄们的起哄和参与有直接的关系。
相比之下，再看我们班。首先女生中的红五类为少数，她们一贯在班上呈低调而不成气候，这就使盛行着的血色邪气垮掉了半边天。男生中红五类的主流，他们都是文革前的班干部，这些同学没有直接参与本班的整人行动。更重要的是，男生中的非红五类，他们在整人中没有跟着盲动。现在回首这一切，不论就施害和受害程度而言，不能不说这是本班非红五类同学的福分，也更是本班红五类同学的福分。
我们这些没资格进入红卫公社而被打入另册的人，也被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支队，附庸在红卫公社下，由黑字兵直接管着。
我们中有一个是王亮。他是我的学长和好友。血统论刚兴起的时候，我俩都想不通。如前文所述，有一天晚上，我到他家，为此秘密地探讨了一夜。结果还是想不通，结论是：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何苦来着？
另一个是李得宁。我曾对他勇气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因为在八月的红色恐怖中，李得宁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支持何纪宁、秦志宁等六同学反血统论的那张大字报。除了有理有节的辩论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的大意是：当今我们许多中央首长的家庭出身都有问题，而现代修正主义的鼻祖赫鲁晓夫的家庭，却是三代的血统工人。
不幸的是，第二天，即10月5日，我被推选为这个组的负责人，招呼大家学习讨论。大家选我，可能是第一次大家围坐在北操场再次交待家庭问题时，人们发现我的继父和母亲是组里唯一的“本人历史清白”的家长了。
大家围坐在北操场一角学习，听着喇叭里唱的毛主席语录歌。据说那是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李劫夫，在一夜之间炮制出来的。听着听着，不知道我的哪根神经末梢出了差错，我要大家把已口头上重复多次的自己家里的问题，写出来。
这也是我一生中干的该忏悔的事之一吧？所幸的是，全组反映冷淡。事后，没有一人写出来交差。此事不了了之，也没有造成伤害。
我们都没想到红卫公社的寿命是如此短暂。
10月6日，“为了斗好沙尧”，红卫公社就暂时解散了，我们都回到了各自的班级。
10月7日，我们上午在班上分战斗小组。姜树李、陈爽、唐晶晶和我分在一组。今后的任务是上午收集沙尧的材料，下午学毛选、挖烙印。
10月8日，上午找罗福宁老师谈沙尧的情况，下午学毛选、挖烙印。
10月9日，星期天。
10月10日，上午学社论、写大字报，下午学毛选、谈思想、挖烙印。
10月11日，红卫公社突然宣告正式解散，没给任何理由。奇怪之余，我似乎有了一丝解脱。
以后，也没人再敢提及红外围的概念。这天，离大家一窝蜂地申请加入红卫公社才仅仅七天。也就是说，红外围和红卫公社在附中文革史上只存在了七天，其正式活动，大概只有两天。即使追溯到那个“学习红卫兵行动队”，红外围的概念也不过就存在了一个月的时间。
附中校史中臭名昭著的挖烙印、红外围和红卫公社，大概是文革中的首创，也是文革中的独创。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它单单出自于红卫兵中的北操场黑字兵之手？
早在红卫兵运动的一开始，就出现了山头派别。而其中的黑字兵是保守派。以下是摘自于附中老三届网站中的“关于文革中的一些事件”。从中可以看出黑字兵的保守性质。
[
9月6日，全市性的保守派学生组织[南京红卫兵总部]在上海路8号神学院大院里成立。該总部中学部的头头是省委副秘书長韩培信的儿子韩建中。附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北操场]是该总部的重要成员。
由于该总部红卫兵袖标是红底黑字，故称为黑字兵。江渭清、彭沖、林维先（南京军区首长）、周泽（省委办公厅副秘书长）等人亲临会场，江渭清亲自为黑字兵授旗，江渭清、彭沖等人还戴上学生们送給他们的袖章，成为黑字兵的名誉成员。
由於上述背景，黑字兵与省市委、南京军区和省公安厅之間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並从各方获得大量资助，因而显得财大气粗、兵強马壮，在江苏省委与造反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9月9日，全市造反派学生以两个事件人民大会堂事件及雨花台事件为由，聚集在省委大门口示威。省委紧急打电话给黑字兵总部，让他们派人来保护省委。总部迅速調集大批黑字兵赶到省委，並在北京西路邮局楼上設立了前线指挥部。
]
鉴于与他们父兄的这种关系，如果有人说，黑字兵的宗旨是在家保父母、在外保省市委、在学校保校领导的话，是可以理解这种血统关系和利益利害关系的。
这里，我无意评论运动初期黑字兵的宗旨。但有一点我相信：他们对其父兄的那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搞“统一战线”的手段，自然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当然，我也不能排除他们父辈们在家直接的面授机宜的可能性。
在校园里三支红卫兵发展山头的竞争中，如果能以自己为核心，把众多的非红五类子女网罗到自己的名下，形成最大的派别，这固然好。可是会不会被“兄弟部队”指责为招降纳叛？于是就出台了挖烙印、红外围和红卫公社的整人损招。先七斗八斗，再“招降纳叛”，扩大山头。
如果以上仅是我个人分析、有待于证实的话，那么在回答挖烙印、红外围和红卫公社为什么如此短命这个问题上，伟大领袖钦定的文革性质和战略部署，则是必然的答案了。
早在红卫公社解散的前几个星期，在舆论的导向下，北京工业大学谭力夫的那篇鼓吹血统论的讲话，被批判为大毒草。与此同时，人们在开始谈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后者，被指责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干扰了运动斗争的大方向。
早在运动初期，毛泽东、中央文革和十六条就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回顾历史，可以说，挖烙印、红外围和红卫公社的短命，不是因为有人要放弃血统论了，而是它与整个运动的大气候存在着暂时的不协调。挖烙印、红外围和红卫公社是典型的群众斗群众、学生整学生，干扰了运动斗争的大方向。而黑字兵本身的口碑也开始变得更坏，与“老保”联系在一起。随着他们自己的父母被一个个地揪了出来，黑字兵本身已经自身难保，面临着解散和取缔。
后来十年的历史表明，血统论以及它的各种版本，仍然是当权者压在广大青年身上的最沉重的包袱之一。
在运动初期，他们是用血统论来搞迫害。搞迫害，是血统论肆虐的高峰。
在运动中期后期，他们是用血统论来搞不公平的竞争。
为了谋取自家最大的利益，他们把决定年轻人入党、入团、招工、升学、参军、转正、提干、提级的权力，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也就是说，他们把这个国家“不断进行着的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的权力，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为此，他们玩尽了一切权术，甚至在文革辞典中加入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词条，使众多的青年人感动得热泪盈眶、给当权者感恩颂德。
直到1978年，血统论才开始崩溃。那年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二年。大张旗鼓地拨乱反正，使我们真正地看见了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择优录取。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九个年头的今天，根据至今还保留着的日记，我把这段触及灵魂的历史整理出来。回忆有误的地方，还希望得到当事人的指正。
有人常带着官方的口气和质问地口气问我：为什么要写这些不愉快地事情？
这是国人的常见心态。过去的事过去就过去了，四十几年了，莫非还想反攻倒算？
到了这把年龄、这个时代，反攻倒算已经毫无意义。我只是不想让这段历史失传。
我是为下面三类人写下对血统论的回忆的。
那些喜欢看我写回忆的人：他们其中有许多不愿意遮掩史实，他们愿意尊重和反思附中的文革初期。
那些在挖烙印和血统论肆虐中整人和参与整人的人：他们其中有些人，把责任通通推给了社会，至今都没有对这段罪孽进行反思、忏悔和道歉。更有甚者，当提及这段历史时，个别人至今还在津津乐道。
那些在挖烙印和血统论肆虐中被人整的人：他们其中有许多人至今还不敢公开地、理直气壮地评论自己遭受的创伤。他们还在怕这怕那，这是因为，这段历史对他们的心理上的影响和压力，实在是太大太沉太长了。更使人想不通的是，当提及这段历史时，个别人至今还在违心地说：当年下乡挖烙印，是自己心甘情愿的。
在二十一世纪的地球村里，受害者还记得这么清楚是无可指责和讥讽的。
想知道原因吗？很简单：就像旧时的阶级教育展览会中宣传中雷锋叔叔腿上被狗咬的伤痕一样，挖烙印的经历，在我们的生命和记忆中永存。与腿上伤疤不同的是，这里主要是心理上的创伤。
为什么有些受害者总是对此挥之不去、从而耿耿于怀呢？对此，我一直琢磨不透，最后试图向心理学去找答案。
当年的受害者，是一群十四到十八岁左右的青少年。他们正处于心理和生理上发育成长的关键时期。我估计，在这个时期遭到的心理上的重创，其后遗症将是终身的。
如果能在心理学上找到答案，那么对“记性好”的人来说，他们对整理这段文革史感兴趣，也就不奇怪了。
也可以理解，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些施害者们轻言“记不得”了。其中有一条原因，当然是因为不像受害者那样刻骨铭心。还有一条，就是这种损人的事，可能做得太多了。利用血统论整人，可能还算轻的呢。
大概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反应，受害者并不奢望，但愿意看到，姗姗来迟的忏悔的，而且对忏悔过的曾小渤、纵晨光和陈光华等同学都表示了尊重和认同。
最后，如果我们认同每个人生来就是平等的，而血统论是违背这条普遍人权准则的话，那么那些在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敢于对血统论说“不”的人，我们都对他们表示敬佩，无论他们的抗争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他人，也无论他们的家庭出身是红、还是黑，也无论抗争是发生在用血统论搞迫害的时期、还是在用血统论搞不公平竞争的时期。

tuffy05

（7）大串联

前期准备

10月11日红卫公社解散后，文革进入了全国大串联的阶段。
我是10月19日外出的。这离开挖烙印才一两个星期，形势发展得够快的了。
随着大部分同学离开南京外出串联，校园里突然从如火如荼的批斗整人冷清了下来。对于我们这些一贯有“组织”管着的人，还真有点不习惯。
文革初期的这场所谓的大串联是中央同意和支持的。学生们从自己的校园里走出来，到外地区去煽文革之风、取文革之经。最大的特点是坐火车和其他交通工具不要钱，只凭一纸介绍信。到了北京，都被视为“毛主席请来革命小将”，连伙食费也由国家包了下来。
无疑，大家都想外出串联，我也是。外出的动机，除了标榜冠冕堂皇地投身文革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想法。游山玩水、访亲拜友、逃避本校文革、尤其是血统论的打压，都是我们迫不及待外出的动机。
当时南京到上海的火车票，快车六元五角。相比之下，中学生的伙食费，每月都九元了。所以按当时的经济条件，同学很少长途旅行过。以我为例，我迄今只去过一次上海，一次镇江。所以不用说，抓住这次机会外出看看，我们都干劲十足，而且志在必得。
根据我的日记记载，10月13日，红色造反军几乎倾巢外出。
此时，红卫公社才刚解散两天。由于血统论的惯性，红卫兵当然可以外出，而黑七类出身是不准串联的， 这是当时的共识。对那些既不是红卫兵、又不是黑七类的，一班也选举出来一个，跟着红卫兵外出。我们班选的是梁立成。
10月14日，大量的南京外校的非红五类又非黑七类的同学外出串联。消息传来，我们心急如焚。而我校毫无动静。
从10月15日开始，李惟德、余曰辛、蔡钟业和我聚在了一起，为了外出，为了一纸盖有公章的外出介绍信四处奔走，绞尽了脑汁。
当时校领导已经瘫痪，学校公章已被封存。而当时有最权威的公章，是各个红卫兵组织的公章。于是我们写了自己的家庭情况，硬着头皮交给了八一战斗队，请求他们开介绍信，统一安排外出串联。
10月17日，八一战斗队告知我们，不组织人外出串联。
同一天，我们听说最近成立了一个独立于红卫兵的组织，叫“南师附中革命串联会”。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公章，所以立即找到了他们。
记得他们是一群高三的同学。不料，他们说要早报名才行，今天已经迟了，明天再来吧。可以看出来，该组织成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自己出去串连。
果然，第二天他们的领导人把图章一封，自己去了北京，也“批准”了几十个人。我们剩下来的人，他们也不管了。我们生气地大骂了一通后，就来到了市委接待站。当然市委也不会轻易给我们开介绍信的。于是我们想到了学校的那颗钢印。
自从沙校长被解职以后，校领导就瘫痪了，学校里的一切大事都要看红卫兵的眼色办。在此期间，副校长李夜光在主持学校的“看守政府”。他被赶到了生物教研组的办公室去办公。手中只有一颗学校的钢印。
与公章相比，钢印的权威性我们不十分清楚。我们只知道，学生证上的照片上加有钢印，大概是如果是公章的话，时间长了印油会消失的。不过当时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因为所有的公章都被封存了。
为了使钢印显示得清晰，我们准备了厚厚的道林纸去写介绍信。
当我们四人出现在生物教研组办公室的时候，红色造反军的头头纵晨光也在坐镇。
李校长非常爽快地答应开介绍信和加盖钢印，并在我们的要求下，注明去上海、北京和大连等地。他一边在介绍信上写我们的名字，一边在核对着什么，口中还喃喃自语地说，戴相陵是职员。也不知道是他说给我听的、还是表白给旁边的纵晨光听的，让他放我外出。意思大概是，戴相陵的父母，我是知道的。他的出身应该是职员，而不是黑七类。
一切就绪后，我们没想到纵晨光此时竟是如此通融。他拿出红色造反军的公章，在我们介绍信的钢印章的旁边加盖了下去。我们并没有要求他这么做，更何况我们也不知道他有红色造反军的公章。
公章拔起后，发现不清楚，纵晨光就沾了一下印泥，再盖一次。这次非常清晰。盖完了章，纵晨光还冲着我们善意地笑着。
大功告成，我们按住内心的狂喜，拿着介绍信就出了办公室。
这是1966年10月19日的上午。尽管我对血统论恨之入骨，可是就从那天开始，我对纵晨光就怎么样也恨不起来。
我们四人马上各自回家准备钱和粮票，还有行装，并约定下午在（下关）火车站集合。
我回家匆匆地吃了午饭，洗了一个澡，要了几块钱和几十斤粮票，就赶到了余曰辛家。
他家住在邮电部学院的一套煤卫齐全的现代化的公寓里，门对过就是本班的林双秀家。
余曰辛的爸爸妈妈一口上海话。他们不知道，我是半个上海人，母系亲属多半在上海。我虽然一口南京话，可是上海却句句能听懂。他们在慢条斯理地用螃蟹为儿子饯行，全然不顾我在一边心急如焚。

上海
一个小时后，我们在火车站签到了下午的南京到上海的89次快车票。
当时的铁路系统，1 到100次为快车，后面就是慢车了。车次越小，就越长途、越“高级”。比如，1/2次为国际特快，北京/莫斯科， 13/14次为北京/上海特快，15/16次为北京/广州特快，89/90、91/92次为上海/南京普通快车。
此时全国性的大串联才开始。虽然火车站里人山人海，可是却井井有条。按照规定，买票的旅客先上，免费串联的学生排在后面。而且铁道部明文规定，学生不准涉足特快列车。大家都自觉地遵守次序。
等我们进入车厢时，已经没有座位了。问了几位旅客，都是到终点站上海的。所以我们就了死心，站了六个小时。晚上由上海北站的接待站分配，入住复旦大学。
我们住在复旦主校园外的一个礼堂里，都是地铺。吃饭要到校园里的学生餐厅。
10月20日是我们串联的的第一天。上午，大家都还规规矩矩搞文革，坐在那里听复旦物理二系介绍他们的文革状况，跟着他们高喊打倒一个什么党委常委、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走资派。下午，我就一人单溜了出来，出现在久违了的南京东路上。说起来是去买毛选的，其实是再访外滩、人民公园、永安公司（中百四店）、大新公司（中百一店）、国际饭店等著名的人文景观。
高达二十八层的国际饭店，当时属全国之最。那天是我第一次涉足进入这座摩天大楼。
10月21日上午，我在复旦校园抄大字报。下午去我的舅舅家。
舅舅家在闵行，属于市区的徐汇区。闵行是上海机器制造业的基地之一。当时徐家汇到闵行还没有形成城市群。公交车在徐闵线上要走一个小时，路边基本上是农田。
当我到达徐家汇车站时，车站上人山人海，全是串联的学生。我就纳闷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去闵行，那里可没有一所大专院校啊。
我终于挤上了车后，没想到车还没到闵行镇的时候，就转入了一号路，从我舅舅家门口经过，一路不停地把我们全丢在了上海重型机器厂门口。
我糊里糊涂地随大流下了车才知道，我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台万吨水压机就在这里。人们都是慕名来看水压机的。
可是我的目的地是舅舅家，所以马上在厂门口乘闵东线，到了舅舅家。
到了舅舅家，我和在闵行中学就读的同龄的表弟交流了血统论的情况。使我吃惊的是，他很平安，自己竟不知道我们的祖字辈是地主。我这才明白，血统论的肆虐的重灾区，是高干子弟云集的所谓重点学校。
我没有放弃一睹万吨水压机风采的机会。
第二天，我轻车熟路，乘徐闵线的学生专车直抵上海重型机器厂。
这台水压机是江南造船厂制造的，至少有三层楼那么高。与国外的比起来，体积小，质量轻，可是压力却一样。可惜，我参观时，她不在工作。
幸运的是，旁边的一台2500吨的水压机正在运转。她像揉面团似的在给一件烧得通红的钢坯整形。挤压下去时，钢花飞潜，大地颤抖，声音震耳欲聋。我在想，如果是那台万吨的上马，还不知道是什么样惊天动地的场面呢。
10月23日上午，我参观了抗大校史展览。具体地点我没有明确记载，大概是在虹口公园。内容也没记载。估计一是宣传抗大的精神，二是宣传林彪副主席了，当时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
近代虹口公园的主要风景线，是她的鲁迅纪念馆。我目睹了这位一代文学伟人的许多遗物和手稿。其中一件，我记得鲁迅称自己的夫人许广平女士为“先生”。
提起上海的知名高校，人们往往会说数说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和交通大学。当年也是这样。
据说复旦并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她是1956年国家院系调整时成立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感谢国家的一贯扶持和位于地杰人灵的上海，复旦大学的成名是很自然的。
同济大学的历史渊源，要追溯到德国的贡献了。同济当时的机械系为全国第一，最著名的是她的汽车制造专业。同济校园离开复旦所在地的五角场不远。我舅舅在三十年代就毕业于同济机械系，所以同济大学是我必须去串联的学校之一了。
我母亲的母校是交通大学。与同济一样，当时交大也是工科大学。与船舶制造有关的专业，交大名列全国榜首。她的校园在徐家汇。一进门，就是那座古色古香的图书馆，当时交大标志性建筑之一。过了图书馆，好像主校园在绕了一个椭圆形的水泥路周围。
在记忆中，我们四人在上海的行动是各自进行的。余曰辛好像一头扎进了他的亲戚家，平时不太与我们见面。由于他不同意，我们决定推迟一天离沪。所以我有了机会去了上海体育学院，也参观了一个破四旧的展览会。
10月25日，我们打算去杭州，可是在火车站只签到了后天的票。我们被重新分配到复兴路上的南昌中学住宿。
南昌中学在卢湾区。附近的复兴公园在原法租界。我进去看了看。公园倒是一般化，只是中国现代教科书中提及的那块“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据说当年就是竖在这个园子里的。
在串联期间，我的心情总的来说是愉快的。
在上海，时而还能看见前一短时间血统论肆虐的惯性。
公交车上，不时有人领着大家唱“鬼见愁”这首歌 --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想革命的你就跟党走，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尽管后来有人把其中“混蛋”二字改成了“背叛”，可是在车上唱起来得时候，“混蛋”和“背叛”声就分不清了。
有的汽车门前写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请上车”，个别的也写着黑帮、黑五类不准上车的。好在大家身在外地，头上又没贴着家庭出身的标签，也就无所谓了。
可是就在上海南昌中学的第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
在我的枕头旁边，出现了一张纸条。打开一看，未署名。不知道是同行中的哪位写给我的。
开头引用了毛主席语录“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而且特别强调“每句话、每个行动都向人民负责、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
纸条的大意是，鉴于你的家庭出身、特别是你的生父问题，你应该向南昌中学接待站说清楚。你只有这样做才叫“对人民负责”。
我当时看了，头脑就发晕。
我知道，在大串联初期，我们在接待站登记入住时，有的时候有一栏要填家庭出身的。可是那只是一小格，并没有设么特别备注栏，要求把像前一阵挖烙印时填的那些什么“生父继父”、“特务”、“买办”、“国民党三青团”、“给敌伪绘制军用地图”等等这一类东西往里加啊。所以，我总是照例填“职员”。
我想，我要是为了“向人民负责”去接待站交待“问题”了，若遇到一个宽容的还好，他会向我解释为什么要打倒谭力夫、肃清血统论。可要是遇到一个想不开的，他要把我赶走，我是投奔亲戚、还是露宿街头呢？
他们要我这样做，说是迫害，肯定是言重了。可至少是想给人穿小鞋、让人难堪吧？况且，这才是串联的第一站，下面还有杭州、南昌、长沙、北京、大连呢。
这次我决定对他们和血统论说“不”了。
见到他们中有人回来了，我就扳着面孔问：你们认为我的出身应该怎么填，是“反革命”还是“职员”、还是“反革命兼职员”？
对方支支吾吾，没有回答。谢天谢地，此事后来没有继续下去，也就不了了之了。
事后，我在反省自己。
他们自己也不是什么红五类，可是为什么非要把我往死角里逼？我在什么地方有意识无意识地得罪过他们吗？
大概是我锋芒太露的原因吧。我们每天分头出去。晚上回来，都要把自己一天的“斩获”说给大家听。或许我把自己的一天讲得太眉飞色舞了吧。
这是我在串联中遇到的一件最不愉快的事。当事人大概只有两三人。当然可以理解，只有受到伤害的人才记住了这件事。

杭州
10月27日凌晨，我们赶到上海车站，下一站是杭州。
没想到排到我们上车时，这趟红卫兵专列，根本不是客车，而是俗称“闷罐子”的货车，而且已经塞得爆满。我率先拼命地挤了上去，可是连插脚的地方也没有。再看车下的其他三人，无奈他们挤不上，而且一副不情愿拼命往上的表情，尤其是余曰辛。我在上面挤得都要窒息了，就赶紧下来了。说实话，也一半是被车里的人推下来的。
我们在月台上一节一节地看，每节车厢都挤满了人，确实不容再加人进去了。
过了一会儿，机车一声长鸣，开走了，把我们留在了月台上。
列车走后，热闹的月台一下子冷清了下来，只有我们几个人在月台上逛来逛去，一脸的沮丧。
这时，我们突然发现，临近的站台上默默地停着一趟特殊的列车，车厢上写着上海/杭州。
说她特殊，是因为她的车厢是天蓝色的，而不是绿色。更惊讶的是，她的车厢竟是双层，而不是一层。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双层列车吗？如果判断无误的话，这就是那趟全国唯一的双层列车。她只跑沪杭线，93次朝发上海、抵达杭州后，中午改为94次，在黄昏前返抵上海基地过夜。
对当时来说，如果能乘上双层列车，也算不枉待自己的一生了。我们开始在打这趟车的主意了。
果然在东方欲晓时，车厢里的灯亮了。柔和的光线射在洁白的窗帘上，这种感觉在其他车次上是绝对感觉不到的。
过了一会儿，嗤的一声，所有的车厢们都自动打开了。此时列车上下仍然没有一个人，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我们便毫不犹豫地一头钻进了车门。
进了车门转身，就看见了楼梯，分上下两层入口。对于南京土老二来说，我们当然选择的是上层。
这里一切是那么新颖、美妙和舒适。茶几是塑胶的、带有弹性。座位是柔软的皮革，而不是木条硬座。
整个车厢只有我们四条小人精。我们在担心会被列车员赶下车。
这个担心是多余的，这里根本就不查票。
远处的检票口开始进人了，次序井井有条。上来的旅客里没有一个串联学生，也没有面黄肌瘦、胡须拉茬、衣冠不整的“劳苦大众”。
列车快要启动了，入口停止了检票，此时车厢里并没坐满。
这时忽然月台入口处一阵骚动，只见一个大学生模样的人企图冲破车站人员的阻拦，向我们这里奔来想上车。可是他很快就被人扭住，强行架出了月台。人们根本就不顾他对绑架革命师生的大声抗议。
双层列车很快就离开了上海站，轻快地冲向杭嘉湖平原。我们在车厢里，根本就没感到一般列车的颠簸和声响。
这趟“1966动车组”在一泻千里地疾驶，中途只在嘉兴停了三分钟。上午10点不到，就把我们放在了杭州，全程只行了三小时左右。
早就听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这是我第一次到杭州。首先给我的印象是她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地方。
我们投宿在杭州市第五中学。
和在南京上海一样，我们一天的伙食费是三角钱。可这里的伙食要好多了，同样是一角五分钱的菜金，中午是有大荤的，晚上也一定是豆制品以上的水平。
早就听说，几年前的“三年自然灾害”没有波及浙江省。现在亲身体验，果然不错。
浙江当时富甲天下的标志之一，是杭州街上出售的吃食，一律不收粮票。这是在其他省市是想都不敢想的。
地摊上叫卖的“湖州大馄顿”要价仅一角。一大碗，肉鼓鼓的，连汤带水，足够一顿晚饭了。
杭州市区倚着闻名的西湖。她的大专院校、政府机关和闹市区，也多位于西湖湖畔。
闹市区的湖滨大道，在对水的一侧，有规则地排着靠背长椅，供游人休憩。我单独一人有时在那儿面对着浩瀚的碧波长坐冥想，把自己的串联使命抛到了九霄云之外。
可惜在赴杭之前，我对西湖并不了解，在加上不敢公然游山玩水，所以在杭期间，我几乎没有去几个西湖景点。
10月28日，我在杭州大学串联。与其他学校一样，大多数人都外出了。可是大字报很多，我抄了一些。记得杭州大学是倚着西湖建的，校园内有一座宝塔。建筑有很多有中式古色古香的大屋顶的。
10月29日，我们先到化工学校去看大字报，后来签到了四天以后去南昌的车票。当时大家都不太高兴，在杭州要呆怎么长的时间。其实真是身在杭州，不知西湖之美。我们整天泡在街头上和校园里，失去的是游山玩水的大好机会。
当时每到一地，就要按优惠买到一个当地制造的毛泽东像章。八-八后，收藏纪念章和像章成了时尚。在杭州，我们排了很长的队，买到了一枚。
杭州最著名的大学是浙江大学。这所工科大学有很长的校史了。
10月29日，在浙大校园里，我们开始看到刘少奇的大字报，而且是铺天盖地的。这时我们开始隐隐地感到这位国家主席可能要最终被打倒，只是我们不敢说出口。
下午，我们在闹市区看了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电影。电影里，居然出现了一位高一同学的身影。那次接见，大概是1966年9月15日。散场后，买了一包杭州特产小胡桃。咸咸的，要咬碎，吃起来也挺麻烦的。
浙江美术学院，当时被改名为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也可追溯很长的历史，直到解放前的浙江美专。10月31日我在那里，唯一的收获，就是知道该校为党委书记陈陇的自杀未遂分成了两派。
11月1日上午我在浙江医科大学。下午，我访问了浙江省委大院，当地人叫省府大楼。
坐落在西湖边，整个省委大院像是一座花园。一群人正在那里静坐示威。大院外面是一座小山。我登上山顶，整个西湖的美景尽收眼底。
11月2日上午，我们去灵隐玩。当时表面上大家都是一本正经地在学校机关串联。所以对这种与文革无关的游山玩水，心里总是不太踏实。没想到了景点才发现，游客竟然基本上是红卫兵小将。
灵隐主要有两道风景线。
灵隐寺高大雄伟。可惜门窗全部被贴上带有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大印的封条。我从门缝中望里看，里面金碧辉煌，满殿堂的菩萨罗汉栩栩如生。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物免遭日前红卫兵破四旧的毁灭，我当时就很认同浙江省的明智和果断。
灵隐寺外山上的千佛群，就没有寺内的菩萨那样的福气了。很多佛的头颅被砸碎了。更有甚者，在现场，还有人在对佛像面上吐口水，然后得意地哈哈大笑。这简直就是对佛教的亵渎。
下午，我们在杭州火车站等晚上八点十分的车去南昌。这是一趟红卫兵专列。从那天起，随着串联的师生越来越多，铁路运输已不堪负荷。我们也从来没签到过正常车次，都是600次以上的加班专列。
我们在车站外的马路上排队等了几个小时。我记得有个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个戴眼镜的大学生在我们旁边。他在耐心地向一位初中生解释血统论为什么行不通。可以听出来，他俩都是干部子弟。

南昌
列车在夜幕中沿着古老的浙赣线西行。
金华到了，我在朦胧中的反应是“金华火腿”。睁开眼，月台上在叫卖五分钱一个的肉包子。买了两个，味道鲜美。
上饶到了，我在朦胧中的反应是“上饶集中营”。然后是鹰潭，鹰厦铁路的起点。
11月3日上午十点左右，列车在南昌南边的一个小站向塘停了下来。一停就是两个小时。
向塘是南昌站的门户。她在三岔路口上，北上南昌、西去湖南、东回浙江。许多知道当地地理的人都翻窗下车，步行到南昌去了。我们不知深浅，所以一直干等在火车里。一直到正午，列车才缓缓北上，把我们拖进了南昌站。
我们被分配住在南昌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我马上的反应是又一个“南师附中”，因为与“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只有一字之差。不过当时该校的官名是“八一附中”，因为她街对过的南昌师范学院被改名为“八一大学”。
住处安顿好了后，我一人自告奋勇地重返火车站，为大家办去大连的车票。为什么不办去武汉和北京的票呢？这是因为这两地都是中途必经之地。前面的经验告诉我们，中途签票比办票要少排很多队、省很多时间。
我只身到了南昌站，办票倒是有好几个窗口，可是没想到每个前面的排队都长达百米。
我排在了一队的最后，十分无聊地等在那里，队伍几乎不往前走。
夜幕快降临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身体异常，头发昏、眼发黑。眼看着身体发软，往下摊了。是昏厥、还是死亡的预兆，我不知道。可是我下意识地觉得是过去三十六小时的缺眠、疲劳和饥饿所至。
我这时强制自己不倒下，挣扎着走到旁边的一家小吃店，要了一碗二两的热汤面，呼啦呼啦地下了肚。
我这一招还真灵光。马上精神就起来了，腰板也硬朗了，只有瞌睡虫阴魂不散。
等我办好票回到住处时，已经临近午夜。我倒头就睡，与他们三人一起鼾声如雷。
就革命传统和胜地而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八一南昌起义，是人们去江西省暨南昌市串联的主要目标。
我们一到南昌，就告知井冈山日前已经人满为患，不能再接纳参观者了。如果要去，必须在南昌久等。在接待站的劝阻下，我们放弃了去井冈山的朝圣。
八一南昌起义的地点就是南昌。城市的许多街道和标志性建筑都以八一命名。
就经济发展而言，江西省暨南昌市是远远不及江苏省暨南京市的。可是当我们来到南昌市中心的八一广场时，她周围建筑的宏伟和现代化，南京是再也比不上的。八一广场边的检阅台、省政府和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其规模，都可以用高耸入云来形容。
11月4日上午，我们参观了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一进大院是一尊高大的持枪红军战士全身塑像。在入口处，接待人员可以在每人的日记本上盖上印章做到访纪念。我日记本上的这个印章，至今还清晰可见。
下午，我们去了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我日记本上的盖的印章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纪念馆是一幢老式楼房，就是当年起义的总指挥部。
这里重点介绍了两位起义最主要的领导人：周恩来和叶挺。周恩来是前委书记，党派来的。而叶挺是前敌总指挥，具体指挥作战的。
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是贺龙。该馆的展示明确表明，起义的主要力量是国民党军队中叶挺的半个军和贺龙的一个军。朱德当时是南昌公安局长。
而在八一南昌起义的“其他领导人”的介绍里，有郭沫若和林彪。
郭沫若是起义军的政治部主任，地位是很高的。可是他和叶挺一样，在起义失败时，做了“逃兵”。于是这两位在后来的中共党史上，一直不被看好。他们没象朱德那样，率领残部，去毛泽东那里“井冈山会师”。
林彪在起义队伍里，只是个连长。
看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秉承了文革前宣传的基调，没有刻意拔高当时已经跃居党内第二位的林彪副主席。
11月5日上午，我们参观横跨赣江的八一大桥。
下午，在八一广场举行了几十万人的大会，揭露和声讨江西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发动路线、挑动工人斗学生的滔天罪行。
离赣之前，余曰辛对我们经长沙北上的串联计划提出了异议。他提议先南下去广州。显然，朝圣革命圣地和瞻仰首都不是他的当务之急。
他的提议在遭到三比一的否决后，就出现了分手后余将没有介绍信的问题。理所当然，我们三人应继续持有介绍信。于是他提出要请南昌的接待站根据我们的介绍信再给他单个开一张。大家想想这样做其实也很麻烦。再说当时串联的师生越来越多，各地的接待站一般只认学生证就行了，于是就只好委屈余曰辛了。据说，南昌分手以后，他只凭学生证，在广州也过得很好。
11月6日整个一天都是在南昌火车站度过的。我们去长沙，原来十一点的火车，到下午五点才开。

长沙
在夜幕中，浙赣线走完了，西行的红卫兵专列进入了湖南省境内。一些以前读到过的地名，时而神话般地出现在眼前。
朦胧中，澧陵到了。月台下又在兜售五分钱一个的包子。我买了两个，可是心里却在回忆这座县城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其他革命斗争回忆录的位置。
列车驶入株洲车站。株洲是中南地区最大的铁路枢纽之一，她位于贯穿南北的京广线上，还连接着东来的浙赣线、西去的湘黔线。所以尽管是深更半夜，月台上的师生仍然是人山人海。我们的车刚停，人们就蜂拥而至想上来，殊不知早里面早就饱和。
大串联进入十一月，全国铁路的客运系统已经一片混乱。无票无证登车，司空见惯。座位很难求得，要靠抢。能够睡在头顶上的行李架上，算是舒服的了。红卫兵专列在中途停站时，车门也懒得开了，全靠爬车窗进出。
月台的另一侧停着的一趟专列已经爆满，可是下面的人仍然不顾一切地通过窗子，把自己塞进车厢。
有个学生站在车内窗前，在好言劝车下的人不要再爬进来了，因为里面人挤人，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下面的人马上愤怒地揭发，你的旁边还可以站人。上面的人答曰：我这里是厕所。
还有更可笑的闹剧呢。
车上有个学生在恶作剧。他在用喷水封锁窗口，以阻止月台上的人继续爬入车内。下面被“水枪”打下去爬而未遂的那一位，大概是个贫下中农子弟，因为他穿的是黑棉袄头 -- 已经被弄潮。这里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于是他手指车上，严厉地问：你是什么成份？车上的愣了一下，底气不足地回答：职员。没想到黑棉袄头得理不让人，一句国骂回过去，喊道：你他妈的，职员就是地主！
还好，此时列车开始缓缓移动了，才使闹剧告一段落。
月台上也有短暂的安宁和秩序井然的时候。
当我们正在纳闷为什么还不开车时，车站的高音喇叭响了，反复地播送两句话：即将进站的是广州/北京的16次特别快车，根据铁道部规定，串联的师生不允许上特别快车。
一分钟以后，一列客车进了站，停了下来，上面写着广州/北京。顿时，肃静降临。全体师生原地向高贵的列车行注目礼。她舒适的沙发、台灯、窗帘，使我想起了沪杭线上的双层列车。
这趟特快列车在株洲车站大概只停了三分钟。在这期间，没有一个同学对她有图谋不轨的造次。她离开后，月台恢复喧闹，我们的车才缓缓启动，进入京广铁路开始北上，向长沙开去。
11月7日早上七点抵达长沙后，我们马上办好了13日去毛泽东故居韶山朝圣的汽车票，然后入住长沙铁道学院。
当年的长沙铁道学院位于长沙的近郊。在市区边缘的东塘，有一路开往铁道学院的公交车。车次很多，汽车在乡下公路上行驶，大概二十分钟就到了，还算方便。顺着这条公路，再往下走，就是湘潭市和韶山冲。
当年所谓的东塘广场，虽然是长沙去圣地韶山的出口，可是整个广场却是红土地，不见水泥和柏油。那时从东塘去铁道学院，就像南京人从中央门广场出发去近郊的晓庄师范一样。只是东塘要比中央门土气得多。
长沙铁道学院围墙外，就是农田，而里面却是现代化的都市。典型的近代院校建筑物，水泥路，草坪、球场、饭厅。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放着各个省市自治区的报纸。
有一天黄昏，我从宿舍去饭厅，正值高音喇叭里对时六点，中央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这时我想到了南京的家。这时家人应该正在吃晚饭。这是我在串联期间为数不多的想家瞬间。总的来说，串联是愉快的，血统论的压抑，被暂时抛在了脑后。
我在这里初次领略到了湖南的辣味。几乎每天中饭和晚饭都带辣。这里天天都吃一种藕不像藕、茭瓜不象茭瓜的蔬菜，与肉和辣椒一起炒，味道还可以。
我在铁道学院看见了各种各样的铁路枕木，有木头的、水泥的、还有钢铁的。对于当地的文革动向，我越来越不感兴趣。只记得有一个叫“红色政权保卫军”的群众组织，与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走得很近。
11月8日，我来到市中心五一广场看大字报。历史上是不是叫五一广场，不得而知。这里我买了一角钱的“鱼皮花生”。花生外面裹着咖啡色的糖衣，很好吃。
11月9日整个一天，我们都在长沙的最高学府，湖南大学。该学府在湘江的另一侧。从市区出发，要乘两次摆渡。第一次停在一个江心洲上。当时正值深秋，面对湘江，还真有点领袖年少时的那点“橘子洲头，层林尽染”的味道。从此，我未经考证，就一直把这个江心洲当成了诗词中“橘子洲头”。
可惜，我对湖南大学校园的唯一记忆，就是那伟人的亲笔题词“湖南大学”的那块横匾木刻校牌了。
后来的两天，我们访问了两处大革命前后的旧址：第一师范和清水塘。
我的日记本上盖上了清晰的印记：“参观毛主席母校留念 第一师范 长沙”。其中“第一师范”像是他的题词。旁边是“一师附小”的标志建筑。据说他在一师附小做过校长。
第一师范校园古色古香、环境优美。里面有一口井颇受关注。据说毛泽东当年经常在这里打水洗冷水浴。
我的日记本上还盖上了清水塘的印记：“参观中国共产党湖南区委员会 旧址留念 长沙清水塘”。陈列馆里显示，毛泽东在这里工作过，任区委书记。在这里，我第一次看见他的第一任夫人杨开慧的遗像，就是那位“我失娇杨，君失柳”里的那一位杨性烈女。
根据1966年11月12日的日记记载，“我过得很有意义”，因为干了三件事。
上午，乘长沙铁道学院的校车下乡支农，说是早出晚归，中午农民管饭。记得校车载着我们串联师生出了校门，又往更远的乡下开了一阵。
与江浙不同的是，村庄上成熟了的稻子很矮。加上沉甸甸的穗头，还不到膝盖以下。镰刀也不同，又小又短，刀口上还带着锯齿。下田割了几把，沙沙地还蛮好使。
快到晌午时分，由于用力过猛，我不幸振断了束在腰间的皮带。
想到来日方长、串联征途遥远，还要上北京去见毛主席，修皮带当然成了当务之急。于是，我也等不得农家的中饭，就匆匆上路回城了。
当然没有专车送我，因为时人地事都已经极端个性化了。
我之所以冒然单独走回去，是因为觉得早上校车往湘潭方向开出并不很远，就把我们丢下来交给了缠着湘式裹头布的农民。
就这心目中不远的路，我却走了整整一个小时，肚子饿得直叫。一条柏油马路，前不巴村、后不着店地就我一个人，连个车都见不到。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终于看见了远处铁道学院的楼影。
下午我经东塘去市中心。我修好了皮带，走进了附近的烈士公园。
公园有南京雨花台的派头，那座高耸入云的战士持枪塑像是她的标志。其他地方的景致也很好，可能是长沙最大的公园了。
晚上，上午与我同去割稻子的李惟德也回来了。他向我大吹村里的湖南老乡中午对支农师生的热情招待。大碗的红烧肉不限量、紧饱吃。我听了后，口水直流，十分惋惜。实话实说，离家已经快一个月了，大荤好像从未见过，肚里的油水也耗得差不多了。
可是随着以后的日子流逝，我越来越不后悔当天的行动了。大碗红烧肉，我一生见的不算少了，即使是在后来插队的艰苦岁月里。
且不谈有幸光顾了长沙烈士公园。有没有想过，天下有几个南京人，曾经在芙蓉国里沿着湘潭去长沙的公路，独自急行军一个小时 -- 就像少年毛泽东那样，徒步去省城读书、追求革命真理？不同之处，他是身穿长衫、身背雨伞；而我，则是身挎军用书包、手持小红书，而且还是饿着肚皮走的？
至少在当天晚上校园球场上看露天电影“小兵张嘎”的时候，我还没有觉悟到我也“伟大”过了一次。
开映前，有人宣布，中央批准了长沙到韶山的铁路修建规划，并把设计任务交给了长沙铁道学院。这时全场一片欢腾。
当时人们蜂拥而至的大串联目的地，大概有三类。一是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二是革命圣地，比如延安、井冈山。三是旅游胜地，比如杭州、桂林。湖南省会长沙，三类都沾一点边。所以，在市中心、各交通枢纽和大专院校，串联师生人头攒动、拥挤不堪。
随着大串联不断地深入发展，外出的师生越来越多。除了全国的铁路系统在超负荷运行外，各地的市内交通也不堪重荷。
那时每到一地，我们就领到市内免费乘车证一张。到了后来，公共汽车上也不要看乘车证了。最后，连学生证也难得看了。为了缓解市内公交车的紧张，就调拨过来一些外地的公交车来支援。
11月13日淫雨连绵。
天还没亮，我们就登上了去韶山的专车。这时我发现，这是辆车是南京的公共汽车，那熟悉的座位、车门、地板和整个车体。
车在雨幕中开了个把小时，天才亮。这时我们缓缓地穿过了一个城市。
这是一个非常整洁的城市，绿化也好，街道井井有条。楼宇建筑之宏伟，不亚于长沙。
我开始并不知道这是哪里，猜测她至少是专区、省辖市的所在地。然后，经过我的双眼不断地搜寻，终于看到了“湘潭市”的字眼。
这是湖南省湘潭市留给我的唯一的记忆，至今印象极佳。
我们抵达韶山时，雨下得很大。尽管没有雨具，我们也直奔毛泽东的故居。那是串联师生最向往的地方之一，大概仅次于北京了。
在外面没等多久，就排队进入了故居的接待室。我的日记本上又盖上了一个新的纪念印戳：参观毛主席旧居韶山留念 1966。另外，参观者每人购得韶山纪念章一枚。虽然其售价一般，但韶山纪念章在当时却很少见，因为只有人到这里，才能得到一枚。
参观过毛泽东旧居的人都认为当年他的家境是很富裕的。
青砖黑瓦的院落有好几进房子。每间房里都有相应的古老的木制家具。仓房，还有犁钯等农具，一应俱全。
我看着，心里想：像这样的生产生活水平，他的家庭出身最起码是富裕中农。按照他本人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如果毛家还雇工，则成分应该是富农。如果还有土地出租，则就是地主阶级了。那么这血统论，我是不敢再往下想了。
毛宅出来，我们就去了韶山学校。记得她好像坐落在坡子上。该校之所以要去，是因为他1956年衣锦还乡时，在学校里被孩子围着，他本人也带着红领巾的那张照片。
由于大雨不止，我们都湿透了。加上当年韶山还没有开发旅游，于是我们就早早地回到了打道回府的汽车上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将沿京广线北上，计划去武汉。
我们乘坐的红卫兵专列十分拥挤，好在我们都有座位。在天黑的时候，列车抵达长江南岸的武昌车站。
下车前，下面的人潮涌动使我们害怕了。武汉的铁路和车站如此拥挤混乱，如果下了车，以后还有再上车的机会吗？我们决定不下车了。既然这趟车的终点站是北京，我们就直奔北京吧。
过了一会儿，列车开始缓慢地滑行，上了武汉长江大桥。这座著名桥梁的栏杆在我眼前咯噔咯噔地驶过，下面是夜幕里明晃晃的长江。到了江北，列车在汉口车站小停后，就一头开进了京广铁路的京汉段。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与武汉邂逅。没有下车，终生遗憾。
京汉线上，列车开始以风驰电掣之速向北京开去。这首先要归功于地形优势。这里是江汉平原连着华北平原。另外就是京汉铁路的现代化了。这段线路是全国不多见的双轨铁路，没有多少南北会车的机会，列车只顾向前。还有，这里每节铁轨的长度超长。坐在车上，咯噔咯噔的频率也比起他铁路少，声音也小。
在河南省新乡市附近，我看见铁路旁边的田野里，居然停着一群直升飞机，周围还有起飞和降落的。
河南省省会郑州，是座中等城市。她是连接京广、陇海来两大动脉的交通枢纽。郑州周围的房子好像多为红砖三层楼。出城没多远，就上了黄河大铁桥。她当然比不过武汉长江大桥，但也是今生难得一见。才进入十一月份，大桥下面河水就很浅、河面就很窄了。
长沙到北京，火车整整两天两夜。11月16日凌晨五点，我们到达北京，在永定门车站下车。

北京
11月16日凌晨五点，这时天还没亮。我们走出北京永定门车站。
此时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寒冷。天气在冰点以下，而我只穿着毛衣和学生装，冻得浑身打颤。
第二就是人多而混乱，当然，都是来北京串联的外地师生。在这之前，中央已要求大家暂缓来北京，因为目前滞留在北京市的人，已经远远超过了她的接待能力了。可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人人想见毛主席，人们还是不断地涌入首都，包括我们三个。
国家为了这次史无前例的学生大串联，确实花了很多钱财。与外地不同的是，来北京的师生，吃饭还免费。一天只要交一斤粮票。每人一张乘车证，除了长城、十三陵、八大处等远郊外，都是免费乘车。
北京人民为我们做出的奉献和牺牲也很感人。各个学校的教室都开放了，住满了学生。人们打地铺，睡席子，可是盖的被子，大部分都是市民从家里拿来的。她们视我们为“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宁可自己家几个人合盖一条被，也要把其余的被子送到接待站，给我们盖。
北京学校里的很多师生员工，放弃了眼前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外出串联。谁不想走出去看看韶山、井冈山、延安？这些是我亲耳听他们说的。可是，他们留在了北京，为的就是接待我们。
来京的学生根本不顾只能住三天的规定，他们滞留不走。最冠冕堂皇的原因，就是还没见到毛主席。自八一八以来，毛主席已经检阅了七次红卫兵，每次都有数十万或者百万人次。各个接待站，也不催学生走。就这样，随着外面的不断涌入，11月中旬，在京外地人数达到了极限。尽管连胡同里的居委会都开放了，车站上分配学生去指定接待站的工作已经告急、停顿，大批到京同学一度露宿在车站的广场上。加上连日的寒流袭击，车站上叫苦连天，还病倒了大批的同学。
听说就在前几天，周恩来总理闻讯，带着部队和铁道部的领导来到现场看望。饥寒交迫的同学们看到总理来了，都围上去哭了。据说，总理也鼻子一酸，当场决定，中南海礼堂即日开放，接待外地师生。紧接着，几十辆军车开到，拖走了那些感动得热泪盈眶的同学。
可是，这只解决了当天的问题。车站广场马上又饱和了。我们三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到达的，而且是在凌晨。
这里彻夜人山人海，根本没有接待站。广场也盛不下了，我们就随着被导向的人流，涌进了附近的先农坛体育场。
这个体育场可以容下数万人，里面也是人山人海，都是等待分配住宿的学生。为了抗寒，他们生起了一堆一堆的篝火。看来他们在这里等了很长时间了。
我们被告知，这里在实施一套新的分配投宿的规则。想投宿的各地师生，必须自愿自行组合一支四十人的队伍。从中推出一名队长，再由队长与车站接待站联系，获取去住宿的介绍信，最后带着大家去投宿。
我们四下一看，果然是四十多人围成一团的。于是赶紧一队一队去问，看看是否哪一队尚未满员，肯收留我们。结果全部遭到拒绝。
我们在韶山淋了雨后，又坐了两天两夜火车。此时我们的身体状况极差。又冷、又饿、又困，难道还要我们出头，去组织一队人马去接待站？实话实说，此时我们眼前一片模糊，就连想这个问题的精力都没有了。
正在这时，有一支队伍开始起立，然后跑动起来。显然，他们的头已经拿到了介绍信，领着大家开拔了。我们灵机一动，铁下心，就老脸皮厚地混进了队伍里，全然不顾里面投来的不友好的眼光了。
接着，人家走，我们走；人家跑，我们跑；人家停，我们停；人家上什么车，我们也上什么车。最后当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居然在北京市炭儿胡同小学入住了。这里，每间教室都在超员接待。我们每人只分到了两尺宽的地铺，地砖上铺着草席。
也就是这一天，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11月21日起，全国暂停外出串联。并告知大家，等到来年4月春暖时，再开始新一轮的串联。
我们安顿好了后，就出去转了转。
炭儿胡同是条典型的北京胡同。灰色的砖墙，古色古香的大门前有一对石头墩子。没走多远出了胡同口，我们看见了前门。
绕过前门，就是天安门广场。日夜想见到的天安门城楼，在晨光下壮丽辉煌。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她的风采。周边的长安街、华表、金水桥、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这一切，以前都是只能在电影和书画中才能看到。而今天，成了眼前的现实。
回到胡同里，又见识了当时的两大北京民俗胡同文化。
时下正值柿子上市，满胡同地叫卖。多半是通红的，比拳头还大，软软的。一角钱三个，熟透了的，可以买到四个。把柿子盖一揭，啃起来汁水直流。一点不涩嘴，又甜又冷，很是过瘾。
还有就是满胡同堆放的大白菜。与南方的嫩黄色比，北京的白菜颜色呈青绿色，个头要大三四倍，有十几斤重，看上去一点都不嫩。一路走过去，家家户户都在购买和储藏大白菜，忙得不亦乐乎。我后来才知道，北京市民要靠它过冬，一直吃到来年初夏。以后在北京的日子，我们几乎顿顿是炖白菜。没有荤腥，居然也没有想象中的苦味，很爽口。
我在北京的第二天就病倒了，发高烧。去广安门医院看病，说是扁桃腺化脓。得病的原因，不用说，肯定从韶山开始的连续几天的饥饿、缺眠、疲劳、淋雨、受寒。
串联学生看病不要钱，医院的条件也不错。我打了青霉素，回到学校，凭医院证明吃上了病号饭，白菜肉末烂面。
当时北京市民的大米供应是定量的，主食是面粉，搭配少许杂粮。
我们平常的饭食是每人一大碗白菜，两个二两一个的火烧。炭儿胡同小学没有伙房，所以火烧是外面馆子里送来的。老北京的火烧，是介于南方的烧饼和“老饼子”之间的东西，好像是死面烤熟的。肚子饿时，一口火烧、一口白菜，还行。中饭时在外出串联不归的，可以在早饭时领到两个火烧和一块咸大头菜，做中午的干粮。
久仰大名的王府井百货商店，里里外外人山人海。我们去那里时，有四层楼营业。我们当学生的，除了每天的三角钱伙食费外，也没多少零用钱。于是在里面只是看看热闹和人挤人。虽然王府井比南京的新街口百货公司和中央商场大，可是她却逊色与上海滩上的中百一店（原大新公司）和四店（原永安公司）。
炭儿胡同小学因为超员接待，所以只让住了一夜，就把我们转到了菜市口中学。
菜市口中学一共住了418人。这里条件要好一些，主食是学校食堂蒸的馒头。
我们和一队农村中学的学生住在一间教室里。他们来自山西省平顺县，口口声声李顺达、申纪兰的。他们是五十年代的全国劳动模范。我们小学语文里，有一课曾有提及。
这一群黑棉袄头，由一位老师带领。这是我第一次与山西农民近距离接触。他们的朴实，自然不在话下，只是生活习惯与我们很不同。在地铺上抓自己身上的虱子，是很常见的。
他们的黑棉袄头里，就是赤膊，没有毛衣和衬衫。有一天晚上，我旁边的那位黑棉袄头，居然穿着鞋子睡觉。大概他们在家乡的炕头上就是这样。可这是在皇城根啊。我看不过，就将它们给撸了。不料一阵脚气熏来，甚感异怪。
当老师的那位也好不了多少。有一天病了，他不去医院，却让他的弟子替他“放血”。只见那个学生用小刀在老师的手指甲跟后面划了一下，然后开始挤血。接着，是第二个手指的放血。最后当双手十指都搞得血淋淋、惨不忍睹的时候，他却舒了一口气，说舒服多了。
我们在一边看得大惊失色。这不是巫医、巫术、残害自己吗？不过，第二天，他的病果然好了。
到北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上面也是这样安排的，派来了解放军，把我们组织起来，进行军训。
串联师生十二个人一个班，四个班一个排，由一两名解放军战士带领。连续两天，不准出校。大家忙着排队、操练，以便毛主席的检阅。
解放军一再叮嘱，去检阅时，一定不准带铅笔刀和大头针一类的利器。而且出发前还得互相搜身。我们问为什么。他们说是为了小将们的安全。我听了一头雾水。后来才想到了“怕行刺”，没敢说出口。解放军却非常认真，说是廖政委的指示 -- 他们的顶头上司，北京部队政委廖汉生。
到了第三天，11月20日，仍然没有接见的传唤，也只好放我们上街了。
我们去团中央看大字报。全是冲着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王伟的。前两位已经停职反省，团中央书记处也已经改组。在团中央的宿舍区，我第一看到了煤气灶，而且是管道煤气。
团中央在东交民巷一带。老使馆区，都是老式洋房，使我想起了当年义和团对这里的攻打。在那里，我们看见了前民主德国的驻华大使馆。
在乘公共汽车时，我和李惟德发现一个学生的手居然偷偷地伸进了别人的口袋里。他是一个本地人，长得也挺文雅秀气的。喝斥声中，我们得扭送他去派出所。没办法，一点不留面子，当年就这德行。
下了车，没想到最近的一家，竟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牌子。好高好高的台阶，大门的另一侧的并排挂的牌子上写着：北京市公安局。
我们有幸出入了公安机关的最高官府。把小偷交待给接待室时，他哭了，我们也有点同情，因为他看上去很老实。
由于长期没洗澡，我浑身不自在。下午，找到了一家附近的澡堂，结果价钱太贵，就回来了。到底要什么价，日记上没记载。从此，我浑身是老坑。与同屋的山西同学相比，除了衣服的颜色和里面的虱子外，也就没什么区别了。
晚上接到电话通知，说李惟德传染上了猩红热，住进了医院，不回来了。我和蔡钟业奉命赶紧去医院检查。结果没事，吃了药，才放心。然后，就是全屋子的人都吃药，还有全屋子大消毒。
11月21日上午，军训队叫我们不要外出。我们在操场上排队，练习步伐。这是在准备接受检阅，随时会来通知的。此时既然暂停串联的通知已下达，我们都估计毛主席的检阅可能还会有一次，只不过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机会。
军训休息时，部队宣传队送来了演出。在北京期间，“北京的金山上”和“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两首歌很流行。
下午放我们出去了。
北京市的特征之一是红墙绿瓦，又高大又美丽。所有重量级单位，我们都想光顾。还有，就是建国十周年建造的北京十大建筑，她们主要散布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
位于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的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是十大建筑之一。前者是禁区，而后者当时不开放。我们只好在外面看看了。
广场中央高耸着人民英雄纪念碑，我们多次光顾。亲临现境触摸着她的浮雕，竟有做梦的感觉。这些都是平时只有在电影和画报上才能看见的。
民族文化宫，我们进去过。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里面办公。邮电大楼、中国美术馆、北京工人体育馆和体育场、中国农业展览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我们都进去过。那个年头，只要你好奇，又敢闯，你访问的地方就多。
当时部级以上的机关，在街上看不到挂牌，比如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大街上，时而看见宫殿似的大门，挂国徽不挂牌子，由警察和军人站岗，估计里面就是。北海公园附近有座桥，人们在上面行走，不准停留。稍有停步，就有军警来催促。据说桥下的水面连着中南海。我们放眼远望，希望能看到一点，可是远处模糊一片，我们也就只好想象中南海了。
我们倒是找到了国务院接待站，主要是好奇。可是到了地头一看，只是红墙下的一排平房，专门接待上访的。走进去一看，都是各省市的群众来京告地方文革状的。印象极深的是接待人员，他们非常和蔼可亲，认真倾听和记录。
十一月底北京的气候实在不敢恭维。没有雨雪，天天放晴，可是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太阳像一枚蛋黄，惨淡的光一点也不耀眼。据说这是沙尘暴所至。那铺天盖地卷来遮盖红日蓝天白云的黄沙，是来自西北的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
还有就是冰冻三尺的寒冷，北风呼叫。我十月中旬从南京出发时，中午还可以汗衫短裤。为了轻装上阵，我只带了一件毛衣和背心。到了北京后，每天都冻得直哆嗦。幸亏李惟德有两位姐姐已在北京成家立业。他为我借到了卫生衣。这下好多了，可还是不及棉袄大衣。我每天仍然还是冷得抖抖索索。
11月22日上午，我们参观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她在西郊，也是宏伟的十大建筑之一。里面陈列着从原始的长矛大刀到现代化的飞机大炮，显示了我军的发展史。
我特别留意了里面陈列的美蒋U-2高空侦察机和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的残骸。
U-2型飞机从五十年代初起，就长期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上空执行侦察任务，曾多次被我国和苏联击落。苏联有一次还生俘过U-2的飞行员。随着六十年代的越南战争爆发，U-2停飞了，取代而之的是无人驾驶侦察机，也多次被我国击落。
下午，我们去了颐和园。我对当时的印象中只有长廊和万寿山了，而且都是灰蒙蒙的，象征着当时的气候和心情。那长廊上的画，多年失修，颜色惨淡。虽然都是所谓封资修的画面，但毕竟逃过了八月份红卫兵的破坏。而万寿山佛香阁上的小佛像就没有这个好运了。凡是伸手钉锤能砸到的，佛头全都没有了。
大串联进入尾声，游山玩水已经是冠冕堂皇的了。我们所到之处，人山人海，几乎都是串联师生。
晚上回到住地就接到通知，毛主席明天接见我们，今晚十点整队出发。我们都万分兴奋。每人发了两个热气腾腾的大馒头，外加一节红肠，说是明天的干粮。
当时我们肚子里的油水已经耗尽，再加上年轻人能吃，于是馒头和红肠就等不得明天了，当时就滑溜下肚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红肠。貌似南方的香肠，可是要粗得多、呈粉红色，软软的。一口咬上去，才知道成分一半是淀粉。不过总的来说，还算荤食，在缺油少盐的年头，味道还不错。
到了十点钟，也没叫出发，只好睡觉了。
一觉醒来，仍然没有通知，而且不准外出。一直挨到中午，终于来了音信，说毛主席、林副主席工作很忙，不能接见了。中午开饭了，多数人都说干粮昨晚早就吃了。伙房也不追究，一人还是给了两个馒头、一大碗白菜。
下午放行后，我们去了中国美术馆看尉凤英的事迹展览。记得尉凤英在沈阳工作，被誉为毛主席的好工人。她的事迹我们在南京就读过，我们兴趣也不大。我们是冲着中国美术馆去的，因为她也是十大建筑之一。美术馆很壮观。正面好像是黄色和绿色的琉璃瓦大屋顶，里面富丽堂皇，铺着镶着大块光溜溜的大理石。
11月24日，大风卷着满天的黄沙，能见度很差。我们来到故宫看大型泥塑“收租院”。到了门口发现人太多，进不去。还好故宫斜对过不远就是北海公园。
我们先上了山登上了白塔。此时俯瞰皇城根和故宫。我们发现，旁边景山公园山上正中的那座亭子，正好坐落在“龙脉”和皇城的中轴线上，与南面的故宫、天安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在一条直线上。就有了摸摸龙脉的念头。不过，我们还得下山寻找那一堵老祖宗留下来的九龙壁。
站在九龙壁前，我被她的伟大所震惊了。两面高墙各有九条龙，栩栩如生，金碧辉煌。九条正中的那一条是紫色的。九龙壁是在北京见到的最使我感慨的景观之一。
11月25日凌晨，解放军通知我们，毛主席要检阅我们了。大家都万分高兴，冒着严寒排队出发。
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终于在下午1点40分看见毛主席了，见到毛主席，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现在回想起来，我写下的，还都是当时的真话。
可惜毛主席的面目我根本就没有看清楚。同时通过偌大的天安门广场的，并列行进着八个纵队的方阵。而我不巧排在第六队的最外面。尽管我们高举小红书的手臂都酸了，嗓子里毛主席万岁都喊哑了，可是视野中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的面容是模模糊糊的。两旁站着的林副主席和周总理的嘴脸也看不清。只是他们都身穿军装，站在城楼中央的那三个位置上，我才认定是伟大领袖和他最亲密的战友。
我带着这个遗憾回到了学校，心里在想，这总比见不到强。比如李惟德，他病愈后，就住进了姐姐家调养，这次肯定错过了机会。
没想到他的运气特好，不仅见到了，而且与毛主席近在咫尺。这是因为在第二天，毛主席继续检阅红卫兵，而且是乘敞篷汽车检阅的那一种。据他后来讲，毛主席，脸红红的；周总理，只见到个背影；而刘少奇，脸色阴沉。
这就是文革史上的毛主席1966年八次检阅红卫兵的最后一次，11月25日和26日。
26日，全城没有公共汽车，我们都呆在驻地。据说，也就是这一天，我班的另外一组男同学，正在徒步长征进入北京的近郊。听说城里毛主席正在接见，硬是坐在另一队的自行车后面赶进了城，也见到了毛主席。
11月27日，我们去中共中央宣传部。那里最醒目的是陆定一的大字报。
下午，我们看了北京动物园。虽然占地面积不及上海西郊公园，可是她的动物之多，当属全国之首。在这里，我第一次看见了黑猩猩和长颈鹿。
在以后的五天里，我们分别走访了文化部、教育部、高教部、中国医科大、中国科技大、北大、清华、和北京工业大学。
我校是教育部四所教改学校之一。在教育部，我们还以为南师附中人人皆知呢。可到了那里，不仅没有有关教改的大字报，而且到接待站一探听，对附中教改，人家也只不过是知道和听说而已。
在中国科技大的一个院落里，我们看见了一加米格式战斗机。
北大和清华，我只记得她们的大屋顶的楼房了。
当时的北京工业大学好像只有一座主楼。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批判谭力夫鼓吹血统论的大字报。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冷。每天都是寒风刺骨，到了滴水成冰的地步了。我因为没有棉袄，出门是很冷的。那冰冷的风迎面吹来，一下子就钻进了骨子里去了。我于是有了回南京的念头，想在12月9日回宁。
12月4日，国务院发出通知，要外地师生在20日以前全部离京。回程火车统一安排，车票一到，就通知走人，也由不得我们自己的计划。从这天起，这里的外地师生一天一天地减少。学生伙食也开始改善。晚饭开始见到米饭了，而且在每人的大碗白菜上，都加上了一大勺红烧肉。
这天上午，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留影纪念。
广场上有几个照相馆设的摊位。两张二寸相片，要价四角钱。当时还没有立等可取的照相技术。我们要填上自己在南京的地址，说要几个星期后就能寄到。
这张照片今天仅存一张，而且所有权在南京的妹妹的手中。我只有扫描后的电子版。
照片中可以看出，天气酷寒，人家都穿着棉大衣，而我却是春秋天的学生装。手捧小红书，冻得咬紧牙关，头上带的军帽也是即席借人家的。
在天安门广场，有许多来京少数民族的学生。时常有人请他们用本民族的文字在《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写下毛主席万岁作为纪念。
蔡钟业一时心血来潮，拦下了一位穿着油渍渍蒙古族棉袍的学生。没想到，他用蒙文写下的毛主席万岁，竟像五条一圈圈的烟柱。
下午我们去了北京工人体育馆、北京工人体育场和全国农业展览馆。她们都是十大建筑之一，都集中在近郊的某地，当然都不开放。我们只能在外面转转。农业展览馆大门里的白色浮雕，一度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每集的开场景。
在附近，我们走入了一个崭新的外交使馆区。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一排排乳白色奶油色的小洋房和院落，门口都有警卫。她们基本上都是些新兴独立的亚非国家，区别与使馆设在东交民巷的那些帝修反国家。第一家上面写着：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后来就是什么索马里大使馆了。没有围墙，都是西式铁栅栏。我记得有一个屋子侧门突然开了，一个黑人闪了出来，马上又钻进了另一所房子里。他穿着淡色的大衣，抵挡着严寒。
12月5日，我们进入故宫，参观了大型泥塑收租院。
收租院是宣扬阶级仇恨的典型作品。在南京时，就看过纪录片。据说原型是四川省大邑县地主刘文采解放前其佃户交地租的场景。
展览场地当时设在紫禁城的城楼上。所以有了登上城楼的机会。入场前，我们在城墙上排队路过了一厢一厢的房子，全锁着不开放。有的没有窗帘，里面陈列着各种各样金光闪闪的器皿。可惜当时，我对著名的故宫博物院和故宫院落里的太和殿等知道的甚少。否则，既来之，就是翻墙越屋，也得找到目标。要不然，如何自吹去过故宫？
以后，当我逐渐了解故宫的典故了，后悔莫及。也没意识到我下一次去故宫，竟是四十多年以后。
故宫的后门街对过，就是景山公园。我们进去，随着人群，找到了那棵已经枯死的古树。据说，当年在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城池的时候，明朝末代的崇祯皇帝就自缢在这棵树上。
我们登上了景山正中的山头，在亭子里，站在皇城的中轴线上，算是摸到了龙脉。
随着时间的推移，滞留在京的学生越来越少，仍然由解放军陪着。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其他城市的学生拿到了票，由解放军送到车站上车回家了。
我们一直在等回宁火车票发到手中。可就是姗姗来迟，就连解放军都说不清何时能把我们送走。
此时，大串联已基本结束。剩余的几天，我们在北京就是玩。那张免费的乘车证上只注明不能去长城和十三陵。所以我们几乎去了所有我们知道、又能去的景点。对名副其实的游山玩水，解放军也不管。
12月6日，我们来到了卢沟桥。除了历史上的七七事变发生在这里，她的另一个看点是我们到了才知道的。卢沟桥还是古迹。那几百个石桥栏杆的石狮子头，据说没有一个是相同的。
卢沟桥下的永定河河床，已经到了枯水位，几乎没有水了。远处还有一座铁路桥横跨永定河，火车正在呼呼通过，据说不是京张、就是京包铁路。
下午，我们去了北京师范大学。她好像也只有一座主楼。
12月7日，我们全天在香山游览。山脚下的碧云寺里，有孙中山纪念堂，里面有国父的衣冠冢。那口水晶棺不太大，据说是苏俄所赠。对香山红叶，早就有所闻。可惜，季节已过，当天又是漫天的黄沙。我们还是顶着刺骨的寒风上了山。
每天晚上回到学校，就去问我们回宁的车票。如果没有，第二天还是要外出旅游。
这几天，随着未离京的人越来越少，我们与学校的两群人走得近了起来。
一群是来自解放军上海101技校的学生，男女四个人。我们同命相连，都想回家，都在等票，都在抱怨为什么去沪宁方向的火车怎么就没有了。
另一群就是解放军了。他们当初进驻菜市口中学，是为了军训，组织我们见毛主席。这任务早就完成了。现在他们的任务，好像是安排我们回去，直到看到我们上车安全离京为止。好像还落实到了人头上。照看我们的是一个指导员和一个战士。101技校也有两位当兵的管着。
每天晚饭后，指导员就来探视了。他操着一口六合话，先抱歉说车票很难搞到。然后再安慰我们，并暗示北京还有很多地方值得去光顾。其实，我们心里很明白，眼下只要能混进车站、爬上火车，哪还管有票还是没票的。解放军他们自己也着急，因为要他们在13日撤回军营。
12月8日，我再次去了中国美术馆，然后到了北京火车站。北京火车站也是十大建筑之一。上次我们进北京时，是永定门车站。最后去了北京天文馆。
1966年的北京菜市口，就像南京的山西路一样，是一小片商业区。
为首的一家店铺是百货公司，一层楼，占了街上不少的门面。我一边捏着仅剩的几块钱，一边在寻思带什么北京土特产回去。我从来就不是上街买东西的好手，更不知道北京到底有什么东西值得带回去。后来认定了北京的灵芝饼和蜜饯。记得是亲戚出差北京带回来吃过的。
灵芝饼，馅子是用瓜子芝麻和蜜糖调在一起，然后夹在两层薄得透明的糯米皮中烘干。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吃起来，甜脆香。可是在店里转了一通，没有卖的。
蜜饯倒是应有尽有。好一点的是分类成盒卖的。看看价格，买不起。于是只看准了一块钱一斤的、散装的什锦蜜饯。红黄绿白，五颜六色。蜜枣、杏仁、果脯、冬瓜糖都有。我就称了三斤。
菜市口有一家小吃店，规模不小。里面热气腾腾、生意盎然。老北京试样的牛羊肉的包子、饺子、面条，品种不少。当然还有红肠。但我能问津的只是一两一个的火烧。还有一两一大腕的赤豆稀饭，稀拉呼噜地喝下去，又管饱、又抵寒，尽管是暂时的。
有好几路公共汽车路过菜市口。
当年北京的汽车售票员可能是天下最辛苦、最有能耐的售票员了。她们都是中年女性。每到一站之前，她们就用浓厚的卷舌音报站。她们还每站必下，然后最后一个上车。
我们串联学生上车，一个个都是拼命三郎。往往一个接一个地往车里挤，扒在车门上，搞得车都不能开。当然，这是指在外地。
北京的售票员自有妙招。
她以特有的权威和身术，占据了车门。当然，后面还有人拽着她的肩膀，或者扒住了门框，试图挤进车。此时，她就示意司机开车。只见她登在车门口，而扒着车的人却只能跟着车跑动起来。随着车速增快，跑的人跟不上了，只好松手，跌跌撞撞地去管自己的平衡了。就在这一霎那，售票员向车里一挤，车门在她身后砰地一声地关上了，汽车扬长而去。
在北京的最后两天，每晚指导员就来安抚我们说明天一定有票回去，可是就是不能兑现。
12月9日那天确实来了四张到上海的票，给了101技校的人了。结果他们在车站呆了一天，不知什么原因，又回来了。
当天夜里，突然从外地调到三张票给我们，我们都很高兴。马上去领了三人三天的干粮，记得是一大袋子火烧，由我背着。可是我们到了永定门车站一看，先说是火车误点，后来索性是没有火车。只好解放军陪着，扫兴而归了。
第二天，我们去了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慕名前往，因为是新闻里经常提及的地方。
那里的墓碑确实不少，我们所到之处，也没看见被毁的现象。
我只记得三个近年来去世的墓碑和简介了。他们是罗荣桓元帅、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前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
还有一座墓碑，那是为所有在1956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的飞机失事遇难者所立。据官方报道，那场空难是美蒋特务设置的定时炸弹所为。这架印度航空公司的包机没有生还者。据传，周恩来总理，他是临时取消了登机计划，才逃过了这一劫。当时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去印度参加亚非会议。结果，中国代表团成员、工作人员和新闻工作者，都先行了一步，上了这架飞机。
12月11日是我们在北京的最后一天。
上午，我们去了中国美术馆。这是我对这座宏伟建筑的第三次造访。
中午，我们去玩天坛公园。天坛我是在邮票上和扑克牌上知道的。
当时，镶在上天坛的石梯中间的大面积白玉石雕，全抹上了一层石灰泥。这是保护文物的好办法。在石灰脱落的边缘，我可以看出石雕中龙飞凤舞的辉煌。
我们没有忘记著名的天坛回音壁，那是物理课声学部分必提的老祖宗的智慧。
我们到达回音壁时，周围几乎无人。我们试着喊话、击掌、拍壁，都达到了教科书上的效果，都暗暗称奇。
下午回到菜市口中学准备归途的行装。我们要赶半夜的车回宁。那是605次北京到福州的红卫兵专列。
我们当晚在车站的故事，也有点传奇，不管是我们、还是护送我们的解放军叔叔。
晚饭后，我们一行五人，指导员、那个战士、李惟德、蔡钟业和我，抵达了北京永定门火车站。我的行囊里多了一个包，装着三人两天的干粮。清一色的北京火烧和几块咸大头菜。
车站广场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挤满了归心似箭的外地师生。
我们走近一看，车站入口的大门紧闭，不准任何人进入。旁边贴有安民告示，其中提及北京/福州的605次车已经满员、停止检票。
我们大吃一惊，因为此时离开车至少还有两个小时。解放军马上想找车站交涉，可是那注定是白搭。且不谈那是个凭力气、不凭车票上车的年代，车站大门关着，周围全是人，可就偏偏没有车站工作人员。
这是我们回归中第二次上车遇阻。
沮丧着脸，我们垂头丧气地顺着车站的外墙，茫然地向前溜达，各有各的心思。我们是回家心切，解放军是伤脑筋。他们迄今还没有完成护送任务，而在后天他们将奉命撤出学校。
话说我们毫无目标地向前走了二十多米后停了下来。这时发现眼前的这段墙，位于车站的两座平房之间，大概有丈把长。而这段墙与众不同，它不高，掂起脚、手一伸，就能搭在墙头上。
这里已经远离车站大门，四下静悄悄的漆黑一团，就我们三个学生两个军人。再仔细听听墙里面得动静，虽然还是车站，可是一点声响都没有。
此时天时地利人和俱全，还能犹豫不决吗？
天时是天下大乱，上车凭本事、不凭票。
地利是车站墙内墙外，就我们五个，没有他人。
人和是万众一心，我们急于走人回家、解放军急于送客完事。
只见指导员一个眼神，那个当兵的就一手搭墙、一个前滚翻、嗖地一声，就越过围墙、跃入车站。
真不愧为62年参加过全军大比武的老兵，与“二百米内硬功夫”比，他这一跃，恐怕只是小菜一碟。
数秒钟后，里面传出暗号，平安无事。
紧接着，只见墙外的指导员手推肩扛、墙内的战士连拽带拉，我们三人连扒带滚地一个个翻墙进了车站。我排第三，指导员押后。
一切还算顺利，只是当我双脚沉重落地时，仍然有了节外生枝。
我背的干粮袋突然崩盘，几十个火烧骨碌碌地滚了一地。几乎是同时，后面的指导员也跟着轻身着陆。
四下仍然是静悄悄的，到底是走人还是要粮？如果为了干粮而贻误战机，我们被人发现捅了出去，我等革命小将肯定没事，可是那指导员可要记过处分，那个当兵的可能要提前复员回家种田，档案里还得带上一笔啊。
此时无声胜有声。只见指导员眉头一皱、又是一个眼神，我们马上在黑暗中马不停蹄、七手八脚地把一地的火烧全都回收进了干粮袋里。
在确定人财两不空后，我们赶紧顺着内墙向明亮的月台方向走去，很快就混进了人群中。
这一场无声的惊心动魄，前后一共大概才五分钟。
没想到月台上的情景也不容乐观。
这里人头涌动。停着的几列车次，门窗紧闭，里面塞满了待发的学生。
只见一股人流迎面冲来，我们急流勇进，可是回头一看，不见了蔡钟业。指导员一声令下，我们赶快四下寻找大呼。可是搜寻最后以失败告终，蔡钟业走失了。我很清楚，他身上既没钱、也没粮。
我们找到了那趟北京/福州的专列。可是她和其他列车一样，门窗紧闭，里面满满的，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
指导员带着我们一节一节车厢地试运气，终于鼓足勇气，敲了其中一个车窗。希望上面能高抬贵手，开窗让我们爬进去。可是里面连睬都没睬我们。
正当我们毫无希望地继续一节一节车厢看的时候，那四位上海101技校学生熟悉的面孔出现一个车窗里。我们大喜，指导员立刻急敲玻璃。车窗打开后，下面又是一阵肩扛手推，把我和李惟德塞进了车里，然后再把行囊和干粮袋扔了进来。
里面原来已经人挤人了，是碍着解放军的面子，人家才让我们挤入的。所以我俩起初只有四只脚的地盘，动弹不得。
很快我们就坚持不住了。于是我们开始四下挪动扩张，终于把一个背包放在了地板上，马上坐了下来。
我们也奇怪上海同行竟如此神通广大，能早早入座。他们说，当他们阴错阳差地混入时，所有车厢都是空的。黑暗中到达这个车厢时，无意低头一摸，竟是皮椅，于是就毫不犹豫地坐了下来。
又磨蹭了一个时辰，火车一声长鸣启动了。
我们和车下的解放军叔叔挥手告别。
凌晨三四点钟，列车抵达天津。稍作停留后，就进入津浦线，一头向南开去。
中午列车停靠济南站。月台上在卖苹果，两角钱一袋。买了两袋，其中一袋，只有两个特大的。咬了一口，面面的，像山芋一样，几乎没有苹果味。
12月13日上午七点四十分，列车抵达南京江北的浦口车站。当时南京长江上还没有桥，我们乘摆渡回到了南京。我的文革串联到此结束。
从10月19日到12月13日，在为时几乎两个月的串联时间里，我去了上海、杭州、南昌、长沙和北京等五地。
到了家，第一件事就是直奔碗橱。看见里面有半碗剩下的冷肉，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用手捻起就往嘴里送。口中吃着，还念念有词，好几天没有开荤啦。
家里人没敢让我立脚，就打发我上街去理发洗澡，生怕把虱子跳蚤带回家。
有两个月没剃头了，头发根有两寸长。理发师傅给我洗头时，惊奇地发现，冲下来的水竟是黑的。他口中嘟嘟囔囔，给我上了第二次肥皂，冲了第二次头。
等我洗澡回来时，一个澡盆在门外严阵以待。家人把我换下的衣服如数全部投入盆中，用开水冲烫。

大串联的意义
四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反思文革时不禁要问，大串联的意义何在？
我随意地在网络中搜寻过关于大串联的回忆文章。基本上都是在回忆当事人串联的片断和过程，几乎没有涉及到大串联的意义的。而且，像我一样，绝大多数作者，都是用津津乐道的语气来写大串联的。
其实，对文革的发动者和鼓动者来说，大串联，只不过是他们在第一年的大棋盘上走出的一步棋而已。而这一步棋，当时对文革，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广大群众真正地发动起来了”。
照这个说法，我们这些大串联中的“马前卒”，就没有什么可值得宣扬的地方。
既然文革要全盘否定，那么作为其中之一步棋的大串联，是否也要全盘否定？
首先，既然一经提及大串联，大家至今还在津津乐道，这就是说，这里不乏、并有的是大串联的受益者。
还是以本人为例。
回顾漫长的十年浩劫，我的心情一直可以用郁闷不乐、提心吊胆、胆战心惊、灰心丧气、希望渺然等词汇来描述。可唯独在大串联短短的两个月的日子里，心情是相对愉快的。
至少在这期间，我暂时从本校文革的禁锢中解脱了出来，从血统论的肆虐中解脱了出来，找到了一点自我，找到了一点“自己解放自己”和“人人平等”的感觉。
再从国民经济的角度去衡量。
文革爆发前的1966年春，是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后，我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的第三个年头。曾记否，刚刚摆脱困境的举国上下，是初显繁荣、蒸蒸日上、国泰民安。
如果说在十年以后，即1976年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已经折腾到了崩溃边缘的话，那么1966年的大串联，则是开始搞乱国民经济的第一步。
为时几个月的铁路和交通部门的免费放行所引起的混乱，几乎迫使这些行业停顿下来，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这是共和国史上不多见的、人为的、明目张胆的，以牺牲经济为代价来推动实现政治目标的决策之一。
早在串联期间，我就听见有人在感慨国家为此花了很多钱。接着有人就出来安慰，说拿前一段时间红卫兵破四旧抄来上缴的黄金和浮财做抵消吧。现在想想，这又是一种多么天真和不公正的抵消。
中间大、两头小。就当年的师生参加大串联的表现而言，也是这样。
一头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们到了一地，就参加和融入了当地的运动。或者煽风点火，或者把文革火种带回自己的学校。
另一头是游山玩水者。他们一开始，或者从表面上，还是在抄抄大字报、走访各地的机关学校的。可是到了后来，他们的游山玩水走向了公开。
幸运的是，当时大多数人都偏向于后一类，我也是其中之一。
当然，游山玩水，不是文革辞典中的褒义词。经风雨、见世面，饱览祖国大好河山，才是恰当的描述。而这些，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当然是十分有益的。
那么，国家花了这么多的钱让我们走遍全国，受益者是否要引咎自责？
那要看这笔钱如果要是没有投在我们身上，可能会投在何处了。
在那个国家重大预算支出是一两个人说了算的年代，这笔资金的投向是很难预测的。
能投在了国计民生上固然好。
但有可能送给越南了。在那个抗美援越的年代，他们的吃穿住行，还有枪炮子弹，我国包下了。一颗子弹三角钱、一发炮弹一两黄金。
也有可能换成了外汇，从第三国搞到了连我们自己都没装备上的昂贵武器，支援阿尔巴尼亚去对抗苏修了。在那个反修的年代，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
还有可能，后来用在追加在对罗马尼亚发放的赈灾款项上了。在那个四面树敌的年代，这个国家的独裁统治者齐奥塞斯库，是我国周恩来总理的座上宾。

（8）从徒步串联、下厂下乡，到复课闹革命 1966-11 – 1967-3
大串联归来的第二天，我没有回学校。下午去山西路，买了一些社论。那时虽然各级党委仍然在运转，但发号施令已经不灵。社会上，是无政府状态。群众听的，只是人民日报社论。
12月15日下午是我归来后的首次返校。此时校园里的大字报主要都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针对红卫兵和红五星战斗队的。
对红卫兵的大字报，基本上是冲着血统论去的。

tuffy05

我的文革初期纪事8
——从徒步串联、下厂下乡，到复课闹革命
（1966.11~1967.3)

戴相陵

大串联归来的第二天，我没有回学校。下午去山西路，买了一些社论。那时虽然各级党委仍然在运转，但发号施令已经不灵。社会上，是无政府状态。群众听的，只是人民日报社论。

12月15日下午是我归来后的首次返校。此时校园里的大字报主要都是批判资产阶级发动路线的，针对红卫兵和红五星战斗队的。

对红卫兵的大字报，基本上是冲着血统论去的。

红五星战斗队是我校的一个教师的组织，成员几乎都是年轻的党团员，孙盛元老师为首。这个组织，虽然当初也造了校领导的反，可是也把矛头指向了其他老师。和红卫兵一样，他们被指责为“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因为此时，大家都很清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外面闯荡了两个月，带回了“反血统论”的思维。不过同时，我还得找回串联前的感觉。那就是，红卫公社才解散，除了红卫兵外，大家都回到了班上。

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正统“组织观念”，我有强烈的回归本班“主流”的愿望。回忆着自己曾被排斥在“红外围”之外，我希望能得到本班的“主流组织”的接纳。

可是，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12月16日上午，我发现陈南北、牟承晋、张永春、程明、毛永年等同学似乎已经组织起来了。他们有一个“办公室”。我进去坐了一会儿，场景不卑不亢、不冷不热。比大串联前好一些，可是却找不回文革前的感觉。此时，我最担心的是自己不被他们所接受。

果然，在尴尬了一阵后，牟承晋请我出去，说他们要开会了。他说话态度冷淡，可显然要比他上次在班上训话要好多了。

我离开了他们。这是一种想套近乎不成后的灰溜溜。我出来后，找了个地方坐下来，拿出红旗杂志十五期社论，开始学习起来。社论的题目是“夺取新的胜利”，可是我竟一个字也读不进去。想回归而自讨没趣，在强烈的失落感中，头脑里在试图分析现实。

他们把我排除在外，主要原因当然还是把我带到这个世界的那个生父。对此，我很伤心。虽然血统论遭到了批判，可是我预感到，在这个社会里，成份却是一定要看的。生父阴影，将要陪伴我终生。

不过，如果拿家庭出身来说事，此时是1966年12月。揭发、批斗、打倒已经搞到这个份上了，班上除了几个出身是普通工农的，又有哪个同学的父母是“没问题”的 – 无论是干部子弟、还是知识分子子弟？

对于眼下同学中一片浑水似的家庭出身，我有理由高兴吗？

这里有一点区别我很清楚：我家庭出身中的问题，是铁板钉钉的。只要这个红色政权认定阶级路线，我生父的问题是不能翻案的。

而他们家庭出身中的问题，是文革中搞出来的，很可能是暂时的。不久前，他们不还是干部子弟吗。难道那些被打倒的就不想东山再起、“秋后算账”？看看十年前反右运动的后果吧。

由于这种区别的存在，“主流”同学大概在怕我的加入他们后，会引起今后的“组织不纯”吧。这点我理解。在那个革命的年头，我要是他们，恐怕也会这样。

而这个他们，就是后来出现的“继延战斗团”的雏形。

失落和伤心，也是树立自我的开始。既然你不认同我，那么我也就没有必要认同你。以后，我也更没有必要在班上随大流。

我眼下要做的事，是要与在心态上不太看重家庭出身的同学为伍。

于是我到了蔡钟业家。

我们在北京走散后，他也上了我们同一趟车回到了南京。只是没有干粮，一路饿着回来的。回家后就一直在生病。我就把在班上受到的冷遇告诉了他。我与他约好第二天到学校，商量以后的文革如何搞下去。

可是第二天，蔡钟业没有到校与我会面。在后来的两年里，我也没有再大见到过他。他当了不参加自己单位文革的“逍遥派”。而后来的历史证明，甘当逍遥派，是个人参与文革最好的选择之一。

我还是“要革命”的。于是一个人在校园里看看大字报，或者坐下来学习文件。两三天后，终于等到了在南昌分手的余曰辛。

余曰辛，由于个人种种原因，在文革前就不为班上的主流所接受。可是他有自己的主见，并不在乎同学怎么看自己。在我道出了委屈后，他马上指出，应该成立自己的组织，不要依附他人。就这样，我俩达成了共识，并给我们班的那帮“他们”起了个外号，称他们为“左联”。

接着，李惟德也回校了。我马上想把他笼络住。可是他和我一样，好像也是找组织找主流心切。他去了左联那里就没回来，以至于我和余曰辛都一致认为，他被左联收下了。

我们开始忐忑不安了，在怀疑像我们这一类的人成立组织的“合法性”。于是我们决定应该与左联正式谈谈。如果不欢迎我们，就报名参加其他组织。最后实在不行时，才只好自己组织战斗小组了。

又过了两天，我们得知左联并没有成立组织，也无所事事，热衷于长征串联。既然目标不同，我们从此彻底打消了想加入他们的念头。

最后，终于在12月27日，我们曾一起外出串联的四人，余曰辛，李惟德，蔡钟业和我，外加朱琦琦，在建国院北厢房西头的第一间教室，成立了“横空出世战斗队”。此时，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群众组织一个接一个的出现，所以几乎无人注意到“横空出世”的出现。

我们的共识，是最终要加入当时校内外名声很响的八二七和红联。

我们有自己的公章。刻公章的主要目的，就是为来年春暖后的第二次大串联。因为对上次为了一纸外出介绍信的奔走，我们印象太深了。

1966年的最后两三天，我们出了一些批判红卫公社的大字报。具体内容没有记载，估计是针对血统论的。

随着地球的运转，全国人民被推进了文革的第二个年头。

1967年元旦，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联合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好像是首次两家联手来传达党中央的指示。解放军报后来的加入，史称“两报一刊”，还是以后的事。

这篇社论我印象最深、而且当时最受鼓舞的，是其中一小段对血统论的批判。社论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成了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东西。別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口号，实质上是宣扬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帝王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它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

这种官方的抨击，虽然大快人心，却是有着自己目的的。因为社论指出，向党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攻击，是1967年的首要任务。而以后的历史表明，“有成分论”，这个党的阶级路线的首条，在决定我们命运和前途的时候，是一定要拿出来做文章的。而1967年元旦社论，只给了我们暂时的轻松。我本人预感，生父的阴影，或迟或早，尤其是在决定我前途和命运的时候，是一定会被提出来的。

1967年开始，文革已经从学校扩散到了社会上。造反派对省市委的揭发、冲击和压力越来越大。省市委和各级领导，逐渐失去对运动的控制，开始自身瘫痪。

作为其中的一个小曝光，位于北京西路上的省委办公楼向群众开放，供参观批判。

据说，这座“书记大楼”是在“三年困难期间”耗资两百万兴建的。造反派这样做，当然是为了想制造群众的不满，为自己的造反和夺权造绪论。

1月3日，我亲临书记大楼，看了个究竟。

站在楼顶的晒台上，可以远眺正在建造中的南京长江大桥。有一个打蜡地板的舞厅。还有就是每位书记的办公室，有一个先进的通信装置。人一进门， 书记们就相互知道了。

大楼虽然高级了一点，但是实在是称不上豪华。我在想，位于地势高的四层楼顶，能看见长江，有什么稀奇。我们后山上的宿舍楼顶上，也能看见大桥呢。

那个所谓的舞厅，谁知道是开会用得多呢、还是文艺演出用得多呢、还是专门跳交际舞的。

至于那个通讯装置，当时是稀罕了点，但也可能是为了工作方便呢。

当天夜间到次日凌晨，南京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一三事件”。

位于杨公井附近的江苏饭店发生了流血的武斗。工人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中的“红卫军”与保守派“赤卫队”的武斗在那里持续了三天。从那天开始，造反派逐渐得势，保守派逐渐退出了文革舞台。

那两天，全城没有公共汽车。5日，我骑车去江苏饭店看了现场。只见那里遍地是碎砖和瓦砾，一片狼藉。

此时上海爆发了“一月风暴”，对南京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影响。

上海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授意和支持下，从反对经济主义入手，先后接管了文汇报、解放日报，批斗了上海市委的主要负责人，最后夺了市委的权，成立了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为首的上海人民公社，后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南京的造反派也跟着效仿，1月14日接管了新华日报，1月26日夺了省市委的权。可是与上海不同的是，南京的一二六夺权，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同和支持。

表面上一二六夺权流产和导致造反派分裂的原因，是红总把八二七排除在夺权掌权之外。而真正的原因，是在造反派上报的江苏省三结合的干部名单中，没有中央文革心目中称心如意的人物。在江苏，当时还没有物色到类似上海的张春桥、黑龙江的潘复生、贵州的李再含、山西的刘格平、山东的王效禹似的“革命干部”。这些人，据说与党中央有很深的历史渊源。

赞同一二六夺权的造反派以红总为首，形成“好派”；反对的，以八二七为首，形成“屁派”。从此，长时间的派性和派仗开始了。

在社会上一片混乱中，3月5日，中央宣布对江苏省施行军管，由南京军区政委杜平出任省军管会主任。

学校里造反派组织红联，是靠批判血统论和红卫兵起家的，全称是红色造反联合会，是八二七中学分会的发起人。高三丁的沈立智同学，是中学分会的会长。据说一月份，红联也夺了学校的权，与工友一起掌管着附中的大印。

我对社会上的造反派的夺权，只是观望。像我这样的人，想参与也轮不到，只能在家跟着瞎振奋。

与此同时，大字报的矛头已经对准了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南京大学校园是最新大字报的主要集散地。1月10日，我在那里看见了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揭发她老子的大字报。

附中校园内，对教师红五星战斗队的抨击一时成了热点。

1月20日，全校开大会揭发批判孙盛元老师。他被指责为我校保皇黑干将，说他隐瞒黑材料，要开除他的党籍。会上，人事秘书杨琼走上台，捶胸顿足地说沙尧在文革前就包庇了孙盛元。理由是学校在对同样的男女关系的处理上，和杨壮彪比，孙盛元的错误要严重得多，因为前者没有老婆，都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了，而后者是有老婆的人。

因为杨琼是搞人事工作的，台下的人都认为她知道组织处分的尺度，于是都在跟着高呼打倒孙盛元、打倒沙尧。

果然第二天，消息传来，孙盛元被“开除党籍”。当时正值省市委、各级领导瘫痪时期，大家也搞不清楚，这到底是通过了哪一级组织的批准。

而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走出校园，徒步串联、下厂下乡。

自从年前的大串联结束后，学生的徒步串联从来就没停止过。徒步串联，按当时的语言，叫“长征”。

校园里在接待着长征来的学生。记得母亲当时每天都要到传达室，和杨亚男老师一起，为外地师生卖饭票。

长征同学的返回，国家仍然是给回程的免费火车票的。这就给了人们可乘之际。南京街头上仍然有很多外地师生，名胜古迹处也是。可以看出，有些人根本不是步行来宁的。

在这期间，就有在上海当老师和学生的亲戚乘车来我家，我还陪他们玩了南京的风景区。他们还想办法，给我还在上小学的妹妹一张去上海的免费火车票。

由于串联一直未停，我们几个当然也不坐不住了，根本等不到中央许诺的四月份重开大串联了。

早在一月初，我们就拟订了一个庞大的的长征计划，去庐山、井冈山和延安，并准备了一些沿途要用得着文艺节目。中旬，我们到学校开了长征证明，准备三月初动身。

结果还是等不及，于是又设计了一套去上海杭州的小长征计划。记得我们特别注意到从上海到杭州的公路，有相当的一段是沿海而行的。于是大家都异常兴奋，因为那时谁都没见过海水。

同时策划的是去工厂劳动。我自告奋勇地提出要去长江航运系统去联系。我有个表舅在那里工作，但并没有把握一定能办成。

1月24日，朱琦琦从北京回来了。大家一经鼓动，都觉得一天都不愿意呆在南京了，随后做出了马上步行去上海的决定。

在大家摩拳擦掌时，我动摇了。一是沪杭二地，曾经去过，再去意义不大。二是不想吃那份走路的苦。

第二天，我就提出不长征的意见，结果遭到众人的否决。眼看着只好分道扬镳了。

可是由于随即发生了一二六夺权，给南京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大家都不知道今后将会发生什么，再加上我的那个“长江计划”也是外出，颇具吸引力。于是，我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力排众议，居然使长征计划暂时束之高阁了。

1月27日，我去了下关表舅的单位里，联系上船外出跑码头的事宜，居然马到成功。我们即日将乘船去安徽省安庆市，上船劳动。

算是老天开眼，给了我们又一次外出见世面的机会，也对母亲河长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我们的具体任务，是参加一个正在进行的疏清航道的工程。

万里长江是一条黄金水道。上至四川的宜宾、下到上海的长江口，一年四季都可以航行轮船。

当年总部设在武汉的长江航运公司，是一家规模巨大、级别很高的国营企业。她的总经理，是由国家交通部副部长兼任的。她的下属单位，有一个叫长江航道局的，专门负责疏通和管理长江的航道，以保证航运的正常进行。

长江航道局的总部也设在武汉，下设重庆和南京两个航道区。重庆航道区从宜宾一直管到武汉；南京航道区从武汉管到上海的吴淞口。吴淞口以外的航道，由解放军海军管理。

南京航道区下设安庆和镇江两个航道段。各航道段又依次下设航道站。

我们要去劳动的地方，是安徽省东至县东流航道站一带的长江水域，属于安庆航道段。有行船报告，那里新近出现了水雷，潜在地威胁着来往的船只，有待清除。

南京航道区的机关大院，位于下关发电厂后面的公共路64号。当我在那里得知能参与如此刺激的行动时，高兴极了。马上回来告诉大家。大家也激动万分。我们张罗了半天的长征，也不就是为了外出吗？

根据指令，我们即日开拔，跟着“先锋302”轮船的水手长，奔赴扫雷水域。该船的水手长和扫雷工程师等一行，是从工地回南京开会的。航道区领导，把我当面交待给了水手长。

1967年1月31日凌晨，我、李惟德、朱琦琦三人和南京十二中的七个同学，在下关四号码头，登上了由上海开来、去重庆的“东方红28号”客轮，奔赴安庆市。

长江航运，与别的系统一样，有着自己内部的“行话”。像“东方红28号”这样的豪华的客运巨轮，称为“大班轮”。

位于上海外滩金陵东路一号的长江客运总站，拥有一支几十艘大班轮的船队。每天，在上海、汉口、重庆，至少要有一艘大班轮相对开出。下行顺水向东，叫“下水”；上行逆水向西，叫“上水”。她们停靠南京时，用的是下关四号码头。

当年从上海起航，上水要四天四夜，才能开到汉口；再往上到重庆，还要加四天四夜。当然，下水东行，要快得多。

大多数大班轮一直沿用解放前的“江”字号的命名，比如江亚、江平、江新、江民号等，少数例外，比如民主、民众、昆仑号等。进入文革后，整个船队都用“东方红”号来排座次了。

大班轮按大小分为两类。

一类是跑上海汉口的，烧煤，船体巨大，几十米长，从顶层甲板到船底的轮机舱，至少有六层。

另一类跑上海重庆的，烧柴油，个头稍逊，至少也有五层。可以理解，长江航道汉口以西，经三峡进入川江后，这里与汉口以东的江面比，航道窄，水流急。所以跑重庆的大班轮要小一点，也需要燃柴油的大功率发动机来推动。

东方红28号是原来的民众号，烧柴油，跑重庆的。南京上水到安庆，要一天一夜。

两年前，我乘过大班轮跑过南京上海，坐的是江新号和民主号，很舒适、豪华。

当时，船票分等级，从二等到五等舱不等。三等舱是四人一间；四等舱是通铺，一人一铺；五等舱没有床铺。

时下文革，讲人人平等了。船票只有一个价。原来一个人一张铺的，全改为两人一铺了。李、朱二位合睡一铺，我就落单了。只好与一个生人“通腿”，结果他和我都一夜都没睡着。

眼下这条船也很豪华。地板地毯、舱门上的把手铜光闪闪。餐厅和浴室，都很舒心。我们去了每一层可以去的甲板。一切都是那么新颖。李、朱二人大概也不后悔没徒步长征了。

过一会儿，天亮了。船下的江水虽然是黄的，但不影响我们在甲板上欣赏着一座又一座迎面而来的江心小岛、小山。我们在想，哪一天，如果可以沿着长江，把每个小岛都玩一下。

天亮不久，马鞍山到了，要停几十分钟，我们就随着众人上了岸。脚下走的都是黄泥路，这是我对马鞍山的唯一的记忆了。

船是一定要停靠芜湖的，不过我没印象了。

次日凌晨天还没亮，我们抵达安庆。

码头上，有几个军人正在解押着一个犯人。昏暗的灯光下，他抬了一下头。我们看见他那满脸胡茬的脸。他手上脚上都带着沉重的铁链，在甲板上拖得一步一哐啷的响。看来是个重犯。

天还没亮，我们和船员们在安庆的街头无目的地闲逛。温度在冰点以下，大家都冷得直哆嗦。这时看见前面有一座很现代化的三层大楼，门牌上写着：安庆航道段。

我心里想，真是天高皇帝远啊。你的上级机关南京航道区也不过就是一排平房。在这安徽穷地方，你居然有这么一座大楼。再想想大串联时在北京见到的国务院接待站，也就是一排平房。

居然没人看门，我们走进楼里，里面也空无一人。船员们带我们随便走进了一个空房间。他们找来了一些木板，就掰开烧火取暖。

我们围坐在火边，舒服多了，全然不顾防火规则，也不顾什么国家的木材。眼下人人造反，兵荒马乱，无政府状态，所以就这个样。

天亮了，我们就出去领略安庆的市容了。

安庆是地区地委一级机关所在的中等城市。她也是一座古城，据说地灵人杰。城里耸立着一座青砖宝塔。

市区也分老街和新街。

老街是典型的江南小镇型，中间一条狭窄的青石板路。两边都是二层楼的木板老屋，晚上睡觉或打烊时要上门板的。临街的二楼多有木栏晒台，这头一根竹竿就可以搭到街那头的晒台上，就像两年前在句容县城看到的一样。我们一伙中的马姓工程师在发感慨了。他指着街两边儿楼的窗台木栏说，这就是说旧时公子哥儿、闺房佳人对窗对街当歌、抛绣球、谈情说爱的地方啊。

安庆的新街挺现代的。百货大楼的排满了二八男式的飞鸽牌自行车。这在南京是买不到的，没想到这里还有。可能是安徽人比较穷吧。

街上到处张贴着最近颁发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其中最后一条，是要求军队高级干部严加管教自己的子女。毛泽东本人在文件上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安庆的土特产是辣酱，瓶装灌装的摆得满街都是，我打算回南京时要买几瓶。

我们在安庆逛了大半天。一路上的吃食，都是水手长他们付钱。他们都算是出公差的，有补贴。我们几个学生好像也是这样。记得航道区机关把我们交给水手长的时候，好像说学生的伙食待遇和船员一样。

中午，我们在一家馆子吃了一顿。记得饭菜特别丰盛，周围有很多要饭的向我们伸手，搞得很恶心。

饭后，我们上了一条东流航道站来接我们的轮船，继续上水而行，向工地出发了。

这是一条小船，马力不大，全船一共才三四个水手。他们各就各位，而我们一行则坐在驾驶舱后面的主舱里。主舱像个会议室。

马达轰鸣、江浪喘急，我们感到了明显的颠簸。与大班轮比，小船的舒适程度差多了。就这样，船小又逆水上行，航行速度充其量和自行车差不多。开了四个小时，我们终于在天色暗下来的时候，抵达工地，登上了“先锋302”。

长江航运系统的轮船，先锋号都是属于航道部门的，先锋302只是其中的一艘。

她的个头，虽然远不及大班轮，但也算上了档次了。她有二十几个船员，长几十米、宽十几米。乳白色，从瞭望台、驾驶室、主甲板、下到轮机舱，一共四层，很漂亮。她原来是民国四大家族之一宋子文的一条私人游艇。

主甲板上一间间的船舱都是船员的卧室，有单间的，有双人间的，也有双人床的通铺。单人舱的靠船头，通铺舱朝船尾。床的规格倒是一样，都是窄窄的单人铁皮床。船尾是厨房和厕所。

甲板中部有一舷梯下轮机舱，后部有舷梯下会议舱。

会议舱里地板地毯，壁灯吊灯，虽称不上豪华，但也很舒适了。全舱一半在吃水线上面，一半在下面。墙上的全封闭小圆窗外面，吃水线正好通过，浪花一起一伏的在窗子上拍打，很有意思。

既然是在船上，一切都要设计得小，会议室也不例外。中间的“厅”可以站几十个人，两旁是“炕头”。炕头是大红漆布的，一直铺到两舷。舷窗下各有一溜墙的打蜡木条板，有单人床那么宽，做工很考究。我们把铺盖安顿在上面，就像床一样舒适。我们睡在左舷，他们十二中的，在右舷。

我侧睡时，就面对舷窗，望着浪花，挺有诗意。只是如果船发动起来，就得在震耳欲聋中睡觉了，因为隔壁就是轮机舱。

全船建制呈准军事化，分为驾驶部和轮机部，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

驾驶部以船长为首，以下依次为大副、二副、三副、水手长、舵工和水手。

轮机部以轮机长为首，以下依次为大管轮、二管轮、三管轮、加油和生火。

三副和三管轮以上为高级船员，水手长和加油是中级船员，其余的就是普通船员了。反映到制服和“军衔”上，船长和轮机长的袖口上有四条杠；大副、大管轮，三条杠；二副、二管轮，两条；三副、三管轮，一条。船长理应是一船之首，也领导着轮机部、轮机长。可是在先锋302上，轮机长的资格最老，月薪一百多元，而船长只有八十元。

船长和轮机长各有自己的单人舱，其他高级船员则是两人一间，剩下来的，都睡统舱。

船上的等级制当然也受到了中国特色和文革的钳制。

首先是都不穿制服了，也分不清船长和水手了。其次，船上设有党支部，书记似乎比船长级别高。因为他住的单人舱比船长的还大，位置最好。为了减轻风浪颠簸和轮机喧闹，船上最好的地方是远离轮机舱的船头。党支部书记的房间，就在船首舵舱的下面。

船上也搞文革，只不过没有岸上机关里那样激烈。没有看见大字报之类的东西。可是级别越高，就越是“当权派”。于是船长、轮机长等，一个个灰头土脸的，没了往常的威严，似乎都有“靠边站”的意思。那个书记，更是对人低三下四，没事整天就龟缩在自己的房间里。

302上的船员以湖北人为多，船长轮机长都是。联想到长江航运的各总部多在在汉口，也就不奇怪了。“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说的是他们容易动怒、喜欢吵架，可是他们也有性格豪爽、直来直去的一面。其他人均来自长江各口岸，上到四川万县，下到上海。真正的南京人只有两三个。

按照传统术语，船员们都可称为“政治上可靠”，因为他们大多数是我军复员转业军人。很多还是来自海军，是新中国的第一代海军官兵。

水手谢善胜，上海人，就是原东海舰队的枪炮兵，与我谈得挺投机。

水手长的房间里，摆着他戴着海军大盖帽的标准照。

水手季军，淮海战役时的我军机枪手。我好奇地问他可曾打死过敌人，他坦然自若地说，你想，这一梭子扫过去。

302上的无线电报务员，是个聪明的上海帅哥。他复员前是空军某基地报务员。可惜他是地主出身，又曾经在开玩笑时说过一句“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共产党讲宽大”，于是我们才上船就被告诫要少和他啰嗦。

党支部书记凡其友，转业前是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的连指导员。目前显然正在靠边受批。讲来讲去，只听说揭发出来他是国民党军队投诚起义过来的。

其他人也似乎都来自“苦大仇深”的家庭。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血统论不感兴趣。相反，当得知我们三人的父亲都是大学老师时，他们对我们非常羡慕。可以看出他们都非常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

他们对干部也是一样。十二中有个干部子弟，是初一的小孩。父亲是航道区的，大概打倒靠边站了。可是船员们对他非常好，只是在和他开玩笑时，才用“当权派”的字眼来善意地逗他。

当时家庭出身压顶，可是我在船上，从来就没为此困扰过。老实说，漫长的文革十年，罩在我头上的家庭出身的阴影，也有过短暂的烟飘云散。除了大串联的两个月外，也就是在船上劳动的这一个月了。我至今仍然很欣赏中国工人阶级对血统论的不认同。

船上的伙食费是五角七分一天。与中学生的三角钱比，是个双倍的标准。船员们在船期间，伙食是免费的。我们在南京时，也注意到伙食费的差距，只是水手长说我们吃饭也不要钱。

船上中饭和晚饭都有大荤，早饭咸菜和萝卜干，也是油炒的。这样的伙食质量在当时是相对高的。

一开始我们对学生也不交伙食费似信非性，觉得是与社论里批判的经济主义有关，但也没放在心上。后来南京方面来了指令，要我们交伙食费，而且也是五角七分一天。

船员们听了，都愤愤为学生们不平，要我们不要理睬，就是不交。

十二中的一伙，基本上来自平民家庭。别说一天五角七，就是按当时中学生的三角钱的标准，都不容易拿出来的。

结果大家与船员们商量后，决定派十二中的五位同学回南京航道区总部造反。

没几天，南京方面归罪于财务科长搞鬼。可是根据当时的反经济主义的形势，要我们学生每天交三角钱，其余由他们补贴。

水手长他们为此还很不好意思，说你们要交伙食费了。按船员们的心理，只要上了船，就是吃饭不要钱。可是对我们三人来说，这样的补贴已经很好了。在学校搭伙，不也是三角一天，何况饭菜哪有这里的好？

奇怪的是，那十二中的五位，却迟迟不归。于是船上，就我们三人和十二中的两人。他们两个，一个是高中的，工人出身；另一个，就是那个初一的干部子弟。两人都很老实、低调，和我们的关系融洽。

1967年初，暖冬弥漫在长江中下游的安庆段。

先锋302已经到了好几天了，在江中间抛下锚。岸边是沙滩，没有码头。如果开过去，只会搁浅。所以船只能停在江面上。

扫雷工程尚在准备阶段，各地征调的船只正在向这个水域集结。先锋302，除了本身的船员外，工程技术人员和我们一帮学生，都在船上待命。

对轮船内部的好奇心满足后，也就只能爬到顶层甲板上，研究长江两岸的人气。

这儿是乡下，不是什么热闹的码头。南岸的江堤上，一队接一队的红卫兵和学生长征队在行进着，打着红旗、背着背包。北边暂时开辟为无雷无险的主航道，离船很远，看不清岸上的活动。来往的船只不多，可是时不时的有小木伐，从上游方向漂下来，随着大江东去。上面有两个人，也打着红旗。原来他们是水上长征队，来自武汉航运工程学院的学生。他们从汉口放下木筏，顺流而下，每天扬帆划桨，目的地是长江尽东头的上海。既艰苦也好玩，我们挺羡慕的。

再就是每天有两三趟匆匆路过的豪华的大班轮。发自重庆、汉口和上海。如果是晚间，她们是灯火辉煌。

对水手们来说，船上的生活是枯燥的。于是总是抓紧抛锚的机会，上岸去走走。他们的话，叫“踏踏地气”。如果要上岸，就得把随船的舢板放下来。一人划桨，载满七八个人，上南岸去踏地气。

既然整天无所事事，就想到了正在进行的文革。此时社会上，正在向走资派夺权。先锋302上的事，好像是水手长在掌控，他似乎是“先锋302红色造反队”的头头。

南岸的农村，也在搞文革。村里的一部分农民，想斗倒生产队长，可是那个队长却不容易扳倒。于是农民就想借助外来势力。他们和船上的人串联起来，并且屡次向船上的“老大哥”求援，但未得到答复。

没想到这次，有船员向“同盟军”吹牛，把我们这帮刚到的学生抬了出来。说我们是去过北京，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红卫兵小将，一定能斗倒生产队长。

我们一听说，就觉得好笑。由于出身原因，自己并不是红卫兵。再说，难道生产队长也算个当权派？

这天，村里又要开会批判队长了，我们也实在是被不住船员们请的了。最后水手长说，先去摸摸情况吧。于是我们就乘上筏子上岸，抵达会场。

批判会已经开始。只见那生产队长果然很镇定，有理有节地回答下面的发问。在暖烘烘的阳光下，会场里乱哄哄的，妇女们只顾纳鞋底，小孩子在喜斗。一点批判的气氛都营造不起来。

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就回到了船上。以后那个村里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随着工地调集的船只的陆续到来，扫雷工作开始了。主要工作是先探雷。

探雷的工作平台是用木板固定在三条并列的大木船上。很大，大得可以供十几个人上操。

工作时，平台两面，各有一条船牵引着，在一个水域进行地毯似的来回走动，以确定该水域有无可疑目标。

平台的一端竖着一根金属探杆，有碗口粗，几十米长。伸下水，把在江底探测到嫌疑物，变成物理感应，传到探测仪里。那时的探测仪，只是在滚筒纸上，用笔纪录下来。如果在某一水域，线性图像突然有了明显的振幅和频率，就像当代的医学心电图似的的，那就说明水下有金属物存在。但这不一定是水雷，只是嫌疑。有可能是一堆铁砂，也有可能是一个破油桶。

平台的另一端有一根钢缆绳伸往江面，拴住了一个漂浮的小筏屋。里面放了台仪器，测量江底的深度，与平台对讲。

探雷就得探索到江底。这里的江底不平坦，高低不平。因为平台时刻都被牵引着来回运动，这里就有了一个时空概念。也就是说，在某一空间，平台探杆入水多深，是由小筏屋在一霎那的时间测得的江底深度决定的。如果探杆入水浅离江底远了，就探不到可疑物；如果深了，刮到了江底，来回运动的探杆就会被撞断，事故就会发生。

我们的船队由四艘机动船只组成。

上海川沙县租来的机帆船“沪横机”号，船员都是农民。他们穿着乡下人的棉袄，一口上海土话。人很热情。那时正值新年春节期间。有一次他们蒸出来热气腾腾的年糕和元宵，撒上糖，一定要给我们三人吃。味道真是难以忘怀。

汉口调过来的“先锋250”， 船长是个小伙子。他抽烟有点独特。烟是夹在上唇和上门齿之间，所以不用手指持烟。手下有五六船员，都是湖北人。他们大嗓门，讲话像吵架。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我们302上的人就这么告诉我们的，但提醒不要当着205的面讲。

这两艘船在平台两舷负责来回牵引平台，让探杆进行来回拉网似的探索。

第三首是汉口开来的冲沙船。我们上去过一次。船是灰色的，很大，是一种工作船，里面有车间、机器。

所有探明的可疑物，都不暴露在江底，而是埋在沙子里。所以要把沙冲掉后，才能知道是不是水雷。这就是冲沙船的用途。

冲沙船开来抛锚后，船员就离船了。因为很少探到可疑物，所以冲沙船几个月才能派上用场一次。到时候，再把船员们召回来就行了。

船上只住着两个待命的潜水员。他们的任务是潜到江底，在可疑物周围插标签，为冲沙准确定位。我们上船时，他们正在吃晚饭。大鱼大肉，外加虎骨酒。一打听，他们的伙食费是两天块多，是302水手的的四倍，中学生的七倍。也难怪，潜水员的工作条件恶劣，虎骨酒就是用来抗水下寒冷的。就是这样，他俩都患职业病，有风湿性关节炎。

我们先锋302可以说是扫雷工地和船队的“旗舰”。她既是指挥中心，又是人力资源中心。

那根探杆在横扫探索高低不平的江底时，探点随时在升升降降。这升降是靠人工驱动的。而当劳动力的，就是302上的船员和我们五个学生。当然两个管探测仪的技术员，还有三副、三管轮以上的中高级船员，不是苦力。那两个南京来的工程师却是苦力。一打听，原来他们是在航道区文革中靠边站了，到工地来“劳改”的。

话说探杆在江底运动。一旦发现迎面而来的江底上坡升高，要阻挡并折断探杆时，此时不是停机，而是即刻相应提升探杆。于是小筏屋及时向平台上的探测仪报告。守在仪器旁的技术员，马上像敲木鱼似的嗒嗒敲更警告。我们五六个人听到更声，马上同时使劲用杠杆推动绞盘，来迅速提升探杆。更声来越急，迎面而来江底就越陡，我们就越要迅速地搅动。

当更声趋向节奏缓慢时，我们就向相反放松绞盘。这时应该是江底在下坡变深，我们要让探杆下降，贴近到江底。

探雷工作开始了。

先锋302上的船员和我们学生，被分成了两组。工作很单调，就是听更声，来驱动绞盘。

一组中午上去，干到晚上；次日早上再上，干到中午，撤下来，让二组接班。 二组也干上一下午，再一上午，再交给一组。这样每组每天只工作半天。只是看上去，天天在上班，也没有星期天。

这样，探测工作是停人不停机。遇到有风浪的日子，探测就无法进行，大家都在船上歇着。

这样的工作生活，虽然枯燥无味，但与农民比起来，中国工人阶级的日子要好过得多。当时升学读书已经是泡影，我在想，今后如果能有幸当个工人，也就心满意足了。

才开工几天，就有一批人被南京方面调回了。工地的劳动力不足，曾一度两组并一组，改成了全日制。我们学生天天上班不要紧，因为我们经历过下乡支农时的起早摸黑。没想到那些水手们竟是叫苦不迭，他们不想天天上班。没有办法，只有让闲散的书记、船长、轮机长等中高级船员加入到劳动队伍中来，才得以恢复到两组的半日制来。我想，工人阶级的日子，与农民比起来，那是太舒服了。

每天我们乘上类似舢板的小木船去平台上下班。除非有特殊任务,先锋302平时不生火起锚。

一天夜里，我们在底舱熟睡。朦胧中听到隔壁的轮机舱声响大作。接着船开始颠簸，上面甲板上有人走动和呼喊。显然是在出航了。我们几个学生如果起床上去看个究竟，肯定是给正常航行添乱。于是我们都没出被窝。其实是年轻人贪睡，添乱之说，只是借口。

第二天一早起来时，船早就抛锚了。爬上甲板上一看，船已经停在了安庆港。一打听，原来夜里有水手突然生病。船上没有医生，只好起锚开安庆，把人送医院。搞得全船人员彻夜未眠，除了我们五个学生。

随先锋302出航是难得的经历。全船上下，各就各位，人人都在忙碌。甲板上的人，每人都穿着救生衣，我们也不例外。我非常激动地在三层甲板上下来回走动，渴望地观察着一切。

爬上最顶层，船在全速前进，身后的红旗在哗啦啦地飘扬。

强烈的好奇心让我推门进入了一层前甲板的指挥室。里面大副正在当班，看我进来，友好地对我一笑。明亮的玻璃窗前是瞭望台，阳光下几十公里的江面一览眼底。

大副胸前挂着望远镜，表情凝重。他在严肃地发出指令：左舷多少度，右舷多少度。一名水手在根据指令掌舵。他是个矮个儿，所以得站在一个小板凳上，才能像一般人那样办搬弄舵盘。

指挥室里整洁得一尘不染，打蜡地板和木器，外加铜光闪闪的仪器。通过一个喊话口，大副在对底层轮机舱发号施令，掌控着船速。有时是按铃，有时直接喊话。

我下到主甲板后部，好奇地打开了轮机舱的顶盖。

顶盖一开，里面震耳欲聋。一阵青烟油气腾空而起，向我扑来。底下的加油工小孙正在忙乎，抬头冲我一笑。他的脸上满是油污。

原来我是准备顺着扶梯下舱，想把正在运作的轮机看个究竟的。但看见下面这般乱忙响的阵势，只好打消了念头。

船上的洗澡间位于轮机舱侧上方的主甲板上。只有轮机开动的时候，才有热水。一条管道把轮机舱的蒸汽输进蓄水池里，很快水就烫了。可惜洗澡间小得只能放下一只澡盆，所以只能一个一个地洗。好在一旦轮船起动，即使停机抛锚，轮机的余热也可以持续很久，有足够的时间让每个人都洗一个澡。动作快点，甚至还有热水洗衣服。

平时只要轮机不生火，炊事房只是在晚饭后烧一锅热水，让每人洗脚。

工地上有两条小木船。一条是我们先锋302的，一条是沪横机的，可以乘七八个人。

我们的这条是个舢板，左右两根船桨。平时闲下来，就喜欢上去划几下。第一次没经验，差点划不回来。

那天当时我们三人离开302后，就轮流向下游划去。

轻舟顺水，几分钟后，302就抛在后面很远，看上去就像个小玩具。在我们春风得意地返航时，才知道事情不妙。

回去是逆流上水，去比顺流而下要吃力得多。我们轮流拼命划桨，也充其量是个爬行速度。我们划了个把小时，都精疲力尽了，离302还有几公里。坏事的是，只要一停桨，舢板就往下漂，也就离302就更远了。

眼看天就黑下来了，我们只好向302招手狂喊求助。还好302也在一直在注视我们的动向。工地马上开出一艘汽艇来救我们。当我们回到302时，水手们的第一句话就是：开始练手，首先是往上水划。划累了，就下水轻松回归。否则，就会不来啦。

还有一次，也是有惊无险。

我们下水返航时，天气起了变化。眼看着远方江面上起风了。一条深色的波浪，由远而近向我们滚滚漂来。这条波浪的身后，就是惊涛骇浪，足以颠覆舢板。我们必须抢在它的前面返回302，否则后果难料。

我们拼命地划。可是在我们离302还有十几米的时候，风浪追上了我们。惊涛骇浪代替了风平浪静，小船上下颠簸，使我们不能左右前后。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302上向我们抛来了一根缆绳。也就这么一抛，竟被李惟德准确地双手接住。于是那边就死拽硬拉，把我们的舢板拖了回去。

回到302，虽然心有余悸，但也认为，自己人生中经历了如此的刺激，也值得。

沪横机的小船，是个撸子，只有一条桨在船尾。单桨摇橹，不象划船，方向和速度都不太好掌握。不过我们也试过好几次。只是沪横机不是航道系统的，我们也就不好意思经常开口要船。

船停在江面，水手们平常也不能上岸，所以生活很单调。大概因为单调，所以绝大多数的人都抽烟打发时间。

每个月时间一到，司务长就从南京过来发工资。船员的家都在南京，所以工资的大部分已经被家属领去，到手的钱也只是零用钱了。最多的几元，有一个不抽烟的，只拿到一块零用钱。

司务长发完工资，就问大家要不要买东西。原来他还掌控着船上的小卖部。所谓的小卖部，也就是一个小壁橱。打开来一看，里面有些香烟什么的。见里面有马蹄糕，我就买了一块解解馋。一口咬下去，竟硬得象石头。

也难怪了，司务长一个月才来一次。马蹄糕是要摆硬了，没长霉就不错了。也不知平常他不在，有人要买东西怎么办。

船上的文革与城里比，要冷清多了。我们才来没几天，船上的两支战斗队就“大联合”了。

初来乍到的，几乎看不出这是在文革中。后来才慢慢看出了一点苗头。

书记和船长没权靠边站了。他们与个别出身不好的水手一样，为人低调，整天土头灰脸地没精神。

这里也确实没有什么可搞的。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苦大仇深的出身，都是复员军人。

这里也看不出有派性。船上只有一派，一个组织，就是那个“先锋302红色造反队”。隶属南京航道区总部的“老工总”的“航道兵”。头头是水手长，他似乎在掌权。他说他们有自己的观点，暗示他们与岸上的派系不同。

我们和十二中的两个同学，此时都是低调文革者。从来没有想到要煽风点火。

几乎每天都有政治学习，而且是千篇一律的格式。

通读“古田会议决议”。大概就是那个1929年毛泽东写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通常一个人在拿着书在读，其他的人要么在抽烟，要么在打瞌睡。没有一个人在认真听的。

船上只开过一场批斗会，对象是党支部书记凡其友。

没有实质性的批斗内容。无非就是当年他是国民党部队投诚起义过来的。还有就是哪一次他在工作中做了不公平的决定。

激动的发言者说到伤心愤恨处时，也会冲到近前想打几他下。只是总是被主持人挡住。总的来说，我可以看出文革前，该船上的官与民是有积怨的。但是看不出，这个党支书是个恶人，是个走资派。

春节前夕还有一次全体船员大会，讨论年度救济补助金的发放。谁如果想要，就得陈述自家的收入和困难。最后由大家民主评议后通过。

可以看出，有些职工家里的生活，确实困难。他们往往是单职工，孩子也多。

会上，那个党支书，没有申诉。可以想象，如果不是文革，他本应该是本会议的主持者，甚至不用开口，也能为自己也搞到一份补助金。可是现在，他靠边站了。人贵有自知之明，所以他连补助都没提出要。

没想到，在会议结束前，就是在批斗会上要打他的那个船员，站了出来。他说凡书记家里一贯生活困难，提议要也要给他一份。这个提议马上就被一致通过。

这里，我看到了人情味，看到了社会公正。但也可以揣测出职工干部的微妙心理互动。那个职工是不是在留后路，怕秋后算账？

1967年，可能是共和国史上唯一的一次，当权者剥夺了全国人民的春节休假。

人民日报一句话，说党中央号召全国今年春节不放假，为了“抓革命，促生产”。

在停课逍遥期间，春节放假与否，对学生来说，没有多大的差别。主要的差别，是我们与船员一样，没有回家过年。不过在我们那个年龄段上，不回家也无所谓。

春节期间，先锋302组织了一场文艺晚会。船员们自编自演。我们也得有节目。可是由于缺乏文艺细胞，也缺乏准备，拿出来的节目的水平有限，没有达到船员们的期望。

不过春节期间，船上的伙食水平看涨。

从大年三十年夜饭开始，直到年初三的晚上，八人一桌，每餐大鱼大肉，至少六样。这样连续三四天的丰盛饭食，平时是不多见的。

那几天，正值起风浪，不能出工探雷，所以吃下去的大荤难以消化。晕船和闹肚子都时有发生。

有一天，潜水员来了，给江底的一个可疑点插标签。

根据探测仪的纪录，这里的江底有金属物存在，有可能是水雷。

潜水员要在可疑点的正上方下水。

他穿上潜水后，旁人就给他戴上沉重的铜头盔。然后，再给他的肩头上绑压上两个铅疙瘩。铜头盔和铅疙瘩都是为了加重，使他能比较容易地沉入江底。

潜水员与上面的联系方式比较原始。没有音响通讯，只靠牵引。

一根管子连着他的面罩呼吸口，另一头连着空气泵，由上面的人掌管。还有一根安全绳拴着他，绳子的另一头，也由上面的人掌管。

他下水后，我们立刻开始上下压动气泵，给他供气呼吸。气泵一直用人工驱动着，不能停止。这样，潜水员才有足够的空气得以生存。

随着安全绳的松动下滑，我们知道他正在潜入，最终抵达了江底。如果发生了意外，或者想上来，他就猛烈地拉动安全绳。这时上面的人就必须在第一时间里，把他从江底拽上来。

我们就这样匀速地压动着气泵，大约十来分钟。这时安全绳抖开始动起来，表示潜水员想上来了。我们马上奋力地拉安全绳。很快他就被拽上来了。

安全第一，大功告成。大伙赶紧给他卸下头盔铠甲。

潜水员完成了任务，他带去的标签都插完了。过几天，冲沙船会开过来，把标签周围的泥沙冲走。这样就可以识别可疑金属物的身份，确定是不是水雷。

后来在整个工程发现的可疑点中，据说只有一颗水雷。打捞上来后，实施了引爆。这些都是后话。

那些日子在长江上逆水西行，我们最远曾经抵达江西省境内。

那天沪衡机要外出办事，也把我们带出去玩玩。

这艘农船，浑身被桐油漆得油亮亮的。船舱船面干净得一尘不染。船舱很小，只能坐着躺着。

停机上岸，码头上写着地名：上冶东矿。我们被告知，这里是江西省。

完全是农村情景。一个茅草屋作为小卖铺，立在江边。门外的土墙上，贴满了传单。基本都是走了样的小道消息。比如陈毅之子陈之毅被捕。

我们看了都好笑，因为没听说陈毅有这么个叫陈之毅的儿子。

岸上的农村，是这样的贫穷和愚昧；而在在江里，一艘巨型大班轮正在路过，上面载着现代文明。这一切的对比，是太显眼了。

1967年的日历很快翻到了二月底。

有一天，那几个十二中回南京造反的同学回来了。不仅是他们，而且还带来了几个新面孔，也是来上船劳动的。

谁知这批人来了后，不愿意融入我们五人团体，不像我们一样好好参加劳动。他们带来了猎枪，整天划船上岸打野鸭。

很快他们的举止引起了反感。

水手长来找我们征求意见，问是否应该送他们回南京。我们当然同意了。

结果第二天就打发他们回南京了。而且暗示他们在这里不受欢迎。其中一个原因，是发现他们用毛泽东像章与岸上的农民换鸡蛋吃。

我们上船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这时航道区传来指令，要先锋302派几个代表回南京开会。我有点想回南京看看了，于是就争取到了一个回去的名额。

2月26日，我与几个船员启程回南京。李、朱二人继续留在船上。

一大早，工地就派船把我们几个送到了安庆。我们搭乘晚上11点的轮船回南京。

整个白天我都和水手谢善胜单独在一起。

我们一起光顾了安庆城内的那座古塔。

当时的古塔没人管理，周围很荒凉，都是枯黄的杂草，当然也没人光顾。

我们两人走了进去，顺着楼梯向上爬。

从最高层的门洞出来，向下看去，与九层的南京灵谷塔一样高，安庆城一览眼下。

塔的安全很成问题的。晒台走道只比一人稍宽一点，而青砖围栏只有小腿高。这样低的栏杆，我往下看时腿都在打颤。

如果两人想在这里“会车”，那就是想玩命了。一人必须紧贴塔墙，让另一人擦着自己的身子而过。如果掉下去，肯定粉身碎骨。

当时安庆市面上的土特产只有辣酱。我买了一扎两个瓶装的，一扎两个罐装的。没想到，在逛街时罐装的扎绳脱落，两只陶罐落地砸碎，里面的辣酱也跟着去了，只留给了我一点点香气。

2月27日中午，我们乘坐的东方红61号抵达南京港。

第二天，我去航道区参加他们的批判会。我也去了学校和南大看大字报。

3月1日和2日，我都在学校。这时党中央已经指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

除了听说要复课闹革命，此时解放军开始介入地方上的文化大革命，省市军管会相继成立。“三支两军”是军队介入地方文革的形式，即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

既然有了三支两军和复课闹革命一说，大家似乎在期待着混乱状态的结束和社会秩序的恢复。

可是混乱的社会秩序，是不容易恢复的。人们也猜不到，此时仅是十年动乱的第二个年头。

社会上各个派别的生成与发展，既得利益者和失去利益者，新兴掌权者和失去权力者，还有血统论划分出来的社会阶层，所有这些矛盾，都不可能轻易化解和消除的。

记得3月2日清晨，我去学校，正好陈光国和一伙干部子弟有说有笑地从校门里出来。我和他的目光不期而遇。

我本能地对他喊了一声他的外号：大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回到了文革前的状态中，冲着他像熟人似地打招呼。全然不顾在血统论横行的文革中，我俩属于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同学、熟人之类的概念已经淡化。

陈光国似乎有点意外，也冲着我点点头。大概也是本能，脸上是善意的微笑。但他马上就转过头，和他的那伙人谈笑风生地走了。

我知道，此时我俩并不想、也不应该与对方搭理。打招呼和回应都是出于本能。

那次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不久就去内部当兵了，听说很快就提升为党员班长。

我的下一次与他“见面”，居然是42年以后的一次跨洋电话里。

3月3日，我最后一次去了航道区，算是和他们告别了，因为当前的形势是复课闹革命。

为期一个月的船上的劳动生活结束了。这段时间，使我对母亲河长江和中国工人阶级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3月4日，李惟德和朱琦琦也回来了。我们横空出世战斗队也复活了。

(戴相陵, 2011-08-13 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