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飞：“文化大革命”中的斗、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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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飞　 《党史纵览》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远去，人们对那个时期的许多事情已经淡忘了，但有三个字，大家很难忘记，这就是“斗、批、改”。这三个字，是当时毛泽东计划搞“文化大革命”的三个阶段。换句话说，“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就是斗、批、改的过程。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设想，是由地方造中央的反。不久，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想法，形成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思路。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其主观愿望是为了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他当时对中国政治形势做出了这样的估计：许多领导权已经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甚至中央也出了修正主义，而中央出修正主义是最危险的。对此，毛泽东十分忧虑，认为搞掉中国的修正主义，是他的责任。１９６５年初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怎么样才能搞掉中国的修正主义呢？毛泽东通过一段时间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验，认为光靠一般的党内斗争，光靠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必须自下而上地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被他们篡夺的领导权夺回来，才能保证中国的无产阶级政权不改变颜色。
　　怎样自下而上地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呢？毛泽东先是设想由地方造中央的反。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０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开的大区书记会上谈到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应该造中央反的问题。他说：“我现在说造反问题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至于美国是在地方搞起的，日本也是地方搞起的。”两天后，也就是１０月１２日，毛泽东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不怕你们造反。你们制造机器，制造武器，你们就造嘛！我提倡造反，是反对袁世凯称皇帝的那种反。”“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当时，他还说了这样一句很重的话：“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待？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虽然毛泽东多次同地方领导人谈到地方造中央的反的问题，地方的领导干部们始终没有反应。大家对毛泽东所讲的地方造中央的反的问题很不理解?不明白毛泽东所指的中央出修正主义是怎么回事，更不清楚中央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是谁？还有哪些人？非要通过造反，才能搞掉修正主义吗？
　　对于地方领导干部的这种消极反应，毛泽东也感觉到了。１９６６年１月，他对陶铸、王任重等人说：“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是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
　　既然要让地方造中央的反，那么，怎样才能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打倒修正主义分子呢？对这个问题，毛泽东经过了长时间的思索，两种想法在他的头脑中交替出现：
　　一种是通过党内斗争来搞掉修正主义者。他在１９６６年３月就向各大区领导人提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各个方面，请大区注意一下，学校、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各方面都要管。”毛泽东的意见很明确：要各大区党的领导人亲自抓阶级斗争。４月２２日，他又说：“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统地抓，就不行。”毛泽东在这里讲的“全面系统地抓”，就是让各级党委全面系统地抓。直到１９６６年５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笔者注）亲笔写的文字中，仍然有通过党的领导来搞掉修正主义代表人物的想法。他在提到各界各领域里存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时说：我们要“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话说明：毛泽东当时确实还有通过党的领导来“清洗”、“调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打算。
　　另一种想法就是通过发动青年学生造修正主义的反。他在１９６６年３月说：“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年轻人，让他们冒出来。”“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强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决的”。毛泽东还提出了各地要出“孙悟空”的概念，提出了“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概念。这也是他在１９６６年３月提出的。３月３１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打电话中责问：你们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张春桥立即把这一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报告。毛泽东听后生气地反过来责问中宣部：八届十中全会做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他还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说这些话，反映了他的另一个想法：要支持类似姚文元那样的青年人自下而上地造反，下级不必向上级打招呼，即不必通过党的层层领导，要支持“小鬼”，打倒“阎王”，地方要出“孙悟空”。
　　经过一段时间思考后，毛泽东的后一个想法占了上风。这是与他的一个严重估计联系在一起的。从１９６６年４月到５月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的估计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认定中央修正主义势力已经很大。他在４月２２日的一次讲话中就说：吴晗“朝里有人”，“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得很广泛，朝里有人”。“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１９６６年５月５日，他在一次同外宾的谈话中说了这样一句话：“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由于有这样一种估计，他下了这样的决心：“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对于整资产阶级复辟的办法，他此时也已经决定：要自下而上发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毛泽东认为，发动群众自下而上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必然会受到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和镇压。他当时认定，在中央第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向各大中专学校派工作组，支持各学校的领导开展工作，就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对、镇压群众造反的体现。一边要造反，一边要镇压，就必然会出现“天下大乱”的情况。当时，中国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这种“乱”的征兆。西安交通大学发生了“六·六事件”，南京大学发生了所谓“匡亚明压制革命”事件，北京大学发生了“六·一八事件”。毛泽东认为，这就是“天下大乱”的表现。
　　如何看待“乱”？毛泽东认为，乱得好，乱，是乱了敌人，即乱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阵脚，因此，他对这种乱是高兴的。由这种认识，毛泽东形成了搞“文化大革命”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思路。这一思路，从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写给江青的信中集中表达出来：“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至此，毛泽东形成了搞“文化大革命”要经过由乱到治的过程的思路。
　　
　　按毛泽东的想法，由“乱”到“治”有一个过程，把这个过程简要概括起来，就是“一斗二改”。
　　
　　毛泽东认为，搞“文化大革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要有一个过程，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一开始，毛泽东对这个全过程，并没有形成“斗批改”的概念，而是形成了“斗”和“改”的概念。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４日，他首次讲了这个思路。他说：“现在搞文化革命斗争，一斗二改。”他批评中央派的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一斗二改，凡阻碍运动者，统统驱逐之”。毛泽东的这些话，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他搞“文化大革命”要经过“一斗二改”阶段的思路。
　　什么叫“斗”？毛泽东认为，“斗”，就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毛泽东认为“斗”和“批”是一个概念，他说：“学校里的问题，一个叫‘斗’，或者叫批判，一个叫‘改’。”斗的同时，就是批判，开展斗争和批判，要发动群众，而斗争和批判的矛头是对上的。这是与他对包括部分中央机关在内的许多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联系在一起的。他说：“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这些东西都不在我们手里，不发表聂元梓那样的大字报，那才不行哩！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害怕群众，共产党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对于斗争和批判的对象，群众最清楚。他质问道：对于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是你们清楚一些，还是学生清楚一些？还有斗争学术权威，对翦伯赞这些人谁了解些”？“这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群众最懂得”。“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要赶快改变方针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依靠各学校、各单位的基本群众，左派，包括中间派”。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斗和批，实质上还是斗，批只是斗的附属物，实际上包含在批的里面。
　　“斗”的实际内容，就是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走资派。“斗”，要发动和依靠群众。他说，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对于群众，“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我们要选择实行群众路线。斗，就不要怕乱，要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在斗的过程中，“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斗，就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去掉怕字”。毛泽东当时的想法是，只有通过“斗”，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夺回来。因此，“斗”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也是关键的阶段。
　　至于“改”，毛泽东到８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才提出来。这次全会通过的“十六条”中指出：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所说的“改”里面的这些内容，关键在于“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从“一斗二改”到“斗批改”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毛泽东关于搞“文化大革命”必须经过“一斗二改”的思路，又有所改变，他把“批”当作“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形成了“文化大革命”须经过“斗、批、改”三个阶段的思路。
　　“十六条”把“批”，从“斗”中分离出来，单独加以强调：“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十六条中所说的“批”，并不是单独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阶段的“批”，它只是把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批“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区别开了。“斗”是对当权派，“批”是对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思想。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８日，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概念。当天，他在同刚去《人民日报》工作的唐平铸、胡痴谈话时说：“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思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这些话，既表明了他对造反的青年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过火行为的担心，又表明了他还要继续支持学生造反的意向。他的意思，是要把造反的学生引导到他所设想的“一斗二批三改”的路子上来。但是，此时毛泽东的“斗”和“改”之间所加的“批”，仍然不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阶段来设想的，而只是把当权派与学术权威区分开来的一种设想。
　　真正把“批”作为一个阶段，是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开始的，其标志是１０月２日《人民日报》提前发表的《红旗》杂志第１３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这篇社论的特别之处，在于强调两条路线斗争，强调“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作能不能把“文化大革命”中斗、批、改三个阶段联系起来的关键。社论说：“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为什么这个时候把“批”单独列出来，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阶段呢？这与当时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这场斗争性质的认定有关。他此时已经认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路线斗争。既然是路线斗争，那么，决定“文化大革命”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在于批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泽东决定，先在中央集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此展开“文化大革命”的“批”这一阶段。１０月９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核心内容是陈伯达代表中央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主题报告。报告中说：“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十六条，纠正了前一阶段的错误路线，即资产阶级的路线。但是，错误的路线，还可以用另外一些形式出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在这个报告中还直接把这个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称之为刘、邓路线，他说：“党内的路线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
　　１０月２５日，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认定刘少奇、邓小平是犯了路线错误。当时，毛泽东是从保护刘少奇、邓小平的角度说这个话的，他说：“无非是犯了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的重点，转向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泽东认为，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批”的阶段。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斗”的阶段的结束。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全国各级党政机关继续受到冲击，而且，在原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基础上，受到冲击的面更大了，受批判的对象，从大学的教师，到中学的教师，甚至小学的教师，批判的内容也失去了控制，甚至穿花衣服、看旧书，都成了受批判的口实。当然，在中央，批判的重点，还是所谓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持续十年的大动乱中，“批”一直持续下来，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则是“改”的任务基本完成的标志。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全国转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阶段。这一阶段同时伴随着“斗”，全国进入了更加动乱的状态。
　　本来，毛泽东是想在１９６７年完成斗、批、改三个阶段，结束“文化大革命”的。这从毛泽东当时所说的搞“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收场的话中可以反映出来，从１９６７年元旦社论中也反映了出来。这篇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所谓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实际上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可以结束了，至少是可以收尾了。
　　但是，形势的发展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１９６７年、１９６８年全国反而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先是发生了上海的一月夺权事件，接着各地又发生了一系列的夺权事件。毛泽东对这种由造反派自下而上的夺权，是持支持态度的，他还曾经设想，通过这种自下而上的夺权来重新组织干部队伍，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这也是他关于“改”的初步打算。这个打算，他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６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有过流露，他把从夺权到“改”这一过程，形容为“打江山”。他说：“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但是，事情并没有按照毛泽东预想的由群众造反，打倒走资派，夺了走资派的权力后，再搞选举，选出优秀人物组成领导班子，重新建立政权结构的路子走，而是很快就出现了各造反派之
　　间的相互斗争，直至发生武斗。在１９６７年初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派系林立、派仗不断、社会秩序失控、许多厂矿停产、流血事情不断发生的“大乱”的严重情况，这使毛泽东不得不放弃他原来的想法，不得不派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对许多地方和要害部门实行军管。
　　但是，军管并没有结束打派仗的局面，反而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军队和一部分造反派之间矛盾的发生（１９６７年的“７·２０事件”就是这种矛盾的突出表现）；以军队干部为核心组成各级领导班子，使权力集中在军代表手里；实行军管的军代表不熟悉业务，不能很好地指挥生产和各项社会工作而带来新的混乱，等等。但此时，毛泽东只有依靠军队来稳定局势了，正如他在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４日同杨成武等人谈话时所说的：“我看解放军垮不了。垮了，还依靠什么？”经过一段时间的军管，以军队代表为核心的各级领导班子组成了，军代表也熟悉了一些地方工作，局势才稍稍平稳了一些。
　　此时，毛泽东开始考虑“改”的问题了。实际上，从上海一月夺权开始，他就考虑了“改”的问题。当时他考虑的重点，是建立“革命委员会”。他是按照“三结合”的思路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所谓“三结合”，就是建立军代表、造反派头头、老干部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毛泽东把建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事情看得很重，既把它看作是稳定局势的关键，又把它看作“改”的一个重要步骤。他通过观察和认真思考，形成了一个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基本想法。１９６８年３月３０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题为《革命委员会好》的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指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在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之下，各地加快了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进程。至１９６８年９月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止，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全面铺开的“改”以及斗批改的最后结局
　　
　　毛泽东认为，各地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他预想的“文化大革命”中“改”的基本任务的完成。但他又认为，“改”还有不少工作，需要继续去做，“改”要全面铺开。毛泽东的这一想法，在１９６９年４月召开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体现了出来。
　　九大政治报告，把突出阶级斗争的“党的基本路线”，作为贯穿整个斗批改全过程的任务。此后，“改”就全面铺开了。工厂、企业打破旧的规章制度，建立所谓的工人民主管理制度（实际上是由造反派操纵的假民主管理）；农村则收回自留地，限制社员的家庭副业生产；学校废除招生考试制度，实行推荐、选拔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旧大学；党政机关实行精简，同时把大批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去劳动。这些“改”法，打乱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行各业建立起来的一整套规章制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改”的过程，伴随着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权力分配中的争夺。这种争夺，在党的九大上就开始了。九大之后，１９７０年８月底９月初又发生了庐山会议上的斗争，随后，在全国展开了批陈（伯达）整风运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又发生了林彪事件。之后，又接连开展了批林批孔、批儒评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等运动。总之，运动一个接一个。在这些运动中，毛泽东非常想通过努力，把社会稳定下来，但他又要维护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种两相矛盾的做法，当然不能真正完成毛泽东所设想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三个阶段的任务。毛泽东就是在这种矛盾状态下，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泽东逝世。当年１０月６日，“四人帮”被粉碎。１９７７年８月，党的十一大正式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从此，斗、批、改也就被封存在历史当中了。